“天下还剩多少好人？”

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同志掰着指头对人一一估摸说：“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百分之五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百分之五加在一起，天下还剩多少好人？

“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

1977年3月底，胡耀邦同志被任命为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对属下回忆了战争年代与刚刚建国之际的人才济济。而后说：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这样的社会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

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限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

“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同志正式到中组部上班，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那时候，不但中组部大门前有许多上访者，就在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胡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人。胡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打破“两个凡是”，召开“疑难案例座谈会”，耀邦与这几位局长谈话后，决定由中组部调查组的中年干部高奇具体操办。高奇面有难色，说：“我资历浅，而座谈会要研究的案例，许多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问题……”

胡耀邦对他说：“你还记得《论语》中的这句话吗？‘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还有，李大钊同志有一句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你这也是见危受命，去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再说，如果以后形势有了‘重大变化’，首先处分我然后再处分你，怎么样？因为是我叫你干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耀邦的这一言一行，都透现出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非凡胆略和勇气，对党对人民的极端负责精神，他应该学习。他霍地立起身，握着耀邦的手：“胡部长！您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见办好这件事！”

“我看游泳时就得时不时地突出鼻子！”

林彪当年摇晃着“小红书”，神乎其神地大喊“突出政治”时，身为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就对一些人曾经说过：“他那种‘突出政治’就真的那么灵？我看游泳时就得时不时地突出鼻子！”后来个人迷信之风刮得遮天蔽日，不分男女老幼都动辄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时，胡耀邦又不止一次地对许多青年人说：“人能活到一万岁吗？这种口号很不科学嘛！”“我们不能提倡盲目地迷信个人。《百家姓》的第一句是‘赵钱孙李’，赵家排在第一位，我们能碰到姓赵的就磕头吗？”

“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

1978年9月，准备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之际，胡耀邦对协助起草讲话稿的同志说：“我们永远记住这八个字——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尤其在有关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是非非上，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更要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那种不讲原则，“你好我也好”的庸俗腐朽气，是同我们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的。

大家之所以同意用“两个不管”（“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都要实事求是）去针对“两个凡是”，我想大概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了。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

 “要进行一次切实的检查”。

1984年2月24日，就干部配备问题，胡耀邦同志给中央书记处习仲勋、胡启立、乔石和中组部宋任穷、陈野苹、李锐写了几句话：“仲勋、启立、乔石并任穷、野苹、李锐同志：这件事值得高度重视。我的意见是要进行一次切实的检查，凡属①科研单位，②大专院校，③医务部门和大医院，④文化部门和大的演出单位，⑤大的文物单位和图书馆，党委书记和行政负责人，即一、二把手，文化程度比较低又不懂知识分子政策的，一律坚决调出来，换上另外的既有文化的，又懂得政策的，年纪较轻的去担任。

这件事要办坚决些，不许拖拖拉拉，能不能在1984年完成，要完成就要看中央和个省市区同志的态度如何，如果坚决，就能办成，就能找到人，如不坚决，就会出现许多托辞而办不成。

“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

1986年4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约请参加上海文艺创作座谈会的部分文艺家谈心之际说：“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的做法不能再搞了。”

“河水东流兮心是思”。

1978年，胡耀邦同志主持中组部工作时，每天处理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33封，主持召开六七次省市疑难案例座谈会。在其主持工作期间，沉冤22年的50多万“右派分子”获得改正——后来，几多老人跪在他的遗像前号啕：“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平反哪！”

平反冤假错案自然不是胡耀邦同志一人之功，但他力挽狂澜而殚精竭虑，却是有目共睹的。

1979年1月至1985年7月，胡耀邦批阅人民来信两千多件。他说：“每个领导干部平均每天要看一两封有典型意义的群众来信，首长的秘书不能借口首长而任意扣押！”

另：在胡耀邦同志逝世时，有媒体的大标题为《11亿中国人为你送行》。据称，这标题来源自河南籍著名诗人苏金伞。他的诗歌《一个最勇敢的人》：“‘十一亿人口日’，压得人难以安静；想不到今天一个人的死，竟使十一亿人痛哭失声。说是悲痛也是愧疚：十一亿人竟不能使他活下来；不能再在会场上看到他，不能再到边远地区询问贫苦群众。一个伟人，不如一个最勇敢的人更使人尊敬：他曾迎着着冷风，推倒营筑多年的围墙，放出被枷带锁住的灵魂。现在人们方始悟到：与其扬手招来百万人欢呼，不如穿上布底鞋，亲切地走入人心。”当时，苏金伞先生已经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