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联俄容共”的危害，并不需要先知先觉

——与李勇前辈商榷，兼论孙文联俄容共的根源

  尊敬的李勇前辈，您好！我因打工归家很晚，回复已迟，周末才得空祥复，见谅！

  针对我前番谈及国民党的错误源头在孙文的联俄容共，您的辩解是：孙中山虽则有错，但人们不应要求孙中山当年先知先觉。

  虽然我理解您作为老国民党人，对于孙文的敬仰之情，但仍想冒昧说一句：当年要认识联俄容共的危害，并不需要“先知先觉”：

  当年除冯玉祥之外，大部分军阀从传统儒家理念出发，均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张作霖、段祺瑞、阎锡山即是典型，吴佩孚、陈炯明等少数人虽一度心动，但很快就拒绝与苏俄合作；

  1922年当孙文立意“联俄容共”的时候，即便在国民党内也是反对者众，张继、邓泽如、冯自由、黄季陆等一大批老同盟会员群起反对，甚至汪精卫和胡汉民一度都不赞成，支持者仅有宋庆龄（孙文夫人）、廖仲恺、何香凝（廖仲恺夫人）寥寥数人...

  这就证明，当年要认识“联俄容共”是祸害，并不需要先知先觉，“十月革命”之后列疯子一伙的大屠杀、大破坏、大内战，早让当时中国的主流政界，认识到布尔什维克是洪水猛兽。

  但是孙文却一意孤行，他仰仗着苏俄的枪杆子和卢布撑腰，打击排斥反对“联俄容共”的国民党人，组建愚忠于自己个人的国民党新梯队，对国民党进行改组，终于把他自己“联俄容共”的个人意志，偷换成了国民党的意志。可以说，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完全是孙文的包办行为；孙文的做法也违背了民主的原则和现代政党的程序，完全是黑社会帮派的做法。

  既然“联俄容共”不仅受到各派军阀的普遍反对，甚至当时受到多数国民党人的反对，足见当年反对联俄容共决不是需要“先知先觉”的凤毛麟角的超前行为；

 因此，今天指责孙文“联俄容共”，决不是“后知后觉”者对孙文的求全责备。

  那么，孙文为何一意孤行地推行“联俄容共”？无非是为了获取苏俄的援助，以实现打倒其他各路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的目的。

  要是孙文所追求的武统，是要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那么这未尝不是好事；然而通过“联俄容共”来武统之路，非但达不到宪政民主的目的，反是一条通往共产极权之路，因为这是一条让共产党借鸡生蛋、借体繁殖——借助国民党影响力全面渗透国民党和中国之路。

  再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苏俄凭什么帮你国民党夺取中国？难道苏俄是慈善机构不成？苏俄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的承诺可信吗？

  但孙文对这些常人都看得到的危险，却毫不在意，他对苏俄的合作态度，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利用，而明显地带有欣赏的色彩，如：

  他首倡“必以俄为师”，并且首次引进了布尔什维克的一整套党国模式，还引进共产党极权的话语体系；值得一提的是：今天中国人熟知的共产党语言，如“同志”、“人民”、“领袖”、“帝国主义”、“反革命”、“反动”、“党国”（中共改为“党和国家”）、“中央”等众多极权用语，不是中共引进的，而是以孙文为首的国民党引进的。

  有人以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依靠苏俄复国为例，来证明孙文“联俄容共”的正当性，这完全是无视条件和具体差异的胡乱类比：

  凯末尔虽则“联俄”，但并没有“容共”，更没有把苏俄的党国模式引入土耳其；在当时英帝国携“一战”战胜之势，企图以扶持希腊入侵的方式，并吞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小亚细亚（土耳其本土）的阴毒企图，凯末尔除了“联俄”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而且凯末尔的“联俄”与孙文的“联俄”完全不同——凯末尔在联俄的同时坚持对土耳其共产党的打压，仅以向苏俄输送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来换取苏俄的援助，这与孙文的“联俄”根本不同：

  孙文的“容共”、乃至引入苏俄全套党国模式的“联俄”，事实上是开启了中国赤化之门，所谓“决不移植共产制度于中国”，完全成为一句空话。

  当然，仅凭“联俄容共”，并不足以证明孙文是在故意祸害中国，我更倾向于认为：孙文心中的魔鬼——强烈的不择手段属性，使他犯下了这一大错；孙文虽然没有列宁的变态心理，却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列宁的五体崇拜，他显然是真切希望自己成为中国国民党的列宁，至于列宁式的疯子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祸害，对孙文来说那是次要的。

  由此可见，孙文，这样一位民主和程序理念淡薄、不择手段色彩强烈、黑社会帮派习气深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走火入魔的人物，被国民党塑造成圣人和“国父”，国民党的源头，能无病乎？

  （秉笔直言，冒犯之处见谅！容再叙）

  祝安！

曾节明敬上

2020.11.1阴寒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