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匈奴人的推演:为什么匈、满灭亡而蒙、突延续至今?
一直以来,由于中共地理伪民族主义“政治正确”,中国的考古学界主流,竭力要实现“汉族东亚土生”、“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源”等政治意图,其中就包括了考证出匈奴是黄种人,以佐证司马迁《史记》中的汉匈同源记述,即《史记.匈奴列传》中的“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中共在考古学大搞地理伪民族主义的目的,无非是炮制领土“古已有之”的统治合法性;但中共的考古学“政治正确”,在证据面前却一再碰钉子,因为被证据证伪,中共所坚持的“匈奴起源于河套”(即汉匈同源)说,早已不为国际考古学界接受,虽则中共国考古学界还在自说自话地坚持流传谬种。 关于匈奴人起源,彻底证伪中共“政治正确”的是DNA鉴定。2001年俄罗斯和蒙古的考古工作队联合对蒙古国呼泥河畔发掘的匈奴贵族墓群,进行了遗骨DNA鉴定,结果发觉其父系的Y染色体都来自同一个远古的印欧人种。 2003年,三名法国学者Christine Keyser Tracqui,Eric Crubezy和Bertrand Ludes对蒙古国北部Egyin Gol峡谷的另一处匈奴墓地的九十多具尸骸进行了DNA测试,测试共分Nuclear DNA细胞核DNA和MitochondrialDNA(mtDNA)线粒体DNA两部分,以确定了匈奴人的人种类型。 结果发现,匈奴父系DNA主要为三个类型,最多的是印欧白种吐火罗人(包括斯基泰人)的R和Q类型,其次是匈牙利和芬兰人种N3类型, 再次是黄种北亚人的C类型(常见于今天的蒙古人),但并不见汉族人(华夏人)的0类型。 此外,德国马普考古研究所也就匈奴人种的课题,独立进行了最为系统的研究,马普研究所测试了跨度达六千年的200多个蒙古草原遗骨样本,于2019年公布了论文。德国学者得出的结果与法国学者基本相同,而且证实了之前一种非主流的说法:匈奴人最早是来自南俄草原的斯基泰人一支,同时也证实了70中共国考古学界中一个备受唾骂和压制的一种边缘化观点: 即匈奴人不是东方土著,而是来自西方的种族。 关于匈奴人的种族,德国马普所还发现,越早的匈奴墓,其父系的R1A类型比例越高,而R1A类型恰是斯基泰人的基因;一直到蒙古崛起前的隋唐时期,蒙古草原上的民族仍是R类型和Q类型(白种人)占多数。这不仅证明了匈奴人来自斯基泰人,也证明了今天蒙古和哈萨克草原上以黄种人为主的种族局面,主要是13世纪蒙古征服和扩张的结果。 法国和德国考古学家的发现,不仅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公元四世纪侵入欧洲的“匈人”,就是公元一世纪被中国东汉王朝赶出西域的匈奴人,也最有力地证实了一个悠久的传说:今天的欧洲的部分匈牙利人,就是古代匈奴人的后裔。 所以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那首歌颂祖先的诗,不仅是浪漫的遐想,而是铁的事实,诗云: “我们那遥远的祖先啊, 你们是怎样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 来到多瑙河畔建立国家的?” 以上的发现,等于彻底证伪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根本颠覆了中共所坚持考古学政治正确。不能不指出的是,司马迁固然文采飞扬、独立不阿,但作为历史学家,他其实是不及格的,因为他的《史记》缺乏足够严谨,除开追根朔源的疏失外,对于华夏的上古史,常有地理时空武断的弊端,比如,多次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武断地判断上古的地名就在今天的中国中原范围内,以致于对后世造成了巨大的误导(如根据司马迁记述,得出周人起源于山西,周人大迁徙是由山西北部迁往陕西岐山的明显荒谬判断)。 匈奴人本部来自高加索矮白种的斯基泰人(与伊朗人近似),这一发现令中国民族主义者们大惊失色、气急败坏,也令中共当局讳莫如深,而其实对于国际考古学界来说,早在意料之中。早在上世纪,就有学派认为匈奴人来自斯基泰人,并举出相同点: 都是游牧民族,都善于制造和使用弓箭; 都有以活人殉葬的习俗; 都有妻死去兄弟妻子的习俗; 都没有文字; 都有以敌人头骨作饮器的可怖习惯; 都有祭祀心爱死者时割伤脸,“让血和泪一起流出”的残酷而古怪的习俗; 都有喝所杀第一个敌人尸体血的残忍习俗... 而对此,之前中共国主流考古学界一直使用怀疑主义手法进行诡辩,坚称这种相同,只是斯基泰人对匈奴人影响的结果。但为什么曾经被匈奴人征服,更加深受匈奴人影响的突厥人和东胡人(蒙古人的前身),没有拿人颅骨作饮器的习俗?也没有割脸出血以哀悼死者的习俗? 而且,匈奴王的称号是“单于”,深受匈奴影响的突厥和东胡首领却称“可汗”;显然,匈奴人与斯基泰人习俗高度相似,是受了斯基泰人影响的说法,是说不通的。 由此就可以合理地演绎历史上匈奴人的来去: 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也就是从古埃及和西亚败逃出来的商人(喜克索人,苏美尔人的一支)从海路登陆山东半岛,并逐渐向西迁徙的那个世纪,在南俄草原游牧的一支斯基泰人,由于遭到西面强大游牧民族的逼迫,仓皇向东迁徙,他们穿过西西伯利亚,窜到叶尼塞河上游,方才安定下来,过着逐水草而居游牧渔猎生活,那时候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的气候比今天温暖;直到一千年后的公元前三世纪,他们乘其他游牧民族的衰落,南下占据了蒙古草原,征服了山戎、猃狁、荤粥等其他华北部族,并乘中国战国时期的内战之机,向南占据了当时森林密布的河套地区(陕西中、北部和内蒙西部),虽则一度被秦帝国逐出河套地区,但他们旋即又利用中国反秦和楚汉相争的大内战,夺回河套,赶走月氏,征服东胡,并侵入中国华北。 对东胡、山戎、猃狁、荤粥等黄种部族的征服,掠夺大量黄种人的女子,使得匈奴人融入了黄种人的血统,部分匈奴人,尤其是下层匈奴人,带有了不同程度的黄种人特征。 随着就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他们遭西汉痛击,元气大伤,并在与西汉的对峙当中,分裂成东匈奴和西匈奴两部,东匈奴在呼韩邪单于带领下投靠汉朝,西匈奴在郅支单于的带领下迁至阿尔泰山以西的中亚地区,继续与汉朝对抗,结果于公元36年被西汉副校尉陈汤率军突袭斩杀,西匈奴余部西逃入七河流域和里海沿岸; 投靠汉朝的呼韩邪统一了东匈奴各部,成了蒙古草原的主人,但好景不长,公元48年,东匈奴再次分裂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东汉,北匈奴西迁阿尔泰山地区,企图扎根并控制丝绸之路,但经东汉军队于公元89年和92年的两次沉重打击,终于立足不住,北匈奴逃入阿尔泰山以西的哈萨克草原,接着又迫于汉军的追击,在呼衍王的率领下窜入七河流域和里海沿岸,与先行抵达的西匈奴余部会合后,于184年,在新单于阿提木的带领下再次向黑海方向西迁,消失在中国史书的记载中。 匈奴人大约在二世纪抵达伏尔加河东岸,终于安顿下来,在气候相对温和和湿润的南俄草原休养生息两百多年后,他们再次强大起来,在比尔巴兰单于的率领下,于350年向西侵入欧洲,征服了东欧、中欧的大片地区,并以匈牙利为中心,兵锋直逼西罗马帝国,西匈奴帝国在阿提拉大单于时期达到了巅峰; 然而,阿提拉新婚之夜被罗马公主毒死后,匈奴帝国统治者因争夺单于之位,迅速陷入分裂,很快在日耳曼各部族的围剿下土崩瓦解,欧洲的匈奴人遭到报复性的大屠杀,少部分融入匈牙利,大部分在阿提拉儿子忽倪的率领下,逃回伏尔加河流域和黑海沿岸的南俄草原,恢复了他们本来的游牧生活。这些匈奴人,后来一部分融入了俄罗斯哥萨克人,一部分演变为南俄的楚瓦什人;当然,也有少量的匈奴人后裔生活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和印度。 匈奴人后裔主要在南俄伏尔加河流域,而不在匈牙利,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俄罗斯人的气质最像匈奴人,尤其是哥萨克,俄罗斯哥萨克勇敢、狡猾、残忍、粗野、奔放而不喜拘束,与匈奴人非常神似。 那么,匈奴人为什么彻底灭亡,而同为游牧民族的突厥人(土耳其人)和蒙古人则能延续至今?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匈奴人始终没有文字,而突厥人和蒙古人都拥有了文字。 一个民族没有文字,其文化就飘忽不定,难以长久传承,且没有文字,既不便同化他族,也容易被他族同化。 突厥(土耳其民族)之所以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就是因为突厥人凭借突厥文字和伊斯兰教,以向被征服民族“征血税”(征收一定数量的异族儿童,进行“土耳其化”洗脑)的手法,对被占领区收获了高效的“土耳其”化效果。 蒙古族能够延续至今,一是它有蒙古文作凝聚纽带(当然北蒙古文字遭俄化,但总比没有好),二是它因为苏俄的赤化,因祸得福,避免中国的兼并,保住了基本盘——北蒙古草原。 蒙古人有蒙古草原基本盘,突厥人有易守难攻的小亚细亚半岛作基本盘,飘忽不定的匈奴人却没有基本盘,这也是匈奴亡而突厥、蒙古存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同样有文字的满洲人也亡了族呢(今天满族人既没有国,也完全丧失了民族特征)? 这是因为当年满洲人吞并了人口是自己百倍的汉族,消化不了而把自己撑死了,就象蟒蛇硬吞大象而被撑死一样。 其实满清入关之初,多尔衮不是没有消灭汉族的“大棋”,这里的消灭,不是肉体的消灭,汉族人口太多,也根本杀不来,且杀光了汉人,满洲人也在中国站不住脚;多尔衮当年的大计划,是要把汉人“满洲化”,“剃发易服”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以满语取代汉语。 怎么取代?当然由官开始。多尔衮早在顺治二年,就以顺治的名义颁布谕旨,要求五品以上的汉族官员都要送子弟到北京接受“王化”。这是什么意思?无非是一是作人质,二是满洲化——学习满语和“满洲礼仪”;但这个志存高远的企图,却因为满语的太过落后,以及满语教师、教材的匮乏,而不了了之,这一项失败就注定了满洲人的亡族——最终丧失自己的语言。 满洲人的亡族,还在于其自以为得计的害人害己: 从康熙开始,满清统治者对东北采取封禁政策,严禁汉人移民,但东北的满洲人却可以自由移民关内;这一项政策,与满清的一族专制、八旗特区政策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清空东北的效应,东北满人大批移民气候温和的关内,反正旗人不用工作,子子孙孙由“国家”(汉族纳税人供养),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汉人因受严限,而不能移居东北,于是造成了东北的迅速空壳化,形成了客观上的彻底去满洲化,于是在东北封禁因满清衰弱松动的时候,东北因汉人涌入而彻底汉化,就不可避免,而关内的满人因长期过着寄生的生活,谋生能力普遍退化,也无力回归了。 这就叫“害人终害己”,人算不如天算。当年元朝因为蒙古高原不适合农业而没有类似限制政策,蒙古人跟忽必烈入塞做官的毕竟是少数,蒙人不耐汉地拘束,大多数仍在草原上放羊木马,还享受着元朝政府的补贴...所以有草原老家可退回;而满人封禁东北,等于是作茧自缚,咎由自取。
曾节明 2021.3.1大风降温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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