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的困境，反映出中药企业的困境

   ——邹节明突然离世，三金何去何从？

  广西首富、民营企业家“西瓜霜大王”邹节明在冬至突然去世了，而在邹节明去世前，三金药业集团已经步入了衰退期：

  自2017年开始，三金的利润逐年下滑，而且降幅不小，根据国内“界面财经号”的报道，三金的利润从2017年的4.64亿元，下滑到2020年的2.77亿元，截止2021年9月30日，归属三金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3亿元，同比下降3.98%...

  表面上看，三金药业利润的下滑，是同行的竞争压力所致：多年来，三金一直遭受“江中药业”和广西同行“金嗓子”药业的激烈竞争，其后同样转攻咽喉中成药的“扬子江药业”强势崛起，全面超越三金药业，成为中成药企业的龙头老大，而“三金”和“金嗓子”退居二、三位。

  而实际上三金之所以被扬子江集团超越，就输在新产品的开发上，九十年代末扬子江集团先后开发出胃苏冲剂、银杏叶片、黄芪精口服液三款拳头产品，而三金药业集团迄今还在吃邹节明的老本——仍靠邹节明七、八十年代发明的三金片和西瓜霜系列中成药勉励维持：

  虽然自九十年代至今，三金集团研发团队推出了两百多种专利新药上市，但均未能引发市场反响，迄今能维持市场的，仍是三金片和西瓜霜系列。

  为什么三金集团迄今搞不出有份量的新产品？与邹节明在人才问题上眼光的局限性不无关系。

  作为亲眼见证桂林中药厂（三金药业集团的前身）腾飞的人，笔者深知邹节明本人虽然精通中医药，但对中医药的独到优势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反而对包括西医在内的西方科学有一种盲从和膜拜的心理，这种心理很可能出自邹节明本人从未出国“镀金”的缺憾——人生缺什么，就对什么想当然。

  如在1983年，邹节明六岁的大儿子邹洵在二号职工楼旁的篮球架下摔断了手腕骨，本来在照片之后，只需要找好的中医医师，打上药膏、捆上夹板，两周就可恢复（笔者本人和笔者大儿子都有骨折后中医治愈的经历），邹节明夫妇却把邹洵送到西医那里，血淋淋地切开手腕，装上钢板再缝合，几星期后再次照片，确定长好后再次血淋淋地切开手腕，取出钢板螺丝后再缝合，给邹洵造成了比看中医大得多的痛苦，而且手腕留下了非常大的疤痕。

  精通中医药的邹节明，对自己的儿子作这样的选择，只能反映出他对中医治疗骨伤的独到优势，缺乏认识，也反映出他对西医之“科学”、“精确”的盲从心理。

  邹节明对中医独到优势认识不深，而对西医科学的盲从，也反映在他对小儿子邹准的培养上：

  他把邹准送到澳大利亚的大学，攻读生物系的硕士，自以为这样可以把他培养成中成药的研发人才，这实属大谬，因为属于经验主义+神秘主义范畴的中医药，与属于实证科学范畴的西医药（以及生物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澳大利亚的生物学硕士课程，只会对邹准今后在中医药领域的研发起到阻碍作用。

  中医药的研发，并不需要西医的科学思维训练，而需要灵感+深厚的中药药典学养（如熟读《本草纲目》），比如邹节明本人和因发明青蒿素中成药，而破天荒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中国获诺贝尔学术奖的第一人）的屠呦呦，都是没受过任何西医药训练、且从未留过学的人，这难道是偶然的么？

  对此，邹节明显然浑然不觉。因此，三金集团一直未能象扬子江药业那样，建立自己的人才培养基地和药材基地。

  当然，把三金集团研发人才的不济，完全归咎于邹节明个人，也是不公正的。除了三金外，扬子江集团、金嗓子、江中集团等中成药企业，无不或轻或重地存在着人才瓶颈——新产品研发乏力的问题。

  而中医药研发人才的匮乏，是整个中国社会大环境造成；具体地说就是中医“科学化”、中医药的教育西医化大趋势：

  从清末开始，中国一直存在一股盲从西医、鼓吹消灭中医的偏激流派，民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余云岫、李敖，但余、李的要求，遭到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双双否决；

  中共夺取政权后，50年代，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党组书记贺诚宣告：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卫生部下令全国中医必须学习西医，否则不准执业；

  毛泽东闻报龙颜大怒，亲令撤销王斌、贺诚职务，并指示：“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王斌、贺诚受到批判。

  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以方舟子、张功耀为代表的一大批片面捧西打中的极端主义分子，利用“改革开放”年代造成浮躁、自轻自贱和盲目崇洋氛围，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发了疯鼓吹消灭中医，对江胡温时期的高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多年间甚嚣尘上；直到习近平上台后，明确否定方舟子、张功耀之流的极端要求，资深文化买办、美国西医药和转基因利益集团的代理方舟子遭到打压，不得不避居美国，中国大陆的“消灭中医”派，方才退潮。

  习近平虽然强硬放话：中国不仅不能取消中医，还必须保护和发展中医，必须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但是习近平不知道如何保护中医，也不清楚中西如何结合，才是正确的结合，而不是西医吞噬中医的“结合”。

  因为“改开”年代形成的片面氛围，现在中国大陆的中医已经完全滑落“科学化”（即西医化）的误区，即以西医的科学标准来指导中医，比如：以麝香酮的含量，来判断麝香药材的优劣，这就是西医的科学标准，但实际上，麝香酮只是作为中药材的麝香中的小部分成份，麝香的药效，得自于麝香酮和麝香中其他成份的共同作用，而麝香中其他不明物质多达两千多种，也就是说，麝香之所以能治病，远不是仅因为麝香酮一种成份，所以，以麝香酮的含量来判断药材的优劣，是完全片面的，这恰恰造成了近年来麝香药材质量的大幅下滑！

  而且，完全以西医的实证科学思维来考量，麝香是“不安全”的，因此不能用于病人，因为你无法证明它是“安全”的——还有两千多种成份不明；而要等到完全搞清楚这两千多种不明成份，及论证出它能治病的生物化学原理来，恐怕需要上百年的时间——病人都死了几代人了！

  这就是西医的愚蠢之处，这也是中医的优势所在。

  此外，现今的中国大陆，中医药的教育也大幅的西医化了：现今的中医药院校，不仅以西医的科学来指导，而且一半甚至2/3的课程是西医课程，造成中医药院校的学生“两头刷”——中医没学到，西医没学好。而太多的无知者还以为是中医低劣，不如西医。

  这样的中医药教育，又怎么能够再培养出邹节明、屠呦呦这样的人才来？

  笔者认为，中医根本不是科学，而是一门经验主义+神秘主义的学问，因此以“科学”来要求中医荒谬透顶；中医虽然不是科学，但它能治病，而且比起西医有着独到的优势。

  西医真正强的地方，是检测的设备，中西医结合的正确方法，是西医的检测设备+中医的治疗和理论，而决不能以西医的科学，来“指导”中医，决不能以训练西医的课程，来训练中医。

  对于这些，邹节明先生显然是缺乏认识的。他因为自己的人生“缺憾”而太崇洋了。风闻邹节明先生因为去香港接种辉瑞疫苗，引发急性心肌炎意外离世，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死前两周，邹节明还在主持董事会，可见其健康状况并不差，而邹节明逝世如此之急骤，甚至没来得及指定接班人，以致于到底是由他长子接班、还是由他次子接班，尚无着落，需要董事会开会议定，这也反映出他的去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甚至出乎他自己的意料。

  如果邹节明真的因为接种辉瑞疫苗离世，也算是一个崇洋的悲剧了。

   当然，未能深刻认识中医药的独到优势，片面崇洋，决非邹节明一个人的局限性，人才的困境，也不是三金一家的困境，而是整个中国中医药企业群体的困境，如何突破这种局限性，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就有待于今后的拨乱反正了。

曾节明 2021.12.29 凌晨雨夹雪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