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的官本位和胡适的洋本位，是祸害中国的两大精神毒瘤

  民国时期的两个学者，孟森和胡适，都在中共国时期分别受到官方和反对派的高度追捧，这一正一反的两种追捧，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对比：

  孟森，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平庸历史学者，接踵鲁迅，死于1937年，但他死后和鲁迅一样倍受中共推捧，在“改开”之后被中共当局捧为最权威的清史专家；

  胡适，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学贯中西的、才华横溢的人文学者，死于1961年，一直以来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反对派的旗帜，是胡平的偶像，是自由派中国公知和异议人士的最高精神导师。

  其实这两人是迄今为止祸害中国的两大精神毒瘤。

  孟森的精神毒瘤，是“官本位”的毒瘤，他的治史方法，就是以官方档案为最权威证据的治史方法：某件事，如果官方档案没有记载，并且民间也没有“充分”的记载，就证明某件事不存在。

  这显然是一种连正常人的思维能力都没有的脑残治史方法，因为使用这种方法的孟某，全然不考虑统治者对官方档案的篡改、销毁，以及文字狱对民间记载的扼杀和扭曲。

  依照孟森脑残思维方式，找不到官方记载的孝庄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篡位、雍正遇刺、嘉庆雷毙、同治梅毒、光绪毒毙等等传闻，都是绝对不存在的！满清果然是“伟光正”。

  这种官本位的脑残治史方法，就是中共特别推崇孟森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治史的方法，对中共自我洗白非常有利，只要篡改历史、销毁档案、钳制言论的功夫到位，就足以自我营造出“伟光正”的形象，因为只要找不到官方的档案和“充足”的民间记载，一切罪行和丑行，都是不存在的嘛！

  因此，这种官本位的脑残治史方法产生的史学，自然是毫无价值的伪学，如奉孟森为最高权威的央视百家讲坛，就是伪学讲坛；以孟森为指导的阎崇年、易中天之流，就是伪学者的典型。

  对于异议人士来说，孟森的荒谬容易明白，而胡适的流毒实难领悟，因为胡适头上有太多金灿灿的西洋光环，留美哲学博士胡适，光是名誉博士头衔，就有36个之多！怎么，美国不是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化身吗？

  孟森以“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对专制政权进行形象化妆式的“考据”，胡适则抱定“中不如西”的先入之见，鼓吹“全盘西化”，1929年率先提出“全盘西化”的胡适，就是中国“全盘西化”派的祖师爷，胡适就是《河殇》的教父。

  1947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胡适又说：“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份。一个文明（指中华文明）容忍象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胡适演讲集》卷六）。

  以上可见胡适对中华文明的全盘否定态度，他所谓的进步，就是要以美国文明（西方文明）来取代中华文明，这无疑是文化灭绝主义的态度。

  且不说胡适以当时美国在物质成就和制度上对中国的暂时领先，来全否汉文明，逻辑上相当的荒谬（汉唐宋时期中国的制度和物质成就，也曾领先于欧洲），胡适指控中华文明容忍妇女缠足陋习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也是有违事实的：

  苏东坡和好些文人都对缠足陋习进行过批判，太平天国和康有为一伙更是实施了反缠足的社会实践。

  而对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妇女同样惨无人道的“束腰”（追求杨柳细腰）陋习，胡适则选择性失明，这显然是双重标准。

  其实这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的优点，也有自身的劣根性，盎格鲁撒克逊当然不会例外，区别只在于优点和劣根性的相对多寡，象胡适、鲁迅之流那样用显微镜去观察汉族的劣根性，同时却对他族——尤其是西方民族的劣根性茫然无察，或者选择性失明，以这种双重标准，必然会沦为逆向种族主义的洋奴和“支黑”类。

   胡适的“洋本位”，就是全盘否定中华文明，盲目膜拜西方的洋奴本位。

 以这种“洋本位”做学问、思考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必然会蛮横无视中国社会自身的特点，而生搬硬套杜威试验主义等西方的一家之哲学；胡适创立的“新红学”，就是这种生搬硬套的典型：

  胡适从“洋本位”出发，全然无视满清文字狱的严酷环境中，《红楼梦》作者对自己身份的讳莫如深，而大量地使用隐语的特点，全盘否定以蔡元培、陈寅恪为代表的诗证方法和字谜寓意（旧红学派），舍易就难地用西方的考据方法，去直接考证“曹雪芹”其人，而完全不考虑“曹雪芹”只是一个笔名的可能性。

  胡适仅凭乾隆时期文人袁枚的《随园诗话》卷十六中“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的孤证，就认定：《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是江宁织造曹寅的儿子。

  但袁枚并非曹家的朋友，袁枚如何能确证“曹雪芹”就是曹寅之子？为什么除袁枚外，清初没有其他人有这种说法？

  胡适的这种考证，连他的学生顾颉刚（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都质疑，顾颉刚写信告诉胡适：《八旗氏族通谱》中关于曹寅家族的记载，曹寅的子孙，无论名、字、号，都没有一个叫“雪芹”的人。

  胡适览信后急忙改弦易辙，把“曹雪芹”由曹寅的儿子，改成曹寅的孙子。至于曹寅的孙辈中为什么也没有一个叫“雪芹”、或字“雪芹”、或号“雪芹”的人？胡适就开始闪烁其词，硬说顾颉刚看到的这本《八旗氏族通谱》记载有误，自己曾看到另一本《八旗氏族通谱》，上面记载“曹雪芹”就是曹寅孙子，这一本才是真本。但是，这本所谓记载“曹雪芹”就是曹寅孙子的“真本”，胡适至死都拿不出来。显然，胡适有重大的学术造假嫌疑。

  而对于曹寅子、孙并无创作红楼梦的条件的种种情况，胡适统统选择性失明：

  众所周知，《红楼梦》艺术成就空前绝后，作者既然有如此高超的艺术造诣，不可能没有创作别的文学左品，但曹寅及其子、孙并无高水平的作品留存于世；

  《红楼梦》一书中有大量的江苏如皋方言，口操京腔、居住于南京“满城”当中的曹寅家族是怎么精通这种苏南方言的？更何况曹寅的子孙后迁居到了北京；

  《红楼梦》细致入微的描写，反映出作者对晚明时期苏南的习俗、美食、服饰见微知著，浸染深深，如果不是晚明时期的过来人，很难有如此细致的描写，那么并无晚明经历，完全生长于康熙、乾隆年间的满清汉军旗人曹寅家族，何以能写出如此细致的晚明风物？

  再则，满清文字狱暴政长达150年，但在乾隆死后大幅退潮，为什么满清文字狱退潮之后，曹寅家族后人也从来没有曹寅子、孙创作《红楼梦》的说法？

  。。。。。。

  对于这些疑点，胡适一概回避，只是专注于在曹寅家族的庭院内发掘“曹雪芹”的证据，但近百年过去，胡适开创的“新红学”派却在曹家的大院内找不到能够证明“曹雪芹”就是曹寅子、孙的任何证据，一筹莫展，恰成对比的是，在胡适生前极力反对的“旧红学”派的不懈努力下，晚明四大才子、江苏如皋人冒辟疆创作《红楼梦》的证据，却一点点地浮出水面，以致于另一位“新红学派”的元老俞平伯，晚年哀叹：“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了！”

  胡适抱着“洋本位”的态度，生搬硬套西方人的考据方法，无视中国社会中不同于西方的一切特殊性，自然把他自己创立的“新红学”带入了死胡同。

  为了自圆其说、更为了面子，孟森对不利于己的证据选择性失明，胡适则涉嫌学术作假，他们都走到了客观公正的对立面。胡适一贯鼓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自己做的却是“大胆假设，偏见求证”，甚至作假求证。

  随着中共和满清专制罪恶的不断暴露，孟森的“官本位”日益臭名昭著，但是胡适的“洋本位”仍有很大的市场和迷惑性，如果中国的政治精英人士继续看不到胡适“洋本位”的危害，中国的去共转型，将如胡适的“新红学”一样，被带进死水沟里。

曾节明 2023.3.8 覆雪清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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