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很多年前寫過一篇文章叫現在我們怎麼做父親。在那個時代魯迅們有魯迅的困惑。我們也有自己的困惑。我自己不知道怎麼該向自己的孩子解釋很多事情。比如在我們生活的澳洲，財政部長是一個亞裔女人Penny Wong，這個沒有問題，她是一個公開的同性戀,好像現在也沒有問題，但是Penny Wong的partner已經懷孕了，據說澳洲的女總理還向她道喜。這個狗日的世界讓我很困惑，我怎麼該向我的孩子們解釋這個國家發生的事情，因為我自己很困惑。過去的教育讓我很崩潰，也很恐懼。

在說說國內的王濛。我很喜歡中國，親戚朋友其樂融融。但我回國又很沮喪，我覺得街上的很多人都很粗野，開車的時候，買東西的時候，進電梯的時候。按下不表。最近所謂的中國短道速滑隊打架的事情也讓我對中國社會的黑社會化有了一點的思考。一個女運動員因為和自己的領隊或者領導吵架，然後就打砸酒店的物品，把自己的手弄傷，還把小隊員叫起來罰站，然後被暫時開除，然後又被上級管理機關定性為回歸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這種人不是女流氓人是什麼？充其量也就是一個冠軍女流氓，奧運冠軍女流氓，就像名妓也是妓，奧冠女流氓也是流氓。

我覺得奇怪的是，國內很多人都對這個女人的暫時被開除出國家隊抱有同情，說冠軍都是“有個性的人”。其實中國的很多老百姓和體育管理機構的人都信奉這樣的道理了：奧運冠軍雖然是流氓但畢竟是冠軍，那麼中國人有沒有想過國家花那麼多錢培養成的冠軍註定要成流氓或者培養流氓成了冠軍，可以爭獎金，評政績，但是中國的當權者可不可以這樣反思一下，這樣的流氓披上五星的紅旗在世界上招搖到底是國家的幸還是不幸呢？其實按照這個邏輯，地方政府能僱傭“能人”解決拆遷問題，招收賴昌星解決成品油問題，重用一個狗販子靠中華鱉精屢破女子長跑世界紀錄，這就是中國社會積重難返的黑社會化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