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很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现在我们怎么做父亲。在那个时代鲁迅们有鲁迅的困惑。我们也有自己的困惑。我自己不知道怎么该向自己的孩子解释很多事情。比如在我们生活的澳洲，财政部长是一个亚裔女人Penny Wong，这个没有问题，她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好像现在也没有问题，但是Penny Wong的partner已经怀孕了，据说澳洲的女总理还向她道喜。这个狗日的世界让我很困惑，我怎么该向我的孩子们解释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很困惑。过去的教育让我很崩溃，也很恐惧。

在说说国内的王濛。我很喜欢中国，亲戚朋友其乐融融。但我回国又很沮丧，我觉得街上的很多人都很粗野，开车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进电梯的时候。按下不表。最近所谓的中国短道速滑队打架的事情也让我对中国社会的黑社会化有了一点的思考。一个女运动员因为和自己的领队或者领导吵架，然后就打砸酒店的物品，把自己的手弄伤，还把小队员叫起来罚站，然后被暂时开除，然后又被上级管理机关定性为回归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种人不是女流氓人是什么？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冠军女流氓，奥运冠军女流氓，就像名妓也是妓，奥冠女流氓也是流氓。

我觉得奇怪的是，国内很多人都对这个女人的暂时被开除出国家队抱有同情，说冠军都是“有个性的人”。其实中国的很多老百姓和体育管理机构的人都信奉这样的道理了：奥运冠军虽然是流氓但毕竟是冠军，那么中国人有没有想过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成的冠军注定要成流氓或者培养流氓成了冠军，可以争奖金，评政绩，但是中国的当权者可不可以这样反思一下，这样的流氓披上五星的红旗在世界上招摇到底是国家的幸还是不幸呢？其实按照这个逻辑，地方政府能雇佣“能人”解决拆迁问题，招收赖昌星解决成品油问题，重用一个狗贩子靠中华鳖精屡破女子长跑世界纪录，这就是中国社会积重难返的黑社会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