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回眸—从五四到六四

　　作者：吴鑫岩

　　今年有些不同寻常：100年前爆发了五四运动，70年前新中国成立，30年前发生了六四事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见之变局。在历史上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华民族也经常会遭到北方游牧或游猎民族的入侵，但是，这些入侵的“蛮族”没有取代儒家文化的能力。因此，尽管这些游牧或游猎民族可以用武力夺取政权，但最终不是被驱逐就是被同化。然而，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中国的国门时，我们所面临的是更加先进的工业文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出路只有“被同化”才能自强，然而这个过程却是相当痛苦的。在以往的三千年中，华夏民族一向以优秀文化自居，认为历史的趋势就是“以夏变夷”。然而，在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面前，我们只能屈辱地接受“以夷变夏”，至今很多人仍旧觉得难以接受。

　　“洋务运动”是对西方列强冲击的一个折中的反应：尽管我们承认在器物的层次上西方的工业文明比我们先进，但是在形而上的文化层次上我们依旧认为自己的文化更优秀。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暴露了清政府的另一个弱点，那就是国家政治体制的落后。其实，北洋水师在海战中失利并没有对清政府造成直接威胁；然而，日军登陆以后竟然能够势如破竹般地攻城掠地才是心腹之患。在镇压太平天国（1851-1864）的多年内战中，中国的陆军在装备上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所以左宗棠才能够轻而易举地收复新疆（1876-1877）。如果清政府能够有效地调集倾国之兵来抵抗侵略，日军的入侵绝对是必败无疑。日本顶多也就是强占琉球和台湾，而清政府根本就不至于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然而，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政府的正规军就已经没有能力对其进行镇压。因此，只好给曾国藩等人一些优惠政策，通过办团练组建地方武装来与太平军对垒。最终打败太平天国的是湘军和淮军这种地方武装，那时曾国藩完全有实力脱离清政府，从而在南方自立为王来实行武装割据。因此，在甲午战争期间很多南方各省的军民实际上在作壁上观，有些地方政府甚至试图与日本单独议和。此外，大清的子民也没有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意识，因为“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这与日本全体国民倾全力投入战争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有人戏称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个人与日本国的争斗，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痛定思痛，光绪皇帝下定决心仿照日本的明治维新来推行君主立宪制。然而，戊戌变法的失败是有其必然的因素的。首先，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只是一介书生，他根本就没有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学识，同时也缺乏平衡各方利益并且分阶段逐步进行实施的政治智慧。他仅仅是照猫画虎地想模仿日本，其变法主张可以简化为“全盘日化”，并且试图用激进的手段一蹴而就地完成。其次，满清王朝是外族统治，统治阶级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重合。因此，变法的宗旨被认为是“保中华不保大清”。然而，日本则没有这样的民族矛盾，而且大部分变法的领军人物都有在西方社会学习和考察的经历。因此，日本的明治维新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而清政府的戊戌变法则是昙花一现。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孙中山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成立了以“振兴中华”为宗旨的“兴中会”，并且以美国为榜样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一般来说，在国难面前社会上往往会同时出现各种不同的主张。戊戌变法的失败使那些对清政府还寄予希望的人彻底绝望了，因此仁人志士都普遍认为只有推翻清政府中国才有前途。自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开始，兴中会实施了一系列武装起义，试图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以兴中会和华兴会等组织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革命党：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从1906至1911年，同盟会在华南各地组织多次武装起义。在此期间，孙中山为起义制定了战略方针，并在海外为起义筹募活动经费。

　　尽管同盟会的武装起义并没有给清政府带来直接威胁，但是民主共和的愿景却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当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发生以后，袁世凯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里应外合，借机让手下人向清政府不断施压，从而最终迫使隆裕皇太后在1912年2月12日颁布了退位诏书，并把国家的政权移交给了袁世凯。第二天，袁世凯就通电全国表示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位于南京的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在2月14日获得批准。2月15日，参议院正式推选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尽管这次和平的政权交接是十分值得称道的，但是“全盘美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却遇到了很大问题，出现了“民主无主，共和不和”的乱象。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就说：他在清末陆军小学时，朝野上下一片朝气；辛亥以后，则朝气全无，全国上下但觉腐烂败坏。“民国不如大清”是当时很多人的印象。在1915年夏天，“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的言论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共和政体的国家寥寥无几，而大部分世界列强还都采用君主立宪制。在1915年12月11日由全国选出的1993人的国民代表在上午9时就国体变更问题进行了投票，结果全票通过了君主立宪制的动议。第二天，袁世凯宣布1916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称帝。此举引发了全国的抗议浪潮，曾经表面上极力支持袁世凯称帝的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在整个洪宪帝国的83天里，袁世凯每天都被各种坏消息所烦恼，各省不断地敦促其撤销帝制，并且以宣布独立来威胁。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正式撤销帝制，他的生命也在6月6日走向了终点。

　　民国初年的混乱局面让知识分子相当困惑：实行共和制的美国蒸蒸日上，而实行共和制的中国却乱象纷呈。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失败了，政治体制改革也失败了，人们开始把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儒家文化。因此，当时出现了所谓的“新文化运动”，有人甚至主张废除汉字，其激进的程度甚至超越了文革时期。1919年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挫败引发了国人的愤怒，在五月四日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抗议浪潮。五四运动可以看作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高峰，人们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且主张引进民主和科学的思想观念（德先生和赛先生）。

　　中国向何处去？就像甲午战争失败时那样，此时又出现了两种观点：其一是国民党主张的民主共和道路，其二是共产党主张的社会主义道路。北伐胜利以后，国共两党就分道扬镳了。日本的入侵给弱小的共产党带来了生存的机遇，最终国民党在内战中败北，退守到台湾。1949年中国大陆迎来了又一次天翻地覆的政治体制改革：全盘苏化。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十年，中国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阵营国家的大力援助，初步建立起了工业体系。随着中苏的决裂，中国开始进入了“运动期”：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接踵而至。到了毛泽东在1976年逝世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复出以后，为了拨乱反正而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最终达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识。华国锋由于主张“两个凡是”而被中共元老们边缘化，邓小平逐渐掌控了政局，并且在1978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方针。然而，由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过渡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采用了一种折中方案：物价双轨制。结果，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利用职权和关系大发横财，当时这些人被称为“官倒”。在八十年代末，中央决定废除双轨制而进行所谓的“物价闯关”，结果引发了通货膨胀，全国又出现了抢购风潮。在经济改革举步维艰的时候，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在中央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以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激进改革派主张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并举，而以邓小平为首的保守改革派则主张先经济体制改革然后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1989年初中央内部的矛盾变得白热化，知识分子阶层普遍支持激进改革派的主张，青年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推行民主化改革。在6月4日凌晨邓小平派军队进入北京夺取政权，并且血腥地镇压了阻拦军车入城的学生和北京市民。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从此搁浅，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在短期停顿后继续深入发展。

　　在中国近代史的课本中经常提到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与东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人们有时也苛求当时的精英阶层所主张的“全盘日化”、“全盘美化”和“全盘苏化”。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时期，深刻地体会到在信息十分闭塞的社会状态下人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层次是多么的幼稚。当国门初开时，人们看到了中国与发达国际之间的巨大差距，理所当然地希望照搬外国的政治体制。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世界列强，则会发现大多数都有制度创新。

　　当欧洲大陆还处在封建君主制时，英国率先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德国在统一以后俾斯麦实行了权威民主制，集中国力发展工业和扩充军备。美国建国以后率先实行了无君共和制，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做了明确的权利分割。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也没有完全照搬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而是加强了天皇的权威来增加国民的凝聚力。前苏联率先进行了社会主义实验，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如今，中国也到了独创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体制的时候了，精英阶层对世界毕竟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冷战刚结束的时候，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然而，世界格局在随后四分之一世纪中的发展让他改变了观点。在2014年9月，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二卷《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在这本新著中，福山把强有力的政府、法治以及民主问责制看作是维系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最基本要素。本人认为，“君组立宪制”是当今中国政治体制的最佳选择，它完全满足福山所提出的三要素，并且可以从现有的政治体制平稳地进行过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本人的拙作“黄土蓝图-宪政篇”。

　　一个国家与人体也有类似之处：首先人要有健全的理智和坚强的意志，不能成为身体欲望的奴隶，如今很多西方民主国家就被民粹主义所绑架。因此，国家需要一个稳定的领导阶层，用来掌管军队、情报和外交系统。但是，这个强有力的领导阶层又不能过度地干预国内的经济活动和解决社会纠纷，就像人们没有能力来操控自己的消化过程和免疫系统一样。因此，法治体系的建立是解决国内问题的核心，领导阶层可以立法却不能执法，否则不仅会导致腐败也会失信于民。从某种角度来看，法治的宗旨可以用“囚徒困境”来解释：从社会的层面来看，人们遵守共同的法则是最优化的状态；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违法的结果似乎更有利。因此，法治的原则必须建立在民主之上，否则民粹主义会对其造成冲击。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法律也要进行不断的修正，因此也需要民意的反馈。此外，由于地区的差异，国家层面的立法也不能太细。第三个要素就是民选的政府，其职权既受法律的约束也受民众的监督。只有当选举产生的政府没有权利损害民众利益的时候，人们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任何选举结果。所以，在法治健全的国家不会因选举而导致社会动荡，而在那些缺乏法治的国家每届大选都是一场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