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到六四，不是一个月，也不是七十年，但距离七四还很遥远 作者：Swissky
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了，六四天安门屠城也三十周年了。 一，五四及新文化运动 一百年前，为了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出卖战胜国的中国利益，北平学生走上街头，组织抗议活动。在找洋人外交机构评理不果之后，改变策略，顺带烧了北洋官员的住宅。最后，对于学生而显得弱势的北洋政府，以相关官员免职、辞职谢罪，而平息这场运动。五四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生大规模、有组织地走上街头的运动，并引起轰动，波及全国范围。毕竟那时的中国，废除科举，西式学校也开办不久。 伴随着五四运动，对中华儒佛道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被正史解释为开启了新文化运动。其实这个界定并不太准确的，以提倡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比五四运动还要早一段时间。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起源于西方传教士的和合本《圣经》翻译。为了广泛地传播基督教福音，西方传教确立了采用白话文来翻译《圣经》，以便普罗大众容易接受基督福音，这个才应该算是真正的新文化运动起始。而这一系列新文化运动，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华夏，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标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二， 近代中国在西洋文明冲击时的社会转型努力 就文明的大体结构而言，可以分成这样的三个层次：最外层的物质文明，物质之后的层面是体制、制度文明，而最核心层是支配这一切的深层文化心理、宗教情结的精神文明。当两个文明相互碰撞、冲击，在接受异己文明的时候，显而易见，最外层的物质文明是最容易被接受，也最易融合和突破的。越往深层，对异己文明越发排斥，接受异己文明和不同文明融合，也越发困难。 在五四之前之一个甲子，爆发了亚罗战争（即国内通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实战争的起因完全与鸦片贸易无关），让大清帝国见识了西洋的船坚炮利。虽然此前二十年的通商战争（即国人通称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是与鸦片贸易无关的战争），只是“暂行赏借”了香港，显然没有触动要害，大清已经忘记了疼痛。而亚罗战争，为了报复清廷公然违反国际法，劫持并撕票享受外交豁免权的英国使团，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在大清海淀子民和英法联军共同努力下，灰飞烟灭，咸丰帝在外逃的路上绝气身亡。京城短暂丢失、皇家度假别墅被毁，大清才感到切肤之痛。年轻守寡的慈禧立刻兴办洋务，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地探索以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大清特色的强国复兴之路。在洪匪长毛和捻匪被曾国藩、李鸿章师徒剿灭之后，大清帝国享受了三十多年的、既无内忧，也无外患的和平高速发展环境。即便后来的外患，也是大清帝国及其子民自身作恶作怪为之；总之，落后不会挨打，但犯闲一定讨揍；比如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远比大清落后，但从来没有被打。经过一代人努力的“同光中兴”，进入了“厉害了，我的蝈”之大清新时代。 到此为止，如果不是甲午海战，败北于一贯师从天朝的东瀛小学生，这个对于最外层面的西洋物质文明接受和融合，近乎功德圆满。 然而，“甲午海战”宣告了物器层面、以经济改革为主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体制层面的改革和社会转型，自然而然地提到议事日程。这之后，急功近利的戊戌维新以失败告终，而极度抵制西洋文明的庚子拳变，引发八国联军进军北京，解救外国使馆和侨民，并恢复被拳匪毁坏的京畿秩序。清廷在次年的辛丑赔款之后，加大步伐，做出了远比戊戌维新还要激进的体制改革举措。为君主立宪筹备，以及类似西方议会的各省咨议局纷纷成立。然而，革命党人，再也等不及了，爆发了辛亥革命。袁世凯逼劝清廷退位，宣布共和，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制的国家。从某种意义来说，对于西洋文明冲击而带来的社会转型，此时，已经进入到了文明融合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体制和制度的层面。 虽然民国立国之初，本想师法英美宪政。孙文的忽悠并想夺权，国会不能正常运作而导致的袁世凯短暂称帝。势弱的北洋政府和强悍的南方革命党之间，党阀争异不断，使得宪政进展步履维艰。对于这些困惑，促使智识阶层进而对传统深层文化反思，在五四运动的推波助澜之下，采取价值逆反的做法，否定传统孔学儒家文化，试图向文明最深层冲刺。并且智识阶层也意识到，社会的转型和改良，并非物器、体制的问题，而是应该对深层文化的反思，从而进入文明的核心价值和观念层次。 三，五四后之歧途 虽然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引入了“民主”和“科学”。德赛二生，只是西洋深层文化的外化表象形式；而不见这背后支撑的，西方国家在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新教灵魂。与此同时，跪乞苏俄卢布的李大钊、孙文之流，党指挥枪，将国家引入歧途。宪政建设被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党阀之争，武装夺权。被土共顶礼膜拜的蟆劣邪教，本来就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消化不良的排泄物，土共却如获至宝，津津乐道地吸允这泡大便。 在五四运动三十年后，土共终于夺权。不但打断了中华文明，也中断了社会转型的良性发展过程。毛太祖治下的红朝前三十年，尤其是亘古未有的文革，将中国带入万复不劫的深渊，也是古今中外最黑暗年代。姑且不说，邪灵附身，中华道统被破坏殆尽，民生急剧下降；就凭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总和，生灵涂炭，可见蟆劣邪教其荼毒之深之广之恶。 四，新洋务运动及天安门大屠杀 当毛太祖驾崩之时，红朝国民经济已临彻底崩溃边缘。邓小平出山，重开新洋务运动，从物质层面再行改革开放。此时整个中华，不论经济民生、政治制度还是文化形态，又回到了咸丰驾崩、慈禧洋务运动之物器层面的原点。更有甚者，不但经济民生水平远不如慈禧时代；而且在被苏俄杂毛文化殖民几十年后，国民心态扭曲，中西优秀传统和先进文明，遗失殆尽。 改革开放刚过十年，经济改革使得民生迅速提升。由于体制层面变革滞后，对于高速经济增长，显得捉襟见肘。八九民运，起源于学生自发的、对于官员阶层的反腐败诉求；也符合智识和精英决策阶层，对体制改革尝试之设想。本来可以以此为契机，推动文明融合和社会转型，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层次。即便这样体制改革能顺利进行，充其量也就是开始碰及、清末民初已经践行的体制层面的社会转型之皮毛而已。更何况，在天安门广场，浸透学生和市民鲜血的坦克履带，碾碎了这一切。 其实，对于掌权执政以来，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的土共来说，六四屠城所杀戮的这些和平请愿的学生，只能算是小菜一碟。所不同于以前的屠杀和迫害，六四坦克屠城，是在媒体开放的光天化日之下、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犯下的令全球瞠目结舌的暴行。同时，也让全世界看清了共党本质，从而促使东欧共产政权的连锁而迅速垮台。这是为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血性方刚的中国学生流出的鲜血、献出的生命。 五，文明融合、再造之路 红朝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虽然经济民生突飞猛进，但其经济、体制和深层文化的改良变革成就，至今还没有能够超越慈禧的“同光中兴”。 不论是清末民初的宪政建设尝试，还是现在红朝四十年来的新洋务运动，只要是社会心智处于正常状态的发展阶段，都试图在各个领域以美国为师，寻求社会变革、转型、升级之道。 年历计时，从五四到六四，整整一个月，再往后一个月，就是七月四日的美国独立日。美国的独立，并非单纯的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国宗主国。而是自四百年前的“五月花”号搭载着英国清教徒，签署的《五月花号公约》开始；以《圣经》的原则，试图在地上建立“山巅之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和过程。七四的美国《独立宣言》，开明宗义地宣称“人人受造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人有追求生命、追求自由、追求幸福（或者私产不可侵犯）之权利。这个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的宪政价值观，皆源于宗教改革后的加尔文教义，以及英国清教徒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政治哲学设计。美国七四的独立，继承了深受加尔文教义影响的荷兰、英国的新教改革伦理和现代宪政传统，是一次社会改良和再造过程。 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的外来文明冲击和五胡乱华，给天朝帝国带来的动荡。而那个时候的外来文明冲击，只是成就后来的宋明理学，融合儒佛道，将儒家理论推向高峰；但没有触及社会根本，也不能带来社会转型和变革。而自中英“通商战争”以来的中西文明冲突，而是从物器经济、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深层文化的全方位冲击和接触。但西洋主流文明，尤其是英美文明，万变不离其宗，皆为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文明。如何全方位地融合基督教支撑的西洋文明，完成社会良性平稳转型，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融合过程。就目前中国社会状态来说，姑且不论深层文化和群体宗教情结，即便社会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何况对于深层文化的认知和接受。 总之，作为中西文明融合和社会转型的历史事件来说，从五四到六四，不只是一个月的时差，也不只是七十年的年轮，但离七四还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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