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因为奶奶住在广州，所以被父母送到广州度过了童年。奶奶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户人家的小姐，段文识字，擅长女红。她裹过脚，走路很慢，但是不失端庄。我记事的时候，她已经很老了，老得不能绣花，不能做饭，走路都有困难了，但是仍然不失小姐的风范。奶奶的房间里有她年轻时候绣过的红盖头，偷偷看过，那精致的绣工和鲜艳大胆的色彩搭配，觉得至今无人能及。这块红盖头影响了我一生对美的认识。

  奶奶很老了，她没有力气来管教我，所以尽管生活在旧式的奶奶身边，我还是成长为一个上房揭瓦的假小子。我们住在《黄金时代》杂志社隔壁的单元楼里，常常和楼里的孩子们一起翻过矮墙，去杂志社捣乱。奶奶不生气，她总是很宽容地笑，警告我下次不可再犯，仅此而已，所以在那些孩子们中间，我捣乱的胆子总比他们大。

  这样无忧无虑尽情玩耍的童年里，也有过安静的时刻，那就是每日的午后和黄昏。奶奶家对面住着一对大学教授夫妇，他们家里有两个男孩，小的那个和我年纪相仿，也是一个每日灰头土脸的捣乱大王。大的那个比我大10岁左右，好像刚刚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南方一所大学，没有去北方，据说是因为他的父母担心北京没有米饭吃。这个15岁就考上大学的男孩子，被他的家人称为“少爷”，因为他除了读书什么事情都不会做，所有的事情都是父母安排好的，他一直按照父母计划好的人生路线去努力，一个乖乖听话的小少爷。

  少爷是一个长得很漂亮，内向，沉默的男孩子，说话声音很小，内容简洁。永远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蓝色的裤子，那个年代标准的学生装。每日的午后，大家都在睡午觉的时候，他总是在阳台上看书，除了偶尔投过云彩的阴影和知了的叫声，风都不动。他就是在这样安静的午后，一个人静静地看书。这样的时候，我就站到自家的阳台上，注视着他看书。他看书的速度很快，但是人却可以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看一两个小时。

  每日的黄昏，少爷会到院子里一个僻静角落的杨桃树下拉小提琴。不知道为什么，那棵杨桃树上的杨桃从来没有长大过，永远是小小的，像海豚的牙齿。许多年以后，导师从索罗门群岛回来的时候，带给我一串用海豚牙齿做的项链，那一刻，便想到这棵杨桃树和树上永远也长不大的小杨桃。少爷学习拉小提琴完全是父母安排的，所以琴声普普通通，但是在我听来，那个时候，少爷的琴声很忧伤。橘黄的夕阳照在少爷的身上，坐在他身边听他拉琴的我，觉得这个少年大学生，没有一点朝气，笼罩在他身上的是孤独和悲伤的气息。

  尽管每日的午后和黄昏，都会近距离地注视他，或者跟随他，但是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毕竟一个即将上大学的男孩子和一个还未上小学的女孩子之间的差距和代沟是巨大的。尽管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和那些孩子们一起玩耍捣乱，但是最快乐的还是午后不被人注意地站在阳台上注视他看书的时光，那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光，好像心里有一个不被人知晓的天大的秘密，神秘而兴奋。因此，黄昏的时候，听他拉琴，特别不希望别的孩子也去，好在谁也不感兴趣听那些忧郁的曲调，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坐在杨桃树下的石礅上陪着他，他也坚持旁若无人地拉琴，一如既往地无视我的存在。

  秋天来了，他要去大学上学了，而我也被父母接回故乡，开始上小学。异乡的童年就这样忙碌且充实地度过。小学里，和一大帮新的同学朋友开始新一轮的学习和玩耍。杨桃树下那个橘黄色孤独的背影偶尔会出现，但是日渐模糊，直到无法忆起。

  再次看到少爷是几年以后，他大学毕业的那个暑假，为了把行李放到家中，他回到广州，我也正好在奶奶家消夏。那个漂亮的男孩已经长成一个英俊的小伙子，还是白色的衬衫蓝色的裤子，还是在午后看书，只是不再拉小提琴了。听说他正准备考托福去美国留学，那个时候，美国对于我而言，遥远地比太空还不可及，因为至少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而我却看不到美国的影子。觉得他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以后可能再也不能够见到，心里有些难过。在离开广州的前夕，鼓足勇气，问他要一张照片，他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因为我实在和他没有任何连接点。那个时候，毕业生都会准备许多一寸的黑白照片，用来送给同学留作纪念或者贴在毕业证上等等用途，他可能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妥，最后还是给了我一张。数日后，我回到故乡，再也没有见到少爷。那张一寸的黑白照片一直夹在我的日记本里，后来夹到护照里陪伴我出国留学。时至今日，20多年过去了，那张照片还很新，只是照片里的人，容颜已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