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是群野獸 2

　　仔細看看他們的面孔吧，要知道他們今天仍然在我們當中走動，可能和我們同乘一列火車（當然不會次於有包房的車廂），同乘一架飛機。他們的翻領扣孔里掛着一個不知道表彰什麼的獎章，而肩章誠然已經不是天藍色的了（他們不好意思），但滾邊是藍色的，甚至還可能是紅色的，或是深紅的。變成橡木一樣堅硬的殘忍性深深地刻在他們的臉上。他們永遠顯出陰鬱不滿的表情。他們的生活似乎是諸事順利，可是卻有這種不滿的表情。是他們覺得自己正在錯過什麼更好的機會嗎？還是上帝一定要在惡棍的臉上做出他們全部惡行的標記？在沃洛格達、阿爾漢格爾斯克、烏拉爾的列車的頭等車廂里，這一類軍人在乘客中占的百分比很高。破舊的勞改營了

望塔在窗外閃過。“是你們的家當？”坐在旁邊的旅客問。軍人滿意地，甚至驕傲地點頭說道：“我們的。”“您是往那兒去嗎？”“不錯。”“夫人也在那兒工作？”“她拿九十盧布。我拿兩百五十（少校）。兩個孩子。不寬裕。”比方說這一位，甚至帶着城裡人的作風，

是一個很令人愉快的火車上的交談者。車外閃過了集體農莊的田野，他講解說：“農村情況有很大的好轉。他們現在想播種什麼就播種什麼。”（社會主義！可是當人類從洞穴里第一次爬出來，在森林中燒出的空地上播種的時候——不是“想種什麼”就種什麼嗎？

……）

　　一九六二年我第一次以自由人的身份乘火車穿過西伯利亞。難道非如此不可嗎！——和我同包房的竟是一個年輕的內務部人員。

他剛從塔夫達內務部學校畢業，現在到伊爾庫茨克勞改營管理局去報到。我假裝成一個抱同情態度的傻瓜，於是他就對我講了他們在當代的勞改營里實習的情況。這些犯人是如何的蠻不講理、麻木不仁和沒有改好的希望。那種永恆的殘忍表情還沒有在他的臉上固定下來，但是他給我看了一張塔夫達第三期畢業生的莊嚴的合照。那裡面不僅有青年，而且還有一些主要是為退休金而不是為工作需要在這裡補足學歷（訓犬、偵查、勞改營管理學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老資格的營吏。我雖是個久經世故的人，仍不免愕然。他們靈魂中的黑色直透到臉上！從人類中把這種人挑揀出來的工作做得多麼巧妙啊！

　　在阿赫特姆（愛沙尼亞）戰俘營里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個俄國女護士和一個德國戰俘發生了曖昧關係，被發現了。並不是簡單地把她趕出她那高雅的環境就算了——噢，不行！專為這個戴俄國軍官肩章的女人在門房附近釘了一間只留着一個小窗眼的木板亭（不辭辛苦！）。把這個女人在這間亭子關了一個星期。第一個來“上班”的和下班回家的自由人都朝亭子裡扔石塊，叫喊：“德國婊子……”吐口水。

　　他們就是這樣挑揀出來的。

　　讓我們幫助歷史留下科雷馬的那些從不知道（三十年代末期）自己的權力和花樣翻新的殘忍手段的界限的劊子手營吏們的姓氏吧：

帕夫洛夫、維什涅維茨基、加卡耶夫、茹科夫、科馬羅夫、庫德里亞舍夫•M•A•洛戈維年科、梅里諾夫、尼基紹夫、列茲尼科夫、季托夫、瓦西里•“杜羅沃伊”。讓我們也提一下斯維特利奇內這個姓氏。他是諾里爾斯克有名的殘忍拷打者，許多條犯人的性命都喪在他的手裡。

　　沒有我們的幫助，也有人會講出像切切夫（由波羅的海沿岸共和國內務部貶到斯捷普拉格當勞改營長）、塔拉先科（烏索爾拉格營長）、卡爾戈波爾拉格的科羅吉岑和基多連科這樣一些活閻王的事情，以及關於殘暴的巴拉巴諾夫（戰爭末期上任的伯朝拉格營長）；

關於斯米爾諾夫（伯朝鐵路勞改營管理處長）、切皮格少校（沃爾庫塔拉格管理處處長）等人的事情。僅僅這類著名人物的名單就可以占據幾十頁的篇幅。我的一技孤獨的筆不可能追尋到他們所有的人。況且權力照！日掌握在他們手裡，目前當局還沒有給我成立一個負責收集這些材料的辦公室，也沒有建議我通過全蘇廣播電台發出呼籲。

　　我再談一件馬穆洛夫的故事，說完它也就差不多了。說的還是那個霍夫里諾勞改營的馬穆洛夫，他的兄弟是貝利亞的秘書處長。當我軍解放了半個德國，許多內務部大頭頭都涌到那裡去的時候，馬穆洛夫也在其中，他從那裡一趟趟地發回車皮加封的列車——直拉到他的霍夫裡帶車站。車皮被拖進勞改營區，以免被外邊的鐵路員工看到（表面上說是為工廠運來的“貴重設備”），專由他自己的犯人們卸貨，他對這些人是不在乎的。發了狂的掠奪者們匆忙搶來的東西全都亂七八糟的堆在這裡。從天花板上扯下來的枝形吊燈、古老的和日用的家具、用揉皺的桌布胡亂包着的全套餐具、廚房用具、夜禮服和便服、女人和男人的內衣、燕尾眼、大禮帽，甚至還有手杖！這些東西在這裡細心地分類，凡是完整的東西都運到他的各個住宅，分送給熟人。馬穆洛夫從德國還運回來能停滿整個停車場的沒收來的小汽車。連他十二歲的兒子（剛好是娃娃犯人的年齡！），他都送給了一輛“奧培爾-卡代特”牌的小汽車。勞改營的縫紉車間和製鞋車間好多個月都堆滿了改制贓物的活兒。馬穆洛夫在莫斯科的住宅可不止一處，他需要保障供給的女人也不止一個啊！拉夫連季•帕夫洛維奇•貝利亞有時候親自到這裡來。從莫斯科調來了一個真模真樣的茨岡合唱團，還特准兩個犯人——會彈吉他的費季索夫和會跳民間舞的馬利寧（原來是紅軍歌舞團的）參加他們的縱酒宴飲。事先警告過他們：如果你們在哪裡漏出一個字，我要你們一輩子爛在這裡！馬穆洛夫就是這樣一個人：一次他們釣魚回來，拖着小漁船經過某個老爺爺的菜園子，把菜踩壞了。老爺爺好像嘟嚷了幾句。給他點什麼報償才好？馬穆洛夫讓他飽嘗了一頓老拳，叫他趴在地下朝地皮去呻吟，像俗話說的：“吃了我的五穀，打了我的屁股”

　　但是我感到我的敘述變得千篇一律了：是不是會覺得我在重複以前的話？或者這一切我們已經在別的什麼地方讀過了，讀過了，讀過了……

　　我聽到反駁！我聽到反駁！是的，確實有過個別的事實……但主要是在貝利亞時期……但是你為什麼不提供光明的事例？你也描寫幾個好的嘛！表現一下我們親愛的父輩嘛……

　　這我辦不到！讓見到過的人去表現吧。我沒有見到。我在概括性的議論中已經歸納出這樣的結論：一個勞改營長不能是一個好人。

不然的話他或者要碰得頭破血流或者被趕走。我們姑且設想一下：一個營吏想做好事，把本營的狗的管理制度換成了人的，——人家能讓他這樣幹嗎？能准許嗎？能通過嗎？這不等於把茶炊搬到冰天雪地里又要它在那裡變熱嗎？

　　我願意接受這樣的看法：“好人”是那些急於掙脫，還沒有掙脫但一定能掙脫這個職務的人。例如，莫斯科製鞋廠廠長M•格拉西莫夫被收繳了黨證，但沒有開除出黨（有過這種形式）。可是暫時把他安置到哪裡去呢？派到烏斯特維姆去當了一名營吏。據說他對這個

職務感到很不痛快，對待犯人態度比較溫和。五個月以後爭取離開了。可以相信他在這五個月裡是個好人。另外還有人說在奧爾套（一九四四年）有過一個勞改點長，叫斯梅什科。沒見過他幹過什麼壞事，——可他也是一直在爭取離開。在東北勞改營管理局有個以前當過飛行員的處長（一九四六年）莫羅佐夫，對犯人的態度很好，可是這麼一來上級對他的態度可就很壞了。要麼再舉一個西維爾金大尉的例子，據說他在內羅勃拉格的時候是個好人。結果怎麼樣？把他派到了帕爾馬的懲戒派遣點。他只做兩件事——喝燒酒和聽西方廣播——在他們那個地區干擾電波很弱（一九五二年）。就連我車廂里的這個塔夫達畢業生同伴也還是有一些善良的衝動：在走廊里有一個沒有車票的青年，站了一天一夜。他說：“我們擠擠，給他騰個座好嗎？讓他睡一會。”但是只要讓他當一年的官，他便會做出另一件事來。他會走到列車員那裡去說：“把這個無票乘車的人帶走！”難道不是這樣嗎？

　　好吧，說實話我知道一個很好的內務部人員，誠然他不是營吏，而是獄吏——楚卡諾夫中校。他曾當過一個短時期的馬爾發特種監獄典獄長。不是我一個，而是所有那裡的犯人都承認：沒有人領略過他的壞處，而所有的人都體會過他的好處。只要能把條令扭得對犯人有利，他一定會扭的。只要在什麼事上可以放鬆一些，他必定會放鬆的。但是怎麼樣呢？把我們的特種監獄升了一級，看管得更加嚴厲了——而他就被調開了。他年紀不輕了，在內務部工作了多年。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工作的。是一個謎。

　　對了，阿諾爾德•拉波波爾特向我保證：米哈伊爾•米特羅法諾維奇•馬爾采夫上校工程師，原在工程兵部隊，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七年在沃爾庫塔拉格（包括建設工程和勞改營）當負責人，肯定是個好人。他當着契卡人員的面和犯人工程師握手，客氣地稱呼他們的本名和父名。他不能容忍職業的契卡人員，蔑視政治處長庫赫季科夫上校。當授予他國家安全部的“少將政委”頭銜的時候，他沒有接受（這可能嗎？）。他說：“我是工程師。”他終於達到了目的：當了一名普通的將軍。拉波波爾特保證說，在他當政的年代，在沃爾庫塔沒有搞過一次營內的案件（但要知道這是戰爭時期，正是營內案件搞得最凶的時候），他的妻子是沃爾庫塔市檢察長，她使得勞改營行動特派員們的創造能力發生癱瘓。如果A•拉波波爾特不是由於自己當時的享受特權的工程師地位而不由自主地誇大其詞的話，這倒是一條很重要的見證。我總覺得這不大可信：為什麼那時候沒有把這個馬爾采夫搞倒？要知道他必定會妨礙所有的人！讓我們希望將來哪一天有人能查明真相吧。（當馬爾采夫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指揮工兵師的時候，曾把一個團長叫到隊列前面，親手把他槍斃。他到沃爾庫塔來是受貶的，但不是為了這事，而是為了別的什麼事。）

　　在這件事和另外一些類似的事例上，記憶力和個人印象中後起的積層有時會使回憶發生歪曲。當人家說到一些好人的時候，我便想問一句：對誰好？是對所有的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