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刑的依據

（下文斜體藍色字為編者批註）

本節選自 “第四章　藍滾邊”

他們如何被判的罪， 刑偵過程很有戲劇性嗎？

　　我們被拽着從大夜店的小齒輪間通過，心靈被磨成齏粉，皮肉一條條地耷拉着，像流浪漢的襤褸衣衫——在那裡，太多的苦難，太深的痛楚，使我們不能用透徹和預見的目光瞧一瞧那些摧殘我們的面色鐵青的夜間劊子手。漲滿胸中的苦水淹沒了我們的眼睛——不然的話，我們能寫出我們的磨難者的怎樣的一部歷史啊！—一而他們自己是不會寫出自己的真相的。但是，唉：任何一個過去的囚犯都能詳詳細細地回憶起自己所受到的偵查，記得受過怎樣的壓榨，被壓出些什麼髒水。但是關於偵查員本人，他往往連姓名也不記得，更不用說考慮他是個什麼樣的人了。我也是這樣。雖然我跟那個國家安全機關的葉澤波夫面對面在他的辦公室里坐過不短時間，可是要說能想起來的事，關於任何一個同室難友的也要比關於這個人的更有意思，更有內容。

我們留下的一個共同的、實在的回憶就是：一群腐敗的東西——一整個空間都爛透了。事情已經過去好幾十年，並不是發泄怒氣和怨恨，但我們已經平靜下來的心裡仍保留着這個深信不疑的印象：他們是一些下賺的、幸災樂禍的、居心不良的並且可能還是一些不清不白的人。

對比於被蘇維埃稱作“萬惡的沙皇時代”的刑律？

　　根據記載，亞歷山大二世，就是那個被革命者視為眼中釘、曾七次企圖暗殺的皇帝，有一回親臨施巴列爾大街上的羈押所（“大樓”的叔叔），並在二百二十七號單人監室命令把他關起來，在那裡蹲了一小時以上——想體驗一下被他關在那兒的那些人的心情。

　　不能否認，對於一個君主來說，這裡有道德上的動機，是他從精神的角度觀看一下事物的需要和嘗試。

　　但是不可能想象我們的偵查員，包括阿巴庫莫夫和貝利亞在內，其中有任何人能夠即使用一小時去體驗一下囚犯的處境，在單人監室里蹲蹲並尋思尋思。

　　他們在職務上不需要成為有教養的、有廣博的文化和眼光的人——所以他們就不是這樣的人。他們在職務上不需要合乎邏輯地思考——所以他們就不是這樣的人。他們在職務上只需要確切地執行指示和對痛苦的冷酷無情——所以他們就是這樣的人。我們這些從他們手裡經過的人，至今仍窒息地感覺到他們徹底喪失了一般人類觀念的軀體。

　　別人不說，偵查員心裡清清楚楚，案情是捏造的！他們除了在會上以外，在私下或捫心自問總不能認真地說他們是在揭露罪犯吧？但他們不是仍然一頁一頁地書寫坑害我們一生的筆錄嗎？這正是那種盜賊的原則：“今天該你死，明天才是我！”

　　他們明白，案件是無中生有的，但仍然年復一年地去幹這種事。這是怎麼回事？……也許是強迫自己不去思考（這就已經意味着人性的毀滅），簡單地認定需要這樣做！給他們下指令的人是不可能有錯的。

　　但是，記得納粹分子不也是曾經搬出過這個理由嗎？

　　誰也免不了要對蓋世太保和國家安全部做一番比較：年代和方法都太符合了。由葉夫根尼•伊萬諾維奇•季夫尼奇那樣既經歷過蓋世太保又經歷過國家安全部的人來進行比較更為自然。季夫尼奇是一個流亡國外的俄國人。蓋世太保向他提出的罪狀是在德國的俄國工人中進行共產主義活動，國家安全部提出的是——同世界資產階級有聯繫。秀夫尼奇作的結論是不利於國家安全部的：兩處都折磨他，但蓋世太保畢竟還是在查明真相，當罪名不成立時，就把秀夫尼奇放了。而國家安全部則不查明真相，並且不想對任何已經抓起來的人放開魔爪。

或許這就是“先進的學說”，花崗岩的思想體系。在兇險的奧羅多干（一九三八年的科雷馬懲戒派出點），一個偵查員因未費吹灰之力就使克里沃羅格聯合工廠經理M•盧里耶簽名同意給自己再判一次勞改刑，他的態度緩和下來，在餘下的時間裡對盧里耶說：“你以為我們採用影響手段（這是對拷打的溫和說法。）有什麼樂趣嗎？但是我們應當做黨要求我們做的事。你是個老黨員——你說，如果你處在我們的地位會怎樣做？”看來盧里耶幾乎同意了他的說法（也許，他這樣輕易地簽了名，正因為他自己也是這樣想的？），因為很有說服力，很正確。

（秘密警察隊伍和蓋世太保相比， 遜色嗎？）

　　但經常是恬不知恥。藍滾邊們懂得絞肉機的運轉過程，並且喜歡它。偵查員米羅年科在治達勞改營（一九四四年）對命運註定了的巴比奇說：“偵查機關和法院只是辦辦法律手續，它們已經不能改變事先安排好了的你的命運。如果需要把你槍斃，即使你絕對無罪——反正也會槍斃你。如果需要把你開脫（這顯然是對自己人而言——作者注），那隨便你怎樣有罪——你也會被洗刷乾淨，而宣布無罪。”他甚至以這種說法的合情入理而自豪。西哈薩克省國家安全局第一偵查處處長庫什納廖夫對阿道夫•茨維爾科直截挑明了：“如果你是列寧格勒人（意思是黨內的老資格），那是不會放你出去的！”

　　“只要有人，我們就能造出案子來。”——他們當中許多人這麼說着玩，這是他們的諺語。我們說是折磨人，他們說是工作好。偵查員尼古拉•格拉比辛科（伏爾加運河）的妻子感動地對鄰居說：“我們科利亞”可能幹了。有一個人好久不肯招認——把他交給了科利亞。科利亞同他談了一夜——那個人就招認了。”

　　為什麼他們大家不是一心查明真相，而是熱衷地一味追求被處理者和被判刑者的數字呢？因為這樣做對他們最方便，不致跟不上總的潮流。因為這些數字就是他們的安寧生活、就是他們的附加工資、獎勵、升官，就是機關本身的擴大和福利。在數字完成良好的情況下，可以偷偷懶，敷衍一下工作，也可以夜裡出去玩玩（他們正是這樣做的）。數字低，那就會遭到撤職、降級，失掉這個飯碗，——因為斯大林不會相信，在某個區里、城市裡或部隊裡突然間沒有他的敵人了。

因此，對於那些不肯被納入數字的，“熬鷹”、禁閉、飢餓都治服不了的頑固不化的囚犯，他們不是產生惻隱之心，而是抑制不住受觸犯和被激怒的感情：犯人拒不認罪，就是損害了偵查員的個人地位！他們就像是想使他本人摔筋斗！——既然如此，那就任何辦法都是好的了！斗就像斗的樣子！軟管插進你的喉嚨，請喝鹽水吧！

“藍色商店”（指“藍滾邊-----公檢法、安全局隊伍”的軍階等級）的從業員們按其工作的種類和所作出的生活選擇來說，是喪失了人類存在的高級領域的，他們全副身心貪婪地生活在低級領域裡。在那裡掌握和指使着他們的，是低級領域最強烈的本能（除飢餓和性的本能外）：追求權力的本能和追逐暴利的本能（特別是權力。在我們生活的幾十年間，它要比金錢更重要）。

　　權力是一副毒劑，這是幾千年來就知道的事。要是從來沒有任何一個人得到過支配別人的物質權力該多好呀！對於相信在我們眾生之上還有着某種最高的東西，因而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的人，權力還不是致命的。但對於沒有高級領域的人，權力就是屍毒。他們一旦傳染上便不可救藥了。

　　記得托爾斯泰關於權力是怎樣寫的嗎？伊萬•伊里奇占有這樣的職位，這使他能夠毀滅任何一個他想毀滅的人。所有的人，毫無例外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任何最重要的人都可以作為被告給帶到他那裡去。（這不正是說我們那些藍箍帽！這都不需要作什麼補充！）他覺得對這種權力的意識（“以及使它變得溫和一些的可能性”——托爾斯泰附帶說明，但這對我們那些小伙子無論如何是沒有關係的）是擔任公職的主要樂趣和令人神往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