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面临亡国灭种时，他们慷慨从军上阵了，他们上阵与日军奋勇搏杀了，他们身不由己被敌人俘虏了，他们中大部分人被敌人杀害了。他们是我们的先辈、先烈，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壮士。他们是受了太多艰辛、苦难和误解的中国军人。”
    
    
    日本兵作弄中国战俘。图中战俘在厦门本瓶山被俘，刚当兵五个月，从衣着看是海军或海岸要塞部队士兵，德式钢盔歪戴，斜挂长枪，左胸处被贴了一面小太阳旗。图/鄢烈山
    
    2008年12月27日赶赴成都参加一家杂志社主办的年度人物典礼，听说秦晖教授等翌日要专程去参观位于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我也跟着去了。馆长樊建川先生带我们看的，主要是抗战系列的“正面战场（国民党抗日军队）馆”、“援华美军馆”和“中国抗俘馆”。
    
    给我印象最深，具有强烈精神冲击力的要数这个“中国抗俘馆”了。樊先生说，“抗俘”这个名词是他特意“生造”的，专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不幸落入日寇魔掌的战士。他的父亲和岳父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士，自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11年，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抗俘”的悲悯、尊重和崇敬，他建这个馆就是要为这些不幸和不屈的人们抗辩，为他们讨回历史的公道和人格尊严。
    
    博物馆有道门的路边插着铭牌，写道：“我们不说话！让历史（文物）说话！”但这个“中国抗俘馆”的文物是最单薄的，基本上只有照片，都是花钱从日本民间搜购来的，从中挑出了几百幅展出。然而，单是这些照片已够令人震撼了。这些照片绝大部分出自日本人之手，一是当时他们的摄影技术条件好，二是战俘落在他们手中，我方自然无从拍起。电影故事片《桂河大桥》，那是表现泰缅边界英国战俘遭遇的；菲律宾巴拉沦岛有日寇设的美军战俘营；缅甸有，据说中国东北也有盟军战俘营……
    
    
    
    
     日本鬼子后来在太平洋战场被美军撵进丛林后苟延残喘，岂止“状如饿鬼”，还像蛆虫吃死尸呢。此人吃饱后有了力气，突然咬个鬼子一口也未可知。
    

    
    1932年1月28日晚，被日军捕获将杀害的我便衣志士。这位志士双眼被蒙，嘴角有血痕，长衫上也有血痕，这是与敌人搏斗后留下的
    
    还有一些情况是，被俘者根本来不及拼搏或自尽。查看我在馆里拍下照片，有一张是一个伤残的飞行员，有一张是一群缺胳膊少腿的伤员，还有一张是一群女卫生兵（护士），他们显然是在来不及撤退的战时诊疗所被俘的。哪怕我方是不得已，仍然可以说他们是被自己人遗弃的，他们的被俘就像妇女被强暴一样，是强盗的罪、保护者无力的过，而他们何错之有？
    
    在这些展出的“抗俘”照片里，有许多幅是我方的便衣人员。他们的坚贞不屈令人肃然起敬。有名有姓的便衣是两位女子。一个叫成本华，20岁，属于“ 敌后武工队”，穿着农家冬棉装，只有腰间束的一根童子军的制式皮带把她与普通村姑区别开来。她是在安徽和县被捕的，日方摄影者为她拍了两张照，都是双手交叉护胸而立，面带视死如归的笑容。另一个女“抗俘”叫魏文全，她是在留下镇（大约是杭州市市郊）与日军“野副”部队作战时被捕的。25岁的她是便衣队长，有一双大骨节的发射驳壳枪子弹的手指。她身穿印着“5”号的囚衣，冷冷地侧目看着给她拍照的敌方记者。
    
    “抗俘”中有些人毫无惧色地表现着自己的反抗意志。一张被俘东北便衣群像中，靠右的一个双眼瞠视；一张摄于上海的被绑在电线杆上的两个便衣，年青英俊的那一个剑眉倒竖，怒目而视；还有一张是被绑在电线杆底座部分而坐在地上的年轻便衣，他在努力挺直自己的腰杆。最令人称奇的是，武汉会战中被俘的一个小战士，满脸稚气，双手被反绑，却挑战性地昂头逼视着一群荷枪实弹站立的高他一截的鬼子兵中他对面的那一个，好像要用目光射杀敌人。
    
    
    
    
     我的团长缅甸1942
    
    作者: 于东辉
    
    在云南省麻栗坡县城北郊4公里，有一处烈士陵园，陵园里安放着937名中国官兵的骨灰，这些官兵全部牺牲于1979年的中越军事冲突。陵园内翠柏茵茵，花木丛生，四时接受凭吊、祭奠。在这座陵园西北数百公里的腾冲县，有着另一处陵园----国殇公墓，安葬着9000名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陵园几遭磨难，但总算为那段历史留下一处纪念之地，当年40万中国将士入缅抗日，归来不足半数，绝大多数英烈尸骨无存。
    
    从1942年2月之后的3年时间里，中共政府先后派遣40万军队入缅作战，歼敌无数，振扬国威，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那些将士的名字、事迹一直无法见诸史册。
    
    直至今年，一部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让人们又看到了几被遗忘的中国远征军将士，但怪诞的剧情、夸张的表演以及近似兵痞的人物塑造又让观众无法真实了解那段悲壮的历史。这让我们有了写下这期话题的冲动----以已知情节和故事，尽量还原出那场战争和战争里的人。
    
    67年前四月的一天，在43摄氏度的高温下，团长刘放吾带着他的团匆匆赶往一处叫仁安羌的战场，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黄昏时分，刘放吾和他的113团赶到了滨河北岸。
    
    虽然日暮西垂，中缅甸的山地还是热得喘不过气，刘放吾命令已经疲惫不堪的士兵们就地布防休整，他知道留给弟兄们休息的时间并不多。
    
    在滨河对岸，便是仁安羌大油田，油田上空浓烟滚滚，一座座井架坍塌在地上。那里蜷缩着仍在抵抗的英军第一师7000官兵。在第一师的四周，是凶悍的日军33师团。
    
    几个小时后，中国远征军113团将向10倍于己的日寇发动攻击，去解救同样10倍于己的盟军将士，刘放吾不知道自己还有800同袍这一次能不能活着走出战场。
    
    这一仗将名垂青史。
    
    这一天是公元1942年，4月17日。
    
    
    
    
     1942年4月，缅甸中部重镇曼德勒。这座以柚木桥和佛塔闻名于世的缅甸王朝的故都此时已变成一座大兵营。25万中英士兵集结于此，等待与日军主力决战。 8日，战区总司令蒋介石飞抵曼德勒，号召中国军人拼死御敌。然而联合作战方案并未付诸实施，那场想象中的大会战也没有像模像样地打响过。英国人不愿意在热带丛林里拼光自己的士兵，他们只打算利用中国军队阻击日军，而将自己的主力部队撤到印度。近似卑鄙的逃跑发生在14日，英军第一师置友军安危于不顾，单独撤离阵地，向仁安羌油田撤退。日军33师团趁势紧逼，一支3000人的联队近乎奇迹地突破英军防线，隐秘地绕到英军后方，占领滨河大桥，当斯高特看见大桥上飘起的太阳旗时，立刻明白自己已被33师团关进了铁瓮。
    
    日军33师团，1939年2月组建于日本仙台，3月即入华作战，曾被编制于华东第11军战斗序列，参加过湘赣会战，驻防于中国江西。来自仙台的士兵被日本陆军视为最优秀的战士，正是这些战士把英军第一师逼进绝境。
    
    紧急求援，英军的最后希望寄托在一个42岁的中国军官身上，他叫孙立人，他在曼德勒的新编38师扮演了仁安羌烈日下垂死英军的拯救者。
    
    如果不打仗，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孙立人会是一名不错的土木工程师。1937年淞沪会战孙立人带团阻击日机械化部队久留米师团，身被13创，以战功擢升新38师少将师长。
    
    接到救援仁安羌英军的任务后，孙立人立即命令刘放吾率113团驰赴仁安羌。
    
    英第一军团长施利姆将军恳求孙立人立即命令113团渡河作战，但孙立人认为仓猝攻击会暴露我军兵力，要刘放吾再做一段时间的准备。施利姆心急如焚：“第一师已经支撑了两天，它可能在下一分钟就垮掉了！”孙立人态度坚决：“第一师既然支撑了两天，就让它再支撑一天。”
    
    看着施利姆，孙又补充了一句：“113团打到最后一个人，打到就剩我自己，我也会把第一师救出来。”
    
    
     八百壮士
    
    战斗其实在18日凌晨，即刘放吾的113团抵达滨河北岸几个小时后便已打响。
    
    刘放吾这一年34岁。这位来自湖南桂阳的上校团长18岁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军校第六期步兵科，21岁担任军校教导队学生队排长，24岁即参加“一二八”上海抗战，与日军首度交手。在以后的岁月里，刘放吾一直追随孙立人，那个留美归来风度翩翩的少年将军，并和他一起穿过缅北丛林，来到这片干燥闷热的曼德勒平原。
    
    英军第一军团长施利姆将军后来一直记得刘放吾接受任务的那天晚上，在率部出征前向他粲然一笑，他想不明白一个人在赴死之际如何能笑得如此从容、自然。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日军用飞机和巨炮对113团阵地施以轰炸，而113团则向北岸日军发动一轮猛似一轮的正面冲锋，同时用小股部队攻击日军两翼。日军无法弄清对方到底有多少部队，在遭受重创之后，全部涉过滨河，退守南岸阵地。
    
    接下来刘放吾要做的是让他的团以过人的精力不断袭击、骚扰敌方阵地，让日军误以为遭到大部队攻击。如果日军明白过来对岸只有几百人，它会倾力渡河一击，这一击是刘放吾和他的团无论如何承受不住的，他们会在包围圈里的英军覆灭之前被清除得一干二净。
    
    但那致命一击始终没有发生，作战经验丰富的33师团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显然不敢贸然分兵。刘放吾要做的就是在攻击之前让敌军无法侦知自己的真实兵力，他做到了。
    
    19日拂晓，孙立人师长下令113团渡河攻敌，解救英军第一师。刘放吾率部渡河，猛攻33师团。同时设置疑兵，四面呼应，造成声势。日军曾全力反扑，南岸阵地三次易手，油田上遍地尸丘。最后，33师团担心被中英部队联手吃掉，于下午5时全部撤出战斗。
    
    是役，刘放吾和他的800弟兄毙敌1200人，而他自己也失掉了一半的弟兄。
    
    日军撤离后，113团首先看到的是500多名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接着，英军第一师的步兵、骑兵、炮兵、战车部队等7000余人陆续走了过来，113团帮助他们渡过滨河撤出阵地，“中国万岁”的口号一时响彻河滩。
    
    战斗结束后孙立人下令审问33师团战俘，凡曾入华作战的一律就地处决。这几乎成了后来孙立人部不成文的规定。
    
    仁安羌战役被认为是1894年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军队首次在境外对日作战取得大捷。刘放吾团长为此被擢升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
    
    
    
    
     1955年10月31日，由于涉及“郭廷亮匪谍案”，孙立人被免去他在岛上的一切职务，软禁家中33年。33年中孙立人只以庭中玫瑰为伴，他亲手种植的“ 将军花”在台中名重一时。由于他特殊的身世和历史原因，他入缅抗战的事迹在两岸官方史册上均无载述。1988年台湾当局为孙立人平反，并宣布恢复其“言论和行动”的自由，1990年，将军病逝于台中寓所。
    
    孙将军病逝的第三年，是仁安羌大捷50周年。在这一年的4月，一位 84岁的中国老人在美国被媒体“挖掘”出来。4月11日，在芝加哥卡尔登酒店，造访美国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专门会见了这位中国老人，亲自感谢他和他的团在50年前浴血救出 7000英军将士。老人就是50年前的113团团长刘放吾。
    
    就在这一年，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开始执导拍摄一部历史巨片《辛德勒的名单》，影片歌颂了一个德国人在二战期间解救了1200名犹太人的事迹。次年，影片在全球放映，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观众都感动于那个德国商人人性的光芒之中。但没有人留意那个用数百兄弟的鲜血拯救了7500条西方人生命的中国团长，那个始终生活潦倒，一度靠贩卖煤球为生的将军。
    
    1994年，刘放吾团长病逝于洛杉矶。
    
    在他去世的两年前，台湾当局为团长补发了一枚迟到了整整50年的荣誉----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2007年4月，腾冲曲石的怒江边上，两个中年男人长久地徘徊，他们决定在这里拍一部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电视剧，名字叫《我的团长我的团》。
    
    65年前那个同样山花烂漫的早春，刘放吾和他的团正从这条江边奔赴缅北丛林，他回过头去，看见的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朝气蓬勃、无所畏惧，嘹亮的军歌回荡在南中国的上空----
    
    “旗正飘飘，马正萧萧，好男儿，好男儿，好男儿，报国在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