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年代,一个响亮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把妇女从几千年来受家务奴役的地位解放出来!”
那么,平江县是怎样“解放妇女”的呢?
3.1 共产主义新创举 妇女赤膊大跃进
中+中央强调:解放妇女,就是解放生产力。而平江县的干部,则把这句话解释得更加直白一点:解放妇女,就是解放劳动力。
从灶台和家务中解放出来的妇女,被投入到人民公社这部最大限度地榨取农民血汗的绞肉机中,她们遭受奴役,要比男劳力深重得多;她们身受的苦难,要比男劳力悲惨得多。
人民公社实行“三化”,女性按照年龄,被编入不同名称的连队:年轻的姑娘小媳妇,被编入“佘赛花”连、“杨排风”连;年轻妇女被编入“穆桂英”连、“樊梨花”连;中年妇女被编入“赛金花”连、“娘子军”连;老太太被编入“佘太君”连……
宣传人民公社化的优越性时,平江干部天天把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挂在嘴上:“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够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在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岁月里,平江县的妇女们,每天和男人一样搞“大兵团作战”,
“苦干死干拚命干”,“流血流汗,改造河山”。但是,平江县的干部们,还要挖空心思出奇招,在妇女身上玩出大跃进的新奇招!
当时,各地都流传这样一句口号:“鼓足干劲,赤膊上阵!”平江县的干部们很快创造出一个新口号:“干群鼓足干劲,男女赤膊上阵!”并雷厉风行地在全县推行开来。
这个“共产主义新生事物”,并不是平江县干部们的独创。在湖南、河南、山东、湖北、河北、甘肃、浙江等地的一些档案馆,我们还能够找到这方面的原始材料。但是,像平江县的干部们那样大张旗鼓地召开现场会、后来上报中共中央而受到批评者,平江县是独此一家。
据当时县委的材料称:当时一些公社都搞起了妇女赤膊上阵。但是,正式提出“大搞妇女赤膊运动”的首创权,是东方红人民公社东安大队;而据我对当事人的的调查,都说东安大队党总支副书记王XX,是这个“共产主义新生事物”在平江县的发明人。我查阅到了当年县委的一份材料,这样述说了这段历史:
全县当时流行生产劳动时打赤膊,比干劲,各工地进行“大兵团作战”,尤其是各兵团开展劳动竞赛时,男劳力必须打赤膊。
东安大队党总支副书记王XX动起了歪心思(原件无名字),他在全大队社员大会上提出:“比政治听山歌,比劲头看赤膊!”他进一步阐述:“政治工作活不活跃,就看你们的山歌唱得好不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听就知道我们解放了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山歌是人人要唱的,白天唱,晚上唱,干活的时候唱,开会前后要唱,年轻人唱,老年人也要唱。干活的时候要干劲冲天。干劲大怎么才能看出来呢?出了白天黑夜干以外,就是要打赤膊。男人打,女人也要打;媳妇要打,姑娘也要打!怕什么丢人呀,表现干劲大嘛!不仅不丢人,还光荣得很呢!”
东安大队党总支书记张焰山闻讯,感到“这个新生事物硬是要得。别的地方只是搞出来,我们把它搞成运动,这是个创举!”
东安大队党总支开会讨论后,决定召开现场会,大张旗鼓地宣传推广。
1958年11月6日,东安大队全体社员大兵团作战,搞农田基本建设。
工地上,男女青壮社员千余人,今天格外不一般。男人们一色的赤膊、一双赤脚;现场538名妇女中,有300多人在大队干部的淫威下,被迫脱去衣服打赤膊。
一些姑娘不愿脱衣,各连队干部和积极份子一拥而上,硬是把她们上身的衣服脱过精光。一些姑娘被脱光上衣后,转过脸去放声大哭。
张炎山大怒,骂这些女人们是“给脸不要脸!这是共产主义劳动的新生事物,你们再哭丧,就是破坏共产主义!”
各队干部奉命制止那些哭泣不止的女人。副书记王XX骂道:“臭婊子!好事让你们哭坏了!打个赤膊有么子了不起的嘛!不就是露两坨肉吗?哪个还敢不拿工具搞劳动的,小心请她吃家伙!”
张焰山拿着喇叭筒,站在地头上大谈“共产主义新生事物”的“伟大意义”;连队干部手持棍棒和绳索,围着赤膊的妇女们督战,眼睛刀子似的挖向女人们的胸脯上,嘴里还用劲吆喝这个出力,那个使劲。
那些姑娘媳妇的父兄丈夫们,只是在一边低着头默默地使劲干活。现场有几个姑娘媳妇想反抗,连声大喊自己的父亲或丈夫,要他们快来“救命啦!”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上前抗争!
据事后调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心里很难受。但是,干部们用“共产主义”大帽子往下压,谁都怕说得不好,惹出干部的家伙上身。
男社员刘傅兴实在看不下去了,站出来哀求道:“大姑娘就不要打赤膊了吧?”
X连谢指导员正在围着一个哭泣不止的大姑娘训斥,一听这话,“屁股眼里头都冒出火来,”他赶上前大骂刘傅兴“放你娘的狗臭屁!大姑娘不打哪个打?!”随即喝令:“刘傅兴,你反对大跃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快快跟老子跪下!”
一群干部和积极份子一拥而上,把刘傅兴按倒在地。刘傅兴从上午一直跪到天黑。当天罚他饿饭。
东安大队“妇女赤膊上阵”不仅没有达到制止,反而成为“先进经验”,在全县自发地推广开来。各地在学习推广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造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新花样”。
三阳公社石坪大队总支委员唐绪普,规定妇女来了月经要挂牌,并要脱裤子,经他动手摸过检查才准假。他所在的长岭生产队麻岭作业组,有11个适龄妇女,个个被他“检查”。他对长得漂亮点的,经常是一摸上手就没个完,也不管手上有血没有血。对于他看不上的妇女,他经常一听请假,掉头就走,既不检查,也不准假。这个“制度”一直坚持到1960年“三反”运动才停止。
1959年冬季,石坪大队劳动力调上高冲水库工地,贫农妇女洪笑英来了例假,几次请假不答应,月经流到脚背上,洪笑英实在扛不住,再次找他去请假。唐绪普不但不批准,还说她是要偷懒,当场使劲抽了她两个耳光。
1960年11月29日,平江县委派驻三阳公社整风整社工作组向县委发出《关于三阳公社“五风”情况的初步综合》。该报告说:“由于唐这样,全队11个妇女,犯月经病的4人,子宫下垂的2人,其他五个身体都不够好。”
东方红公社8个管理区(大队)大力推行“赤膊化”,尤其强调“妇女赤膊上阵”。
该公社托田大队更上一层楼,竟然把“妇女赤膊上阵”,画成妇女赤身裸体上阵大跃进的宣传画。大队还用黑板报、广播筒、大标语等式,大力推广“妇女赤膊上阵”,进行“妇女赤膊上阵”的“共产主义大竞赛”。
大队书记提出:“共产主义大竞赛”,就看妇女打赤膊!要进行“插红旗,拔白旗”的评比竞赛。哪个小队妇女赤膊率高,那个小队就是“共产主义大竞赛”的红旗单位;哪个小队妇女赤膊率低,就要插白旗,就要追查小队干部的原因。
一时间,在东方红公社,形成了干部大跃进比干劲,专比妇女打赤膊有多少的“共产主义大竞赛”高潮!不管天晴还是下雨,不管是天寒地冻还是刮风落雪,东方红公社的“娘子军”们,出工都是一色打赤膊!!!
东方红公社推广“妇女赤膊化会”后,妇女们私下说:“这个共产主义不得了,先打赤膊,后打赤脚,今后恐怕就会打条胯喽!”也有妇女私下猜测:“共产党,共产党,只怕共产主义真的要搞共产共妻吧?”
由于当时人民公社实行“男营女营”,夫妻分居,人们越想越怕,生怕真的实行“共产共妻”。 一时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会道门徒也开始四处活动,传播“三世末劫”等观念。平江县社会和人心大乱。
“妇女赤膊化”,激起民众的极度愤怒。一些有良知者,纷纷上书中共中央、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
由于中共中央、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关于纠正“妇女赤膊化”的指示,平江县委开始把这个问题当作“认识问题”,提出停止。11月28日,曾经很欣赏“妇女赤膊化”、并亲眼目睹过现场情况的平江县委常委侯印,在“平江县人民公社社队干部会议”上,开始对“妇女赤膊化”提出批评。他说:“东安大队的妇女赤膊运动,党委书记张焰山不但不加制止,反而召开现场会推广,这就是对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反对的,什么是提倡的不明确,是非不清。”
直到1959年3月,在整风运动中,平江县委才正式认识到问题的错误性质,予以正式煞车。县委书记朱文轩,在“湘潭地委王书记、樊部长、张副部长”坐镇的平江县委扩干会议上做《关于一九五八年工作总结的报告》中,把它作为“严重的强迫命令”、“民主作风差”的问题,提出批评:“东安大队还强迫妇女赤膊化,提出:‘干劲冲天看赤膊,政治空气看山歌’。”
至此,“妇女赤膊化”被正式制止。
3.2 查例假,摸月经!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岁月里,东方红公社的“共产主义新生事物”,竟然煽起了更多干部大搞“共产主义伟大创举”的新激情。一时间,“妇女赤膊赛诗会”、 “妇女赤膊演讲赛”、 “佘赛花赤膊炼钢炉”、 “樊梨花赤膊挑炭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东方红公社的干部们搞出“伟大创举”,灯塔公社的干部更是挖空心思,花样翻新,竟然“发明”出“检查月经”的“共产主义劳动制度”!
女人从少女时代来月经,一直到更年期止。因其月月经血定期来潮,其间不得从事重体力劳动和房事,故亦称之为“例假”。 平江县各人民公社条例中,也明确了妇女“例假”休息的原则。
大跃进声称“解放了妇女劳动力”,“男女都一样”。但是,大跃进不能不让妇女来月经,来了月经还是得休息。而每个女人的月经期不一样,就是同一个女人,其月经期也不一定稳定。
人民公社的干部们,开始为妇女月经期的问题而烦恼。大跃进任务重,妇女今天你请假,明天她休息。当时,好些公社规定:“装病偷懒的一律不得请假”,大多数干部对于病患社员就是一句话:“装病偷懒,明天出工”。但女人月经例假还是得让她们休息吧?一个连队妇女上百号,指导员、连长哪里搞得清哪个妇女哪天是她的例假期?有没有藉着例假装病偷懒的?
平江县几个公社的干部,都曾为这个问题向上请示,而不得要领。
灯塔公社三和大队的干部想出了绝招:在全县率先建立起月经登记薄!到期按规定休假三天。
灯塔公社一营二连连长和指导员还是不爽。一些妇女声称:“月经期不稳”,经常和干部们吵吵闹闹要求请假。连长和指导员专门咂摸了好多天,终于开了窍:来没来月经,一查就知道嘛!这两个家伙,为找到“加强共产主义劳动制度的新创举而兴高采烈。当晚,二人在连部干部小灶炒菜加餐,饮酒庆贺。
于是,灯塔公社一营二连发布新规定:建立妇女月经登记薄,“对期的准假三天,不对期的进行检查。”检查的执行人,为该连主要负责人。
这一天,女社员李月莲的经期对不上,比上个月提前了好几天。李玉良连长和指导员按照规定开始询问:“李月莲你是真的还是假哦?”李月莲一脸通红小声说:“这个事还有得假吗?”
“那不行,你说来了月经,哪个晓得嘛。这样吧,按照新规定,你就脱了裤子,让我检查检查吧!”
李月莲一直是队上的积极份子,思想觉悟一直很高,平时口口声声听共产党的话。但是,共产主义觉悟再高,她也不愿意脱了裤子,让人家摸她这个大姑娘一把的程度。她脸红脖子粗地表示坚决不行。
李玉良走上前来说:“这样吧,照顾照顾积极份子,你不脱裤子,让我摸一把。”他一手拉住李月莲,一手伸进她的裤裆中。果然摸到一手血。李连长“哈哈”一笑,批准了她三天假。
李玉良连长和指导员“摸一把”的“先进经验”,在干部们吃夜餐的时候,你一口酒,我一块肉,淫声浪语中传播开来。很快,一些大队干部开始了“摸一把,查月经”。继灯塔公社之后,红旗公社、拥江公社、红色公社、东风公社的一些地方,凡妇女月经不对,干部必查!
对此,我询问过当地的几位过来人:为什么妇女为了三天的例假期,竟然就肯让干部摸一把?人们告诉我:那年头,社员被干部们整的死去活来的,哪里还有人格和羞耻啊?你是想不到的,在那种天天没日没夜地苦战中,人们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找到休息的机会!不要说摸一把,歇三天了,好些年轻漂亮的大姑娘,为了安排个轻松点的活计,晚上还得陪着干部睡一夜呢!
1958年11月28日,在“平江县人民公社社队干部会议”上,灯塔公社营长、连长、工作干部共166人与会。在讨论发言时,《会议简报》第4期刊登:《灯塔公社干部作风排队》中这样写道:
(7)摸月经。三和大队建立了月经登记薄。四营二连妇女李月莲,不久时间报了二次月经。连长李玉良说她是假货,竟用手去摸。
(8)打赤膊。合胜大队在修水利中,发动社员打赤膊竞赛,男社员打了,就逼妇女打赤膊.他们说”谁不打赤膊,谁就生产没劲头.”参加修水利的2个妇女都打赤膊上阵了。
县委书记朱文轩在平江县委扩干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八年工作总结的报告》中,代表县委检讨说,我们的干部作风存在问题,“有的月经来了,不能出工,干部恶劣地喊要他脱裤子检查。”
3.3 “被解放”的性奴们
3.4 “史无前例的妇女病”
那些有幸熬过大跃进和苦日子年代平江县妇女们,在这场被东风公社一个老秀才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大劫难”。除去极少数县委干部家属、公社书记家属和一些大队主要干部家属外,全县妇女的身体素质,无论城乡,无论长幼,几乎无一例外受到了一场大摧残。只是农村妇女所受罪过的程度,远较城市妇女和女干部更为严重得多罢了。
女性所受的体力和人格上苦难,超过男子,其死亡的比例上,远远大于男性。
育龄妇女成为“解放了的劳动力”,成为劳动生产中与男人同样的“主力军”。
据大桥公社卫生院1961年9月16日《大桥公社中县大队妇幼卫生工作的调查报告》称:妇女生育率下降严重。主要原因,都系妇女闭经或经期不调。边山片4 个生产队10个生育妇女,闭经一年以上的5个.营养不良影响身体健康,组织机体衰退。坛山生产队袁毅纯脸黄消瘦,体重减轻,头昏背痛,两年多来不行经。为在前一阶段对妇女劳动保护注意不够,劳累过头。
大桥公社中县菜滩三生产队妇女仇答凤,61年时33岁,过去身体很好,两年来月经经常不调。在58年12月份修新塘水库时,正是月经来潮。队长陈耀林强迫她挑塘泥。过度劳累,出血过多,受寒湿刺激,因此引起月经病,至今未愈。
1961年9月21日,向良协向县委除害灭病办公室、浯口公社党委报告说:他和调查工作组深入浯口公社鲁合大队调查,全队295户,907人。其中女性 436人,妇女全半劳力256人。共查出妇科病55人,占育龄妇女的21.5%。主要原因是妇女劳动强度大大增加,严重营养不良所至。
从1959年初~1963年夏季,在与男性同样遭受水肿病、肠胃病、干瘦病等等疾病危害的同时,平江县妇女们,还大量泛滥和发生着妇科病。
据平江县委除害灭病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县委的报告说,至1961年1月,全县查明妇科病有8375人。其中,子宫下垂1361人,闭经4010人,其他3004人。其实,当时的病情远比该报告反映的情况严重得多.
据1961年5月21日,平江县委除害灭病办公室给湘潭地委、湖南省委的报告称:到5月为止,全县有妇科病17762人,其中“治愈”12576人,占患病人数的31%。
根据我对当年各地除害灭病办公室统计材料的研究,它们一般是办公室听汇报、拍脑袋、领导指示的数字。如果按照该材料“治愈12576人,占患病人数的31%”计算的话,那么,当时的妇科病患病人数决不会是17762人,而是接近4万人。
6月,加义区查处妇科病患者1552人。
10月12日,平江县委除害灭病办公室制定的《三病统计表》,在县委严格要求下,比较前期而言,相对接近实际情况地统计了当时各公社妇科病的患病人数:
城关:84人;东源:58人;三阳:158人;清水:151人;浊水:107人;安定:351人;三市:163人;夹口:220人;大桥:121人;芦冈(原文如此——引者):110人;思村:72人;长田:148人;加义:235人;谢江:118人;献钟:214人;长寿:208人;桂桥:210人;南桥:55人;邵阳:72人;黄金:52人;大口峡:84人;龙门:62人;木瓜:53人;金坪:44人;浆市:71人;长庆:74人;大坪:95人;虹桥:185人;南江:112人;昌江:54人;石浆:53人;东塔:74人;板江:48人;梅仙:476人;中纲(原文如此——引者):68人;思溪:62人;三墩:45人;瑚佩:44人;谈胥:109人;岑川:31人;西江:26人;江市:99人;拥江:290人;三联:77人;双江:208人;河东:92人;浯口:149人;时半(原文如此——引者):122人;栗山:164人;三和:76人;何家:60人。
此外,天岳、大州、团山、板庄等地未统计。
全县妇科病患者,合计:6114人。
让我们来具体看一个所谓“三类地区”的典型案例。
1961年4月,思村卫生院给县委上报《关于蒋山大队防治疾病的报告》。报告称:该大队现有657户2172人,男全劳力287人,男半劳力287人,女全劳力204人,女全劳力164人。“这个队是我社发病最严重的地区”。共发水肿病158人,其中,妇女发病人数占一定比例。此外,妇科病131人,占女全、半劳力总人数的35.6%。
妇女被“解放”成为大跃进的劳动力,承受着和男人同样的重负,遭受到超过男人的凌辱和苦难,成为大跃进那座乌托邦祭坛上,最悲壮的献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