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战”最近成了时髦名词。但究竟什么是“新冷战”？甚至什么是“冷战”或“旧冷战”？大家似乎语焉不详。对多数人来讲，中美之间的冲突，之所以称为“新冷战”，第一，是因为中美两国没有或不会真打起来。因为不是“热战”，所以是“冷战”。第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冲突，是两种价值观的交锋。因为这是自苏联解体后又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和美苏以前的冷战相似，所以称为“新冷战”。 那么，在“新冷战”和“冷战”之间，有没有不同之处？“新冷战”究竟“新”在哪里？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先谈谈什么是“冷战”。今天，在谈论“新冷战”的人中间，不知有多少知道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名字？从某种意义上讲，乔治·凯南是当年的“冷战”之父。他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给美国国务院的著名 “长电文” （Long Telegram），以及随后于1947年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署名X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奠定了美国冷战中奉行的“遏制政策”的基础。在冷战形成过程中，有不少不可忘却的历史事件。从1946年邱吉尔在密苏里发表的“铁幕演说”到1947年“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宣告诞生；从1948年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签署到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NSC-68报告的完成，所有这些事件，都为冷战政策的成形和完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真正为冷战提供灵魂的人物，是乔治·凯南。 在他的“长电文”以及后来发表的X文章中，凯南深刻地分析了苏联外交政策的动机和特点，明确地提出了美国应该采取的相应对策，并且天才地预见了美苏冷战可能的结局。凯南认为，在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双重驱动下，苏联政府对外部世界充满敌意，并顽固地奉行对外扩张政策。但是，苏联的扩张主义和纳粹德国不同。它不会像希特勒那样，对西方实施 “闪电战”式的袭击。苏联的扩张主义不是奔腾咆哮的大海，而是一条顽强而又灵活的溪流。它是那么顽强，哪里出现权力真空，它就必定流向哪里。但它又是那么灵活，哪里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它就会在哪里戛然止步。针对苏联扩张主义的特点，凯南强调，美国政府必须采取全面反制措施。根据苏联行动的变化，在不断变化的地缘和政治热点上，对苏联的扩张采取长期的、耐心的、坚定的、机警的遏制政策。“遏制政策”这个名词，从此横空出世。凯南用的英文是containment，原意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其向外扩展”。中文译得好，译成“遏制”。“遏制”，显然不同于“压制”，更不同于主动出击，彻底歼灭。“遏制”，包含着被动的意思。苏联的“溪流”流到哪里，美国便“遏制”到哪里，有点像中文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意思。总之，是防守，不是进攻。 但这种防守，不同于消极防守，是带着全面战略眼光的防守。凯南难能可贵处，是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如日中天时，能在共产主义的华丽外衣下，洞察其内部的衰落。他借用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Mann）在《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中的比喻说，当一颗遥远恒星的光芒到达地球时，那颗恒星本身可能已经消亡。而苏联的光芒，正是那颗亦已消亡恒星的回光返照。凯南用共产党辩证法的套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断言苏联体制带着毁灭自身的种子。在苏联内部矛盾和美国外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总有一天苏联体制会一夜崩溃。到那时，苏联就会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沦落为最弱小最可怜的国家。凯南的预言，令人难以置信的准确。在凯南发出“长电文”45年后，苏联于1991年宣告解体，美苏冷战正式结束。在人类历史上，两个大国间的争霸，无论是雅典和斯巴达为争夺古希腊的冲突，还是罗马和迦太基为争夺地中海的冲突，甚至近代英国和德国为争夺欧洲霸权的冲突，无一不是在战场上最终决出胜负。但美苏冷战是个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战而屈人之兵，做到了“拔城于尊俎之间，折冲在千里之外”。 搞懂了“旧冷战”，再来谈“新冷战”。既然“旧冷战”是以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为其特点，“遏制政策”既然是美国赢得冷战的法宝，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新冷战”，能否沿用“遏制政策”？说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那是不知所云。当年美国对苏联之所以能采取“遏制政策”，是因为苏联扩张的那条“溪流”，还在西方阵营外面，没能“流进”西方内部。为了防止其渗入内部，所以要“遏制”。今天的中国，通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早已渗入西方世界的方方面面。美苏冷战打了4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渗入西方的历史，几乎和美苏冷战的历史一样悠久。所以，中国领导人今天可以自鸣得意地宣称：“中国和美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明面上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心里想的其实是：“老子已钻进你肚里，再怎么折腾，能把我怎样”？ 但世上事往往不能尽如人意，说什么“双赢就是我们赢两次”，毕竟是唱滑稽。“改革开放”也好，“渗入西方”也罢，都要付出代价。你加入WTO，融入别人的分工体系，固然可以“闷声大发财”，把GDP做到世界老二。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凡能把你捧起来的，就能把你摔下去。人站在地上，不爬高，本来不会摔。但一旦“爬得高，摔得重”，摔下来后，还想和原来一样站在地上，那是痴心妄想。现在想起来要搞“供销合作社”，准备印粮票，就是摔下来后，还想和原来一样站在地上。这和前两年意气风发，四面出击，要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小孩没长大的表现。 “改革开放”融入西方是双面利刃。一方面，你钻进别人肚子，折腾一番，居然折腾出不少钱。可以用来对内维稳，对外搞“一带一路”，几乎“双赢”。而且，别人对你还没办法，“遏制政策”也不好使。 “遏制”不成，人家开始驱逐，也就是“脱钩”。但“脱钩”得花代价，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有点夸张。但“杀敌一千，自损个两三百”恐怕难免，这是双面利刃的一面。双面利刃的另一面，讲的人比较少。但这另一面形势有点不妙，那就是你其实不是钻进别人肚子，而是骑在老虎背上，骑虎难下。继续“骑”下去，越来越不可能。摔下来，那就可能要命。世上事，“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任何所谓“进步”，都是单程票。一旦踏上去，再无回头之路。发明计算机前，人类也能正常生活。但现在如果取消计算机，那就天昏地黑，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注1）。北朝鲜政权尚能稳固，是因为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骊龙之珠”。中国要回到北朝鲜，即使有人想，也早就不可能。 从这个角度看，就知道在所谓的“新冷战”中，中国的战略地位有多么脆弱。以前自说自话，讲中美是夫妻关系。就算是，现在人家要离婚总可以吧。硬是不肯离，不是因为有感情，而是怕离了婚，净身出户。所以，一方天天嚷着要“脱钩”，一方就是不肯，说“与中国脱钩，就是与机会脱钩，与未来脱钩”。讲得信誓旦旦，天花乱坠。中国政府什么时候变得悲天悯人，别人错失良机，要你急得满地打转？一方要“脱钩”，一方死也不肯，正好说明双方战略地位的悬殊。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肯“脱钩”？因为知道一“脱钩”就可能要命。原教旨主义的共产党社会没有这种弱点，但经过“改革开放”融入西方社会，把GDP做到世界老二的共产党政权，却有这种致命弱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谁说川普总统以前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接触失败了？ 没有以前的接触政策，哪来今天中国战略地位的尴尬？鸦片战争时，清政府不肯与西方“挂钩”，就算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总还能抵挡几下。今天，中共不肯与西方“脱钩”，但“脱钩”与否是人家内政，你有什么能力干涉别国内政？所以，美国对中国，现在连谈判都没有，连连重拳出击。今天封企业，明天关领馆。而习近平却在联合国大会上说，我们和美国既不打热战，也不打冷战。一付“美国要打，我们不接招”的气定神闲（注2）。请问，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吗，信奉“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注3）？在这种战略部署下，中国外交部最大的愿望就是谈判，说“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但人家就是不谈。因为人家知道，论耍嘴皮搞忽悠，中国世界第一。所以，美国现在不给“耍嘴皮”的机会，以至崔天凯大使惊呼：“现在连对话都没有，很不正常”（注4）。崔大使想不明白，世界上居然也有不让“耍嘴皮”的时候。但他大概忘了，外交界有一句名言：叫做“弱国无外交”。光会“耍嘴皮”，终究没用。 美苏冷战时，前苏联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弱国无外交”的礼遇。因为在冷战中，苏联是远比中国“合格的对手”（注5），这是“新旧冷战”间的又一个不同点。苏联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有社会主义的盟国。西方有“北约”，苏联就有“华约”；西方有“欧洲经济共同体”，苏联就有“经互会”。而且，当时的苏联还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多或少还有真诚的信仰，就如凯南借用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比喻，还有能照亮此岸的耀眼光芒，哪怕是虚假的光芒。中国今天有什么？“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苏联在冷战时搞过“古巴导弹危机”，中国能搞什么？搞出个不入流的“新冠病毒”，千夫所指，人人不齿。在美国眼里，苏联虽然是敌人，但毕竟是正面的、对等的、光明正大的敌人。而中国只是个得了便宜卖乖、吃里扒外、满口谎言的骗子。所以，美国对苏联虽然强硬，但在外交上还有所尊重，从来没有“连对话的”机会都不给。而对中国，则是视若无睹，连正眼都不看一下，直接动手。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所谓“新冷战”，美国采取的既不是“遏制政策”，也不是防守。而是主动出击，如入无人之境。而中国，既有骑虎难下，骑上去容易下来难的困境，又在全世界没有真正的盟友。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冷战”根本不是冷战，它和美苏冷战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一定要说美中之间会有一场“新冷战”，那么它也不会再打45年。它要真打起来，可能像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所言：“首战即终战”。所以，历史事件往往以不同形式出现两次：一次是正剧，一次是闹剧。“冷战”是正剧，“新冷战”最多只是一场闹剧。
注释： 郭庆藩，《庄子集释》下卷“列御寇第三十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61页。 中国复旦大学有个叫张维为的，和胡锡进、金灿荣等人齐名，算中国政府的谋士，经常在电视上摇头晃脑。他说美国要打冷战，是因为“心乱”。中国只要不接招，不理睬，不被带节奏，美国就没办法。于是，中国便“心胜”。（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nJoHFmUlhk）复旦大学不知上哪里找到张维为这种谋士，居然杜撰出一顶“心胜”的帽子。“心胜”，不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吗？ 萧一山，《清史大纲》，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09页。叶名琛对付英法两国的进攻，既不备战，也不谈判。唯一的办法是不见面，不理睬，不接招。城破被俘后，被押到印度，死于喀尔喀塔。后人嘲笑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见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311656.html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说，如果美国一定要逼中国成为对手，中国一定做合格的对手。见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19_12_27_529654.shtml
陈翰圣
（2020年9月29日） 原载《新世纪》网站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0/09/blog-post_937.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