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死了，中国人比美国人伤心。为什么呢？据说因为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是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死了，无处去问。但“中国人民”是基辛格的“老朋友”，却因基辛格的去世，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官方的唁电，到网民的悲悼，几乎兔死狐悲，唇亡齿寒。所以，说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倒不如说“中国人民是基辛格的老朋友”，来得靠谱。

就算基辛格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也是位若即若离，时隐时现的朋友。中国人民过去半个世纪来，最波澜壮阔的事业，莫过于“改革开放”。和中国“改革开放”有关的外国人名字，可以列出一长串。别的不论，光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起码一半以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出过力。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到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从左到右，都曾排着队去中国出谋划策。但有谁听说过基辛格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过什么？基辛格是谋略家，擅长纵横捭阖，和“改革开放”不沾边。要等到中国出事情，如北京开枪杀人时，基辛格才会现身，奔走游说于朝野上下，纵横捭阖在中美之间。也就是说，中国人民的好事都和基辛格无关，只有坏事才和他有关。所以，基辛格就算是老朋友，也是位时隐时现的朋友，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

当然，也有人说，基辛格根本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是被中国政府收买，替中国做“大外宣”的。这回“中国人民”阔气，做上了基辛格的老板。但这种说法，有点太小看基辛格。基辛格虽然生不逢辰，没赶上春秋战国，也没赶上欧洲“维也纳会议”的年代，但终究是位谋略家，什么世面没见过？凭基辛格的资历，哪能随随便便为五斗米折腰？在基辛格的行业里，他属于“现实主义”流派。但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和中国语境中的“现实主义”不太一样。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总有点“机会主义”的意思，随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江泽民执政以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更野蛮演变，变成了赤裸裸的“有奶便是娘”、“闷声大发财”，一切向钱看的“捞钱主义”。所以，中国人比较容易相信，基辛格“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在为咱们打工。

基辛格的现实主义，讲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其理论根源，是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 H. Carr）和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人创立的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学派。该学派认为，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不同，国内政治是有政府状态，而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状态。在一国之内，张三打了李四，警察会管。在国际社会里，A国打了B国，没有世界警察来管。从“人性本恶”的角度出发，国内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谓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而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同样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弱肉强食。所以，在国际政治里，没有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每个国家都只能拼命增强实力，以求自保。现实主义学派后来经过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等人的发展，变成了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强调体系和结构的作用。有什么样的结构，比如两极世界、多极世界等等，就有什么样的国家行为。就像天体运动由万有引力决定一样，国家行为或外交政策，是由国际关系的结构决定，和政治领导人的主观意愿无关。

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现实主义，都把一个一个的主权国家作为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而忽视国家内部的情况。因为在他们看来，国家内部的情况无关重要。在一定的国际关系结构下，任何国家，无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都有相同的行为模式。所以，他们不重视人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重视均势、地缘政治和国家实力。所谓国家实力，在他们眼里主要是军事实力，以前是看谁的坦克大炮多，后来则看谁的核武器导弹多。所以，基辛格在中美关系中的所作所为，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偏爱，也不是要到中国捞钱，而是出于自己对现实主义理论的信仰。

但现实主义也有现实主义的问题。例如，前苏联有那么多的导弹核武器，在基辛格们的现实主义看来，无疑是庞然大物。但这么个庞然大物，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了呢？面对这样的问题，现实主义显得相当苍白，有点难圆其说。苏联刚解体那会，有位基辛格的知音，同样信奉现实主义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赶紧出来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我们即将怀念冷战”（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意思是苏联一解体，好端端一个两极世界瓦解了。你们别高兴得太早，以后天下大乱，你们就要“怀念冷战”了【注1】。从那时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世界人民，包括同样是基辛格知音的“中国人民”在内，好像没人“怀念冷战”。米尔斯海默后来又写了本题为《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的书，从头到尾没有新东西，都是些现实主义教条的重复。一如以往地数坦克大炮，一如以往地数导弹核武器。甚至至今认为，陆军是最重要的军种，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等等【注2】。写了洋洋数百页，不忍卒读。世界上任何主义，往往创立者是天才，追随者则每况愈下。例如，马克思是天才，马克思主义者却往往是庸才。现实主义的情况大概也差不多，卡尔和摩根索相当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基辛格重在行动，最多算列宁斯大林。到了米尔斯海默，水平相当于中央党校的老师。

基辛格及米尔斯海默们，眼睛盯着坦克大炮看，看久了难免眼花。例如他们数中国和俄国的坦克大炮，数着数着，心生敬意。以为这两个国家，坦克大炮那么多，必须高看一眼。所以，冷战结束后，北约东扩，他们便大惊失色，以为要出事情。一年前，普京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他们一方面忧心忡忡，一方面又难掩得意：“看，我们怎么说来着，大事不好了吧”？没想到普京打了一年，非但没把乌克兰干掉，自己反倒差点被干趴下。这次，不知道基辛格及米尔斯海默们怎么说，不会是“我们即将怀念俄乌战争以前的岁月”吧？

所以，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种种言论，主要是他数坦克大炮，数导弹核武器数出来的。因此而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有点自作多情。面对不算“老朋友”的俄国，他会说同样的话。有人可能不服气，说基辛格还是和咱们交情深，你看他来中国访问一百多次。临死前几个月，还不远万里来中国开场生日派对。他和俄国没这交情吧？是，基辛格是没去俄国一百多次。但那不是他不去，而是俄国没人请他去。除了中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热衷于邀请基辛格去访问。作为一个迷信“权力就是春药”的人，基辛格离不开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中国的邀请，对基辛格来说，是历史舞台上的回光返照。所以，对中国抛来的邀请，基辛格来者不拒。连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打黑”，基辛格都会赶去捧场。可见，离开了历史舞台，又不甘寂寞的基辛格，对重新出现在聚光灯下的机会，多么饥不择食。

“中国人民”最喜欢的美国政治人物，第一要数尼克松，第二就是基辛格了。但有趣的是，这两个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甚至在整个西方世界里，并不怎么受欢迎。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美国人民赶下了台。当年的毛主席，和“中国人民”一样，对这事很不理解。心想就这么点事，至于把皇帝打倒吗？毛主席讲义气，听说尼克松下台，就派架专机，把尼克松接到北京，好言安抚，惺惺相惜一番。毛主席心里的算盘是，你都下台了，我还把你奉若上宾，够患难见真情吧？毛主席的算盘打得天衣无缝，几乎是中国式现实主义的顶峰。但毛主席没想到的是，他和“中国人民”一样，对外部世界不甚了了。他的那点算盘，是和蒋委员长争天下时积累下来的，用在尼克松身上，牛头不对马嘴，根本不对路。尼克松不是西哈努克，不需要北京庇护，他能对你感激涕零？

“中国人民”喜欢尼克松，爱屋及乌，自然也就喜欢上了尼克松的宰相基辛格。但问题是，“中国人民”喜欢基辛格，基辛格喜欢“中国人民”吗？基辛格多半并不喜欢“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热爱，基辛格远比不上任何一位美国的汉学家，甚至比不上许多被中国政府禁止入境的汉学家。基辛格非但看不上“中国人民”，他连自己的老板尼克松，也未见得看得上。基辛格看得上的，是十九世纪欧洲维也纳会议的灵魂人物，奥地利帝国的梅特涅（Metternich）亲王。在马克思看来，像梅特涅那样的人，无疑是全世界最反动的人物。在《共产党宣言》里，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指出梅特涅是旧欧洲反动势力的代表。但基辛格最崇拜的人物，恰恰是梅特涅【注3】。基辛格人生在20世纪，心却留在19世纪，痴迷于维也纳会议里的外交氛围。因为在那里，几位亲王贵族在沙龙坐定，一番纵横捭阖，便能搞定全欧洲的地缘政治。基辛格喜欢这种氛围：神秘、狡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以，在自己的外交生涯中，基辛格也经常故弄玄虚，搞得好像自己是梅特涅再世。一分钟前，公然让肚皮舞娘坐在大腿上撒娇；一分钟后，神秘飞往某国，展开战略核武会谈。这是基辛格的高光时刻，集权势、神秘、美女于一身，充分实现了自己对“权力就是春药”的期盼。

所谓“权力就是春药”，也是基辛格从梅特涅那里学来的。梅特涅在十九世纪初的欧洲外交界，以风流倜谠闻名。为了看上去更像梅特涅，基辛格亦步亦趋。梅特涅风流倜谠，基辛格便倜谠风流。别人有绯闻，都是遮遮掩掩。基辛格有绯闻，恨不得满世界都知道。所以，基辛格的风流韵事，被炒得满城风雨，从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一直传进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

毛主席多年来一直以为自己是哲学家，不知道谁向他报告，说基辛格是“哲学博士”。“中国人民”那时比较闭塞，不知道所谓的“哲学博士”，即PhD，在西方大学里，是可以通用于任何专业的。基辛格获得PhD，并不说明他学的是哲学。但毛主席不管，一口咬定基辛格是“哲学博士”。毛主席这人有个特点，对别人的学历比较敏感。一听基辛格是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非要在会见尼克松的第一天，当着基辛格的面，不谈政治，只谈哲学。毛主席大概以为哲学是自己的强项，所以想从“实力地位”出发（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注4】，给尼克松、基辛格一个下马威。但没想到，当毛主席、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四人，在毛主席的书房落座后，谈的竟不是哲学，而是基辛格的风流韵事。四个男人围成一堆谈女人，不知在场给他们当翻译的唐闻生小姐，内心是什么感受？

基辛格告诉毛主席，他搞女人是为了掩护自己的外交工作。后来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Fallaci）采访时，基辛格讲得更露骨。说自己搞女人只是消遣（diversion），是一种业余爱好（hobby）【注5】。法拉奇是世界级名记者，素以采访政治领袖著称。当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念书时，她是我们那一代新闻系学生心中的偶像。法拉奇独家采访过的领导人，包括霍梅尼、卡扎菲、阿拉法特、巴列维、英迪拉·甘地、阮文绍、邓小平、基辛格等等。法拉奇的采访不是一般的我问你答，而是言辞泼辣，唇枪舌战。读她的采访，可以读得热血沸腾，感到提问比回答更精彩。其中，她对霍梅尼的采访，堪称经典。伊朗革命后，霍梅尼是伊朗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享有神一般的地位。她去采访霍梅尼时，被迫穿上伊斯兰妇女的黑色长袍。她问霍梅尼，为什么要强迫妇女穿长袍。霍梅尼反唇相讥，说这种长袍专为淑女而设，西方女人不喜欢可以不穿。她当即回答霍梅尼：“您真好心，教长。既然您这么说，我现在就扔掉这愚蠢的中世纪破烂货”！【注6】回答得果断、勇敢、掷地有声、酣畅淋漓。她当着霍梅尼的面脱去长袍，若无其事地继续采访。逻辑严明，步步紧逼。整篇采访，犹如战斗檄文，可以看作是伊朗革命后，西方文明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最漂亮的反击。但在法拉奇采访过的所有人中，最令她讨厌的人物，既不是霍梅尼，也不是卡扎菲，而是基辛格。

在法拉奇看来，基辛格虚伪、傲慢、冷酷、狡诈。她讨厌基辛格谈话的内容，也讨厌基辛格谈话的语调，她一度甚至称基辛格为“小丑”。共产党最喜欢骂别人“反动派”，但无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像法拉奇那样的自由主义者，都视基辛格为全世界大最大的反动派（reactionary）。就这么一个反动派，竟几十年如一日地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不是很滑稽？其实，基辛格和“中国人民”，谁也不是谁的老朋友。基辛格和“中国人民”，不过因缘际会，一个秉承西方的现实主义，一个秉承中国的现实主义，一个数坦克大炮，一个“有奶便是娘”，互相需要，互相利用。就这样，两个相反的极端，终于走到了一起。

注释：

【1】Mearsheimer, John J. 1990.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in Atlantic Monthly, August 1990.

【2】Mearsheimer, John J. 2014.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pp 55-82.

【3】参看基辛格的博士论文，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s of Peace 1812–1822.

【4】中美安克拉奇会谈创造了两句名言：一句是布林肯说的“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中方理解为美国要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谈判。但也有人说“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只是要从对自己有利的地位出发，即扬长避短的意思。另一句是杨洁篪说的：“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杨洁篪是上海人，讲出来的话，充满上海的市井气。

【5】法拉奇对基辛格的采访，见https://scrapsfromtheloft.com/history/oriana-fallaci-henry-kissinger-interview/

【6】纽约时报1979年10月7日刊载的法拉奇对霍梅尼的采访，见https://www.nytimes.com/1979/10/07/archives/an-interview-with-khomeini.html

（2023年12月16日）

陈翰圣

原载《新世纪》网站：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3/12/blog-post_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