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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圣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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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五四”精神 2020-11-24 11:47:34

引言

前阵,与“民主、科学”开了点玩笑。考证性别,以为陈独秀的“德赛二先生”中有人女扮男装。语多调侃,不甚严肃1

在中国近百年的政治斗争中,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内容的“五四”精神,是位不倒翁。它颇像那幅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画像,白色恐怖,它君临衮衮诸公,高悬在党国要员官邸;红色恐怖,它端坐马恩列斯背后,耸立于天安门广场。岁月如流,江山易手。它总遥不可及地,且又令人尊敬地站在地平线上。近百年来,不管国共两党哪家执政,一代代中国青年,都在“五四”精神养育下成长起来。

今天看来,“五四”精神可算作中国早年的一次“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而是始于前清季世。那时的“改革开放”,也有 “三个代表”。第一位代表是前清的“洋务运动”。它起于曾国藩的经世之学,中经李鸿章的“艺事为重,义理为轻”,而终结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代“改革开放”的共同点,是痛感中国士大夫的“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不敌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用现代话讲,尝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所以,这一代改革开放的重点,是引进西方的“技术”。第二位代表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这次改革开放是受到“甲午海战”刺激,居然败给同为黄种人的日本,失落感无以复加。于是奔走呼号,“公车上书”,开启学生运动之先河。这一次改革开放,借鉴的是西方的“政治”。第三位代表即“五四”精神出生时,中国已经“共和”。“技术”、“政治”都已学过,陈独秀便要请“德赛二先生”,也即“民主和科学”,入住中国。这次改革开放,引进的是西方的“文化”。

“三个代表”轮番登场后,中国一度不再改革开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成“世界革命中心”。岁月悠悠路迢迢,一直等到邓小平“三起三落”后,中国才又一次改革开放起来。邓氏改革开放后,学界有人重新审视“五四”精神。这中间有两位代表人物。一位是北京的李泽厚先生。据李先生说,“五四”精神是中国的“启蒙运动”, 原本很好。可惜,由于外侮内乱,尤其日本人不讲道理,打进中国。结果“救亡压倒启蒙”,出了点问题2。言下之意,如果天下无事,任由陈独秀等人“启蒙”下去,那就“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上海的王元化先生。按王先生说法,“五四”精神的精髓其实不是“民主和科学”,而是如今流行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3。这种讲法,有点像当年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其实不是“继续革命”,而是“实事求是”。“五四”精神不会自己开口说话,毛泽东早已作古,所以只能评说由人。不象马克思,很有先见之明,生前有话在先:“我只知道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同,王元化先生对“五四”精神的反思是真诚的。王先生年轻时在“五四”精神哺育下成长,“五四”无疑是他那一代人的精神初恋。否定“五四”,就等于否定王先生自己走过的道路。正像否定毛泽东思想,就等于否定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集体功勋”一样。王先生晚年如此真诚地反思“五四”,恰恰说明他对“五四”用情至深。然而,犹如一位热恋中的人突然发现情人不贞时一样,王先生选择的不是直面破碎的旧幻想,而是千方百计地代之以美丽的新幻想。

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笔者不同意李泽厚先生,是因为“五四”精神有其固有的缺陷。就算没有“救亡”,就算日本人不杀进来,“五四”精神这种缺陷照样无法规避。笔者不同意王元化先生,是因为“五四”精神的精髓确确实实就是“民主和科学”。当然,真要“证明”后者,颇费周折。仔细想想,大概有几种办法。一种是“权威法”。这“法”很有中国特色,因为中国学界等级森严。譬如,当今世界,只有中国发明过“博导”这种学衔。这种学衔,为的是表明“博导”高于普通教授,好比北京的处级和尚高于青海的同级道士一样。在中国,系主任又高于“博导”,院长高于系主任,校长高于院长,教育部长高于校长。到了总理,至高无上,垄断全部真理。由此想到,不久前温总理在北大说过:“五四”精神就是“民主和科学”4。按“权威法”,不合总理之说,罪当格杀勿论。

另一种是“网络法”。此“法”擅长“搜索引擎”,遇事“百度一下”,而后慷慨陈词,深得愤青好感。遵此法,在网上“搜索”出“五四”精神的定义,乃“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民主和科学” 显然排名靠后,贬谪左迁,但毕竟忝陪末座。不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完全名落孙山。“民主和科学”所以降级使用,是因为它们容易引发歧义。不像“爱国和进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执政党私产,党拥有世袭解释权。有“爱国和进步”看家,就不怕“民主和科学”造反。凡反动及卖国的“民主和科学”,也在“格杀勿论”之列。追随“愤青”,发现“五四”精神中,不仅确有“民主和科学”,而且发现后者确实躲在马恩列斯背后,活脱一幅孙中山先生的标准像。

再一种是“科学法”。此法顾名思义,便有“五四”精神。加之擅长观察、量化和实证,又合西方主流学潮。譬如,要证明何为“五四”精神,即可做所谓content analysis。通过编码、量化、随机选样等程序,最后堂而皇之得出结论。虽然,多半时候,结论是没有“科学程序”也知道的东西。胡适博士当年“整理国故”,是否也用此法,胡先生文章没读过,不可妄论。但胡先生做学问时,计算机尚未普及。放在如今,或许能用SASSPSSSTATA等统计软件,建起模型,做出“回归”,写下诸如Yi = β + β1X1i + β2X2i + … + εi等方程。方程越长,希腊字越多,学问通常越好。当然,有时方程过长,作者自己未必了然。但这不要紧,要紧的是读者也不了然。但此法缺点是耗时费力,劳民伤财。除非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拿到“长江学者”奖金等等,做来得不偿失。所以,一般只能忍痛割爱。

其实,就是不用上述诸法,也不难看出“五四”精神中并没有王元化先生所谓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五四”精神中具有的是摧毁旧世界的豪情,期盼新时代的渴望,压倒一切反对力量的气势,以及独占全部真理的自信。而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在对“民主和科学”自以为是的理解和信仰上。“五四”精神中所没有的,恰恰就是“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众所周知,近年在中国流行起来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句话,最早出于陈寅恪在王国维自杀后为其题写的碑文里。上世纪二十年代,陈寅恪和王国维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里的四大国学导师。在那个年代,用“五四”精神衡量,他俩同属旧营垒中的人物,同为“五四”精神的革命对象5。王国维是在眼看那支与“五四”精神南北呼应的“国民革命军”兵临城下,耳闻南方旧士绅被新时代的暴力肆意凌辱斯文扫地的传说后,投昆明湖自溺的。中国当年那支挥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和“五四”精神的关系,多少有点像拿破仑的军队和法国式民主思想的关系。然而,如果说在欧洲,拿破仑的军队终究会受阻于英国的金钱和俄国的白雪的话,那么,在中国,在那片历来盛行“成则为王败则寇”,“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土地上,那支可以说是骑在马上的“五四精神”的北伐军,却注定会一马平川,席卷中国6。“长江后浪推前浪”,昨日之激进,便是今天之保守;今日之革命,终为明天之反动。在“五四”精神鼓舞下,在北伐革命的战火中,在人民大众的喝彩声里,中国终将沿着革命、革命、再“继续革命”的道路越滑越远。王国维在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不能说他已看到今后在中国即将上演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化革命”,但他预见的大方向却是对的。

王国维的死因,有人说是“殉清”,有人说是“逼债”,陈寅恪独排众议,认为他的死无关“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而是为了他所热爱的文化,不惜以一死表明自己“独立自由”的决心。正是出于这种观点,陈寅恪写下了那段半个世纪后在中国思想界突然流行起来的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是兔死狐悲,不是感同身受,就是陈寅恪也未必写得出这样气贯长虹,一泻千里,几近呼天抢地的碑文。

但是,在陈寅恪和王国维所热爱的文化里,并没有“独立之思想”。在他们的学问本身中,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之精神”。无论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还是在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研究里,我们都不可能看到亚洲伏尔泰的身影,更看不到中国约翰·穆勒的踪迹。他们两位都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启蒙者,恰恰相反,他们是中国现代化启蒙运动,也即“五四”运动的对立面。那么,为什么恰恰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对立面高举起了“自由”的旗帜?那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也即“五四”运动,虽然高喊“民主和科学”,却缺乏“自由”最崇尚的品质:即“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种品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的死,是以最悲壮的形式,向即将登场的新时代暴君发出的抗议。陈寅恪异常敏锐地抓住了这点,他不是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但先生的殊死一搏,先生不惜以一死所表明的心迹,却与天地共存,日月同辉吗?我们今天应该看到,并不是与“五四”精神对立的旧营垒中,真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是旧营垒中的人物顽强地和新时代“思想霸主”相抗衡这件事本身,体现了在中国极其难能可贵的“独立自由”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王国维身上,也体现在旧营垒中诸如辜鸿铭、张君劢,梁漱溟等等其他人物身上。和几十年后在“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在“文革”中嫌“巴黎公社”不够左,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却又张口闭口“自由契约”的“经济学家”们相比,这批旧派文人,哪怕脑后留着辫子,身上穿着马褂,精神世界却要“自由独立”得多7

“不容匡正”的新潮

早在“五四”精神刚刚躁动于母腹之中,新文化运动还在酝酿时期的一九一七年,这种新时代“思想霸主”的作风,就已充分体现在那位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最活跃的精神领袖陈独秀身上。在与提倡白话文闻名的胡适的通信中,陈独秀宣称:“当以白话文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之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8。当陈独秀写下这段今天读来并不太通顺的白话文时,他不过一介书生。既不手握重兵,更无生杀予夺之权。他讨论的也不过是文学的语言形式问题,但在他开口“不容”,闭口“绝对”的文字里,却已为新时代的暴力准备了最早的思想基础,为日后他参与创建的那个党实行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埋下了第一颗种子。

精神领袖“不容他人匡正”的新思想,因为自觉掌握着绝对真理,代表着历史的前进方向,显得义无反顾,一路高歌。这种新潮、绝对、无比自信、目无旁顾的新思想,通过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当它接触到在外侮内乱、国仇家恨的漫漫长夜中挣扎彷徨的知识青年时,后者恰如久旱而逢甘露,干柴碰到烈火,不仅群起响应,还要推波助澜,后来居上。这些青年中,就不仅有后来亲国民党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后来成为无产阶级“红太阳”的伟大领袖。如果说,“五四”前后,“伟大领袖”限于资历,无缘站到舞台中心聚光灯下的话,那么身为北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傅斯年、罗家伦们,却理所当然地当仁不让。他们以《新青年》为榜样,办起了一份《新潮》月刊。在那里,他们的劲头不再限于“文学革命”了。

在“五四”运动前夕一九一九年一月的《新潮》创刊号上,罗家伦写了篇“今日之世界新潮”。他说世界历史每个发展阶段都有自己不可阻挡的潮流。这股潮流在十八世纪是法国大革命,在十九世纪是一八四八年革命,而在本世纪就是俄国十月革命9。罗家伦后来虽然一生反共,但在当时,他列举的三股潮流,却是一场比一场更为激进的革命。当罗家伦写下“今日之世界新潮”时,他才二十二岁。在这个年龄,谈谈“普世价值”,写点“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既可爱,又煽情。能和“世界潮流”攀交情、拜把子,自己大概很被感动。更何况,社会主义思潮当时确实“浩浩荡荡”。就在罗家伦写文章的同一年,在文学界,法国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写过:“指南针指着北方,苏联的革命英雄正在重建人类社会和道德”10。稍后,在经济学界,具有深刻政治眼光,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拯救了资本主义的凯恩斯(John M. Keynes)说过,列宁主义可能正在为人类道德开辟新纪元11。而在历史学界,那位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也强烈暗示,苏联有可能成为西方文明的新旗手12

正是在这种“国内小气候,国际大气候”下,“五四”运动爆发了。“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就像以后几十年北京数代学运精英一样,傅斯年、罗家伦们因缘际会,舍我其谁,高举“北大精神”,冲出校门,一跃而成学生领袖。“五四”当天上午,罗家伦不仅等来了“世界潮流”,而且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由他受命执笔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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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赛二先生”性别考 2020-11-21 10:45:36

互联网兴起时,网上流传一则笑话: 英语教授上课说,古代英语名词常和性别相关。例如,“船”就和女性有关。追本溯源侃侃而谈后,教授将全班按性别分成两组,要求学生进行讨论,判定时髦名词“计算机”的性别。

结果,女生组认为“计算机”是男性。理由是:“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必须按‘那个’开关,让他来电”1“他们具备丰富的数据,却毫无用处”;“他们本该为我们解决问题,但一半以上时间,他们本身就是问题”;“一旦选择了一位,你会立刻后悔莫及。因为,只要少安毋躁,更完美的款式就在眼前”。男生组的结论刚好相反,认为“计算机”是女性。理由是:“只有她们的创造者,才能理解她们的内在逻辑”;“她们互相之间用以交流的语言,旁观者无法听懂”;“再小的错误,也会被输入她们永恒的记忆”;“一旦抱得美人归,你才明白她的真实价格。因为,你将倾其所有,没完没了地为其添置配件”。

古汉语中的名词,是否也与性别有关?笔者“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幼承庭训,十年寒窗,学习的汉语,不是“社会主义好”,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与乾嘉朴学、训诂考据,相去不啻霄壤,自然缘一面,不敢在此妄论。但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十分重要、特别时髦的外来名词,即“民主” 和“科学”,却分明和性别有关。

“五四”时期,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青年》罪案之答”的文章。其中,陈先生将英语中的“民主”(Democracy, 德莫克拉西) 称为“德先生”;把英语中的“科学”(Science, 赛因斯) 叫作“赛先生”。 既然称作“先生”,自然就和性别发生了关系。自陈先生大作发表后,“德赛二先生”不胫而走,作为“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播。其深入人心,几乎“地不分东西南北,人无论男女老幼”。例如,当年国共两党厮杀得你死我活,但对“德赛二先生”,却一致推崇。以致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直到今天台海两岸的媒体上,“德赛二先生” 依然极为风光,频频出镜,累见报端。

然而,不知是否因为“救亡压倒启蒙”(2),在对“德赛二先生”的争相传诵中,人云亦云的多,小心求证的少。以致时至今日,似乎无人怀疑,为何“德赛”二位,都是“先生”?中国人本是讲究实际,甚而实惠的民族。为方便见,将外文字首取出,当作姓氏,好比将马克思称为“马先生”,本也无伤大雅。但是,马克思之为“马先生”,其性别确凿无疑,不待深考。而“德赛”二位之为“先生”, 却好似天外来人,既无族谱可查,又无“正身”得以验明,所谓“先生”,实乃无稽之谈,近乎姑妄言之。况且,陈先生当年为文时,正忙于笔战。因为有人怪罪《新青年》破坏名教,他便抬出“德赛”二位做后台,说是受了他们教唆,你们“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 才算是好汉”3,陈先生如是说。言辞之间,义愤填膺,颇为冲动。 “先生”之说,大概也是摇笔即来,脱口而出,不及仔细考量,有点忘了老朋友胡适之博士的忠告:“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

民主和科学,都是外国人。我们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经陈先生等人摇旗呐喊,逐渐走上“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的道路。虽然不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有意无意间,“夷夏之辨”终究难以忘怀。所以,外国人来华定居,难免遭受“以夏变夷”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 。民主和科学,经陈先生中介,移民中国。入关申报,性别一栏,填为“先生”,极有可能正是“文化冲击”下的产物。口说无凭,且容“小心求证”,细细道来。

中国文化,历来有混淆模糊性别的倾向。例如刑罚,外国虽然也有酷刑,但不及中国,在“五刑”中除了割鼻断足外,还专门设有一项“宫刑”。用破坏人的生殖器,将人弄得不男不女作为惩罚,其创造能力,世界独步。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史记》作者司马迁先生,就是这种“宫刑”的受害者。但时至今日,炎黄子孙谈及太史公受刑,记取的教训,却多半是“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4,好像我们都要特别感谢生殖器革除术的发明者。否则,司马迁不挨一刀,中华文明便少了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生殖器革除术一经发明,应用不限于刑罚。皇帝需要家奴,“宫刑”移用于太监,便文明地称作“净身”。皇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后宫佳丽三千,太监的需求,自然十分庞大。由此推算,历朝历代,成功进行的大小“净身”手术,应该不计其数。难怪鲁迅先生感叹,中国解剖学不发达,却唯有“宫刑”专业,一枝独秀,实为世界奇迹。

这种混淆性别的做法,也不只限于刑部衙门,皇家禁苑。中国人爱看戏,爱到戏和人生不分的地步。“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然而,在“戏如人生”的民间舞台上,男女演员却往往性别倒错。例如京剧的旦由男扮,越剧的生由女唱。这种男扮女装,女扮男装的戏文,一代代不知牵动了多少看客的喜怒哀乐,捧红了多少戏曲名伶,梨园泰斗,譬如梅兰芳、程砚秋“二先生”。

红色政权建立后,男女倒错的演出曾一度被禁。但“改革开放”以来,不知是为了“两手都要硬”,还是为了抵消“以夷变夏”的危险,反正“引进开放”的同时,又倡导起传统文化。不仅达官显贵黄陵祭拜,学龄儿童尊孔读经,就连“回归”后的香港演艺圈,也闻风而动。前不久,有香港武生,大概读了“半部论语”,仿佛要“治国平天下”,断言“中国人就要有人管”,不知是否要请宣统皇帝复辟。近日,更有香港男星,演了部《孔子》,大约觉得“戏如人生”,从台上一路唱下来,握着据说是第七十七代“孔府千金”的手,硬要行三跪九磕大礼。但终于不脱“许文强”本色,在恢复传统文化的庄严时刻,竟忘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在复古风气感染下,传统文化逐一恢复。舞台下,阴阳五行,三妻四妾。舞台上,重新上演男扮女装、女扮男装的戏文。如今,尚未恢复的传统文化,只剩下两项:女子的小脚和皇上的太监。

不仅舞台上,生活中混淆男女的事也不罕见。中国古代女子出行不便,于是有人“人生如戏”,女扮男装。例如,那位与梁山伯先生同窗共读,创下“千古一恋”的祝英台女士。“梁祝二先生”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有“梁祝”做榜样,“德赛”二位,入乡问俗,进而效尤,虽然都穿着长袍马褂,却难保其中没有女儿之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们不难发现:“赛先生”是梁山伯,而“德先生”却是祝英台。

你看那“德赛”二位移居中国后,“赛先生”一路走来,气宇轩昂,意气风发,颇有堂堂七尺须眉的气概。虽不敢说前程似锦,但至少光明磊落,堂堂正正。“赛先生”很有“先生”的特点:理性而实用。兼济天下,可以造出“两弹一星”;独善其身,也能“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算时运不济,碰上“文化革命”,焚书坑儒,最终还会有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讲的是理工科大学”。拨乱反正,那更是气象万千,又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又是“科学发展观”,几乎就象梁山伯“进士及第”。毕竟有男人安身立命的真本事,凭的是“硬道理”,不管谁都得买三分账。

反观“德先生”,情况可谓天差地别。一路行来,坎坎坷坷,遮遮掩掩,好象呼之欲出,却是欲言又止。“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始终名分未定,地位尴尬,一看就像有难言之隐的祝英台。时来运转时,她被捧得冰清玉洁,母仪天下。又是“跳出王朝周期率”的不二法门5,又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不久前,还被热捧为“好东西”,风光一番。运气不佳时,那就是红颜祸水,倾国倾城。又是“西方假民主”,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是“和平演变”的第五纵队。褒贬不一,评说由人,尝尽了“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的辛酸。

“德先生”的社会地位明明不如“赛先生”,但两位一见面,却总要礼让“德先生”走在前面。“德赛二先生”,“德”总在“赛”前面。这种对“德先生”的刻意逢迎,分外殷勤,表现的恰恰是在男权社会里,偏偏要“女士优先”的绅士风度。所以,“德赛二先生”的称呼本身,似乎都在暗示“德先生”的真实性别。

“德先生”社会地位虽不及“赛先生”,但却不是没有自己的长处。她只是不像“赛先生”那样逻辑严密,是非分明,功利而实用。但是,她感性而富有幻想,柔情而有普世关怀。象任何“柔情”和“幻想”一样,她需要理解、呵护、耐心和宽容。她没有“硬道理”,不会造原子弹,不能立竿见影,无法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但是,一旦失去了她,就像家中失去了女人,就会失去温馨、和谐、公正,乃至秩序,弄得家不成家。然而,就这样一位外柔内刚的女子,偏偏被革命家陈独秀武断为“先生”,以致以讹传讹,谬种流传。

其实,若去“德赛二先生”原籍“外调”,“德先生”乃闺阁女子的证据,比比皆是。例如,由美国革命催生,并代表着“美式民主”的,是屹立在纽约港口的“自由女神”。陈独秀先生最为佩服的法国革命和“法式民主”的象征,是一位坦露酥胸,赤裸玉足,左握滑膛枪,右擎三色旗而冲锋陷阵的少女6)。漫步欧洲街头,放眼望去,凯旋门下,横刀立马耀武扬威的,如某某大帝,路易“几世”等等,那才是“先生”们的塑像。他们虽被黑格尔尊为“骑在马上的世界精神”,但代表的不是民主,而是征服。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自陈独秀杜撰出“德赛二先生”以来,倏忽已近一个世纪。中华大地上不时传出“发扬五四精神”,高举“德赛”旗帜的呼声,偶尔甚至风闻“民主是个好东西”。然而,这些声音恰恰说明,在中国“德赛”精神还需发扬,“德赛”旗帜尚待高举。至于“民主”,更还在母腹之中,未定之天,是否“好东西”,仍需商榷。

“德赛”在中国步履蹒跚,有人怪领导“政治改革滞后”,有人责群众“素质低下”。其实,依我看,两种责备都不对。要怪,只能怪陈独秀先生。“天下有罪,罪在一人”。谁让他当年志大才疏,口无遮拦?上帝造人,尚且有亚当夏娃之别,他却捏造出个“二先生”。既为“二先生”,你让他俩如何相恋,如何成婚,如何生儿育女,如何发扬光大?既为“二先生”,你让他们怎不重演“梁祝”悲剧,有情无缘,难成正果?即使朝夕相处,耳鬓厮磨,难免“十八相送,楼台一别”。就算柔情似水,毕竟佳期如梦。尤其“德”小姐,在故土故乡,本是“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7)的巾帼英雄,女中豪杰。谁曾想被陈先生接到中土,改头换面,女扮男装。从此后“名不正,言不顺”。从俗浮沉,与时俯仰。受尽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伸的委屈。怎不令她芳心难平,柔肠寸断?“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只盼着早日还我女儿装”8),这正是“德”小姐发自内心的呐喊。不信,只要推翻陈独秀先生定的冤案,还“德”小姐女儿本色,一袭红,哪怕洗尽铅华,淡扫蛾眉,“德”小姐照样光彩照人,艳压群芳。所以,只要搞清“德赛”二位的真实性别,将陈独秀先生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德赛”二位就能明媒正娶,喜结良缘。到那时,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的前景,也许豁然开朗,别有洞天,迎来一番新的天地。


注释:

  1. 英文原文用的是“turn on”,一语双关。意思既是“打开开关”,又是“吸引异性,使他来电”。

  2. 这是李泽厚先生的重要论点。大意是“五四运动”的不足,主要是因为思想启蒙运动被民族救亡运动所压倒。似乎如果没有列强,尤其没有日本人,任由陈独秀等人“启蒙”下去,便很好。详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6页。

  3.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载19191月《新青年》六卷一号。

  4. 司马迁,“报任安书”,载《古文观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5. 详见1945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关于“民主”的谈话。谈话主要内容,见下述网址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2559

  6. 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 的著名油画“自由引导人民”,现藏于巴黎如浮宫。该画感动过无数文人墨客。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中,也载有此画。转载于此,以备参考。

  7. 那位写下绝笔“秋风秋雨愁煞人”的革命英烈秋瑾女士的豪言。详见《秋瑾诗钞》。秋瑾也曾女扮男装,东渡扶桑。“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是她当日的自我写照。

  8. 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宝唱段:“只盼深山出太阳”。样板戏中,照样有女扮男装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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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圣

2010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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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威海外,怀柔远人”的北京奥运 ------兼谈张艺谋、江 2020-11-18 07:37:06

北京奥运落下帷幕,全世界松口气,皆大欢喜。对中国老百姓来说,草木皆兵的日子终于过去。居民得以正常出门,邮路运输得以恢复畅通,工厂企业得以重新开张。对中国军人来说,完成了自“六四”以来在北京地区最大的兵力部署,动用了包括地空导弹在内的现代武器,终于有惊无险,得以安然班师。对进城谋生的民工来说,无须再自惭形秽,在自己的祖国,因为“有朋自远方来”,需要“回避”、“肃静”,而被任意驱赶隔离。对洋人,尤其对洋人政客来说,不必再进退两难:出席北京奥运,会被国内人权组织抨击;不出席北京奥运,老婆裸照便会在网上流传,供成亿双“爱国主义”的眼睛轻薄。中国不愧地大物博,人才济济,丈夫轻慢我们的奥运,便向妻子的身体报复,这接近“超限战”的思想,是十分具有创意的谋略。可惜,美中不足,法国总统偏偏是化外蛮夷,不受五千年礼教规范。所以,英特网上虽然趣味盎然,爱丽舍宫不为所动,终究没有“休妻”的消息,这多少使中国愤青们有点扫兴。后来,那位总统又冠冕堂皇地跑到北京,与我们胡总书记握手言欢,同桌共餐。 这更使“超限战”的裸体战略家们始料未及,战绩上稍有几分逊色。

这次北京奥运,使包括裸体战略家在内的人们,都十分满意,万分高兴,感到扬眉吐气。成就感的原因,是在洋人面前挣足了面子。旁的不论,光说开幕式,据说就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场面恢宏,艳丽多彩,把个秦皇汉武、四大发明、博学鸿儒、阴阳五行、易经八卦、太上老君,总之五千年最古老的文明,上演得如梦如幻,如醉如痴。洋人们据说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佩服得五体投地。仅仅几个小时,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举洗雪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屈辱,此时此刻,其情其境,除非用当年老Q的戏文,“得得,锵锵,得,锵令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注1),是决不能表达灵魂里的喜悦和惬意于万一的。

但讲到弘扬“传统文化”, 在今天的中国,听上去难免有点滑稽。远的如“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不说,单拿共产党执政近一个甲子来讲:前三十年,有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到“文化革命”即“革”文化“命”的冲击;后三十年,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代表的见利忘义、物欲横流的涤荡。“传统文化”,在政治经济双重夹击下,名亡实亡,被无情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整个中国早已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不要说孔丘老聃,就是晚他们几千年,被称为“最后一代儒家”的章太炎、梁漱溟们,也都成了时代的木乃伊。现在突然要弘扬“传统文化”, 听上去不但象痴人说梦,不知所云,而且几近与死人调情。况且,这死人,我们还亲手参加过围剿和杀戮。

更为滑稽的是,这次复兴“传统文化”的主帅,千挑万选,偏偏选中了张艺谋。张艺谋何许人物?张艺谋是以丑化和践踏中国“传统文化”发家的专业户。在中国近代史上,光靠攻讦中国“传统文化”而能博取功名利禄的人物,张艺谋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他的早期电影,无一不是煞费苦心,不择手段地迎合西方文明对落后东方的好奇心理和审美偏见。从“红高粱”到“大红灯笼高高挂”,贯穿始终的其实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如果西方文明好奇于东方女人的小脚,张艺谋就调动一切手段,用特写、用慢镜头、用蒙太奇将中国女人的裹脚布一寸一寸地揭开。通过张氏摄影术,捕捉裹脚布上的每一处污秽,放大展示其中每一个细菌。在张艺谋近乎病态的创作中,西方文明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满足。在与东方的对比中,他们体验到了期待中的优越感。于是,张艺谋迎来了鲜花掌声,博得了西方某些人的赏识,从此声誉鹊起。

但是,八十年代的中国,中宣部仍掌握在那些虽然政治上“左”得出奇,但不失基本民族气节的人手里。他们本能地不喜欢张艺谋。所以,张艺谋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吃香,作品遭封杀,本人被边缘化。然而,时过境迁,等到丧失了任何政治原则和理想的江泽民们登上历史舞台,张艺谋就变成了可以被利用的统战对象。与此同时,功成名就年近半百的张艺谋,也感到自己的处境有点悬在半空,不上不下,不中不西。为了谋求更实惠,更脚踏实地的后半生,张艺谋决定金盆洗手,认祖归宗。就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原则的政治和一个没有任何原则的艺术,一方带着西方赏赐的荣耀,一方拥有东方无边的权势,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大地上,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为了履行与中国政府新签的卖身契,张艺谋一改肆意丑化中国文化的基本创作风格,开始导演了从“英雄”到“满城尽带黄金甲”等一系列电影。可惜,人的才能是有限的,某些人只适合做某些事,张艺谋就只能拍“大红灯笼高高挂”。所以,自从和中国政府签下隐形契约后,张艺谋履约不能说不卖力,但毕竟年过半百,中途改行,因此难免力不从心,处处捉襟见肘。如果说“英雄”还只是乏善可陈,到了“满城尽带黄金甲”,则沦落为地地道道的地摊上的下流作品,成为人人口中的笑柄。就这么个人物,被赋予了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的责任,他除了能把一个放大十倍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搬进国家体育场,还能做什么?当然,这次可是真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了,因为这次张艺谋不受任何预算约束,一掷千金,花钱如流水到暴殄天物的地步。但是,只要这个世界还没有堕落到金钱能够遮盖一切,请张艺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就难免暴露出几分请老鼠看粮仓,让婊子讲贞操的滑稽。

然而,反面角色演久了,演正面角色就难免破绽百出。所以,习惯于丑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张艺谋,一出手就为奥运开幕式献上一曲“击缶而歌”。 把个代表战国时期落后文化的“击瓮叩缶,弹筝搏髀”和庄周吊亡妻的挽歌,作为北京奥运的开场白,居然能瞒天过海,逃过党国精英、衮衮诸公的审查,实在是个奇迹。要知道,现在中共中央的一百多位委员,个个混有博士以上文凭,且对奥运的苛求,是连一张九岁女孩的脸都不放过的。怎么这样一批饱学之士,就没看出“击缶”中的问题?莫非,张艺谋歪打正着,一语道破了这个时代上层社会的本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开场白不行,压轴戏怎样?压轴戏是李宁被一根粗大的钢索吊在半空,去点燃“圣火”。这根钢索,在开闭幕式上反复使用,将各色人等吊来吊去。中国传统文化,有“解民于倒悬”的说法。p1.jpg历来改朝换代,从宗周共和、汤武革命起,都说要“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将人“悬”于半空,和历史上任何一位要开创“和谐社会”的统治者的理想都格格不入。就算没有“倒”悬,看着李宁身负钢索在半空中奔跑,犹如目睹一位在河滩上艰难前行的拉船纤夫的背影,感到格外沉重和残忍。莫非,张艺谋又一次歪打正着,无意中反映出了这个时代下层社会的不幸:即以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为代表的下层人群,是怎样胼手胝足地挣扎生存,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付出代价的?

斩头去尾,奥运开幕式中间还剩下场重头戏:郑和下西洋。郑和是谁?郑和是明朝成祖皇帝身边的三宝太监。这回张艺谋没有弄错,总算找到了国粹。太监,和中国女人的小脚一样,是最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但是,郑和下西洋去干什么?历史学家说不知道(注2)。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规模超过哥伦布的船队几十倍,耗费了无数民脂民膏,出海七次远达西亚东非,航程足以绕地球几圈,但既不为军事征服,也不为贸易扩张,在一没有明确军事目的,二没有实际经济利益驱动的情况下,去完成一项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才能孕育出的国策:“扬威海外,怀柔远人”。怎么“扬威”?如何“怀柔”?就是装满一船船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每到一处,给当地的古代洋人送一份厚礼。古代洋人拿了我们的,用了我们的,自然讲几句好话。有的还特别慷慨,允许我们立块碑:“刻石于兹,永垂万世”(注3)。于是,我们明代的先人十分满意,万分高兴,扬眉吐气地回来了。我们装出去的是一船船中国人的血汗,运回来的是一船船洋人们的“友谊”, 得得,锵令锵,手执钢鞭将你打……”,这就是“扬威海外,怀柔远人”。

这种“扬威海外,怀柔远人”的国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最早大概可追溯到那位“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的隋炀帝。六一年,隋炀帝为了“扬威”和“怀柔”,力邀远古的洋人们齐集首都洛阳。于正月十五日夜间,在皇城大街上为远古洋人们设百戏场,演奏百戏。据史载:百戏场方圆五千步,乐工一万八。音乐起处,声闻数十里,灯火辉煌,如同白昼(注4)。盛会前,因“有朋自远方来”,隋炀帝命臣民整顿市容,广备珍货,连卖菜小贩都要以龙须席铺地,树枝上以帛缠饰。洋人所到之处,食宿一概免费。远古洋人玩得吃得不亦乐乎,受宠若惊之余,也不免“友邦惊诧”,问道:“隋朝也有乞丐,为何不予救济”?但除少数“敌对势力”外,大多数洋人均对主人的好客和美食赞不绝口,尤其对百戏场恭维有加,说“隋朝乃泱泱大国,我等决无如此气魄”。于是,我们隋代的先人同样十分满意,万分高兴,感到扬眉吐气,几乎要在洛阳城里唱起 “手执钢鞭将你打”。

中国“扬威海外,怀柔远人”的历史,自“郑和下西洋”往前追溯,固然颇多辉煌。但若向后展望,则形势有点不妙。因为,自郑和下西洋后几十年,一些住得太“远”,以至郑和不及“怀柔”到的“远人”,陆续从大西洋出发,以比郑和少得多的水手,小得多的船队,绕过好望角,发现新大陆,他们促进贸易扩张、工业革命,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文明。不久,他们子孙的舰队,就直逼“泱泱大国”的门户,与我们签订“城下之盟”了。从此,我们便不再有机会“扬威海外”。至于“怀柔远人”,则有所发展,变成“羁縻绥抚”。这是官话,翻译成普通白话,就是“笑脸相迎,割地赔款”。当然,这些不太光荣的变化,是专对“远人”即洋人而言。对待“近人”即国人,则依然“赫赫当年旧威风”,照样可以呼来喝去,随意驱赶隔离的。

就这样,经几代人的韬光养晦,我们迎来了二00八年北京奥运。沉寂了一百多年的“扬威海外,怀柔远人”,终于等到了发扬光大的机会。于是,我们全国总动员,“鸡鸣即起,洒扫庭院”。驱赶出千千万万的进城民工,培训起万万千千的礼仪小姐。下定决心,拿出最漂亮的面孔,让世界了解中国。为此,我们投下四百三十亿美元巨款,创下奥运史上主办国费用前所未有的记录。据对过去二十八年共八届奥运会的统计,按二00八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北京奥运的费用,是上届奥运,也即除北京奥运外最奢侈的雅典奥运费用的三倍多,是前苏联莫斯科奥运的三十倍,是美国洛杉矶奥运的四十七倍(见附表)。如此巨大的费用,任何一个对纳税人负责的政府都不可能支出;如此与其它主办国不成比例的支出,除了“扬威海外,怀柔远人”的心理,都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北京奥运的费用纪录,不象体育竞赛的记录,不是超过对手几个百分点,而是超过对手几倍几十倍,这在奥运史上闻所未闻。所以,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最大金牌,应该奖给北京市市长。

Capture.JPG

中国是否有如此奢侈挥霍的能力,见仁见智。说没有,是因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00七年对世界各国经购买力平均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PP Per Capita)的统计,对奥运吝啬得如同第三世界的美国,名列第六;而对奥运一掷千金的中国,排名第九十九(注5)。说有,是因为中国有无数富可敌国的贪官。据报载,仅北美洲地区,就生活着一千名从中国出逃的贪官。其中,一位小小的广东开平的银行支行行长,就贪污了四亿多美元。既然中国国库有承受贪官的能力,那当然就有承受奥运的能力。如果把所有国内国外、在位在逃、知名不知名的贪官加起来,他们的能量,一个小小奥运,何足挂齿!他们有能力,也应该有兴趣举办奥运。因为,这个奥运,本来就是他们的。是他们创造了这个奢侈的奥运,奢侈的奥运又创造着更多的他们!因此,请不要混淆视听,请不要将姚明身边那个汶川男孩拉进奥运,请不要强奸这个劫后余生的幼小心灵,奥运不属于他。因为,他和他的同伴们,没有高贵的血统,没有“先富起来”的幸运,他们没有资格也不需要到“鸟巢”里来沾光。他们需要的,只是用建筑“鸟巢”万分之一的钢材,来加固他们随时可能倒塌的校舍和危房。对汶川地震中无数幼小的亡灵来说,这就是他们最奢侈的愿望。奥运承办者,请不要亵渎亡灵!拜托拜托。

 

注释:

1)  鲁迅,《阿Q正传》,载《呐喊》集。引自亦凡书库网页。http://www.shuku.net:8080/novels/luxun/luxun.html

2)  陈学霖,载牟复礼等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

3)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6-89页。

4)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50页。

5)  维基百科全书网页。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GDP_(PPP)_per_capita


陈翰圣

2008年9月10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8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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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答复旦大学新闻系“奥组委”问 2020-11-16 15:36:46

今年,是我那一届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入学三十周年。三十而立,又逢奥运会将于今年在北京举办,所以年前同学中就盛传,要在奥运会时相聚北京。一来庆祝入学三十周年,二来观摩奥运开幕盛况。聚会发起者保证,凡到会同学,每人获赠奥运会开幕式入场券。果然,今年三月起,我便在美国陆续收到复旦大学新闻系三十周年同学聚会委员会兼“奥组委”(戏称)的公告,通知“公元二00八年八月六日至七日”,相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公告要求全体同学“拿出点新闻系的专业精神”,将自己毕业后的经历、成就或各类感言写出,以便汇集成册,“为自己留下点历史”。语多殷勤,却之不恭。于是,欣然从命,逐项奉答,为自己写出了如下历史。】

复旦大学新闻系XXXX级“同聚会”暨“奥组委”各委员并XX主任:

文告二次,先后拜读;承问各项,奉答如下:

关于入学三十周年聚会暨北京奥运盛会:本人申请缺席。

缺席时间:公元二00八年八月六日七日。

缺席地点: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

缺席理由:(一)路途遥远,舟车劳顿。(二)平生最怕烈日当空,万头攒动,人声鼎沸,摩肩擦踵。(三)奥运会固然堂皇。但当年故领袖毛主席在北京,也即同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检阅百万红卫兵,场面更为牛皮。然本人一怕吃苦,二怕吵闹,故不克前往。当年无缘躬逢盛会,今日不便厚此薄彼。(四)体育而比赛,犹如文艺演出中之“杂技”,两者似乎专职与“肌肉筋骨”作对,不知为何有趣?据说有“奥运精神”,博大精深。我因愚昧,不谙其中三昧。文告二号以下,有否见教?

关于“感言”:不多。同学聚会,想来难免回首往事。如何“同学少年”,怎样意气风发。我在复旦,说来惭愧,读书四载,养气八“期”,不算标点,总共学会四个字。平均每一年凡两学期,修成一字。进度之慢,悟性之低,愧对师长,羞见同窗。但说起这四个字,倒有些来历,乃名家传承,字字经典,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前主任王中亲执教鞭,师徒相传修成的真经。这四字即“无书,不读”。字间逗点,不可省略。没有逗点,意为“什么书都读”。有了逗点,则为“因为没有书,所以不读”。在王中教授,这四字是对自己“文革”处境的感叹。在我,这四个字却概括了公元一九四九年以后,包括王教授任上、本人在学期间,中国大学文科教育的实况。所以,“新闻系的专业精神”,究为何物,实在不知。就是一“点”,奈何“拿”将不“出”。

关于“个人经历”:有点,只是不太光彩。四字修成,复旦毕业,便到上海某小报供职。不料,某年某月某日,据说北京——又是同一个共和国首都——发生“动乱”(也称“暴乱”、“事件”、“风波”,因时间场合需要,版本有所不同),殃及池鱼,祸延八方。文字狱起,我供职的小报,被上海某先生封杀。更不料,又某年某月某日,城头王旗变幻,某先生突然接受衣钵真传,成了执政党的三世“核心”。“核心”封报,好比御驾亲征,“以伸天讨而张挞伐”,文狱遂成钦案。报馆同仁,或下狱,或隔离。我幸亏“无书,不读”,根基浅陋,从来没有“察见渊鱼,智料隐匿”的本事,方免牢狱之灾,“隔离”之苦。但终被驱出报界,革去“记”籍。如此履历,不堪入目。足见“新闻系的专业精神”,经官方考定,确实没有。

近闻“奥运”期间,政策宽大,新闻采访,毋庸政府备案。这次,好象“新闻系的专业精神”,真要光照“首都北京”,泽被五湖四海。我自恨生不逢辰,无缘沐浴盛世,承恩“奥运”。但转念一想,既有奥运“期间”,必有奥运“期后”。“期后”一到,恐怕又有“御驾亲征”,又有“驱出报界,革去记籍”。我胆小,对自己的安全,又过份重视,总以为“一之谓甚,其可再乎”?所以,不敢冒然重蹈覆辙,再续前缘。凡此种种,和盘托出于委员、主任之前,万望拨冗倾听,体察下情,准予告假缺席。在下临窗遥望,静候批复。

敬祝

同学聚会愉快,委员工作顺畅!

陈翰圣

2008310

“批复”极具效率,少顷即至。除坚持相邀外,还有“兄之胸中块垒,尚需友情之酒浇之”的劝说。尔后,又连接数道公告。大有“州司临门,急于星火”之势。无奈,再复信如下。】

XXXX级“奥组委”并XX主任:

大函收悉。二号文告后,曾逐项奉答。不料四号文告,又要重新表态,不知再说什么。不说吧,有劳远念;说吧,胸中又有“块垒”了。非要说几句,那大概是我对北京奥运,本来就心存反感。我知道,眼下普天同庆,我的感受不合时宜,几近反动。若在过去,当归入“极少数极少数”或“一小撮”之列。时至今日,就有点“做人CNN”了。虽然卡弗蒂大骂“垃圾产品”后不久,汶川地震就将“豆腐渣工程”,震成了公众话题。因此,“触及灵魂”一想,我的反感可能也有道理,兹陈述如下:

第一,奥运于国于民,百无一用。一不解决三农问题,二不清除党内腐败,三不减少环境污染,四不加固校舍危房。上述前三项的解决,是执政党多年的承诺。后一项,则是汶川地震后,公众舆论的强烈呼吁。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西方引进的事物,好的不多,坏的不少。奥运会和麦当劳快餐、好莱坞打斗片一样,是典型的西方大众消费产品。无论对应付“五千年之变局”,还是对实现“大国崛起”, 都无甚助益。当然,其它一些时髦货色,如教育产业化、医生收红包、教授卖文凭、警察开妓院等等,则纯属我国自创,与引进无关。

第三,汶川地震前,打开中国电视,天天“全国人民迎奥运”。虽然,根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意见,体育应秉承奥运精神,和政治截然分开。但是,外交和内政,自然不同。所以,今天北京城里,哪个敢对奥运说半个不字,罪孽程度,相当于当年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谁敢反对?那要砸烂狗头,永世不得翻身……想着想着,“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顿悟到一条藏于潜意识背后的道理:即为什么提起奥运,我会联想到毛主席当年检阅红卫兵。

第四,这点与“新闻系的专业精神”有关。据说奥运前后,即从二00七年元月一日起,到二00八年十月十七日止,全国实行“新闻自由”。外国记者无需政府批准,便可访问中国公民。叨奥运的光,新闻自由犹如粮票、 糖票、布票一样,于去年初统一发行,至今年十月中旬,过期作废。如此政令,制定者大概熟读清史,把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会得深入骨髓,表现得淋漓尽致。此类趣闻,以前只有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奏折里,或《清代筹办夷务始末》这类书中,方能拜读。

第五,我心胸狭窄,凡与江泽民有关的事,都讨厌。——对不起,胸中又有“块垒”了——数年前回上海,时值江泽民领衔北京,陈良宇执政上海,“三个代表”甚嚣尘上的日子。我走进南京路一家音响商店,一群“推销”女郎蜂拥而至。为首一位,手举CD向我兜售:“先生,这歌好听,连江总书记都喜欢”。我答:“小姐,对不起,这正是我不喜欢它的原因”。小姐闻言,花容失色,一迭声:“先生,这话不能乱讲”!不幸得很,奥运申办期间,江泽民正在中国风光,以至北京奥运,难免带上江泽民身上的气味。所以,北京奥运,至少它带有江泽民气味的那部分,和江泽民的讲英语、背唐诗等等低级表演一样,令人作呕。

第六,另外……。且慢,暂时打住。先留一手,万一再有文告,可作应付。

再次敬祝委员们工作顺利!

陈翰圣

2008614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8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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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店与中国“政治生态” --- 回国见闻之二 2020-11-14 10:17:30

上海理发店也“与时俱进”,经历着时代的“制度创新”。“创新”理发店与“南京”、“紫罗兰”、“白玫瑰”等沪上老店不同,采用“麦当劳”连锁店形式上市:同样的招牌,同样的店面,遍布居民小区,通衢大道。“创新”理发店服务广泛:不仅理发,还美容;非但洗头,也洗脚。花样翻新,名目繁多,一身兼备发廊、桑拿、足浴、按摩诸多功能。众多“创新”理发店中,有家独占鳌头,名字分外响亮,称作“文峰国际集团”。

“文峰国际”虽没有“国际”业务,规模之大却是超“国际”水准,光上海一地,分店数百,员工逾万。“文峰国际”设施一流:装潢考究,设备先进,环境舒适,气氛优雅。相比之下,大多数美国理发店相形见拙。 “文峰国际”价格低廉:理发、吹风、洗头加按摩整套服务,Capture1.JPG收费人民币十元。“文峰国际”口号响亮:“堂堂正正经商,规规矩矩做人”。儒商风范,正气浩然。至少,比尔 · 盖茨的“微软”公司,没有如此辉煌的口号。口号中还有一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更是拔地而起,壮志凌云。好象《共产党宣言》,胸怀“解放全人类”的激情。“文峰国际”商号醒目:大红底色招牌,衬托该店“总裁”头像。头像下铭记“总裁”社会荣誉,“中华管理英才人物,十大杰出青年,浦东新区人大代表”。这尊头像,如今悬挂于上海大街小巷,数量至少超过毛泽东和邓小平头像的总和。

“文峰国际”总裁,鄙同姓,单名“浩”。陈浩总裁一九六二年出生于湖南农村,童年放牛,长大经商。据其日后自述,少年时代即受影片《上海滩》激励,立志做“许文强”似的人物。十多年前,陈先生以小学文化程度,只身东进,闯荡上海。其间,历尽艰辛,数度沉沦,终于打出“文峰国际”一片天地。Capture2.JPG发迹后,陈总裁苦尽甘来,春风得意。不仅倚红偎翠,而且结交名流,宴会政客。成功后,陈总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不仅开口“知识”,闭嘴“读书”。而且宏论于塞北传媒,演说于江南学府。今天的陈总裁,和中国许多党政精英、国企老总一样,不仅在名利场中日理万机,而且于百忙之中,拨冗修身养性,获取硕士、博士多种学位,“革命生产两不误,政治经济双丰收”。

“文峰国际”实行军事化管理。男员工穿黑色西装。女员工夏季着黑白相间衬衫,配玻璃丝袜,高跟皮鞋;冬季加红色套装,换高筒皮靴。男女一律系领带,佩肩章。肩章金光闪闪,星自一颗至四颗,标志职务不同,区分阶层高低。男女员工大多二十出头,男的如英俊的骑兵,女的似凯旋的空姐。顾客到此,推门而入,但见“满园春色,红杏数枝”。这是灿烂青春堆起的宫殿,如花年华酿成的盛宴。

从欧美回国的人,往往对上海诸多美发店、洗浴城、按摩院等“创新”享乐,印象深刻。对其美轮美奂的环境、价廉物美的服务,惊叹不已。有人还据此认为,上海生活已优于欧美,好像为“大国崛起”,多少找到了实在的依据。经常光顾“文峰”,和“空姐”们混熟后,才逐渐听说了“美轮美奂”背后的故事,看到了“价廉物美” 底下的代价。在“文峰国际”,无论是英俊的“骑兵”,还是凯旋的“空姐”,每天工作都是十二小时,每逢加班,工作时间则延长至十五小时。他们每月休息三天,平均每周不到一天。按此计算,每周工作时间为八十小时,是法定时间的两倍。可以说,在“文峰国际”员工的生活里,除了做梦,就是上班。“空姐”和“骑兵”,正当金色年华。然而,对他们来说,渴望睡眠却是比任何青春梦想更为强烈的实际需求。

“文峰国际”大多数员工没有基本工资,员工收入靠“分成”。就“空姐”而言,“分成”有“二八”和“三七”两种。轻松的工作,如洗头、美容,按“二八”分成。“空姐”在顾客付费Capture3.JPG中得二成,老板得八成。较累的工作,如按摩、SPA,“空姐”分三成,老板分七成。做一小时按摩,“空姐”收入约为十五元。“空姐”们最怕,但又往往最多的生意是洗头。洗头会使双手过敏,且每洗一次,仅得一元。比洗头更可怕的是“站门”。“站门”并非“文峰”独创,而是当今上海无数商号共同的风景线。所谓“站门”,就是一群身穿制服的女孩,站在门旁为顾客拉门。顾客来时,她们口呼“欢迎光临”;顾客走时,她们口呼“谢谢光临”。在“文峰”,站门是一种轮班。顾客来时,站在第一位的“空姐”会迎上前去,为其服务。遇到生意清淡,顾客不来,这“门”可就“站”得无穷无尽。这时,“空姐”非常渴望顾客到来,哪怕洗头也好。因为这样至少可以活动活动,稍坐片刻。“站门”对顾客来说其实并无意义,可能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种服务。但是,“站门”对“空姐”来说,却是一种没有报酬的劳动。不对,“站门”是劳动吗?“站门”不是劳动。“站门”是对劳动的蔑视,是对贫穷的嘲弄,是对青春的践踏,是对社会公正的放肆挑战!

大概要体现军事化管理,“文峰国际”有出晨操的规定。每天早上九点,全体员工集合于店门,立正、稍息、唱歌、做操、请示、训话、不一而足。晨操最重要的项目,是向陈总裁宣誓效忠。誓词全文如下:“我宣誓,我热爱我的美容事业,因为我是财富的创造者。我忠于我的公司文峰,Capture4.JPG因为是您总裁培养了我。我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我是一个勤奋上进的人,我是一个不折不扣坚持正义的人,我是一个不被外来诱惑所打动的人。我相信我自己,我用真诚的微笑对待每一天。没有任何借口。是,总裁!听明白了吗?是,听明白了!我坚决执行总裁的命令。我是最好的!我是最棒的”!誓词虽然写得不伦不类,颠三倒四,但模仿的却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气势,充分展现了当今中国暴发户的自我感觉。向陈总裁致敬的闹剧,并不发生在边远山区,穷乡僻壤。相反,这一幕每星期七天,每天上午九时,在数百个不同地点,通过逾万人的宣誓,反复演出于据说即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

“文峰国际”内部,“制度创新”不断。忽而成立“飞虎队”,忽而组建“空降兵”。“飞虎队”靠业绩,“空降兵”凭长相。一位阶层最低的“空姐”,只要选为“空降兵”,立刻“飞上枝头变凤凰”,成为“陈总身边的人”,享有高于分店经理的权势,随时可以奉旨“空降”分店,指导工作。录用“空降兵”条件之苛刻,不亚于选拔“超女”。不仅论相貌身材,还需能歌善舞,长于交际。当然,对领袖更须绝对服从,听凭召唤。成为“空降兵”最难的一关,是为期一周的“特殊训练”。据一位因身高落选“空降兵”的“空姐”相告,“特殊训练”的项目,超乎常人想象,包括要求学员“下跪学狗叫”。 大概“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吧?在“文峰国际”, “下跪学狗叫”这种业务,究竟是真有顾客需求,还是陈总推己及人,未雨绸缪的“战略储备”,不得而知。陈总目前拥有“硕士”头衔,今后万一百尺竿头,学问见长,除“飞虎队”、“空降兵”外,或许还会推出“御林军”、“锦衣卫”,甚至“党卫军”、“冲锋队”,都未可知。届时,想必有更为“创新”的制度诞生,益发“特殊”的业务面世。

陈总好学异常,诲人不倦。据“文峰国际”网透露,他自幼即对“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一一琢磨。且研究过“天为什么下雨,太阳为什么升起”。“总裁”加冕后,多年积累,不禁文思泉涌,一发难收。所以,“文峰”店内店外,挂遍总裁格言。其中,开宗明义高居卷首Capture5.JPG的,便是这位自幼研究“天为什么下雨”的总裁有关“知识”的参悟:“我们要像海绵一样吸收有用的知识,当你在孤独寂寞时,阅读可以消遣,当你高谈阔论的时候,知识供给你装潢”。科举时代,有过“学而优则仕”;欧风西来,听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经过“文峰”理发,方知“读书就是消遣,知识便是装潢”。我佩服陈总,佩服他的勇气。我怀疑陈总,怀疑他是那位背唐诗、讲英语的江泽民的朋友。否则,他怎么可能对知识有如此精彩的论述?怎么可能对江泽民治下的时代精神,有如此准确的把握?

江泽民治下,产生了两位时代宠儿。一位源于上层,出身贵胄。如今,他们的孙辈们,也已妩媚海外,在巴黎争当“社交名媛”。另一位来自民间,起于草莽。他们中正在涌现成千上百个周正毅,陈总无疑是其中之一。如今,他们酒足饭饱,脑满肠肥,难免“高谈阔论”,“装潢”知识,“消遣”风雅,进行种种“制度创新”。但是,他们的无聊游戏,却在无意中营造一种社会氛围,培育一种政治生态,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盛行,准备着相应的民间环境。

中国三十年改革产生的最伟大成果之一,便是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但是,如果这个市民社会里充满了“文峰宣誓”和“下跪学狗”之类的“制度创新”,改革未来,前景堪忧。近年来,国内“政治改革”呼声迭起,“民主是个好东西”时有所闻。然而,所有这些议论,讲的都是民主的制度建设。殊不知,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民主更是一种文化。台湾立法院为什么打架不休?因为台湾只有民主制度,没有民主文化。江泽民的两位宠儿,老大托庇余荫,欺行霸业,领衔“三个代表”;老二承恩“资本入党”,忝陪末座,分得残羹,也算被“代表”所代表。可惜,这对孪生兄弟,大的恋栈,小的无知。大刁二傻,或与民主有违,或与文化无缘,民主文化,谈何容易?今天,“代表”的既得利益、“被代表”的狂妄无知,犹如前进道路上两块顽石,摆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面前。试问今日之域中,孰为天下之先,谁能点石成金?

 

注:文中图片,除第一张外,均出自“文峰”网页。

 

陈翰圣

200838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8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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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没有权威的专制” ----- 回国见闻之一 2020-11-11 11:35:42

九月的上海,盛行台风。二00七年九月,上海更是台风预警不断。坊间流传:那位后来成为中国新一代皇储的习近平先生,此刻正从浙江省委书记任上,中转上海主政。浙江是台风多发区。习先生居浙有年,可能“积久成习”,可能要“提高执政能力”,反正到任不久,沪上警报频传。

这天,警报又起,言之凿凿:十一级大风晚六时袭击上海。大概算对美国生活的“反动”,在沪期间,我素喜安步当车。这回借习先生光,亲戚坚持驾车相送。上车一路驶来,但见路人行色匆匆。平日“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上海,交通更显拥挤。车近居住小区,开始寸步难行。这时,本来前后有序每排一辆的车队,逐渐变得肥大臃肿。接踵而至的车辆,不分先来后到,硬挤进来。前后左右,几乎摩肩擦踵。不久,有人“归心似箭”,开始借用对面车道,逆向行驶。再不久,有人冲上人行道,半边车轮在“道”下,半边车轮在“道”上,如杂技表演般,疾驶而去。亲戚叫苦连天,抱怨被挤在中间。否则,一定也如杂技表演般,飞车向前。我暗暗感叹,对上海汽车驾驶员技术之高超,行为之勇敢和法制观念之淡薄,不胜惊讶。

终于拐上小区旁主干道,谁知情况更糟。本来南北走向的大路,已被众多“归心似箭”的车辆,改造成单向行驶。“鄙车”所属由南向北的车流,占据着整个路面。“一夫挡关,万夫莫开”,任何对面驶来的车辆,休想从此通过。亲戚久居上海,颇具经验。眼看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嘱赶紧下车,徒步返家。下车前行几步,回头看,亲戚的车已淹没在巨大的车流中。复前行,路势渐高。登高望远,顿时被眼前景象所惊呆:原来,我刚离去的那股“车流”,只是沧海一粟。正对面,一股同样“归心似箭”、且遵循同样行为原则的车流,也占据了整个路面,正从反方向扑面而来。两股车流,组成两个方阵,如两军对垒,交锋于楚河汉界,旗鼓相当,阵营分明。放眼望去,如此“两军对垒”的方阵,不止一个。而是每两个“方阵”组成一对,在霓虹灯、街灯和车灯的交相辉映下,犹如即将出征的罗马军团,蜿蜒伸展,一望无际。细观“罗马方阵”,公交车辆和出租车不多,多数是“私有”或“公有”的小汽车。在中国,能拥有私人汽车,或能享用公家汽车的人物,当属“主流经济学家”推崇的中产阶级。百闻不如一见,原来“中产阶级”如此开车。

路上挤满刚从车中撤退,徒步返家的“中产阶级”。大家议论纷纷,或咒骂警察,或嘲笑习先生,却偏偏没人指责逆向行驶的汽车。不远处,一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好似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围困在“罗马方阵”中动弹不得,显得如此孤单、可怜和无能。几位警察,挤在“两军对垒”交界处,声嘶力竭地企图疏导交通。而一位逆向驾车的“中产阶级”,却在和警察争论不休。如果在美国,我暗自寻思,这位雄辩的“中产阶级”,应该已被戴上手铐,押往警局。当然,近年流行“中国可以说不”,美国的故事,不足为训。但是,就算在第三世界里,在她们饱经忧患的土地上,在她们逃避敌军炮火的人群中,我们可曾在电视上见过这样的交通混乱?环顾四周,大上海高楼林立,灯火辉煌;“中产阶级”红男绿女,香车宝马。我不禁想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能在没有外敌入侵的和平年代,在歌舞升平风情万种的夜上海,在典型的“中产阶级”住宅区,仅为一个后来证明一场虚惊的台风警报,就使一个现代化交通,在顷刻间退回到几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我暂住的小区,和上海许多“中产阶级”住宅区一样,设有称为“保安”的门卫。门卫身穿制服,头顶盖帽,腰系皮带,好似三军仪仗队。一日,一辆外地人货车欲进小区。“仪仗队”盘问,双方发生口角。不知何故,“仪仗队”突然动怒,挥拳相向。“外地人”不敌,逃窜报警。警察到,听完原告诉述,警察甲劈头问道:“你要怎么办”?“外地人” 一怔,不防有此问题。稍顷,答要“验伤”。警察甲好象学过“主流经济学”,颇懂“机会成本”,声言验伤麻烦,耽误送货得不偿失,不如让“仪仗队”道歉。几经讨价还价,“外地人”让步,但庄严地坚持道歉必须态度诚恳。于是,警察甲通知“仪仗队”道歉。孰料“仪仗队”态度虽然“诚恳”,却是同样“庄严”地拒绝道歉,理由是“外地人”骂人在先。于是,警察乙介入调查,经过权衡,改判双方“互相道歉”。警察乙判案,犹如法院判决甲方赔偿乙方一万元,同时判决乙方赔偿甲方一万元,双方都有收益,双方均无损失,转眼间便创造出“双赢”结局,构筑起“和谐社会”。此案自警方介入到警察乙宣布改判,历时超过一个时辰,经历了一场零加一再减一的游戏,终于回到起点。到我离开现场,警方对此案调查仍在进行。

中国有庞大的警察部队。近年来,这支队伍更引进西方技术,建筑起举世闻名的网上长城。“金色盾牌”外汇铸就,在网络这个几近虚拟的世界里,他们在意识的疆域里站岗, 在灵魂的边境上放哨,保证只有最卫生的思想方能流入中国。但是,装备如此精良,能将互联网封锁得滴水不漏的国家机器,却不能有效管理最起码的城市交通和张三李四的吵嘴斗殴。莫非,中国警察也两极分化了?

今天,中国警察或许可分为几种。第一种专门对付包括“动乱精英”、“维权人士”在内的“国家公敌”。他们肩负党国兴亡,身系社稷安危,拱卫京师,猛不可挡。网络警察,是这支精锐部队中与时俱进的新秀。第二种警察一般出没于边远地区,他们黑白不分,兵匪一家。朋友曾投宿于海南某酒店,当地警方或许也想“提高执政能力”,公然布告于酒店:“如遇骚扰,请打警局电话;如遇警察骚扰,请打局长电话”。“警察骚扰”,如此罕见的案例,居然大言不惭地出现在警方的友情提示中,实为旷古奇闻。第三种警察,介于前两种之间。他们基本信奉老庄哲学,身体力行“无为而治”。精明的上海警察,大多属于这一种。在他们脸上,既没有往日“无产阶级专政”的凶狠,也没有现代专业警官的威严,新添的是一层小贩的猥琐和油滑。靠这等警察,既不能严肃纲纪,更不能除暴安良。“没有白没有,有了也白有”。

经济学上有一种称作“停滞膨胀”的现象(简称“滞胀”,stagflation)。这是一种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象。本来,在经济周期中“停滞”和“膨胀”互相矛盾,此消彼长。经济停滞时,一般不会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时,一般不会有经济停滞。因此,政府可以交替使用经济“扩张”和经济“紧缩”这两个相反的手段,分别对付两个问题。经济停滞时,采用“扩张”政策;通货膨胀时,采用“紧缩”政策。但是,一旦“停滞”和“膨胀”同时出现,也即“滞胀”出现,政府的经济政策就会陷入两难局面。今天,中国是否存在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滞胀”?

本来,一个能有效地对互联网实行新闻检查的制度,是标准的专制制度。专制制度因为不需要分享权力,没有平衡制约,所以比较容易产生权威。即使从词源学意义上说,“专制”(authoritarian)和“权威”(authority)也是同根所生。但是,今天中国的“专制”,却似乎正在失去“权威”。上述所见所闻,不过是民间随处可见的冰山一角。这种丧失“权威”的现象,同样存在于中共上层,体现在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传说中。这种强“专制”和弱“权威”同时并存的现象,无以名之,姑且称为“没有权威的专制”(authoritarian without authority)。这种现象,颇象经济学上的“滞胀”,也是一种两难局面。因为,如果中国政府想朝“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方向前进,就可能冒进一步丧失“权威”的危险。相反,如果中国政府要加强“权威”,则可能和“民主是个好东西”背道而驰。

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经济“滞胀”的原因,众说纷纭。多数学者似乎认为和石油涨价有关。后来西方经济“滞胀”得以缓解的原因,同样莫衷一是。有人说和“高利率”有关,有人说和技术进步,代用能源有关。今天,如果中国真存在政治意义上的“滞胀”,原因是什么?对策在哪里?这些问题对有缘目睹上述那场“交通奇观”的芸芸众生来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是,这些问题对象习先生那样的当朝重臣、衮衮诸公而言,却无疑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


陈翰圣

(2008129)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8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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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和邓小平分手的真正原因 --- 读《赵紫阳软禁中的谈 2020-11-08 11:20:16

读书能读出不同的东西。一部《红楼梦》,有人读出儿女情长,有人读出宫廷权术,有人读出看破红尘,有人读出阶级斗争。同样,最近香港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也能读出不同东西。海内外不少人,从书中读到了赵紫阳的“民主信念”。例如作者宗凤鸣先生在该书扉页上的题词便是:“献给为坚持正义为中国转向民主政治献身的赵紫阳”。有位朋友来信,说读出了赵紫阳和邓小平的不同。我却两者都没读出,非但没有读出赵紫阳的“民主信念”,还偏偏读到了赵紫阳和邓小平的相似。

赵紫阳并不“民主”的信念,书中俯拾即是,不一而足。例如,下台前,赵紫阳提倡的政治改革是:第一,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变,但党要改变领导方式。第二,中国要实行法治(宗凤鸣,146页)。这两条都与民主无关,倒与邓小平思想颇为近似。下台后,赵紫阳说自己对政治改革的想法有所改变,但仍坚持中国不能搞多党制。在长达十六年的软禁生涯中,赵紫阳在政治改革上走得最远的言论,是说要象香港那样,给人民以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宗凤鸣,84页,344页)。赵紫阳为什么说要像“香港”,而非“台湾”或“南韩”?赵紫阳主政时流行的“新权威主义”要仿效的榜样之一,历来是作为整体的“亚洲四小龙”。如今台湾、南韩为何排除在外?因为台湾、南韩在九十年代实行了多党制。但是,在西方学者开列的民主“第三次浪潮” 排行榜上,台湾和南韩恰恰是亚洲的佼佼者,而香港却名落孙山,榜上无名。在赵紫阳书中读出或希望读出“民主”的人,对此大概颇感尴尬。而我却从中读到了赵紫阳思考问题的严肃、理性和诚实。赵紫阳没有因为不再是国家领导人,没有因为个人遭遇而随波逐流,迎合世俗。他不象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自封“民主领袖”,信口开河,不计后果。同时,宗凤鸣先生也忠实地记录了赵紫阳的思考,不管这些思考是否符合宗先生本人的想法。正因为这样,《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才不失为一本追踪下台后赵紫阳思想轨迹的好书。

在《红楼梦》中读出阶级斗争的毛泽东说:《红楼梦》第四回是理解全书的总纲。以此类推,理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并由此推广至理解以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三人恩怨为中心的那段中国政治历史的总纲,可能是赵紫阳大意如下的一段话:邓小平和胡耀邦分手与和赵紫阳分手不一样。邓小平和胡耀邦分手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和赵紫阳分手却只有“六四”一件事。邓小平和胡耀邦关系很深,邓小平和胡耀邦分手的根本原因不是八六年学潮,而是政见不合,主要表现在“反自由化”上。邓小平说过,“反自由化”不力,是胡耀邦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对胡耀邦越来越失望,说自己“看错了人”。即使没有八六年学潮,邓小平也要让胡耀邦体面地下台。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关系不同,他们间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邓小平对赵紫阳的工作却大力支持,尤其在经济改革上,邓小平宁可压胡耀邦而挺赵紫阳。“六四”前不久,邓小平甚至要赵紫阳接掌军委主席一职。邓小平要赵紫阳下台没有经过长久酝酿,根本原因就是八九年学潮一件事,这与邓小平要胡耀邦下台完全不同。“六四”后,邓小平从来没说对赵紫阳是“看错了人”。相反,在“南巡”这个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的重要亮相中,还公开夸奖赵紫阳,可见邓小平对赵紫阳由衷赏识(宗凤鸣,61页,83-84页,125页,143-4页,177页,207-8页,238页)。

为什么邓小平说起用胡耀邦是“看错了人”,而不说起用赵紫阳是“看错了人”?因为起用赵紫阳,邓小平确实没有看错人。无论讲理想抱负、治国方略,还是论聪明才干、人情练达,邓小平在整个中共高层难找第二个人,能象赵紫阳那样合适来贯彻落实自己的政治主张。赵紫阳不像胡耀邦,他不热衷于“理论务虚”、 “真理标准”。他不会关心“作协四大”的选举自由,不会为想象中“艺术的春天”心潮澎湃。但是,凭赵紫阳的才情、敏锐、眼界、甚至天性,他又远比胡耀邦更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年那个铜墙铁壁、令人生畏的社会主义。赵紫阳的这种能量,从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年共同的政敌邓力群的态度中可以得到证明:对邓力群来说,胡耀邦是人民内部矛盾,而赵紫阳是敌我矛盾。邓力群不愧是一方政治力量的代表,他清楚地意识到危险来自何方。

然而,赵紫阳却获得邓小平的赏识:一种男人对男人的赏识,政治家对政治家的赏识。这种赏识,用“高山流水”、“空谷足音”形容不算为过。赵紫阳和邓小平十分相似:他们都追求民富国强,都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不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解决问题就是好“主义”(宗凤鸣,324页,327页)。他们都相信经验,尊重实践,在改革中不问“姓社姓资”,他们都“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摸”到的都是同一块 “石头” ,通向的都是同一个市场经济。他们的改革时间表有同样的轻重缓急,都主张先经济,后政治。他们都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快速变革的年代,需要权威政治保持社会稳定(宗凤鸣,83页)。如果说,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关系是“私交”的话,那么,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关系则是“公谊”。当然,“公谊”未必胜于“私交”。因为对政治家来说,政治联盟一旦破裂,“私交”尚能藕断丝连,“公谊”却注定荡然无存。所以,胡耀邦下台后还应邀赴“邓府”切磋牌艺。而赵紫阳与邓小平“八九”一别,从此无缘再睹天颜。整整十六年,漫漫长夜,寂寂永昼,“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中共党内有人这样概括邓、胡、赵的特点:“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阳的头脑,邓小平的手段”。这个概括原本不错,如果它不排除“邓小平也有头脑,赵紫阳也有手段”。赵紫阳不仅有手段,而且手段也和邓小平相像。这种相像,虽不一定“神似”,却至少“貌合”。例如,一九七六年邓小平曾以一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公开道破了自己和毛泽东分道扬镳的决心。同样,一九八九年赵紫阳也曾泪洒广场,以一句“老了,无所谓了”公开宣示了自己和邓小平分道扬镳的决心。所不同的是,一九七六年的邓小平比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占尽“天时人和”。所谓“天时”,是指天从人(邓)愿,毛泽东一九七六年按时一命归西。所谓“人和”,是指中共高层“人心”,一九七六年确实在邓小平一边,而一九八九年未见得在赵紫阳一边。

不仅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和一九七六年的邓小平相似,如果将两段历史,各自推前两年,就会令人惊讶地发现,一九八七年的赵紫阳和一九七四年的邓小平同样相似。一九七四年,刚从江西返京的邓小平参加了中央批评周恩来的会议,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重大考验。在会上,邓小平不负毛泽东厚望,对周恩来讲了那段日后注定永载史册的名言:“你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即,你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警惕”(高文谦,472页)。邓小平对周恩来的批评与“四人帮”不同,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右倾投降”、“评法批儒”等废话。但是邓小平的批评远比“四人帮” 厉害,短短三十一个字,字字千钧。同样,在一九八七年导致胡耀邦下台的“生活会”上,赵紫阳也身手不凡。赵紫阳问胡耀邦:“现在老人还在,你尚且如此。一旦格局有变,你我如何共事”?(宗凤鸣,203页。邓力群,444-445页)。“生活会”前夜,即将扶正代总书记的赵紫阳造访胡耀邦,谈话中赵问胡:“小平多次招呼,为何不听?究竟有什么考虑”?据赵紫阳说,胡耀邦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宗凤鸣,216页)。面对这样的问题,真不知胡耀邦该如何回答?与赵紫阳不同,邓力群在胡耀邦“生活会”上,作了三个半小时的长篇发言(邓力群,417-443页)。通观全篇,邓力群虽然洋洋万言,对胡耀邦主政时历次意识形态斗争,不厌其详,如数家珍,却远不及赵紫阳寥寥数语的份量。与一九七四年邓小平讲话相比,赵紫阳讲话在文采、意境和深度上都略逊一筹,但两者同属“诛心之论”,同样直刺命穴,一剑封喉。

正因为如此,下台后的赵紫阳对那段历史耿耿于怀,在书中不惜用大量篇幅进行表白。对那封引起误解、自己在“生活会”上提起过的致邓小平的信,更是全文发表,立此存照。大有拳拳此心,天日可表之概。其实,赵紫阳大可不必如此。明眼人都会同意,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正如赵紫阳所说,“自己既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帮忙,帮也没用”(宗凤鸣,209页,238页)。至少从实际效果讲,赵紫阳讲的是真话。赵紫阳所作所为,和当年“批周”时邓小平所作所为一样,都不会影响被批判者的命运。但是,他们的讲话却能影响自己的前程。特别有趣的是,下台后的赵紫阳还将上述信件,抄送胡耀邦夫人李昭一份,意在取得这位未亡人的谅解。据说,那位当年为“自由鸣炮”,如今向“第一桶金”敬礼的胡家长公子胡德平,深明党国大义,慷慨表示:他们这代人不会计较此事,只是他母亲难以释怀(宗凤鸣,217页)。不经意间的一句话,道破的其实不是代沟,而是政治,更是人性。胡德平如此大度,因为他正春风得意,前程似锦;他如此豁达,因为他不仅是儿子,更是厕身庙堂的男人。李昭做不到这点,因为她已垂暮之年,物是人非,往事哪堪回首;她难以释怀,因为她不仅是妻子,更是以家为中心的女人!

既然赵紫阳和邓小平如此相似,为何最终难逃被废的命运?其实赵紫阳的被废,恰恰是因为他和邓小平相似。《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邓小平和胡耀邦分手有一个过程,和我却只有‘六四’一件事”。试想,如果政见不同,分手就必定有一个矛盾逐渐暴露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政治决裂就必定起于风云突变,利益对峙。一九八九年中国的政治形势表面上和一九七六年何其相似?广场上同样群情沸腾,北京城中同样人心所向,导火线同样是一位政治领袖去世,中南海最高统治者同样风烛残年。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一定想到了一九七六年。而且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还知道,“邓小平身体非常不好”(宗凤鸣,361页)。可惜,这种表面的相似掩盖了更深刻的差别:邓小平不是毛泽东,“改革开放”不是“文化革命”。下台后两年,赵紫阳第一次会见宗凤鸣时,还颇具自信。他不无调侃地说:“我什么都不愿干了,总理也当了,总书记也当了,还想做什么呢”?是啊,他还想做什么呢?其实,他想的就是不当那个有名无实的总书记,他要的就是不再做 “儿皇帝”!一九八九年的赵紫阳和一九七六年的邓小平多么相似,他们都要在上一代强人离世后,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一个血性男儿,一个有理想的政治家,一个和邓小平有着类似聪明才干和雄心壮志的革命者,萌生了和邓小平同样的渴望和抱负,这能怪赵紫阳吗?

再后来,邓小平“南巡”,讲了句“谁不改革谁下台”。赵紫阳的朋友们闻风而动,纷纷议论邓小平是否会象当年毛泽东再度起用自己那样,起用赵紫阳。而此时的赵紫阳,独具慧眼,知道大势已去,断然否定了这种可能。赵紫阳说,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没有“恩怨”的问题,而自己在“六四”问题上和邓小平结下了“恩怨”,形成了对立。要邓小平再起用自己是不可能的(宗凤鸣,42-43页)。在书中,赵紫阳多次断然否定了外界有关“六四”前邓小平曾想要赵紫阳下台的猜测(宗凤鸣,61页,240页,358页,362页)。同样,在书中赵紫阳也多次断然否定了“六四”后邓小平再度起用自己的可能。这一前一后两个“断然否定”,概括起来就是一个结论:邓小平和赵紫阳分手就为“六四”一件事。在为什么分手的问题上,赵紫阳和邓小平两人都表现得比他们的追随者高明,他们两人对分手的原因心知肚明,所以事后很少批评对方。“六四”后,在处理赵紫阳问题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李先念作了长篇发言,陈云讲了两句话,邓小平则一言不发(邓力群,499页)。在其它场合,邓小平除了夸奖赵紫阳外,要批评也就一句话:“赵紫阳是自我暴露”,言简意赅,回味无穷。同样,赵紫阳在书中也很少批评邓小平,想起往日恩怨,最多也就一句“君欢胜于民心”(宗凤鸣,118页),七分感慨,三分解嘲。

虽然邓小平对和赵紫阳分手一事沉默寡言,但这并不说明邓小平对此掉以轻心。恰恰相反,对和赵紫阳分手一事,邓小平一定思前想后,痛定思痛。和胡耀邦分手,毕竟是自己“看错了人”。胡耀邦虽然和自己私交甚笃,虽然对“改革开放”热情奔放,但毕竟“童心未泯”,和自己在政治风格上相去甚远,所以“私交”不足为凭。但万万没料到,找了个赵紫阳,和自己如此相似,从治国理念到政治手腕,可谓一拍即合。却又恰恰因为太相似,最终还是分手,可见“公谊”也不可靠。大概正是从这一刻起,邓小平下决心要找一个和自己既无私交,又无公谊的人来接班。他终于明白了,最可靠的接班人,其实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因为,如果和邓小平有“私交”,在中共高层必定盘根错节,且政见未必相合;如果和邓小平有“公谊”,则必定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煮酒论英雄”,你可以有“邓小平时代”,我为什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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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个好东西》中的常识性错误 2020-11-06 10:13:52

俞可平先生《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见诸报端后,评者蜂起,反响强烈。然而,众说纷纭中,却没人指出其中一个常识性错误。该文第六段结尾处写道:“从国内政治层面说,如果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是国内的暴政;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用强制的手段,让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谓民主制度,那就是国际的政治专制,是国际的暴政”。

上文有关“国内政治”的论述,基本是同义反复。所谓“政府主要用强制手段,让人民接受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那就是国内的政治专制”云云,接近于说“专制就是专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上文有关“国际政治”的论述,可谓异军突起,闻所未闻。如果论点成立,它将不仅刷新迄今为止有关“专制”和“民主”的全部论述,而且必将颠覆政治学的整个分析框架,导致一场政治学革命。因为,所谓“国际专制”,就像它的必然对立物“国际民主”一样,是前所未有的概念。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和“专制”,历来研究的是一国国内的政治形式,讨论的是“国”和“民”的关系,从来不涉及“国”和“国”的关系。

在政治学的子学科中,比较政治学谈论“民主”和“专制”,但研究和比较的是各国国内的政治制度,不是国与国的关系。政治哲学也谈论“民主”和“专制”,但讨论的是其形而上学的部分,如“民主”的理论、起源、发展等等,也不涉及国与国的关系。政治学中研究国与国关系的子学科是“国际关系”,其理论虽然五花八门,流派纷呈,但从来没人用“民主”和“专制”两个概念来概括国际关系。自从人类历史上有了国家后,“国”与“国”的关系可以睦邻友好,可以纵横捭阖,但从来没有“民主”或“专制”的关系。国际关系史上有过战争时期、和平时期,也有过不战不和的冷战时期,却从来不存在“专制”时期或“民主”时期。“国际专制”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指强国欺负弱国,那么,这一概念虽然貌似指责“强国欺负弱国”,其实却在无意中为“强国欺负弱国”提供了合法依据。因为,“专制”虽然不合“理”、不合“情”,却恰恰可能合“法”。譬如,封建帝皇的“专制”,就符合“王法”。“国际民主”又是什么意思?是指国际事务由各国投票决定?那么,如何投票?一国一票,还是大国数票,小国一票?以国家为单位投票,还是以个人为单位投票?

为什么“专制”和“民主”两个概念只适用于国内政治,不适用于国际政治?这是一个政治学上的常识问题。因为无论“专制”,还是“民主”,都是政府的一种统治形式。“专制”和“民主”的存在,有赖于一个能实行有效统治的政府的存在。国内政治有这样的政府,国际政治没有这样的政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主”和“专制”的概念适用于国内政治而不适用于国际政治,是由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最根本的区别,即国内政治的“有政府”状态和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所决定的。要在国际政治中运用“民主”或“专制”的概念,就必须在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主权国家”之上,再产生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而这种事,到目前为止,似乎还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发生。就算有一天,地球上真产生了“世界政府”,那么今天所谓的“主权国家”和“国际政治”就必然随之消亡。到那时,“民主”或“专制”就仍然只适用于国内政治,讲得就仍然是“国”与“民”的关系,而非“国”与“国”的关系。不过那时的国变成了“地球国”,民变成了“世界公民”。

这里有两点要稍加澄清。第一,现在的“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联合国”不是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国家,联合国只是一个世界组织,世界论坛。第二,以“国”与“国”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涉及“民主”或“专制”这样的概念。但“国际关系”理论涉及“民主”或“专制”等概念时,讲的是一国国内政治的“民主”或“专制”,对国际关系的“战争”或“和平”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九十年代盛行一时、并为克林顿总统津津乐道的“民主国家间没有战争”的理论,就属于这一范畴。它讲的不是“民主国家”间有“民主”关系,而是讲“民主国家”间有“和平”关系。可见,就是这些理论,在讨论“国”与“国”的关系时,也不涉及“民主”或“专制”的概念。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讲,上述错误源于混淆了“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这是方法论上的典型错误。“国”与“国”的关系,分析的是国际政治层面的问题。“专制”或“民主”,讲的是“国”与“民”的关系,分析的是国内政治层面的问题。在一个层面上作的分析,不能随意提升到另一个更宏观的层面上去,即不能将国内政治的概念随意引申到国际政治中去。同理,在一个层面上作的分析,也不能随意延用到另一个更微观的层面上去。假设,我们都同意俞先生的说法,“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如果将“国”与“民”关系中的“民主”,应用到一个更微观的层面,即引申到“民”与“民”的关系中去,“民主”就可能不是个“好东西”。例如,在学校里由老师和学生“民主”地决定考试成绩,学生这个“多数”将永远击败老师这个“少数”,正常的教育就无法进行。将“民主”这个概念套用于国际政治,国人中颇有市场。故特意提出,抛砖引玉,就正方家。


陈翰圣

2007214日)

(原载2007315日《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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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控诉!我抗议! ------为“深圳游街”中被蹂躏和被侮辱 2020-11-03 16:22:34

00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极普通的一天。这天,中国的水文天象,均无异常。然而,位于中国南部的城市深圳,却在这天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因为,这天,它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百多名在该地谋生的妓女,1604448932827276.jpg被深圳警方押赴大街,游行示众。顿时,深圳沸腾了。好像庆祝一次百年不遇的盛典,犹如围观一个别开生面的“马戏团”,当一百多名少女,手戴刑具,身穿囚服,脸遮口罩,在万分惊恐中遭受羞辱时,人们奔走相告,群情荡漾。同时,当这些在现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镜头,通过各大通讯社的电波和计算机的网络传开后,整个世界大吃一惊,目瞪口呆:这是哪里?这是文明世界吗?

形而上学的诘问

深圳警方的动机深不可测。或许,他们要向在附近视察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献媚。为彰显整顿风化的决心,异想天开,暗送秋波?或许,警察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依仗警权,免费嫖娼。偶不遂愿,老羞成怒,公报私仇?或许,按弗洛伊德推测,警界领袖有特殊嗜好。唯有妓女受辱,方能兴奋不已?但是,不管警方可能有千百种复杂的动机,唯有一种动机可以明确排除:那就是他们要真心打击“卖淫”。因为,在深圳,“淫业”和“警局”有着几乎同样悠久的历史。两家比邻而居,相安无事。为什么恰恰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这天反目成仇?难道这天是百年不遇的黄道吉日,千载难逢的“贞节”假期?

深圳警方的行为明白无误。他们以令人惊讶的野蛮、下流、愚蠢和不可思议的刚愎自用,在短短一天时间里,集中展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全部社会不公,毫不留情地捅破了“再造香港”和“春天故事”的神话。并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当朝最为神圣的口号“和谐社会”,发出了令人难堪的挑战。

深圳警方令人惊讶的野蛮:因为他们用中世纪的手段,对付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女。在他们眼里,人权不是“硬道理”,尊严不会“压倒一切”。所以,他们敢于违反任何文明社会的起码准则,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处心积虑地、最大限度地肆意践踏一群少女的尊严。胆大妄为,其心可诛。

深圳警方令人惊讶的下流:因为他们用窥视隐私的阴暗心理,取代司法公正;以长舌妇般打探是非的好奇,压倒执法庄严。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待决犯,为什么他们偏偏与这群少女过不去?难道她们有特殊的观赏价值?“我们给她们戴了口罩”,深圳警方如此辩称。先生们,这恰恰证明了你们的下流!因为,这正是你们明知故犯、欲盖弥彰的铁证。这正说明你们明知侵犯隐私,偏要侵犯隐私。“戴上口罩”能改变事情的性质吗?莫非在深圳警方的法典里,戴上避孕套,便没有强奸罪了?“戴上口罩”和游街示众,本来自相矛盾。能干出结合两者勾当的人,不仅意识下流,而且思维混乱,行为低能。“低能”和“下流”并不互相排斥,深圳警方完美地体现了低能的下流。

深圳警方令人惊讶的愚蠢:因为他们在无意中违反了游戏规则,触犯了当代中国最大1604449091521329.jpg的政治禁忌。他们捅破了“繁荣”和“稳定”背后那层薄薄的窗纸,暴露了整个社会重重黑暗不公不平的冰山一角。游街照片中的这群女孩,在深圳警方眼中一定十分“下贱”。但她们却使我联想到另一张照片,一张非常“高贵”的照片,一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孙女,在巴黎成为“社交名媛”的新闻照片。从照片上看,游街女孩和“社交名媛”应该是同龄人。然而,是什么使她们的命运如此不同,如此悬殊?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要造就这两张照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整句话一个字都不能少。光有“社会主义”,两张照片都不应该存在。光有“市场经济”,只能产生“社交名媛”。唯有“中国特色”,才能使“妓女游街”和“社交名媛”同时并存。深圳警方,你们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你们嫌中国贫富不够悬殊,民怨不够沸腾,人心不够不平,社会过于公正?难道你们嫌贫民承受的苦难不够深沉,伤口没在淌血?所以,你们要公然展示、观赏他们的苦难,要挑逗、调戏他们的伤口?你们居然想得出,恰恰选中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暴露了这个窗口最需要掩盖的东西:即“改革开放”底下脆弱的人文基础,高楼林立背后昏庸贫乏的思想意识和灯红酒绿掩盖下的社会不公。你们自以为得计,肆无忌惮地恃强凌弱。但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那天,你们在打击贫民的同时,恰恰在全世界面前,为中国的最高权贵出了一道无解的难题。

基于历史的控诉

一百五十五年前,美国作家霍桑写过一部小说《红字》,讲的是二百多年前发生在清教徒社会的故事。女主人公海丝特通奸怀孕,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之事。审判时,海丝特为保护情夫,拒不吐露他的名字,因而被判终生佩戴象征耻辱的红色“A”字(英文中代表 “通奸”),并和初生的婴儿一起被游街示众。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深圳,使我联想到霍桑笔下的场景:

“当那年轻的妇女——就是婴儿的母亲——全身位立在人群面前时,她的第一个冲动似乎就是把孩子抱在胸前;她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母爱的激情,不如说可以借此掩盖钉在她衣裙上的标记。然而,她很快就醒悟过来了,用她的耻辱的一个标记来掩盖另一个标记是无济于事的,于是,索兴用一条胳膊架着孩子,她虽然面孔红得发烧,却露出高傲的微笑,用毫无愧色的目光环视着她的同镇居民和街坊邻里。她的裙袍的前胸上露出了一个用红色细布做就、周围用金丝线精心绣成奇巧花边的一个字母A。……围观的人群中挤开了一条通路。海丝特走向指定让她示众的地方。从牢门到市场没有几步路。然而,要是以囚犯的体验来测量,恐怕是一个路途迢迢的旅程;因为她虽说是高视阔步,但在人们逼视的目光下,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一番痛苦,似乎她的心已经给抛到街心,任凭所有的人碾踩践踏”。

00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深圳,使我想到了海丝特。但是,海丝特的故事,发生在清教徒社会。那里,“存天理,灭人欲”,以私生活严峻著称。今天的深圳,私生活严峻吗?“深圳游街”和海丝特受辱的区别,或者说深圳比清教徒社会虚伪的地方就在于:深圳明明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觉醒来,忽发奇想,又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这样奇特的事情,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才干得出来!光有“社会主义”,只能产生清教徒般严肃的生活。我们曾拥有过这种生活,在那里,“深圳游街”的女孩,本应都是良家妇女。光有“市场经济”,这些女孩可能从良家妇女而沦落风尘,因为她们中不少人,除了身体,没有“商品”可以出售。但是,“市场经济”只要她们“有偿”地供人玩乐,不会要她们“无偿”地供人羞辱。唯有“中国特色”,不仅要在晚上玩弄她们,还要在白天侮辱她们!深圳特区确实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特”:当特区的经济需要发展,特区的企业需要“公关”时,它需要这批女孩强作笑容。那时,她们就要被“买断”,被“包养”。但是,当特区的政治需要“形象工程”,需要“贞节牌坊”时,它又需要这批女孩以泪洗脸。这时,她们就要被展览,被羞辱。请问,全世界什么地方能找到这样价廉物美,一专多能,且逆来顺受的女孩?请问,中国的投资环境能不在世界名列前茅吗?

看着深圳游街照片上那位以手捂脸的女孩,我突发奇想。我想告诉那女孩,你以手捂脸,在我心目中你是无辜的受害者。但是,如果你敢于放下手来,象海丝特那样,傲视群伦,那你在我心目中便是传奇般的英雄。但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想法的幼稚和不现实。让我们看看中国报告文学作家胡传永在《打工妹的故事》里,对那些女孩处境的描写:

“一个又一个的农家少女,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繁华的都市里打工挣钱。她们挣到的钱非常有限,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异常惨重: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贞洁被无情撕毁,尊严遭肆意蹂躏。世道的险恶、谋生的艰辛,无时无刻不摧残着这些本正处于花季年龄的群体。……她们出去得最早。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当农村需要减负时,当城市须要贱民时,她们便献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冲在另辟生路的最前边”。然而,在茫茫人海孤立无援的挣扎中,她们一旦堕落风尘,就再难找回自己原来的位置。因为,她们“如何再去面对一直匍匐在庄稼地里的乡下父母? 如何再嫁进充满温馨亦拴紧篱笆的农家小院? 如何回避掉村头树阴下那些鄙夷的目光? 又如何打发将来绕在膝下天真儿女们“妈妈做闺女时”的有关追问?”

看着深圳游街照片上那位以手捂脸的女孩,我意识到,她其实不是为了自己。她更多是为了那远在天边让她牵肠挂肚的父母兄妹,她更在乎的是那片她曾生活过并让她梦魂萦绕的故土故乡。她真正难以割舍,真正投鼠忌器的,是她那“原来的位置”。而这,或许是她如今唯一珍藏,唯一能留给自己的东西。谁说深圳警方愚蠢?谁说深圳警方低能?他们非常明白这层道理,所以他们要把这些女孩的原籍、住址、姓名,以及他们动用专业手段能够侦查到的一切蛛丝马迹,统统抖落出来。深圳警方,你们究竟要干什么?你们和这些女孩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何故下手如此狠毒?不仅要赶尽杀绝,还要旁及无辜,株连九族?

基于现实的抗议

记得在上海时,曾问一位警界朋友,他们是否打击“卖淫”?答:“坚决打击”。问:“如何打击”?答:“四星级以上宾馆不打,以下坚决打”。问:“为何”?朋友惊讶于我的无知,耐心开导:“当然是为了投资”。我闻言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确实,来华投资的富商巨贾,不会下榻于四星级以下宾馆。在他们怀抱里“卖淫”,属于“投资环境”。我这才明白,“发展就是硬道理”,原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举一反三,广泛适用。这样的普遍真理,大概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因为,“社会主义”,本来没有妓女。而“市场经济”,据说“普遍的自由导致惠及全人类的经济增长”。所以,“市场准入”应一视同仁,不能设置等级壁垒。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黑白通吃:官分三公九卿,妓有高低贵贱。不仅“刑不上大夫”,且“刑”不上二奶秘书、涉外娼妓。

上海和深圳,同在一个政党领导下,一部宪法管辖内。警界准则,应无二致。所以,深圳游街的女孩,一定不幸沦落于四星级以下宾馆。对她们,无论怎样欺负,怎样侮辱,都不会影响深圳的“投资环境”和“改革开放”。是的,这群女孩中,不会有人为“改革开放”做出过突出贡献。她们中很少有人做过攻“官”小姐、外商“秘书”;她们中很少有人一“脱”成名,跻身流行“超女”、当红艳星;她们中更没有人冲出亚洲,闯荡好莱坞,进军奥斯卡。但是,她们是她们这行中“沉默的大多数”。她们虽不光彩照人,被“党的喉舌”所追捧,但她们或许有她们不为人知,且遭媒体封杀的故事:她们中,或许有父兄惨死于一次又一次的矿难;她们中,或许有弟妹葬身于那场“让领导先走”的火灾。她们,和她们的亲人一样,处于社会底层,用她们的双手、青春、身体,甚至她们的生命,默默无闻地、被人鄙视地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承担着最低贱的劳作,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没有读过经济学,不知道深圳游街女孩们创造的价值,在中国GDP里所占的百分比。我只知道,她们中不会有人将资产转移海外,账户设至瑞士。所以,消费倾向,十分爱国。没有学过“三个代表”理论,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征途中,深圳游街女孩们的利益,该由哪位“代表”来代表。我只知道,在亚洲,在中国“和平崛起”前,日本曾非“和平崛起”。我只知道,在日本非“和平崛起”的大军中,有一批和深圳游街女孩年龄相仿的女孩。她们是日军的随军军妓,曾为日本的非“和平崛起”,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我只知道,日本那支横扫亚洲,在太平洋上不惜玉石俱焚的军队,虽然凶悍、残忍,甚至嗜杀,却从来没有侮辱过自己的军妓,自己的同胞。抛开政治分歧,暂忘历史恩怨,深圳警方,你们不妨两相对照,你们不妨扪心自问,在你们的队伍中,还有没有血性男儿?在你们的旗帜下,还有没有可以称为男人的男人?!

我手头还有一张照片,是中东恐怖分子执行斩首行动的照片。照片上,刽子手个个头戴面罩。他们为什么戴面罩?因为他们有自知之明,因为他们意识到危险,因为他们自己也恐惧。和斩首行动中的恐怖分子相比,深圳警方表现得如此无畏。我再次凝视着那张深圳游街的照片。这次,我看到了女孩们身后的警察,个个身穿制服,头顶国徽,脸无惧色,心无愧意。这次,我不仅惊讶于深圳警方的野蛮和下流,更震撼于他们的麻木和无知。如果深圳警方有恐怖分子百分之一的智慧和见识,他们就会将他们亲手发放的口罩,戴在自己脸上。因为,由他们扮演最高仲裁者的这些照片,总有一天会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等着”

深圳游街时,据说有围观者拍手称快,当地媒体也曾交口称赞。但是,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很快开始发言,他们通过媒体,尤其是通过自由的网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以压倒多数的声音谴责了深圳警方。这是一种较量,一种人性的较量;这是一场战役,一场思想的战役;这是一次搏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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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辩论想到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分歧 2020-10-30 19:55:02

写了篇文章,说及凯恩斯(Keynes)和邓小平,言犹未尽。凯恩斯和邓小平本来风马牛不相及,所以相提并论,是因为凯恩斯在其代表作《通论》最后一章中,对英国贫富悬殊颇有微词,警告资本主义“赌注”不能过高(注1)。凯恩斯的言论,好像字字句句针对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针砭时弊、臧否人物,入木三分。从而使人产生了凯恩斯和邓小平的联想。但是联想毕竟只是联想,最多只是兴致所至的感慨,随风飘逝的思绪。若真要在历史的广阔背景下、在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中,认真寻找凯恩斯和邓小平的联系,那就必须在他们两人旁各加一人:凯恩斯那边加上哈耶克(Hayek),邓小平那边加入毛泽东。

大约在毛泽东发动“文革”,并将邓小平作为第二号“走资派”赶下台以前三十多年,欧洲经济学界曾有过一场虽没有“亿万群众”参加,但内容却对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辩论。这场辩论的主角,便是凯恩斯和哈耶克。虽然欧洲知识分子“温良恭俭让”,中国红卫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两者关心的却是同一个主题: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究竟何去何从,谁胜谁负?毛泽东曾怀疑,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多数老战友,可能将中国领向资本主义。哈耶克也曾担心,包括凯恩斯在内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可能将欧洲推向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怀疑激起“天子之怒”,于是“文革”祸起萧墙,“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注2)。哈耶克的担心激起书生报国,从此一篇《通向奴役之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凯恩斯并非社会主义者。他的出身、教养、经历和性情,也使他难以成为社会主义者。但是,置身两次大战间的欧洲,目睹成千上万的失业人群,凯恩斯不得不重新审视以自己老师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恩斯当时的心情,大概类似多年后站在“文革”废墟上的邓小平。“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凯恩斯得出一个和邓小平方向恰好相反,但逻辑完全一致的结论:改弦易辙,另辟蹊径,此其时也。八十年代的邓小平,要在中国经济中引进“市场”。而三十年代的凯恩斯,要在西方经济中加入“计划”。凯恩斯和邓小平都是“修正主义者”。不同的是,邓小平要“修正”社会主义,凯恩斯要“修正”资本主义(注3)。

凯恩斯的“修正主义”,在经济学的、纯技术的层面上,主要是针对“失业”问题。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很难象古典经济学预期的那样,自动达到“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均衡。为了达到“充分就业”,政府必须运用各种手段,包括财政和金融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既要干预,自然就离不开人为的“设计”和“计划”。这种设计、计划和干预,就是今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们习以为常的政府的“反周期”措施。对凯恩斯的“修正主义”,哈耶克十分警惕。但是,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集中反映了哈耶克反社会主义思想的《通向奴役之路》中,却很难在经济学的、纯技术的层面上看出对凯恩斯的批评。例如,哈耶克反对“计划”和“政府干预”。但是,他并不笼统地反对两者。相反,他说经济学家是最喜欢计划的人。他赞成政府对社会总体框架进行计划和设计。从而使个人在这个框架下,能自由地计划自己的经济活动。哈耶克反对的,是那种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和经济活动,以某种特定方式达到特定目的的极权主义式的计划经济(注4)。从字面上看,哈耶克和凯恩斯十分相似。凯恩斯在《通论》和其它文章中,都一再强调自己对西方自由主义制度的热爱,明确反对国家占有生产资料。他要的“计划”,是国家通过税收和利率政策影响消费和投资倾向,为个人“追逐金钱”的游戏设立规则和界限。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并不要抛弃“曼彻斯特”制度本身,而是要为这个制度创造一个更合理的环境(亦即框架),从而使个人的自由经济活动能发挥其全部潜力(注5)。如果一切到此为止,如果凯恩斯与哈耶克在精神实质上和在字面上一样接近,那么历史将不会记载凯恩斯、哈耶克辩论了。凯恩斯和哈耶克辩论的实质,不在个别的用字遣词或具体的策略上。他们真正的分歧,存在于他们观念的总体倾向上。他们之间,与其说是经济学争论,不如说是哲学倾向上的分歧,是对欧洲政治形势判断上的分歧。

哈耶克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是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因为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遂决定留在英国,成为英国公民。哈耶克一生对英国文化情有独钟,尤其对以大卫 · 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 · 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苏格兰道德哲学推崇备至,而后者无疑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石。或许距离产生美感,或许人对不曾拥有过的格外珍惜。和同时代英国知识分子相比,哈耶克对英国传统自由主义,显然怀有更多的眷念和执著。在哈耶克看来,从十八世纪开始近两百年的欧洲历史,就是英国文化自西向东传播的历史,是英国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西学东渐”的记录。这种“西学东渐”,自英国、经法国、最终到达德国,一路凯旋。一八七年它抵达其东征的边界,登上辉煌的顶峰。但自那以后,风向不幸逆转。一场以德国为中心,以黑格尔、马克思哲学为动力,以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为基调的逆向运动,开始由东向西传播,锋芒最终直逼英伦(注6)。

第一次大战后,哈耶克目睹左派在俄国,右派在德国和意大利先后建立极权主义政权。同时,社会主义运动在整个欧洲风起云涌,社会主义思潮如日中天。不仅在欧洲大陆,甚至在自由主义发源地的英国,社会主义都成了上流知识分子沙龙里的时髦话题。以凯恩斯为例,他经常涉足两个社交圈: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文化圈和以韦布(Sidney Webb)、萧伯纳(G. Bernard Shaw)等人为主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前者,在哈耶克看来,是社会主义者的摇篮。后者,众所周知,是社会主义的公开阵地。以凯恩斯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声望,其社交圈竟“赤化”如此,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影响可见一斑。因此,哈耶克有理由相信,历史正在证实他的假设:一股来自东方的集体主义狂飙,正在席卷欧洲,侵袭英国。哈耶克真正担心的,不是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极权主义。那是既成事实。哈耶克真正担心的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是否会走上俄、德、意的老路?英国是哈耶克昔日的精神家园,今天的衣食父母、安身立命之地。于公于私、于情于理,哈耶克都应挺身而出,捍卫心目中的自由资本主义圣地。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经验,究竟能否在欧洲作普遍的演绎推理?或者,换句话说,在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之间,在凯恩斯、萧伯纳和斯大林、希特勒之间,究竟有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之间有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如果有鸿沟,可能首先来自凯恩斯的环境。凯恩斯出生于英国剑桥大学,父亲是该校高层管理人员。青少年时代,凯恩斯先就读于著名的伊顿(Eton)公学,后进入剑桥大学King’s College,师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代宗师马歇尔。大学时期,凯恩斯活跃于剑桥最贵族化的Apostle社团,与圈内许多朋友一样,思想深受剑桥大学哲学教授摩尔(G. E. Moore)的伦理哲学影响。大学毕业后,凯恩斯和许多同辈Apostle成员一起,成了位于伦敦北区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座上客。不久,凯恩斯甚至搬迁到该区居住,终日徜徉于艺术殿堂之上,周游于文化名流之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说,凯恩斯是标准的剑桥子弟,自幼便在英国文化的精英圈内长大。对凯恩斯来说,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文化,不是一种刻意的追求,苦苦的修炼。相反,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教养,耳濡目染的习惯。它不需要“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而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但是,凯恩斯的时代,却又决定了他无法停留在先天继承的自由主义传统里。

二十世纪初期,在国际上,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岌岌可危。在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传统资本主义的日薄西山、人心丧失,正可以从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中得到反证。一九二五年,凯恩斯在剑桥发表的题为“我是自由主义者吗”的演讲,反映了他对当时英国社会矛盾的深刻观察。凯恩斯认为,英国政坛正被两股势力操纵:右派的保守党和左派的工党。凯恩斯蔑视右派的智商,但同样讨厌左派的气味。在凯恩斯看来,保守党内的右翼是墨守陈规的死硬派。他们分不清为资本主义治病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差别。凯恩斯同情他们对传统资本主义的热爱,如果时光倒流一百年,他也会加入这一行列。可惜,这种感情,今天无助于资本主义在当代的生存。工党内的左翼,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灾难派。不管他们的名字叫“雅各宾”还是“布尔什维克”,都是一丘之貉。他们一味要求推翻现存秩序,结果只会导致灾难。如果他们的目标是“社会正义”,凯恩斯乐观其成;但如果他们的目标是“阶级斗争”,凯恩斯则不敢恭维。右派的右翼和左派的左翼,分别是各自党内的积极分子,他们为党创造力量和激情。这是凯恩斯最担心的一群人。而右派的左翼和左派的右翼,则分别是各自党内的知识分子,他们为党提供道德和智慧。凯恩斯更喜欢处于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的自由党,但他似乎料到自由党前程渺茫。因此,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右派(保守党)的左翼和左派(工党)的右翼,或许是退而求其次的政治选择(注7)。

与这种政治格局对应,凯恩斯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知识界同样局面混乱,方向迷失。他们分不清作为“目的”(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和作为“手段”(效率)的资本主义。在凯恩斯看来,作为“手段”的资本主义,如果管理得当,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制度。但是,作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却不尽如人意,远非理想的生活方式。因为,资本主义毕竟是以个人发财致富为核心内容,以金钱利润为基本动力的制度。这种制度首先满足的是人的低级欲望,所以往往市侩庸俗,面目可憎。但是,知识界往往混淆作为“手段”的资本主义和作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以至那些真正讨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人,攻击的却是资本主义的“效率”;而资本主义的忠实信徒,又拒绝甚至对资本主义“手段”的任何修正。他们视任何“修正”为整个抛弃资本主义的第一步。而事实上,这种“修正”恰恰是挽救资本主义的唯一良方(注8)。

凯恩斯的上述言论,发表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之后,哈耶克出版《通向奴役之路》之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无疑充满了道德的愤怒。但马克思落笔之处,却处处突显冷静的分析,攻击的目标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效率”: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在二十世纪风靡世界,掀起惊天巨浪,关键之一便是这种义愤和分析的结合。正如熊皮特所指出: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仅只会“布道”,那它效果有限;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仅只是“分析”,那它的听众不会超过几百。但是,如果用分析的术语进行布道,用触动时代脉搏的布道进行分析,那它产生的将是无敌不摧无功不克的力量(注9)。哈耶克为资本主义的辩护,无疑受到资本主义“效率”的影响。因为,在哈耶克看来,市场充满无限的不确定因素,个人知识无限渺小和分散。因此,自由价格体系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计划者”。任何其它“计划者”,不管他的名字叫凯恩斯还是斯大林,都注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注10)。但是,哈耶克从资本主义“效率”出发所作的辩护,却在无意中神圣化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以至他将任何对市场经济的背离,任何对资本主义“手段”的修正,都看作是“大逆不道”,看作是抛弃整个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是“通向奴役”的不归之路。所以,一方面,凯恩斯在批判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时,并没有忘记在他左边的马克思。凯恩斯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从马克思手中拯救自由经济。但另一方面,凯恩斯也同样没有忘记在他右边的潜在对手。早在哈耶克出版《通向奴役之路》前,凯恩斯似乎已经预先准备了对该书的回答。凯恩斯和哈耶克的分歧,集中表现在他们对欧洲政治形势和资本主义前途的判断上:哈耶克认为,一旦脱离传统资本主义轨道,就会踏入一条无法回头的“滑坡”,一直滑向极权主义。凯恩斯拒绝“滑坡”理论,相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的具体情况要求:只有变革资本主义,才能保证资本主义不变。

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辩论,作为两种思潮的冲突几乎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当然,加入这一思想交锋的远不止他们两人。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社会主义思潮在这场冲突中始终占上风。在凯恩斯生活的年代,不仅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具有重大影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更是活跃于欧洲各国。在德国,有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进化的社会主义”。在法国,有走议会道路的饶勒斯(Jean Jaures)的社会主义。在英国,更有文豪名流发起的费边社会主义。后者,是英国工党崛起的基础。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巨大影响,还有两个突出例子:一个是法国文豪罗曼 · 罗兰(Romain Rolland)于一九三一年发表的《向过去告别》(注11),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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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与《世界经济导报》 2020-10-29 09:19:55

听到米尔敦 ·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去世的消息,正在写一篇有关哈耶克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自哈耶克于一九九二年去世后,当今活着的经济学家中,弗里德曼无疑是哈耶克思想最权威的代言人”。不料墨迹未干,巨星陨落。弗里德曼以九十四岁高龄于上月驾鹤西去。

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简称《导报》)当记者时,曾见过弗里德曼一面。那是一九八八年,我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混了个“访问学者”。正好里根和布什政府行将换届,1603988326578165.jpg知道弗里德曼是所里研究员,就想为《导报》就里根和布什的经济政策对他做个专访。几天后,采访如约进行。弗里德曼给人的印象是矮小、精力充沛、言谈犀利。镜片后那双略带笑意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甚至狡黠。时隔多年,采访的正题早已往事如烟。但有个题外插曲,至今难忘。采访开始前,弗里德曼询问我《导报》情况。《导报》当年为保持民间色彩,对外一律称“非官方报纸”。我曾用这自封的头衔,回答过许多被访者同样的询问,从未遇到麻烦。不料这次例行公事,在弗里德曼处却引起一番口舌。

当我“非官方报纸”几个字刚出口,弗里德曼便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我略感意外,问:“为什么”?答:“共产党国家没有非官方报纸”。讲时语气坚定自信,似乎他在“共产党国家”土生土长。当时我初到美国,心中那份“民族自尊”颇为敏感。加上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热火朝天、“初生牛犊不畏虎”的阶段,我自己又年轻气盛,听了弗里德曼的话,顿感“国格”、“报格”均遭羞辱。于是不顾采访,为《导报》的“非官方”地位争辩起来。谁知弗里德曼不依不饶,同样认真。采访以争论开场,在我记者生涯中算是第一次。

做完采访,文章见报后,心想此事功德圆满,万事大吉。不料几星期后,弗里德曼打来电话,说他将访问中国,很有兴趣见识见识我所谓的“非官方”报纸。弗里德曼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岂敢怠慢?为了便于联络,忙问他是哪个代表团,叫什么名称。哪知“代表团”三字触犯了弗里德曼,正色答道:“我不属于任何代表团,我就是美国公民”。有了上次经验,赶紧息事宁人。我“自由地选择”(注1)悉听尊便的策略,按“美国公民”口径,和弗里德曼敲定到达上海的时间和联系方法, 终于促成了自由主义大师和“非官方报纸”在上海的会见。

几个月后,大概命中难逃“六四”一劫,我又一次“自由地选择”,回到了当时还不太自由的中国。见到《导报》总编钦本立,问及弗里德曼的访问。他告知在某饭店共进午餐,弗里德曼果然不依不饶,一见面就问《导报》的纸张从何而来。老钦还说,餐毕弗里德曼提议为自由干杯,于是全体起立,山呼“自由万岁”等等。我不知道弗里德曼对老钦关于纸张来源及《导报》性质的答复是否满意。但凭老钦几十年在政治运动中摸爬滚打练就的功底,“太极”神功加“难得糊涂”,我猜想弗里德曼这次是西方逻辑碰上东方智慧,一顿午餐吃下来,《导报》的“产权关系”,大概没能界定。一念及此,不禁哑然失笑:谁说“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弗里德曼这回可“白吃”了一次(注2)。

又几个月后,耀邦去世,学潮初起。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市委撤了老钦的职。此后,《导报》和上海市委唇枪舌战,笔墨官司不断。争论题目之一,是市委有无权力撤老钦的职。《导报》认为市委无权,因为《导报》是“非官方”报纸。上海市委认为有权,因为中国从来没有“非官方”报纸。“中国没有非官方报纸”,市委判断,和弗里德曼如出一辙。看来《导报》中了头彩,一句“非官方报纸”,遭来世上从右派到左派的同声反对。转而念及自身,不胜唏嘘:我何德何能,竟如此“荣幸”?短短半年,在地球的两极,夹在世界著名右派思想库胡佛研究所和后来产生了“江核心”的中共上海市委间,卷入了同一个题目的争论。

再后来,邓小平发兵北京。解放军排山倒海,摆平学潮。再后来,城头王旗变幻。赵紫阳下台,撤老钦职的江泽民乔迁中南海。“官方”报纸,照例要对中南海“旧主”口诛笔伐,声讨有加。这本是一出中共建政后演了几十年的旧戏,剧本唱腔,了无新意。谁知有篇檄文,别出心裁。为赵紫阳罗列的罪状,竟有一条是他会见世界上最右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这使我暗暗称奇,因为上海市委工作组在《导报》清查期间,从未将与弗里德曼的交往立案侦查。起初我为工作组的大度深感诧异,后来渐渐明白,《导报》当年“现行反革命”太多,工作组积案如山,分身乏术。所以对弗里德曼这样的“学术反革命”,不屑一顾。再后来,《导报》关门,人员遣散。一应财物,没入官中,“产权关系”终于界定。一场沸沸扬扬的“官方”与“非官方”之争,也随之落下帷幕。

《导报》关门,弗里德曼和中共上海市委双赢:《导报》确实不是“非官方”报纸。因为,若是“非官方”报纸,官方便不能随意关闭,财产更不容轻易褫夺。但转念一想,弗里德曼似乎也只对了一半。因为,如果《导报》不是“非官方”报纸,那就是“官方”报纸。而“官方”报纸,便是党的喉舌,政府左膀右臂。党和政府再昏庸,也不至于自封喉舌,自断双臂。所以,《导报》应该是介于“官方”和“非官方”间的某种东西。这个定义,大概不仅对《导报》,而且对其它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纷纷落马的报刊,其中包括不久前遭到麻烦的《冰点周刊》,可能都同样适用。推而广之,世上万事万物,大概本来就黑白分明的少,灰色的多。所以,思考问题,最好不要单向思维,一路到黑。这层道理,对笔者这样既不学经济学,又不从政的升斗小民,懂不懂无关紧要。但对中国诸多熟读经济学、且不但熟读经济学还喜欢写文章、且不但写文章还时不时上“密折”的经济学家,就兹事体大,务必三思了。

 

注释:

(1)   弗里德曼写过本《自由地选择》(Free to Choose)。

(2)   弗里德曼另一本书叫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正式的译名应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免费”,中国人当然也可以叫“白吃”。为了照顾上下文,改动两字,偷换次概念。

 

陈翰圣

(2006122)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06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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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邓小平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 2020-10-25 15:17:41

第一次听到凯恩斯的名字及读到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还是“文革”时期。那时我年少失学,待业沪上。虽然青春时光,但是境遇狼狈。举目四顾,黑夜沉沉;翘首遥望,前程茫茫。有时思前想后,难免愤愤不平地、相当幼稚地将社会弊病和个人遭遇,统统归咎于当时“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与我同样心怀不满、且同样不懂经济学的朋友,一日突然相告:西方有位叫凯恩斯的经济学家驳倒了马克思!我闻言怦然心动,情驰神往。所以,当我费尽周折,最终借到一本凯恩斯的《通论》时,一阵“反革命”窃喜,涌上心头 1)。

三十二年,弹指一挥。中国大地早已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凯恩斯《通论》中有关“有效需求”、“赤字财政”的论述,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是,三十二年的岁月,却无法抹去《通论》最后一章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在凯恩斯题为“通论导致的社会哲学”这章中,最被人广为引用的名言,要算那句:“经济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远比人们估计的影响深远。其实,真正统治世界的就是这些思想”(2)。然而,在这些统治世界的“思想”中, 究竟哪些细节拨人心弦、使人顿悟、激起一辈子的共鸣,却可能因时因地因读者而异。对我这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文革”待业青年来说,当时真正令我心动使我折服,以至三十二年而不能忘却的,是包含了下面两层意思的一段话。

在第一层意思中,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在于这种制度允许人们追逐金钱。只要存在发财的可能,就不仅能刺激人们从事有价值的活动,而且能减轻人性中其它更危险的冲动。如果不让人追逐金钱,更多人就会追逐权力。与其让某些人成为统治人民的暴君,不如让他们成为统治自己银行存款的富豪。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和市场经济制度,正是在“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市井喧嚣声中,为人性的欲望和冲动提供了一个红尘滚滚的舞台,开辟了一条相对安全的宣泄渠道。

凯恩斯的第二层意思是:虽然我们需要一个允许人们追逐金钱的制度,但追逐的金额不能过高;虽然我们需要追逐金钱的游戏,但游戏结果导致的利害得失 (stake) 却要尽量降低。换句话说,虽然我们需要资本主义的赌场,但赌注却要减小。赌注大小是习惯,而习惯则可以引导和培养。当人们习惯后,小赌注照样能保持和刺激游戏的兴趣,却不会产生大赌注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3)。 亚当 · 斯密“看不见的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庞大赌场。但赌注大小,却有赖于人为设计。

邓小平的改革,做到了凯恩斯上述第一层意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石破天惊地在世界的东方,一夜间耸立起一座“具有中国特色”的赌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铁腕领导下,短短十几年间,中国人民在这个赌场中,展现出惊人的潜力,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的“追逐金钱”游戏,不仅创造了经济繁荣,而且创造了政治稳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两位数年增长,之所以能在没有大规模街头抗议的环境中实现,“赌场”和“游戏”功不可没。

西方学者和媒体在评论中国当前的繁荣和稳定时,普遍地犯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典型错误。即他们把两者的“相关”关系 (correlated) ,误解成了“因果”关系 (causal) ,而忽视了两者同是第三个变数 (a third variable) ,即“赌场”和“游戏”的产物和结果。基于这种误解,他们常常杞人忧天地预测中国下一轮的“动乱”。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当前的统治合法性 (legitimacy) 主要建立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上。 因此,经济增长的减速,就意味着街头抗议的开始。他们完全忽视了在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背后,存在着一股共同的强大力量,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的“赌场”和全民参与的拜金“游戏”。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仅没有促进“稳定”,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稳定”的不利因素(4)。真正在中国促进“稳定”的,除了其他原因外,是“赌场”和“游戏”造成的人们心理的改变。资本主义的“赌场”和追逐金钱的“游戏”,在过去十多年间,彻底改造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改变了他们的政治文化和价值标准。在毛泽东时代,什么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最高梦想?是政治上的高升。这种梦想和封建时代相差无几,尽管一个表现为“金榜题名”,一个表现为“入党提干”,但其终极目标,都是入朝做官。因此,当年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管人们是否喜欢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成功的典型。他们当年的地位和产生的社会效应,和比尔 · 盖茨在今天中国年青一代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不相上下。

当我“文革”读凯恩斯时,耳畔经常萦绕的,是收音机里播送的中共中央全会公报,以及那后面一遍遍重复的中央委员们的名单。这些名字,每个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犹如今天的歌星、影星、球星一般。但和影视明星不同的是,这些名字不仅耀眼,而且威严。听着它们,你会感到金銮宝殿的存在。他们那么遥不可及,却又那么近在咫尺。这是一种什麽样的政治文化氛围?今天的中国,似乎已与这种政治文化相隔了几个世纪。今天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中共中央有多少委员,姓啥名谁?今天,与跨国公司和富比士中国排行榜相比,中共中央委员的名单,显得多么落伍,多么苍白。这种老百姓价值标准和政治心理的变化是好是坏,可以见仁见智。但毕竟一个王洪文倒下去,千百个周正毅站起来。周正毅是否比王洪文更好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周正毅能有“千百个”,而王洪文只能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周正毅比王洪文离“富豪”更近,却离“暴君”更远。正是这种千百个周正毅取代一个王洪文的历史变化,标志着中国社会非政治化和价值多元化的伟大进步。而后者才是促进中国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5)。

邓小平的改革,没有做到上述凯恩斯的第二层意思。不仅没有做到,而且在无意中反其道而行之,将凯恩斯欲加避免的状况推到了极端。邓小平是革命家。虽然在其晚年通过“改革开放”,他实际上在中国实行了社会改良;通过“四项基本原则”,他实际上在中国反对并制止了革命。但终其一生,邓小平都没能真正摆脱从少年时代便投身其中的那场革命对他的影响。因而,从总体上讲,邓小平始终是一位自觉的革命家、政治家,是一位革命的政治家。邓小平的革命家本色,在其晚年也时有流露。譬如,他提倡过“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他讲过“反围剿都不怕,还怕物价改革吗”之类辞不达意,不知所云的外行话。邓小平的“改革”,是一场革命家倡导的社会改良,政治家操纵的经济发展。这种固有的矛盾,使邓小平的改革,一方面在客观上把中国逐渐引向远离革命的彼岸,另一方面却又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革命的缺陷和痕迹。

作为政治家,邓小平高屋建瓴,胸有全局,当机立断,沉着坚定。作为革命家,邓小平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无所顾忌,永往直前。邓小平的这些特点,使他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于既倒,扭转乾坤于瞬间。这些特点,对实现凯恩斯的第一层意思,即从无到有地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的赌场,意义重大。但要实现凯恩斯的第二层意思,即恰到好处地在赌场中减小赌注,邓小平的这些特点却毫无用处。因为,要实现凯恩斯的第二层意思,需要的不是勇气和无畏,而是设计和知识;不是意志和魄力,而是细腻和耐性。这里不需要“举重若轻”。恰恰相反,需要的是“举轻若重”。总之,实现凯恩斯第二层意思所需要的一切,恰恰都是邓小平的弱项。

邓小平盖棺定论的正式头衔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顾名思义,中国官方的意思,自然指邓小平是最好的设计师。当然海外也有人故意唱反调,说邓小平是最坏的设计师。其实两者同样错误。因为邓小平从来不设计,也从来不屑设计,所以根本不是设计师。对“改革开放”,邓小平究竟设计过什么呢?他在“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指示,大多都是英文中所谓 “ad hoc” 式的讲话,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改革初期,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讲过“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这可以看作是决心、是气势,但决不是设计。否则,世界之大,何以偏偏要“造”香港?港英殖民下的香港,究竟有什么世界之最?若真是“设计”,就要考虑“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的道理。可惜,“君无戏言”,有人偏偏将这当作设计,于是“港气”南来,“港风”北渐,以至广东国语,竟领一时风骚。贻祸后世,使中国的大众文化如电影电视,传染上港式“武打”和台式“爱情”的陋习;使社会生活中弥漫着“港风港气”,于今为烈,挥之不去(6)。“南巡”途中,邓小平放话:“谁不改革谁下台”,“姓社姓资,不许争论”。这可看作铁嘴定案、军令如山,但不能看作是设计。若是设计,就要鼓励争论,就要有真理越辩越明的气度。岂可仗势压人,不等对方把话讲完,嘎然中止,宣判定案(7)?“六四”以后,邓小平寄厚望于上海。提出上海要“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这种时不我待急功近利思绪的鼓动下,全国大兴土木,遍地政绩工程。确实,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造房子更能满足“变样”的要求?教书育人不能“一年变样”,清除腐败不会让夜上海华灯齐放。可惜,这种“变样”同样不是设计。如果这也算“设计”的话,那么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岂不成了联合国“科教文”的社会发展典范?

众所周知,邓小平的政治哲学基础,是“白猫黑猫”加上“摸着石头过河”。而这两者,恰恰是“设计”的否定,是“设计”的正向反对。中国政府在万千溢美之词中,偏偏选中“设计师”一词赠予邓小平,实在匪夷所思。其实,对邓小平来说,本有不少赞美之词,可以当之无愧。例如,“改革开放的倡导者”,“精明老练的政治家”等等,都不失为恰当的评价。纵然缺乏想象,因袭守旧,总还有“人才难得,绵里藏针”的遗训。谨从先帝教诲,应也不失中肯。如今,偏偏将一顶“总设计师”的桂冠,强加给从不设计的邓小平,哪壶不开提哪壶,指着和尚骂贼秃,听着就像别有用心的讽刺。

邓小平的不设计,并非纯粹的坏事。邓小平真的搞起设计,恐怕反倒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丧失了自己的政治个性。在中共的领袖圈中,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邓小平“举重若轻”,周恩来“举轻若重”;邓小平高屋建瓴,周恩来精于设计。但“文革”后,如让周恩来主政,他恐怕难以象邓小平那样,在万千头绪中快刀斩乱麻,毅然决然地踏上“改革”的不归之路。因此,要完成凯恩斯的第一层意思,要在中国创建资本主义的赌场,邓小平是远比周恩来合适的人选。

但是,当资本主义的赌场在中国一经建立,邓小平没有“设计”的缺陷,就日益暴露出来。今天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搞资本主义而没有设计。就是因为没有设计,而导致赌局的“赌注”太大。中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是没有活力。而是为了唤起这种活力,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这种自由,心中没有信仰的灵光,身外缺乏法律的框架。中国特色的追逐金钱游戏,不是不够刺激。而是这种刺激的程度,常人无法承受,一旦闪失,后果不堪设想。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商场上的江湖险恶、刀光剑影,都日益向人们表明,在邓小平的赌场里,玩的其实不是输赢,而是身家性命。

中国当前的许多焦点问题,似乎都与“赌注太大”有关。例如“两极分化”,如果在“改革”初期,就能有所“设计”,就能尽量减小“赌注”,那么今天的中国,虽然“分化”依旧难免,“两极”却可能缩小距离(8)。再如“腐败”,虽然减小赌注不能消灭腐败,但也能减轻其程度。至少不会让“警察开妓院,医生卖假药”这类事,发生在“以德治国”的土地上。不会让“教育产业化”这种闻所未闻的新兴产业,在“三个代表”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年头,挂牌上市,择吉开张。

“六四”前,曾有人提倡用“高薪养廉”的办法,杜绝官员腐败。十多年后,官员的薪金翻了几番。但同期,官员的腐败却翻了几十番。以至在任何一本中国的就业指南里,政府公务员都成了炙手可热的职业。为何“高薪”在中国不能“养廉”?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赌注”太大!赌注一大,红尘滚滚,春光无限。外面世界太精彩,就必定有人不甘寂寞,铤而走险。在“一夜暴富”的故事甚嚣尘上的环境里,谁能耐住寂寞,安得清贫?在“国资”可以流失,“国企”能够改姓的现实中,“高薪养廉”无非杯水车薪,扬汤止沸。就是整个国库倾其所有,全部“养廉”,恐怕仍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头还是落个国企改革“吴邦国(无帮国)”,反腐倡廉“尉健行(未见行)”。

此外,“赌注”太大还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输赢双方都不喜欢它。它与“两极分化”不同。“两极分化”只使不幸分成“改革代价”的一极怨恨。而有幸分到“先富起来”那极的,却感到十分满意。它与“腐败”也不同。“腐败”只使腐败的受害者愤懑,而“腐败”的受益者,如从事“教育产业化”的专家,却感到生逢其时,如沐春风。“赌注”太大却不一样,它不仅使输者绝望,还使赢者恐惧。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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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邓小平的局限性? 2020-10-21 16:53:40

虽然邓小平逝世已八年有余,虽然由他隔代遴选的接班人已全面掌权,但今天的中国,仍生活在邓小平时代。就身后政策的延续性而言,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命运相去甚远。毛泽东一代天骄,但人亡政息。尸骨未寒,未尽宏愿、继续革命,统统烟消云散,化作泡影。相反,邓小平斯人虽逝,但只要踏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的政策就如影随形,无所不在。毛泽东去世至今,中国民间曾几度掀起“毛泽东热”。邓小平辞世八年,从未听说中国民间有“邓小平热”。这不是邓小平的失败。恰恰相反,这是中国仍处于邓小平时代的铁证。因为,人心只怀念已失去的时代,不会怀念正生活于其中的时代。

既然我们生活在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时代,那么思考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可能具有的局限性,就成为时代理所当然的命题。这本是平凡的命题。正像经典的逻辑三段论表述的那样:“凡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同理,凡人都有局限性,邓小平是人,所以邓小平有局限性。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这种讨论是政治禁忌。邓小平未退休前,王若望说拥护邓小平退休,结果变成“王若望太猖狂”。虽然邓小平曾经多次表示,退休是自己的愿望;虽然邓小平后来确实退休;虽然邓小平的退休,未被例入国家机密。这种看似荒唐的矛盾,其实反映的既不是逻辑混乱,也不是邓小平的个人缺陷,而是邓小平本身也无可奈何的政治现实,一种政治上尴尬的两难境地。所以,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在邓小平的时代,在讨论邓小平的局限性最有意义的时间地点里,这种讨论却无法进行。于是,中国政治现实的尴尬,便派生出中国政治智慧的尴尬。

在海外,在“莫非皇土”以外的土地上,当然有讨论邓小平局限性的自由。可惜,自由并不排除垄断。于是,在崇尚民主的土地上,在不能见容于“皇土”的人群中,自由便被一种声音垄断:邓小平的局限性,是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所谓“政治改革”,当然就是西方民主;所谓没有“政治改革”,自然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是否真的讨厌西方民主?如果邓小平是正统的、书生式的、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应该讨厌。可惜邓小平不是。邓小平是在实践中历尽坎坷千锤百炼的政治家。作为政治家,邓小平最大的优点和资本,是有在实践中炼就的极其敏锐的政治直觉。这种直觉没有高深的理论基础,没有意识形态的好恶,但是非常实用,而且往往无比正确。邓小平的直觉告诉他,西方民主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中,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继续革命”。它们除了华丽的词藻和煽情的魅力外,别无它用。对他决心要捉的“老鼠”,对他要达成的目标,两者同样的好高骛远,同样的不切实际。所以,无论是对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还是对西方民主,邓小平都无所谓好恶,只是根本不在他政策选择的考虑范畴之内。用他继任者喜欢的英语来说,就是“irrelevant”。

邓小平是否真的喜欢“四项基本原则”?如果邓小平是正统的、书生式的、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应该喜欢。但如果这样的话,“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也许坚持不到今天。其实,所谓“四项基本原则”,究竟是四项,还是六项或八项,对邓小平都无关重要。凑成“四项”,是秘书的工作。邓小平考虑的,是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后来阐述了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观。他说:“四项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这句话至关重要,它是邓小平统治思想最精辟的阐述。将其它“三项”本来平起平坐的“原则”,一举贬到不再“基本”,因而也就不再“原则”的次重要地位,中华大地,谁有如此手笔?谁说邓小平没有政治改革?

四项基本原则中,“马列主义”是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是手段;“社会主义道路”既是经济形式,也是生活方式;而“党的领导”则直接了当,是指由谁来统治。四项基本原则若让林彪、王震等武将决定哪项重要,他们大概选“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半生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容易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让陈云、宋平等文官来选,他们选“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方面因为他们信奉计划经济,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本身廉洁奉公。在富裕但腐化的资本主义和贫穷却清廉的社会主义间,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但如果毛泽东复活,他却一定会在四项原则中选择“马列主义”。毛泽东在“文革”时曾对斯诺讲,“文革”封他的“四个伟大”,他只想保留“导师”一项。不要以为这是信口开河,不是。这是深思熟虑后的自我评价。也不要以为这是自谦,更不是。这是无比的自信。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身外之物。唯有“伟大的导师”,才具自身价值。前面三个“伟大”加起来,不过一个王位。后面那个“伟大”却能创造王位。毛泽东的自信在于:三个“伟大”即使拱手相让,只要毛泽东在,照样囊中探物失而复得。所以“文革”中遇到挑战,他动不动扬言:“让出北京,重上井冈”。毛泽东是那种相信精神原子弹,并能创造精神原子弹的人。他是那种有了杠杆和支点,便能创造人间奇迹、便能无中生有的人。这种本事邓小平没有。邓小平的本事必须建立在“有”的基础上。毛泽东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政治家,都喜欢混乱,喜欢无序。越是无序,毛泽东的本事越大。邓小平恰恰相反,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政治家,他都喜欢规则,喜欢有序。邓小平的本事必须建立在“有序”的基础上,所以他决不能放弃“党的领导”。

所谓“党的领导”,其实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有政府”状态,就是在邓小平领导下,政府能实行有效统治的状态。将“党的领导”凌驾于其他三项原则之上,邓小平实际是在理论上完成了从传统共产党社会(极权),向普通专制社会(专制)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实践上的完成,有待于八十年代末的那场“风波”。而这种转变在全社会的公演,则是那场以“南巡”为序幕、最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淘金大潮。所以,“四项基本原则”只是表面文章,邓小平的目的是“稳定压倒一切”;而“稳定压倒一切”的目的,则是今天神州大地随处可见、令人喜忧参半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四项基本原则” 其实非常可怜,貌似凶狠,令人讨厌。但实际充当的,是傀儡甚至玩偶的角色。历史上的“神圣罗马帝国”,曾被人讥为既不“神圣”、也不在“罗马”、更不是“帝国”。以次类比,那么“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既无所谓“四项”、也不一定“基本”、更不是“原则”。

虽然“四项基本原则”是假的,邓小平的政治直觉却是真的。海外舆论评价邓小平,总是毁誉参半。认为他经济上“改革开放”,值得称道。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顽固保守,令人惋惜。这种政治舆论上的“大众消费产品”,完全本末倒置,似是而非。邓小平真正的政治智慧,其实并不在“改革开放”,而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改革开放”并不难,中国没有邓小平,照样“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国家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谁不“改革开放”?要不“改革开放”反到难了。全世界不“改革开放”的,只有北朝鲜和古巴。除这两家外,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夜变天,用“革命”手段来完成“改革开放”。能用“渐进”手段“改革开放”的,全世界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邓氏中国。仅此一家,别无分店。

其实,邓小平知道“改革开放”不可能局限于经济领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从来没有局限于经济领域。那种说邓小平没有“政治改革”的人,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难道把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党,改变成“资本家可以入党”的全民党,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难道将一个曾经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为己任的革命输出国,改变成一个以价廉物美闻名、以充当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加工厂”为荣的商品出口国,还不算“政治改革”?难道将一个曾经人人“斗私批修”、个个“献身革命”、“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清教徒式的半军事化社会,改造成今天“长城内外灯红酒绿,大江南北莺飞蝶舞”,人人闻“钱”起舞、个个利欲熏心、浓妆艳抹、繁荣“娼”盛的市民社会,也不算“政治改革”?这不仅是“政治改革”,而且是世界政治史上重彩浓墨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不等于民主化。那种将政治改革等同于民主化的观点,不是无知,便是偏见。

为什么说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恰恰表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因为邓小平处变不惊,不人云亦云。不管“国内小气候,国际大气候”,在众说纷纭中独立思考,在世界风潮前不为所动。通过“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在重重迷雾里,在万千头绪中,抓住了高速变动中的社会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政治商品:秩序。邓小平知道没有政治秩序,“改革开放”无法进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目标无法达到。秩序是比民主更基本的政治元素,秩序先于民主。世界上可以存在没有民主的秩序,但不可能存在没有秩序的民主。离开民主,照样可以有文明;离开秩序,却不可能有文明。民主是秩序的结果,民主本身只是一种形式的政治秩序。

“改革开放”需要改变现状,“秩序”却最好维持现状。两种相反要求的合力,便产生了折衷、妥协和渐进;避免了极端、激进和剧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折衷、妥协和渐进”恰恰是民主的重要特点,而“极端、激进和剧变”却是革命的天然盟友。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同时抓的改革思想,无论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是“两手都要硬”来表述,似乎都欠贴切,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改革开放”其实只需用“改革”两字便可概括。因为,“开放”也是一种改革,“开放”已包括在“改革”的含义之中。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实质,就是维持秩序,反对革命。所以,邓小平的改革思路,其实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那就是“坚持改革,反对革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知道“坚持改革”的人不少,而懂得“反对革命”的人却不多。所以说,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恰恰在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那么,究竟什么是邓小平的局限性?这是一个比什么不是邓小平的局限性更广泛,又更见仁见智的问题。张三可以说“邓小平不懂经济”,李四可以说“邓小平不懂教育”。这些可能都对,但都没有抓住要害。邓小平可能真的不懂教育,但这不是他作为政治家的局限性。邓小平可能真的不懂经济,但他自己就说:“我不懂经济,懂经济的是朱镕基”。所以,这至少不妨碍他的清醒。政治家最可怕,且对他的政策能真正产生影响的局限性,非常可能是那种被众人所称道,且又不被他本人所察觉的缺点。

据说周恩来曾问旁人,他和邓小平在工作方法上有何差别。然后又自问自答地说:自己“举轻若重”,小平“举重若轻”。周恩来不无羡慕地说,自己做不到“举重若轻”。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曾不无得意地说:自己的工作方法,就是尽量少工作,一天只工作几小时等等。言外之意,自己“举重”确实“若轻”。周恩来“举重若轻”的评价,历来被人视作是邓小平的优点,甚至被看作是邓小平胜周恩来一筹的地方。但是,为什么邓小平能“举重若轻”,而周恩来却偏偏要“举轻若重”呢?难道周恩来是傻瓜?也许有人说,这只是两种不同的才能,不该相提并论。周恩来不是帅才,但长于具体事务,所以必须“举轻若重”。邓小平是帅才,统揽全局,所以可以“举重若轻”。那么,毛泽东是帅才吗?为何不曾听说过毛泽东“举重若轻”?

要做到“举重若轻”,一个人目光不能太远,思考不能太细。毛泽东志向太高,目光太远;周恩来考虑太全,办事太细。所以他们都不能“举重若轻”。要“举重若轻”,读书最好要少。读书一多,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就会落入思想家的窠臼。世上只有“举重若轻”的实干家,没有“举重若轻”的思想家。邓小平不是思想家,所以才能“举重若轻”。要“举重若轻”,方法一定要简单。唯有简单,才能通俗易懂,才会发明“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要“举重若轻”,思维最好单向。唯有单向,才能意志坚定,提高效率。就像交通规则,单向行驶,就能提高车速。千军万马,朝同一方向奔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才能“稳定压倒一切”。要“举重若轻”,最好没有主义和理想。主义过于沉重,理想失之遥远。有了它们,便会产生原则、教义、信仰、情操。这些东西,往往不是“好猫”。不利轻装上阵,难以立竿见影、一本万利。

如果举办中国政治选美,要选一句对当今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邓小平语录。那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应该高票当选。作为国策,这句话何等“举重若轻”?上无前提,下无注解;横空出世,一统天下。这“轻轻”九个字,让亿万人民趋之若鹜,整个中国倒海翻江。从此以后,有人玉宇琼楼,有人流落街坊;有人公款嫖娼,有人失业下岗;有人日日笙歌,有人夜夜愁肠;有人梦断神州,有人亡命天涯。有了它,赤贫与繁华同在,文明和堕落共存。有了它,这边儿童失学,那边教育腐化;这边纸醉金迷,那边卖笑生涯。以至于当年的手下败将,如今苟存一隅的在野党,居然敢横跨海峡,在北京对主人耳提面命:“台湾的经验不是富裕,而是均富”。三十三年前,尼克松以世界超强之尊,访问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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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了,无所谓了”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赵紫 2020-10-19 15:39:46

赵紫阳日前作古,海内外颇多悼念。其中,自然以北京富强胡同内的悼念格外情真意切。例如,有幅挽联写道:“白马非马正名为一字褒贬如华衮如斧钺评说岂无天理;求仁得仁月旦评千秋功过或碧落或黄泉公道自在人心”。这深受旧学熏陶重彩浓墨的一笔,文情并茂,掷地有声。在我多数同胞正将“中世纪骑士的激情,浸入赤裸裸金钱交易的冰水之中”时(1),竟有人如此执著、如此念旧、如此不计利害、如此侠骨义胆,不能不令人索然起敬。

然而,海内外不少人在颂扬赵紫阳时,都强调他对民主的倡导和追求。一时间,似乎赵紫阳不爱江山爱民主。为民主下台、为民主受难、为民主郁郁而终,是一位背负民主十字架的殉道者。尽管讲得回肠荡气,催人泪下,但毕竟冤枉了民主,误解了紫阳。这种误解源于忘了赵紫阳的职业,忘了赵紫阳是一位成熟的职业政治家。

政治家不同于政治学家,就像商人不同于经济学家一样。两者貌似相近,其实对人的性格才能有完全不同的要求。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做生意,或让马克思领导秋收起义,成功的概率都不大。在中国乡村的泥泞小道上,马克思决不会有伦敦大英博物馆里的丰采和潇洒。起义号角未响,马克思大概“出师未捷身先死”。或倒在敌人的明枪,或倒在同志的暗箭之下。七尺之躯,君尚难保;社稷江山,卿何堪托?所以,政治家和政治学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业。它们有不同的职业要求、职业操守和职业精神,有不同的英文里所谓的“Professionalism”。我们只有沿着政治家,而非政治学家的思路,才有可能接近“六四”前后赵紫阳的思想轨迹和内心世界。

赵紫阳主政时,并没有主张民主。相反,中共“十三大”以后,“新权威主义”不径而走。据杨继绳先生撰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披露,赵紫阳承认自己曾“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还回忆自己曾向邓小平介绍“新权威主义”,获邓首肯的情况(2)。约十年前,笔者在英文文献上也曾读到过完全相同的传说。因此,杨继绳的记载,至少不是孤证。退一步讲,即便赵紫阳主政时暗恋民主,这种信念也不能直接左右他的决策。因为,对一位成熟的政治家而言,决策的直接动力不是信念,而是形势。赵紫阳的政治选择,既不会基于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更不会基于对民主政治的向往,而只能基于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基于冷静的审时度势。

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选择,应作于他从朝鲜返京,到“亚行”讲话的短短几天里。坐镇中南海,赵紫阳不会不感到红墙外民情的波涛汹涌,红墙内政敌的暗流湍急。时局动荡,政策取向历来和政治斗争相互交织,扑朔迷离。作为改革家想“有所作为”的冲动,加上对改革“深得民心”的迷信,使赵紫阳感到民心可恃,民气可用。自己离京期间形成的高压政策,效果欠佳,似乎又构成行动的天赐良机。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赵紫阳大概作了两个关键的判断。

第一,摸透邓小平“白猫黑猫”的脾气,赵紫阳相信自己能说服邓小平改弦更张,试用“安抚”一手解决学潮。事实证明,赵紫阳这一判断准确。因为,邓小平毕竟在党国命运千钧一发的时刻,给了赵紫阳十多天时间,去试行他“民主和法制”的主张。高压政策形成时,赵紫阳身在平壤。这在客观上给了他一张“后发制人”的牌。这是一张相当有诱惑力的牌,很难让人不去用它。但为避嫌疑,赵紫阳特意对邓小平说:“四二六”社论的责任由自己承担。其实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赵紫阳“安抚”一手如若成功,“四二六”社论的责任,决不可能落到他身上。邓小平心若明镜:知道赵紫阳一箭数雕,剑出鞘处,锋芒必有所指。但他更知道,赵紫阳不会把自己作为对手,正像自己当年不可能将毛泽东作为对手一样。因而坦然回答:责任无所谓,只要解决问题。言下之意是:不必多虑,也不必小聪明,党国利益为重。

数年后,赵紫阳对来访的传记作家师东兵说:邓小平在回忆“文革”时曾讲,自己所以心存希望,相信毛泽东不会抛弃自己,就是因为深信毛泽东有头脑,深信毛泽东是全国全党的领袖,深信自己所作所为,没有违背全局利益。赵紫阳说自己此刻心情,与邓小平当年一样。师东兵忠实地记录了赵紫阳的话,但坦承自己不解其意(3)。如果师东兵所记属实,那么赵紫阳所言,应该就是上面的意思。即邓小平应该知道,我赵紫阳从未挑战过你邓小平的地位。当然,邓小平对赵紫阳“民主与法制”的主张,也从未从心底里真正相信过,最多只是感到不妨一试。当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准备进行“社会协商对话”时,邓小平淡淡答道:“对话,好嘛。关键是要解决问题。不要让人牵住鼻子走”(4)。语似平淡,其实满腹狐疑,尽在不言中。

赵紫阳的第二个判断,是相信用“安抚”一手能够解决学潮。事实证明,这个判断大错特错。首先,赵紫阳高估了“改革开放”在民间的威望,用改革精英的心理,代替民众的心理。以为只要登高一呼,民众必以改革为重,令行禁止,见好就收。其次,赵紫阳理想化了某些学生领袖,以为他们都是追求理想的热血青年,以为对他们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六四”后,赵紫阳也曾感叹:“有些人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一定要把事情推到极端”(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赵紫阳理性化了整个事件。赵紫阳关于“冷静、理智、克制,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呼吁,其实预设了事件的理性性质,从而包含了一个逻辑矛盾:如果事件理性,根本不需要呼吁;如果事件不理性,呼吁等于对牛弹琴。所以,赵紫阳的呼吁,恰恰表明他忘记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四二六”社论中确有一个误断,那就是“这次学潮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如果学潮有组织、有计划,赵紫阳至少可以找到谈判对手。可惜,学潮既无组织,更无计划。连个谈判对手都找不到,遑论平息事端。邓小平喜欢将学潮比为“文革”造反派。其实,某种意义上,学潮还不如造反派。“中央文革”至少能够召集造反派头头,王洪文至少能够管束手下弟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却连这点政治成熟都没有。

约十年前,有位旅美学人写过篇比较西班牙等国社团主义(Corporatism)和共产党社会“民主运动”的文章。他认为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社团”是合法的半官方组织,社团精英对外有为社团成员争取利益的代表性,对内有约束成员的权威和能力。他们在与政府的谈判中,有妥协的余地,容易达成为双方接受的协议。因此,社团主义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更能取得点滴但实质的进步。相反,共产党社会“民主运动”的领袖,往往是运动的产物,而非运动的缔造者。他们无法指导运动,只能跟着运动随波逐流。他们要靠激进来维持运动,又要靠不间断的运动来维持自己的威望。因此,他们和政府间难以达成协议,进行的是零和游戏(6)。

赵紫阳于今年一月故世。二十九年前的一月,周恩来去世。当时,那位后来对赵紫阳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邓小平,正处在自己人生和政治命运的十字路口。“反击右倾翻案风”山雨欲来,毛泽东已传话:“文化革命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由小平主持决议”。很多评论者,没有注意到毛泽东这段话的重要性。他们感到,“七分成绩”就是肯定“文革”,因而没有新意。其实,毛泽东这段话的重要性,不在“七分成绩”,而在“三分错误”,且“由小平主持决议”。

毛泽东何等人物,一生有几次承认三分错误?更何况事关毕生心血,“文革”是做过的“两件事”中的一件。但眼见“文革”这件事“理解的不多”。所谓“不多”,其实就是党内同仁,离心离德。毛泽东一生轰轰烈烈,到头来却晚景凄凉。环顾四周,鞍前马后追随左右者,不过几位“文革”秀才,手无缚鸡之力,胸无经世之才。毛泽东已届垂暮之年,回天乏力。预料身后“腥风血雨”,面对晚年知己、忘年之交,不禁喟然叹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其凄惨悲戚,几近霸王别姬。正是自知来日无多,又处于战略劣势。纵有千种不甘,更是万般无奈。毛泽东这才纡尊降贵,最后一次主动伸手,希望邓小平这位自己早年给予知遇之恩,晚年又悉心“挽救”的旧属,能最后站到自己一边。高抬贵手,放“文革”一条生路。

毛泽东的传话,字字千钧。邓小平知道,自己面临的是重大政治决择。众所周知,邓小平“文革”蒙难期间,历来视通过汪东兴与毛泽东之间的单线联系,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生命线。那时,不要说对毛泽东,就是对汪东兴,邓小平也是毕恭毕敬。在给毛泽东信的结尾处,邓小平总要加上“我静候主席指示”的词句。不过几年,“主席指示”,无须“静候”,不请自到,但邓小平却要抗旨了。对毛泽东的传话,邓小平作了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同时大概也是最有文采的政治表态:“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不合适”。这看似谦虚的几句,其实态度强硬,毫无余地。所谓“桃花源中人”,子虚乌有,虚写一笔。重点落在后面,充满对魏晋新朝,实即“文革”新政的鄙视。至于“由我主持不合适”,更是和毛泽东公开分道扬镳的宣言书。

主席尚在,邓小平何敢如此放肆?原因也是“审时度势”。第一,邓小平知道,这样做能赢得除“文革”新贵外,整个上层官僚集团的拥护。再次被打倒,只是一城一池的暂时易手;而赢得上层人心,则事关全局,是明日决胜疆场最重要的政治资本。这点,邓小平有完全把握。第二,毛泽东健康状况日下,驾崩在即。这点邓小平虽没有十分把握,但有七八分胜算,大可放手一博。

对邓小平在“文革”中重新出山,公开和“文革”对着干的做法,历来有两种评论。一种是官方宣传,以邓小平女儿邓榕为代表。大意是邓小平为革命事业,不计个人安危。这种为父立碑、替官修史、企图在个人道德上无限拔高邓小平的说法,自然不足为信。另一种评论,以《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为代表,认为邓小平刚愎自用,“不知戒急用忍,一味逞强躁进”,以至不必要地被再次打倒(7)。这后一种议论,却是严重低估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其实此时“逞强躁进”,恰恰是邓小平高明之处。“文革”初期,全国声讨,爱子成残,邓小平没有“戒急用忍”吗?谪居江西,寄人篱下,连烟酒嗜好都感囊中羞涩,邓小平何曾“刚愎自用,逞强躁进”?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他为什么没有象彭德怀那样,动不动给毛泽东上万言书?翻看那时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通篇儿女情长,满纸柴米油盐。为子女调动,为家庭收支,事无巨细,和毛泽东喋喋不休。这哪里像一位前国家领导人写的信,简直是市井小民的平凡家书。这其中,固然包含着邓小平为人之父、舔犊情深的常情。但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熟读三国,深知“勉从虎穴暂栖身,道破英雄惊煞人”的道理。所以,在这些平庸琐碎的书信中,其实深藏着邓小平“戒急用忍”、韬光养晦的用意。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待邓小平“文革”后期重返政坛,北京政局已与他当年以待罪之身,贬赴江西时不可同日而语。林彪折戟沉沙,毛泽东年事日高,民众激情消退,“文革”已成强弩之末。另一方面,“老干部”对“文革”的不满与日俱增。不管党内曾如何派系林立,不管彼此间曾有多少往日恩怨。北京的老官僚们,在反对“文革”这一点上,都找到了共同语言。邓小平重掌中枢后,从亲身经历中日益感到,反“文革”已汇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谁掌握这股势力,谁就掌握了中国的明天;而谁抓住反“文革”这面大旗,谁就掌握了这股势力。周恩来去世,毛泽东病重。环顾朝野,邓小平不能不感到,逐鹿中原、收拾残局,舍我其谁?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邓小平才敢大刀阔斧地反“文革”,才敢有恃无恐地调侃“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才敢公开声称“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哪里是“不怕被打倒”,他简直是巴不得被打倒。因为不被打倒则已,一被打倒,反“文革”这面大旗便非“邓”莫属。

所以,邓小平和“文革”对着干,不是心血来潮,感情冲动。而是反复权衡后的政治决策,完全是他“解放战争”年代“孤军突出,挺进中原”的翻版(8)。表面不顾一切,“逞强躁进”;实际运筹帷幄,老谋深算,是邓小平一贯风格。看不懂这点,就看不懂为什么毛泽东后,必是邓小平的时代,而不是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或其他什么人的时代。“文革”后期,表面上是老干部和“文革”新贵作斗争。其实,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心知肚明,毛泽东一旦撒手人寰,“文革”新贵哪里是他们对手。在他们那个层次,真正谋篇布局的,是毛泽东身后的政治格局,其中根本没有“文革”新贵的位置。其中真正的关键,是在他们中间,由谁来当第二代的“领导核心”。这就是为什么叶剑英要在邓小平和“文革”新贵斗得正欢时,劝邓小平不要冒进,埋怨邓小平“喜欢一人独打天下”(9)。其真实用意,就是不愿意邓小平一人独领风骚。对这种劝告,邓小平当然“听不进去”,因为这不是老朋友间的私情,而是毛泽东身后“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国事。

邓小平所作所为,静卧病榻的毛泽东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毛泽东不是大政治家,如果毛泽东象水泊梁山的“白衣秀才”,邓小平就有杀身之祸。但是,革命家和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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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枪声中的政治改革 ---千秋功罪一瞬间,乾坤翻转 2020-10-17 16:04:36

今年六月是“六四”十五周年。十五年来,在当年政治较量的胜败双方间,存在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在“六四”后的舆论阵地上,双方易位。败者进攻,胜者防守。胜方“乾坤握在掌中,山河控于笔下”,却偏偏对“六四”闪烁其词,刻意回避。败方亡命天涯,浪迹他乡,却对“六四”穷追不舍,理直气壮。败方中不乏当年共产党的追随者,他们曾怀着红色激情,“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南北转战,戎马生涯。如今,红色不再,激情依旧,他们又脚踏着欧美文明的大地,背负着“终结历史”的希望(1),“无处是家处处家,年年难唱年年唱”。

但是,在这场漫长的论战中,双方似乎都无法解释某些“六四”后产生的现象。譬如,胜方津津乐道“六四”后的稳定和增长,败方反唇相讥隐于其后的腐败和不公。但双方都没有解释,何以“稳定增长”和“腐败不公”能相安无事,并存至今。如果说当年“六四”在民间的真正动力,就是反对腐败和社会不公的话。那么,面对十倍于当年的腐败和社会不公,“六四”英雄,今在何方?

又如,按胜方宣传,“六四”是四项基本原则对自由化的胜利。据败方陈述,“六四”是从开明向专制的倒退。但双方都无法回答,何以“开明”的或“自由化”的精英们和“专制”的或“四项原则”的鼓吹者如邓力群们,“六四”后异途同归,双双退出中国政治舞台?

再如,“六四”前中国知识精英和大学生们普遍政治热情高涨,人人议国事,个个骂政府。在将中国的一切弃如蔽履的同时,对西方文明的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一时间,出国留学取代金榜题名,成为中国学子的人生追求。然而,“六四”后短短几年,中国知识界这种特有的人文景象顿然改观。全世界被中国突然勃兴的民族主义惊得目瞪口呆。从北京申奥的狂欢到围攻美国使馆的愤慨,都表明同一个事实:中国在远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河殇”到“中国可以说不”的转变(2)。如果说坦克可以令人生畏,专制能迫人道路以目,但它们毕竟都无法改变人的内心感受,无法开创一代文人的风气。“六四”当事双方,对这一有目共睹的巨大转变,同样没有回答。

西方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发现,彻底非现代化和社会动荡无关,彻底现代化和社会动荡逆相关。而从非现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变,亦即现代化的过程,却和社会动荡正相关。现代化速度越快,社会越容易动荡(3)。现代化过程产生动荡的原因可以概括如下:开放社会产生横向比较,发达国家对后进国家有强烈“示范效应”。但是,由于经济增长赶不上欲望增长,多数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失落多于满足。与此同时,现代化初期,分配开始趋向不均,产生了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 (Inverted U-Shaped) 模型:即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分配比较平均,经济开始发达的社会分配非常不均,经济非常发达的社会分配重新趋向平均(4)。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在分配不均的同时,教育和媒体又趋向普及。教育和媒体的普及,使本来熟视无睹的社会不公变得不能容忍。教育程度越高,对社会不公越敏感。现代化初期,社会又缺乏灵活的政治机制和足够的经济实力吸纳高教育的人才。游离在体制外、不被社会承认的知识分子,是现存体制最大的威胁。教育程度越高,威胁越大。用政治学流行语言说,便是小学毕业生街头闹事,高中毕业生密谋政变,而失落的大学毕业生酝酿革命(5)。

以邓小平“改革开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不仅无法避免上述动荡因素,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弱点,那就是邓小平的现代化,开始于中国政府威信最低的时刻。在邓小平大权在握以前,毛泽东已在对自己理想的执著追求中,将中国政府的威信挥霍殆尽(6)。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曾在民众中享有得天独厚的威望。这种威望主要来自三个因素。第一,来自于中国百年沧桑的历史来自于一个古老而骄傲的文明,在近代被异族百般凌辱后的痛定思痛任何个人或集团如能使这个文明重新充满信心使这个民族从屈辱中重新站起来他和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被本民族的大多数人视若救星

第二,这种威望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特。政教分离,即政治的理性化和宗教的私人化,本来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马克思主义本身虽然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但在二十世纪的政治战场上,马克思主义又被“革命的手”涂上了宗教色彩。当然,革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特色的原因,而只是其外部条件。马克思主义宗教特色的真正原因,深藏在马克思时代德国哲学家所谓的“思维彻底性”里面,深藏在他们逻辑完美无所不包的体系里面。黑格尔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在内部充满逻辑完美的小宇宙,而其“世界精神”更与上帝只有一步之遥。因此,当马克思将他所谓黑格尔“头足倒立”的辩证法重新颠倒过来后,一个尘世宗教的降生,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革命,只是及时地扮演了“东风”的角色。至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日益意识到历史发展可能并没有可预见的模式,任何“完备”的思想体系企图带着道德优越感来指导历史发展,都可能导致灾难,那是后话,按下不表。但在当时,凭着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威力,中国的革命领袖在被人民视若救星的同时,再被奉为神明,却似乎是命中注定,在劫难逃。

第三,这种威望来自于中国民众的素质。中国民众的现代政治意识并不成熟。象世界上任何不成熟的东西一样,政治不成熟的突出表现之一,也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当人民处在愚忠这一极端时,就为政府的无比威望和滥用这种威望提供了强大的基础。

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中,中国政府从未用坦克和野战军镇压不同政见者。这不是因为毛泽东比邓小平仁慈,而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这种需要。毛泽东执政时,中国政府只要一个“政治运动”,就能使任何政敌顷刻间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他们遭到包括至爱亲朋在内的全体公众的鄙视和唾弃。只有拥有这样能力的政府,才能实行所谓的“全面专政”,才能要求它的臣民不但在行动语言上,而且在思想闪念间对它保持忠诚。

邓小平开始执政时,中国政府显然已丧失了这种能力。造成中国政府威望的三个因素,前两个已不复存在。第三个虽不幸未变,却正在从愚忠这个极端迅速滑向另一个极端。与此同时,“文革”结束对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犹如浴火重生。在“文革”中,他们第一次体验了民间疾苦,亲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重掌大权后,他们对“政治运动”自有切肤之痛。因此在自己获得解放的同时,他们真心诚意地希望给予人民所谓的“第二次解放”。于是,他们宣布中国不再搞“政治运动”。磨难或许使老干部有了新的人生感悟,沧桑或许让革命者都渴望常态。可惜,这种渴望来得不是时候。

毛泽东执政的早中期,人民对政府既爱且怕。爱是因为这个政权给了他们国家的统一,生活的稳定和做人的自豪。怕的是稍有闪失,即会在“政治运动”中沦为人民公敌。这种统治与被统治间既爱且怕的关系,要靠人民感恩戴德的心理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同来维系。当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时,他的统治思想中兼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成份,翻译成他自己的语言,便是“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现实主义的他,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王霸兼用,恩威并施,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所记载的帝王权术中,激发当代统治的灵感。但理想主义的他,更相信真理确实在自己一边,相信人民终究会接受他那半马克思主义,半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在毛泽东身上,理想主义又往往超过现实主义。因此,他更多地希望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脱胎换骨,锻炼成长。但是,沉醉在巨大威望中的毛泽东,显然忽视了这种在全民中推广的泛政治主义的危险性,忘了这是一种只有在人民衷心爱戴的瞬间才能玩的游戏。要求人人关心国事,无异于玩火,其中人心便是风向。有朝一日,风云突变人心转向,始作俑者难免引火烧身,玩火自焚。邓小平上台时,人心已变。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任何善意的“亲民”措施,都只是火上浇油,是在人民不爱政府的同时,再让人民不怕政府(7)。

显然,当邓小平的现代化起步时,中国政府的有效统治已面临挑战。邓小平可能很快意识到了问题,于是祭起“四项基本原则”。“六四”后邓小平讲“两手都要硬”,确实不是事后聪明或文过饰非,而是一贯主张。但是主张是一回事,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贯彻主张是另一回事。后者不仅需要政治家的决心和智慧,还需要形势。要使人民重新爱政府,即便可能,短期内也难以做到。因此,要保证中国政府的有效统治,就只有让人民再怕政府。令人害怕,需要实力、决心和舞台。三者缺一不可。中国政府有实力,邓小平有决心,但展现实力和决心的舞台,却只有形势才能造就。

邓小平不可能制造舞台,也没有我们今天事后聪明的条件,于是只好摸着石头过河。从批苦恋、清污、反自由化直到“六四”,将近十年便这样一路摸了过来。其间,邓小平屡战屡败,最大败绩便是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开除出党,并登报宣传,显然带有邓小平的个人色彩。但是,邓小平的认识落后于形势。他推己及人地、一厢情愿地以为,开除出党必定痛不欲生,登报宣传可以杀鸡警猴。不料事与愿违,开除出党,方、刘、王毫无痛感。登报宣传,人民更不惧怕。相反,三人一夜之间平步青云,成了民间英雄。邓小平付出了沉重代价,战绩不是零分,而是负数。

经此挫折,邓小平大概决定改弦更张。有件事可作间接佐证。在反自由化和六四间的一九八九年初,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破天荒地将中宣部明令禁止,内容与当时中央方针相左的苏绍智讲话公开见报。事后赵紫阳为难,决定整顿导报。千钧一发之际,邓小平突然传话:“不予理睬”。短短四字,弦机无穷。既不断是非曲直,却又语义生硬,斩钉截铁。究竟意欲何为?如今回首,谜底格外分明:邓小平不是法外开恩,而是吸取了“反自由化”的教训,决心不再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方式,和错误的对手较量。

几个月后,学生上街,进而绝食。万民声援,秩序大乱。邓小平苦苦等了十年的机会,终于来了(8)。“六四”为中国政府恢复有效统治,为邓小平展现实力和决心,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舞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是一个注定为腥风血雨的舞台。于是,一声号令,三军待命。“喑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在实弹射击和坦克轰鸣声中,军队直捣天安门广场。大功甫定,三军战斗形象,便通过中央电视台送进千家万户的客厅。电视荧屏上,只见铁骑成群,坦克一字摆开。炮口阴冷沉默,直指镜头。这次人民吓破了胆,全国鸦雀无声,一片沉寂。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靠“核威慑”维持和平。“核威慑”的成功依赖三个条件:核力量(实力)、使用核力量的意志(决心)以及双方互信对方具备力量和意志的共识。共识这条最难把握,因为它依赖的是心理因素。如果双方都具备力量和意志,但有一方怀疑这点,“核威慑”照样失败,战争还会爆发。“核威慑”理论可以原封不动地移用到“六四”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如果见识过军队开枪,他们就会相信军队开枪;人民如果相信军队开枪,军队或许不必开枪。这是一个似非而是的悖论。算命先生说:“信则灵”。政治威慑的逻辑却是“信则不灵,不信则灵”。可惜,共产党统治的鼎盛时期,人民没有见识过军队开枪。军队不必开枪,是因为共产党意识形态“看不见的手”在实行有效统治。阴差阳错,在共产党意识形态教育中,又确有一条叫“人民军队爱人民”。正是这千古遗恨的一条,在意识形态失效,开枪成为可能的关键时刻,回光返照般地欺骗了政府和人民,使他们无法正确判断形势,无法进行正常沟通。试想,一群公开反对政府的人民,却相信一首政府昔日编制的童谣;他们一面抗议一个专制政府,一面却相信这个政府理当养育一支“决不对人民开枪的人民军队”。这是一个何等荒谬的场景?这场景不仅体现了一个逻辑悖论,更可叹的是它浓缩了那一代中国人的不幸!

西方比较政治学把当代政治体制分为民主、专制(authoritarian)和极权(totalitarian)三种。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专制主要指非共产党的专制国家,如七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和南美军人独裁国家,而极权则是指共产党国家。专制和极权的区别主要是两点:第一,专制承认合法的私有制,有一个在私有制基础上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以及随这种社会而来的利益多元化。第二,专制没有极权那种意识形态统治。意识形态与宗教不同,宗教醉心彼岸和天国,意识形态看守此岸和尘世。意识形态又和宗教相同,因为它们都管理灵魂。一个在尘世管理灵魂的机构,例如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宣部,便是极权的特色(9)。意识形态使极权带上宗教色彩,使极权对人民产生了与专制不同的要求。专制只要求行为语言的服从,极权还要求内心的服从,否则,就可能被认为“打着红旗反红旗”。因此,极权是更为苛求的专制。专制和极权对敌人同样无情,但他们对敌人的界定不同。专制认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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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国的民族主义、赵薇的日本国旗装及其它 2020-10-17 15:57:01

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纪思道 (Nicholas Kristof) 最近重访中国,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评论,读来饶有兴趣。纪思道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交时的驻华记者,因而有缘躬逢“六四”。“六四”后在海外媒体一片“血流成河”声中,他有关“六四”伤亡的报道却比较冷静。他后来曾因对“六四”的报道而获新闻“普利策”奖。听朋友讲,他曾戏言全世界“六四”受益者只有两位,他是其中之一。

事隔十五年,再读纪思道有关今天中国的报道,不禁有沧海桑田,换了人间的感觉。这次在北京采访“民主”和“新闻自由”,纪思道已不必去天安门广场,而只需坐在计算机前进入互联网的聊天室。据他了解,中国目前拥有七千八百万网民和两亿五千万手机用户。他上网时,新当选的温家宝总理正在美国访问。他连续三次企图用中文在中国网站上贴出一则有关温家宝访美的短讯。第一次他写道:“为什么温家宝不管国内的严重问题,而去给帝国主义者磕头”? 短讯被禁。第二次他稍加修改,短讯依然被禁。第三次他这样写:“温家宝访美相当成功。但当国内面临失业等严重问题时,他在国外浪费了太多时间。”这次短讯成功贴出。纪思道认为这是胡温当政后中国的巨大进步。因为这是中国政府自八十年代以来第一次允许公开批评国家领导人,虽然这种批评仍需用中国新闻特有的“擦边球”技巧。

在这篇刊于纽约时报的英文报道中,“擦边球”三字用的是汉语拼音。大概纪思道还记得八十年代末去上海访问“世界经济导报”的旧事吧。正是那个多事之秋的一天上午,在“导报”故总编辑钦本立与他的会面中提到了这三个字。从此,“擦边球”三字通过纪思道的笔走向世界。我从来不太相信靠“擦边球”能打出一个世界冠军,但也从未料到当“擦边球”三字在纽约时报刊出之日,便是“导报”危机四伏,英雄末路之时。

这次从上海发出的报道,纪思道谈的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主义情绪。他认为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军事战略相当谨慎,正在国际事务中日益起着建设性的作用。相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却远为可虑。他举出的例子有中国网民对美国“九一一”的反应,以及中国媒体对日本人在珠海集体嫖娼事件的报道。面对中国成千上万的妓女,他认为后者颇为虚伪。

我想问题不止虚伪。我们不妨将事情作另一番设想。譬如,日本来华的不是“集体嫖娼”,而是“集体走私”、“集体贩毒”、“集体洗钱”、“集体行贿”团,结果怎样?交易双方能听凭舆论宰割?舆论能一脸正气,穷追不舍?如若不是,“集体嫖娼”,错就不在嫖娼。因为法理也好道德也罢,嫖娼不比贩毒行贿更罪不容赦。“集体嫖娼”错更不在集体。集体必人多势众,法不责众,何罪之有?“集体嫖娼”的真正错误,是日本男人寻欢的中国妓女的无权无势。错在她们都“集体”地、无一例外地属于中国的弱势群体。弱势而有错,色情而里通外国,打着灯笼找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此时不施行“舆论监督”,甘当“人民喉舌”,中国新闻界难道还能“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写出中国的“水门事件”?

另有一说:日本人不该在“九一八”纪念日来华寻欢。但考虑到目前繁荣“娼”盛的国情,我们能否反求诸己?譬如,吁请全国人大公开立法,明令天下:凡逢国耻纪念日,如甲午海战、辛丑条约、七七事变、八国联军,全国所有发廊、酒吧、桑拿、按摩、夜总会、三温暖、街头流莺巷尾暗娼,统统停业一天,以示卧薪尝胆,以昭毋忘国耻?

与“集体嫖娼”类似的还有女演员赵薇穿日本国旗装一案。记得当时不仅舆论群情激愤,同仇敌忾;还有壮士挺身而出,泼粪示威。幸好中国是礼仪之邦,法治国家,并且“稳定压倒一切”,赵薇才免被乱石击毙,吐沫淹死。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向国人道歉了事。

我始终不懂赵薇何“歉”可“道”?中国没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不能侈谈赵薇有否穿衣的“言论自由”。但是,查遍党纪国法、红头文件、四书五经、马恩全集,上穷碧落下黄泉,恐怕也找不到穿日本国旗,便是汉奸卖国贼的根据。若穿日本国旗事涉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痛心疾首者何不反其道而行之?例如,重金延聘日本艺人,着中国国旗登场助战。以爱国者的慷慨激昂、中国政府的“综合国力”计,这点应该不难做到。果真日元贬值、东京地震,岂不兵不血刃称雄亚洲,轻而易举“和平崛起”?

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因而民族主义情绪备受外界关注。纪思道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政府对青年的教育有关。我不太相信中国政府在青年中有如此高的号召力。中国政府曾经有过这种号召力。它始于1949年大多数中国公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日,终于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中期。从“文革”结束到19896月的十多年中,中国政府处于摸索阶段,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一套新的统治方式。“六四”开枪最终确立了这套新的统治方式及其游戏规则。这套游戏规则的具体内容远超出本文范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决不建立在“号召力”之上。所以,我不认为中国政府有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能力。今天西方有人指责中国政府煽动民族主义,正像当年中国指责美国政府煽动1989年中国学生上街一样,都是基于同样的误解。

近年来,我更相信中国政府失去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意愿。“六四”刚过时,中国政府曾有过这种意愿。但随着邓小平南巡开始讲述“春天的故事”,这种意愿早已束之高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希望中国民富国强,但民富国强对毛泽东来说是手段,对邓小平而言却是目的。毛泽东要通过民富国强而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否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邓小平却只求在现存秩序下完成民富国强,不惜“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体现在国际战略中,虽然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说“不称霸”,但毛泽东的“不称霸”是有霸王之心而暂无霸王之力,心中念念不忘“国际的农村包围国际的城市”。邓小平的“不称霸”却是根本没有霸王之心,虽然也虚晃一枪,自称“韬光养晦”,但真正在意的却是在“内地再建几个香港”。香港能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提供廉价玩具,却不可能有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野心和能力。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日益“接轨”,中国的上层社会已成为这种“接轨”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更不会允许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任何情绪轻举妄动,破坏来之不易的、“稳定压倒一切”的享乐生活。正是这种差异和变迁才是纪思道所谓中国“小心谨慎的军事战略”的真实基础。

纪思道文章中还有一段令人瞩目的论述。他说中国的政治统治历来建立在“畏惧” (fear) 之上。中国人受苦时不一定抗议,但当预料到抗议而不会遭惩罚时,就一定会抗议。这种模式已被从1956年的“百花齐放”直到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的历史所验证。他认为“六四”后中国之所以稳定,就是因为又有了畏惧。而胡温的亲民举动却在削弱这种畏惧,因而可能导致新的抗议浪潮。他预言“好戏”正在开头。

我敢断言“好戏”不会开头。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已开始非政治化,而物质利益又已充分多元化。因此,很难想象能用一句口号凝聚成千上万的民众。能用一句简单的口号凝聚民众拥护或反对某种东西,恰恰是传统共产党社会的典型现象。因为这种社会重视意识形态,强调统一行动,提倡非对即错的是非观念,相信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这种社会又往往是“革命”的直接产儿,“革命”还留在这种社会的集体记忆中,还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浪漫理想。在这种社会中教育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年青人,天生地具有激进的、简单的、非敌即友的、黑白分明的世界观。他们拥护某物,往往拥护到迷信的程度;反对某物,又往往反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在这种社会中爆发的“群众运动”虽然可以有不同的口号,但在这种口号掩盖下的却往往是同样的“革命”胎教。所以,虽然1966年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高举“毛主席语录”,而1989年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学生挥舞 V 字型手势,他们的口号虽有天壤之别,但他们的内在冲动却不到一步之遥。今天的中国,已与这种传统共产党社会渐行渐远,它虽然难免平庸,但已更为正常。

纪思道非常正确地描述了中国政治“畏惧”和“抗议”此消彼长的模式,虽然“畏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原则并不是中国政治的专利。但是,从1956年到1989年的中国历史确实证实了这种模式:即在两个相反的极端间来回摆动,要么“于无声处”,要么平地惊雷。然而,1989年很可能是这种模式的最后一次灵验。因为,1989年是一条分界线。在这条分界线后,中国正式接受了一套新的政治原则。如果说“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的公开遗产,那么,这套新的政治原则就是邓小平的秘密遗产。这笔遗产或被外界粗心忽略,或被内部刻意淡化,但决不会被邓小平的继任者轻易更改。最后,这次“胡温”新政亲民的对象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普通下层民众。民众没有多少理想主义的激情,新政也不带多少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正是这种平庸,却可能是朝历史的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

本文到此原已该结束,但传来了恐怖主义对西班牙的袭击。听说国内不少网民又在欢呼这一悲剧,好像北京又一次“申奥”成功一般。这使我想起纽约时报上纪思道文章中的另一句话,他说:“我热爱中国,并为她的每一个成功而欢呼”。如果有一天,人民日报的记者能在人民日报上写道:“我热爱美国,并为她的每一个成功而欢呼”。那么,我相信中国一定已经更加成熟、更加健康。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我相信其意义一定超过在北京举办十次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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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资本主义和中国下层民众 --兼谈杨小凯的“共和”及 2020-10-16 15:16:39

大概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逐渐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误解那就是民主与资本主义似乎合二为一了。人们要么简单地将两者看作一个东西。要么将两者的关系看成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携手共进,比翼齐飞。[1]

将民主与资本主义看成一个东西是一种简单的误解。因为资本主义是经济制度,而民主是政治制度。按标准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划分,世界上既有实行资本主义也实行民主的国家,例如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有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民主的国家,例如冷战时期的苏联东欧(当然也包括改革前的中国)。然而,世界上也有实行资本主义但不民主的国家,例如过去的亚洲四小龙和南美军人独裁的国家。同时,也有民主但不那么资本主义的国家,例如印度和北欧。可见,民主和资本主义不是一个东西。我们中国人不可因为“资本主义复辟”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曾经是国内最常见的政治词汇,就将资本主义与西方政治制度混为一谈。这种误解在中国闭关锁国时无伤大雅,但到了中国的金融贸易乃至毒品娼妓均于世界“接轨”的今天,就要严肃区分,以免贻笑大方。

至于民主与资本主义存在“携手共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则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它不仅被西方学者津津乐道,而且也被中国的改革派默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问题。现在很少有人会否认,中国的所谓“经济改革”实质上是一场走向市场,亦即走向资本主义的改革。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只是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代名词而已。[2]

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因尚未实行,较难判断。但从议论声中,应该可以预料也是一场逐渐走向民主的改革。因为无论从“政治改革”的支持者或反对者迄今为止的言论中,都未听说过“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加强集权或加强“一元化”领导的说法。那么,什么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关系呢?中国改革派最流行的说法是:经济改革的发展呼唤政治改革的推行政治改革的推行促进经济改革的发展。这种简单,线性并且功利的描述能说明的问题不多,但却足够说明中国改革派实际上间接地承认了民主与资本主义存在“携手共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但是,如上所述,不仅民主与资本主义不一定同在。就是在民主与资本主义确实同在的西方发达国家,民主与资本主义也不一定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民主与资本主义在西方的成长史看,与其说两者存在“携手共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如说两者存在制约平衡 (check and balance) 的关系。因为,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中,从民主中得益更多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强者,而是它的弱者。西方的工会,劳工法令和福利制度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明证。这些保护下层民众的制度无一不是民主的产物。同时,这些制度无一不遭到右派政客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声反对。而反对这些制度最大的理由,恰恰就是这些制度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此,与其说民主与资本主义“携手共进,相辅相成”,不如说民主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下层民众“携手共进,相辅相成”。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上,民主的每一次拓展都与更广大民众获得选举权同步实现;而民众争取和运用选举权的行为本身,又构成民主发展最具体的实践。因此,西方有一派政治学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争取民主的中坚力量从来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因为,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从来不是民主的支持者,而总是它的阻碍者。[3]不要以为这些学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并不相信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他们却相信无产阶级是民主的先锋队。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思考,就不难想象,无产阶级和广大下层民众并不注定是革命的天然同盟军,他们也可以是民主的同盟军。二十世纪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世界比较贫穷的地区,无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确实往往成为革命的同盟军从而为共产党赢得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在世界比较富有的地区,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民主的同盟军从而演绎出今天西方国家“春天的故事”。[4]正是下层民众和民主可以结成同盟军这一点,被中国的自由派和新左派双双遗忘,构成了他们共同的盲点。自由派钟情民主,但忽视下层,正遥遥无期地“苦恋”着中国未来的中产阶级。新左派同情下层,但怀疑民主,正义无反顾地修筑着中华民族精神上的万里长城。

杨小凯先生在最近的文章中发表了如下观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会导致坏的资本主义。好坏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有无好的政治制度。就目前的中国而言,好的政治制度是共和,而非民主。[5]杨小凯先生区别了坏的资本主义和好的资本主义。可惜,他没有区别坏的民主和好的民主。

无论作为一个词汇,还是一种制度,民主都起源于希腊。希腊文中民主的意思就是“民众的统治”。但是,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却认为民主是坏的制度。因为,在多数人缺乏教育,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各阶层利益相互制约的机制,民主就会导致“多数人的专制”。至于共和,则起源于罗马共和国和后来意大利城邦国家的所谓“大西洋共和传统”。共和传统提倡的不是“民众的统治”,而是有选举权的上层精英间公开的,有程序的权力制约平衡。因此,民主和共和的区别在于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享有民主。民主强调多数,共和强调各种利益间的制约,妥协和平衡。现代民主与两者都不同,是两者的结合。现代民主既强调多数,又强调制约平衡。从古希腊民主到大西洋共和传统再到现代民主,三者的关系正如黑格尔 Hegel)逻辑学中正题,反题和合题的关系。对现代民主的经典表述是两句话:即“多数人的统治,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两句话缺一不可。没有第一句话,就没有民主;没有第二句话,少数人的权利没有保障,少数人缺乏制约多数人的手段,少数人没有希望通过和平手段体现自己的主张,则民主就会变成“多数人的专制”,从而也就没有稳定的民主。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究竟是启动民主,还是“走向共和”?这大概主要不是政治家或学者的主观选择。西方国家确实经历过从共和到民主的长期发展过程。美国在1870年的宪法第15修正案中规定了黑人的选举权,但在美国南方各州,黑人的选举权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后才真正落实。1920年通过宪法第19修正案后,美国妇女才在全国范围内获得选举权。至于美国1821岁青年人的选举权,是在1971年通过宪法第26修正案后才获得。可见,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旧大陆包袱的国家里,从共和到民主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中国要重复昨天美国的故事呢?我们必须知道,如果历史可以借鉴,如果历史对现实有任何启示的话,那就是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

对民主得以实现和拓展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大多数人认为和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和信息通讯手段的进步有关。如果这点可信的话,那么在地球日益变小,计算机网络深入到每一个角落,某些公共准则已成为常识的今天,怎么想象在中国将妇女,少数民族或低收入的民众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呢?如果将一首中国的流行歌曲略加改变,那么这个问题更确切的提法应是:中国如何凭西方的旧船票,登上十六世纪佛罗伦萨共和的客船,还“涛声依旧”呢?[6]

在当前中国大地上,有两个动向似乎与民主共和有关。一个是“资本家可以入党”。没有读过富比士中国排行榜,不知道当代中国资本家是何许人物。也不知道为何他们要入党?为何党要他们入?但细想起来,资本家入党颇有几分“走向共和”的味道。“走向共和”自然不错。只希望他们不要走昏了头,共和没有走到,却一路走向了南美 

与此向反的另一个动向,就是胡锦涛,温家宝等人的扶贫亲民举动。今天的中国,究竟存在“多数人专制”的潜在危险?还是少数人一夜暴富的丑恶现实?究竟哪一个阶层的权益缺乏代表?哪一部分人在无限制地侵占公共利益?这些都应不言自明。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西风,便是西风压东风”,固不可取。但用民主与共和都崇尚的“制约平衡”的原则来衡量,那么哪边该“制”,哪方该“平”,应也一目了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亲民扶贫”和民主有了关系。



[1] 以前决非如此。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似曾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相反  社会主义思潮当时却如此辉煌如此令人憧憬。社会主义不仅作为经济模型,而且作为生活方式和政治理想为人想往。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发表于1931年的“告别过去”和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发表于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从不同的角度证实了这种状况。很少有人将这两位作家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在背景,领域,观点和气质上的距离都不会小于间隔他们的大西洋,但他们无疑都受到了当时社会主义思潮这一时代精神的影响。早期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本身,并不讳言民主。这点不仅可以见证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更有趣地是可以见证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名上。例如,西德称为“联邦德国”,而东德为“民主德国”。南朝鲜称为“大韩民国”,而北朝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此,有人戏称,只要国名中有“民主”二字者,必是共产党国家。

[2] 这场经济改革的哲学基础是:“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有意无意,在这段著名猫论中,预设了两个前提:第一,只有一种颜色的猫能捉老鼠。因为,如果白猫黑猫都捉老鼠,猫论便是废话。第二,捉鼠之猫,非我所有。否则,猫论便是无的放矢。如果这两前提都成立,那么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继续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而只能相反。这当然不仅仅是逻辑推论或文字游戏,而是就在眼前的历史。对这一历史最逼真且最无奈的写照便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当然,这不是说改革注定没有前途,而是说旧制度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存。邓小平在90年代还有两句名言,一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市场”。这是遁辞。因为,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是有否市场,而是市场到什么程度。张春桥,姚文元只说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没有说取消资产阶级法权。相反,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只提倡毒品可以合法交易,从未提倡核武器可以合法交易(详见 Milton Friedman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相比之下,邓小平的另一句名言,“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则更坦率,颇具猫论气概。

[3]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Stephens and John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 Democra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春天的故事”语出董文华演唱的“春天的故事”和张也演唱的“走进新时代”。后者的歌词中有:“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异曲同工,两者都是中国90年代官方主旋律的代表作。

[5]  杨小凯:“中国的后发劣势”,“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基督教和宪政”。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 Douglas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6] 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 Chalmers Johnson 有次谈到亨庭顿 (Samuel Huntington) 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时,没有说该文对错,而是说该文“危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评论对自然科学家不能成立。因为对自然科学家而言,只有对和错的区别。但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社会科学家的研究一经发表,就参与并有可能改变他所研究的对象。因而,就有了危险的可能。

陈翰圣200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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