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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圣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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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了,无所谓了”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赵紫 2020-10-19 15:39:46

赵紫阳日前作古,海内外颇多悼念。其中,自然以北京富强胡同内的悼念格外情真意切。例如,有幅挽联写道:“白马非马正名为一字褒贬如华衮如斧钺评说岂无天理;求仁得仁月旦评千秋功过或碧落或黄泉公道自在人心”。这深受旧学熏陶重彩浓墨的一笔,文情并茂,掷地有声。在我多数同胞正将“中世纪骑士的激情,浸入赤裸裸金钱交易的冰水之中”时(1),竟有人如此执著、如此念旧、如此不计利害、如此侠骨义胆,不能不令人索然起敬。

然而,海内外不少人在颂扬赵紫阳时,都强调他对民主的倡导和追求。一时间,似乎赵紫阳不爱江山爱民主。为民主下台、为民主受难、为民主郁郁而终,是一位背负民主十字架的殉道者。尽管讲得回肠荡气,催人泪下,但毕竟冤枉了民主,误解了紫阳。这种误解源于忘了赵紫阳的职业,忘了赵紫阳是一位成熟的职业政治家。

政治家不同于政治学家,就像商人不同于经济学家一样。两者貌似相近,其实对人的性格才能有完全不同的要求。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做生意,或让马克思领导秋收起义,成功的概率都不大。在中国乡村的泥泞小道上,马克思决不会有伦敦大英博物馆里的丰采和潇洒。起义号角未响,马克思大概“出师未捷身先死”。或倒在敌人的明枪,或倒在同志的暗箭之下。七尺之躯,君尚难保;社稷江山,卿何堪托?所以,政治家和政治学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业。它们有不同的职业要求、职业操守和职业精神,有不同的英文里所谓的“Professionalism”。我们只有沿着政治家,而非政治学家的思路,才有可能接近“六四”前后赵紫阳的思想轨迹和内心世界。

赵紫阳主政时,并没有主张民主。相反,中共“十三大”以后,“新权威主义”不径而走。据杨继绳先生撰写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披露,赵紫阳承认自己曾“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还回忆自己曾向邓小平介绍“新权威主义”,获邓首肯的情况(2)。约十年前,笔者在英文文献上也曾读到过完全相同的传说。因此,杨继绳的记载,至少不是孤证。退一步讲,即便赵紫阳主政时暗恋民主,这种信念也不能直接左右他的决策。因为,对一位成熟的政治家而言,决策的直接动力不是信念,而是形势。赵紫阳的政治选择,既不会基于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更不会基于对民主政治的向往,而只能基于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基于冷静的审时度势。

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选择,应作于他从朝鲜返京,到“亚行”讲话的短短几天里。坐镇中南海,赵紫阳不会不感到红墙外民情的波涛汹涌,红墙内政敌的暗流湍急。时局动荡,政策取向历来和政治斗争相互交织,扑朔迷离。作为改革家想“有所作为”的冲动,加上对改革“深得民心”的迷信,使赵紫阳感到民心可恃,民气可用。自己离京期间形成的高压政策,效果欠佳,似乎又构成行动的天赐良机。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赵紫阳大概作了两个关键的判断。

第一,摸透邓小平“白猫黑猫”的脾气,赵紫阳相信自己能说服邓小平改弦更张,试用“安抚”一手解决学潮。事实证明,赵紫阳这一判断准确。因为,邓小平毕竟在党国命运千钧一发的时刻,给了赵紫阳十多天时间,去试行他“民主和法制”的主张。高压政策形成时,赵紫阳身在平壤。这在客观上给了他一张“后发制人”的牌。这是一张相当有诱惑力的牌,很难让人不去用它。但为避嫌疑,赵紫阳特意对邓小平说:“四二六”社论的责任由自己承担。其实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赵紫阳“安抚”一手如若成功,“四二六”社论的责任,决不可能落到他身上。邓小平心若明镜:知道赵紫阳一箭数雕,剑出鞘处,锋芒必有所指。但他更知道,赵紫阳不会把自己作为对手,正像自己当年不可能将毛泽东作为对手一样。因而坦然回答:责任无所谓,只要解决问题。言下之意是:不必多虑,也不必小聪明,党国利益为重。

数年后,赵紫阳对来访的传记作家师东兵说:邓小平在回忆“文革”时曾讲,自己所以心存希望,相信毛泽东不会抛弃自己,就是因为深信毛泽东有头脑,深信毛泽东是全国全党的领袖,深信自己所作所为,没有违背全局利益。赵紫阳说自己此刻心情,与邓小平当年一样。师东兵忠实地记录了赵紫阳的话,但坦承自己不解其意(3)。如果师东兵所记属实,那么赵紫阳所言,应该就是上面的意思。即邓小平应该知道,我赵紫阳从未挑战过你邓小平的地位。当然,邓小平对赵紫阳“民主与法制”的主张,也从未从心底里真正相信过,最多只是感到不妨一试。当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准备进行“社会协商对话”时,邓小平淡淡答道:“对话,好嘛。关键是要解决问题。不要让人牵住鼻子走”(4)。语似平淡,其实满腹狐疑,尽在不言中。

赵紫阳的第二个判断,是相信用“安抚”一手能够解决学潮。事实证明,这个判断大错特错。首先,赵紫阳高估了“改革开放”在民间的威望,用改革精英的心理,代替民众的心理。以为只要登高一呼,民众必以改革为重,令行禁止,见好就收。其次,赵紫阳理想化了某些学生领袖,以为他们都是追求理想的热血青年,以为对他们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六四”后,赵紫阳也曾感叹:“有些人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一定要把事情推到极端”(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赵紫阳理性化了整个事件。赵紫阳关于“冷静、理智、克制,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呼吁,其实预设了事件的理性性质,从而包含了一个逻辑矛盾:如果事件理性,根本不需要呼吁;如果事件不理性,呼吁等于对牛弹琴。所以,赵紫阳的呼吁,恰恰表明他忘记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四二六”社论中确有一个误断,那就是“这次学潮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如果学潮有组织、有计划,赵紫阳至少可以找到谈判对手。可惜,学潮既无组织,更无计划。连个谈判对手都找不到,遑论平息事端。邓小平喜欢将学潮比为“文革”造反派。其实,某种意义上,学潮还不如造反派。“中央文革”至少能够召集造反派头头,王洪文至少能够管束手下弟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却连这点政治成熟都没有。

约十年前,有位旅美学人写过篇比较西班牙等国社团主义(Corporatism)和共产党社会“民主运动”的文章。他认为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社团”是合法的半官方组织,社团精英对外有为社团成员争取利益的代表性,对内有约束成员的权威和能力。他们在与政府的谈判中,有妥协的余地,容易达成为双方接受的协议。因此,社团主义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更能取得点滴但实质的进步。相反,共产党社会“民主运动”的领袖,往往是运动的产物,而非运动的缔造者。他们无法指导运动,只能跟着运动随波逐流。他们要靠激进来维持运动,又要靠不间断的运动来维持自己的威望。因此,他们和政府间难以达成协议,进行的是零和游戏(6)。

赵紫阳于今年一月故世。二十九年前的一月,周恩来去世。当时,那位后来对赵紫阳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邓小平,正处在自己人生和政治命运的十字路口。“反击右倾翻案风”山雨欲来,毛泽东已传话:“文化革命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由小平主持决议”。很多评论者,没有注意到毛泽东这段话的重要性。他们感到,“七分成绩”就是肯定“文革”,因而没有新意。其实,毛泽东这段话的重要性,不在“七分成绩”,而在“三分错误”,且“由小平主持决议”。

毛泽东何等人物,一生有几次承认三分错误?更何况事关毕生心血,“文革”是做过的“两件事”中的一件。但眼见“文革”这件事“理解的不多”。所谓“不多”,其实就是党内同仁,离心离德。毛泽东一生轰轰烈烈,到头来却晚景凄凉。环顾四周,鞍前马后追随左右者,不过几位“文革”秀才,手无缚鸡之力,胸无经世之才。毛泽东已届垂暮之年,回天乏力。预料身后“腥风血雨”,面对晚年知己、忘年之交,不禁喟然叹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其凄惨悲戚,几近霸王别姬。正是自知来日无多,又处于战略劣势。纵有千种不甘,更是万般无奈。毛泽东这才纡尊降贵,最后一次主动伸手,希望邓小平这位自己早年给予知遇之恩,晚年又悉心“挽救”的旧属,能最后站到自己一边。高抬贵手,放“文革”一条生路。

毛泽东的传话,字字千钧。邓小平知道,自己面临的是重大政治决择。众所周知,邓小平“文革”蒙难期间,历来视通过汪东兴与毛泽东之间的单线联系,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生命线。那时,不要说对毛泽东,就是对汪东兴,邓小平也是毕恭毕敬。在给毛泽东信的结尾处,邓小平总要加上“我静候主席指示”的词句。不过几年,“主席指示”,无须“静候”,不请自到,但邓小平却要抗旨了。对毛泽东的传话,邓小平作了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同时大概也是最有文采的政治表态:“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不合适”。这看似谦虚的几句,其实态度强硬,毫无余地。所谓“桃花源中人”,子虚乌有,虚写一笔。重点落在后面,充满对魏晋新朝,实即“文革”新政的鄙视。至于“由我主持不合适”,更是和毛泽东公开分道扬镳的宣言书。

主席尚在,邓小平何敢如此放肆?原因也是“审时度势”。第一,邓小平知道,这样做能赢得除“文革”新贵外,整个上层官僚集团的拥护。再次被打倒,只是一城一池的暂时易手;而赢得上层人心,则事关全局,是明日决胜疆场最重要的政治资本。这点,邓小平有完全把握。第二,毛泽东健康状况日下,驾崩在即。这点邓小平虽没有十分把握,但有七八分胜算,大可放手一博。

对邓小平在“文革”中重新出山,公开和“文革”对着干的做法,历来有两种评论。一种是官方宣传,以邓小平女儿邓榕为代表。大意是邓小平为革命事业,不计个人安危。这种为父立碑、替官修史、企图在个人道德上无限拔高邓小平的说法,自然不足为信。另一种评论,以《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为代表,认为邓小平刚愎自用,“不知戒急用忍,一味逞强躁进”,以至不必要地被再次打倒(7)。这后一种议论,却是严重低估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其实此时“逞强躁进”,恰恰是邓小平高明之处。“文革”初期,全国声讨,爱子成残,邓小平没有“戒急用忍”吗?谪居江西,寄人篱下,连烟酒嗜好都感囊中羞涩,邓小平何曾“刚愎自用,逞强躁进”?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他为什么没有象彭德怀那样,动不动给毛泽东上万言书?翻看那时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通篇儿女情长,满纸柴米油盐。为子女调动,为家庭收支,事无巨细,和毛泽东喋喋不休。这哪里像一位前国家领导人写的信,简直是市井小民的平凡家书。这其中,固然包含着邓小平为人之父、舔犊情深的常情。但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熟读三国,深知“勉从虎穴暂栖身,道破英雄惊煞人”的道理。所以,在这些平庸琐碎的书信中,其实深藏着邓小平“戒急用忍”、韬光养晦的用意。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待邓小平“文革”后期重返政坛,北京政局已与他当年以待罪之身,贬赴江西时不可同日而语。林彪折戟沉沙,毛泽东年事日高,民众激情消退,“文革”已成强弩之末。另一方面,“老干部”对“文革”的不满与日俱增。不管党内曾如何派系林立,不管彼此间曾有多少往日恩怨。北京的老官僚们,在反对“文革”这一点上,都找到了共同语言。邓小平重掌中枢后,从亲身经历中日益感到,反“文革”已汇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谁掌握这股势力,谁就掌握了中国的明天;而谁抓住反“文革”这面大旗,谁就掌握了这股势力。周恩来去世,毛泽东病重。环顾朝野,邓小平不能不感到,逐鹿中原、收拾残局,舍我其谁?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认识,邓小平才敢大刀阔斧地反“文革”,才敢有恃无恐地调侃“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才敢公开声称“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哪里是“不怕被打倒”,他简直是巴不得被打倒。因为不被打倒则已,一被打倒,反“文革”这面大旗便非“邓”莫属。

所以,邓小平和“文革”对着干,不是心血来潮,感情冲动。而是反复权衡后的政治决策,完全是他“解放战争”年代“孤军突出,挺进中原”的翻版(8)。表面不顾一切,“逞强躁进”;实际运筹帷幄,老谋深算,是邓小平一贯风格。看不懂这点,就看不懂为什么毛泽东后,必是邓小平的时代,而不是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或其他什么人的时代。“文革”后期,表面上是老干部和“文革”新贵作斗争。其实,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心知肚明,毛泽东一旦撒手人寰,“文革”新贵哪里是他们对手。在他们那个层次,真正谋篇布局的,是毛泽东身后的政治格局,其中根本没有“文革”新贵的位置。其中真正的关键,是在他们中间,由谁来当第二代的“领导核心”。这就是为什么叶剑英要在邓小平和“文革”新贵斗得正欢时,劝邓小平不要冒进,埋怨邓小平“喜欢一人独打天下”(9)。其真实用意,就是不愿意邓小平一人独领风骚。对这种劝告,邓小平当然“听不进去”,因为这不是老朋友间的私情,而是毛泽东身后“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国事。

邓小平所作所为,静卧病榻的毛泽东看得一清二楚。如果毛泽东不是大政治家,如果毛泽东象水泊梁山的“白衣秀才”,邓小平就有杀身之祸。但是,革命家和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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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枪声中的政治改革 ---千秋功罪一瞬间,乾坤翻转 2020-10-17 16:04:36

今年六月是“六四”十五周年。十五年来,在当年政治较量的胜败双方间,存在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在“六四”后的舆论阵地上,双方易位。败者进攻,胜者防守。胜方“乾坤握在掌中,山河控于笔下”,却偏偏对“六四”闪烁其词,刻意回避。败方亡命天涯,浪迹他乡,却对“六四”穷追不舍,理直气壮。败方中不乏当年共产党的追随者,他们曾怀着红色激情,“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南北转战,戎马生涯。如今,红色不再,激情依旧,他们又脚踏着欧美文明的大地,背负着“终结历史”的希望(1),“无处是家处处家,年年难唱年年唱”。

但是,在这场漫长的论战中,双方似乎都无法解释某些“六四”后产生的现象。譬如,胜方津津乐道“六四”后的稳定和增长,败方反唇相讥隐于其后的腐败和不公。但双方都没有解释,何以“稳定增长”和“腐败不公”能相安无事,并存至今。如果说当年“六四”在民间的真正动力,就是反对腐败和社会不公的话。那么,面对十倍于当年的腐败和社会不公,“六四”英雄,今在何方?

又如,按胜方宣传,“六四”是四项基本原则对自由化的胜利。据败方陈述,“六四”是从开明向专制的倒退。但双方都无法回答,何以“开明”的或“自由化”的精英们和“专制”的或“四项原则”的鼓吹者如邓力群们,“六四”后异途同归,双双退出中国政治舞台?

再如,“六四”前中国知识精英和大学生们普遍政治热情高涨,人人议国事,个个骂政府。在将中国的一切弃如蔽履的同时,对西方文明的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一时间,出国留学取代金榜题名,成为中国学子的人生追求。然而,“六四”后短短几年,中国知识界这种特有的人文景象顿然改观。全世界被中国突然勃兴的民族主义惊得目瞪口呆。从北京申奥的狂欢到围攻美国使馆的愤慨,都表明同一个事实:中国在远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河殇”到“中国可以说不”的转变(2)。如果说坦克可以令人生畏,专制能迫人道路以目,但它们毕竟都无法改变人的内心感受,无法开创一代文人的风气。“六四”当事双方,对这一有目共睹的巨大转变,同样没有回答。

西方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发现,彻底非现代化和社会动荡无关,彻底现代化和社会动荡逆相关。而从非现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变,亦即现代化的过程,却和社会动荡正相关。现代化速度越快,社会越容易动荡(3)。现代化过程产生动荡的原因可以概括如下:开放社会产生横向比较,发达国家对后进国家有强烈“示范效应”。但是,由于经济增长赶不上欲望增长,多数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失落多于满足。与此同时,现代化初期,分配开始趋向不均,产生了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 (Inverted U-Shaped) 模型:即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分配比较平均,经济开始发达的社会分配非常不均,经济非常发达的社会分配重新趋向平均(4)。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在分配不均的同时,教育和媒体又趋向普及。教育和媒体的普及,使本来熟视无睹的社会不公变得不能容忍。教育程度越高,对社会不公越敏感。现代化初期,社会又缺乏灵活的政治机制和足够的经济实力吸纳高教育的人才。游离在体制外、不被社会承认的知识分子,是现存体制最大的威胁。教育程度越高,威胁越大。用政治学流行语言说,便是小学毕业生街头闹事,高中毕业生密谋政变,而失落的大学毕业生酝酿革命(5)。

以邓小平“改革开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不仅无法避免上述动荡因素,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弱点,那就是邓小平的现代化,开始于中国政府威信最低的时刻。在邓小平大权在握以前,毛泽东已在对自己理想的执著追求中,将中国政府的威信挥霍殆尽(6)。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曾在民众中享有得天独厚的威望。这种威望主要来自三个因素。第一,来自于中国百年沧桑的历史来自于一个古老而骄傲的文明,在近代被异族百般凌辱后的痛定思痛任何个人或集团如能使这个文明重新充满信心使这个民族从屈辱中重新站起来他和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被本民族的大多数人视若救星

第二,这种威望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特。政教分离,即政治的理性化和宗教的私人化,本来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马克思主义本身虽然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但在二十世纪的政治战场上,马克思主义又被“革命的手”涂上了宗教色彩。当然,革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特色的原因,而只是其外部条件。马克思主义宗教特色的真正原因,深藏在马克思时代德国哲学家所谓的“思维彻底性”里面,深藏在他们逻辑完美无所不包的体系里面。黑格尔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在内部充满逻辑完美的小宇宙,而其“世界精神”更与上帝只有一步之遥。因此,当马克思将他所谓黑格尔“头足倒立”的辩证法重新颠倒过来后,一个尘世宗教的降生,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革命,只是及时地扮演了“东风”的角色。至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日益意识到历史发展可能并没有可预见的模式,任何“完备”的思想体系企图带着道德优越感来指导历史发展,都可能导致灾难,那是后话,按下不表。但在当时,凭着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威力,中国的革命领袖在被人民视若救星的同时,再被奉为神明,却似乎是命中注定,在劫难逃。

第三,这种威望来自于中国民众的素质。中国民众的现代政治意识并不成熟。象世界上任何不成熟的东西一样,政治不成熟的突出表现之一,也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当人民处在愚忠这一极端时,就为政府的无比威望和滥用这种威望提供了强大的基础。

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中,中国政府从未用坦克和野战军镇压不同政见者。这不是因为毛泽东比邓小平仁慈,而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这种需要。毛泽东执政时,中国政府只要一个“政治运动”,就能使任何政敌顷刻间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他们遭到包括至爱亲朋在内的全体公众的鄙视和唾弃。只有拥有这样能力的政府,才能实行所谓的“全面专政”,才能要求它的臣民不但在行动语言上,而且在思想闪念间对它保持忠诚。

邓小平开始执政时,中国政府显然已丧失了这种能力。造成中国政府威望的三个因素,前两个已不复存在。第三个虽不幸未变,却正在从愚忠这个极端迅速滑向另一个极端。与此同时,“文革”结束对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犹如浴火重生。在“文革”中,他们第一次体验了民间疾苦,亲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重掌大权后,他们对“政治运动”自有切肤之痛。因此在自己获得解放的同时,他们真心诚意地希望给予人民所谓的“第二次解放”。于是,他们宣布中国不再搞“政治运动”。磨难或许使老干部有了新的人生感悟,沧桑或许让革命者都渴望常态。可惜,这种渴望来得不是时候。

毛泽东执政的早中期,人民对政府既爱且怕。爱是因为这个政权给了他们国家的统一,生活的稳定和做人的自豪。怕的是稍有闪失,即会在“政治运动”中沦为人民公敌。这种统治与被统治间既爱且怕的关系,要靠人民感恩戴德的心理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同来维系。当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时,他的统治思想中兼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成份,翻译成他自己的语言,便是“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现实主义的他,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王霸兼用,恩威并施,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所记载的帝王权术中,激发当代统治的灵感。但理想主义的他,更相信真理确实在自己一边,相信人民终究会接受他那半马克思主义,半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在毛泽东身上,理想主义又往往超过现实主义。因此,他更多地希望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脱胎换骨,锻炼成长。但是,沉醉在巨大威望中的毛泽东,显然忽视了这种在全民中推广的泛政治主义的危险性,忘了这是一种只有在人民衷心爱戴的瞬间才能玩的游戏。要求人人关心国事,无异于玩火,其中人心便是风向。有朝一日,风云突变人心转向,始作俑者难免引火烧身,玩火自焚。邓小平上台时,人心已变。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任何善意的“亲民”措施,都只是火上浇油,是在人民不爱政府的同时,再让人民不怕政府(7)。

显然,当邓小平的现代化起步时,中国政府的有效统治已面临挑战。邓小平可能很快意识到了问题,于是祭起“四项基本原则”。“六四”后邓小平讲“两手都要硬”,确实不是事后聪明或文过饰非,而是一贯主张。但是主张是一回事,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贯彻主张是另一回事。后者不仅需要政治家的决心和智慧,还需要形势。要使人民重新爱政府,即便可能,短期内也难以做到。因此,要保证中国政府的有效统治,就只有让人民再怕政府。令人害怕,需要实力、决心和舞台。三者缺一不可。中国政府有实力,邓小平有决心,但展现实力和决心的舞台,却只有形势才能造就。

邓小平不可能制造舞台,也没有我们今天事后聪明的条件,于是只好摸着石头过河。从批苦恋、清污、反自由化直到“六四”,将近十年便这样一路摸了过来。其间,邓小平屡战屡败,最大败绩便是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开除出党,并登报宣传,显然带有邓小平的个人色彩。但是,邓小平的认识落后于形势。他推己及人地、一厢情愿地以为,开除出党必定痛不欲生,登报宣传可以杀鸡警猴。不料事与愿违,开除出党,方、刘、王毫无痛感。登报宣传,人民更不惧怕。相反,三人一夜之间平步青云,成了民间英雄。邓小平付出了沉重代价,战绩不是零分,而是负数。

经此挫折,邓小平大概决定改弦更张。有件事可作间接佐证。在反自由化和六四间的一九八九年初,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破天荒地将中宣部明令禁止,内容与当时中央方针相左的苏绍智讲话公开见报。事后赵紫阳为难,决定整顿导报。千钧一发之际,邓小平突然传话:“不予理睬”。短短四字,弦机无穷。既不断是非曲直,却又语义生硬,斩钉截铁。究竟意欲何为?如今回首,谜底格外分明:邓小平不是法外开恩,而是吸取了“反自由化”的教训,决心不再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方式,和错误的对手较量。

几个月后,学生上街,进而绝食。万民声援,秩序大乱。邓小平苦苦等了十年的机会,终于来了(8)。“六四”为中国政府恢复有效统治,为邓小平展现实力和决心,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舞台。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是一个注定为腥风血雨的舞台。于是,一声号令,三军待命。“喑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在实弹射击和坦克轰鸣声中,军队直捣天安门广场。大功甫定,三军战斗形象,便通过中央电视台送进千家万户的客厅。电视荧屏上,只见铁骑成群,坦克一字摆开。炮口阴冷沉默,直指镜头。这次人民吓破了胆,全国鸦雀无声,一片沉寂。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靠“核威慑”维持和平。“核威慑”的成功依赖三个条件:核力量(实力)、使用核力量的意志(决心)以及双方互信对方具备力量和意志的共识。共识这条最难把握,因为它依赖的是心理因素。如果双方都具备力量和意志,但有一方怀疑这点,“核威慑”照样失败,战争还会爆发。“核威慑”理论可以原封不动地移用到“六四”的天安门广场。人民如果见识过军队开枪,他们就会相信军队开枪;人民如果相信军队开枪,军队或许不必开枪。这是一个似非而是的悖论。算命先生说:“信则灵”。政治威慑的逻辑却是“信则不灵,不信则灵”。可惜,共产党统治的鼎盛时期,人民没有见识过军队开枪。军队不必开枪,是因为共产党意识形态“看不见的手”在实行有效统治。阴差阳错,在共产党意识形态教育中,又确有一条叫“人民军队爱人民”。正是这千古遗恨的一条,在意识形态失效,开枪成为可能的关键时刻,回光返照般地欺骗了政府和人民,使他们无法正确判断形势,无法进行正常沟通。试想,一群公开反对政府的人民,却相信一首政府昔日编制的童谣;他们一面抗议一个专制政府,一面却相信这个政府理当养育一支“决不对人民开枪的人民军队”。这是一个何等荒谬的场景?这场景不仅体现了一个逻辑悖论,更可叹的是它浓缩了那一代中国人的不幸!

西方比较政治学把当代政治体制分为民主、专制(authoritarian)和极权(totalitarian)三种。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专制主要指非共产党的专制国家,如七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和南美军人独裁国家,而极权则是指共产党国家。专制和极权的区别主要是两点:第一,专制承认合法的私有制,有一个在私有制基础上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以及随这种社会而来的利益多元化。第二,专制没有极权那种意识形态统治。意识形态与宗教不同,宗教醉心彼岸和天国,意识形态看守此岸和尘世。意识形态又和宗教相同,因为它们都管理灵魂。一个在尘世管理灵魂的机构,例如九十年代以前的中宣部,便是极权的特色(9)。意识形态使极权带上宗教色彩,使极权对人民产生了与专制不同的要求。专制只要求行为语言的服从,极权还要求内心的服从,否则,就可能被认为“打着红旗反红旗”。因此,极权是更为苛求的专制。专制和极权对敌人同样无情,但他们对敌人的界定不同。专制认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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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中国的民族主义、赵薇的日本国旗装及其它 2020-10-17 15:57:01

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纪思道 (Nicholas Kristof) 最近重访中国,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报道和评论,读来饶有兴趣。纪思道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交时的驻华记者,因而有缘躬逢“六四”。“六四”后在海外媒体一片“血流成河”声中,他有关“六四”伤亡的报道却比较冷静。他后来曾因对“六四”的报道而获新闻“普利策”奖。听朋友讲,他曾戏言全世界“六四”受益者只有两位,他是其中之一。

事隔十五年,再读纪思道有关今天中国的报道,不禁有沧海桑田,换了人间的感觉。这次在北京采访“民主”和“新闻自由”,纪思道已不必去天安门广场,而只需坐在计算机前进入互联网的聊天室。据他了解,中国目前拥有七千八百万网民和两亿五千万手机用户。他上网时,新当选的温家宝总理正在美国访问。他连续三次企图用中文在中国网站上贴出一则有关温家宝访美的短讯。第一次他写道:“为什么温家宝不管国内的严重问题,而去给帝国主义者磕头”? 短讯被禁。第二次他稍加修改,短讯依然被禁。第三次他这样写:“温家宝访美相当成功。但当国内面临失业等严重问题时,他在国外浪费了太多时间。”这次短讯成功贴出。纪思道认为这是胡温当政后中国的巨大进步。因为这是中国政府自八十年代以来第一次允许公开批评国家领导人,虽然这种批评仍需用中国新闻特有的“擦边球”技巧。

在这篇刊于纽约时报的英文报道中,“擦边球”三字用的是汉语拼音。大概纪思道还记得八十年代末去上海访问“世界经济导报”的旧事吧。正是那个多事之秋的一天上午,在“导报”故总编辑钦本立与他的会面中提到了这三个字。从此,“擦边球”三字通过纪思道的笔走向世界。我从来不太相信靠“擦边球”能打出一个世界冠军,但也从未料到当“擦边球”三字在纽约时报刊出之日,便是“导报”危机四伏,英雄末路之时。

这次从上海发出的报道,纪思道谈的是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主义情绪。他认为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军事战略相当谨慎,正在国际事务中日益起着建设性的作用。相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却远为可虑。他举出的例子有中国网民对美国“九一一”的反应,以及中国媒体对日本人在珠海集体嫖娼事件的报道。面对中国成千上万的妓女,他认为后者颇为虚伪。

我想问题不止虚伪。我们不妨将事情作另一番设想。譬如,日本来华的不是“集体嫖娼”,而是“集体走私”、“集体贩毒”、“集体洗钱”、“集体行贿”团,结果怎样?交易双方能听凭舆论宰割?舆论能一脸正气,穷追不舍?如若不是,“集体嫖娼”,错就不在嫖娼。因为法理也好道德也罢,嫖娼不比贩毒行贿更罪不容赦。“集体嫖娼”错更不在集体。集体必人多势众,法不责众,何罪之有?“集体嫖娼”的真正错误,是日本男人寻欢的中国妓女的无权无势。错在她们都“集体”地、无一例外地属于中国的弱势群体。弱势而有错,色情而里通外国,打着灯笼找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此时不施行“舆论监督”,甘当“人民喉舌”,中国新闻界难道还能“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写出中国的“水门事件”?

另有一说:日本人不该在“九一八”纪念日来华寻欢。但考虑到目前繁荣“娼”盛的国情,我们能否反求诸己?譬如,吁请全国人大公开立法,明令天下:凡逢国耻纪念日,如甲午海战、辛丑条约、七七事变、八国联军,全国所有发廊、酒吧、桑拿、按摩、夜总会、三温暖、街头流莺巷尾暗娼,统统停业一天,以示卧薪尝胆,以昭毋忘国耻?

与“集体嫖娼”类似的还有女演员赵薇穿日本国旗装一案。记得当时不仅舆论群情激愤,同仇敌忾;还有壮士挺身而出,泼粪示威。幸好中国是礼仪之邦,法治国家,并且“稳定压倒一切”,赵薇才免被乱石击毙,吐沫淹死。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向国人道歉了事。

我始终不懂赵薇何“歉”可“道”?中国没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不能侈谈赵薇有否穿衣的“言论自由”。但是,查遍党纪国法、红头文件、四书五经、马恩全集,上穷碧落下黄泉,恐怕也找不到穿日本国旗,便是汉奸卖国贼的根据。若穿日本国旗事涉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痛心疾首者何不反其道而行之?例如,重金延聘日本艺人,着中国国旗登场助战。以爱国者的慷慨激昂、中国政府的“综合国力”计,这点应该不难做到。果真日元贬值、东京地震,岂不兵不血刃称雄亚洲,轻而易举“和平崛起”?

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因而民族主义情绪备受外界关注。纪思道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政府对青年的教育有关。我不太相信中国政府在青年中有如此高的号召力。中国政府曾经有过这种号召力。它始于1949年大多数中国公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日,终于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中期。从“文革”结束到19896月的十多年中,中国政府处于摸索阶段,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一套新的统治方式。“六四”开枪最终确立了这套新的统治方式及其游戏规则。这套游戏规则的具体内容远超出本文范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决不建立在“号召力”之上。所以,我不认为中国政府有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能力。今天西方有人指责中国政府煽动民族主义,正像当年中国指责美国政府煽动1989年中国学生上街一样,都是基于同样的误解。

近年来,我更相信中国政府失去了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意愿。“六四”刚过时,中国政府曾有过这种意愿。但随着邓小平南巡开始讲述“春天的故事”,这种意愿早已束之高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希望中国民富国强,但民富国强对毛泽东来说是手段,对邓小平而言却是目的。毛泽东要通过民富国强而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否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邓小平却只求在现存秩序下完成民富国强,不惜“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体现在国际战略中,虽然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说“不称霸”,但毛泽东的“不称霸”是有霸王之心而暂无霸王之力,心中念念不忘“国际的农村包围国际的城市”。邓小平的“不称霸”却是根本没有霸王之心,虽然也虚晃一枪,自称“韬光养晦”,但真正在意的却是在“内地再建几个香港”。香港能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提供廉价玩具,却不可能有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野心和能力。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资本主义日益“接轨”,中国的上层社会已成为这种“接轨”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更不会允许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任何情绪轻举妄动,破坏来之不易的、“稳定压倒一切”的享乐生活。正是这种差异和变迁才是纪思道所谓中国“小心谨慎的军事战略”的真实基础。

纪思道文章中还有一段令人瞩目的论述。他说中国的政治统治历来建立在“畏惧” (fear) 之上。中国人受苦时不一定抗议,但当预料到抗议而不会遭惩罚时,就一定会抗议。这种模式已被从1956年的“百花齐放”直到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的历史所验证。他认为“六四”后中国之所以稳定,就是因为又有了畏惧。而胡温的亲民举动却在削弱这种畏惧,因而可能导致新的抗议浪潮。他预言“好戏”正在开头。

我敢断言“好戏”不会开头。因为,今天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已开始非政治化,而物质利益又已充分多元化。因此,很难想象能用一句口号凝聚成千上万的民众。能用一句简单的口号凝聚民众拥护或反对某种东西,恰恰是传统共产党社会的典型现象。因为这种社会重视意识形态,强调统一行动,提倡非对即错的是非观念,相信你死我活的对抗关系。这种社会又往往是“革命”的直接产儿,“革命”还留在这种社会的集体记忆中,还是一种激动人心的浪漫理想。在这种社会中教育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年青人,天生地具有激进的、简单的、非敌即友的、黑白分明的世界观。他们拥护某物,往往拥护到迷信的程度;反对某物,又往往反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在这种社会中爆发的“群众运动”虽然可以有不同的口号,但在这种口号掩盖下的却往往是同样的“革命”胎教。所以,虽然1966年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高举“毛主席语录”,而1989年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学生挥舞 V 字型手势,他们的口号虽有天壤之别,但他们的内在冲动却不到一步之遥。今天的中国,已与这种传统共产党社会渐行渐远,它虽然难免平庸,但已更为正常。

纪思道非常正确地描述了中国政治“畏惧”和“抗议”此消彼长的模式,虽然“畏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原则并不是中国政治的专利。但是,从1956年到1989年的中国历史确实证实了这种模式:即在两个相反的极端间来回摆动,要么“于无声处”,要么平地惊雷。然而,1989年很可能是这种模式的最后一次灵验。因为,1989年是一条分界线。在这条分界线后,中国正式接受了一套新的政治原则。如果说“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的公开遗产,那么,这套新的政治原则就是邓小平的秘密遗产。这笔遗产或被外界粗心忽略,或被内部刻意淡化,但决不会被邓小平的继任者轻易更改。最后,这次“胡温”新政亲民的对象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普通下层民众。民众没有多少理想主义的激情,新政也不带多少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正是这种平庸,却可能是朝历史的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

本文到此原已该结束,但传来了恐怖主义对西班牙的袭击。听说国内不少网民又在欢呼这一悲剧,好像北京又一次“申奥”成功一般。这使我想起纽约时报上纪思道文章中的另一句话,他说:“我热爱中国,并为她的每一个成功而欢呼”。如果有一天,人民日报的记者能在人民日报上写道:“我热爱美国,并为她的每一个成功而欢呼”。那么,我相信中国一定已经更加成熟、更加健康。如果真有这一天的话,我相信其意义一定超过在北京举办十次奥运会。

 

200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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