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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圣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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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 资本主义和中国下层民众 --兼谈杨小凯的“共和”及胡锦涛的“扶贫” 2020-10-16 15:16:39

大概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逐渐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误解那就是民主与资本主义似乎合二为一了。人们要么简单地将两者看作一个东西。要么将两者的关系看成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携手共进,比翼齐飞。[1]

将民主与资本主义看成一个东西是一种简单的误解。因为资本主义是经济制度,而民主是政治制度。按标准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划分,世界上既有实行资本主义也实行民主的国家,例如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有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民主的国家,例如冷战时期的苏联东欧(当然也包括改革前的中国)。然而,世界上也有实行资本主义但不民主的国家,例如过去的亚洲四小龙和南美军人独裁的国家。同时,也有民主但不那么资本主义的国家,例如印度和北欧。可见,民主和资本主义不是一个东西。我们中国人不可因为“资本主义复辟”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曾经是国内最常见的政治词汇,就将资本主义与西方政治制度混为一谈。这种误解在中国闭关锁国时无伤大雅,但到了中国的金融贸易乃至毒品娼妓均于世界“接轨”的今天,就要严肃区分,以免贻笑大方。

至于民主与资本主义存在“携手共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则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它不仅被西方学者津津乐道,而且也被中国的改革派默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问题。现在很少有人会否认,中国的所谓“经济改革”实质上是一场走向市场,亦即走向资本主义的改革。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只是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代名词而已。[2]

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因尚未实行,较难判断。但从议论声中,应该可以预料也是一场逐渐走向民主的改革。因为无论从“政治改革”的支持者或反对者迄今为止的言论中,都未听说过“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加强集权或加强“一元化”领导的说法。那么,什么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关系呢?中国改革派最流行的说法是:经济改革的发展呼唤政治改革的推行政治改革的推行促进经济改革的发展。这种简单,线性并且功利的描述能说明的问题不多,但却足够说明中国改革派实际上间接地承认了民主与资本主义存在“携手共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但是,如上所述,不仅民主与资本主义不一定同在。就是在民主与资本主义确实同在的西方发达国家,民主与资本主义也不一定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民主与资本主义在西方的成长史看,与其说两者存在“携手共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如说两者存在制约平衡 (check and balance) 的关系。因为,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中,从民主中得益更多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强者,而是它的弱者。西方的工会,劳工法令和福利制度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明证。这些保护下层民众的制度无一不是民主的产物。同时,这些制度无一不遭到右派政客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声反对。而反对这些制度最大的理由,恰恰就是这些制度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此,与其说民主与资本主义“携手共进,相辅相成”,不如说民主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下层民众“携手共进,相辅相成”。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上,民主的每一次拓展都与更广大民众获得选举权同步实现;而民众争取和运用选举权的行为本身,又构成民主发展最具体的实践。因此,西方有一派政治学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争取民主的中坚力量从来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因为,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从来不是民主的支持者,而总是它的阻碍者。[3]不要以为这些学者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并不相信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他们却相信无产阶级是民主的先锋队。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思考,就不难想象,无产阶级和广大下层民众并不注定是革命的天然同盟军,他们也可以是民主的同盟军。二十世纪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世界比较贫穷的地区,无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确实往往成为革命的同盟军从而为共产党赢得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在世界比较富有的地区,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民主的同盟军从而演绎出今天西方国家“春天的故事”。[4]正是下层民众和民主可以结成同盟军这一点,被中国的自由派和新左派双双遗忘,构成了他们共同的盲点。自由派钟情民主,但忽视下层,正遥遥无期地“苦恋”着中国未来的中产阶级。新左派同情下层,但怀疑民主,正义无反顾地修筑着中华民族精神上的万里长城。

杨小凯先生在最近的文章中发表了如下观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会导致坏的资本主义。好坏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有无好的政治制度。就目前的中国而言,好的政治制度是共和,而非民主。[5]杨小凯先生区别了坏的资本主义和好的资本主义。可惜,他没有区别坏的民主和好的民主。

无论作为一个词汇,还是一种制度,民主都起源于希腊。希腊文中民主的意思就是“民众的统治”。但是,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却认为民主是坏的制度。因为,在多数人缺乏教育,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各阶层利益相互制约的机制,民主就会导致“多数人的专制”。至于共和,则起源于罗马共和国和后来意大利城邦国家的所谓“大西洋共和传统”。共和传统提倡的不是“民众的统治”,而是有选举权的上层精英间公开的,有程序的权力制约平衡。因此,民主和共和的区别在于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享有民主。民主强调多数,共和强调各种利益间的制约,妥协和平衡。现代民主与两者都不同,是两者的结合。现代民主既强调多数,又强调制约平衡。从古希腊民主到大西洋共和传统再到现代民主,三者的关系正如黑格尔 Hegel)逻辑学中正题,反题和合题的关系。对现代民主的经典表述是两句话:即“多数人的统治,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两句话缺一不可。没有第一句话,就没有民主;没有第二句话,少数人的权利没有保障,少数人缺乏制约多数人的手段,少数人没有希望通过和平手段体现自己的主张,则民主就会变成“多数人的专制”,从而也就没有稳定的民主。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究竟是启动民主,还是“走向共和”?这大概主要不是政治家或学者的主观选择。西方国家确实经历过从共和到民主的长期发展过程。美国在1870年的宪法第15修正案中规定了黑人的选举权,但在美国南方各州,黑人的选举权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后才真正落实。1920年通过宪法第19修正案后,美国妇女才在全国范围内获得选举权。至于美国1821岁青年人的选举权,是在1971年通过宪法第26修正案后才获得。可见,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没有旧大陆包袱的国家里,从共和到民主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中国要重复昨天美国的故事呢?我们必须知道,如果历史可以借鉴,如果历史对现实有任何启示的话,那就是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

对民主得以实现和拓展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大多数人认为和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和信息通讯手段的进步有关。如果这点可信的话,那么在地球日益变小,计算机网络深入到每一个角落,某些公共准则已成为常识的今天,怎么想象在中国将妇女,少数民族或低收入的民众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呢?如果将一首中国的流行歌曲略加改变,那么这个问题更确切的提法应是:中国如何凭西方的旧船票,登上十六世纪佛罗伦萨共和的客船,还“涛声依旧”呢?[6]

在当前中国大地上,有两个动向似乎与民主共和有关。一个是“资本家可以入党”。没有读过富比士中国排行榜,不知道当代中国资本家是何许人物。也不知道为何他们要入党?为何党要他们入?但细想起来,资本家入党颇有几分“走向共和”的味道。“走向共和”自然不错。只希望他们不要走昏了头,共和没有走到,却一路走向了南美 

与此向反的另一个动向,就是胡锦涛,温家宝等人的扶贫亲民举动。今天的中国,究竟存在“多数人专制”的潜在危险?还是少数人一夜暴富的丑恶现实?究竟哪一个阶层的权益缺乏代表?哪一部分人在无限制地侵占公共利益?这些都应不言自明。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西风,便是西风压东风”,固不可取。但用民主与共和都崇尚的“制约平衡”的原则来衡量,那么哪边该“制”,哪方该“平”,应也一目了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亲民扶贫”和民主有了关系。



[1] 以前决非如此。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似曾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相反  社会主义思潮当时却如此辉煌如此令人憧憬。社会主义不仅作为经济模型,而且作为生活方式和政治理想为人想往。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发表于1931年的“告别过去”和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发表于1942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从不同的角度证实了这种状况。很少有人将这两位作家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在背景,领域,观点和气质上的距离都不会小于间隔他们的大西洋,但他们无疑都受到了当时社会主义思潮这一时代精神的影响。早期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本身,并不讳言民主。这点不仅可以见证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更有趣地是可以见证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名上。例如,西德称为“联邦德国”,而东德为“民主德国”。南朝鲜称为“大韩民国”,而北朝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此,有人戏称,只要国名中有“民主”二字者,必是共产党国家。

[2] 这场经济改革的哲学基础是:“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有意无意,在这段著名猫论中,预设了两个前提:第一,只有一种颜色的猫能捉老鼠。因为,如果白猫黑猫都捉老鼠,猫论便是废话。第二,捉鼠之猫,非我所有。否则,猫论便是无的放矢。如果这两前提都成立,那么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就不可能继续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而只能相反。这当然不仅仅是逻辑推论或文字游戏,而是就在眼前的历史。对这一历史最逼真且最无奈的写照便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当然,这不是说改革注定没有前途,而是说旧制度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存。邓小平在90年代还有两句名言,一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市场”。这是遁辞。因为,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是有否市场,而是市场到什么程度。张春桥,姚文元只说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没有说取消资产阶级法权。相反,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只提倡毒品可以合法交易,从未提倡核武器可以合法交易(详见 Milton Friedman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相比之下,邓小平的另一句名言,“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则更坦率,颇具猫论气概。

[3]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Stephens and John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 Democra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春天的故事”语出董文华演唱的“春天的故事”和张也演唱的“走进新时代”。后者的歌词中有:“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异曲同工,两者都是中国90年代官方主旋律的代表作。

[5]  杨小凯:“中国的后发劣势”,“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基督教和宪政”。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 Douglas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6] 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 Chalmers Johnson 有次谈到亨庭顿 (Samuel Huntington) 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时,没有说该文对错,而是说该文“危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评论对自然科学家不能成立。因为对自然科学家而言,只有对和错的区别。但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社会科学家的研究一经发表,就参与并有可能改变他所研究的对象。因而,就有了危险的可能。

陈翰圣200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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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fangbin 回复 fangbin 留言时间:2020-10-17 06:52:52

毫无叙述价值。应为‘’毫无学术价值”。打字匆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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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angbin 留言时间:2020-10-17 06:49:31

显然,作者有过十分仔细的思考。也注意到了杨小凯,就是说受到杨小凯对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论述的启发。

但是我们不能同时忘掉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说讨论这个问题时 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混为一谈,这其实是历史的原本面目,也是历史的自然过程;然而没有新教伦理,没有沿着新教伦理走来的洛克,他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之灵魂,没有随之受其巨大影响的法国思想启蒙家孟德斯鸠、伏尔泰与卢梭的贡献,一个代表现代文明的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就不可能有今天。实践表明,没有新教伦理及其衍生的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思想比较系统完整支撑的资本主义至今都还不是成熟的现代文明国家。毫无叙述价值的狗屁、日内外野鸡大学的所谓国外学者、鬼混不下去,终于滚回中国的张维维正是利用对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制度的混淆,发表了所谓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不是人类发展方向的一系列谬论。最为可笑的是,其中的论据就是以南美国家(这些不成熟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为例证的。(未完待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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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水蛇 留言时间:2020-10-17 06:40:53

讲的很有条理!

一点建议:文章段落、行距、格式上,要调整一下。便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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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战斗在温哥华的岁月 留言时间:2020-10-17 02:02:01

接地气,识天理。

2003年?怪我孤陋寡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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