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读Harold Berman（中译：哈罗德·伯尔曼）两卷本的Law and Revolution，其中有段关于革命的论述，很有意思。伯尔曼精通法律和宗教史，他讲的欧洲革命，和政治学家讲的不太一样。例如，政治学家讲欧洲革命，都讲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注1】。伯尔曼别树一帜，认为欧洲的第一场革命，在时间上要向前推至11世纪。西方现代社会的真正基石，既不是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制，也不是犹太的宗教，而是发生于1075至1122年间，以教皇格里高利七世（Papal Gregory VII）为代表的宗教革命（Gregorian Reformation and the Investiture Struggle）。 伯尔曼认为，西方历史上曾发生过六次大革命。它们依次是11世纪的教皇革命，16世纪的新教革命，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及20世纪的俄国革命。所有这些革命都有几个共同特点：即“全面、迅速、暴力、持续”。前面三个特点别人都讲过，也比较好理解。“全面”是指革命要求全面的根本性的社会改造，不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也不能小修小补，换汤不换药。“迅速”指突然爆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势凶猛，猝不及防。“暴力”简单，就是杀人放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最后一个特点，“持续”，有点费解。且与第二个特点“迅速”，看似矛盾。但伯尔曼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 伯尔曼说，革命在经历了最初的“迅速”阶段后，必有一个历时几代人的磨合期。在这段时期里，革命先辈最初的乌托邦理想，也即“初心”，将不断进行调整和妥协。伯尔曼的论点，似乎被欧洲的历史所证实。在那里，不仅革命的“初心”，同样反革命的“初心”，都必须进行调整和妥协。例如，法国大革命后，波旁王朝复辟。但复辟后的波旁王朝，并没有在路易十八领导下一味地反攻倒算，让对手“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相反，对于革命者的主要诉求，如君主立宪，代议制等，波旁王朝都予以明确承认【注2】。同样，英国清教徒革命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但复辟后的查理二世，对革命者相当宽容，承认了国会的权威【注3】。正是在查理二世统治下，孕育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两党政治的雏形，推动了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诞生【注4】。 如果革命和反革命都固执己见，“不忘初心”，那不是意志坚定，而是没有长大。革命的最终结果，不仅取决于革命者的所作所为，也取决于反革命的所作所为。只有在革命和反革命既互相博弈，又互相妥协的进程中，历史才能翻开新的篇章。复辟成功，并不抹杀所有革命成果；革命成功，并不抛弃所有历史传统。这样，经过几代人的磨合，革命祖父最初理想中的激进主义，经过必要的妥协，其深层的原则终为孙辈们继承发扬。至此，人们不用再害怕右派的反攻倒算，也无需担忧左派的盲目激进，进化取代革命，重新上路。所以，真正的革命既有别于改良，也有别于纯粹的造反【注5】。 毛主席好像不懂革命有别于造反的道理。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主席自称“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打倒蒋委员长，另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两件事都是革命，也都是造反。第一件事，是在他领导下造国民党的反。第二件事，是在他领导下造共产党的反。可惜，第二件他没做成。但那不是因为他无能，而是因为他死了。他一死，他原来手下的弟兄，合伙把他老婆擒获，于是乎宣告“第二件事”破产。他要不死，“第二件事”会怎样收场，还真不好说。但不管怎样，毛主席一生事业的巅峰，是在他做“第二件事”的时候。那时，他讲的话，每句都是真理。但在毛主席讲过的所有“真理”里面，真正能“一句顶一万句”，在中国做到家喻户晓，影响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话，还是要数那句“马克思主义”等于“造反有理”的名言。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理论，毛主席是革命领袖。马克思倾毕生所学，写了厚厚三卷本的《资本论》，研究“剩余价值”，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但被毛主席一概括，“剩余”下来的“价值”，只有“造反有理”四个字。马克思地下有知，大概要吐血。象马克思这样的理论家，中国人其实不太看得起。中国人提倡“讷于言而敏于行”。连发财，都要“闷声大发财”。马克思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千条万绪”。但真让他造反，就会“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当不了皇帝。在中国，能当上皇帝的，一般言简意赅。在野时，就讲“造反有理”；剪除异己时，则讲“阶级斗争”；等坐稳龙椅，再讲“稳定压倒一切”。不仅提纲挈领，而且“收放自如”。像马克思这种认死理的书呆子，在中国只会碰得头破血流。 毛主席不是书呆子，马克思的《资本论》，估计没读过。这倒不是说毛主席读不懂《资本论》，而是中国人讲究“学以致用”，《资本论》对毛主席夺取天下没有用。取天下前，毛主席可能看过点马克思主义的书，甚至写过“矛盾论”、“实践论”之类的理论文章。取天下后，毛主席日理万机，坐在中南海书房里，“乾坤握在掌中，山河控于笔下”，读的不是《资本论》，而是《资治通鉴》。这倒不是因为毛主席忘本，朝三暮四，而是因为《资本论》对治理中国文不对题。远不及《资治通鉴》，可以以史为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从历代皇朝的治乱兴衰中，防微杜渐，尽早发现潜在对手的阴谋或阳谋。但唯一缺点是，《资治通鉴》里，没有革命，只有造反。 毛主席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然而，至少从他取得天下后，他身上的马克思越来越少，秦始皇越来越多。那倒也不是因为毛主席生性残暴，而是因为他看透了中国的国情。他说过：“百代都行秦政法，劝君少骂秦始皇”。毛主席这个人，你喜欢也好，讨厌也罢，看问题还是有深度。你看，他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百代都行秦政法”，就是抓住了中国政治的根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毛主席都喜欢。但最喜欢的，还是秦始皇。“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注6】。中国人崇拜祖宗，毛主席认祖归宗，认的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孔夫子，而是秦始皇。那毛主席到底喜欢秦始皇什么呢？夺取天下前，毛主席喜欢他“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野心。夺取天下后，毛主席喜欢他“命为制，令为诏，天子称朕”【注7】的至高无上和统一领导。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县下设乡”【注8】，毛主席设得更细，一直设到“人民公社”；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阳”，毛主席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秦始皇反对“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不惜“废弃私学，焚书坑儒”，毛主席提倡“兴无灭资，全国山河一片红”，不惜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一直折腾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死了，秦始皇照样活着。“天子称朕”，就是今天的“定于一尊”；“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就是现在的“妄议中央”。秦王朝虽然二世而亡，但在中国，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秦王朝，却正如秦始皇所愿，“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前几年有人说，中国一百多年没改变，“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是义和团”。毛主席的眼光比这深远，“百代都行秦政法”，是告诉你，中国不是一百多年没改变，而是二千多年没改变。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每一页上，就写着两个字：“吃人”！【注9】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注10】。他们的说法其实和毛主席一致，不过他们是从在野的角度看问题，而毛主席从当权者的角度看问题。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毛主席一样，都从当权者的角度看问题。站在当权者的角度，他们看到“秦政”和“荀学”符合中国国情，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所谓“荀学”，其实指的是商鞅、李斯为代表的“法家”。中国历代君皇，明捧“儒家”，暗行“法家”，叫做“外儒内法”。毛主席敢公开叫板“孔学名高实秕糠”，是因为他拥有新人马克思，不再需要旧人孔夫子。马克思之于新时代的毛主席，犹如孔夫子之于旧时代的帝皇。皇帝们“外儒内法”，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继往开来，创造了“外马内法”。 “百代都行秦政法”，是因为“秦政”，确实有治理国家的能力。正像习近平主席所说，“封”能立刻封住，“放”又能立刻放开，这种“收放自如”，是一种国家治理能力一样。中国人常说“一念兴邦，一念丧邦”。全国人民的祸福，仅系于一念之间，这种乾纲独断，确实能产生某种治理能力。它能不能“利民”不好说，但能“利国”，却有历史依据。“税收”，无疑是最重要的国家治理能力。在“百代都行秦政法”的宋朝，中国的“税收”能力，已超过后来英法两国的十倍。据说中国1086年的政府税收，约占当时全国GDP的百分之十，而1300年英法两国政府的税收，却分别只占本国GDP的百分之一和百分之0.5【注11】。所以，中国政府是一个早熟的政府，其统治能力毋庸置疑。“百代都行秦政法”的中国政府，不仅早熟，而且稳定。秦始皇创建的郡县制，二千多年来，就一直处于“超稳定”状态。据西方汉学家研究，秦朝设有约1000个县，到西汉末年为1314个县，到清末变成1381个县，到了毛主席的新中国，则是1479个县【注12】。 在这个早熟、强大而稳定的“秦政”下，生活着亿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中国人民。秦始皇称他们为“黔首”，毛主席叫他们“群众”。秦始皇让“黔首”修长城，留下了孟姜女哭长城的千古传说。二千多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毛主席的新中国，想看看秦始皇修的长城。不料天公不作美，下起鹅毛大雪，以致交通中断。毛主席的新中国二话不说，立即调遣八十万“群众”，连夜为尼克松扫清所有积雪。第二天，当那位后来智擒毛主席老婆的叶剑英元帅，陪同尼克松顺利登上长城时，不禁对新中国的“治理能力”和“制度优势”，不胜感慨。尼克松同样不胜感慨，心想为自己看一眼长城，居然动用八十万人扫雪。这种享受，自己在美国连做梦都不敢想，真是不枉此行。 出动八十万人扫雪，美国做不到。就像几十年后，为了疫情，把全国人民封死在家中，美国做不到一样。新中国的这种“治理能力”和“制度优势”，虽然美国没有，但秦始皇有。这种“能力”和“优势”，之所以从秦始皇起，在中国能穿越时空薪火相传，是因为无论秦始皇的“黔首”，还是毛主席的“群众”，其实都是奴隶。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注13】。政权更迭，治乱兴亡。“乱”，则“想做奴隶而不得”；“治”，则“做稳了奴隶”。城头变幻大王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鲁迅先生还说，奴隶和奴才不同【注14】。奴隶，无非是蔡奇先生口中的“低端人口”。而奴才，则是做惯了奴隶，并从奴隶生活中尝到甜头、品出滋味、享有美感、甚至于陶醉于其中的奴隶，是媚上欺下助纣为虐的奴隶。受雾霾之苦而不得言者，是奴隶；在记者镜头前保卫“咱们的雾霾”的朝阳大妈，则是奴才。因封城而饿死于家中、病死于医院门口的，是奴隶；因李文亮医生被训诫，而在网上为警察点赞喝彩的，则是奴才。 上有“秦政”，下有奴隶甚而奴才，在这样的土地上，不会有革命，只能有造反。中国人常说“穷则思变，多难兴邦”。其实，“穷则思变”可能，“多难兴邦”未必。人到穷困潦倒，走投无路时，可能铤而走险，逼上梁山。这种人，从陈胜吴广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队伍里，都不罕见。但要“兴邦”，却不能“多难”。“兴邦”靠科学技术和创造发明，其中包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创造发明。而创造发明，需要相对富裕、安定、自由的环境。“创造”和自由正相关，和“多难”逆相关。在灾难深重的土地上，令人窒息的环境里，只能培育“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仇恨，只能激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放手一搏。所以，从大泽乡的凄风苦雨，到湖南农民运动的燎原烈火，都不可能产生伯尔曼意义上的革命，只能产生“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造反。 把英文的revolution翻译成“革命”，就像把republic译成“共和”一样，据说都不是中国人首创，而是日本人的发明。日本在古代是中国的学生，到了近现代反成了中国的老师。亚洲国家中，当过中国老师的就两个国家：古代的印度和近代的日本。但日本因为先从中国的学生做起，所以精通汉语。把revolution译成“革命”，把republic译成“共和”，说明熟悉中国典故，难能可贵。但再好的翻译，终究只是翻译。中国的“革命”和“共和”，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西方的“革命”和“共和”，不能同日而语。 中国人说的“共和”，是指“周召共和”。讲的是公元前841年，不许别人“妄议中央”的周厉王失败逃跑后，由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政的一段历史。而中国人的“革命”，历史更加悠久，是讲如何“革除天命”。中国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老祖宗“尧舜”是好人，不革命，奉行“禅让”。但“尧舜”以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注15】，弄得“尧舜禅让”做不下去，只好搞“汤武革命”。 中国历史上第一场革命，是“殷革夏命”。革命领袖是商汤，革命对象，则是那位逼得别人要和他“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夏桀。夏桀本来也“受命于天”，前来统治老百姓。但想不到他违背“天命”，做了坏皇帝。于是商汤自告奋勇，声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注16】，要“革除”夏桀的“天命”，自己来当“受命于天”的好皇帝。至于谁真的“受命于天”，谁可以“革”谁的“命”？那得看谁打败谁。如果是夏桀打败商汤，那就不是“殷革夏命”，而是“夏革殷命”了。 所以，谁革命，谁被革命，主要以成败论英雄。秦始皇“革”了六个国家的“命”，所以毛主席喜欢他。可惜“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秦朝“二世而亡”，不久又被别人“革”去了“命”。中国历史，就这样你“革”我的“命”，我“革”你的“命”。从商汤的“殷革夏命”，到董仲舒的“天运循环”，再到毛主席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路“革”下来，直到今天。 西方的“革命”(revolution)，是相对“进化”(evolution)而言。“进化”是渐变，是和平连续的发展。“革命”则是打断渐变，产生剧烈的突变，从而带来制度、行为、乃至思想方法上的根本改变。用辩证法的话讲，“进化”是量变，“革命”则是质变。中国的革命，也即“革除天命”，从来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过质变。“革”来“革”去，不过换一个人当皇帝；“变”来“变”去，仍是一姓之天下。治乱兴亡，改朝换代，都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缺乏Thomas Kuhn所谓科学革命中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注17】。所以，中国的革命，和中国历法一样，只有循环，没有进步；只有周而复始，没有开拓创新。 既然不能向外部开拓创新，就只能在内部霸占更多空间。不能把蛋糕做大，就抢别人嘴里的蛋糕。所以，中国革命，是最不给对手留有余地的革命。“革命，革命”，连对手的“命”都要“革”掉，更遑论留有余地？中国的所谓“革命”，历来都是零和游戏，从来没有什么“双赢”。要有，那就是“我们赢两次”。赢者通吃，成王败寇；冤家路窄，你死我活；要么当主子，要么做奴才，这就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逻辑。中国革命，无论是崛起于草莽的造反，还是密谋于朝堂的逼宫，都离不开这个逻辑。所以，直到二十世纪的曙光已经照亮中国大地，孙中山的造反，加上袁世凯的逼宫，仍然无法让中国真正“走向共和”。 伯尔曼概括了革命的四个特点：全面、迅速、暴力、持续。他又说革命既有别于改良，又有别于造反。中国革命没有“全面”，所以没有制度创新，从而无法区别于改良。中国革命又没有“持续”，所以没有必要的妥协和双赢，从而无法区别于造反。在中国，革命无非是成功的造反，而造反只是失败的革命。革命和造反合二为一，难分彼此。所以，把毛主席弄糊涂了，以为马克思主义就等于“造反有理”。 1789年7月14日，当利昂古尔公爵(Duck of Liancourt)向远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六报告巴士底狱被攻占的消息后，路易十六惊呼：“这是造反”！“不，陛下”，利昂古尔纠正道：“这是革命”【注18】。这对法国君臣在紧急关头的对话，说明他们都知道，革命有别于造反。中国历代王朝的君臣，都讲不出这段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有不同于造反的革命。对他们来说，革命和造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失败的造反才叫造反，成功的造反就是革命。成功了，怎么还能叫造反？那应该叫改朝换代。所以，中国只有造反，没有革命。 在利昂古尔公爵和路易十六那段对话以后整整两百年，中国爆发了天安门广场事件。几年后，李泽厚、刘再复发表《告别革命》，一时洛阳纸贵，名动天下。但如果中国根本没有革命，“告别革命”岂不是缘木求鱼，无的放矢？如果李泽厚、刘再复先生的原意，只是要在中国提倡改良，避免暴力抗争的话，那么他们的书名似乎应该改成《告别造反》。伯尔曼也许是对的，他说革命既有别于改良，又有别于造反。在革命、改良和造反三者并存的情况下，革命和改良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它们不是非此即彼。所以，在“告别革命”前，我们似乎应该先弄清楚革命和造反的区别。在赞美英国革命，反对法国革命前，我们好像也应该先弄清楚，我们自己是否曾有过革命。 （2023年1月28日）
陈翰圣
原载《新世纪》网站：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3/01/blog-post_29.html
注释： 【1】例如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再如Moore, Barrington.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2】Price, Roger. 2014. A Concise History of F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65. 【3】Tombs, Robert. 2014. The English and their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pp. 251-252. 查理二世对情妇同样宽容，不但拈花惹草，一夜风流，并且开枝散叶，私生子女据说至少有十四位之多。他最宠爱的情妇，居然是法国间谍，是路易十四设计送到他床上去的。傅东华先生翻译的英语小说《琥珀》，就以查理二世复辟后奢靡淫乐的宫廷为背景，在毛主席亲自开创的“文革”沙漠里，这是许多中国人偷尝的文化禁果之一。 【4】Berman, Harold J. 2003. Law and Revolution II: The Impact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s o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2-224. 【5】Berman, Harold J. 1983. 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99-100. 【6】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全诗如下：“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此诗在“文革”批林批孔中，风靡一时。 【7】司马迁，《史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6页。 【8】吕思勉，《中国通史》，吉林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603页。 【9】鲁迅，“狂人日记”，载《呐喊》，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luxun/03/005.htm 【10】谭嗣同，《仁学》第二十九，见https://zh.m.wikisource.org/zh/%E4%BB%81%E5%AD%B8 【11】Stasavage, David. 2020.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Democracy: A Global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oda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2. pp. 312-313. 【12】卜德，“秦国和秦帝国”，载《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13】鲁迅，“灯下漫笔”，载《坟》，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luxun/01/024.htm 【14】鲁迅，“漫与”，载《南腔北调集》，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luxun/14/029.htm 【15】胡平生，陈美兰，《礼记》礼运篇，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1页。 【16】慕平，《尚书》汤誓，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2页。 【17】Kuhn, Thomas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Berman, Harold J. 2003. Law and Revolution II: The Impact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s o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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