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自开打以来，已一年有余。期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谈判的症结，是所谓 “结构性改变”，即美国不仅要中国多买美国商品，而且要中国在诸如国企补贴、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等“结构性”问题上作出改变。后来又有消息传出，说谈判中症结的症结，是“执行机制”问题，即“结构性改变”一旦达成协议，怎样保证其有效执行？一旦违约，怎么惩罚？条约还未达成，先谈违约惩罚，可见信任度之低，也可见对“结构性改变”之难，双方心知肚明。

中国人讲起和西方打交道，总要回溯到1840年。这年，中国吃了大亏。因此，毛主席亲笔起草，将这一年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以志毋忘国耻。至于没有这年发生的事，我们会不会还活在爱新觉罗一姓之天下里，以至毛主席都没有做毛主席的机会，自然是不应该去想的事。1840年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年，中国和英国打了场中国称为“鸦片战争”，而英国称为“通商战争”的仗。结果，爱新觉罗家的大清皇朝完败，迫于城下之盟，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既是城下之盟，自然是不平等条约，清政府签得不情不愿。但这不情不愿，又不能一概而论。《南京条约》的内容，主要是赔钱、割地、五口通商、协定关税、治外法权五条。按理说，这五条中，赔钱割地是真金白银，治外法权是丧权辱国。但在爱新觉罗家看来，皇上富有四海，赔点钱，割掉个把连皇帝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香港，不算什么大事。至于治外法权，那几乎是占洋人的便宜。皇上管理臣民，本来是靠杀头和打屁股。但洋人的头不好杀，屁股也不能随便打，是件让皇上头疼的事。现在好了，让洋人的法院来管理洋人，皇上省不少心，符合“以夷制夷”的谋略，所以是件好事。《南京条约》真让皇上闹心的，是五口通商。这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而言，有点匪夷所思。五口通商，相当于办经济特区，是发横财的天赐良机，怎么可能闹心？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多少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签订《南京条约》那年，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是大清的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和他家列祖列宗，甚至和历朝历代的中国皇帝一样，搞外交讲究政治挂帅。道光家打天下时靠金戈铁马，治理天下靠三纲五常加打屁股。金戈铁马所向披靡处，便建起一座上面是主子，下面是奴才的金字塔。皇上登高一望，下面跪着全是奴才，不禁豪情万丈，制度自信几乎爆棚。金戈铁马望尘莫及处，理论上便是“化外之地”，也即野蛮人住的地方。南方住的是“蛮”，北方是“狄”，东方是“夷”，西方是“戎”。再远点，超出了皇上的地理知识，无以名之，一概统称为“夷”。英国人是“英夷”，法国人是“法夷”。皇上有时也闹不清楚，心想也许没有这么多国家，狡猾的“夷”们编出许多国名，为的是诳吃诳喝，想多讨点赏赐。总之，在皇上心里，中国是世界文明的核心，皇上是核心的顶峰。中国的皇上不仅是全中国的主子，也是全世界的主子。就像有段时间，毛主席是全世界的红太阳一样。现在，在这上下有序泾渭分明的世界里，连屁股都不可以随便打的洋人要来“五口通商”，这岂不是要搞“结构性改变”？

不要以为“结构性改变”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或者是“海内外敌对势力”精心策划的密谋，不一定。更多时候，“结构性改变”更像是一场黑色幽默，它由一些小事机缘巧合地凑在一起，产生出意想不到的后果。譬如，屁股可不可以随便打，便是此类小事之一。比起打屁股，下跪则更重要点。因为按照爱新觉罗家的观点，人之所以有膝盖，主要是用来下跪的。凡人类，见到皇上都应下跪。没想到这样天经地义的事，有时居然也行不通。那是英国人也即“英夷”的皇上乔治三世，派了位高级干部到中国来商谈贸易。那时，坐在金銮殿里的，是道光的爷爷乾隆皇帝。乾隆爷本来对贸易没有什么兴趣，或者说脑子里根本没有“贸易”的概念。英夷运来货物，那是“朝贡”；皇上回赠，便是“恩赏”。至于什么国际贸易、比较利益、市场经济等等，统统闻所未闻。但人家特使老远跑来，中国既是礼仪之邦，万方表率，自然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再说，接待一个英夷特使，能花几两银子？ 于是，恩准觐见。但万没想到，被恩准觐见的英夷，非但没有感恩戴德诚惶诚恐，反而提出觐见皇上时不能下跪。乾隆爷活到八十多岁，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荒唐的话。心想见到皇上不下跪，简直是无父无君，近乎禽兽。结果，中英双方贸易没谈成，不欢而散。贸易不成，本倒也无所谓。因为在乾隆爷看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唯一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何以区区一介英夷，咫尺天威下，竟敢不跪？于是，君臣间便流传出一种猜测，以为英夷一定膝盖有问题，僵硬麻木，根本不能下跪。这种猜测，传到乾隆爷的孙子道光皇帝时，竟然演变成了一项军事理论，以为英国人既然腿脚不方便，自然不能擒拿格斗，一旦开战，绝非清军对手。一时间，大有“打，奉陪到底”的气概。结果一打，打出了中英《南京条约》。

继中英《南京条约》后，道光的儿子咸丰皇帝，又和英法联军签订过《北京条约》。这次更惨，连首都北京都被打沦陷了。按理说，都让别人打得找不到北了，要人家磕头下跪的事，总该算了吧？这种常人的逻辑，用江泽民的话讲“图样图森破”（too young too simple太年轻太简单）。咸丰皇帝先自称要御驾亲征英法联军，“以伸天讨而张挞伐”，等到敌军真来了，他却带着大小老婆，包括那位后来成为慈禧太后的叶赫那拉氏，逃到热河“巡狩”去了。咸丰所以要逃跑，多半倒不是怕死，而是怕洋人不给自己下跪。他不怕赔钱，凡能用银子解决的都不是大事。他最怕的是洋人跑到北京这个“辇毂重地”来面交国书，觉得那是洋人心怀叵测，狂悖之极。别人来交国书，又不是交战书，怕什么？怕别人不下跪。让天下人下跪的规矩，本是爱新觉罗家靠金戈铁马打出来的，是硬道理。就像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江山，是靠“几千万人抛头颅洒热血”洒出来的一样，道理硬得很。但问题是现在“硬道理”没了，自己还被别人打得满世界跑，却还要别人下跪，是不是有点滑稽？一个自己捏造出来的政治规矩，“规”着“规”着，异化成天罗地网，把自己“规”进去动弹不得，自己把自己绑架了，是不是有点荒唐？世上的战法本有两种，一曰“棒杀”，一曰“捧杀”。“棒杀”简单，如爱新觉罗家的金戈铁马，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类便是。“捧杀”迂回，先把你抬高，然后威胁说：“不听话把你摔下来”。咸丰帝的窘境有点像“捧杀”。但是，是自己把自己“捧杀”，爬上神坛，居然没法下来了，是不是有点黑色幽默？

大多写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学家们，事后聪明，通常把前清君臣们这种不可理喻处，归因于他们的昏庸，冥顽不灵和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说皇上“天纵英明”，自然是拍马屁的话。但皇帝大多自幼接受最好的教育，名儒启蒙，饱读诗书。群臣们更在科举道路上过关斩将，凤毛麟角，能够靠买官卖官做到军委副主席的，可能没有。说这么一批人，都是酒囊饭袋，有点不近情理。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显得如此不可理喻？他们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这就牵涉到了“结构性改变”。“下跪”，对清政府而言不仅仅是礼仪，而是体统、象征，是一个神化的符号，是统治合法性的表现，是国家机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存在。它的存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大臣们不可以不下跪，皇上也不可以让大臣们不下跪。对它的任何改变，都是“结构性改变”。它所引起的多米尼骨牌效应，可以瘫痪整个国家机器。就像一块钢化玻璃，碎一个角就会整块玻璃分崩离析。举个例子说，共产党是不可以被批评的，但那不是因为它“伟大光荣正确”。不是因为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所以它才不可以被批评；而是因为它不可以被批评，所以它必须自称“伟大光荣正确”。共产党的不可以被批评，就像见到皇上不可以不下跪一样。包括皇上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可以废除下跪的规矩；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任何人，也都不可以开放对共产党的批评。这不仅可以被逻辑证明，而且也已经被历史证明。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变，有人说是“阴谋”，有人说是“阳谋”。其实都不对，根本就是“无谋”，是始料未及，是不懂得共产党不可以被批评的道理。

那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为什么可以被批评？美国总统天天被媒体骂，为什么照样做总统？梁漱溟批评毛主席，问毛主席能不能有点“雅量”？毛主席说“这个雅量我没有”。是不是美国总统比毛主席有“雅量”？不是。不是美国总统更有“雅量”，而是美国政治和中国政治间，存在“结构性”的不同。美国总统无权禁止别人骂他，但别人骂他，他照样做总统。毛主席有权禁止别人骂他，但一旦别人可以骂他，他就做不成毛主席。这和“雅量”、人品、性格无关，只和体制的“结构”有关。一种体制是平面的、网状的、多元的；另一种是垂直的、一元的、金字塔式的。平面网状的结构看起来无序、低效、混乱，但不会轰然倒塌，碎一个角，整块玻璃还在。金字塔式的结构看起来高大、雄伟、整齐划一、动不动“举国体制”，但牵一发而动全身，随便一件鸡毛蒜皮的事，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它产生不可承受之重。这种星火燎原的事，从前清的保路运动到苏联东欧的剧变，从阿拉伯的茉莉花革命到香港的“反送中”游行，曾在且正在被历史一再见证。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整个中国沐浴在“思想解放”的春风里时，有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存在一种“超稳定的结构”。现在看来，这种“超稳定结构”，其实是一种超稳定的“不稳定”结构。这种稳定的“不稳定”，从秦始皇的铸十二金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几千年来始终无法突破貌似铜墙铁壁，却又“一碰就碎”的统治模式。

从这个角度看中美贸易战，就可以知道所谓“结构性改变”有多么困难。别的不说，就说网络媒体，中国能全部开放吗？如果谷歌、脸书和其它美国主流媒体，都可以像企业那样在中国正常经营，那不就是毛主席可以被骂，共产党可以被批评了？ 美国向中国媒体开放，中国也向美国媒体开放，看起来很对等，其实不对等。因为一个骂不倒，一个却可以被骂倒。中共领导的报纸，现在就在美国公开发行着，但它能做到的，最多就是放在超市地摊上，任人免费捡取，就像一滴口水吐在大海里，掀不起一点风浪。中宣部就是把整个纽约时代广场包下来做广告，除了暴露自己的无知和愚蠢外，还能起什么作用？中国可以把天安门广场让别人包下来吗？自家几个学生占着喊几句口号，就“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地呼天抢地，受不了了。所以，中美贸易战既不是单纯的平衡贸易赤字那么简单，也不像阴谋论所说的那么复杂，是一方处心积虑地要整死另一方。更可能的是，双方存在“结构性”的差别，而且一方的“结构”容易调整，另一方的“结构”很难调整。一调，就可能要命。中国外交部一再说，要考虑对方的“核心关切”，这是不是正是中方的“核心关切”？

亨廷顿讲过“文明的冲突”，不那么“政治正确”，常被人诟病为种族主义。但亨廷顿更敏锐的地方，是他讲技术进步全球化等趋势带来的文明间的交往，不一定只带来同化、和谐、普世价值。相反，它也可以加剧文明的冲突。两个不同的人，各居一方，老死不相往来，再不同，他们起不了冲突。时代进步地球变小，他们有了见面的机会。但他们的见面，带来的未必是互相理解，也可以带来互相误会，互相猜忌，互相冲突。中美贸易战，讲到底就是这样两个人的见面。或者说，是把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硬放到了一个体系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美打不了贸易战。现在，双方打得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两边都在放狠话，一边说要“脱钩”，另一边据说准备“吃草”。其实，都是讲讲而已。对中美双方来说，都已为时太晚，回不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了。面对中英“鸦片战争”后的国势日衰，李鸿章曾感叹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中美贸易战，虽称不上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至少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局”将变向何方？看来和李鸿章时代一样，向后变的可能性不大，总还是要向前变。

陈翰圣 

2019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