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政治学”（polimetrics），一听便知是从“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衍生而来。自“科学主义”在近代盛行以来，自然科学向物理学看齐，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看齐。社会科学中，因为经济学是向自然科学学习的标兵，所以社会科学也要向经济学看齐。就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那样，政治便学经济，“计量”起来。是为“计量政治学”。

例如，美国选总统，政治学家便要“计量”一番。通过随机选样、试卷问答、编码量化、数据分析等程序，他们能准确预测谁成为当选总统。中国不选总统，计量政治学，自然没有用武之地。但中国有另一类“计量政治学”，这类“计量政治学”与西方不同，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迄今为止，因学界尚无系统研究，笔者不敢信口开河，妄作论断。所以，在中国计量政治学前，按上“戏说”二字，是为“戏说中国计量政治学”。

毛主席时代，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时代。那时侯继续革命，运动不断。搞运动，总得有人干革命，有人被革命。多少人可以“干革命”，多少人不幸要被“革命”干，这就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计量政治学问题。毛主席亲自计算的结果，是每次运动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可以成为干革命的好人。而剩下的百分之五，则是要被革命干掉的坏人。这百分之五，通常称为“一小撮”。但问题是，毛主席喜欢的“运动”太多。每次“运动”干掉百分之五，累计起来数量惊人。所以，连毛主席亲密战友的儿子，中国最正宗的红二代林立果都看出了问题，说：“一小撮加一小撮，最后成了一大片”。

其实，如果不用林立果的加法“计量”，改用除法“计量”，也有问题。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以毛主席最高指示“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为准，便不幸分母过大，百分之五除下来就是四千万人。毛主席再宽宏大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这四千万人中再“救”出百分之九十九，剩下还有四十万人。以毛主席的气魄，杀四十万人，本不算件太大的事。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很瞧不起，以为虚张声势，一共没“坑”几个。但毛主席的胸怀气量，自我评价又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上。为此，杀人不宜过多。所以，从这四十万中，曾否又“救”出几位，未详待考。

总之，毛主席代表大多数，大多数人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那些被革命“干掉”的，只是“极少数极少数”败类。至于“极少数极少数”竟有几十万之多，那不怨毛主席，要怪中国人口太多，“国情”不好。但毛主席的代表大多数，也有负面影响。因为这一来，毛主席就不像他的吹捧者宣传的那样前无古人。古今中外，凡能爬上皇帝龙椅的，都声称代表全体子民。用外国话讲，这叫“朕即国家” (L'État, c'est moi)。用中国话说，便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即便流年不利，要下“罪己诏”，说的还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字里行间，那胸怀气度，和毛主席差不多，代表着全体子民。毛主席因为中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毒，所以只代表百分之九十五。虽然少代表五个百分点，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毕竟明确无误地代表着大多数。

如果毛主席是位异想天开的男人，那接下来的小平同志就有点像是女人。邓小平的特点是现实却难免短视，对眼前的利益看得特别清楚。所以，邓小平时代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来最重要的真理，便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充满邓小平特色。它举重若轻，通俗易懂，经济实惠，高度概括出了邓小平当政期间的时代精神。

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的“一部分”，究竟是多少人？这就成了继毛主席的“百分之九十五”之后，又一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计量政治学问题。“一部分人”和“百分之九十五”不同，它的特点是不确定，可多可少，充满弹性。你说它多，它可以很多；你说它少，它能少到只剩一小撮寡头。听上去它不像多数，但又没有证据肯定它是少数。总之，它留给人们的是一个悬念。

邓小平为人沉默寡言，惜墨如金。用字遣词当然绵里藏针，工于心计，极其严谨，增一字则太多，减一字则太少。你看，他既不说“让一大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这做不到；他也不说“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这不得人心。他讲的恰恰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听上去虽不多，但也没把话讲绝。因此，它让人心存侥幸，抱有幻想，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挤进“一部分”中去。所以，邓小平的话就像一张彩票，虽然中奖机会不大，却在人们心中引起阵阵躁动，激起一片波澜。从那时起，中国人民不怕飞蛾扑火，不惧斧钺之祸，“虽九死其犹未悔”，毅然决然地冲向“先富起来”的征途，写下了中国近二十年来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

“一部分”究竟是多少人的谜底，终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二00八年，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揭开。于先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与会者，又是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发言稿的起草人。据于先生回忆，邓小平曾交给他三张亲笔书写的发言提纲，共罗列八大问题。其中之一便有“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邓小平原话用的是“好”，不是“富”。经于先生等人加工，将“好”定义为“富”，自然进一步明确了邓小平的思想。可见，在邓小平当初脑海里，“好”与“富”本无甚差别，“富”即是“好”，“好”便是“富”。粉碎“四人帮”后，上海为了搞臭王洪文，曾揭发他老婆崔根娣如何没有文化，如何低级庸俗，以至讲过“钱越多越好”这类小市民的话。没想到愚夫愚妇的鼠目寸光，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设计，竟也相差无几。看来，钱这东西，真的雅俗共赏。

不管是“富”还是“好”，“一部分”究竟是多少，在形成文字的邓小平讲话中都无迹可寻。但在修改讲话稿的过程中，邓小平曾与胡耀邦及于光远多次谈话。在谈话中邓小平曾透露所谓“一部分”，指的是人口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三十年后的今天，回头检验邓小平的目标是否达到，实在是糊涂账一笔。因为，按邓小平当年的“计量”，所谓“富”是指月收入达到人民币一百元。如按这个标准，岂止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全国人民早就都“先富起来”了。但若按近水楼台先得月，躺着便能吃尽“改革红利”的人群算，那从八十年代早期听到“先富起来”便闻风而动的胡乔木公子胡世英算起，一直算到去年先是“唱红打黑”后来自己也被打成“黑”的薄一波公子薄熙来为止，怎么算，也算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五。所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认真计较起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设计上的误差之大，实在惊人。但不管是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二十，都揭出了“一部分”是少数人的老底。邓小平不愿形成文字，关起门来在“老同志”间讲讲的私房话，竟被于光远闲着无聊，掉文袋给“掉”了出来。就凭这一点，于光远足以被定为共产党的叛徒，罪不可赦⁽¹⁾。

如果说毛主席是男人，小平同志像女人，那接下来的“江核心”江泽民就是小人。江泽民既无理想，也没有学问，为人的基本原则是“有奶便是娘”。上台后，为了表示自己真是“第三代领导核心”，也想独创一套“计量政治学”。于是，网罗帮闲，搜索枯肠，炮制出个“三个代表”理论。“三个代表”是个很滑稽的东西。从“计量政治学”角度看，如果“代表”作名词用，那就是站在台上的只有三位代表，如总书记、军委主席、政府总理等三位。如果“代表”作动词用，则是说台上的“代表”，只代表台下三种人或三股势力。不论哪种情况，“三个代表”都明确承认了自己属于极少数，或只代表极少数人的事实。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没想到江泽民竟一把抢过来贴在自己脸上。“三个代表”不知是哪位帮闲“帮”出来的馊主意，江泽民居然浑然不觉，还沾沾自喜，就像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所以，在这件事上，江泽民的行为，借用他怒骂香港记者的话讲，是十足的“那亦腐”（naïve英语“天真”的意思），可笑的很。

“三个代表”的第一条，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谁是先进的生产力？是清华、北大，还是中石油、中石化？那不那么先进的、普通的、甚至落后的生产力谁代表？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成千上万进城谋生充当“贱民”的打工妹打工弟们，都不拥有“先进生产力”，他们的发展方向或利益谁代表？无论从逻辑、语言、常识，还是统计学上讲，在任何正态分布的人群中，“先进”永远只可能是极少数。一个执政党凭什么只代表极少数？美国总统不可以因为“微软”具有最先进的生产力，就说只代表比尔·盖茨的发展方向。相反，他总是讲要代表大都数中等收入的或弱势的人群。

“三个代表”的第二条，是代表“先进的文化”。这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什么是“先进文化”？唐诗宋词和摇滚乐，哪个先进？《红楼梦》和肯塔基，莎士比亚和抽象绘画，又是哪个先进？骂街，有人擅长“国骂”，有人喜欢洋泾浜的“那亦腐”，谁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先进文化”比代表“先进生产力”更荒谬的地方在于：生产力至少可以有先进落后之分，而文化根本不能也不应该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是各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世代相传积累起来的知识、信仰、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们各有特色，互不相同，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以互比高低。中国有汉文化、藏文化；世界有希腊文化、印度文化、法兰西文化，它们哪个更先进？不要说“代表”，就是光讲“先进文化”，就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哪怕用十九世纪末的标准衡量，这种说法也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是反动的。可见，所谓代表“先进文化”，其实代表的既不是“先进”，也不是“文化”，而是惊人的狂妄和同样惊人的无知。如果没有太强的表现欲，本来与其学洋泾浜的“那亦腐”，倒不如学学汉文化的启蒙读物，至少可以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道理。

大概代表“极少数”时间长了有点心虚，“三个代表”最后一条，终于想起要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广大人民”自然不错，听上去颇像人话。但唯一费解的是什么叫“最根本的利益”？“利益”本来易懂，赵钱孙李去市场买菜，要价一元，还价八毛，争取的是自己的利益。如果要价一元，还价一元二，那就不仅“那亦腐”，而且扭曲价格信号，扰乱供需曲线。至于“最根本的利益”，那就如同“终极真理”、“共产主义”等东西一样，因为没人见过，无从知道是方是圆。但可以肯定的是，“最根本的利益”一定和“利益”不同。否则，何必脱了裤子放屁，白白加上“最根本的”四字？那么，什么是“最根本的利益”呢？莫非是要价一元，还价一元二？要不，就是纵容子弟，操纵股市，倒卖土地，“闷声发大财”？再不，“最根本的利益”对“广大人民”来说就是：下岗虽不符合工人利益，但却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强占耕地虽不符合农民利益，但却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城管打人虽不符合小贩利益，但却符合“最根本的利益”；贪污受贿、侵吞国库虽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但还是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反正“鞋子穿在脚上，只有自己知道是否合适”。可惜，脚不会说话， 非得偏劳习主席代言不可。

如果历史到此为止，撇开制造“和谐社会”的胡主席和最近挺身而出当“脚”代表的习主席不论，光看毛主席、小平同志、“江核心”三位代表的“中国计量政治学”，由此及彼，浮想联翩，虽属“戏说”，难免“满纸荒唐，假语村言”，但慢慢梳理，细细品味，却也能悟出一点道理。从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再到最后只剩下“三个代表”，这种从狂热梦幻中的多数，到冷酷现实中的少数的转变，勾划出的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它体现的是红色理想主义崩溃后，向丛林现实主义的迅速蜕变。它是一个双向发展的合成，一种喜忧掺半的历史跨越，是进步，也是倒退；是升华，也是堕落。它虽有时貌似沧海巨变，天上人间，但其核心价值，却可能贯穿始终，一成不变。习主席最近号召大家“做梦”，但一碰到核心价值，便梦中惊心，睡意顿消，变得异常清醒，说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实乃一母所生，如兄若弟，断不容随意切割。可见，连习主席，也即当今圣上，都是“一成不变”论的粉丝，可喜可贺，亦可悲可叹！

注释

（1）于光远，《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 – 185页。

陈翰圣

（2013年5月2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3年3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