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极普通的一天。这天,中国的水文天象,均无异常。然而,位于中国南部的城市深圳,却在这天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因为,这天,它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百多名在该地谋生的妓女,被深圳警方押赴大街,游行示众。顿时,深圳沸腾了。好像庆祝一次百年不遇的盛典,犹如围观一个别开生面的“马戏团”,当一百多名少女,手戴刑具,身穿囚服,脸遮口罩,在万分惊恐中遭受羞辱时,人们奔走相告,群情荡漾。同时,当这些在现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镜头,通过各大通讯社的电波和计算机的网络传开后,整个世界大吃一惊,目瞪口呆:这是哪里?这是文明世界吗?
形而上学的诘问 深圳警方的动机深不可测。或许,他们要向在附近视察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献媚。为彰显整顿风化的决心,异想天开,暗送秋波?或许,警察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依仗警权,免费嫖娼。偶不遂愿,老羞成怒,公报私仇?或许,按弗洛伊德推测,警界领袖有特殊嗜好。唯有妓女受辱,方能兴奋不已?但是,不管警方可能有千百种复杂的动机,唯有一种动机可以明确排除:那就是他们要真心打击“卖淫”。因为,在深圳,“淫业”和“警局”有着几乎同样悠久的历史。两家比邻而居,相安无事。为什么恰恰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这天反目成仇?难道这天是百年不遇的黄道吉日,千载难逢的“贞节”假期? 深圳警方的行为明白无误。他们以令人惊讶的野蛮、下流、愚蠢和不可思议的刚愎自用,在短短一天时间里,集中展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全部社会不公,毫不留情地捅破了“再造香港”和“春天故事”的神话。并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当朝最为神圣的口号“和谐社会”,发出了令人难堪的挑战。 深圳警方令人惊讶的野蛮:因为他们用中世纪的手段,对付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女。在他们眼里,人权不是“硬道理”,尊严不会“压倒一切”。所以,他们敢于违反任何文明社会的起码准则,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处心积虑地、最大限度地肆意践踏一群少女的尊严。胆大妄为,其心可诛。 深圳警方令人惊讶的下流:因为他们用窥视隐私的阴暗心理,取代司法公正;以长舌妇般打探是非的好奇,压倒执法庄严。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待决犯,为什么他们偏偏与这群少女过不去?难道她们有特殊的观赏价值?“我们给她们戴了口罩”,深圳警方如此辩称。先生们,这恰恰证明了你们的下流!因为,这正是你们明知故犯、欲盖弥彰的铁证。这正说明你们明知侵犯隐私,偏要侵犯隐私。“戴上口罩”能改变事情的性质吗?莫非在深圳警方的法典里,戴上避孕套,便没有强奸罪了?“戴上口罩”和游街示众,本来自相矛盾。能干出结合两者勾当的人,不仅意识下流,而且思维混乱,行为低能。“低能”和“下流”并不互相排斥,深圳警方完美地体现了低能的下流。 深圳警方令人惊讶的愚蠢:因为他们在无意中违反了游戏规则,触犯了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禁忌。他们捅破了“繁荣”和“稳定”背后那层薄薄的窗纸,暴露了整个社会重重黑暗不公不平的冰山一角。游街照片中的这群女孩,在深圳警方眼中一定十分“下贱”。但她们却使我联想到另一张照片,一张非常“高贵”的照片,一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孙女,在巴黎成为“社交名媛”的新闻照片。从照片上看,游街女孩和“社交名媛”应该是同龄人。然而,是什么使她们的命运如此不同,如此悬殊?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要造就这两张照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整句话一个字都不能少。光有“社会主义”,两张照片都不应该存在。光有“市场经济”,只能产生“社交名媛”。唯有“中国特色”,才能使“妓女游街”和“社交名媛”同时并存。深圳警方,你们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你们嫌中国贫富不够悬殊,民怨不够沸腾,人心不够不平,社会过于公正?难道你们嫌贫民承受的苦难不够深沉,伤口没在淌血?所以,你们要公然展示、观赏他们的苦难,要挑逗、调戏他们的伤口?你们居然想得出,恰恰选中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暴露了这个窗口最需要掩盖的东西:即“改革开放”底下脆弱的人文基础,高楼林立背后昏庸贫乏的思想意识和灯红酒绿掩盖下的社会不公。你们自以为得计,肆无忌惮地恃强凌弱。但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那天,你们在打击贫民的同时,恰恰在全世界面前,为中国的最高权贵出了一道无解的难题。
基于历史的控诉 一百五十五年前,美国作家霍桑写过一部小说《红字》,讲的是二百多年前发生在清教徒社会的故事。女主人公海丝特通奸怀孕,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之事。审判时,海丝特为保护情夫,拒不吐露他的名字,因而被判终生佩戴象征耻辱的红色“A”字(英文中代表 “通奸”),并和初生的婴儿一起被游街示众。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深圳,使我联想到霍桑笔下的场景: “当那年轻的妇女——就是婴儿的母亲——全身位立在人群面前时,她的第一个冲动似乎就是把孩子抱在胸前;她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母爱的激情,不如说可以借此掩盖钉在她衣裙上的标记。然而,她很快就醒悟过来了,用她的耻辱的一个标记来掩盖另一个标记是无济于事的,于是,索兴用一条胳膊架着孩子,她虽然面孔红得发烧,却露出高傲的微笑,用毫无愧色的目光环视着她的同镇居民和街坊邻里。她的裙袍的前胸上露出了一个用红色细布做就、周围用金丝线精心绣成奇巧花边的一个字母A。……围观的人群中挤开了一条通路。海丝特走向指定让她示众的地方。从牢门到市场没有几步路。然而,要是以囚犯的体验来测量,恐怕是一个路途迢迢的旅程;因为她虽说是高视阔步,但在人们逼视的目光下,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一番痛苦,似乎她的心已经给抛到街心,任凭所有的人碾踩践踏”。 二00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深圳,使我想到了海丝特。但是,海丝特的故事,发生在清教徒社会。那里,“存天理,灭人欲”,以私生活严峻著称。今天的深圳,私生活严峻吗?“深圳游街”和海丝特受辱的区别,或者说深圳比清教徒社会虚伪的地方就在于:深圳明明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觉醒来,忽发奇想,又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这样奇特的事情,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才干得出来!光有“社会主义”,只能产生清教徒般严肃的生活。我们曾拥有过这种生活,在那里,“深圳游街”的女孩,本应都是良家妇女。光有“市场经济”,这些女孩可能从良家妇女而沦落风尘,因为她们中不少人,除了身体,没有“商品”可以出售。但是,“市场经济”只要她们“有偿”地供人玩乐,不会要她们“无偿”地供人羞辱。唯有“中国特色”,不仅要在晚上玩弄她们,还要在白天侮辱她们!深圳特区确实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特”:当特区的经济需要发展,特区的企业需要“公关”时,它需要这批女孩强作笑容。那时,她们就要被“买断”,被“包养”。但是,当特区的政治需要“形象工程”,需要“贞节牌坊”时,它又需要这批女孩以泪洗脸。这时,她们就要被展览,被羞辱。请问,全世界什么地方能找到这样价廉物美,一专多能,且逆来顺受的女孩?请问,中国的投资环境能不在世界名列前茅吗?
看着深圳游街照片上那位以手捂脸的女孩,我突发奇想。我想告诉那女孩,你以手捂脸,在我心目中你是无辜的受害者。但是,如果你敢于放下手来,象海丝特那样,傲视群伦,那你在我心目中便是传奇般的英雄。但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想法的幼稚和不现实。让我们看看中国报告文学作家胡传永在《打工妹的故事》里,对那些女孩处境的描写: “一个又一个的农家少女,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繁华的都市里打工挣钱。她们挣到的钱非常有限,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异常惨重: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贞洁被无情撕毁,尊严遭肆意蹂躏。世道的险恶、谋生的艰辛,无时无刻不摧残着这些本正处于花季年龄的群体。……她们出去得最早。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当农村需要减负时,当城市须要贱民时,她们便献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冲在另辟生路的最前边”。然而,在茫茫人海孤立无援的挣扎中,她们一旦堕落风尘,就再难找回自己原来的位置。因为,她们“如何再去面对一直匍匐在庄稼地里的乡下父母? 如何再嫁进充满温馨亦拴紧篱笆的农家小院? 如何回避掉村头树阴下那些鄙夷的目光? 又如何打发将来绕在膝下天真儿女们“妈妈做闺女时”的有关追问?” 看着深圳游街照片上那位以手捂脸的女孩,我意识到,她其实不是为了自己。她更多是为了那远在天边让她牵肠挂肚的父母兄妹,她更在乎的是那片她曾生活过并让她梦魂萦绕的故土故乡。她真正难以割舍,真正投鼠忌器的,是她那“原来的位置”。而这,或许是她如今唯一珍藏,唯一能留给自己的东西。谁说深圳警方愚蠢?谁说深圳警方低能?他们非常明白这层道理,所以他们要把这些女孩的原籍、住址、姓名,以及他们动用专业手段能够侦查到的一切蛛丝马迹,统统抖落出来。深圳警方,你们究竟要干什么?你们和这些女孩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何故下手如此狠毒?不仅要赶尽杀绝,还要旁及无辜,株连九族?
基于现实的抗议 记得在上海时,曾问一位警界朋友,他们是否打击“卖淫”?答:“坚决打击”。问:“如何打击”?答:“四星级以上宾馆不打,以下坚决打”。问:“为何”?朋友惊讶于我的无知,耐心开导:“当然是为了投资”。我闻言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确实,来华投资的富商巨贾,不会下榻于四星级以下宾馆。在他们怀抱里“卖淫”,属于“投资环境”。我这才明白,“发展就是硬道理”,原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举一反三,广泛适用。这样的普遍真理,大概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因为,“社会主义”,本来没有妓女。而“市场经济”,据说“普遍的自由导致惠及全人类的经济增长”。所以,“市场准入”应一视同仁,不能设置等级壁垒。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黑白通吃:官分三公九卿,妓有高低贵贱。不仅“刑不上大夫”,且“刑”不上二奶秘书、涉外娼妓。
上海和深圳,同在一个政党领导下,一部宪法管辖内。警界准则,应无二致。所以,深圳游街的女孩,一定不幸沦落于四星级以下宾馆。对她们,无论怎样欺负,怎样侮辱,都不会影响深圳的“投资环境”和“改革开放”。是的,这群女孩中,不会有人为“改革开放”做出过突出贡献。她们中很少有人做过攻“官”小姐、外商“秘书”;她们中很少有人一“脱”成名,跻身流行“超女”、当红艳星;她们中更没有人冲出亚洲,闯荡好莱坞,进军奥斯卡。但是,她们是她们这行中“沉默的大多数”。她们虽不光彩照人,被“党的喉舌”所追捧,但她们或许有她们不为人知,且遭媒体封杀的故事:她们中,或许有父兄惨死于一次又一次的矿难;她们中,或许有弟妹葬身于那场“让领导先走”的火灾。她们,和她们的亲人一样,处于社会底层,用她们的双手、青春、身体,甚至她们的生命,默默无闻地、被人鄙视地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承担着最低贱的劳作,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没有读过经济学,不知道深圳游街女孩们创造的价值,在中国GDP里所占的百分比。我只知道,她们中不会有人将资产转移海外,账户设至瑞士。所以,消费倾向,十分爱国。没有学过“三个代表”理论,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征途中,深圳游街女孩们的利益,该由哪位“代表”来代表。我只知道,在亚洲,在中国“和平崛起”前,日本曾非“和平崛起”。我只知道,在日本非“和平崛起”的大军中,有一批和深圳游街女孩年龄相仿的女孩。她们是日军的随军军妓,曾为日本的非“和平崛起”,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我只知道,日本那支横扫亚洲,在太平洋上不惜玉石俱焚的军队,虽然凶悍、残忍,甚至嗜杀,却从来没有侮辱过自己的军妓,自己的同胞。抛开政治分歧,暂忘历史恩怨,深圳警方,你们不妨两相对照,你们不妨扪心自问,在你们的队伍中,还有没有血性男儿?在你们的旗帜下,还有没有可以称为男人的男人?! 我手头还有一张照片,是中东恐怖分子执行斩首行动的照片。照片上,刽子手个个头戴面罩。他们为什么戴面罩?因为他们有自知之明,因为他们意识到危险,因为他们自己也恐惧。和斩首行动中的恐怖分子相比,深圳警方表现得如此无畏。我再次凝视着那张深圳游街的照片。这次,我看到了女孩们身后的警察,个个身穿制服,头顶国徽,脸无惧色,心无愧意。这次,我不仅惊讶于深圳警方的野蛮和下流,更震撼于他们的麻木和无知。如果深圳警方有恐怖分子百分之一的智慧和见识,他们就会将他们亲手发放的口罩,戴在自己脸上。因为,由他们扮演最高仲裁者的这些照片,总有一天会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等着” 深圳游街时,据说有围观者拍手称快,当地媒体也曾交口称赞。但是,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很快开始发言,他们通过媒体,尤其是通过自由的网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以压倒多数的声音谴责了深圳警方。这是一种较量,一种人性的较量;这是一场战役,一场思想的战役;这是一次搏斗,一次良知和愚昧,光明和黑暗的搏斗。这次交锋中的多数,代表了人心所向,也体现了中国近二十年来最深刻的进步。其中,最可贵的是上海律师姚建国,他公开上书全国人大,并引用威廉 · 皮特的名言:“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表达了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维护贫民尊严的信念。 姚建国的公开信,在我看来,可称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我控诉》。一个多世纪前,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冤案,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力排众议,振聋发聩,写下了轰动世界、名垂青史的《我控诉》(J’ accuse)。距“深圳游街”整整一百年前,即一九0六年,德雷福斯冤情大白,被法国最高法院宣布无罪。左拉的《我控诉》,利在当时,功在千秋,不仅洗刷了德雷福斯的冤情,而且净化了法兰西的思想,挽救了法兰西的荣誉。今天,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象姚建国律师那样,对中国点点滴滴的不公喊出“我控诉”!对具体而微的黑暗表示“我抗议”!那么,纵然身无万贯之财,手无尺寸之兵,我们也能为中国减少一分不平,添加一线光明。左拉的《我控诉》,洋洋万言,最后以三个字终结全篇,那三个字就是“我等着”。今天,我们也等着:等着深圳警方公开道歉的一天。等着被蹂躏被侮辱的受害者,获得尊严和赔偿的一天。
陈翰圣
(2006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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