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終歲末，中國大舞台上演了一出法制劇：在習近平法學博士領導下，一個叫許志永的法學博士，因涉嫌“擾亂公共秩序”，被北京人民法院判刑四年。

習博士和許博士，一位畢業於清華，一位畢業於北大。論教育水平，應該旗鼓相當。但如果撇開政治，從純學術角度看，那習博士比起許博士來，相形見絀。許博士生於內陸，長於貧寒，在擠進中國高等學府的狹窄道路上，涉嫌“走後門”的概率，幾乎等於零；許博士讀博期間，未曾兼職封疆大吏，既沒有賓客盈門，也沒有文牘滿案的紛繁，“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讀聖賢書”，具備成名成家的條件；許博士的博士論文，論述的是法學範疇之內的學問，沒寫過和法學風馬牛不相及的什麼“農村改革戰略”，所以選題專業，議論中肯。當然，這種比較，只限於眼下的情形。鑑於北大有為政治原因解聘教授的前科，形勢難以逆料。萬一北大與時俱進，決定吊銷許博士的博士文憑，那比武擂台上就只剩下習博士一個人，自然雄霸天下。

大概出身貧寒，許博士總是選擇站在弱勢群體一邊。胡溫當政時，他因孫志剛事件一舉成名。後來，又多次加入山西黑磚窯、三聚氰胺奶粉、教育平權等事件的調查和法律援助。他這次獲刑，黨的喉舌“環球時報”，特意發表社評表示喝彩。但大概為了持平起見，社評說許的目標並不錯，只是追求目標的手段過於激烈，冒犯了法律的底線。所以，獲刑四年，不是“是非的分辨”，而是“法律的釐清”。言下之意，中國的法律似乎並不具備道德基礎，一旦“釐清”，“是非”便模糊了。社評寫得洋洋灑灑，可惜欠通。例如，它警告許志永們，通過這次審判，他們應該“洞悉”，“他們已站在高風險的對立面上”。牢獄之災，大禍臨頭，死不悔改，可以叫“執迷不悟”；認罪服輸，可稱作“幡然悔改”。“洞悉”是洞察先機，明察秋毫的意思，這種本事，只有“文革”時號稱“紅太陽”的毛主席才有。用在倒霉到淪為階下之囚的許志永們身上，顯然不倫不類。至於什麼是“高風險的對立面”，“環球時報”的編輯們，大概自己也讀不懂。拿着政府的俸祿，喝着人民的血汗，寫出這等社評，如能“分辨是非”，這叫文理不通；如果要“釐清法律”，這就是涉嫌瀆職。

這次，人民法院好像不給黨的喉舌面子。判決書開宗明義就指責許志永是在“利用”群眾的訴求。既是“利用”，說明許志永另有罪惡目的。可見，判刑四年，不僅是“釐清法律”，更是要“分辨是非”，鎮壓邪惡，是不折不扣的誅心之論。人民法院和黨的喉舌，本是一家人。這次雙簧唱得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可見撒謊，也要有起碼的智商。不信，不妨為人民法院的智商立此存照，再舉個例子。法院判決書結尾，大概想寫得氣壯山河，竟不惜借用“普世價值”的語言，一本正經講道：“經查，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和“每個人都有吃飯的權利”一樣，是不言而喻的普遍原則。這種原則的存在，不受法官調查結果的影響。能把這種常識，“經查”後考證出來，並大言不慚地寫入法律文本，如果不是文理不通，那就是審案的人民法官，審案前不知道“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因此法盲到近乎白痴的程度。

說要“釐清法律”，其實談何容易。在中國，法律的邊界具有充分的政治彈性，可以因政治的需要而隨時隨地伸縮自如。譬如，鄧小平要“嚴打”，刑法便可“從重從快”。哪天鄧小平心情好了，刑法又可相應地“變輕變慢”。再如，許志永去教育部抗議幾聲，檢察官們立刻排成一列，煞有介事地到法院提起公訴。但一位教育部官員兼中學校長，在眾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被人謀殺於校園，至今歷時四十八年，苦主控告無門，中華人民共和國幾代檢察官不聞不問，好像全都變成了死人。又如，拿“擾亂公共秩序”罪來說，你千萬別以為不上街，不喊口號，老老實實待在家裡就沒事。足不出戶，但文章寫得招蜂引蝶，被人在網上轉上五百次，就有可能和許博士一樣，冒犯法律底線。同樣，“言論”和“行動”也難以“釐清”。例如，“煽動”究竟算“言論”還是“行動”？對幾個人講話算“煽動”？唱“紅歌”，唱到萬人體育場，不是“煽動”。對幾個朋友說要“維權”，卻可能變成“煽動”。那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寫下文字只供本人閱讀，總不算“煽動”，不犯法了吧？未必。我們的執政黨，就有拿着別人的日記問罪的可恥記錄。那再退一步，不寫日記，也即不講話、不寫字、只磕頭，總算良民了吧？仍然未必。因為我們祖宗有項發明，叫做“腹誹”，翻譯成我們執政黨的白話，就是“打着紅旗反紅旗”。最近頗出風頭的陳小魯、宋彬彬們，相信當年對這種罪行，都有過破案和審訊的經驗。所以，不講話不寫字，照樣可以問罪。這叫“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據說，現在在大街上高呼“打倒共產黨”，已經不能定罪。因為要執政黨下台，畢竟不觸犯刑律。那麼，共產黨憑什麼抓人呢？就憑涉嫌“擾亂公共秩序”。知道不能因為別人對自己心懷不滿，就把人家給綁起來“做”掉，知道這種做法不合規矩，不上台盤，講不出口，這是一種巨大的進步，類似“知恥近乎勇”。比起“紅二代”的父輩們，動不動“肅反鎮反”、“焚書坑儒”、“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來，這種知恥之心，是在人類文明的階梯上，艱難地攀登了一步。但是，這個日漸成為執政黨新寵的“擾亂公共秩序”罪，也不像黨的喉舌講的那樣容易“釐清”。比如，前幾天那位和許志永一樣有着法學博士頭銜的習近平博士，不知為什麼心血來潮，跑到北京的慶豐包子鋪吃了頓包子。結果引起人群騷動，圍觀的圍觀，拍照的拍照，不知這是否冒犯法律底線，算不算涉嫌“擾亂公共秩序”？

許志永的同案犯中，有位叫侯欣的女性，身體羸弱，在押期間，兩次病危。面對牢獄之災，在庭審的最後陳述中，她說她和所有人一樣，感到恐懼。鑑於自己的身體狀況，一旦獲刑，恐無生還之日。但是，她說，她更恐懼違背自己的良心，在生不如死和死亡之間，她毅然選擇後者。用她多次講過的話說，那就是“為民主做炮灰，乃我三生有幸”！侯欣的朋友肖國珍說，侯欣的話“能點燃南極的冰”。在金錢至上的氛圍中，我不知道國人今天的情感是否都在冰點以下，但侯欣的話確實打動了我。我未見得同意她的每一句話和每一個行動，但這不妨礙我對她的尊敬。她孤身一人面對法庭慷慨陳辭的形象，使我想起了那位鑑湖女俠秋瑾，想到了她“漫雲女子不英雄”的詩，想到了她“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的詞，更想到了她寫在供狀上那句與其說是絕筆，不如說是對大清皇朝末日進行宣判的名言：“秋風秋雨愁煞人”！北京人民法院對許志永、侯欣的審判，究竟是誰審判誰？

陳翰聖

（2014年2月3日）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14年3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