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中国人评论美国，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物随意转，境由心生，褒贬邻里，却揭了自己的家底；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结果只是提供了面镜子，照出自己的尊容，是件挺滑稽的事。 八年前，那位如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歧山先生访问美国。他好像不知道世界上有种叫“政治正确”的东西，信口开河地把奥巴马，希拉里和麦凯恩之间的总统之争，称为“一场黑人，女人和老人的战争”。就像赵本山到纽约演出，拿出看家本领肆意嘲弄残疾人，自以为幽默一样。八年后，“黑人”辞官归故里，“女人”星夜赶考场。只是，这次“女人”另有谥号，被称为“骗子”，开打一场“骗子和疯子的战争”。 “战争”结束，“疯子”胜利。“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们，一股脑地跑到“疯子”一边。这次，众星拱月般首先捧起的是“疯子”的女儿伊万卡，如何漂亮，如何聪明，如何时尚，如何能干……，几乎把不久前用在无产阶级国母彭丽媛身上的一套溢美之词，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位房地产大亨的千金小姐身上。更有甚者，有人意犹未尽，发掘出了“千金”家的先生，也即“疯子”的女婿，又是一顿狂夸，如何帅气，如何聪明，如何时尚，如何能干……。夸的虽是洋人，展现的却是巍巍中华“成则为王败则寇”，“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满门抄斩”的民族精神。 特朗普胜利，给中国人民送来了一个新词：政治正确。就像当年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特朗普为什么胜利？据说因为他政治不那么正确，或者说他瞒嘴跑火车，敢于藐视“政治正确”。于是，“激扬文字”的笔端下，也开始流露出对“政治正确”的不屑。一时间，甚嚣尘上，“政治正确”好像成了贬义词，成了活该痛打的落水狗。虽然对“政治正确”究为何物，“激扬文字”们，似乎并不比王岐山先生更为了然。 什么是“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就是：当奥巴马和希拉里辩论时，那是因为他们政见不同，不是他们性别或种族不同。他们辩的是理念，争的是治国之道，不是在打一场“黑人和女人”的战争。“政治正确”在美国非常敏感，往前多跨一步，犯的不是错误，而是罪行，即仇恨犯罪(hate crime)，遇到是可以报警的。很多中国司空见惯的现象，不要说以前的屠杀黑五类，消灭阶级敌人，就是现如今普遍存在的招聘用人规定性别年龄，路上吵架辱骂对手“外地人乡巴佬”，以及其它一切漠视“人人生而平等”，不尊重个体人权的言行，都不符合美国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当然有其缺陷，有其盲点，也有被滥用的时候。但就总体而言，它是美国人民历经几代奋斗，通过反复政治博弈达成的共识，它在美国有强大的民意基础，不能随便轻薄。八年前，当王歧山嘴里的“黑人”奥巴马脱颖而出，成为第一位非裔美国总统时，全美国欣然接受，波澜不惊。而今天，当嘴里不时藐视一下“政治正确”的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整个美国炸开了锅，游行示威此起彼伏，这不恰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政治正确”的强大实力吗？ “政治正确”过于强大，让特朗普上台摸摸老虎屁股，并非坏事。历史不是在试错里发展，民主不是在妥协中诞生吗？特朗普当选的出乎意料，可能就和“政治正确”的过于强大有关。当代政治学的骄傲之一，是能准确预测总统选举。这种预测自1948年杜鲁门竞选总统后，历经68年从未失误，而这次却在特朗普身上错得如此离奇。是什么使各大新闻和民调机构威信扫地，导致了需要改写政治学教科书的失误？“激扬文字”们的答案，不是惯用的“阴谋论”，就是自媒体的兴起，传统媒体的衰落等等，这些回答全都文不对题。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存在任何“阴谋”或技术上的失误。其实，这次民调的失误可能和一种称为“布雷德利效应”(Bradley Effect) 的现象有关。布雷德利是洛杉矶的一名非裔市长，在1982年的加州州长竞选中，民调曾一路领先，但最终却竞选败北。人们后来发现，布雷德利所以民调领先，是因为受访者在“政治正确”的意识支配下，羞于坦承自己将支持布雷德利的白人对手，从而误导了民调。特朗普这次会不会因为藐视“政治正确”，使他的部分支持者在民调中羞于启齿？如果真是这样，“政治正确”不是太强大点吗？真理多跨一步，就是谬误。 特朗普上台，会对美国乃至世界产生什么影响，造成多大变化，是不少“激扬文字”关注的焦点。“激扬文字”之所以“激扬”，是因为他们总要惊天动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心里装的不是翻天覆地，就是改朝换代。正像美国人心里总有一道抹不去的“政治正确”，中国人心里也总装着忘却不了的集体记忆。在那里，不是毛主席的“文化革命”把邓小平的儿子害成永久残废，就是邓小平复出把毛主席的老婆搞成终身监禁。风云突变，口蜜腹剑，腥风血雨，在丛林里待久了，就容易相信丛林法则是全世界的常态。特朗普会带来多大变化，现在回答为时尚早。但“激扬文字”笔下那种激动人心，天翻地覆，那种“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变化，在具有稳定民主制度的美国，多半不会发生。 特朗普能不能成为另一个里根？就具体政策而言，尤其在与奥巴马反其道而行之的领域里，譬如减税，削减福利，对外作风强硬等方面，特朗普非常可能成为另一个里根。但就大的历史背景而言，特朗普未必能成为另一个里根。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以能领一代风骚，是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一股世界范围的巨大思潮在涌动，他们扮演的角色，是那股方兴未艾的“新保守主义”思潮“骑在马上”的代言人。特朗普背后有什么？有的最多是“利益”。特朗普是商人，认的是真金白银。他有点像一位从古代穿越而来的重商主义者，他又有点像邓小平那样的现实主义者。看问题看得近，但看得很清楚。你想叫他吃眼前亏，门都没有。几个月前，当选战正酣之际，流传过一句米歇尔·奥巴马发明，希拉里·克林顿一再重复的名言：“当他们变得下流时，我们变得高尚”（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特朗普心里或许想，在一个充满“下流”的世界上，“高尚”顶个屁用？但是，“下流”最多只能是手段，“高尚”却和“政治正确”一样，你用不用它，它都在那里。当今世界，不会回到重商主义时代。全球化的浪潮，像高新技术，也像“政治正确”，可能潮起潮落，可以时隐时现，但不管你愿不愿意，它都在那里。所以，特朗普和奥巴马一样，只是一个钟摆。特朗普和奥巴马，或许代表了那个左右摇摆的钟摆的两个极端，但他们同样离不开的，却是那个始终在那里的轴心。
陈翰圣
（2016年12月4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3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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