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鄧小平逝世已八年有餘，雖然由他隔代遴選的接班人已全面掌權，但今天的中國，仍生活在鄧小平時代。就身後政策的延續性而言，鄧小平和毛澤東的命運相去甚遠。毛澤東一代天驕，但人亡政息。屍骨未寒，未盡宏願、繼續革命，統統煙消雲散，化作泡影。相反，鄧小平斯人雖逝，但只要踏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他的政策就如影隨形，無所不在。毛澤東去世至今，中國民間曾幾度掀起“毛澤東熱”。鄧小平辭世八年，從未聽說中國民間有“鄧小平熱”。這不是鄧小平的失敗。恰恰相反，這是中國仍處於鄧小平時代的鐵證。因為，人心只懷念已失去的時代，不會懷念正生活於其中的時代。

既然我們生活在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時代，那麼思考鄧小平作為政治家可能具有的局限性，就成為時代理所當然的命題。這本是平凡的命題。正像經典的邏輯三段論表述的那樣：“凡人都會死，蘇格拉底是人，所以蘇格拉底會死”。同理，凡人都有局限性，鄧小平是人，所以鄧小平有局限性。但是，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這種討論是政治禁忌。鄧小平未退休前，王若望說擁護鄧小平退休，結果變成“王若望太猖狂”。雖然鄧小平曾經多次表示，退休是自己的願望；雖然鄧小平後來確實退休；雖然鄧小平的退休，未被例入國家機密。這種看似荒唐的矛盾，其實反映的既不是邏輯混亂，也不是鄧小平的個人缺陷，而是鄧小平本身也無可奈何的政治現實，一種政治上尷尬的兩難境地。所以，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在鄧小平的時代，在討論鄧小平的局限性最有意義的時間地點裡，這種討論卻無法進行。於是，中國政治現實的尷尬，便派生出中國政治智慧的尷尬。

在海外，在“莫非皇土”以外的土地上，當然有討論鄧小平局限性的自由。可惜，自由並不排除壟斷。於是，在崇尚民主的土地上，在不能見容於“皇土”的人群中，自由便被一種聲音壟斷：鄧小平的局限性，是沒有進行政治改革。所謂“政治改革”，當然就是西方民主；所謂沒有“政治改革”，自然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是否真的討厭西方民主？如果鄧小平是正統的、書生式的、原教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應該討厭。可惜鄧小平不是。鄧小平是在實踐中歷盡坎坷千錘百鍊的政治家。作為政治家，鄧小平最大的優點和資本，是有在實踐中煉就的極其敏銳的政治直覺。這種直覺沒有高深的理論基礎，沒有意識形態的好惡，但是非常實用，而且往往無比正確。鄧小平的直覺告訴他，西方民主在當時中國的環境中，無異於另一種形式的“繼續革命”。它們除了華麗的詞藻和煽情的魅力外，別無它用。對他決心要捉的“老鼠”，對他要達成的目標，兩者同樣的好高騖遠，同樣的不切實際。所以，無論是對毛澤東的“繼續革命”，還是對西方民主，鄧小平都無所謂好惡，只是根本不在他政策選擇的考慮範疇之內。用他繼任者喜歡的英語來說，就是“irrelevant”。

鄧小平是否真的喜歡“四項基本原則”？如果鄧小平是正統的、書生式的、原教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應該喜歡。但如果這樣的話，“四項基本原則”在中國也許堅持不到今天。其實，所謂“四項基本原則”，究竟是四項，還是六項或八項，對鄧小平都無關重要。湊成“四項”，是秘書的工作。鄧小平考慮的，是提出“四項基本原則”要達到的目的。鄧小平後來闡述了自己的“四項基本原則”觀。他說：“四項基本原則中，最重要的是黨的領導”。這句話至關重要，它是鄧小平統治思想最精闢的闡述。將其它“三項”本來平起平坐的“原則”，一舉貶到不再“基本”，因而也就不再“原則”的次重要地位，中華大地，誰有如此手筆？誰說鄧小平沒有政治改革？

四項基本原則中，“馬列主義”是思想；“無產階級專政”是手段；“社會主義道路”既是經濟形式，也是生活方式；而“黨的領導”則直接了當，是指由誰來統治。四項基本原則若讓林彪、王震等武將決定哪項重要，他們大概選“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半生浴血奮戰、出生入死，容易相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如讓陳雲、宋平等文官來選，他們選“社會主義道路”。這一方面因為他們信奉計劃經濟，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們本身廉潔奉公。在富裕但腐化的資本主義和貧窮卻清廉的社會主義間，他們會義無反顧地選擇後者。但如果毛澤東復活，他卻一定會在四項原則中選擇“馬列主義”。毛澤東在“文革”時曾對斯諾講，“文革”封他的“四個偉大”，他只想保留“導師”一項。不要以為這是信口開河，不是。這是深思熟慮後的自我評價。也不要以為這是自謙，更不是。這是無比的自信。什麼“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統統身外之物。唯有“偉大的導師”，才具自身價值。前面三個“偉大”加起來，不過一個王位。後面那個“偉大”卻能創造王位。毛澤東的自信在於：三個“偉大”即使拱手相讓，只要毛澤東在，照樣囊中探物失而復得。所以“文革”中遇到挑戰，他動不動揚言：“讓出北京，重上井岡”。毛澤東是那種相信精神原子彈，並能創造精神原子彈的人。他是那種有了槓桿和支點，便能創造人間奇蹟、便能無中生有的人。這種本事鄧小平沒有。鄧小平的本事必須建立在“有”的基礎上。毛澤東無論作為個人還是作為政治家，都喜歡混亂，喜歡無序。越是無序，毛澤東的本事越大。鄧小平恰恰相反，無論作為個人還是作為政治家，他都喜歡規則，喜歡有序。鄧小平的本事必須建立在“有序”的基礎上，所以他決不能放棄“黨的領導”。

所謂“黨的領導”，其實就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有政府”狀態，就是在鄧小平領導下，政府能實行有效統治的狀態。將“黨的領導”凌駕於其他三項原則之上，鄧小平實際是在理論上完成了從傳統共產黨社會（極權），向普通專制社會（專制）的轉變。這種轉變在實踐上的完成，有待於八十年代末的那場“風波”。而這種轉變在全社會的公演，則是那場以“南巡”為序幕、最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淘金大潮。所以，“四項基本原則”只是表面文章，鄧小平的目的是“穩定壓倒一切”；而“穩定壓倒一切”的目的，則是今天神州大地隨處可見、令人喜憂參半的“發展就是硬道理”。“四項基本原則” 其實非常可憐，貌似兇狠，令人討厭。但實際充當的，是傀儡甚至玩偶的角色。歷史上的“神聖羅馬帝國”，曾被人譏為既不“神聖”、也不在“羅馬”、更不是“帝國”。以次類比，那麼“四項基本原則”，就是既無所謂“四項”、也不一定“基本”、更不是“原則”。

雖然“四項基本原則”是假的，鄧小平的政治直覺卻是真的。海外輿論評價鄧小平，總是毀譽參半。認為他經濟上“改革開放”，值得稱道。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頑固保守，令人惋惜。這種政治輿論上的“大眾消費產品”，完全本末倒置，似是而非。鄧小平真正的政治智慧，其實並不在“改革開放”，而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提出“改革開放”並不難，中國沒有鄧小平，照樣“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國家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誰不“改革開放”？要不“改革開放”反到難了。全世界不“改革開放”的，只有北朝鮮和古巴。除這兩家外，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都是一夜變天，用“革命”手段來完成“改革開放”。能用“漸進”手段“改革開放”的，全世界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鄧氏中國。僅此一家，別無分店。

其實，鄧小平知道“改革開放”不可能局限於經濟領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從來沒有局限於經濟領域。那種說鄧小平沒有“政治改革”的人，是睜着眼睛說瞎話。難道把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革命黨，改變成“資本家可以入黨”的全民黨，還沒有進行“政治改革”？難道將一個曾經以“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為己任的革命輸出國，改變成一個以價廉物美聞名、以充當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加工廠”為榮的商品出口國，還不算“政治改革”？難道將一個曾經人人“鬥私批修”、個個“獻身革命”、“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的清教徒式的半軍事化社會，改造成今天“長城內外燈紅酒綠，大江南北鶯飛蝶舞”，人人聞“錢”起舞、個個利慾薰心、濃妝艷抹、繁榮“娼”盛的市民社會，也不算“政治改革”？這不僅是“政治改革”，而且是世界政治史上重彩濃墨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不等於民主化。那種將政治改革等同於民主化的觀點，不是無知，便是偏見。

為什麼說鄧小平的政治智慧，恰恰表現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上？因為鄧小平處變不驚，不人云亦云。不管“國內小氣候，國際大氣候”，在眾說紛紜中獨立思考，在世界風潮前不為所動。通過“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在重重迷霧裡，在萬千頭緒中，抓住了高速變動中的社會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政治商品：秩序。鄧小平知道沒有政治秩序，“改革開放”無法進行，“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目標無法達到。秩序是比民主更基本的政治元素，秩序先於民主。世界上可以存在沒有民主的秩序，但不可能存在沒有秩序的民主。離開民主，照樣可以有文明；離開秩序，卻不可能有文明。民主是秩序的結果，民主本身只是一種形式的政治秩序。

“改革開放”需要改變現狀，“秩序”卻最好維持現狀。兩種相反要求的合力，便產生了折衷、妥協和漸進；避免了極端、激進和劇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折衷、妥協和漸進”恰恰是民主的重要特點，而“極端、激進和劇變”卻是革命的天然盟友。鄧小平關於“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兩手同時抓的改革思想，無論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還是“兩手都要硬”來表述，似乎都欠貼切，都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改革開放”其實只需用“改革”兩字便可概括。因為，“開放”也是一種改革，“開放”已包括在“改革”的含義之中。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實質，就是維持秩序，反對革命。所以，鄧小平的改革思路，其實可以用八個字概括：那就是“堅持改革，反對革命”。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知道“堅持改革”的人不少，而懂得“反對革命”的人卻不多。所以說，鄧小平的政治智慧，恰恰在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那麼，究竟什麼是鄧小平的局限性？這是一個比什麼不是鄧小平的局限性更廣泛，又更見仁見智的問題。張三可以說“鄧小平不懂經濟”，李四可以說“鄧小平不懂教育”。這些可能都對，但都沒有抓住要害。鄧小平可能真的不懂教育，但這不是他作為政治家的局限性。鄧小平可能真的不懂經濟，但他自己就說：“我不懂經濟，懂經濟的是朱鎔基”。所以，這至少不妨礙他的清醒。政治家最可怕，且對他的政策能真正產生影響的局限性，非常可能是那種被眾人所稱道，且又不被他本人所察覺的缺點。

據說周恩來曾問旁人，他和鄧小平在工作方法上有何差別。然後又自問自答地說：自己“舉輕若重”，小平“舉重若輕”。周恩來不無羨慕地說，自己做不到“舉重若輕”。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也曾不無得意地說：自己的工作方法，就是儘量少工作，一天只工作幾小時等等。言外之意，自己“舉重”確實“若輕”。周恩來“舉重若輕”的評價，歷來被人視作是鄧小平的優點，甚至被看作是鄧小平勝周恩來一籌的地方。但是，為什麼鄧小平能“舉重若輕”，而周恩來卻偏偏要“舉輕若重”呢？難道周恩來是傻瓜？也許有人說，這只是兩種不同的才能，不該相提並論。周恩來不是帥才，但長於具體事務，所以必須“舉輕若重”。鄧小平是帥才，統攬全局，所以可以“舉重若輕”。那麼，毛澤東是帥才嗎？為何不曾聽說過毛澤東“舉重若輕”？

要做到“舉重若輕”，一個人目光不能太遠，思考不能太細。毛澤東志向太高，目光太遠；周恩來考慮太全，辦事太細。所以他們都不能“舉重若輕”。要“舉重若輕”，讀書最好要少。讀書一多，古今中外，海闊天空，就會落入思想家的窠臼。世上只有“舉重若輕”的實幹家，沒有“舉重若輕”的思想家。鄧小平不是思想家，所以才能“舉重若輕”。要“舉重若輕”，方法一定要簡單。唯有簡單，才能通俗易懂，才會發明“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要“舉重若輕”，思維最好單向。唯有單向，才能意志堅定，提高效率。就像交通規則，單向行駛，就能提高車速。千軍萬馬，朝同一方向奔騰，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才能“穩定壓倒一切”。要“舉重若輕”，最好沒有主義和理想。主義過於沉重，理想失之遙遠。有了它們，便會產生原則、教義、信仰、情操。這些東西，往往不是“好貓”。不利輕裝上陣，難以立竿見影、一本萬利。

如果舉辦中國政治選美，要選一句對當今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鄧小平語錄。那麼，“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應該高票當選。作為國策，這句話何等“舉重若輕”？上無前提，下無註解；橫空出世，一統天下。這“輕輕”九個字，讓億萬人民趨之若鶩，整個中國倒海翻江。從此以後，有人玉宇瓊樓，有人流落街坊；有人公款嫖娼，有人失業下崗；有人日日笙歌，有人夜夜愁腸；有人夢斷神州，有人亡命天涯。有了它，赤貧與繁華同在，文明和墮落共存。有了它，這邊兒童失學，那邊教育腐化；這邊紙醉金迷，那邊賣笑生涯。以至於當年的手下敗將，如今苟存一隅的在野黨，居然敢橫跨海峽，在北京對主人耳提面命：“台灣的經驗不是富裕，而是均富”。三十三年前，尼克松以世界超強之尊，訪問當時一窮二白的中國，在那“改變世界的一周”里，恐怕連夢中都不曾有過如此威風。可見，有時候，“舉重”未必“若輕”，“發展”並非“硬道理”。

“舉重若輕”不是純粹的缺點。相反，它首先是巨大的優點。沒有“舉重若輕”，“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鄧小平就無法在“積重難返”時撥亂反正，無法在千頭萬緒里快刀斬亂麻。可以說，沒有鄧小平的“舉重若輕”，中國的發展不會有今天的速度。但是，“舉重若輕”又是包含在優點裡的缺點，而這恰恰是它的可怕之處。世界上最可怕的缺點，真正能造成歷史性錯誤的缺點，往往就是包含在優點中的缺點。這種缺點不僅難被覺察，而且難被糾正，因為糾正它的代價太大。

所以，鄧小平作為政治家的局限性，不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改革開放”中堅持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恰恰是鄧小平的過人之處。鄧小平的局限性，也不是沒有進行政治改革。鄧小平其實早已將中國的政治改得面目全非：改得懷舊者不堪回首，改得中華大地幾度“毛熱”。鄧小平真正的局限性，其實存在於他的思想方法裡，存在於他的知識結構中。而這種局限性，遠比一個具體的錯誤隱蔽和影響深遠。

鄧小平的這種局限性，可能受到他革命生涯的影響。十多年前，在那段世紀相交的歲月里，在那片浮躁不安的土地上，鄧小平真心地渴望將一個在二十世紀飽受憂患的，貧窮、動盪、革命的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改變成富裕、和平、不再需要革命的正常的中國。為了這種渴望，為了實現從革命到非革命的轉變，鄧小平竭盡所能，無所不用其極。有時甚至不得不用老革命的鐵腕，來反對另一次新的革命。有人曾經希望，鄧小平的時代是一個由專制者來結束專制的時代。現在看來，這是不切實際的一廂情願。但是，鄧小平的時代，卻非常可能是一個由革命者來結束革命的時代。中國當代歷史，由革命向非革命的轉變，由貧窮、動盪、暴力、改朝換代向建設、發展、平穩和常態的轉變，最終要由一位飽經革命風霜的老人來推動，中國最終的“反革命”卻要由一位老革命來執行，這就不能不使這種轉變多少帶上革命的缺陷、特點和習氣。這似乎是一種不可違拗的宿命，一種歷史的無奈。

陳翰聖

(2005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