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邓小平逝世已八年有余，虽然由他隔代遴选的接班人已全面掌权，但今天的中国，仍生活在邓小平时代。就身后政策的延续性而言，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命运相去甚远。毛泽东一代天骄，但人亡政息。尸骨未寒，未尽宏愿、继续革命，统统烟消云散，化作泡影。相反，邓小平斯人虽逝，但只要踏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的政策就如影随形，无所不在。毛泽东去世至今，中国民间曾几度掀起“毛泽东热”。邓小平辞世八年，从未听说中国民间有“邓小平热”。这不是邓小平的失败。恰恰相反，这是中国仍处于邓小平时代的铁证。因为，人心只怀念已失去的时代，不会怀念正生活于其中的时代。

既然我们生活在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时代，那么思考邓小平作为政治家可能具有的局限性，就成为时代理所当然的命题。这本是平凡的命题。正像经典的逻辑三段论表述的那样：“凡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同理，凡人都有局限性，邓小平是人，所以邓小平有局限性。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这种讨论是政治禁忌。邓小平未退休前，王若望说拥护邓小平退休，结果变成“王若望太猖狂”。虽然邓小平曾经多次表示，退休是自己的愿望；虽然邓小平后来确实退休；虽然邓小平的退休，未被例入国家机密。这种看似荒唐的矛盾，其实反映的既不是逻辑混乱，也不是邓小平的个人缺陷，而是邓小平本身也无可奈何的政治现实，一种政治上尴尬的两难境地。所以，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在邓小平的时代，在讨论邓小平的局限性最有意义的时间地点里，这种讨论却无法进行。于是，中国政治现实的尴尬，便派生出中国政治智慧的尴尬。

在海外，在“莫非皇土”以外的土地上，当然有讨论邓小平局限性的自由。可惜，自由并不排除垄断。于是，在崇尚民主的土地上，在不能见容于“皇土”的人群中，自由便被一种声音垄断：邓小平的局限性，是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所谓“政治改革”，当然就是西方民主；所谓没有“政治改革”，自然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是否真的讨厌西方民主？如果邓小平是正统的、书生式的、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应该讨厌。可惜邓小平不是。邓小平是在实践中历尽坎坷千锤百炼的政治家。作为政治家，邓小平最大的优点和资本，是有在实践中炼就的极其敏锐的政治直觉。这种直觉没有高深的理论基础，没有意识形态的好恶，但是非常实用，而且往往无比正确。邓小平的直觉告诉他，西方民主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中，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继续革命”。它们除了华丽的词藻和煽情的魅力外，别无它用。对他决心要捉的“老鼠”，对他要达成的目标，两者同样的好高骛远，同样的不切实际。所以，无论是对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还是对西方民主，邓小平都无所谓好恶，只是根本不在他政策选择的考虑范畴之内。用他继任者喜欢的英语来说，就是“irrelevant”。

邓小平是否真的喜欢“四项基本原则”？如果邓小平是正统的、书生式的、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应该喜欢。但如果这样的话，“四项基本原则”在中国也许坚持不到今天。其实，所谓“四项基本原则”，究竟是四项，还是六项或八项，对邓小平都无关重要。凑成“四项”，是秘书的工作。邓小平考虑的，是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要达到的目的。邓小平后来阐述了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观。他说：“四项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这句话至关重要，它是邓小平统治思想最精辟的阐述。将其它“三项”本来平起平坐的“原则”，一举贬到不再“基本”，因而也就不再“原则”的次重要地位，中华大地，谁有如此手笔？谁说邓小平没有政治改革？

四项基本原则中，“马列主义”是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是手段；“社会主义道路”既是经济形式，也是生活方式；而“党的领导”则直接了当，是指由谁来统治。四项基本原则若让林彪、王震等武将决定哪项重要，他们大概选“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半生浴血奋战、出生入死，容易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让陈云、宋平等文官来选，他们选“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方面因为他们信奉计划经济，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本身廉洁奉公。在富裕但腐化的资本主义和贫穷却清廉的社会主义间，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但如果毛泽东复活，他却一定会在四项原则中选择“马列主义”。毛泽东在“文革”时曾对斯诺讲，“文革”封他的“四个伟大”，他只想保留“导师”一项。不要以为这是信口开河，不是。这是深思熟虑后的自我评价。也不要以为这是自谦，更不是。这是无比的自信。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身外之物。唯有“伟大的导师”，才具自身价值。前面三个“伟大”加起来，不过一个王位。后面那个“伟大”却能创造王位。毛泽东的自信在于：三个“伟大”即使拱手相让，只要毛泽东在，照样囊中探物失而复得。所以“文革”中遇到挑战，他动不动扬言：“让出北京，重上井冈”。毛泽东是那种相信精神原子弹，并能创造精神原子弹的人。他是那种有了杠杆和支点，便能创造人间奇迹、便能无中生有的人。这种本事邓小平没有。邓小平的本事必须建立在“有”的基础上。毛泽东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政治家，都喜欢混乱，喜欢无序。越是无序，毛泽东的本事越大。邓小平恰恰相反，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政治家，他都喜欢规则，喜欢有序。邓小平的本事必须建立在“有序”的基础上，所以他决不能放弃“党的领导”。

所谓“党的领导”，其实就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有政府”状态，就是在邓小平领导下，政府能实行有效统治的状态。将“党的领导”凌驾于其他三项原则之上，邓小平实际是在理论上完成了从传统共产党社会（极权），向普通专制社会（专制）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实践上的完成，有待于八十年代末的那场“风波”。而这种转变在全社会的公演，则是那场以“南巡”为序幕、最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淘金大潮。所以，“四项基本原则”只是表面文章，邓小平的目的是“稳定压倒一切”；而“稳定压倒一切”的目的，则是今天神州大地随处可见、令人喜忧参半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四项基本原则” 其实非常可怜，貌似凶狠，令人讨厌。但实际充当的，是傀儡甚至玩偶的角色。历史上的“神圣罗马帝国”，曾被人讥为既不“神圣”、也不在“罗马”、更不是“帝国”。以次类比，那么“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既无所谓“四项”、也不一定“基本”、更不是“原则”。

虽然“四项基本原则”是假的，邓小平的政治直觉却是真的。海外舆论评价邓小平，总是毁誉参半。认为他经济上“改革开放”，值得称道。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顽固保守，令人惋惜。这种政治舆论上的“大众消费产品”，完全本末倒置，似是而非。邓小平真正的政治智慧，其实并不在“改革开放”，而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改革开放”并不难，中国没有邓小平，照样“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国家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谁不“改革开放”？要不“改革开放”反到难了。全世界不“改革开放”的，只有北朝鲜和古巴。除这两家外，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夜变天，用“革命”手段来完成“改革开放”。能用“渐进”手段“改革开放”的，全世界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邓氏中国。仅此一家，别无分店。

其实，邓小平知道“改革开放”不可能局限于经济领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从来没有局限于经济领域。那种说邓小平没有“政治改革”的人，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难道把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党，改变成“资本家可以入党”的全民党，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难道将一个曾经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为己任的革命输出国，改变成一个以价廉物美闻名、以充当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加工厂”为荣的商品出口国，还不算“政治改革”？难道将一个曾经人人“斗私批修”、个个“献身革命”、“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清教徒式的半军事化社会，改造成今天“长城内外灯红酒绿，大江南北莺飞蝶舞”，人人闻“钱”起舞、个个利欲熏心、浓妆艳抹、繁荣“娼”盛的市民社会，也不算“政治改革”？这不仅是“政治改革”，而且是世界政治史上重彩浓墨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不等于民主化。那种将政治改革等同于民主化的观点，不是无知，便是偏见。

为什么说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恰恰表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因为邓小平处变不惊，不人云亦云。不管“国内小气候，国际大气候”，在众说纷纭中独立思考，在世界风潮前不为所动。通过“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在重重迷雾里，在万千头绪中，抓住了高速变动中的社会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政治商品：秩序。邓小平知道没有政治秩序，“改革开放”无法进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目标无法达到。秩序是比民主更基本的政治元素，秩序先于民主。世界上可以存在没有民主的秩序，但不可能存在没有秩序的民主。离开民主，照样可以有文明；离开秩序，却不可能有文明。民主是秩序的结果，民主本身只是一种形式的政治秩序。

“改革开放”需要改变现状，“秩序”却最好维持现状。两种相反要求的合力，便产生了折衷、妥协和渐进；避免了极端、激进和剧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折衷、妥协和渐进”恰恰是民主的重要特点，而“极端、激进和剧变”却是革命的天然盟友。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同时抓的改革思想，无论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是“两手都要硬”来表述，似乎都欠贴切，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改革开放”其实只需用“改革”两字便可概括。因为，“开放”也是一种改革，“开放”已包括在“改革”的含义之中。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实质，就是维持秩序，反对革命。所以，邓小平的改革思路，其实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那就是“坚持改革，反对革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知道“坚持改革”的人不少，而懂得“反对革命”的人却不多。所以说，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恰恰在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那么，究竟什么是邓小平的局限性？这是一个比什么不是邓小平的局限性更广泛，又更见仁见智的问题。张三可以说“邓小平不懂经济”，李四可以说“邓小平不懂教育”。这些可能都对，但都没有抓住要害。邓小平可能真的不懂教育，但这不是他作为政治家的局限性。邓小平可能真的不懂经济，但他自己就说：“我不懂经济，懂经济的是朱镕基”。所以，这至少不妨碍他的清醒。政治家最可怕，且对他的政策能真正产生影响的局限性，非常可能是那种被众人所称道，且又不被他本人所察觉的缺点。

据说周恩来曾问旁人，他和邓小平在工作方法上有何差别。然后又自问自答地说：自己“举轻若重”，小平“举重若轻”。周恩来不无羡慕地说，自己做不到“举重若轻”。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曾不无得意地说：自己的工作方法，就是尽量少工作，一天只工作几小时等等。言外之意，自己“举重”确实“若轻”。周恩来“举重若轻”的评价，历来被人视作是邓小平的优点，甚至被看作是邓小平胜周恩来一筹的地方。但是，为什么邓小平能“举重若轻”，而周恩来却偏偏要“举轻若重”呢？难道周恩来是傻瓜？也许有人说，这只是两种不同的才能，不该相提并论。周恩来不是帅才，但长于具体事务，所以必须“举轻若重”。邓小平是帅才，统揽全局，所以可以“举重若轻”。那么，毛泽东是帅才吗？为何不曾听说过毛泽东“举重若轻”？

要做到“举重若轻”，一个人目光不能太远，思考不能太细。毛泽东志向太高，目光太远；周恩来考虑太全，办事太细。所以他们都不能“举重若轻”。要“举重若轻”，读书最好要少。读书一多，古今中外，海阔天空，就会落入思想家的窠臼。世上只有“举重若轻”的实干家，没有“举重若轻”的思想家。邓小平不是思想家，所以才能“举重若轻”。要“举重若轻”，方法一定要简单。唯有简单，才能通俗易懂，才会发明“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要“举重若轻”，思维最好单向。唯有单向，才能意志坚定，提高效率。就像交通规则，单向行驶，就能提高车速。千军万马，朝同一方向奔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才能“稳定压倒一切”。要“举重若轻”，最好没有主义和理想。主义过于沉重，理想失之遥远。有了它们，便会产生原则、教义、信仰、情操。这些东西，往往不是“好猫”。不利轻装上阵，难以立竿见影、一本万利。

如果举办中国政治选美，要选一句对当今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邓小平语录。那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应该高票当选。作为国策，这句话何等“举重若轻”？上无前提，下无注解；横空出世，一统天下。这“轻轻”九个字，让亿万人民趋之若鹜，整个中国倒海翻江。从此以后，有人玉宇琼楼，有人流落街坊；有人公款嫖娼，有人失业下岗；有人日日笙歌，有人夜夜愁肠；有人梦断神州，有人亡命天涯。有了它，赤贫与繁华同在，文明和堕落共存。有了它，这边儿童失学，那边教育腐化；这边纸醉金迷，那边卖笑生涯。以至于当年的手下败将，如今苟存一隅的在野党，居然敢横跨海峡，在北京对主人耳提面命：“台湾的经验不是富裕，而是均富”。三十三年前，尼克松以世界超强之尊，访问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在那“改变世界的一周”里，恐怕连梦中都不曾有过如此威风。可见，有时候，“举重”未必“若轻”，“发展”并非“硬道理”。

“举重若轻”不是纯粹的缺点。相反，它首先是巨大的优点。没有“举重若轻”，“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邓小平就无法在“积重难返”时拨乱反正，无法在千头万绪里快刀斩乱麻。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举重若轻”，中国的发展不会有今天的速度。但是，“举重若轻”又是包含在优点里的缺点，而这恰恰是它的可怕之处。世界上最可怕的缺点，真正能造成历史性错误的缺点，往往就是包含在优点中的缺点。这种缺点不仅难被觉察，而且难被纠正，因为纠正它的代价太大。

所以，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局限性，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改革开放”中坚持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恰恰是邓小平的过人之处。邓小平的局限性，也不是没有进行政治改革。邓小平其实早已将中国的政治改得面目全非：改得怀旧者不堪回首，改得中华大地几度“毛热”。邓小平真正的局限性，其实存在于他的思想方法里，存在于他的知识结构中。而这种局限性，远比一个具体的错误隐蔽和影响深远。

邓小平的这种局限性，可能受到他革命生涯的影响。十多年前，在那段世纪相交的岁月里，在那片浮躁不安的土地上，邓小平真心地渴望将一个在二十世纪饱受忧患的，贫穷、动荡、革命的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改变成富裕、和平、不再需要革命的正常的中国。为了这种渴望，为了实现从革命到非革命的转变，邓小平竭尽所能，无所不用其极。有时甚至不得不用老革命的铁腕，来反对另一次新的革命。有人曾经希望，邓小平的时代是一个由专制者来结束专制的时代。现在看来，这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但是，邓小平的时代，却非常可能是一个由革命者来结束革命的时代。中国当代历史，由革命向非革命的转变，由贫穷、动荡、暴力、改朝换代向建设、发展、平稳和常态的转变，最终要由一位饱经革命风霜的老人来推动，中国最终的“反革命”却要由一位老革命来执行，这就不能不使这种转变多少带上革命的缺陷、特点和习气。这似乎是一种不可违拗的宿命，一种历史的无奈。

陈翰圣

(2005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