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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圣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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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中国“计量政治学” 2020-12-16 14:44:39

“计量政治学”(polimetrics),一听便知是从“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衍生而来。自“科学主义”在近代盛行以来,自然科学向物理学看齐,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看齐。社会科学中,因为经济学是向自然科学学习的标兵,所以社会科学也要向经济学看齐。就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那样,政治便学经济,“计量”起来。是为“计量政治学”。

例如,美国选总统,政治学家便要“计量”一番。通过随机选样、试卷问答、编码量化、数据分析等程序,他们能准确预测谁成为当选总统。中国不选总统,计量政治学,自然没有用武之地。但中国有另一类“计量政治学”,这类“计量政治学”与西方不同,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迄今为止,因学界尚无系统研究,笔者不敢信口开河,妄作论断。所以,在中国计量政治学前,按上“戏说”二字,是为“戏说中国计量政治学”。

毛主席时代,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时代。那时侯继续革命,运动不断。搞运动,总得有人干革命,有人被革命。多少人可以“干革命”,多少人不幸要被“革命”干,这就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计量政治学问题。毛主席亲自计算的结果,是每次运动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可以成为干革命的好人。而剩下的百分之五,则是要被革命干掉的坏人。这百分之五,通常称为“一小撮”。但问题是,毛主席喜欢的“运动”太多。每次“运动”干掉百分之五,累计起来数量惊人。所以,连毛主席亲密战友的儿子,中国最正宗的红二代林立果都看出了问题,说:“一小撮加一小撮,最后成了一大片”。

其实,如果不用林立果的加法“计量”,改用除法“计量”,也有问题。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以毛主席最高指示“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为准,便不幸分母过大,百分之五除下来就是四千万人。毛主席再宽宏大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这四千万人中再“救”出百分之九十九,剩下还有四十万人。以毛主席的气魄,杀四十万人,本不算件太大的事。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很瞧不起,以为虚张声势,一共没“坑”几个。但毛主席的胸怀气量,自我评价又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上。为此,杀人不宜过多。所以,从这四十万中,曾否又“救”出几位,未详待考。

总之,毛主席代表大多数,大多数人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那些被革命“干掉”的,只是“极少数极少数”败类。至于“极少数极少数”竟有几十万之多,那不怨毛主席,要怪中国人口太多,“国情”不好。但毛主席的代表大多数,也有负面影响。因为这一来,毛主席就不像他的吹捧者宣传的那样前无古人。古今中外,凡能爬上皇帝龙椅的,都声称代表全体子民。用外国话讲,这叫“朕即国家” (L'État, c'est moi)。用中国话说,便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即便流年不利,要下“罪己诏”,说的还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字里行间,那胸怀气度,和毛主席差不多,代表着全体子民。毛主席因为中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毒,所以只代表百分之九十五。虽然少代表五个百分点,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毕竟明确无误地代表着大多数。

如果毛主席是位异想天开的男人,那接下来的小平同志就有点像是女人。邓小平的特点是现实却难免短视,对眼前的利益看得特别清楚。所以,邓小平时代是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来最重要的真理,便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充满邓小平特色。它举重若轻,通俗易懂,经济实惠,高度概括出了邓小平当政期间的时代精神。

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的“一部分”,究竟是多少人?这就成了继毛主席的“百分之九十五”之后,又一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计量政治学问题。“一部分人”和“百分之九十五”不同,它的特点是不确定,可多可少,充满弹性。你说它多,它可以很多;你说它少,它能少到只剩一小撮寡头。听上去它不像多数,但又没有证据肯定它是少数。总之,它留给人们的是一个悬念。

邓小平为人沉默寡言,惜墨如金。用字遣词当然绵里藏针,工于心计,极其严谨,增一字则太多,减一字则太少。你看,他既不说“让一大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这做不到;他也不说“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这不得人心。他讲的恰恰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听上去虽不多,但也没把话讲绝。因此,它让人心存侥幸,抱有幻想,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挤进“一部分”中去。所以,邓小平的话就像一张彩票,虽然中奖机会不大,却在人们心中引起阵阵躁动,激起一片波澜。从那时起,中国人民不怕飞蛾扑火,不惧斧钺之祸,“虽九死其犹未悔”,毅然决然地冲向“先富起来”的征途,写下了中国近二十年来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

“一部分”究竟是多少人的谜底,终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二00八年,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揭开。于先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与会者,又是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发言稿的起草人。据于先生回忆,邓小平曾交给他三张亲笔书写的发言提纲,共罗列八大问题。其中之一便有“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邓小平原话用的是“好”,不是“富”。经于先生等人加工,将“好”定义为“富”,自然进一步明确了邓小平的思想。可见,在邓小平当初脑海里,“好”与“富”本无甚差别,“富”即是“好”,“好”便是“富”。粉碎“四人帮”后,上海为了搞臭王洪文,曾揭发他老婆崔根娣如何没有文化,如何低级庸俗,以至讲过“钱越多越好”这类小市民的话。没想到愚夫愚妇的鼠目寸光,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设计,竟也相差无几。看来,钱这东西,真的雅俗共赏。

不管是“富”还是“好”,“一部分”究竟是多少,在形成文字的邓小平讲话中都无迹可寻。但在修改讲话稿的过程中,邓小平曾与胡耀邦及于光远多次谈话。在谈话中邓小平曾透露所谓“一部分”,指的是人口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三十年后的今天,回头检验邓小平的目标是否达到,实在是糊涂账一笔。因为,按邓小平当年的“计量”,所谓“富”是指月收入达到人民币一百元。如按这个标准,岂止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全国人民早就都“先富起来”了。但若按近水楼台先得月,躺着便能吃尽“改革红利”的人群算,那从八十年代早期听到“先富起来”便闻风而动的胡乔木公子胡世英算起,一直算到去年先是“唱红打黑”后来自己也被打成“黑”的薄一波公子薄熙来为止,怎么算,也算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五。所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认真计较起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设计上的误差之大,实在惊人。但不管是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二十,都揭出了“一部分”是少数人的老底。邓小平不愿形成文字,关起门来在“老同志”间讲讲的私房话,竟被于光远闲着无聊,掉文袋给“掉”了出来。就凭这一点,于光远足以被定为共产党的叛徒,罪不可赦(1)

如果说毛主席是男人,小平同志像女人,那接下来的“江核心”江泽民就是小人。江泽民既无理想,也没有学问,为人的基本原则是“有奶便是娘”。上台后,为了表示自己真是“第三代领导核心”,也想独创一套“计量政治学”。于是,网罗帮闲,搜索枯肠,炮制出个“三个代表”理论。“三个代表”是个很滑稽的东西。从“计量政治学”角度看,如果“代表”作名词用,那就是站在台上的只有三位代表,如总书记、军委主席、政府总理等三位。如果“代表”作动词用,则是说台上的“代表”,只代表台下三种人或三股势力。不论哪种情况,“三个代表”都明确承认了自己属于极少数,或只代表极少数人的事实。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没想到江泽民竟一把抢过来贴在自己脸上。“三个代表”不知是哪位帮闲“帮”出来的馊主意,江泽民居然浑然不觉,还沾沾自喜,就像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所以,在这件事上,江泽民的行为,借用他怒骂香港记者的话讲,是十足的“那亦腐”(naïve英语“天真”的意思),可笑的很。

“三个代表”的第一条,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谁是先进的生产力?是清华、北大,还是中石油、中石化?那不那么先进的、普通的、甚至落后的生产力谁代表?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成千上万进城谋生充当“贱民”的打工妹打工弟们,都不拥有“先进生产力”,他们的发展方向或利益谁代表?无论从逻辑、语言、常识,还是统计学上讲,在任何正态分布的人群中,“先进”永远只可能是极少数。一个执政党凭什么只代表极少数?美国总统不可以因为“微软”具有最先进的生产力,就说只代表比尔·盖茨的发展方向。相反,他总是讲要代表大都数中等收入的或弱势的人群。

“三个代表”的第二条,是代表“先进的文化”。这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什么是“先进文化”?唐诗宋词和摇滚乐,哪个先进?《红楼梦》和肯塔基,莎士比亚和抽象绘画,又是哪个先进?骂街,有人擅长“国骂”,有人喜欢洋泾浜的“那亦腐”,谁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先进文化”比代表“先进生产力”更荒谬的地方在于:生产力至少可以有先进落后之分,而文化根本不能也不应该有先进落后之分。文化是各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世代相传积累起来的知识、信仰、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们各有特色,互不相同,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以互比高低。中国有汉文化、藏文化;世界有希腊文化、印度文化、法兰西文化,它们哪个更先进?不要说“代表”,就是光讲“先进文化”,就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哪怕用十九世纪末的标准衡量,这种说法也不仅是“落后”的,而且是反动的。可见,所谓代表“先进文化”,其实代表的既不是“先进”,也不是“文化”,而是惊人的狂妄和同样惊人的无知。如果没有太强的表现欲,本来与其学洋泾浜的“那亦腐”,倒不如学学汉文化的启蒙读物,至少可以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道理。

大概代表“极少数”时间长了有点心虚,“三个代表”最后一条,终于想起要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广大人民”自然不错,听上去颇像人话。但唯一费解的是什么叫“最根本的利益”?“利益”本来易懂,赵钱孙李去市场买菜,要价一元,还价八毛,争取的是自己的利益。如果要价一元,还价一元二,那就不仅“那亦腐”,而且扭曲价格信号,扰乱供需曲线。至于“最根本的利益”,那就如同“终极真理”、“共产主义”等东西一样,因为没人见过,无从知道是方是圆。但可以肯定的是,“最根本的利益”一定和“利益”不同。否则,何必脱了裤子放屁,白白加上“最根本的”四字?那么,什么是“最根本的利益”呢?莫非是要价一元,还价一元二?要不,就是纵容子弟,操纵股市,倒卖土地,“闷声发大财”?再不,“最根本的利益”对“广大人民”来说就是:下岗虽不符合工人利益,但却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强占耕地虽不符合农民利益,但却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城管打人虽不符合小贩利益,但却符合“最根本的利益”;贪污受贿、侵吞国库虽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但还是符合“最根本的利益”。反正“鞋子穿在脚上,只有自己知道是否合适”。可惜,脚不会说话, 非得偏劳习主席代言不可。

如果历史到此为止,撇开制造“和谐社会”的胡主席和最近挺身而出当“脚”代表的习主席不论,光看毛主席、小平同志、“江核心”三位代表的“中国计量政治学”,由此及彼,浮想联翩,虽属“戏说”,难免“满纸荒唐,假语村言”,但慢慢梳理,细细品味,却也能悟出一点道理。从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再到最后只剩下“三个代表”,这种从狂热梦幻中的多数,到冷酷现实中的少数的转变,勾划出的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它体现的是红色理想主义崩溃后,向丛林现实主义的迅速蜕变。它是一个双向发展的合成,一种喜忧掺半的历史跨越,是进步,也是倒退;是升华,也是堕落。它虽有时貌似沧海巨变,天上人间,但其核心价值,却可能贯穿始终,一成不变。习主席最近号召大家“做梦”,但一碰到核心价值,便梦中惊心,睡意顿消,变得异常清醒,说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实乃一母所生,如兄若弟,断不容随意切割。可见,连习主席,也即当今圣上,都是“一成不变”论的粉丝,可喜可贺,亦可悲可叹!

 

注释

1)于光远,《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 – 185页。

 

陈翰圣

201352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33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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