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儒释道的差异性在哪里

王卫星

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家族学术流派之间争芳斗艳，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百家争鸣。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盛况空前的历史时期。

因此，中国文化渊源流长、精彩纷呈、流派众多。然而，世界上任何一种东西都有优劣之分，“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老子），中国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其中也不乏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东西。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人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明则是其具体形式的反映，如同太极图一样，二者须臾不离。 

现实生活中，文化一词实际是一个十分混乱的词汇概念，只要一提中国文化，必然包括儒、释、道三家，因为它们都属于中国文化的范畴。然而，这三者的优劣表现，并不在一个层面上。

世界看似纷繁复杂、千姿百态，其实都由“道”和“术”两类属性的东西反映出来，其中的“道”只有一个，“术”有万千个。

文化与科技相比，前者属于“道”，后者属于“术”。有形的“术”可以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无形的“道”则不然，它是基于各自的思想、观念、学问、主张，而创立的一套完整、系统、独立的理论体系。儒、释、道三家，都是为了吸引、整合、满足、适应各自群体的精神需求而存在的，自然不能兼容，更无法相互取代。

孔子是儒家之宗，代表作品是《论语》，主要研究的是“仁、义、礼、智、信”，是礼法、规矩、尊卑、贵贱。孔子主张搞愚民政策，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将自己的观点，放在维护统治阶层利益的立场上，惯于粉饰太平，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真相，不问民众的疾苦，脱离客观实际，落后于时代变迁，自然属于“迂腐虚伪”的东西；

释迦牟尼是佛家之宗，是一种外来的宗教，代表作品是佛经，主要研究的是佛学。一味地追求避世、解脱、空寂的主观世界，也就是福德和智慧修行圆满。不关心外在的客观世界，不问凡间世事，回避一切矛盾，必然造成了一种“脱离实际”的状态；

老子是道家之祖，代表作品是《道德经》，主要研究的是“道德”。所谓“道”，就是能量、过程、规律；所谓“德”，就是谦卑、包容、守约。老子是反对愚民的，他提倡对老百姓的教育要使其朴质而不诈伪（“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注重“尊道而贵德”、“生根固蒂，长生久视”、“道法自然”等，都是追求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大自然“天长地久”的和谐相处关系。

《圣经》100万字，《佛经》1335万字，《古兰经》77430字，《道德经》5000字，上述四部经典著作，都对全世界人民的思想和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三部归于宗教性书籍，是形式逻辑思维的结果，惟有《道德经》与宗教没有任何关系。中国道教把《道德经》视为自己崇拜的圭臬，而《道德经》却与其没有任何关系。

罗广英说：“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的说法，是对道家玄学和中国思想文化的褒扬：哲学属于少数智者，思想属于大众；哲学抽象，思想具体；哲学高贵，思想质朴；哲学总是晦涩深奥，思想永远是鲜活灵动；哲学是人类主观智慧的专利，思想可以与所有的客观事物交流互动；哲学被语言局限，思想是永远开放自由的；哲学是经院的，思想是经验的；哲学可以有国家的范围，思想是没有国界的；哲学必须遵循形式逻辑，思想能够自然生成……。归根结底，哲学是人的主观思维的产物，哲学是思想的结果，思想是哲学的源泉，思想决定哲学。”“显然，中国的思想可以直接做到认识的‘返璞归真’，而西方的思维，必须要有一个通过形式逻辑证实和形式逻辑，对接自然生成逻辑的所谓‘哲学’的中间状态，即使如此，西方思想仍然难以做到‘返璞归真’。也就是说，中国思想比西方的哲学离自然的真实要更加接近，更加融合”。因此，老子不是中国哲学的先祖。

西方的形式逻辑，已经流传世界数千年，东方的生成逻辑与之相比，不仅具有颠覆性的进步。而且，还涵盖了西方的形式逻辑。东方的生成逻辑，必将成为全世界人民热衷的话题，已呈一种趋势状态。

《道德经》是人类最高智慧——中国自然生成逻辑（简称生成逻辑）的经典性代表。

《道德经》无意中成就了中医、武术、针灸、艾灸、导引按跷、堪舆等道家领域所有“术”层面共同的理论根基；无意中成就了人类第一部具有大百科全书性质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合一的经典巨作。　

老子《道德经》诞生之后，从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造成了历朝历代的官府，都采取抑制道家，推崇儒家治国的方针。说明儒家思想，更有利于封建帝王的统治和对百姓的控制，至今未曾有过任何改变。 

　　老子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引起数位皇帝的高度重视。汉朝建立之初，至汉武帝之前的5个朝代，均以老子的道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主流思想。之后，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为《道德真经》作注，特意追封老子为“太玄元皇帝”，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均曾精心为《道德经》作注，他们都以老子道家治世的观点进行阐述，受益良多。

老子的思想在世界各国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博士说：“我把老子认作是东方思想的代表”。

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卡泼勒认为：“中国老子的哲学思想提供了能够适应现代物理学新理念的一个哲学框架，中国哲学思想的‘道’暗示着‘场’的概念，‘气’的概念与量子‘场’的概念，也有惊人的类似”。　　

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引用《道德经》“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话，使老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受到西方的广泛的重视，并掀起了一股《道德经》热，成为全世界被翻译发行量最大的《圣经》之后的第二本书。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读完《道德经》后惊叹不已地说：世界的哲学故乡在中国！支配这个时代的是我们在东方世界中所发现的所谓精神与自然的统一。称赞老子是“与哲学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的创始人”。认为老子的道文化，“就是一个可行的世界管理理念，人类现在所传播的就是这个理念和具体的做法，让每个接触这个理念的人都心里充满希望，充满阳光，更加热情幸福、合乎自然的去生活。”

黑格尔说：孔子长于务实，但却拙于思辨。孔子虽然在中国备受推崇，也影响过莱布尼茨等一代德国哲人，但终究“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称不上是伟大的哲学家。 孔子哲学不过是一种“道德哲学”，这是一种在哪里都能找得到的“常识道德”，人们从中不可能获得什么特殊或新鲜的东西。“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美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杜兰特在其洋洋十二卷本《世界文明史》如此赞颂《道德经》：“它所蕴含的思想，在世界史上，的确可称得上是最迷人的一部奇书……或许，我们将要焚毁除了《道德经》之外的所有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摘要。”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科技史》中说：“（道家）对中国科学史有着头等的重要性。”“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斯多德以前的希腊相媲美，而且成为中国整个科学的基础。”

2014年8月，香港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罗广英《破解东方神秘主义<道德经>真注》一书。该书站在图形有不证自明的道理，这一公理性的原理基础上，使用中国古代太极图、天圆地方图，结合数学、物理学、化学，这些现代自然科学，彻底打通了读懂《道德经》最后一道障碍，世世代代相传的“老子天下第一”的思想，才从此真正跃上了一个崭新的思想平台，走进寻常百姓的心中，成为帮助人们实现高瞻远瞩、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地应对生活中一切困难的有力工具。

罗广英说：“21世纪的今天，西方人为自己文化的专业分工之间彼此独立、难以和谐、难以实现整体衡动优化而苦恼的时候，中国人也正在为自己无法摆脱儒家文化的迂腐虚伪和释迦文化的脱离实践而感到纠结。”

事实证明：中国文化已经到了必须明确分清其中的精华与糟粕的时候了。

笔者坚信：倘若中国能够做出以弘扬《道德经》为代表的，有利于人民、社会、国家长治久安的道家文化，抛弃制约社会进步的儒家文化的话，绝不亚于1978年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所产生的强大效应。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将是信心百倍、曙光初现。

文化决定思想，思想决定方向，方向决定成败，这是中国走出困境的唯一希望所在。

任何人都离不开一定文化的熏陶。读完本篇，你会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习惯于哪家文化的思想呢？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