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土干部关系网络、黄凤林的职务变化，到群众举报渠道与网络监督困境

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究竟怎么样，不能只看有多少干部受到查处，也不能只看官方宣传了多少先进典型。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权力由谁掌握？干部如何选拔？地方关系网络如何形成？群众反映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调查？群众监督的渠道是否真正畅通？

阆中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官场问题，值得从这些方面重新审视。

多任党政主要领导先后受到调查或处理，说明阆中曾经存在的干部管理和权力监督问题不容忽视。但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主要领导受到查处之后，地方原有的权力结构是否得到彻底梳理？长期存在的干部关系网络是否受到认真审查？一些基层干部在地方政治生态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否真正进入监督视野？

与此同时，群众通过网络平台反映地方干部问题时，帖子被删除、隐藏的现象，也使另一个问题变得突出：一方面口口声声强调反腐败、接受群众监督，另一方面群众表达监督意见的渠道却可能受到限制，这究竟应该如何解释？

这不是简单地讨论某一个干部，也不是把某个乡镇的干部都归为一个派系，而是要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如果地方权力长期在相对固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运行，那么谁来监督这些关系？谁来保证干部任用公平？谁又能确保群众的合法诉求不会被地方关系所左右？

一、多任主要领导受到查处，阆中地方政治生态是否真正得到反思？

近年来，阆中多任主要领导的违纪违法问题受到社会关注。

例如，蒋建平曾任阆中市委书记，2016年因涉嫌受贿犯罪被依法决定逮捕。张斌曾任阆中市委书记，后来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并进入司法程序。

这些公开案件说明，阆中主要领导层曾经出现过严重的违纪违法问题。

但是，几名主要领导受到查处，并不意味着地方政治生态中的所有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

一个地方的权力运行，并不是只靠市委书记、市长几个人完成的。基层乡镇、组织人事部门、行政部门、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相关岗位，共同构成地方治理体系。

主要领导可以调离，可以被查处，也可以由新的干部接任，但地方干部队伍、工作关系和长期形成的人际网络，不会因为领导更换就自动消失。

因此，真正值得调查的，不只是某几任主要领导个人的问题，还包括：

- 相关时期的干部选拔任用是否规范？

- 重要岗位是否存在长期由特定关系人员相互流动、相互影响的情况？

- 相关人员之间是否存在需要回避的亲属关系、利益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

- 主要领导任职期间形成的干部和权力配置关系，是否经过全面审查？

- 对群众长期反映的具体问题，有关部门是否进行过独立、完整的调查？

如果只查处少数已经暴露出来的干部，却不认真审查权力运行背后的制度问题，那么即使更换了领导，也未必能够真正改变地方政治生态。

查处个别干部是反腐败的一部分，审查权力结构和监督机制，才是防止问题反复发生的重要环节。

二、所谓“水观本土干部网络”，究竟是正常的人事联系，还是需要调查的地方关系结构？

在阆中地方社会的议论中，水观镇及周边地区的一些干部关系一直受到关注。

有一种民间说法认为，阆中部分干部长期来自相对集中的地域范围，相关人员在乡镇、基层组织和市级部门之间分布较广，彼此之间可能存在同乡、同学、亲属以及长期共事等多重联系。

还有人把这种现象与阆中多任主要领导受到查处的情况联系起来，认为外来履职的主官不断更换，而部分本土干部关系网络却长期延续。

这些议论是否准确，需要通过干部履历、组织人事档案和实际工作关系进行核查。

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干部来自同一个地方，本身并不构成问题；同乡之间相互认识，也不能直接证明存在利益共同体。

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正常的人际联系是否已经演变成影响干部任用、行政决策和公共权力运行的特殊关系。

如果某些人员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稳定的私人关系，并且这种关系进一步影响岗位安排、职务晋升、项目审批和利益分配，那么问题就不再是简单的同乡关系，而是涉及干部任用公平和权力监督。

如果个别人员能够通过私人关系影响其他部门的工作，甚至使正常的监督程序失去作用，那么就更应该调查其背后是否存在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

如果群众反映的问题涉及某些地方干部，而受理、转办、调查和反馈环节又长期处于同一地方行政体系之中，那么是否存在利益冲突、监督不独立或者内部保护的问题，也值得认真审查。

因此，讨论阆中所谓的本土干部网络，不能停留在籍贯和地域上，更不能仅凭传闻给所有相关人员贴上标签。

应当调查的是具体人员之间的关系、任职交集、职务变化、利益联系，以及这些关系是否影响了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

地方干部可以有地域来源，但地方权力不能被私人关系所控制；干部之间可以有正常交往，但这种交往不能成为规避监督的屏障。

三、黄凤林的职务变化：从乡镇干部到市委常委，破格提拔依据是否经得起检验？

在讨论阆中干部任用问题时，黄凤林的公开履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体切入点。

根据2007年四川省委公开表彰决定，黄凤林长期在乡镇工作，先后担任水观镇副镇长、盘马乡乡长、盘马乡党委书记、玉台镇党委书记、金垭镇党委书记等职务，2003年4月任水观镇党委书记。

2007年9月，《四川日报》报道，黄凤林被破格提拔为阆中市委常委。报道说明，此次提拔在有关任职资格方面有所突破，主要考虑其工作贡献和基层工作表现。

此后，黄凤林又担任阆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至2016年办理退休手续。

从公开履历来看，他的职务变化并不是简单地从一个乡镇岗位直接进入人大，而是经历了乡镇任职、进入市委常委班子以及后来担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阶段。

这里需要讨论的，并不是一个干部能不能得到提拔。

正常情况下，干部可以通过工作表现、组织考察和规定程序获得职务晋升；符合条件的破格提拔，也不应当被简单否定。

但是，破格提拔更应该接受严格审查。

为什么破格？依据是什么？当时的干部任用条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组织考察是否充分？有没有经过必要的讨论和公示？相关程序是否完整？有没有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的特殊关系？

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年的干部任免文件、组织考察材料和相关档案进行核查。

尤其当一个干部的职务变化与地方长期存在的关系网络议论联系在一起时，公众自然会进一步关注：他的晋升究竟完全基于正常的组织程序，还是存在其他值得调查的因素？

需要强调的是，破格提拔不等于违规提拔，职务变化也不能直接证明买官卖官。

但同样不能因为有过公开表彰和先进典型宣传，就认为其任职经历不需要接受监督。

干部任用程序是否规范，应当由真实的组织档案和调查结果说明，而不是靠宣传材料替代。

四、干部任用背后的关系和利益，不能成为无人调查的灰色地带

在地方官场中，最值得警惕的并不只是个别干部的职务变化，而是干部任用与私人关系、经济利益之间可能形成的联系。

如果一个地方的干部选拔任用长期受到私人关系影响，那么正常的组织程序就可能被架空。

如果某些人能够通过关系获得职务、岗位和资源，其他干部即使具备工作能力，也可能无法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

更严重的是，如果干部任用与利益交换结合起来，就可能形成买官卖官、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等问题。

对于阆中社会上关于个别干部任用的质疑，应当坚持具体问题具体调查。

不能仅凭一个人从乡镇走向市级领导岗位，就认定其存在买官行为；但如果存在异常提拔、违规操作、利益往来或者特殊关系干预干部任用的线索，有关部门也不能简单以“组织决定”四个字结束调查。

真正经得起检验的干部任用，应当能够回答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任职资格是否符合规定？

第二，干部考察是否真实、全面？

第三，任用过程是否履行了必要的组织程序？

第四，相关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应当回避的关系？

第五，是否有人利用职务影响干预干部选拔，或者通过经济利益影响职务安排？

第六，对于群众反映的异常提拔和利益交换问题，是否进行过认真核查？

这些问题不应该成为不能公开讨论的禁区。

如果任用程序完全规范，就应当通过程序和档案说明情况；如果存在违规行为，就应当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不能让干部任用成为一个只允许宣传成绩、不允许公众提出疑问的封闭领域。

五、群众长期实名举报，为什么始终得不到明确的处理结果？

地方权力结构是否受到有效监督，最直接的检验之一，就是群众反映问题之后，有关部门究竟怎样处理。

我从2014年起，持续通过有关渠道反映阆中地方干部及相关问题。

2014年7月14日，我通过国家投诉受理渠道提交实名投诉。现有页面截图显示，投诉于7月16日转交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7月21日又转交南充市及阆中市有关信访部门。

但是，现有页面中的“投诉事项的办理结果”栏，始终没有显示任何处理结果。

这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个人情绪，也不是一次普通的网络争论，而是一个持续十余年的实名反映过程。

我持续反映的问题，涉及地方干部的具体权力行为，以及相关人员在处理群众诉求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对于这些问题，我要求的并不是有关部门不经调查就接受我的全部陈述，更不是要求任何人仅凭一方说法作出结论。

我要求的是依法受理、认真调查、核实事实，并对具体问题作出明确答复。

如果有关部门认为举报内容不属实，可以通过调查说明依据；如果认为部分事项不属于本部门管辖，也应该依法依规告知处理途径；如果发现存在违纪违法问题，更应当依法处理。

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投诉可以被层层转交，却始终没有一个能够回应具体问题的办理结果。

这就产生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如果群众向上级部门反映地方干部问题，最终又转回被反映问题涉及的地方，那么怎样保证调查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如果相关部门之间存在长期工作关系和人际联系，是否需要采取回避措施？

如果一个群众持续十余年实名反映问题，为什么有关部门始终不能把具体问题调查清楚？

群众举报不是地方权力可以随意处置的麻烦，实名反映也不应该成为被长期搁置的理由。

六、口口声声反腐败、接受监督，为什么群众发帖却经常被删除、隐藏？

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麻辣社区“群众呼声”频道的帖子管理问题。

长期以来，有关方面不断强调反腐败、加强监督、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强调要让群众敢于监督、能够监督，让群众的意见和诉求得到及时回应。

麻辣社区“群众呼声”频道，正是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的重要平台之一。

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202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1月29日，“群众呼声”平台共收到留言95432件，其中94487件被统计为办结，报告公布的群众满意率为96.33%；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全省共有10945家职能部门实名入驻。

这些数字展示了平台的留言规模和办理统计情况。

但是，数字本身不能回答群众反映的问题是否真正得到解决。

平台统计为“办结”，不等于举报事项已经查清；部门作出回复，不等于被反映的问题已经解决；系统状态发生变化，更不等于责任人已经受到处理。

如果一条留言只是被转交给有关部门，随后收到一段程序性回复，系统便将其标记为办结，那么这样的办结究竟代表什么？

如果举报人对回复不认可，反映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调查，甚至相关证据和具体疑问都没有被正面回应，那么仅凭一个“办结”状态，能否说明群众诉求已经得到解决？

因此，平台公布办结率和满意率时，也应当说明统计口径：办结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是否包括仅转办、仅回复的事项？满意率由谁评价、如何统计？举报人对办理结果不认可时，是否会被计入满意或办结数据？

这些都属于公众有权了解的统计问题。

比统计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在麻辣社区“群众呼声”频道发布有关阆中地方干部和相关问题的帖子时，遇到过帖子被删除、隐藏的情况。

我想问：群众通过这个平台反映地方干部问题，帖子为什么会被删除或隐藏？是因为内容违反法律法规，还是因为涉及具体地方干部和敏感问题？是平台依据公开规则独立审核，还是接到了有关方面的处置要求？

如果帖子被删除或隐藏，平台是否告知发帖人具体理由？是否提供相关规则依据？发帖人能否申请复核？有关处理记录是否完整保存？

这些问题都应该有明确答案。

当然，网络平台有依法管理信息内容的责任。涉及个人隐私、违法信息、未经核实的严重指控等内容，可以依照法律法规和平台规则进行处理。

但依法管理不等于可以随意删除，内容审核也不能成为选择性压制群众合理监督的理由。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的《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要求，相关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依约管理信息，并保存相关处置记录。该规定第十二条禁止通过发布、删除、推荐跟帖评论信息等手段，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公共利益、谋取非法利益、恶意干扰跟帖评论秩序；第十三条要求建立投诉举报和用户申诉制度，用户对被处置的信息存在异议，有权提出申诉，平台应当按照用户服务协议核查处理。

这并不意味着平台删除任何一条内容都违法，也不能仅凭帖子被删除就认定有人在保护某个被举报干部。但平台同样不能只强调内容管理权，而不承担说明理由、保存记录和接受申诉的责任。

尤其值得追问的是：如果群众反映的是地方干部涉嫌违纪违法、基层权力滥用或者长期得不到处理的具体问题，平台审核时是否充分区分了事实陈述、证据材料、合理质疑与违法信息？

如果发帖人认为处理不当，是否能够获得明确的处理理由和复核渠道？

如果确实存在针对特定监督内容的选择性删除、隐藏，是否应该调查是谁提出要求、谁作出决定、依据是什么？

一个真正重视群众监督的平台，不应该只展示群众诉求得到回复的成绩，也应该允许公众监督平台自身的内容管理行为。

一方面要求群众积极举报、参与监督，另一方面群众反映具体干部问题的帖子却可能在没有明确解释的情况下消失，这种矛盾必须得到正面回应。

反腐败不能只停留在会议讲话和宣传报道中，群众监督也不能只体现在统计数字里。

群众有权提出问题，平台有责任依法审核；平台如果认为内容违规，就应该说明依据；群众如果对处理结果有异议，也应该有申诉和复核的机会。

监督不能只监督群众，平台本身也必须接受监督；反腐败不能只要求群众举报，更不能让群众在举报过程中失去正常表达和监督的渠道。

七、官方先进典型宣传，不能代替对具体举报事项的调查

黄凤林退休以后，地方及有关媒体曾多次宣传其参与养老服务事业的事迹，并将其塑造成退休后继续发挥作用的先进典型。

这些公开宣传当然可以作为社会了解其退休后活动的资料。

但是，宣传报道与举报调查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一个干部曾经获得过表彰，退休后参与过社会公益事业，或者被媒体报道为先进典型，都不能自动证明其过去和现在的所有行为没有问题。

同样，群众对一个干部提出具体举报，也不能仅凭举报就认定其一定存在违法犯罪行为。

真正应该做的是把两件事情分开：

一方面，依法评价一个干部公开履历、工作表现和退休后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对群众提出的具体问题进行独立核查。

如果举报内容不属实，应当给出调查结论；如果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应当依法处理。

不能因为一个人曾经获得过先进典型称号，就让针对他的具体举报失去调查价值。

更不能用媒体宣传来回应群众的实名举报。

我曾经公开发布有关实名举报材料，详细说明持续反映的问题及相关经过。对于这些内容，有关部门完全可以依法核查。

公众真正需要看到的，不是更多关于个人形象的宣传，而是有关部门有没有认真对待群众提出的具体问题。

先进典型可以接受社会赞誉，但不能成为拒绝监督的特殊身份；干部荣誉可以被宣传，却不能取代法律和纪律审查。

八、地方监督机制失灵，究竟应该由谁承担责任？

如果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接连受到查处，群众又长期反映干部任用、权力行为和地方关系网络问题，那么就不能只把所有问题归结为个别干部个人品质不好。

还应该追问：监督机制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问题？组织人事部门是否履行了应有职责？基层监督是否真正有效？有关部门在受理群众举报时，是否严格执行了回避和保密要求？

地方权力运行中，最需要警惕的就是监督程序形式化。

如果干部任用只强调组织决定，却不愿意接受程序审查；如果群众举报只完成登记和转办，却没有实质性调查；如果平台统计只展示办结数量，却不解释办结标准和群众真实评价；如果群众发帖被删除、隐藏，却得不到明确理由，那么监督机制就容易变成一套看起来完整、实际效果却难以检验的程序。

更值得关注的是，地方干部之间如果存在长期形成的关系网络，监督部门是否能够真正独立履职？

对涉及本地干部的举报，是否有必要由上级部门直接核查？

对涉及多个部门的事项，是否能够避免相互推诿？

对长期没有处理结果的举报，是否应当重新审查办理过程？

对群众反映帖子被删除、隐藏的问题，平台是否能够提供可核查的处理记录？

这些问题都应该有明确答案。

地方治理不能只靠干部之间的自我约束，更需要外部监督、制度监督和群众监督共同发挥作用。

如果一个地方的监督机制不能有效回应群众的合法诉求，那么即使不断更换主要领导，也很难让公众真正相信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九、阆中需要回答的七个问题

综合上述问题，我认为，阆中有关部门以及相关平台至少应该对以下事项作出认真回应：

第一，关于主要领导受到查处后的政治生态整改。

对历任主要领导被查处所暴露出的权力运行、干部管理和监督问题，是否进行过系统梳理？整改是否涉及基层干部、重要岗位和长期形成的工作关系？

第二，关于水观镇及周边本土干部关系网络。

对于社会上长期存在的相关议论，有关部门是否核查过相关干部之间的任职交集、亲属关系、利益关系以及可能存在的权力干预行为？

第三，关于黄凤林的干部任用程序。

其从乡镇干部到市委常委的职务变化，特别是2007年破格提拔的具体依据和组织程序，是否完整、规范？有关任用过程是否经得起审查？

第四，关于买官卖官和利益输送疑问。

对于群众提出的干部任用异常、特殊关系干预和可能存在的利益交换问题，是否开展过调查？如果没有相关问题，是否能够通过程序材料说明情况？

第五，关于长期实名举报的办理结果。

2014年7月14日提交的实名投诉，经过多级转办之后，为什么办理结果栏始终没有显示处理结果？相关部门是否能够说明后续办理情况？

第六，关于麻辣社区帖子删除、隐藏的问题。

群众反映地方干部问题的帖子被删除或隐藏，具体依据是什么？平台能否告知发帖人处理理由、规则条款和申诉渠道？是否保存了完整的审核与处置记录？是否存在选择性处理监督信息的情况？

第七，关于办结率和满意率的统计。

平台公布的办结率和满意率，具体采用什么统计标准？仅仅转办或回复是否就计为办结？举报人不认可办理结果、问题仍未得到调查的事项如何统计？有没有独立核验机制？

这些问题并不是要求有关部门接受某个人的全部观点，而是要求公共权力和公共服务平台对公众提出的合理疑问作出负责任的回应。

如果问题没有发生，就用事实和程序说明；如果存在问题，就依法依规处理。

不能让长期存在的疑问永远停留在传闻之中，更不能让群众的实名举报在层层转办之后失去下文，也不能让群众监督的平台成为无法监督的对象。

最后：不能只查处几个干部，却不审视权力运行的深层问题

阆中官场问题值得反思的，不只是某几任主要领导的落马，也不只是某个干部的职务变化。

更重要的是，地方权力结构是否受到有效约束，干部选拔任用是否真正公平，地方关系网络是否影响公共权力运行，群众举报是否能够得到公正处理，群众表达监督意见的渠道是否真正畅通。

一个地方可以有自己的干部培养体系，也可以有长期在当地工作的本土干部，但不能让地域关系取代组织原则，更不能让私人关系影响公共权力。

一个干部可以获得提拔，也可以获得荣誉，但其任用程序和具体行为必须接受制度监督。

一个地方可以不断宣传反腐败成果，但不能把几项统计数字当作监督机制有效运行的全部证明。

一个网络平台可以依法管理内容，但不能只强调删除和审核的权力，而不接受用户对处理过程的质疑。

尤其不能出现这样的局面：群众实名举报多年没有明确结果，网络发帖又经常被删除、隐藏，最后只剩下官方报告中的高办结率和高满意率。

办结不是查清，回复不是解决，宣传不是监督，删除群众的声音更不是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我持续十余年实名反映有关问题，并不是因为时间过去了就可以放弃追问。相反，时间越长，越应该追问有关部门究竟做了什么，调查是否真实进行，处理结果为什么始终没有得到明确呈现。

我并不认为一个地方的所有干部都有问题，也不认为同乡、同学和工作关系天然意味着腐败。我也不认为每一次帖子删除都必然存在人为干预。

我真正质疑的是：当这些关系与干部任用、权力运行和群众举报发生交集时，有没有独立、透明、有效的监督？当群众通过公开平台表达合理质疑时，能不能获得公平、明确、可复核的处理？

阆中需要的，不只是查处几个已经暴露出来的干部，更需要认真审视地方权力运行的深层结构；不只是更换领导班子，更需要让干部任用回归制度，让监督真正发挥作用，让群众的合法诉求得到公正回应。

反腐败不能只是一句口号，群众监督不能只是一组统计数字，网络平台也不能成为监督之外的特殊空间。

法治和监督不能只写在文件里，组织原则也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再完善的制度，如果缺少忠于职责、依法履职的执行者，也可能沦为空话；再响亮的廉政宣传，如果不能面对群众的具体质疑，也无法真正建立公信力。

阆中官场这些年留下的问题，最终需要由事实、调查和制度整改来回答，而不是让时间替有关部门作出回答。

何大才

2026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