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同国内的母亲通话时,老妈提到家里正在大清除。许多没用了的东西都送的送,卖的卖,扔的扔,但我们小时的那架早已不用了的缝纫机还留着。老妈说:那缝纫机也有收旧货的人要买,出50元(人民币),但因为上面的平台可以堆放东西,所以没卖。这又勾起我儿时的回忆。
而今天(9月10日)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在1846年9月10日,美国专利局正式批准授予美国发明家Elias Howe 缝纫机专利。虽然在此之前,其他许多人都获得过不同的缝纫机发明专利(如:英国的Thomas Saint,奥地利的Josef Madersperger, 法国的Barthélemy Thimonnier, 以及美国的Walter Hunt),但Howe的发明以及后来另一美国工程师Singer的大规模生产,将家用缝纫机推向了千家万户。Singer(“胜家”)也成了世界缝纫机的领导品牌。
纵观全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地区)或正在兴起的国家,几乎都与缝纫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早年的英国,美国,或是后起的日本,香港,台湾,韩国,还是今天的中国,无一不是在初始阶段靠着缝纫机创造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我们许多来自大陆的朋友,小时候可能每家都会有一台缝纫机。在那时,这可是我们家中的一个宝贵物质财富,是“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的“四大件”之一。在文革时直至80年代中,缝纫机都是要凭票供应的。有些地方须有“缝纫机票”,另些地方则要“工业卷”。那时国产的牌子主要是:“飞跃”,“蝴蝶”,“标准” 等等。那时还没有什么进口的牌子,除非你是在1949年前祖传下来的。那时在中国见到的缝纫机都是机械的,我当时还没见过电动的家用型缝纫机(国外早有了)。
记得家里买的缝纫机是上海生产的“蝴蝶”牌。平时不用时,机头是收到下面的盒子里的,上面的木板盖子一盖,缝纫机架子上的平面就可以当成桌面使用了。
用缝纫机时,打开木板盖子, 拿出缝纫机机头,再将连接机头和下面脚踏板的大转轮的皮带装到大转轮上,这样当脚踩踏板时,旋转的大轮就可以通过皮带带动上面的机头运转了。不过,如果踩脚踏板时不小心将轮子转反了,线就会崩断。熟练的人可以不用手启动缝纫机机头上的小轮子,直接用脚就可以踏对方向。我则每次启动都要用手转一下机头上的飞轮。
我很喜欢玩缝纫机,喜欢拆开缝纫机的零部件,清理,上机油。也喜欢穿线。穿线要穿上线和底线。穿上线就是将普通的线轴放进一根立柱,之后将线按照规定的走向绕来绕去,最后送进针眼。而穿底线则是将一个缝纫机特用的小线轴放进一个梭子里,将线按规定拉出,再套进机器的底部。之后,用手转动缝纫机的小飞轮,靠缝纫机的针和上线将下线拉出。在一般情况下,我的工作基本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小线轴里的底线用光后,还要靠缝纫机来绕线。这也是我的工作。当然,我也会使用缝纫机,但那都是扎个抹布之类的“粗活”。我当时很好奇为什么缝纫机能将上下两根线在布上“打结”起来。
许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利用上线,底线将布缝合的工艺叫“锁缝”(lock stitch),是由美国人Walter Hunt发明的。但他没有申请专利,而且半途而废,所以最后是Elias Howe 拿到了这项缝纫机专利(改进过)。最初的缝纫机是手摇的,后来Isaac Singer又发明了用脚踏来驱动缝纫机。但Singer在还没有申请专利时,就开始大量生产使用这种技术,结果再申请专利时就无效了。Howe 和 Singer 之间打了一场专利官司,最后Singer 败诉。但是,最后Singer 答应付给Howe 每台机器 $1.15的专利费,这在当时已是很不错的价格。结果两人死前都早已成为千万富翁。在当时,千万富翁可相当于今天的Billionaire。
那时没什么玩具,所以观察缝纫机的工作原理就成了我的娱乐之一。无疑这也对我后来学习中学物理时帮助很大,尤其是学习力臂,力矩,齿轮,滑轮,转速等时,感性认识很强。
那时国人很少买现成的服装,大多是用布票购买几尺新布料,然后自己做或请人代做。缝纫机的另一用处就是“打补丁”,将破了洞的衣裤用布头补上。那个时代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雷锋精神,所以我小时的衣服很少不带补丁。那时大家都穿的差不多,所以每当我有了没补丁的新衣服时,第一次穿出去反倒感到浑身不自在。
直到上大学后,我才不再穿有补丁的衣服了。我父母家里的缝纫机也最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了一件不丢占地方,弃之又舍不得的“摆设”了。
出国后,又见识了国外生产的各种五花八门的电动,智能缝纫机,还可以自动绣花。不过,这些高级缝纫机已经不再能引起我的任何共鸣了。我还是怀念家里的那台老式脚踏缝纫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