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治理危機到全面失控再到文明重建 中國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在全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都屬於一個極其特殊的階段：一方面，中國從來沒有在經濟基礎與產業分工方面經歷過如此劇烈和快速的大變革、大調整和大發展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國內部始終處於一種餛飩而失衡的局面。一方面，中國與世界的融合規模和程度是全面性、快速的和實質性的；另一方面，中國與歐美集團的價值與制度、貿易與軍事矛盾卻處處加劇。 由於變遷來得如此突兀和劇烈，因此，導致中國大陸社會對於改革開放時期的認識幾乎處於截然對立的狀態。 毫無疑問，改革開放時期是宏觀中國歷史的一個明顯的分水嶺。之前與之後的中國社會，已經在實質上發生了變化。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造成不可避免的社會治理未極與形形色色的困惑。傳統上，中國從來不是一個善於使用經濟手段和方法處理社會問題的國家。中國始終處於農業社會的狀態，從來沒有持續的、大規模的產業分工的發生，農民與農村人口始終占全社會人口的絕大多數，在這樣的社會治理中，歷朝歷代政府的主要決策便是調整農民與土地的關係，這一點從周朝的“井田制”就開始了。由此，中國社會在經濟活動上從來沒有形成明確的“產權”觀念和自由的私有財產權的意識，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只是“政治掛帥”走投無路的一種結果和必然選擇，即是政治運動徹底失敗的結果，同時，也說明，對於中國來說，只要在經濟上擁有稍微程度的自由權，那麼，整個社會就會在短時間裡爆發出巨大的創造力。 當改革開放時期進入21世紀之時，中國大陸社會本身表現出越來越嚴重的治理危機問題，危機的表現是整體性的，而經濟增長動能的滑坡、公權力的普遍貪腐、公眾道德的嚴重淪喪等等現象，則是具體的痼疾。21世紀前兩個年代，中國大陸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積累的各種問題明顯的暴露出來，然而，當經濟中心的政策模式失效後，卻始終缺乏具體而有效的正確的化解方法。 現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再到集中統一領導——這樣的社會運動軌跡走過了70多年走過中國大陸的一個宿命性的歷史循環。 2019年底爆發的“新冠肺炎”大瘟疫以及防控措施，已經對於社會生產力造成嚴重而普遍的負面影響。三年來，對於瘟疫的“社會面動態清零”措施，既是中國特色也是無可奈何的措施。三年來中國大陸的城鄉社會以及各級政府工作的主題，似乎只是面對大瘟疫的泛濫和勞民傷財的進行“動態清零”，然而，在事實上，面對已經發生的大瘟疫，在短時間裡做不到“清零”。這不僅在醫學科學方面無法實現，而且在社會面更無法完成。 三年多來的大瘟疫，不僅標誌着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性終結，也宣告了中國大陸經濟的一個高速增長的時代的結束。大瘟疫對於中國大陸社會生活的負面影響，三年多來已經在各個領域明顯的表現出來，而且，還將在未來數年裡持續下去。首先是社會生產力的停滯以及產業鏈的斷裂，導致經濟活力的快速下滑，致使經濟幾乎處於一種整體性的中斷狀態；其次是各個領域裡的創造力的毀滅性打擊；再次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徹底撕裂。產業、教育、醫療等各個領域，， 三年多的大瘟疫，已經對中國大陸的社會生產力造成嚴重的洗劫和消弱。中國大陸如何從大瘟疫的劫難中快速的回覆社會活力，並且實現一場全面性質的社會重建，這是中國的政治家們面臨的最為重要的具體問題。 目前局面如果不能夠儘快化解，那麼，就必然會導向社會生活的全面失控。失控的根源來自經濟領域，然而註定會快速傳到政治領域，並且致使社會深陷一種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 進而演變為一場整體性的社會大動盪。 中國大陸社會正處於一種嚴重而普遍的危機狀態中，在政治上，一方面是政治權威的破產；一方面是試圖複製傳統的政治權威。在經濟上，一方面是經濟生活活力的普遍訴求；一方面是對於經濟自由的明顯壓制。在文化上，一方面是基層民眾的社會訴求多樣化；一方面是監管的強制化和公共政策供給的單一化。未來的社會動盪，必然從國家機器的內部發生。在未來數年，中國大陸或將不可避免的深陷一種社會停滯於動盪中。 中國屬於一個嚴重缺乏內源性發展力的國家，封閉性是我們這個生活在亞洲大陸上的民族的典型性格和心理特徵。東部的太平洋和西部的喜馬拉雅山脈，是阻隔華夏民族的地理環境，社會內部以暴力與巫術為內核的文化形態，更是制約我們民族創造力的根源。 華夏民族的文化與意識形態，在經歷了公元前8—3世紀諸子百家爭鳴的輝煌之後，自公元前221年到20世紀終結的漫長的2200多年裡，都沒有能夠真正走上科學與民主的道路。 中國從來就是一個以邪惡的權謀為政治活動為基調的國家，以暴力奪取權力並且以暴力方式維持權力是中國政治史的全部內容。華夏民族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之後，由於嬴政父子的“焚書坑儒”和“指鹿為馬”，致使華夏民族幾乎完全喪失了文明的政治智慧。中國是一個只有統治者而沒有政治家的社會、是一個擁有為數不多的清官廉吏而從來沒有建立起一種基於公平的政治制度的國家。 在40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之後，中國大陸社會本應採取一種更加有效的經濟結構轉型和升級的措施，並且，在政治方面走向一種更加自由、開放和寬容的局面，由此，開創改革開放時期之後的一場偉大的社會文明的局面，實現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因為這理當是中國大陸自1950年代以來的歷史運動的自然的和必然的邏輯，這個邏輯即是：“政治掛帥”—“經濟中心”—社會文明全面升華。因為1950年代70多年的歷史進程告訴華夏民族的是：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既不能運用“政治掛帥”的方式實現、也不能通過“經濟中心”的手段完成，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必須植根於文明價值以及依靠文明實踐來達成。 21世紀中國必須認真總結並且接受20世紀百年的教訓，避免並且杜絕類似20世紀的全局性政策決策錯誤的發生。21世紀華夏民族必須在社會發展方面作為一個成功的民族，如果再次像20世紀哪樣喪失百年時光，那麼，華夏民族只能淪喪的無以復加、社會文明重建也會拖延的更久更長，甚至遙遙無期。 人類在21世紀已經走過20多年，以目前走過大陸社會的種種社會表現看，華夏民族仍將失去21世紀百年。對於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而言，這是一種無法避免和無可言喻的事實。因為社會文明的發展與進步，絕不是來自於統治者的某個口號、或者某些統治者的個人意願，而是來自於全體社會成員的勞動、發明和創造，來自於人民為着贏得幸福生活的自由的追求和美好意志。 勞動者的勞動自由、全體社會成員的自由的言論與思想、基於公平的政治制度設計、面向探索和研究自然界物質運動規律的意識形態、——這些才是華夏民族走上持續的文明之途的基礎。 可以肯定，中國大陸即將面臨改革開放時期之後的一場全面的社會文明重建，包括在經濟、政治與文化等各個層面和領域。而樹立文明價值體系、設計公平制度體系以及建設具有持續創新能力的產業體系，這樣的三個方面的任務，是21世紀中國大陸走向社會發展成功和國家富強的三大根本任務。 徐國進 2022年11月9日星期三 （在進入21世紀後2004年，我曾經寫作文章，談論中國社會的治理危機問題） 附：1、論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與社會治理危機 2、21世紀初中國大陸的社會治理危機及其化解決方式 21世紀初中國大陸的社會治理危機及其化解決方式 我國進入21世紀以來的全部社會生活的表現說明,中國大陸再一次面臨社會治理危機。而且,危機表現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生... 論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與社會治理危機 2009-04-21 全球品牌網 徐國進 “農業生產家庭聯產責任制”最終導致了中國大陸社會整體性改革開放的具有歷史意義事件，可以說，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安徽農村的土地承包事件，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一個偉大的起點。中國大陸的以起自1980年農村的“農業生產家庭聯產責任制”為標誌的劇烈的社會轉型，其實質究竟是什麼？它現在又朝着什麼樣的方向變化？它的發展規律和必然趨勢又是什麼？這些理論和實踐的問題，仍然是大陸的思想理論界以及執政力量沒有能夠全面科學回答的問題。如果沒有或者不能對於這個事件的實質進行徹底科學的認識，有關的改革理論就不會走向科學。並且，單純的經濟改革過程也已經說明，正因為沒有能夠把發生在農村社會的“農業生產家庭聯產責任制”上升為科學的理論認識，也才導致了當1984年後經濟改革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後的城市經濟體制（主要表現為國有企業的改革上）的挫折和反覆，並且不能獲得類似於農村“農業生產家庭聯產責任制”的成就。“農業生產家庭聯產責任制”的偉大意義在於，她不僅為大陸的經濟改革提供了一個起點，而且客觀地充當了中國大陸整體性社會轉型的開端，從而大陸開始了一個新時代。關於這個事件的意義，已經勿庸贅言。但是，必須科學地說明她的實質，這個事件的實質則在於：她是勞動者自己對於生產資料關係的調整，既勞動者自己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而改善出來的生產關係，這是勞動者自己創造的同生產資料間的結合方式。 現在看來，我國的經濟學界與理論界對於“農業生產家庭聯產責任制”這個歷史性事件的實質沒有給予充分正確的認識和總結，而且，當着經濟改革從1984年由農村轉向城市時，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對於“農業生產家庭聯產責任制”的借鑑基本上是錯誤的。“農業生產家庭聯產責任制”的實質是確立了農業生產過程的勞動者與生產資料（土地）關係的最合適的模式，而城市國有企業的改革，卻始終沒有確立起工人階級（勞動者）同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形式。從1984年的承包租賃制到現在的股份制，國有企業中的勞動者即工人階級利益被不斷的損害。國有企業改革如果不能得到工人階級的支持，就根本不會獲得成功，這個結論已經可以做出。 國有企業的改造過程同樣是一種勞動組織模式的變革過程，這裡的關鍵因素在於如何改善勞動者（即工人階級）同生產資料的關係問題，如果要從經濟政策上進行選擇的話，那麼，就是需要找到符合生產資料同勞動者的合理的結合方式，前提是尊重勞動者的創造和選擇。這是國有企業改革的不二法門，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更好的線路。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改革，企圖從西方經濟學中找方法必然失去。美國20世紀企業組織方式的形成過程，是在自由市場的演進過程中完成的，而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組織，則是在計劃體制中派生的。因此，如何選擇對於國有企業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關係模式，我們沒有任何成功的先例可以借鑑。只有首先確定了科學的經濟改革的理論，我們才能夠採取正確的行動。 對於國有企業的改造過程，同時是一個重新確立中國大陸的勞動組織的過程，對於大陸社會的發展和文明進步而言，一種符合勞動者發明創造的企業組織建設，是整個中華民族重新崛起的基礎。而且，對於大陸21世紀的社會發展來說，必然是企業組織不斷創新的世紀。勞動組織的再造也是中國大陸政治文明進步的前提。 對於勞動者的解放仍然是中國大陸在經濟基礎層面上的一次徹底而深刻的革命，現在看，關鍵的問題是需要進行勞動組織的創新和健全對於社會成員的生活保障。 現在的問題是，由於國有企業改革長期不能在勞動組織方面確立起統一的形式，已經嚴重影響到大陸社會的生產能力的提高，同時也嚴重影響到工人階級與企業管理者及政府之間的關係。在農村，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民的貨幣收入始終得不到根本性的改變，而且農村勞動力的轉化渠道還處於萎縮的狀態，農村社會的繼續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問題，而政策對於農村發展的扶持能力也在不斷的弱化。農村社會的基礎實施建設（交通、通信、能源）以及教育、科技、文化、醫療衛生等事業的發展幾乎停滯不前。 在1980年社會劇烈轉型過程中的20多年來，中國大陸社會沒有能夠形成一大批能夠深刻全面的解釋時代生活的思想家、理論家、哲學家，整個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領域沒有形成核心力量，思想理論創造力的疲乏一方面來源於文化傳統轉型的失敗，另一方面也受到政治家規定的“不爭論”的影響。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濟學和法學兩大學科似乎成為了我們時代的顯學，但是，經濟學的各種觀點基本上是移植、翻譯和介紹西方現代經濟學的觀點，這實際上一種拾人牙慧的做法，說明當中國人在丟棄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後的無助、茫然和迷失方向，同時，更關鍵的問題則在於經濟學研究沒有了科學的思維方法，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正確的立場和觀點。如果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世界工人階級的聖經的話，那麼，對於當代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者來說，仍然需要一部勞動者的聖經。近一個時期來，以朗咸平教授為代表的經濟學家，開始把矛頭對準了那些掠奪國有資產的國內的知名的企業家，從而在經濟學界引發爭論，也在普通人們的心中引發震撼作用。朗咸平的意義在於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和認識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同時也要求我們從實踐的角度去檢驗現行的主流經濟學說。比經濟學家們的錯誤觀點更可卑的是，中國大陸的經濟政策尤其表現在對於國有企業的改革方面，始終不能找到正確的出路。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缺乏科學的經濟理論指導的缺陷已經表現無遺，而且，還可能會因為害怕出現政治動盪而反覆。 意識形態同人民群眾價值觀念及普遍心理的脫節是造成社會治理危機的一個原因，同時，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國家的公共權力同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相脫節，這導致了一系列社會政策的不切實際和人民利益的受損。 對於21世紀初的中國大陸社會來說，迫切需要從理論上科學回答如下幾個基本的和實質性的問題：一是20世紀80—90年代改革開放推動中國大陸的發展達到了什麼樣的水平？由此開始的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的趨勢又是什麼？二是21世紀中國大陸社會的運動規律、特點以及前景是什麼？三是究竟什麼樣的因素充當着中國大陸社會經濟發展和文明進步的動力？或者說，誰是引領中國大陸發展和進步的力量？如果中國大陸的思想理論界不能科學全面地回答這三個問題，21世紀大陸社會發展就會不可能具備正確的方向。因此，一個失去了科學理論思維力的民族和一個沒有科學理論觀指導的權力組織同樣可怕。沒有完整的和科學的理論，就不足以把中國帶到美好的明天。中國大陸的社會建設需要激情、活力、想象，更需要在正確的力量的帶動下的奮鬥、公平、正義。 經過1980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大陸的社會轉型已經不是單一的而是整體性的，不是某個具體領域而是全面性的，面對社會生活的整體性的、全面的轉型，無論是經濟領域裡的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型，還是政治領域裡的修修補補，都已經對於解決問題無濟於事，社會發展既需要有綜合性的政策策略，又需要靈活多樣的具有針對性方法。21世紀中國大陸的發展必然首先是一種社會制度的再造的過程。沒有關於社會生活的偉大的制度發明，就無從激發13億大陸人民的勞動創造的活力，中華民族就不可能獲得文化復興和重新崛起。 中國大陸社會的治理危機通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表現出來，而克服21世紀初的中國大陸的社會治理危機，則需要最偉大的社會發明能力，這就需要政治制度的創新。具體地說，需要徹底改變大陸社會的公共權力的形成機制和渠道，改變權力的自上而下的任命方式，而代之於更加民主的選舉制度。權力的自上而下的授受方式，不僅是權力脫離人民的根源，也是政治腐敗的根源。發展中國大陸的選舉制度，需要從執政黨做起，同時從基層社會生活做起。中國大陸是一個沒有基層民主選舉經驗的社會，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發展政治文明是極其困難的事業。然而，民主的政治選舉事業又必須開始，同時，法律制度首先是憲法的制定，必須轉變傳統的政治觀念，傳統的政治觀念是建立在法律為權力服務的基礎上的，同時是為了維護權利的利益。而新的法律觀念是建立一個公平和正義的社會以及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改變法律與政治權利的關係，也是中國大陸社會走向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一個前提性條件。 政治改革與社會制度創新的落後，已經成為經濟繼續健康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的障礙，事實上，在人類歷史中，為社會生活提供理論命題並不是政治家的使命，政治家的根本任務在於為解決一系列社會問題和矛盾開闢道路和選擇最可行的方法，因此，政治家集團是社會政策和策略的生產者。理論豐富和發展的任務必須由思想家去完成和實現。中國大陸社會對於新型的政治家的需要，同需要一大批科學家、思想家和文學藝術家一樣迫切。但是，在對於中國大陸社會發展方面所承擔的責任方面，政治家們的責任最為重大和艱巨。現在的問題在於，傳統的政治權力的形成渠道已經失去作用，而新的公共權力的形成渠道尚未形成，法律制度也處於極其落後的觀念的支配下。因此，社會治理的危機現象也就表現的異常明顯。 對於社會發展而言，創造着和革新着社會物質財富的勞動者始終是第一的和首要的生產力，勞動者的創造需要同一定的生產資料結合起來，當然，馬克思主義認為勞動決不是一切物資財富之源，自然界是人類賴以生存其上和進行存在的唯一的載體。自然界永遠充當着人類創造自身需求的唯一的物質基礎。當鄧小平說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後，理論界便開始論證這樣的一個命題，而當着鄧小平說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後，金融界的人士也就便沾沾自喜，以為金融真的充當了現代經濟的核心。鄧小平的偉大在於他在行動上扭轉了中國社會的運動方向，並且造就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理論界必須在科學思維方法的指導下，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才能夠對於中華民族的文化轉型做出貢獻。而如果一味依附於政治家的某些口號中，漢民族的精神世界就只能不斷的委瑣，我們不能夠想象，一個沒有和不具備偉大精神品格的民族，如何對於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勞動組織的創新、社會公共權力形成機制的創新，此兩者是中國大陸社會文明發展的關鍵，也是21世紀初大陸社會的基本的創新使命。在勞動組織的創新方面，我們已經發展了股份制的企業組織，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應該在股份制前邊加上“勞動者“這三個字，即勞動者股份制。國有企業在1957年我國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完成後，對於大陸社會實現工業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些貢獻也是同國有企業中的勞動者的貢獻相聯繫的。所以，對於國有企業改革來說，最根本的問題在於，股份制改造不是走以資本為主導型的股份制道路，而是要重新建設以勞動者直接參與的股份制的勞動組織。 政治文明的創新已經成為推動中國大陸社會煥發活力的最關鍵的因素。多樣性的社會生活趨勢已經對執政黨的領導能力、理論創新和政策決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政治生活中的公共權力形成制度的創新，關鍵是實現具體的參與者民主。我所謂的參與者民主，是指涉及到的公民的直接參與型的民主。在一個組織、街道、學校、工廠、社區的各種公共事務管理方面，要發展參與者的直接民主，由此不斷擴大為整個社會政治生活的民主，並且一直發展到對於國家領導人的直接選舉制度。 中國大陸社會是一個尚沒有經歷過充分的基層民主經驗的社會，因此，民主的發育需要有個過程，也需要有明確的法律程序的設計，最符合實際的步驟是從基層社會生活的直接的參與者選舉開始，同時在執政黨內部發展直接的選舉制度。 對於新型的勞動組織的發明和參與者民主政治制度的發明，是中國大陸社會在21世紀初的迫切使命，也是保證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百年裡實現復興的最重要的任務。企業改革如果不能激發勞動者創造物質財富的熱情，就不會獲得成功。而政治活動如果不能給予社會帶來公平、正義的文明素質，就不會對社會進步有益。在21世紀初，完成這兩項歷史性的任務，也才能夠克服目前所面臨的深刻的社會危機局面。 徐國進 2004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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