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明論》

引言

第一章   關於文明的有關問題

      一、人性問題
      二、文明的概念及演化邏輯
      三、文明的實質
      四、文化與文明的關係
      五、人類生活中的價值與科學

第二章   中華民族的文化特徵

      一、文字的起源與文明傳承
      二、從百家爭鳴到“打倒孔家店”     
      三、農業文明與小農意識形態的破產
      四、中華民族文化需要整體轉型
      五、當代意識的主流：追求現代化

第三章   人類文明成果與中國社會趨勢
     
      一、20世紀最後階段的文明成果：信息化和全球化
      二、中國社會的基本趨勢
      三、社會的城鄉結構矛盾與克服
      四、當代社會發展的動力——智能化與協同性
      五、全球金融危機及後果

第四章   宏觀歷史框架下中國
       
       一、21世紀中國的歷史的坐標
       二、中國與亞洲、歐洲、世界
       三、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發展的定位
       四、中國與世界發展的方向
       五、21世紀人類社會的不確定性

第五章  中國文明重建的途徑與辦法
     
      一、20世紀是中國人尋求發展道路的百年
      二、經濟：產業體系升級與重建分配製度
      三、改變政治生態的方法
      四、發揮教育—科技—文化的先行作用
      五、21世紀中國的發展方略問題


第六章   21世紀中國文明進程

     一、新文明確立需要的時間
     二、偉大復興、和平崛起還是文明再造
     三、新文明的主要標誌
     四、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前提與條件
     五、中華民族的長遠未來



後記



引言

    本書的目的，是向世人闡述文明的形成與演化邏輯，以及中國文明的特質與如何實現文明的問題。我希望本書能夠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際過程中起到一定的影響力，並且在中國思想史上留下一個堅實的足跡。因此，本書是為那些深刻思考中國命運的人們而寫的。
    我們應該認識到，社會文明的產生、創造、傳承與演變，是人類在地球上生活的最主要的使命。歷史上的人類生活，包括今天的實現在內，有着太多的不符合文明要求的事實。一方面，人類社會的存在並不是完全按着文明的尺度打造的；另一方面，文明又是人類生存的本質需求。當然，人類歷史本身就是一部文明進步的歷史，是一個人類不斷地剷除非文明素質而發展文明品質的過程。從總體上說，人類歷史是一部文明史。從這個意義上說，締造人類社會的文明的確需要統一的價值標準和行為準則。顯然，價值文明是人類生活的核心因素。當然，人類本身就是地球上的一種文明存在，而且是具有唯一性的存在物。人類的命運被自然界和自身雙重的力量決定着。
    把文明作為我們時代以及今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們的核心價值，是全部人類有記載以來的歷史給予今人的經驗教訓和最明確的啟示。人類要想生活的幸福，就必須沿着文明的道路走下去。
     提升中華民族的文明素質，並且創造出嶄新的中華文明是21世紀中國發展的綜合性任務。在過去歷史上的每個時代，都存在這具有強烈歷史使命感的人，現在，依然如此。我是具有強烈歷史感的人，對於中華民族的過去，我持有強烈的批判精神，而對於我們民族的未來，我持有一種無可言喻的嚮往之情。未來生活仍然會是歡樂與苦難交織的景象，中華民族必須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一切有責任心的中國公民都應該義無反顧地為之奮鬥。我深知，空洞的理想與簡單的信心並不會幫助我們解決任何問題，能夠幫助我們解決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永遠是基於我們自身的勞動發明與合理方法。
      歷史上，人類在地球上生存，各個不同的民族國家只是走過了不同的發展與進化道路，而人類文明的實質則是相同的。
      文明是文化的核心，制度是公平的樞紐。21世紀中華民族文化的方向是確立起一種以探討自然界運動規律和不斷揭示人類幸福所需素質的文化形態，而在制度設計方面，是需要在接受全人類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符合中國社會長久發展需要的、框架穩固的國體。文明的文化和民主的制度是中國在21世紀中發展與進步的兩個可靠的車輪，兩者並行不悖。
   21世紀初的中國已經處在與以往歷史完全不同的狀況中。許多過去的讓我們成功的原則已經不能夠作為今天實踐的價值和保證未來成功的法寶。因此，我們決不能繼續使用過去的原則選擇未來。過去的許多成功的經驗也不能保證走向未來的過程中取得勝利。因此，我們必須尋找和確立新的價值體系。
   經過起自1978—2008年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整體性的、綜合型的發展狀態中。這意味着，任何一種單一的產業都不可能充當整個社會發展的支柱，產業發展將是農業、工業與第三產業體系的協同式發展，同時，人類文明也不再是由單一的經濟、政治與文化某個領域引起，而是綜合性的社會力量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而且，社會文明的發展既不能政治掛帥，也不能繼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促成社會進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社會發展需要以文化為先導、以經濟為基礎、以政治為保障。文化、政治、經濟三大系統的關係複雜多樣，三者不是彼此簡單地決定於被決定的關係。中國綜合型的發展狀況的形成，在2003年以政治上的共產黨從第三代向第四代權力轉移為標誌，而且，科學發展也成為中國意識形態的主流。
  21世紀中國的建設、發展與進步建立在改革開放時期的基礎上。看現實，中國同世界各國一樣，正飽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折磨。由於中國社會運動與發展的特殊性，中國的領導人必須更準確地、更迅速地找到解決全球金融危機的方法。貨幣是人類的創造物，但是，人類生活卻飽受貨幣帶來的痛苦，正像核武器同樣是人類製造出來的產品，同樣具備毀滅人類的能力一樣。因此，在21世紀初的這個時代，人類需要做的，是對自己歷史上的一切科技發明、價值原則、制度體系和經濟成果進行一次全面的檢閱，以找到和確定走向美好未來的方向和方法。在20世紀裡，中國曾經試圖找到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的辦法進行自己社會的建設，但是，許多具體的方法都失敗了。目前，中國面臨的危機與挑戰非常巨大，不僅需要有效地解決20世紀百年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最關鍵地是為改革開放時期造成的社會不公平和自然環境污染找到具體的出路。這次，中國面臨的抉擇要比“文革”失敗後的選擇重大的多。因此，中華民族需要全新的世界觀和建設社會的價值原則。
   總之，我們眼前大變局的實質要件與20世紀初根本不同。但是，僅僅認識到變化還遠遠不夠，必須理解變化的實質、方向和結果。在21世紀中國和世界的變革中，基本的價值理念已經發生轉移，轉移為文明、幸福和真理這樣的概念。這些概念既包含也超越了儒學的仁義禮智信，又包含並超越了西方文藝復興中形成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所以，從21世紀開始，人類生活的價值原則必須確定為文明—幸福—真理為一體的結構。人類為自己的生活建立起一整套完善而嶄新的價值原則，不僅是一種必要，也是一種必須。在過去的歷史上，還沒有那個時代像今天這樣需要重新確立生活的原則和立場。因為在現在，人類自己手中已經掌握了毀滅自己的武器，這個武器便是核武器。人類必須通過升華自身的精神原則找到創造美好生活的方法和出路，人類必須通過精神文明的升華找到一種能夠保證人類不至於被自身創造物所毀滅的力量。
   在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方面，只有文明的手段、方式方法才能夠達到幸福的目的。歷史無非是一部人類向着文明的不斷的進化和努力的歷史。通過20世紀特別是20世紀最後20年的信息化和全球化，人類已經走到了從根本上改變歷史觀和世界觀的時刻。我們要做的，是將人類未來的歷史按着文明的標準和尺度打造而成。當然，人類未必能夠做到這一點。
   歷史上，中華民族的文明源遠流長和博大精深，同時，我們民族的苦難也罄竹難書和無窮無盡。人類和諧相處的最好的方法是忘記仇恨。在21世紀初中華民族需要一往無前走向未來的關頭，必須從文化上深刻地反省一次——我們從何處來？究竟是什麼力量引導我們前進？以及我們應該如何走向和怎麼選擇未來？準確回答了這樣的帶有根本性的思想問題，才能夠找准21世紀中國的定位，並且最有效的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在未來，人類要想把握自己社會的發展方向和趨勢，需要優先從掌握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入手，因為自然界才是人類命運的最終極的支配力量。
   文明、幸福、真理是我所確立的21世紀的人類價值。人類只有按着這樣的價值原則從事21世紀的發展實踐，才能夠使得人類在地球上走到更久遠，並且創造出美好的未來。成就21世紀中國的光榮與夢想，是成長於改革開放時期的一代人的歷史責任。我們正處在中華民族社會新文明的奠基和形成初期，我們必須知道中國來自何處、現在何處、去向何處？否則，就有愧對子孫的危險。
   人類是地球上唯一能夠創造文明的生命。但是，就人類目前的發展水平和自身關係特點來判斷，在宇宙面前，人類可能仍然還是一個沒有能夠真正走進科學之門的智能生物。不過，人類的進化速度正在加快。只要自然界給予人類以充足的時間，人類智能的發展肯定能夠找到解決自然界時空之謎的方法。
   2008年可以作為中國新文明發育的凝固的起點。把2008年放在中國歷史的宏觀背景中去判斷，從年初南方發生大範圍的雪災，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社會生活中公民維權行動此起彼伏、經濟運行開始遭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西藏民族問題十分突出、意識形態方面開始對改革開放時期進行的反思。另外，第29屆奧運會於2008年8月8日在北京舉行。到2008年，中國大陸社會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整整30年時間。從2008年表現出來的一系列社會現象說明，中國繼“文革”之後，走到了極易發生社會問題的環節，中國社會發展的基礎——文化條件和制度系統都表現的極其薄弱和不堪一擊。顯然，在21世紀的前兩個年代，中國處於決定21世紀百年命運和更長遠未來得決定性的歷史選擇關頭。未來的面貌和美好程度就取決於我們現在的選擇。
   在改革開放進行了30年的今天，我們的眼前仿佛又面臨着一道必須逾越的鴻溝，因為這道鴻溝正在嚴重阻礙着我們前進的腳步。中國如何才能順利跨越這道鴻溝並且不為社會生活留下傷痕，這是問題的關鍵。這道鴻溝是什麼？是由文化與制度兩個方面的堤壩構築而成的鴻溝。中華民族在此刻，最關鍵的是需要改變我們民族的許許多多落後的文化和制度。
   因此，面對這道巨大的社會鴻溝，中華民族又一次面臨着有史以來最為驚險的跨躍。就像20世紀初的局面一樣，然而，在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為標誌的歷史性跨越中，中華民族卻在20世紀始終沒有跳出暴力動亂的火坑。從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到1911年清朝的結束，中國的改朝換代都依靠暴力的方式完成。20世紀政黨走上政治舞台後，仍然沒有能夠根本改變這樣的國家政權的更迭方式。但是，現在我們認識到，社會變革不應該是一次次的暴力革命、武裝戰爭和政治運動。符合人類本性的、文明的社會變革是經濟的、和平的、科技的和理性的。物質財富的創造力和完善的社會服務體系才是人類生活的本質需要。
   1978—2008年30年改革開放時期，為中華民族從事21世紀的偉大歷史發明拉開了一個光輝的序幕。雖然也有人對這個時代進行批判，但是我們可以說，改革開放時期固然存在着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缺點，但是，她也比中國以前的全部歷史進步一百倍、一千倍、一萬倍。改革開放時期是中華民族新文明形成的奠基年代。改革開放時期的30年，在社會發展的成就方面是一個超過了以往歷史3000年的偉大時代。
   在21世紀的第一個年代，人類的社會生活必將結束在因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混亂和因“h1n1流感”引發的瘟疫爆發的恐懼中。我們看到，不管人類的科技成果多麼高明，不僅在自然界的災難面前不堪一擊，而且在人類自己的創造物面前同樣脆弱不堪。當然，人類文明也正是在不斷的解決自身遇到的問題過程中獲得進步的。
   由於人性的複雜性、豐富性和不斷變化的特質，致使無論以什麼樣的概念作為的理論思維的出發點在對社會實踐的論述方面都會存在掛一漏萬的現象。人類永遠也不會完全掌握自己與生活其中的自然界的全部聯繫，因此，人類必須作為地球上的探索者。
   置身21世紀初的中國公民，註定是為創造新文明而生的一代。以漢民族為人口主體的多民族國家的文明創造，基礎的因素是經濟，中間的環節是政治，而終極的目標是幸福。現在，對於中華民族這樣的一個古老的民族國家來說，最關鍵的創新任務已經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和文化領域中來，政治文明的創新是一項最偉大的社會制度發明過程，我們必須改變從秦始皇到毛澤東的政治傳統與權力心理，由此出發，才能夠翻新整個社會運行的方式，用文明的力量把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落後習慣進行全面的翻新，從而形成和確立新的文明形態。
    一個擁有13億人口國家的社會建設和文明發展必須具有明確無誤的理論指導和現實方向。這就需要研究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國家的運動規律和建設方法。對於一個有着13億人口的中國來說，必須具有一大批為着民眾福趾而奮鬥不息的企業家、思想家、科學家和政治家，其中政治家的責任最大。
   一切建設都必須着眼於未來並且立足於未來。中國需要制定21世紀百年文明發展的線路圖，以在這個為新文明的奠基時刻，就具有關於未來的清晰可行的藍圖。

第一章    關於文明的有關問題

  人類作為地球上唯一具有意志力的生物，從其誕生的那刻起，就開始了創造屬於社會文明的實踐。社會的複雜性基於人類自然屬性複雜性。因此，人類對自身社會生活的認識不能脫離人類本身的自然屬性。人性文明是人類存在的本質需要，人類實踐應該是一個不斷充實、豐富和發展文明因素的過程，如此，人類歷史才能夠成為文明史。人類經過有文字記載以來的全部歷史過程，尤其是經過20世紀百年的科技成就、和平發展和暴力戰爭，在21世紀初已經走到了一個最重要的文明覺悟時刻。這種覺悟的要素包括：1、為了人類自身的幸福，一切社會實踐必須符合人性文明的要求；2、人類智力是社會發展最重要的資源；3、愛護自然界並且與之和諧相處；4、必須在國家意義上結束人類之間的對抗、戰爭、暴力、衝突；5、使人類歷史成為一種自覺地創造文明的過程。
   基於上述的觀點，從闡述人性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出發，探討人類整體的社會文明的發源、演變和成長的過程。

一、人性問題
   
   自然界是人類之母，人類不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並且是一種自然存在。人類作為地球上生物鏈的一個環節而存在，其特殊性在於大自然把智能賦予到了人類機體之中。科學已經證明，人類的基因同其他動物的基因只具有十分微小的差別，但是，人類擁有智力卻決定了只有人類才是地球文明的創造者、保留者、傳承者。人類以自身的智慧創造使得自然界具有了文明的生機。
   究竟是什麼樣的自然之力把智能賦予到人類的機體中，這仍然是一個科學問題，就像人類在地球上的起源仍然沒有被全面地揭示出來一樣。我們現在對人類歷史的研究和認識，還只能從人類有文字記載之後開始。可以想象，在人類文字出現以前，人類語言肯定長期的使用着。也可以肯定，哪是一個極其漫長的歷史進化過程，可能比到目前為止的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時間還長。
   人性既是一個固態概念也是一種動態的概念。我把人性視為是基於生命本能的、並且隨着自然環境和社會發展程度的變化而表現出來的人類行為。人類在地球上誕生，陽光、空氣、水屬於人類生命必須的物質元素，而人類生命自身的新陳代謝以及生老病死則屬於生命機體的自然現象。所謂人性，首先是基於人類生命存在的本能需求，同時也是基於人類智慧對自然界的適應和對社會關係的改善。人類生命的偉大來自於生命中蘊含的崇高智慧。正智是人類文明的必不可缺的因素。
  因此，人性就是指人類生命體的自然性和人類活動的社會性兩個方面，人性即是兩者的統一。人性首先是植根於人類生物本能基礎上的自然屬性。自然屬性是指人類不能抗拒的因素，比如呼吸、吃喝、排泄等生物存活必須的活動，在人類生命的自然屬性之上，人類從自身生命的延續開始就必須結成一定的社會關係，從而在相互間的社會關係中蘊育出特定範疇的社會屬性。孟子有言：“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其強調的就是教化對於人性的影響力。事實上，勞動、智力與教育，此三者是人類區別於其它動物的最重要的社會性標準。而在生命體的基因構成方面，人類與動物的差別可能卻很小。一個被我們接受的觀點是：勞動創造了人。因此，我們也必須接受如下的觀點：勞動是人類文明的支柱。不可能想像人類在不勞動的情況下的生活狀況。
  但是，人類的一切行為都是基於其本性出發，人類本性最基本的表現就是吃、穿、住、性等幾個方面。人性的光輝和人性的陰暗同時存在，在任何一種人性的品格中都能夠找到與之相反的品格。人性中並不存在固有善與惡。人性決不是只存在善惡、好壞等簡單的兩級。人性與生俱來的複雜性正是生存本身複雜性的表現。
   人性的永恆的與第一的需要是生存，而生存所需的條件首先來自於自然界中固有的生命要素——陽光、空氣、水，這同人類生命存活過程需要的呼吸、吃喝、排泄與生老病死是同一個過程。
   關於人性的理解和認識，需要進行一次最為超脫的研究，既超越中國古人的君子與小人、善與惡，也超越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等概念。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關於人的實質問題的解釋是“人是全部社會關係的總和”，這在中國幾乎成為闡述關於人的實質問題的一個定式，但是，問題的實質恰恰在於，人不僅是全部社會關係的總和，人還是同全部自然界關係的總和，而且，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處於同社會關係更重要的位置上。只有首先從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出發認識和理解人類生命和社會存在的實質，人類才能夠走在正確的追求文明的道路上，並且為改善自身社會的物質基礎找到正確的方法。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接受，從一開始就片面地強調“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而毛澤東更是片面地強調人性中的階級性，由此而強調“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失敗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人與人關係的敵對思維直接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與文明的程度。直到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接受，也是簡單地、機械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階級鬥爭”觀點，並且被毛澤東運用到極端的地步，接受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觀點是與中國人沒有商業文明傳統、封閉的心理狀態和落後的人際關係相一致的。封閉狀態下的人性，是不能得到良好的發展的。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誤解都來自於心理的封閉。
    馬克思《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中的論述，在許多方面都是基於人性出發進行的論述，他證明人的本身力量應該儘量發揮，他強調的“人的肉體和精神兩方面的本質力量”便是人性。但是，後來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卻賦予人性以階級性的特質。毛澤東說“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裡就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超階級的人性。”其實，人性與階級性沒有必然的聯繫，強行地把人性規定為人的階級屬性，是對人性的狹隘理解。關於人的實質的理解，無不體現在對人性問題的理解方面。而且，對人的實質問題的理論揭示，是人類歷史觀的進步。
   中國的小農生產方式、以儒學為主流的意識形態以及政治家架構，造就了中華民族以防範心理和封閉心理為主流的人與人關係的特點。防範在生活的表現最直觀的就是牆文化，不僅每個家庭的院落要用高高的牆圍起來，一座城也要用牆與護城河圍起來，包括整個國家都希望用牆圍起來，這就是長城代表的文化。長城是中國文化的最典型的、最富有代表性的並且是最惡劣的表現。然而，直到現在，中國人仍然歌頌着長城，其實，長城從它一經開始修建就是一種勞民傷財而毫無實際價值的國家工程。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工程是都江堰，哪才是真正造福於千秋萬代的工程。
   人性包含了自然的生物性與社會性兩個基本方面。當然沒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體的人性表現。人性問題既是一種伴隨人類生活的永恆的存在也同時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人性的表現是在吃、穿、住、行等人類物質生活基礎上表現出來的。
   人類較之自然界的能動性，是人性變化與發展的基礎。能動性首先植根於人類的智力。
人性首先是人類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來的責任屬性。從理論上說，如何對於人性問題的簡單解釋都會犯錯誤，也都會讓人找到批判的把子和對象。人性是附着在人類社會與人體之中的最複雜的素質。所謂人性，無非是指人類在自然界中生存的生物性與結成相互的關係的社會性，是人類在自然界和社會上生存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本性、品格、道德觀念等等。
   人性是生物自體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綜合。從綜合人性的角度看，人性不單純是善與惡。在人性中，其基本的屬性是無關善惡並且超越善惡的。人性與人類生活具有不可分割的屬性。
   人性是人類一經在地球上誕生記存在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統一。就其自然屬性來說，是指人類為了自身生存而表現出來的天然的、本能的行為；就其社會屬性來說，是指在各種社會關係、道德觀念、價值判斷、物質利益等影響下的行為。人性中共同點和美好品格發揮到社會生活中，就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人性的體現是根據自然環境與社會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
   人性是建立在自然生物體與社會關係基礎上的綜合品格。人類的智能使得人類成為地球生物鏈中唯一的具備向着文明進化能力的生命。人性是在特有點社會環境下表現出來的行為方式、語言系統和自身修養。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人的人性存在嚴重的倒退現象。比如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白岩松在2009年5月說的一句話是“中國人在人性上的退步比其他國更強烈”，“我們在人性上由於欲望而導致的退步和混亂比其他國家更強烈，家庭不穩固比美國更甚。”並且，這樣的觀點在網絡里得到90%的網民的認同。這裡的問題涉及到如何理解人性問題。但是，把中國的許多社會現象歸結為“人性的倒退”這樣的簡單地結論肯定是錯誤的和片面的，是沒有看到中國社會已經發生的實質性的進步的表現。固然，在1978—2008年30年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社會瀰漫着一種金錢之上的情景，“一切向錢看”幾乎完全破壞了傳統的社會關係，整個社會都存在着嚴重的不適應症。但是，必須指出，改革開放時期的30年正是中華民族商業文明重新形成和再造的過程。在這樣的過程中，當人性中的物慾成為最高的追求之後，文明社會的文化價值和制度體系還沒有適用這種變化並且做出及時的變革。因此，對新的文明價值體系的闡述，是比經濟領域更重要的任務。
   在目前我們所處的時代，正經歷着美好人性的深刻而普遍的回歸。這種回歸和升華的事實在整個社會生活的層面上已經發生，包括經濟活動中的誠信理念、政治方面的以人為本和文化領域裡對“普世價值”問題的探討。都說明中華民族在人性方面的整體性的進步。當然，在這樣的時代，有關人性的嚴重的扭曲和典型性的“異化”的個例也比比皆是。因此，往往使人們僅僅看到許多極端的實例。
   就人性是指人類本性而言，人性的進步是極其緩慢的。人性中文明意識到煥發需要一系列社會條件。美好的社會生活來自於美好的人性，但人性的進步必須以社會環境的發展為支柱。
  人性變化的條件包括：社會生產力的變革、發展與進步，教育的普及與文化產品的豐富、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信息化與全球化的影響等等，都是人性發生變化的條件。所以，必須超越善與惡來看待人性，人類生存本身不是有善惡為存在依據的，另一方面，人類行為不是一善與惡為劃分的標準。
   人性首先是表現在與自然界關係方面的一切本性，比如呼吸、飲食、睡眠等生理需要。人性問題是與人類精神世界相關的問題。人性文明是一個在複雜的因素影響下的進化過程。人類生活的進步，就是一個不斷地提高勞動、創造、發明的過程，發揚人性包含的一切文明素質的過程。
  人類在地球上生存的意義與真正目的何在？人性、人權、人道、人文，從人性出發最終達到人的文明，是全部社會活動的根本目的。
   基因研究有可能徹底揭開人類作為生物體的細胞結構之謎，但是，卻無法最終解釋人類精神系統的全部問題。人類也許永遠無法通過科學的或者技術性的方式一勞永逸地解決人類個體的犯罪問題，但是，由於人類生命的文明特質，人類社會生活的普遍地文明程度會通過人類物質財富的增加、智慧的提升和品質的進化而得到不斷改善。
   人類的一切行為皆是人性的表現。這種表現的成因都是基於人類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之上的結果，就人類是文明的創造着和繼承者而言，在人類社會中的一切因素都具有所謂的“雙刃劍”的性質，因此，人類的文明進步必須最大限度地發揮人類自身的美好人性的一面，而最大限度地控制人性中的不符合文明的一面。其實，在人性中並不存在着固有的善惡，但是，人類必須懂得，無論是作為自然物的人還是社會性的人，人類生命中的美好的素質既是人類的天性也是後天培養的品格。
     對人性問題的說明能否作為研究社會文明的一個理論上的起點？或者，為什麼要把對人性問題的研究作為闡述社會文明問題的起點，這是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從社會發展與人類進步的角度看，直到現在，我們還不能對人性的變遷做出任何理想主義的結論。人性的文明不可能通過任何單方面的因素或者力量的變化而得到轉化或者進步。
    有關於人性問題的理解，可以推導出關於理想社會的認識，中華民族自古就存在着偉大的社會理想，從孔子到孟子，再到近代的康有為、梁啓超，再世界西方，從亞里士多德到柏拉圖再到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都體現了人類對自己社會的偉大而美好的理想。我認為，理想社會就是一切人性美好品質的發揮。


二、文明的概念及演化邏輯

   人類一經誕生，地球上唯一的文明力量也就出現。人類是地球上唯一一支美麗的文明之花，但是，人類歷史之樹上卻掛滿着累累惡果與斑斑污跡。
    直到現在，文明的概念被廣泛的使用但卻未能得到全面而深刻的闡述。文明是什麼？文明又是沿着什麼樣的邏輯而演化的？文明的表現形式和實現途徑是什麼？對於這些問題需要從理論是作出說明。
   就詞源的角度看，“文明”一詞，在中國傳世文獻中，最早見於《易傳》的《文言》——“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尚書•堯典》中有“睿哲文明”的句子。其義多含文采、光明之意。
   在之後的漫長的中華民族理論思維的進程中，便很少見到對文明問題的詳細闡述和研究。在20世紀初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後的結果是用“文化”的概念取代了“文明”。 2009年7月9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羅檢秋的一篇文章《近代從“文明”到“文化”的思想過渡》，考察了文明和文化兩個概念在19世紀中期和20世紀初的變遷過程。結論是“大約在1919年， ‘文化’逐漸取代‘文明’而成為知識界的主流話語。”
    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概念中，也很少論述“文明”的問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提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論點，把國家的出現作為文明形成的標誌。
    賦予文明觀念以全新的含義，是現代理論科學的重要的使命之一。
  文明既是人類活動的結果又是人類活動的前提。自然界的物質存在無所謂文明與不文明。文明是人類的活動，是人類通過自己的勞動（結成特定的社會關係的勞動）從自然界中轉化出自己生活需要的財富。
   勞動對於人類文明的重要性是基礎性的。人類如果不從事改善自身生活品質的勞動，就不僅不可能獲得在自然界中生存的條件，也就不可能稱其為智慧生命。人類從來就不是簡單地像其他動物一樣的簡單地適應自然界，而是按着自己智力發展的邏輯不斷地改善與自然界的關係。
   貫穿人類歷史進程的不變元素是勞動。勞動是人類生存的基本活動，是人類同自然界方式實質聯繫的活動，勞動把人類與自然界聯繫在一起。勞動首先是依靠自然界物質而生存，然後才是從自然界中轉化和創造出人類自己需要的財富。但是，勞動是隨着人類智力的進化而進化的過程。
    人類共同利益的存在是社會文明的支點。人類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的矛盾、鬥爭與衝突，都是在共同利益之下進行的。站在人類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分析和解決問題，是人類文明的基本素質和根本要求。人類共同利益的存在是客觀事實，這正像關於普世價值的概念一樣，會引發許多爭論和異議。
   文明是人類在地球上生活的共同點、相通的、無差別的品格。但是，文明決不是超越人性的素質。人類文明的要求表現恰恰在於，文明是人性美好素質的發揮。就文明是基於人性美好素質和品格的角度而言，文明是不分東方與西方、白人與黑人，不分國家與疆域不同的人類通性。文明是屬於人類的。對文明的區分，既不能從各個民族國家走過的歷史道理和發展水平的不同為依據，也不能以不同社會形態下人民群眾的生活習慣、風俗為依據。
   文明是人類的文明，而人類既是地球上的客體有是具有能動性的主體。這就決定了文明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個方面。
   人類在地球上出現的時間要比人類有文字的歷史早點多。人類自從創造出文字並且與文字相應的書寫方法，人類才開始具有了準確的歷史記憶，但是，即使人類運用自己的文字記載生活，也不會完全符合自然界與社會狀況的真實。這才需要文化的進步和科學的不斷成長。語言在文字之先，語言—文字—書寫工具，這樣的演進過程使人類具備了文化。人類對自己歷史的記憶，在很長時間裡是一種心口相傳的過程，中國的第一部史書《史記》中的許多故事，就是其作者司馬遷根據流傳下來的故事的記錄。語言是人類人類精神活動的表現和實質。不具有沒有語言功能的人類鍵不稱其為人類。語言是人類思想的源頭和起點。

只有向着文明而化的文化才可以稱其為是文明的文化。因此，人類目前文化中存在着許多成分和很大程度的不符合文明發展需要的文化，對於這樣的文化，是必須從人類生活中不斷剔除的文化。
   文明必然是符合人性的素質。人類文明是社會中最為核心的系統。涉及到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方方面面。
     一切文明的進步，都首先來自於人類精神的飛躍。沒有人類精神的飛躍，就沒有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人類的精神世界是蘊含於人類生命之中並且引導社會進步的實質力量。精神因素於人類的關係以及對人類文明的作用可以概括為：不可分割性、指導性和引力。
   社會文明起源於人類精神的進步並且通過其實踐力而完成。人類精神的產物首先訴諸於文化，而文化的實質與核心是文明。我們必須從全新的角度認識和理解文化。人類文化的客觀起點是語言，語言的基本功能是溝通思想和交流信息。語言可以分為口頭語言和書寫語言。文字的發明是人類記載自身活動的一次最偉大的進步，同時也是人類文明的偉大進步。文字的載體包括造紙的發明、筆的使用，從而人類獲得了記載自己活動的工具，並且在此基礎上開始了自己的科學裡程。
    人類社會中一切文明的關係都是基於創造物質財富的雙贏和多贏。而不是走獨木橋般的“你死我活”。文明需要寬容差異，並且把差異視為發展與進步的前提。
   在文化與文明的關係方面，我們可以認為，文化的核心與動力是文明，不可能想像不符合文明標準的文化那個對人類生活質量的提高有所貢獻與幫助。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不影響文明的一致性和相同性。總之，脫離開文明的文化無助於人類的進步。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必須是建立在統一的文明標準的基礎上的多樣性，文化才有利於人類生活。
   因此，文化進步就是一個人類向着文明而化的實踐過程。人類也正是在自己的勞動實踐中不斷尋找和確立社會文明的方向與內容。
   在人類的思想與許多理論中，由於混淆了文化與文明的關係，或者根本顛倒了文化與文明的關係，並且不從文明是文化的實質內核的角度去理解文化，因此，其思想體系和理論也就失去了正確的方向，並且對人類社會的建設與發展帶來混亂，嚴重的還成為人類進步的阻力，並且引發社會的巨大倒退。
   文化是文明之化。人類文化承載了人類向着文明方向進步的重要的和基本的功能。文化是人類向着文明而化的過程。
   對物質與意識到簡單的兩分法，即物質決定意識，意識是物質的反映。是把人類與其精神割裂的表述。在地球上存在的生物鏈中，人類的肉體生命是與其精神因素不可分割的統一體。
   文明是人類在改善與自然界的關係中得以實現的。同時是人類個體與組織關係的改善過程。既然人類不是地球上的寄生者，就必須做文明的創造者。社會的經濟、政治與文化都是人類實現文明的手段，人類生活的目的是獲得幸福，而獲得幸福的唯一途徑是運用符合人性文明要求的方法，並且保持文明的實踐方式持續存在下去。
   勞動是一切文明素質形成的基礎。在人類勞動之上獲得的知識、信息與由此建立起來教育體系是文明發展的關鍵因素。
   教育在文明形成與發展過程中起着主導性的作用。因此，教育內容是決定未來文明的基本的因素。


三、文明的實質
     
      文明是人類行為和實踐的特質。
  我把文明定義為，文明是人類在同自然界發生關係時的對物質世界運動規律的認知以及對社會形態符合人性需要的改變過程。文明是包括人類改善與自然界關系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以及全部社會關係中符合美好人性素質的總和。因此，文明不是憑空產生的，文明有着廣泛的自然生態基礎以及人性前提；另一方面，文明是人類自身的文明，自然界不是文明本身而只是人類創取文明的客觀物質，自然界是人類面對的一個先驗的、無意識的客觀對象，自然界的存在和運動不依人類意志而發生，所以文明的屬性完全是社會性的。文明以人類出現在地球上為起點，由於人類是具備智能的生物體，所以文明也就具備了無限發展的可能性。
  基於此種對人類文明的理解，可以認為，文明的實質即是人類運用自己的智慧改善與自然界的關係與社會關係的進程。
  從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出發，是理解人類文明的最基本的理論思維前提。因此，人類的進步取決於普遍的勞動技能的提高。社會進步的實質性推進是教育的普及、科學知識的豐富、技術發明的不斷提高等因素所帶動的人類智能水平的進化。
   由此觀點出發，可以認為，人類歷史是一部文明演化史，是在實踐中改善同自然界的關係以及人類自身關係的歷史。但是，這決不是說，歷史上和現實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符合文明的，恰恰相反，無論歷史上還是現實中，人類社會都存在着比比皆是的不符合文明標準和要求的事實。
   人類文明是一種不斷提高自己利用自然界物質資源能力的勞動、發明的過程，也是一種傳播、擴散的過程。從21世紀開始，文明必須成為一種對於歷史和現實的自覺。 文明是貫穿人類生活一切方面的狀態，是不斷改善人類同自然界與社會關係的一個過程。文明是蘊藏於人類生物體本身的狀態與能量，文明是根據人類智能的發育不斷發展和擴展的。
  對人類文明問題的理解，會由於社會背景、民族意識以及生產力環境的不同而存在巨大的差別。美國思想家塞繆爾•亨廷頓（1927、8—2008、12）於1993年在《外交事務》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一文，引起了眾多爭議和討論。亨廷頓在這篇文章中認為：後冷戰時期的暴力衝突，並非由於各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而是出於不同文明之間的文化及宗教差異而造成。亨廷頓也因提出“文明衝突論”的命題而聞名於世。但是，我對人類文明的理解卻與這位倍受尊崇的美國思想家完全不同。我的思想的出發點是：人類自從在地球上誕生，不管各個不同民族國家間的社會發展水平存在多麼巨大的差異，但是，其社會存在的文明在實質上是相同的和無差別的。只是由於各種歷史的原因導致其發展水平和進步程度的不同。
   “不同的文明”是塞繆爾•亨廷頓文章中經常提及的一個概念。但是，這位思想家理解的不同的文明，是不符合人類社會生活的實際運動規律的。人類文明是相同的，並且具有相同的基礎。由於人類各個民族社會和國家的歷史道路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包括觀念文化和生活習慣、風俗、禮儀等。文化與文明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而文化必須作為一種向着文明而化的過程，這樣的文化才是文明的文化。
   把文明看成不同的，恰恰是沒有理解人類文明實質的表現，事實上，文明的實質是一致的。人類在生活中表現出來的行為不同，是習慣、風俗的差異。從“不同的文明”出發解釋和理解人類生活各個不同組成部分的差別，或者把“不同的文明”視為世界不同國家間矛盾衝突的原因，是對人類文明的誤解。至少是錯誤地使用了“文明”這個概念。我對世界各國的矛盾衝突的理解，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提出的物質利益原則，人類矛盾首先是由不同利益訴求所導致的，而文明正是建立在人類共同利益基礎上的因素，同時，只有運用文明的方法才能夠達到合理的解決不同利益衝突的目的。
    因此，把現代國際關係中存在的衝突視為是不同文明間的衝突，其實是從一開始就建立在對文明理解的錯誤的前提下。因為把衝突規定為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恰恰是錯誤地理解了人類文明的統一性、相同性和一致性。實質上，文明的本質是相通的、一致的、共同的。當然，不同民族、不同國家間的文明發展程度有差別，在世界範圍內，各大洲的不同國家在發展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別。但是，這不是人類文明的差距，而是社會發展間的程度上的差距。
   勞動文明、環境文明、權力文明、價值文明是人類社會文明的四種基本形態。文明的基本理念包括：勞動至上、人類互愛、社會公平。人類進步的起點是勞動，在相互關愛中的勞動是人性中一切美好品質的發揚的首要前提。而且，只有因個人能力不同而形成的差別才能夠算合理的差別。教育、文化、科技、醫療衛生、體育是社會文明的最重要的促進與推動力量。
  文明是人類社會活動中的綜合素質。當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轉向共同面向自然界並且以認識自然界運動規律為目標的時候，中華民族文明即會發生根本性的轉型。一種不同於以往倫理型的、官本位的新文明也就形成好確立了起來。
   文明是人類生活的不分種族、膚色、國別的品格。文明對於整個人類來說是一致的、相同的、無差別的素質。文明植根於並且起源於我們人類自身蘊含着的豐富而美好的人性中。當然，在人類的不同民族、不同國家間，存在着明顯的發展程度的差別，但是，這並不是人類文明本身的差別。文明正是彌合一切因發展程度不同而形成的嚴重差別的力量。從21世紀開始，人類應該也必須學會沿着文明的方向走、並且運用文明的方法達到目標。
   文明是什麼？文明是發源於人性中的相互關愛、幫助與支持，是在社會生活中追求公開、正義與平等，是在面對大自然時所掌握到的科學、真理與技能。是中華民族先賢們倡導的仁義禮智信，是西方偉大思想家心中的自由、民主、博愛。總之，文明是涵蓋一切美好人性的品質、素養與格調。
   人類社會文明是建立在與自然界關係基礎上的文明，一方面文明是人類為了解決自身的生存問題從自然界中轉化生存的基本物質需求，吃、穿、住是其最基本的條件；另一方面文明也是建立在以解決基本生存需要基礎上的社會關係問題。
   文明發展的不平衡性是當代世界各國面臨的主要問題。科技革命為解決文明發展的不平衡創造了條件和奠定了基礎。實質的問題在於：人類衝突並不是因文明不同而導致，而是由發展差距所形成的不同利益引起。
文明是21世紀中華民族勞動、創造和生活的最基本的訴求，也是人類在地球上從誕生到現在的基本覺悟。因此，文明不僅是中國的，也是全世界的本質使命。但是，文明不是空洞無物的抽象概念，是同全部人類生活聯繫在一起的美好素質。
   為了保證中國在21世紀以及更長遠未來的順利發展和文明進步，為了把中華民族社會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公民社會，為了把國家公權力改造成為不折不扣的為人民群眾幸福而工作的機構，必須使得中華民族成為一個善於使用權力的民族，政治文明是21世紀初中華民族最首要的工作。
   21世紀人類的社會追求與實踐必須自覺轉移到文明的軌道上來。這需要深刻改造人類的世界觀，尤其是改造一切落後的歷史觀。歷史在人類的手中必須成為一種自覺的文明創造的過程，從而推動人類歷史從自然歷史向文明歷史的方向轉化。文明不僅是未來的追求、方向與理想，也必須成為現實實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

四、文化與文明的關係

   在理解文化與文明的關係方面，我認為，文化的核心是文明，文明是促進和推動文化繁榮的基石。而文化則是包涵着文明在內的一個大的社會子系統。
   在作為人類社會一個較大的子系統的文化中，包含着符合文明發展需要的文化和許多不文明的文化現象。文化同社會政治、經濟一樣，是一個獨立的子系統。文化是一個比文明更廣泛、更寬闊的範疇，文明起源於文化中並且包涵在文化內，但是，人類文化系統的所有內容並不都是符合文明要求和文明發展的因素，也就是說，在人類文化中，包括着許許多多不文明的成分和內容，而且這些因素極大地阻礙着人類的社會進步。
   因此，人類對文明的鑑別力和選擇性本身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文明能力。如果一個民族缺乏或者失去了對文明生活的判斷力和價值標準，那麼，這個民族國家將很難持續地行走在人類文明的道路上，並且用符合文明的方式方法從事自己的社會實踐。
   傳統上，我們曾經區分過中國文化的精華和糟粕的問題。事實上，在中國的文化中，不符合文明需要的內容的確比比皆是而且各種各樣。中華民族的文化系統，在漢代後，具體地說是在漢武帝后，是依靠政治權力與儒學概念兩者的扭曲的結合下而形成的，因此，在中華民族傳統的文化中，不符合科學與民主的內容太多。 政治權力從維護權力的利益需要出發，打造了我們民族生活中的文化形態，而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不自覺地成為維護權力利益的幫助者和支持者。
   人類對文明的探索與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高度。這個高度就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步確立起來的人權的概念。在聯合國範圍內，《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一起，被通稱為《國際人權憲章》。中國是這些國際公約的參與者。
   提高中華民族的文明的判斷力、鑑別力和選擇能力，需要重新確立中華民族意識形態中的主流價值和原則。從2008年開始，在中國的思想界，進行了一場關於“普世價值”問題的爭論。中國現階段文化領域裡的許多表現，都是中國人對社會文明未來的重新認識和理解。在2008年，關於“普世價值”問題的爭論，即是中國人又一次從理論上探討對中華民族未來的象徵。當2008年5月12日發生四川汶川大地震後，《南方周末》在2008年5月22日刊登了一篇著名社論《汶川震痛，痛出一個新中國》，文中最著名的一句話是：“國家正以這樣切實的行動，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兌現自己對於普世價值的承諾。”由此，在中國思想界，開始了一場關於“普世價值”問題的爭論。其實，早在2007年2月溫家寶發表的題為《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就對普世價值作了一個清晰地闡述。他寫道：“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新城在2008年9月16日發表於《光明日報》的一篇文章中說：“他們鼓吹的‘普世價值’並不是人人所固有的，或上帝賦予的，而是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關係決定的。看一看他們‘普世價值’的具體內容，就可以明白這一點。他們正是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裡的民主、自由、人權、公平等等稱之為‘普世價值’的，而這些價值觀念的內涵不就是反映了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關係嗎？”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侯惠勤發表於2008年11月1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報》的文章更尖銳地指出：“把資本主義文明看做是不可超越的終極存在，是‘普世價值’熱播者的意識形態前提；把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納入資本主義世界文明的軌道，是他們熱衷傳播‘普世價值’的根本目的。”“通過‘普世價值’干預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以期終結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權力結構，是這一討論的核心，因而其在本質上是當代西方話語霸權及其價值滲透方式的表達。”“今天我國某些人大談‘普世價值’，既表明了其挑戰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而又信心不足的虛弱本質，又表明了其臣服於當代西方強勢話語而又極力加以掩飾的矛盾心態。”
   我要說，批判普世價值和不承認普世價值存在的一方，是不自覺地站在了人類文明進步的反面。事實上，用普世價值、普適價值、一般價值、文明價值，把一切人類在日常生活中應該遵守的符合文明要求、符合美好人性的價值以“普世價值”的概念確定下來，是非常好的事情。就中國而言，必須堅持始終如一的人類文明價值理念並且建設一個公平合理的制度體系，中華民族才有可能通過21世紀百年奮鬥，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我們的社會迫切需要文明價值與公平制度兩個方面的建設，前者是一種文化任務，後者是一個政治任務。如果中國的領導人和執政黨不能夠自覺地進行這兩方面的工作，中華民族的文明前進的步伐只能被延緩，這是一個古老民族的悲哀。
   20世紀中國歷史是一個存在着巨大局限性的百年。一是暴力革命、軍事戰爭、政治運動連綿不斷並且嚴重破壞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二是“黨天下”的政治體制繼承的是“家天下”的基本內核，而沒有推動社會政治實現民主化；三是官本位的權力結構以及社會形態沒有得到根本轉變，從而造成嚴重的制度性不公平現象。四是文化、科技、教育、醫療、體育等社會公共事業的普遍落後。五是政黨的政治意識落後束縛了整個社會的發展力和活力。
   但是，通過20世紀百年的奮鬥，中華民族已經具有了從事社會建設的比較豐富的智慧和經驗教訓。起自1978年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已經使得我們的全民族認識到社會發展的基礎力量愛自於經濟領域。
  本來，對20世紀百年中國歷史的總結，可以讓中華民族懂得許多嶄新的歷史知識和關於社會建設方面的知識，但是，直到現在，我們民族的思想家、政治家們並沒有能夠較好的去做這方面的工作。對20世紀歷史，我們還存有許許多多不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我認為，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的責任在於政治權力的禁錮和落後。
就市場化與民主化的關係而言，市場化是商業文明的基礎，民主化是政治文明的基石。
   21世紀初中國面臨着解決、克服和教正改革開放時期形成的社會問題的棘手任務。公眾道德的普通淪喪、公權力的貪污腐敗以及社會不公平三大問題活生生地擺在每個中國人面前。同時，起自2007年2月的美國金融危機蔓延到全球，人類正在經歷自20世紀以來的最嚴重的一次全球金融危機，這場危機對中國的衝擊力和負面影響巨大而深遠。由於中國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紛紜複雜，金融危機極有可能成為中國政治動盪的誘因。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並且為國內經濟社會發展開闢出一條嶄新的途徑，儘快擺脫經濟危機使經濟運行正常化，都是具體的民生問題。方法需要從保證勞動力就業、放鬆體制束縛、建設公平分配製度、理順商品勞務的價格、大力倡導文明價值等具體方面去尋找。人民群眾並不需要什麼高深的理論觀點，政府只需要從最具體的實際利益出發為他們服務，而不是用假大空的說教面對人民群眾。
  在這個關頭，中國最需要一個良好的政府系統，需要各級政府與人民群眾同舟共濟、同心同德、共度難關。這需要中華民族新的政治文明的形成，目前的局面有可能催化出的嶄新政治文明。在中國社會，以互聯網為平台的民主力量正在蓬勃興起，已經成為了一顆不可阻止的種子。
  中國21世紀的建設、發展與進步必然是人類歷史上最壯觀的文明事業。價值觀念的文明化和制度體系的公平化是兩個重點。對於價值觀念的文明化來說，這是一個貫穿社會生活始終的思想任務，而制度的設計與建設則是一個具有階段性的任務。
   21世紀百年中國，將是一個“以科學勞動為前提的綜合性發展”的世紀。“文明的人類”是社會運動的核心理念與基本要求。從文明出發構建中華民族的精神品格與價值觀念，以“勞動第一、保護環境”的態度面對自然界並且從自然界中轉化生存需要的物質財富，從而獲得人類進步的科學知識與技術手段。21世紀中華民族的社會建設、發展與文明，首先要從實現權力文明開始。沒有社會公權力的文明，中華民族就不會真正邁開文明的步伐。
   中華民族價值體系的重建，需要全面闡述的概念包括：文明、幸福。文化不僅標誌着人類對過去生活的認識，也代表着對自然界的態度，同時，文化本身也是人類對現實的或者未來的行動的一種選擇性。
   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需要從百家爭鳴中的儒學所揭示的倫理概念人義禮智信出發、需要從1919年五四運動推出的民主、科學出發、需要從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經典馬克思主義出發。
   文明是人類文化的主幹與最核心的河流。中華民族必須正確運用文化中的文明的一面，而不斷揚棄、修正、淘汰文化中愚昧落後的一面。
   文化是人類實踐的結果也是人類行動的觀點、立場與態度。在西方“不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與中國的“勝者王侯敗者寇”異曲同工，但是，把這兩句話放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其效果是不同的。優秀的文化創造成為世界民族之林中最文明的文化形態，才能無論在實踐的方面還是在關於未來的選擇方面走在人間正道上，同時，中華民族才能夠真正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最崇高的地位上。
    21世紀中國社會建設、發展的成功，取決於我們民族在文化方面的決斷力和選擇力。顯然，在21世紀之初，中華民族面臨着重新確定文化方向的問題。社會生活的多元化和差別性並不是社會矛盾產生的根源，也不是社會政治不穩定的導因。缺乏文化的發展力與制度因素對文明進步的支持度，才是出現社會危機的原因。
  中國社會已經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同時，內部巨大的差別性也存在着。人民群眾的思想再也不會像“政治掛帥”時期那樣單一。互聯網成為中國文化領域裡影響巨大的力量，最及時地反映最廣泛的民意，網絡不僅是改變中國人生活方式的一種力量，也成為再造中華民族文化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中華民族欲要成為一個最文明的民族，就必須首先認識和把握人類文明的實質。在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曾經把文明分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種加以宣傳、倡導和落實。但是，事實上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是不可分割的遺體化的因素。
    必須承認，全人類的文明方向是一致的。
       
五、人類生活中的價值與科學
   
   在人類生活中，對一切社會活動發揮最根本影響力的兩個因素是價值與科學。文化是什麼？說到底，文化無非就是我們心靈中所固有的價值原則和掌握的科學能力。從人類生存的客觀事實出發，我們必須承認，歷史上沒有任何一種偉大的思想觀念和優秀的價值形態能夠直接支配人民的社會實踐和行為，並且達到良好的結果。從孔夫子的“仁”到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解放理論，都明白的證明了這一點。
    在人類文化的大系統內，可以劃分為價值系統和科學系統兩個主要的子系統。價值系統對人類的心理和行為發揮直接的影響力，而科學則對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到強大的推動作用。人類的價值系統是同人類的一切精神活動相關的系統，在人類的價值中，宗教是人類價值的最原始的提供者和塑造者。在世界三大宗教中，都包含了人類對自身生命、生活方式和行為對錯的基本的立場和態度。宗教首先不是迷信的，而是基於人類對自身生命起源的一種思考和形成的看法。
   理論形態是人類的不同於宗教的價值系統。理論的目的在於揭示社會存在中的各種不同因素的相互關係，以及各種社會力量對比的變遷與運動邏輯。只有從這個意義上，理論才能夠作為人類社會實踐的指南。客觀地說，這就為理論的存在與發展提出了一個文明標準的問題，一切不符合人性文明需要的理論，或者在應用中不利於人性文明素質提高的理論，事實上對是對社會發展不利的理論。理論的重要任務之一是闡述人類生活需要共同遵守並且執行的公理。那種不承認人類公理存在的態度，是無視人類文明的表現，也是對人性文明的一種褻瀆。
   人類科學面對的兩個方面的主要任務：一是人類生命本身；一是自然界的時間與空間。人類生命本身是科學研究的對象之一，同樣，時空也是科學的永恆對象。
   人類社會的新能源必須轉向從陽光、空氣與水中尋找，人類進步的動力是人類智能。對時空的縱深研究，是人類科學進步之源。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物理學中的最高成就。未來時空科學必將超越“相對論”的物理範疇，才能夠為人類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打開一扇更加廣闊的道路。“暗物質”已經是現代物理學提出的概念，那麼，與“暗物質”相對應的時間範疇又應該如何界定呢？時間是否只是目前物理學認定的具有一維性的特質呢？當人類隨着對更廣闊宇宙空間的觀察與了解，會發現和揭示出更多的自然規律。
   說到底，科學是人類文明的一個有機的和能動的組成部分。科學是人類的科學，而科學的對象包括人類本身和自然界兩個方面。科學的前提是設定人類生命和自然界物質的可知性，但是，有必須懂得，人類生命與自然物質是永遠認識不完的對象。
    中華民族價值觀的特點和範疇，是在春秋戰國長達30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通過意識形態方面的“百家爭鳴”而形成的。其基本特徵是以人倫和道德為核心尺度的價值系統。中華民族子春秋戰國時期以來的歷史過程告訴我們，一個民族的優秀的價值體系必須輔助於科學技術的手段，才能夠推動自身民族的生產力和物質財富豐富、才能夠真正的走在文明發展的道路上。
   文化態度可以對人類情感發揮直接的的影響，正面的和善意的思維可以彌補並且打破文化的差異，而負面的情感則會讓人們固守在自我文化的范籌里。 心理學家發現，人類承襲着世世代代文化流傳的影響，某些特質顯得特別穩定和不容易改變，這些一脈相傳的特質深深烙印在每個文化族群的心中。例如，歐洲文化重視獨立和自主，而亞洲文化注重群體性與和諧。但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性並不能夠作為人類文明實質不同的依據。
  能夠帶領中華民族成為一個世界級的強國和擁有美好的未來。如果我們一味認為自己的落後、初級階段、不發達，會讓我們的整個民族失去創造力、想像力和發明力。中華民族必須必須從現在開始，學會做世界公民的素質。
  文明是通過人類勞動從自然界中轉化出來的、並且有益人類生存需求的一切成果。
  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的關係： 勞動工具的改進、生產方式的進步、並沒有能夠普遍而徹底地帶來人類社會生活的文明化。
  對於人類社會而言，沒有偉大思想的誕生，就不會有人類社會的偉大進步。精神因素至於人類社會，就像電腦的軟件至於硬件一樣。人類如果不具備偉大的精神品格，在地球上生存就類同於其他動物界。
  人類歷史之所以是一部文明史，正是因為人類通過自己的社會實踐，不斷發現文明的原理、價值和方法。科學是人類文明體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對文明形態的劃分，仍然需要以人類科學所達到的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的形態為依據而劃分。
   科學是人類永無止境的事業。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人類在認識地球和浩瀚的宇宙時空方面，可能還處於剛剛入門或者沒有就根本沒有人們的境況中。人類科學與自身文明進步的腳步還異常緩慢。
    人類進步必須不斷理解自身與自然界的關係方面需要科學知識，同時，人類在自身結成的社會關係方面好存在太多的不符合文明要求的因素。
    新文明要求人類在順應自然規律和愛護自身生命兩個方面不懈努力。在對自然界的認識上，去解釋自然界物質間的相互聯繫與時空轉化規律，在對自身社會的工作方面，為消除貧窮、醫治疾病以及社會公平而努力奮鬥。
人類生存的基礎是自然界。雖然到目前為止，人類仍然不完全清楚自己在當前的起源，但是，人類卻是賦予地球上文明的唯一生物。人類智能進化的速度和規模正在加快。從科學發展的角度判斷，人類最終極的能源還是來自於合理的利益自然界中的陽光、空氣和水資源。開闢人類社會的新能源的任務，是人類在21世紀中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命。
   顯然，21世紀人類科學的一個主要方向是開發新能源的問題。人類科學的着力點必須從地球尋找能源轉向向太陽尋找能源。能源問題考驗着人類的智慧。科學家必須為全人類找到解決能源問題的突破口。
  傳統的中國四大發明包括：火藥、指南針、造紙術、孩子印刷術。在2008年，中國科技館新館推出由國家文物局和中國科協聯合主辦的《奇蹟天工——中國古代發明創造文物展》，該展重新定義了新的”四大發明“為：絲綢、青銅、瓷器、造紙印刷。這代表了對中國古代發明的新的認識和思路。新四大發明還有：絲綢、中醫藥、雕版印刷、十進制記數。此外：陶瓷、珠算、交子（紙幣）、農曆（陰陽合曆）。
  2008年英國倫敦科學博物館展出了10件科學發明，在過去的100年裡，它們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擴大了人類的視野，從而影響了整個世界。世界最早建立的科學博物館倫敦科學博物館為迎百年館慶，挑選出最具影響力的十大科學物體包括：1、蒸汽機：湯普森的蒸汽機是第一個真正實用的蒸汽引擎。1712年發明的蒸汽引擎解決了當時的能源危機，它預示着工業革命已經拉開帷幕。2、V2火箭引擎：1942年發明的V2火箭引擎，V2火箭引擎的它的創造者是導彈之父沃納•馮•布勞恩，它在隨後重塑了世界。3、電報機：1837年查爾斯•惠斯通和威廉•庫克為世界第一台成功的電子通訊設備——電子電報機申請了專利。他們的電報機是第一種利用電流進行長途通訊的設備，導致第一個公共通訊網形成。4、史蒂芬森的機車頭史蒂芬森設計的叫“火箭”的機車頭在1829年英國曼徹斯特進行的雨山試驗中取得成功。此後的150年間，史蒂芬森“火箭”的基本設計原理成為把人和貨物送往世界各地的動力設計的標準。5、X光機：1895年德國醫生威廉•倫琴發現的X光導致醫生使用的新診斷工具出現。他發現X光幾個月後，拉塞爾•雷諾茲就製成了這個X光機。它使人類得以在沒切口的情況下，觀看人體內部。6、福特T型車：福特汽車公司通過批量生產的新想法開闢了一個龐大的新市場，使更多人買得起汽車。福特製成為生產任何高質量產品的熟悉比喻說法，它是現在標準商業實踐遵循的方法。7、青黴素：1928年亞歷山大•弗萊明在英國倫敦市中心的聖瑪麗醫院通過這些視窗發現了第一種抗生素。到了20世紀40年代中期，英國和美國引進的青黴素第一次被應用到治療中。青黴素的發展導致新型藥物不斷出現，促使細菌感染變得不再像以前那麼具有威脅性。8、飛行者ACE計算機：1950年5月10日，最早的多用途計算機之一——飛行者ACE計算機開始運行第一個程序。當時它是世界上最快的計算機。這種計算機是計算機科學之父阿蘭•圖靈設計的一種計算機的較小版本。倫敦科學博物館之所以會選中飛行者ACE計算機，是因為它在第一代計算機里的地位，促使我們現在使用的很多機器產生。9、DNA雙螺旋線：1953年複製的第一個DNA分子模型，包含克里克和沃森採用的一些原始因素。他們取得的重大突破促使人們最終弄明白生物體的基因是如何遺傳的，以及受控的細胞是如何工作的。這個我們現在非常熟悉的結構，目前仍是眾多科學探索的焦點。隨着染色體序列不斷被推廣，這種DNA雙螺旋線變得更加常見。10、阿波羅10號太空艙：1968年3個人在為阿波羅11號登月進行演習時，正是乘坐10號太空艙圍繞月球旅行。阿波羅11號在這次演習的2個月後成功登月。“阿波羅”任務不僅證明了科技存在很多限制，而且還讓我們感覺到我們的地球就處在幾乎不為人知的龐大宇宙中。
   還有許許多多的方便我們日常生活的發明，比如拉鏈、尼龍等等，在許多科學物體中，20世紀的百年中國，沒有為人類提供出值得稱道的屬於中華民族成員的發明。由此上推到19世紀和18世紀，同樣沒有這個的發明。顯然，中國人在科學技術的發明能力方面，已經落後了300年的時間。而中華民族要用21世紀的百年迎頭趕上世界領先水平，的確難度很大。2009年5月29日新華社記者在洛杉磯報道，世界上最大的激光聚變裝置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北部的利弗莫爾勞倫斯國家實驗所舉行落成典禮。這一裝置能產生類似恆星內核的溫度和壓力，並使美國在無需核試驗的情況下保持核威懾力。這個激光聚變裝置被名為“國家點火裝置(NIF)”，安置在一幢占地約3個橄欖球場地的10層樓內，它由美國能源部下屬國家核安全管理局投資，從1997年開始建設，總共耗資約35億美元。國家點火裝置可以把200萬焦耳的能量通過192條激光束聚焦到一個很小的點上，從而產生類似恆星和巨大行星的內核以及核爆炸時的溫度和壓力。在此基礎上，科學家可以實施此前在地球上無法實施的許多試驗。國家點火裝置共有3個任務，第一個任務是讓科學家用它模擬核爆炸，研究核武器的性能情況，這也是美國建設國家點火裝置的初衷，即作為美國核武器儲備管理計劃的一部分，保證美國在無需核試驗的情況下保持核威懾力。國家點火裝置的第二個任務是使科學家進一步了解宇宙的秘密。科學家可使用國家點火裝置模擬超新星、黑洞邊界、恆星和巨大行星內核的環境，進行科學試驗。這些試驗大部分不會保密，將為科學界提供大量此前無法獲取的數據。國家點火裝置的第三個任務是保證美國的能源安全。顯然，人類在科學上的成就，必須立足於人類生活的幸福的目的。在過去，人類為了贏得戰爭而進行的科學研究和軍事力量，已經成為一種落後的思維方式，人類現有的科學成果和核武器的事實告訴全人類，已經到了必須轉變對戰爭的認識的關頭。如果不進行這樣的轉變，人類就有可能被自己的發明物所毀滅。
   1998年，首批幹細胞從幾天大的人類胚胎中提取出來進行培養。人類在對自身生命基因構成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發現。克隆是指生物體通過體細胞進行的無性繁殖，以及由無性繁殖形成的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後代個體組成的種群。通常是利用生物技術由無性生殖產生與原個體有完全相同基因組織後代的過程。科學家把人工遺傳操作動物繁殖的過程叫克隆，這門生物技術叫克隆技術，其本身的含義是無性繁殖，即由同一個祖先細胞分裂繁殖而形成的純細胞系，該細胞系中每個細胞的基因彼此相同。從1952年起，科學家們首先採用青蛙開展細胞核移植克隆實驗，先後獲得了蝌蚪和成體蛙。1963年，我國童第周教授領導的科研組，首先以金魚等為材料，研究了魚類胚胎細胞核移植技術，獲得成功。在1997年2月英國羅斯林研究所維爾穆特博士科研組公布體細胞克隆羊“多莉”培育成功之前，胚胎細胞核移植技術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實際上，“多莉”的克隆在核移植技術上沿襲了胚胎細胞核移植的全部過程，但這並不能減低“多莉”的重大意義，因為它是世界上第一例經體細胞核移植出生的動物，是克隆技術領域研究的巨大突破。據國外媒體報道，英國科學家首次利用人體幹細胞造出人造精子，這將為治療男性不育症帶來希望，不過這一最新成果也帶來了巨大的道德和倫理爭議。
   科學發展的腳步說明，人類的命運最終不僅是由自然界向人類提供的生存環境所決定的，而且也是被自己的發明物所決定着。人類雖然不是自己命運的終極決定着和唯一力量，但是，也必須承認，人類對自身命運的選擇能力越來越高超和自覺。人類文明的進化，在通過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影響下，其進化的速度得到加快。人類對更廣闊的宇宙空間的探討，將推動人類的視野走出地球的範圍。
   只有善於未來並且正確地選擇了走向未來的方法，人類才會擁有美好的未來。 21世紀重大的科學課題包括：1、以基因研究為核心的生命科學；2、以突破愛因斯坦相對論為重點的時空理論；3、對宇宙物質運動規律的研究。等等。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科學家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一個民族的發展與進步，沒有這支力量的發明和對科學家隊伍的良好的組織，一個社會就不會獲得發展的遠大前途。
   中國在21世紀的建設與發展，不僅需要建立起符合人性文明要求的價值體系，更需要一支富於科學發明的力量。
   向智力要發展、向科學要發展，這是中國在21世紀從事社會建設的根本問題。
    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和企業家，這四為一體的社會力量，是帶動中國進步的最重要的力量。當然，我們必須承認，歷史是人民群眾共同創造的。
   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不管科學發展到什麼樣的程度，也難以通過某種技術性的方式全面地控制人類的精神領域。


第二章   中華民族的文化特徵

   中華民族的文明史世界文明的組成部分。在過去以至於現在，農業文明史中華民族文明的核心因素。優越的地理條件和肥沃的土地資源是成就中國社會結構特點的一個關鍵條件，中華民族是人類有記載的歷史上具有最發達的農業耕種經驗和天賦的民族，在社會結構上，家庭是基本的勞動單位且具有牢固的穩定性特質。致使在我們民族國家的發展史中，從來沒有發生大規模的社會分工，而且基於家庭結構之上的國家形態也抑制了科技、教育、文化的自由發展。從而形成了中國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狀態。
  中華民族依然是一個具有強烈的文化引導性和權力意志為核心的民族國家。因此，中國在21世紀裡的發展，必須首先解決好權力的產生、行使與監督問題。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良好的解決，中華民族仍然存在失去21世紀發展機會的可能性。
   對中華民族文化特徵的探討，我從文字的起源開始。

一、文字的起源與文明傳承

   
   文字的發明和使用是人類進化過程中的第一個最偉大的文明成果，也是人類開始記錄自己歷史的開端。文字的發明與普遍使用時日了精神不斷升華的最有效的工具，有了文字，人類便得以使自己的精神活動得以記錄和流傳。因此，文字是任何一個民族文化最重要的源頭，也就成為影響一個民族文明進程的最重要的工具。文字的發明、流行與使用是一個民族文化傳承的最重要的支點。在中華民族文字的源頭處，傳說是由倉頡創造了文字。傳說中，黃帝的史官倉頡根據日月形狀、鳥獸足印創造了漢字，造字時天地震驚——“而天雨粟，鬼夜哭”。從歷史角度來看，複雜的漢字系統不可能是由一個人發明，倉頡更可能是在對漢字的搜集、整理和統一使用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所以《荀子•解蔽》中記載“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
   中國文字——漢字的產生，有據可查的，是在約公元前14世紀的殷商後期，這時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漢字中仍有一些和圖畫一樣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動。到了西周后期，漢字發展演變為大篆。大篆的發展結果產生了兩個特點：一是線條化，早期粗細不勻的線條變得均勻柔和了，隨着實物畫出的線條十分簡練生動；二是已經達到規範化的程度，字形結構趨向整齊，逐漸離開了圖畫的原形，從而奠定了方塊字的基礎。再後來，秦朝丞相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人）對大篆加以去繁就簡，改為小篆。並且主張以小篆為標準書體，所以小篆又稱秦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體簡化之外，並把線條化和規範化達到了完善的程度，幾乎完全脫離了圖畫文字，成為整齊和諧、十分美觀的基本上是長方形的方塊字體。但是小篆也存在着一個致命的缺點那就是它的線條用筆書寫起來很不方便，所以幾乎在同時也產生了形體向兩邊撐開成為扁方形的隸書。無論如何，小篆的出現，標誌着漢字發展史上的一大進步。至漢代，隸書發展到了成熟的階段，漢字的易讀性和書寫速度都大大提高。隸書之後又演變為章草，而後今草，至唐朝有了抒發書者胸臆，寄情於筆端表現的狂草。隨後，糅和了隸書和草書而自成一體的楷書（又稱真書）在唐朝開始盛行。我們今天所用的印刷體，即由楷書變化而來。介於楷書與草書之間的是行書，這種筆法書寫流暢，用筆靈活，據傳是漢代劉德升所制，傳至今日，仍是我們日常書寫所習慣使用的字體。到了宋代，隨着印刷術的發展，雕版印刷被廣泛使用，漢字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產生了一種新型書體——宋體印刷字體。印刷術發明後，刻字用的雕刻刀對漢字的形體發生了深刻的影響，產生了一種橫細豎粗、醒目易讀的印刷字體，後世稱為宋體。當時所刻的字體有肥瘦兩種，肥的仿顏體、柳體，瘦的仿歐體、虞體。其中顏體和柳體的筆頓高聳，已經略具橫細豎粗的一些特徵。到了明代隆慶、萬曆年間，又從宋體演變為筆畫橫細豎粗、字形方正的明體。原來那時民間流行一種橫劃很細而豎劃特別粗壯、字形扁扁的洪武體，像職官的銜牌、燈籠、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里的神主牌等都採用這種字體。以後，一些刻書工人在模仿洪武體刻書的過程中創造出一種非顏非歐的膚廓體。特別是由於這種字體的筆形橫平豎直，雕刻起來的確感到容易，它與篆、隸、真、草四體有所不同，別創一格，讀起來清新悅目，因此被日益廣泛地使用，成為16世紀以來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體，仍稱宋體，也叫鉛字體。
   在中國文字中，各個歷史時期所形成的各種字體，有着各自鮮明的藝術特徵。如篆書質樸典雅，隸書靜中有動，富有裝飾性，草書風馳電掣、結構緊湊，楷書工整秀麗，行書易識好寫，實用性強，且風格多樣，個性各異。
   漢字的演變是從象形的圖畫到線條的符號和適應毛筆書寫的筆畫以及便於雕刻的印刷字體，它的演進歷史為我們進行中文字體設計提供了豐富的靈感。在文字設計中，如能充分發揮漢字各種字體的特點及風采，運用巧妙，構思獨到，定能設計出精美的作品來。
   中國的文字屬於象形文字，在世界範圍內，漢字是得到保留下來的最完整、最豐富的文字語言，其他的象形文字無論從運用的廣泛性還是從歷史時間上，都沒有漢字悠久和廣泛。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統之一。其中，古埃及的聖書字、兩河流域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已經失傳，僅有中國的漢字沿用至今。
   由於漢字書寫複雜，“漢字落後論”的說法存在了很長時間，在20世紀初的白話文運動中，漢字曾經受到最嚴厲的批判。認為漢字是教育及信息化瓶頸，並有“漢字拉丁化”甚至廢除漢字的推動行為。現在一般認為漢字也有突出優點，初始學習難度雖大，但掌握常用字後不存在類似海量英文單詞的繼續學習問題，且其表意特性也能充分調動人腦的學習能力。在計算機輸入問題基本解決後，“漢字落後論”及“漢字拉丁化”已實際上逐漸被大多數人拋棄。
   漢字的結構複雜、含義豐富，但是，在漢字的使用過程中，卻極難產生新文字、新話語。
   與文字產生相統一的一個偉大發明是造紙術。根據考古發現，西漢時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8年)，我國已經有了麻質纖維紙。質地粗糙且數量少、成本高、不普及。2008年9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和富陽市文物館對富陽320國道改建工程沿線進行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在一個離杭州約20公里的小村落高橋鎮泗洲村發現了一座造紙作坊遺址。經國家文物局批准，考古人員隨即對此處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一個總面積達2.2萬平方米的宋代造紙遺址在浙江省富陽市被發現。據中國造紙方面的專家潘吉星教授說：“它是目前為止發現的、中國國內最早的一個造紙遺址。歐洲還處於無紙時代，富陽造紙已經非常先進，這麼大的作坊，目前在世界上沒有。它應該作為國寶，列入十大考古新發現之首。”瓷器考古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秦大樹說：“從出土的東西看，時代最晚是南宋時期。” 秦大樹認為，這些器具質量都比較好，而最重要的一件東西，無疑是刻有“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二日記”銘文的方磚。這種在作坊中刻字記事的做法十分罕見，它清楚地表明該造紙作坊最遲在北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即公元1009年)就已存在，把中國有據可查的造紙作坊的歷史至少推前了359年。 中國是造紙術發源地，而浙江是竹紙的故鄉。據史料記載，從唐朝開始，浙江首先造竹紙，後來分散到各地。宋室南遷後，杭州一帶的竹紙得到了更快的發展。富陽位於浙江省西北部，屬杭州市轄縣級市，距杭州市中心35公里，素有“造紙之鄉”的美譽。秦大樹教授判斷，這個作坊有官方背景，可能是專供官府或皇家用紙的造紙工場。
  能夠揭示這個作坊系官方或是皇家造紙工廠的，還有諸多細節--考古人員發現，排水溝邊的石子路全是卵石鋪地，邊上精細地砌着香糕磚。而民間道路一般是無法達到這樣水平的，有的甚至可能連石頭也不會鋪。
    與文字密切相關的技術問題是書法，中國的漢字書法是以毛筆書寫為特徵的。毛筆是用動物的毛髮製成的，中國考古發掘出來公元前14世紀的骨器和石器上已有墨跡，還從湖北雲夢縣發掘出來戰國時代的墨塊。《莊子》中有“舔筆和墨”句，說明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開始用用毛筆和墨水了。
   聯合國的工作文字在2008年開始全面使用簡體漢字，在台灣、香港等地區仍然通行繁體字，台灣、香港等地區把漢字叫做“漢字正體字”。對此，台灣的馬英九先生表示：不反對書寫簡體字，但強烈反對印刷用簡體，要傳承中華文化，要把正體漢字向聯合國申請為世界文化遺產。
   從20世紀初開始，中華民族的知識分子們，對於漢字的改革進行過一場最廣泛、最激烈的革命。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項主要的內容。胡適提出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主張是在1917年1月《新青年》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主張做"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的"言文合一"的"活文學。”號召使用白話文和新式標點。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響應說：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1918年公布實施的注音符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套法定的拼音字母，在民國時期普及教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1920年１月12日，民國教育部頒布命令，是年秋季起，小學一、二年級的國文改用白話文。接着，小學三年級以上、中學、大學全都改用白話文了，文學革命宣告勝利。1920年2月1日，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減省漢字筆畫的提議》一文。1922年，錢玄同與黎錦熙等知名學者又向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提出了《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系統地闡述了簡化漢字的理由和辦法。
   1923年《國語月刊》出版特刊“漢字改革號”，發表了錢玄同的《漢字革命》、趙元任《國語羅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漢字改革說》等文章，大抵主張廢除漢字，並連帶研究羅馬字母拼寫等問題。趙元任所作論文是《吾國文字能否採用字母制及其進行方法》。經過黎錦熙、趙元任等學者的研究，1928年9月，時任大學院院長的蔡元培正式公布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用於給漢字注音和統一國語。這一派注音法，被稱為“國羅派”，並於1932年由國民政府教育部確認。
   1923年，胡適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的《卷頭言》中說：“中國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驚人的文法革新，他們還做了一件同樣驚人的革新事業：就是漢字形體上的大改革，就是‘破體字’的創造與提倡”。學者的建議引起蔣介石的關注。他找來教育部部長王世傑詢問漢字簡化的可行性。並指示逐步推行簡體字。王遂委託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主持這項工作。與此同時，社會各界對簡化字反響強烈，1935年2月24日，上海《申報》首先刊載《手頭字之提倡》的新聞報道，同時發表了《推行手頭字緣起》和《手頭字第一期字彙》。上海其他報刊紛紛轉載《推行手頭字緣起》。1935年8月21日，中華民國教育部發布第11400號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手頭字第一期字彙》所收的300字大部分被1935年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頒布《第一批簡體字表》所採用。亦即錢玄同所編《簡體字譜》中2400字中的324個，這是政府第一次大規模推行簡化漢字。但由於戴季陶等文化元老強烈反對。1936年2月5日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訓令“簡體字應暫緩推行”，《第一批簡體字表》被收回廢止。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於1956年公布《漢字簡化方案》。1964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編輯出版了《簡化字總表》。1986年，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同時廢止1977年發表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簡化字總表》所列簡化字是通行漢字的正體。由於中國大陸對漢字進行了兩次簡化，分為繁體字和簡體字。 
   馬英九先生於2009年6月在接見僑界代表時稱，台灣地區使用的繁體字代表中華文化，大陸則使用簡體字，他建議可采“識繁書簡”方式，希望兩岸未來在這方面也能達成協議。
   中國文字書寫和印刷的不同，同樣是國家分裂的一個標誌。關於文字改革的問題需要爭論，文字是人類精神得以流傳最可靠的載體。不可以想象沒有文字的人類文化與文明。
   筆畫複雜的方塊字和慢悠悠的書法，直接影響着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記載事情、闡述理論的方式。白話文運動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次重大的轉型，同時也是語言文字的一次巨大的斷裂。但是，也是中國人在思維上進步的一個偉大的文化事件。
   在電腦傳到中國後，科學家王選（1937－2006）發明的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為新聞、出版全過程的計算機化奠定了基礎，被譽為“漢字印刷術的第二次發明”。1992年，王選又研製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統。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的發明和創始，是自畢生發明活字印刷以來的最偉大的飛躍。從東漢的蔡倫發明造紙術後，到宋代的畢升發明活字印刷，再到王選的漢字激光照排系統，中華民族在使用自己的文字方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革命。
   真正影響我們社會行為的是思維方式而不是文字書寫的簡繁。漢字的發展方向，必須同科學技術成果緊密結合起來。

二、從百家爭鳴到“打倒孔家店”

   自文字發明之後，中國傳下來的第一部經書是《易經》，也叫《周易》。在夏朝時有《連山》，在商朝時有《歸藏》，在周朝時有《周易》。《連山》與《歸藏》已經失傳，而只有《周易》保存了下來。
   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由周文王之子周武王姬發滅商後所建立，定都於鎬京（今陝西省西安市西部）。由於周朝後來將都城東遷洛邑（今河南洛陽）稱東周，所以稱這一時期的周朝為西周。在周朝以前，中國沒有流傳下來完整的著作。中國是否存在過一個獨立的奴隸社會形態？這仍然是需要從考古學和各種文獻資料中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我的傾向是，中國歷史上可能並沒有存在過一個獨立的奴隸社會的形態。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國家，由於生存在以黃河、長江流域形成的肥沃的地質條件下，以家庭組織為核心的社會結構在周朝以前就確立起來了。由於農耕地特點，在家庭組織中以父權為基礎，因此一夫多妻的家庭形式一直維持到辛亥革命。
   百家爭鳴是指春秋 ( 公元前 770 —前 476 年 ) 戰國 ( 公元前 475 —前 221 年 ) 時期不同學派間相互爭論的局面。從時間上看，春秋戰國曆時549年。《漢書●藝文志》把這個時期的主要思想學派分為十家——儒、墨、道、法、陰陽、名、縱橫、雜、農、小說。西漢人劉歆在《七略●諸子略》中將小說家去掉，稱為“九流”。俗稱“十家九流”就是從這裡來的。其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大家。
  從周朝建立到“百家爭鳴”的結束，大致歷經825年的歷史進程。秦朝雖然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但是，其時間卻很短暫，從公元前221到前207年只有兩代的前後14年的時間。漢朝建立後，在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董仲舒的對策得到漢武帝的採納，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從此，中國政治權力走上了一條以控制社會意識形態為主要方法的統治之術。儒學在漢武帝后，被歷代皇族所推崇並且使用，一直到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在20世紀，國民黨使用的是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共產黨使用的是誕生於19世紀40年代歐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權力同意識形態的結合，是中國社會的一大特徵。這個特徵既不同與政教合一的政治形式，也不同於西方民主制下的政治結構，而是一種中國特有的“君師合一”的政治模式。
   儒學的核心概念是——仁義禮智信。孔子思想的基本傾向是倫理性的，主要是回答與處理人倫關係方面的問題，因此，儒學思想從一開始就打上明顯的道德傾向和為權力者服務的特點。孔子更是身體力行，帶着他的學生們周遊列國，雲遊於各國諸侯之間。但是，他的理想根本得不到任何有效的貫穿執行，只能終日“累累若喪家之犬”。孔子思想中對自然界運動規律的偏見、疏忽和不予重視的態度，反映在後世歷朝歷代人文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方面，對中國文化的進步起到了十分不利的影響。
  老子的道學在社會行為方面是一種無為的功成身退的態度。“道”是老子心中的規律，“無為無不為”是老子的行動原則，他所說的“雞犬之聲相聞、民之老死不相往來”是當時小農家庭的普遍的生存狀態，缺乏交往、溝通、協商等社會素質，一直就是中國社會的重大缺陷。因此，老子從來沒有像孔子那樣疲憊奔波於諸侯列國之間試圖為權力者服務。老子對自然界現象有着深刻的表象觀察，但是同樣不對自然界運動規律做更細緻的研究，而是幹練的語言進行概括，比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等等。
   法家直接表現為一種統治術。主張“法、勢、術”的統一。兵家則是在紛紜不斷的戰爭中總結出的戰爭思想，其最著名的語言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可以說，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是在春秋戰國的漫長的550年左右的時間確立的。這些文化推動中國的農業文明到北宋時期即公元10世紀前後達到最高峰的狀態。之後的中國，由於文化思維方面和政治制度的羈絆，在元、明、清三朝，農業文明在經濟方面沒有能夠轉型到以產業革命為主線的道路上，在政治領域更不能夠走向以法律制度為核心的治國理念，在文化方面則繼續儒學的傳統法統。因此，從北宋朝滅亡到清朝滅亡的大致1000年左右的時間，中國社會的生產力基本處於停滯的狀況下。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農業文明形成和確立最早的民族之一。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農業文明體系及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三個社會的重要方面確立了起來。從經濟上說，以家庭為單一的農耕單位的生產方式得到確立；從政治上說，各國諸侯國的政治體制也確立下來；從文化上說，便是貫穿整個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百家爭鳴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次持久的思想運動。
  中國文化從宋代開始發生了一個顯著的變化，這就是程朱理學的興起和巫文化的系統化、專門化和流行化。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拐點。而且，巫文化成為中華民族思想和心理中的一個潛在的起着支配作用的意識。一般認為，占卜和巫文化的起源於《易經》，但是，從《易經》本身來判斷，《易經》本身並不是以占卜為主要功能的。
   程朱理學的典型的命題是“存天理滅人慾”。作為思想家的程朱學派不理解，只有文明而自由的人慾才是最大的天理。自然界不能夠意識到人類的存在，只作為人類生存的客觀對象存在着，自然界規律是被人類活動發現和認識的。人慾是人類生活的基本狀態。
    在宋代，理學與巫術成為中華民族文化進程中的一個明顯的拐點。遺憾的是，通過這個拐點，中國文化沒有成為引導中華民族社會向着認識自然界的方向進步。
   關於儒學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影響以及中國社會發展的作用問題，自20世紀初以來一直爭論不休，否定儒學的一方認為：儒學是延緩中華文明的罪魁禍首。而肯定的一方則認為：儒學是中華民族復興需要的精神法寶。“獨尊儒術”是中國在秦朝完成了統一的、多民族的專制國家後，漢朝皇帝即漢武帝採取的一項影響了中華民族意識形態達兩千年的文化政策。為什麼政治權力選擇了儒學？儒學又是如何為統治者提供思想與統治方法上的服務？儒學又為什麼不能夠得到真正的貫徹並且最終走向破產？這一系列問題是一切從事理論研究所需要首先回答的問題。
  儒學從孔子創立算起，就是一種致力於在現實生活中發揮作用的學說，但是，其基本教義是勸善型的倫理思維，不關心或者根本對自然界的認識沒有興趣，只注意生活中的人倫關係，從社會活動方面，試圖依靠接近統治者而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在儒學的變遷過程中，公元前134年漢武帝的文化政策導致儒學成為一種權力文化。 儒學是一種以人倫為主旨的思想體系，在它的創始人孔丘哪裡，面對大自然界現象和問題的時候，都表現出不屑一顧的態度。中國人的思維在政治權力和政治權力確立下來的文化形態的雙重束縛下，沒有能夠沿着以認識自然界運動規律的方向進步。
  儒學的獨尊地位的獲得，是專制統治者在文化政策上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儒學本身的力量或者完全依靠社會進步的要求而達成的結果。導致中華民族文化思維的方向沒有實現向着認識自然界運動規律的方面轉型。
   另一方面，只要我們弄清楚了中國文化與權力的關係後，也就會明白，儒學充當統治者的工具，並不是儒學本身之過。
   在20世紀初的1919年5月里，中國在經歷了1840年後的內憂外患後，爆發了新文化運動。1919年的"五四"運動首次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吳虞（1874-1939）是四川新繁(今新都區)人。五四時期在《新青年》上發表《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說孝》等文，猛烈抨擊舊禮教和儒家學說，在“五四”時期影響較大。胡適稱他為“中國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到孔家店的老英雄”。著有《吳虞文錄》等。無論從思想意義還是從政治含義上講，簡單地“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與實踐都有失偏頗。“打倒孔家店”事實上是指錯了中國革命的對象，把中國的落後歸結到文化上面，本身就是錯誤的。20世紀的百年歷史證明，單純的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都不可以完成社會發展和民族文明進步的任務。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只能從創造
  物質財富的產業革命中去尋找。從這個角度看，在中國社會實踐中犯下的政治錯誤，既不能從孔孟之道中去尋找根源，也不應歸咎於馬克思主義理論。而必須從中國的制度體系入手尋找解決發展問題的方法。
   從“獨尊儒術”到“打倒孔家店”，期間歷經2043年漫長的時間。
   但是，20世紀給中國人的基本教訓是：單一的文化革命不可能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中國社會的根本需要不是進行簡單的文化革命，而是需要進行一場變革社會公權力形成制度的政治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與方式，並沒有能夠幫助中國在20世紀裡真正走上一條以產業革命為核心線路的經濟發展道路，至到毛澤東1966—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也是試圖從文化領域入手進行社會革命，其帶給中華民族社會的結果是人與人關係的批鬥、衝突和仇恨。
   在21世紀初，中國仍然是一個沒有完成權力產生方式的選舉化、權力運行法律化和權力更迭憲政化的國家。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不建立起一個牢固的政治制度框架，其社會發展就是極容易收到來自政治方面的阻力和障礙的。
   20世紀給予後人的另一個深刻教訓是：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不可能簡單地通過文化方面來實現。在20世紀裡，中國的志士仁人們嘗試了很多不同的社會道路和政治方法，試圖讓中國擺脫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貧弱局面。可以說，晚清政府就試圖這樣做了，有洋務運動為證。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和國制等等，都是20世紀中國人嘗試過的社會建設的方法。然而，所有這些嘗試都失敗了。中國的大部分人認為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走過的一條屈辱的歷史，要想走向發達，必須進行革命，只有先摧毀現有秩序才能走上一條通往成功的道路。因為落後就要挨打。但是，卻沒有認識到落後的根本原因是來自自身社會的政治制度與文化觀念。
     尋找人類歷史的發展變化軌跡，屬於一個歷史觀的研究範疇。中國人在20世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馬克思把階級鬥爭的概念當作認識和研究歷史過程特別是資本主義過程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馬克思認為“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但是，就人類在地球上生存的實質而言，馬克思只說對了一半。人不僅是全部社會關係的總和，更重要的還在於，人首先是與全部自然界關係的總和，並且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只從社會現象出發，註定會使得一個民族的理論思維偏狹和落後。人類思維發展的實質在於，通過社會關係的連結想認識自然界運動規律延伸。同時，必須懂得認識自然界才是人類生活的最本質的需要。沒有人類同自然界關係的改善，就沒有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和人類幸福。
  “百家爭鳴”證明了人類思想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是建立在人類對自然界與社會生活不同的態度和立場上的。
   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後的中華民族，在20世紀的開局裡，沒有能夠走上一條以產業革命和經濟建設為主旨的社會發展道路。直到1980年代，才有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走上了一條“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道路。
  文化與權力的關係，中國社會問題的解決與文化的實質性進步，必須從批判強權開始。中國的意識形態是以權力為中心的意識形態。文化主要是為權力服務的工具，致使我們缺乏對科學真理的探討精神。
   20世紀中國的失敗，其根源是沒有能夠從單純的文化革命轉型為社會產業革命和公平的社會制度建設兩個方面上來。社會運動與自然界運動是兩種實質不同的存在和內容。自然界是無意識的客觀存在，是人類只要生存就必須面對的客體，而人類本身則是有意識並且被自己的意志所支配的能動的存在。
   把人類哲學簡單劃分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本身就是對人類精神豐富性的倒退。因此，中華民族在21世紀裡，必須為自己民族文化的進步找到正確的出口。唯有此，中國才能夠牢固地走在正確的發展道路上。


三、農業文明與小農意識形態的破產

  農業社會文明是如何形成又以什麼樣的方式存在和發展的？漢族農業文明從形成上看首先來源於同土地的關係。從社會結構上說，以家庭為核心生產單位的勞動組織給預農耕最穩定的勞動組織上的支持，到春秋時期，基本上形成了以農業生產為中心內容的文化形態。
   對於中國來說，大自然的地質裂變為中華民族造就天然的肥沃的平原。從東北到東南，是一望無際的東北平原、華北平原和長江中小游平原，氣候條件適宜農業耕種。因此，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着精耕細作的豐富經驗，以家庭為核心單位的組織世代耕作、心口向傳，土地是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會成員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何不食肉糜”的皇帝被認為是無知的皇帝。《晉書.惠帝紀》上是這樣記載的：“天下慌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除了農業耕種外，中國社會從來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產業分工和裂變。
     我們必須清楚一點的是，文明是正確的運用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
   春秋時期是中國農業文明的塑造和成就時期，而秦漢王朝的鼎盛為政治上的標誌。春秋時期的時間是從前770年—前476年。到春秋時代，周王的勢力已經衰弱，形成了群雄紛爭的局面，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史稱「春秋五霸」。(一說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春秋時期因孔子修訂《春秋》而得名。這部書記載了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歷史。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農業文明體系的成熟期。在意識形態方面，中國在公元前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中產生的儒學思想中的仁義禮智信、墨家思想中的兼愛、非攻等和法家思想中的法、術、勢等，西方國家起自文藝復興運動中倡導的自由、民主、平等，以及共產主義實踐中倡導的許多思想，都已經成為人類社會文明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人類社會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對以往歷史上存在的符合文明要求的思想的繼承的基礎上。
   春秋戰國歷經550年的時間，這5個半世紀是中華民族農業社會文明的形成、確立的歷史過程。中華民族的農業文明在春秋戰國後的前221年代秦王朝建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起，到公元1000年的宋代達到了農業文明的頂峰。宋代之後的800年是農業文明不斷衰敗和崩潰過程。從宏觀歷史角度看，中國20世紀的狀況就是由於農業文明的全面崩潰局面造成的。我們社會的長期停滯不前、落後和缺乏創造力，其根源有二：一是沒有建立起一種以保證人民自由為目的的權力制度；二是自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後，沒有形成一種以認知大自然為核心的文化與科技系統。21世紀中國需要在這兩個方面強力補課。
  唐代是漢族文化發展過程中巫文化的形成時期。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文化也相當發達，出現了一大批博學的方士。如，李虛中（公元761—813年），《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在《李虛中命書》題解稱李虛中是魏侍中李沖的八世孫，唐代沒有載錄他的《命書》，到宋代才見記載，鄭樵的《通志•藝文略》、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都有其書目。歷代自詡為算命大師者，多如牛毛，然而，李虛中是中國算命術的第二號知名人物，第一號人物是徐子平，他們兩人是公認的命理宗師。方士張果、相士袁天綱、天文學家僧一行、通曉預測術的嚴善思、金梁鳳、許元長等，都有很多的故事流傳下來。此外，還有煉丹的、擇吉的、卜筮的方士，術數在唐代得到充分的發展，以清高和神秘的面孔出現在民間。宋代則有邵雍（1011—1077）為代表的預測人物。
  漢族在科學技術發展與理論思維能力方面的也從此轉向停滯不前。從唐宋農業文明的鼎盛中，站在今天人類歷史的高度，我們也可以發現中國以農業為產業基礎的社會文明走向衰敗的必然邏輯。一是生產方式的停滯不前；二是文化形態的重複陳舊而統一。
  南宋王朝的滅亡來自蒙古族的大規模入侵。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國家。費孝通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中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我這篇論文將回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利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這也許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過程。中華民族這個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還有它的特色：在相當早的時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由若干民族集團匯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入了這個核心。它在擁有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後，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着凝聚和聯繫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稱為中華民族。”在文章的結尾，他講到一個敏感的問題：“少數民族的現代化是否意味着更大程度的漢化？如果是這樣，各民族共同繁榮是否指向更大的趨同，而同樣削弱多元一體格局中多元這一頭呢？這固然是存在的一種可能性，但是，我是這樣想的：一個社會越是富裕，這個社會裡的成員發展其個性的機會也越多；相反，一個社會越是貧困，其成員可以選擇的生存方式也越有限，如果這個規律同樣可以用到民族領域裡的話，經濟越發展，亦即越是現代化，各民族間憑各自的優勢去發展民族特點的機會也越大。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各民族人民生活中共同的東西必然會越來越多，比如為了信息的交流，必須有共同的通用語言，但這並不妨礙各民族用自己的語言文字發展有自己民族風格的文學。通用的語言可以幫助各民族間的互相學習、互相影響而促進自己文學的發展。又比如，各民族都有其相適應的生態條件。藏族能在海拔很高的高原勞動和生活，他們就可以發揮這項特點成為發展這地區的主力，並通過和其他地區的其他民族互通有無來提高各民族的經濟水平。我想到這些情況，使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及早注意這個問題，我們是有辦法迎接這個挑戰的。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通過發揮各民族團結互助的精神達到共同繁榮的目的，繼續在多元一體的格局中發展到更高的層次。在這層次里，用個比喻來說，中華民族將是一個百花爭艷的大園圃。”現在中國擁有56個民族，中華民族仿佛是所有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民族的通稱，文明每當說中華民族的時候，其含義已經包括了56個民族。但是，事實上，中國還仍然不能夠完全算作一個具有共同民族性的國家，只能算是一個以漢族為人口主體的多民族國家。要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一種具有共同的民族性的國家，可能還還要走很長的路。
   中華民族的巫文化源自於《易經》，但是，這決不是說《周易》本身就是一部巫文化的著書。巫文化在唐宋時期開始系統化，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中國農業社會的停滯不前的一個關鍵性的誘因。
   農業文明在中國的確立、發展和達到鼎盛時期，經歷了從春秋時期到北宋王朝的大致1500年上下的時間。此後，從北宋的結束到1911年的800年上下的時間裡，是中國農業文明處於緩慢的演變、維持和最後走到全面崩潰的過程。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中國的農業文明加度崩潰，在經濟上，農民基本上成為難民，並且沒有能力和不具備向其它的社會分工產業領域轉移的條件和經濟基礎，從政治上說，以孫中山先生在日本首先成立“興中會”開始到共產黨和1921年共產黨的成立，標誌着20世紀中國政黨政治的格局形成，從文化上的表現看，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在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纛的同時，也憤怒的呼喚“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由此，可以判斷，到20世紀初，中國農業文明為主體的社會形態已經處在崩潰的過程中，以漢族為人口都=絕大多數的國家的農業文明需要重建。
   農業文明條件下的社會簡單、散漫和賦有規律。人們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人們以家庭為中心造成星羅棋布的自然村落，村落的周圍便是看耕種的土地，人們的活動從來不會破壞自然環境，每個家庭都自耕自種，並且從事織布、做鞋等手工勞動，農具的製作和印染等印染是在家庭作坊中的完成的。簡單的手工業與重複循環的農業耕作相結合，是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生態。
   直到20世紀初葉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又一次重建。政黨政治在20世紀的百年裡完全改變了中國社會上層建築的生態，但是，同時也繼承了許多傳統政治的落後的形式與內容。身處21世紀初的一代人的使命是必須為中華民族創造新文明的一代。漢民族文化轉型的重點和出路是將以人倫為主旨的意識形態轉化為以面向自然界運動規律的意識形態。同時，在人倫意識形態的發展方面，注入人類生活所需要的普世價值觀，在這兩個方面，中國知識分子有着無限的創新空間。
   中華民族文化在宋代出現了一明顯的拐點。就是程朱理學的興起和巫術的系統化。巫文化現象到宋代成為一種系統的體系。以邵雍為代表人物。因此，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儒學產生）到漢武帝時期，是農業文明在意識形態上的第一個階段，而當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到宋代，是中國文化的第二個階段，宋代在文化方面存在這一個明顯的拐點，這個拐點便是巫文化的成熟並且成為中華民族意識形態中的一個潛在的流派。在宋代之後，雖然元、明、清三個朝代在科學技術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這些科學成果戰勝不了固步自封的權力，因此也對整個社會的產業革命其不到根本性的推動作用，從而也改變不了整個社會的經濟基礎。
   暴力文化直接根源於對權力的爭奪。反過來說，中國對權力爭奪的沒有法律規則是導致暴力政治的根源，而暴力政治又是貫穿於整個中國政治史的現象。在如此的政治形態下，人性中的任何文明的品格得不到良好而自由的發揮。反之，對人的生命的漠視、對人格鬥踐踏、對人性的摧殘，等等，倒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成分。
   在春秋戰國中產生的諸子百家的學術成果中，並不存在暴力文化的成分，即使在性惡論者的主張中，其文化意識到基本方向也是向善的。但是，自春秋時期就存在的連綿不斷的諸侯國之間的戰爭，客觀上在政治方面形成了一種權力暴力和軍事暴力。孟子講道“春秋無義戰”，然而，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卻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暴力文化傳統。
   權力暴力是自春秋戰國時期就形成的歷史事實，一直延續到20世紀百年的中國政黨政治中。在20世紀裡，主要的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事實上都是依靠依靠自身的武裝力量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兩個政黨也以不同的方式復製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軍事集團。
   在20世紀後期，毛澤東的政治暴力披着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外衣，仿佛為他的一切本來錯誤的政治實踐具有永遠正確的理論基礎，所謂“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等，都是中國權力暴力的繼承。
   在1966—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結束後，中華民族除了必須跳過因“政治掛帥”和“階級鬥爭”造成的社會危機外，在精神方面，又一次失去了共產主義理想而需要重新確立嶄新的價值體系。在1978—2008年30年代改革開放過程中，在重整社會經濟的同時，意識形態的重建工作一直在進行中，但是，一整套嶄新的社會價值體系的重建需要幾代人的努力，甚至需要上百年的時間。在短短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30年改革開放對於建立以種新文化體系來說顯然時間過短。
   在儒學價值為主體的農業文明的意識形態全面崩潰後，20世紀初通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價值體系，在20世紀中卻迷失在國民黨與共產黨內戰的炮火中。但是，中華民族文明的價值體系的重建，不僅需要重新站在儒學的人義禮智信和民主、科學的基礎上，而且需要站在西方文藝復興運動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基礎上。中華民族在精神上又一次需要具備海納百川的氣概。
   1978—2008年的改革開放時期，是中華民族在意識形態上走想多元化道路的時期。改革開放時期民間的一個典型的文化現象是氣功熱潮。
   基層民主的實踐和法律秩序的缺失，仍然是中國21世紀政治文明建設的主要障礙。
 

四、中華民族文化需要整體轉型

  中華民族必須進行一場以文化飛躍為主旨的整個上層建築的飛躍。可以說，中國農業社會的價值體系是由春秋戰國時期3個世紀的“百家爭鳴”確立的。就像蔓延3個世紀之久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奠定了西方工業革命的文化基礎一樣。但是，中國在經歷了長達3個世紀的百家爭鳴後，在思想領域就再也沒有進行一次全面的飛躍和轉型。
   重建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需要站在“百家爭鳴”為我們提供的各種符合人類文明標準的價值原則下，也需要繼承20世紀的“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中華民族文化的根本缺點表現在如下三個主要的方面：1、在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繫上，對自然界的漠視與缺乏研究。只對自然界的表象描述，而不去認真細緻地研究自然界運動的實質，這也是中國科學尤其是物理科學落後的原因。老子對大自然的觀察是“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孔子的思維更缺乏對大自然的觀察和人認識，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與智慧都傾注在人倫方面，當一個孩童問及他太陽是在早晨還是在中午離人類更近的自然知識問題時，他無言以對，黨樊遲問及他耕種等農業知識時，他異常反感。這些文化傾向在後來被政治權力利用後，導致中國文化基本失去了對自然界的研究熱情和認識方向。2、在關於社會生活的認知方面，主要表現為倫理性和權謀性，從來沒有對致力於公平的制度體系設計和試圖限制權力方面做出思想和行動上的努力。中國的文化合作整個人文知識分子階層，都是被統治者服務的，在權力前面喪失了科學理論的獨立性。中國的皇帝，直接來自家庭中父親的形象，正像人們從來無法選擇自己的父母一樣，普通中國人從來無法選擇權力。在西方，洛克提出了“社會契約論”，而孟德斯鳩則直接涉及了“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中國的思想家們從來沒有進行過這方面的工作。3、思維方法的簡單化和缺乏邏輯性，思維的表象化、倫理化。
   在中國文化中，中醫是代表中國文化特點的典型的代表。中國人對自然界與社會的認識，也同自己的醫學一樣，只求望聞問切的表象，而不能夠深入客觀事物的本質聯繫中。西方的基於解剖學基礎上的人類醫學，已經開始認識到人類生命的基因結構。而中醫千百年來卻是心口相傳，而經絡則是一種看不見摸不到的意象描述。
   在20世紀以來，中華民族在理論思維方面有了較大的進步。但是，傳統的中華民族文化中的根本缺陷還依然普遍而嚴重的存在着。
    中華民族文化轉型的方向和使命：1、以理解自然界運動規律的思維方式與解釋社會關係真相的理論；2、以弘揚文明的人性為核心的價值體系；3、以公平制度建設為社會上層建築的目的；4、權力為公的政治觀念和公平競爭的經濟觀念；5、變權力本位為以人為本，從而樹立起社會成員間的公民意識；6、純粹的思想觀念上的差異不作為行為上相互攻擊、迫害的依據；7、崇尚文明的個性。
   中華民族在21世紀初迫切需要完成一次文化上的實質性飛躍，從而帶動整個社會體制向着公平化、民主化轉型。理論和意識形態的根本變革，是中華民族社會文明進步的先導。
   文藝復興運動確立的價值體系是自由、民主、博愛、平等。在這些人類價值的指導下，西方偉大的思想家們為人類社會生活設計出了“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至今，這些偉大的人類價值原則也是不可替代和超越的精神財富。任何試圖在這些價值原則之外另起爐灶的企圖，都會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留下笑柄。
   與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中形成的價值體系具有更高層次性的概念是：文明、幸福、真理。
   21世紀新文化為中華民尋找到的幾個核心價值是：文明、幸福、真理。文明、幸福既包含了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切符合人性文明的概念，也包括着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中提出的自由、民主、博愛、平等等概念，但是，文明和幸福的概念超越了以往人類提出過的這些概念，是讀這些概念的升華。
   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建立在公平制度框架下的科學與正義、真理與平等的競爭。人類的共同敵人是自身的疾病、貧窮與社會關係中各種不平等、犯罪等等。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不能夠造成和帶來對個體的迫害。
   中華民族文化在20世紀存在一次飛躍同時也是一次巨大的斷裂，這次斷裂所形成的鴻溝，需要用21世紀百年時間進行修正和彌補。
   就人類活動的實質而言，應該把文化的進步或者演化過程首先歸結為人類思維方式的進化，沒有嶄新的思維方式，就不會產生嶄新的話語系統和實踐活動（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實驗）。
   中國的未來取決於我們現在的觀念和行動。
   百家爭鳴對於中國農業社會的重要性，就像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從事的社會主義實踐的重要性一樣。從百家爭鳴到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轉型期，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起到不同的作用。
   中華民族文化是如何成為一種以處理人的社會關係為主旨的人倫道德文化？而沒有把文化的方向引向以面對自然界並從自然界中轉化物質財富的文化？這是一個複雜的科學與哲學問題。
   中國文化的複雜性直接來自對60年社會主義的實踐的看法。
   改革開放時期的氣功熱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中華民族傳統的巫文化的一種民間繼承。20世紀80年代的氣功熱，是中國社會民間文化的一種蔚為壯觀的景象。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不懂得以創造物質財富為主旨的產業革命的民族，在極其貧窮和生產力落後的狀態下所進行的一場以假想敵為革命對象的反社會、反人類的罪惡運動。
   
五、當代意識的主流：追求現代化

   
    當代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是追求現代化。但是，現代化本身又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一般人們把現代化理解為追求社會工業化的過程。在中國，1964年12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紀內，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並宣布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的“兩步走”設想。第一步，用15年時間，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中國工業大體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力爭在20世紀末，使中國工業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但是，之後的1966—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打斷了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直到“文革”結束，中國才重提現代化建設的概念。在中國，當1976年長達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隨着毛澤東的死去而結束的時候，共產主義在中國也似乎煙消雲散。無論在政治宣傳中還是人們的口頭言語中都成為一種極具諷刺性的詞彙而不再提及。
  當人類歷史結束在20世紀的之時，資本主義從17世紀開始研究走過300年代進程，而社會主義從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算起，才僅僅走過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作為人類制度的模式，在其興起與確立的過程中，既存在着對生產力發展和物質財富創造的偉大貢獻，也同時存在着對人類犯下的罪行。因此，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需要從制度方面值得人類重新思考和認識。人類在地球上生存，由其生物的本能而言，其行為永遠將存在巨大的缺陷，其中的弱肉強食就是人類本性中的明顯的缺點之一。
   在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或者說，自從人類在地球上產生後，20世紀是人類社會制度分野、分劃和分裂最嚴重的一個世紀。這種分裂大致貫穿了整個20世紀的歷史進程。人類各主要國家被分割成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並且一直處於對立、對抗和衝突的狀態下。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影響20世紀中國命運的兩大社會制度體系。在中國國內，“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影響20世紀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兩大理論體系。
   人類意識形態的分裂是導致社會制度不同的一個原因。
   從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淵源而言，14—16世紀的影響整個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是資本主義的奠基。在意識形態上，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是思想觀念和精神力量。資本主義 發展的另一條主線是產業革命。資本主義從17世紀在英國興起，到1848年代馬克思主義產生為標誌，收到來自馬克思主義的最有力的批判。馬克思從研究商品的屬性入手，一層層剝開了資本家剝削僱傭工人的秘密。指出社會的剩餘價值是僱傭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價值。並且提出了“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共產主義構想。
   社會主義是歐洲共產主義理想的產物。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被成為社會主義革命，並且在世界上出現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國家叫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共和國。到1991年，前蘇聯的解體為標誌，社會主義在國際範圍內陷入低谷。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並不僅必然意味着社會主義的理論構想是錯誤的。社會主義實踐需要開闢新的途徑、運用新的方法、確立新的理論。
    說到底，人類社會之間的矛盾、對立與衝突，從根本上是建立在物質利益基礎上的。但是，人類必須學會利用文明的方式方法獲得包括物質利益在內的一切利益。
   人類在21世紀的社會發展，是一個徹底走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分隔、對抗、衝突的世紀。人類各國之間的矛盾對立的基礎因素將始終如一的是物質利益要求的不同。但是，人類社會將全面地走出並且超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分野，彌合因意識形態的不同而造成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鴻溝。人類社會永遠存在的是文明與不符合文明要求的兩者的矛盾鬥爭，但是，人類的主流必將是文明的不斷升華。
   從根本上說，21世紀人類進步取決於人類精神的升華。這種升華首先來自於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重新認知和審視。因此我們的現實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制度體系決定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仍然是我們生活的現實而不是歷史。
   發生在21世紀之初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將改變人類對貨幣資本的認識和使用方式。人類的發展與進步將走上依靠智能為主的線路。貨幣在人類生活中將不再是支配勞動力的因素，人類必須從自身智能方面找到文明建設的正確途徑。
   人類在21世紀初完成一次精神上的飛躍的條件已經具備。這些條件包括：1、工業經濟基本完成其使命；2、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已經基本結束；3、國際間的矛盾糾紛的解決已經基本上通過經濟手段和協商解決。
   從理論上，新的世界觀不需要像整個20世紀那樣，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作為完全對立和水火不容的兩個制度系統。其實，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都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組成部分和自然環節。不容否認，共產主義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社會理想，也是關於建設人類社會的一種計劃和方案。但是，在理想與人類生存的現實方面，也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人類在地球上生存，也許永遠無法達到一種“各盡其能、按需分配”的境界。但是，人類物質財富的不斷豐富，必然促進自己的社會生活越來越文明。當我們的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滿足後，文明的社會建設就成為第一的要求。
   在中國人的主流意識為追求現代化而奮鬥的過程中，在改革開放時期走到20世紀90年代時，中國國內有存在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極左”思潮的興起。從1996年的《中國可以說不》到2008年的《中國不高興》，都反映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民族主義情緒。對中國問題與世界局勢的看法和分析走向極端。理論思維沒有站在客觀事物的運動規律和追求方向上面。中國在21世紀的發展需要克服極端民族主義的思維，中國發展需要放眼世界。在2009年《中國沒有榜樣》一書的首頁上，赫然寫着“西方不是上帝、美國不是救世主”。
  顯然，在21世紀初，中國人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交鋒已經激烈的展開：傳統上我們把爭論的雙方劃分為左派或者右派。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異常高漲。中國大陸新左派學者是現實生活中很有影響的一支，比如他們召開的一次對《中國不高興》一書的研討會。在會上，表達了新左派的核心觀點：中國領導層走錯了方向，中國已經變得太資本主義了，導致兩極分化，腐敗難除的死局。他們認為，解決當前國家存在的問題，包括貧富懸殊以及司法腐敗，官商勾結等等，需要回歸毛澤東的傳統社會主義。他們為此開出破解“藥方”：國家只有恢復對資產的控制，才能矯正自由市場、私有化和全球化造成的不公正。這些觀點表達出新左派們崇拜國家權力可以醫治自由市場帶來的不平等立場。他們大都表現出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對西方模式的敵視與批判，以及反對經濟全球化和普世價值的確立。
   毫無疑問，這些新左派學者們，由於站在了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反面，無法找到問題的癥結，所以只能亂開救世“藥方”。他們所崇尚的“主義”，對“矯正自由市場、私有化和全球化造成的不公正”毫無益處，應當予以澄清。
   中國共產黨人則以毛澤東主義為自己的理論旗幟。在網絡里，一個名叫“烏有之鄉”的網站，集聚了許多崇拜毛澤東的人，同時表達着對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批判。《烏有之鄉》網站是宣揚毛澤東的一個陣地。2008年12月26日，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在毛的冥誕日成立，發表了《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告全國人民書》和《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章程》。在「烏有之鄉」成員中間流傳著這份《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告全國人民書》，《告人民書》說：「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已經到來！三十年來的事實已經證明，把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權的修正主義統治集團推行的所謂『改革開放』，不僅是一條徹頭徹尾的復辟資本主義路線，而且是一條官僚、買辦性質的賣國主義路線。」《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告全國人民書》還說：「中華民族已被他們推向了被分裂、被宰割的內憂外患的危險境地，全國各族人民已經被重新置身於水深火熱之中，從新置身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剝削之下！為此，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走資派反動統治集團造反有理！」
   這份告人民書更說：「就憑他們徹底背叛『四項基本原則』，以『四個堅定不移』取而代之這一項，我們就造反有理！就憑他們在所謂的中共十七大上公然拋棄毛澤東思想，違反中共七大以來的《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顛覆社會主義制度，搞資本主義復辟，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已使修正主義中共變成一個非法組織這一項，我們就造反有理！」告人民書表示，「就憑他們引狼入室，出賣領土、領海、礦山、資源、銀行、工廠、道路、橋梁，出賣民族尊嚴，把中國變為了美帝國主義的附庸這一項，我們就造反有理！就憑他們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強拆民宅，逼良為娼，吃喝嫖賭，包養二奶，寡廉鮮恥，腐敗透頂這一項，我們就造反有理！就憑他們實行法西斯專政，瘋狂逮捕革命造反派，對手無寸鐵的學生痛下殺手，野蠻拘捕上訪群眾這一項，我們就造反有理！」
   正像在《烏有之鄉》網站聚集着一群“左派”人士一樣，在《炎黃春秋》雜誌社，也擁有一大批思想中性、富於理論分析能力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其最著名的是謝韜先生提出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概念，認為，“只有民主自由能夠救中國”，把民主問題提到中國社會發展最重要的位置。
   中國社會內部的意識形態分化有着越來越嚴重的趨勢。
   有一部分中國人的思維，當對社會現實不滿時，總是試圖從過去的生活中找到對比度依據，並且從過去出發探尋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法。哪些試圖回到毛澤東時代的人們，一方面對毛澤東時代充滿着盲目的留戀之情而不懂得起落後的實質；另一方面，不能夠以社會發展的眼光認識改革開放時期的以及產生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根源，從而一味否定改革開放，認為改革開放走得是一條資本主義道路。可以說，對毛澤東的崇拜現象反映了中國社會一部分人最落後的思維邏輯，這些人雖然已經沒有社會政治基礎，但是，卻很可能利用人們多改革開放的不滿而糾集成為一股反對的政治勢力，並且給中國社會和文明進步事業帶來威脅。
   簡單地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對中華民族的文化與文明的發展極其不利。原因在於，會導致我們的文化更加狹隘。中國人必須懂得，對現實社會中的錯誤的糾正，決不能再從歷史上的去尋找方法和答案。中華民族在經歷了1978—2008年的改革開放時期後，社會文明進步的方法之有通過現實的途徑得到解決。
  中國人理論思維的落後，不僅是經濟基礎的落後造成的，也是政治權力的制約相聯繫。並且，還是一種思維方法的問題。
   中華民族的理論思維的方向，應該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公與私、左與右、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等傳統二分法的框框中跳出來，而轉轉移到是否符合文明的價值原則上來。
   在改革開放時期，經濟學與法學成為兩大著名的顯學。但是，經濟學和法學對於社會進步的貢獻度事實上決沒有像人們吹噓的那樣巨大。到2009年5月，吳敬璉先生在《北京日報》上發表文章——我們仍然處在政治經濟學時代。認為“現在，中國改革開放所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是政治經濟學問題，都需要用現代政治經濟學來加以回答。”並且對社會保障制度、住房制度、農地制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等問題的失敗做出來解釋。文章的最後說：“自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建立起來以後，兩種前途就嚴峻地擺在全體中國人的面前：一種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場經濟的道路。另一種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如果我們不能通過政治和經濟改革扼制後者的勢頭，來自另一極端的勢力就有可能利用大眾對權貴腐敗的不滿，推銷極“左”路線，把中國引向另一條歧路。”但是，總體看，吳敬璉先生自己的經濟思維也是落後的。
   在法學方面，改革開放時期的30年是中國法學真正起步的時期。但是，中國法學的發展仍然受到來自落後的政治文化與體制的束縛。
   中華民族的社會發展，必須首先找到和確立起一種具有永久性的、普通性的價值體系。在現代，人類衡量自身行為的標準、判斷社會形態的尺度必須超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左與右，從而確立起符合人性文明的體系。能夠超越和包容這些文明的價值觀念的人類概念，是文明、幸福、真理等一系列偉大的詞彙和這些詞彙所代表的思想。
   重建中國人的歷史觀的任務已經展開。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是一個極其重視理論和意識形態的政黨。在改革開放經歷了30年代關頭，共產黨自身提出了“六個為什麼”的問題。這六個重大問題如下：1、為什麼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而不能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2、為什麼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而不能搞民主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3、為什麼必須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不能搞“三權分立”；4、為什麼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黨制；5、為什麼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或“純而又純”的公有制；6、為什麼必須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而不能走回頭路。但是，由於關於國家權力觀念的落後和來自製度方面的原因，共產黨難以完成中國在社會意識形態的重建工作，這個工作必須通過在改革開放時期成長起來的具有超越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思想家們完成。
   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仍然處於十分幼稚的程度。重建中華民族的價值體系的任務必須與重建中國的政治制度同時進行。而且，中國意識形態的重建必須同整個社會制度結構的重建同時進行，用良好的制度力量保證我們民族的思想自由，否則，中華民族的意識形態重建工作將會一波三折。也只有當中國的政治制度真正走出治亂循環的周期律後，中國的意識形態才能夠走上正途。因此，中國意識形態的重建工作是一項決非思想家的能力所能夠完成的任務，而必須由政治家和新型的思想家一起完成。

第三章   人類文明成果與中國社會趨勢

   20世紀下半頁以來，以“二戰”結束位標誌，是人類社會經濟與科技發展最迅速的時期，也是人類進化的加速過程。以電子科技為產業力量的信息化，把全人類放在同一個平台上，沒有信息化，就沒有人來的全球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催生了中國在21世紀初的社會整體發展局面，中國是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主動接受者，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正在成長為世界上一支任何國家都不可忽視的力量。但是，中國的發展能力以及整個社會的經濟、科技與教育基礎仍然相當落後。總之，中國現存的落後勢力還從方方面面制約並且阻礙着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中國必須找准制度與文化的兩股力量，釋放中華民族新的更偉大的、文明的發展能量。
   無論如何，中國社會不可能一下子從整體上站在人類文明的成果之上。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還將會加大。但是，中國必須從政治上確立起保證社會穩定的制度框架。中國在21世紀的人類發展中，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不可能一直扮演一個接受者和學習者的角色。 因此，必須激發全民族在公平的制度基礎上的勞動、發明熱情，向智力要發展，從而使中國成長為偉大的國家。

一、20世紀最後階段的人類文明成果：信息化和全球化

   人類的信息化是在美國起步的。從1878年貝爾電話公司正式成立到1892年紐約芝加哥的電話線路開通，貝爾第一個試音：“喂，芝加哥”，這是人類第一次通過電話傳遞聲音。1946年2月，現代計算機誕生在美國費城，60年代計算機進入了生產領域，到80年代計算機技術的長足發展已經推動並且成就了全球信息化。可見，到20世紀80年代，信息化的歷史僅僅才有100年左右的時間。
   中國信息化的歷史更短，從1999年9月中國首次進行72小時網絡生存測試到2008年12月底，中國網民數達到了2.98億人、手機網民數首次超過1億人。在這短短十年的時間裡，互聯網成為比電話更直接影響到中國人生活和工作方式的工具。從90年代中期開始，互聯網迅速在城市普及，並且開始進入農村社會。中國的政府部門、大學與科研機構、金融系統等領域是應用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的急先鋒。從而互聯網成為影響整個中國社會的一支最具體的科技力量。
   早在1948年，美國數學家、信息論的創始人仙農在題為《通訊的數學理論》的論文中指出：“信息是用來消除隨機不定性的東西”。“信息是確定性的增加。信息是確認肯定性（確定性）的東西。 或信息是肯定性的確認。”同年，美國數學家、控制論的創始人維納在《控制論》一書中指出：“信息就是信息，既非物質，也非能量。信息是物質、能量、信息及其屬性的標示”。到2002年,鄧宇們提出的”信息”概念與定義為：“信息是事物現象及其屬性標識的集合”。
  在研究人類全球化問題時，有人把全球化劃分為三個階段：從1492年到1800年是全球化的第一個階段，它是在國家層面上發生的——西班牙發現美洲，英國殖民印度——世界從一個龐大的尺寸，變成了中等尺寸。 從1820年或1825年開始，一直持續到2000年是第二階段，這是發生在企業的層面上，市場和勞動力造就了全球化，世界也從中等大小縮為尺寸。 第三個階段，世界變成“迷你型”的了，這一過程開始於2000年。在這個階段的全球化時代，整個世界的競技場被夷平了。這一階段全球化的主要元素是個人。個人擁有着各自的機會進行全球化，與其他個人進行競爭。需要強調的是，個人不單指西方人，是指世界各種膚色的個人。
     顯然，全球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世界範圍日益凸現的新現象，是當今時代的基本特徵，也是當代人類文明的實質。
   起自198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浪潮，是以電子技術為產業基礎的信息全球化。關於全球化的真正含義，理論界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一般講，從物質形態看，全球化是指貨物與資本的跨境流動，經歷了跨國化、局部的國際化以及全球化這幾個發展階段。貨物與資本的跨國流動是全球化的最初形態。在此過程中，出現了相應的地區性、國際性的經濟管理組織與經濟實體，以及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精神力量的跨國交流、碰撞、衝突與融合。
  總的來看，全球化是一個以經濟全球化為先導的、包含各民族、各國與各地區在政治、文化、科技、軍事、安全、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多層次、多領域的相互聯繫、影響、制約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為科技、經濟、政治、法治、管理、組織、文化、思想觀念、人際交往、國際關係十個方面的全球認同化過程。
   按英國學者戴維. 赫爾德的說法：“全球化是一個體現社會關係和交易的空間組織變革的過程，此過程可以根據其廣度、強度、速度以及影響來衡量，並產生了跨大陸或區域間的流動與活動、交往與權力實施的網絡。”
  可見，究竟什麼是全球化？人類目前達到的全球化程度在一個什麼樣的水平上？全球化在21世紀發展中的必然邏輯以及結果又是什麼？這一系列問題是涉及全球化實質的問題。
    全球化必然導致人類不同發展階段的民族國家的矛盾，但是，也同樣導致不同民族社會在文化上的認同性。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能夠否定和掩蓋人類文化認同的趨勢。全球化是一個文化的認同過程：包括保護環境、和平共處、和諧共生等等。
   傳統上，對於中國人來說，整個社會既缺乏信息的充分交換又缺乏技術方面的發明能力。在古代，中國人傳遞信息的方式是驛站、書信和馬匹。郵差往往是騎馬飛奔在驛站之間，傳達着朝廷的消息、政令，驛站是溝通地方政府與朝廷之間的橋梁。緩慢的信息傳遞方式，是與慢悠悠的農業耕作方式緊密相連的，“家書抵萬金”表現的不僅是一種思鄉的情感，其背後是落後的信息傳遞方式。
   中國必須對全球化問題有着獨到的認識、思路和態度，才有可能成為21世紀社會發展的贏家。全球化與中國的關係錯綜複雜。直到1980年以前，中國在經濟方面還是幾乎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因此，在中國，全球化的歷史到現在只有30年的時間，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同時就是整個國家的全球化過程。而且，有一種觀點已經認為，對於中國來說，對外開放的成就大於內部社會改革的成就。顯然，全球化對於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和後果都是巨大的。
   必須把中國發展放置在全球化的視野中。中華民族必須保證自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不迷失方向並且具有正確的選擇能力。在歷史上，尤其是20世紀百年的選擇過程看，中華民族在選擇自己社會的發展道路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方法方面，還都存在着嚴重的偏激性、片面性和主觀傾向，中國在處理自身面臨的一系列社會發展問題時，往往帶着某種程度上的小農意識的狹隘性和短見，因此，從歷史的角度判斷，中華民族還不是一個善於選擇生活方式和未來方向的民族。
   我們可以傾向於把信息化看成是一種技術性的方向，而把全球化看成為屬於人類文化範疇的、綜合性的社會形態。不管怎麼看，20世紀最後30年的全球化是有一次從根本上改變人類文化發展方向和內容的偉大事件。現在，西方的人權與中國的“以人為本”相互呼應，雖然其目的尚存在很大的差別，但是，在文化的基本的演進方向上卻是相同的。
   全球化恰恰是對人類文明一致性的證明，而不是證明了人類文明實質的差別與不同。人類文化在世界各國、不同民族社會的表現方式雖然存在明顯的不同和發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別，但是，其文明的實質卻是相同的和一致的。文化過程則是人類面向大自然與社會本身時代文明進化過程。
   以信息化為領航的全球一體化，是20世紀人類在生產力發展方面、人類交往方面取得的最偉大的社會成果。全球化是一種任何力量都否定不了和逆轉不了的趨勢。起自2007年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不會成為終結全球化趨勢的事件。但是，卻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轉變全球化的方向、內容與形式。
   人類只能在全球化中受益而不會受害。必須把全球化看成為是人類文明趨同性的一種態勢和過程。從這樣的角度理解全球化，才符合人類文明進步的實際狀況。“天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這句源於《易經》中的話，代表着中華民族對人類歷史進程的最高概括。事實也是如此，在人類社會存在的每個不同的階段里，都產生過許許多多關於社會狀態、發展階段、前進方法、未來面貌的各種各樣的理論。但是，人類社會進步的結果是達到文明一致的狀態。
   從宏觀歷史的角度判斷，全球化不僅是人類在20世紀最後30年裡科技生產力發展的成果，更遠大的歷史意義在於，全球化為國家消亡提供了一個最有力的先導性信號，並且為國家轉變其運行狀態奠定了條件。我們還可以認為，全球化極大地改變了人們關於國家的概念和主權觀念。在以往，國家是第一位的，現在，國家退居次要的位置。
   20世紀最後30年的全球化，極大改善了世界各國尤其是各主要國家之間的關係。但是，人類在21世紀是否就能夠避免世界性的戰爭，這仍然是一個有待觀察和並不十分確定的問題。
    信息化和全球化是人類在20世紀取得的最偉大的科技成果和社會成果。在信息化與全球化的浪潮中，人類踏入了21世紀。但是，這並不意味着21世紀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時間的流逝不會幫助人類解決任何社會問題，只有人類自身的勞動、創造與發明，才能夠使得人類社會轉變的美好。
  20世紀最後階段的信息化與全球化，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次社會科技革命。雖然我們現在還很難對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影響與結果做出全面的評價和論述。但我們卻可以指出，對人類生活方式最具根本性改變作用的力量已經出現和發生。至少在如下的幾個方面已經對社會發生重要的影響力：第一：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趨勢下，人類在21世紀有可能並且有條件超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制度體系的鴻溝。事實上，人類生活的本質說明，人類的日常生活並不存在明顯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界限。第二，信息化和全球化深刻改變了社會的家庭結構、男女兩性關係和人們的交流方式。第三，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促使國家消亡的力量，我認為，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趨勢和形態，必將成為國家消亡的促進力量和現實力量。因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條件下，然後一個單一的國家都不可能在封閉的狀態下存在、運動與發展。馬克思主義是相信國家要消亡的最終結果的理論，但是，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時代，人類並沒有創造出那個導致國家消亡的科技成果，現在，我們可以發現並且肯定，那個導致國家消亡的力量就是人類生活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即使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對人類社會形態的關注以及對階級鬥爭問題的論述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出發點，但是，人類新的世界觀要求，人類必須首先把認識社會與自然界的關係放在第一的和最重要的位置，只有從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出發認知社會，人類才有可能在自身社會的發展方面完成最具實質性的突破。
   因此，信息化和全球化決不僅是一種單純的經濟力量或者僅僅在經濟領域發揮作用，信息化和全球化從一開始就是一股明確的政治力量，並且是最徹底的影響到人類整個社會生態的因素。一個國家如果無視這個因素，這個國家的進步註定就不可能順利實現。
  中國在21世紀的建設與發展不僅要面向未來而且必須立足於未來。通過1978—2008年30年的改革開放時期，信息化和全球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文明的一部分。因此，中國如何應對人類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趨勢，這是中國面臨的一個最重要的選擇。中國在21世紀的發展，必須認識、把握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趨勢、實質、核心。直到現在，我們的思想界、政治領域甚至科技界，對於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認識還既不全面又不深刻。致使許多社會的政策決策都處於一種落後的、陳舊的、簡單的思維方式支配下，因此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必須懂得，社會政策與決策的環境、前提、條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中國不可能走西方國家發展的老路，也不可能提高模仿西方國家來完成自己社會的發展任務。中國的建設、發展與進步既需要借鑑他國的經驗，又必須站在未來的高點之上，並且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但是，簡單地強調中國特色並不會起到太大的好處。

二、中國社會的基本趨勢

   對中國社會狀況的研究和發展趨勢的判斷，是一個極其困難的理論問題。這是由中國問題的複雜性決定的，也是因為中國至今尚不是一個具有精密而準確的數據統計資料的國家。這使得任何一個研究者要全面揭示出中國的真實家底和判斷出中國的走勢都異常困難。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但是，站在人類文明的立場上理解這個社會的狀況和趨勢，才能夠對中國社會的分析中肯和符合要求。
   1979—2009年3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就將一架橋梁，飛跨在中國的20世紀與21世紀之間。並且為中國打通了21世紀比較順利發展的途徑。最重要的，是為中國21世紀的發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質基礎和精神素質。改革開放30年，對於中國的發展來說，是一個超過以往3000年成果的時代。另一方面，這30年對中國社會造成的撕裂也十分明顯。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報告現實，中國大陸的城市數量到2007年末達到655個，比1978年增加462個。其中，119個城市人口超過100萬。地級及以上城市已經由1978年的111個增加到2007年的287個。2007年城市市轄區人口(不包括市轄縣)200萬以上城市個數達36個，比1978年增加26個；100萬至200萬人口城市達83個，增加64個。 小城鎮發展呈現新局面。1978年全國建制鎮2173個，2007年末達到19249個。
   國家統計局報告指出，2007年全國城鎮人口達59379萬人，城鎮人口(居住在城鎮地區半年及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44.9%，比1978年提高了27個百分點。
   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人口城市化最迅速的時期。因此，城市化曾經也被視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明顯的運動趨勢。然而，工業化和城市化都只代表着中國社會的最明顯的表面現象。在中國社會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背後，還存在着比兩者更深刻的趨勢。
   中國社會最重要核心趨勢，是通過30年完整的改革開放時期，使得社會內部站在了人類已經取得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的高點上。然而，必須認識到，中國的信息化和全球化，一方面是通過社會對外開放的接受、借鑑和拿來；另一方面是，僅僅在國家內部的一小部分中或者一部分產業領域內實現了信息化和全球化，而遠遠沒有完成整個社會的信息化和全球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對中國社會帶來好處，也造成差別和矛盾。
   同時，中國應該知道，信息化和全球化不是從自身社會發展的結果和必然邏輯。而是通過打開國門、對外開放的結果。中國內部的工業化程度和水平依然很低，社會人口的城市化比重也很低。在這種情況下，國內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趨勢如何演變，在民族價值、道德、心理等精神文明方面以及社會的政治制度上又如何推導走上一條符合自身發展的道路。並且，保證中國社會的平穩與安定條件下的發展與進步，中國發展的任務是多層次的、多元化的和頭緒繁重。以科技、信息、教育、知識為生產力先導的發展形態，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基礎條件。
   關於中國社會的趨勢問題，從經濟方面判斷，必須從社會分工出發去做出分析和判斷，從政治方面判斷，必須從權力與社會的構成關係中來判斷。在文化上，應該看人們對未來價值的基本取向。中國社會的基本趨勢是健康的和積極向上的，但是，這也需要對不同的趨勢進行分類識別，以把握不同趨勢因素對未來生活的影響程度。
  關於中國社會的幾種明顯的趨勢，我們可以從如下五個具體方面去認識：1、企業組織成為影響生活方式和提高生活質量的基本力量。這個趨勢是一可逆轉的，同時，企業組織的發育也成為社會政治民主的催化力量。企業是一種最基本的社會勞動組織，而且是一種最積極、最活躍、最自覺的創新需求的力量。
   2、在個人生活方面，互聯網成為影響人們交往方式的一個重要的渠道，在多種思潮的影響下，性解放成為基層生活中的一個明顯的傾向。家庭在社會中的地位正發生着前所未有的轉變。
   3、選擇的多樣性與產業層次間差別的擴大。同樣，人們社會選擇的多樣化傾向也主要是由企業組織的變革帶來的，中國的產業發展部平衡性既是經濟的動力又是經濟發展的包袱，產業間的不平衡局面的克服，需要科學技術能力在社會生活中的普遍提高。
   4、政治秩序根本轉型的條件已經發生。新聞界、律師界、教育界等都成為新型政治秩序形成的重要力量。但是，新的政治秩序尚不能迅速地建立起來，這是眼前的各種混亂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良好的政治秩序必須依靠公平公開的選舉制度變遷以此為基礎，然而，在中國大陸，選舉制度的建立、發展、成熟卻受到來自落後的權力觀念的阻擾。
   5、在思想領域，存在着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經緯分明的不同立場和態度，並且形成激烈的衝突性和差別性。不過，人們已經懂得，改變生活面貌的是豐富多彩的高質量的商品和勞務，而不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意識形態領域裡中的許多衝突，是由錯誤的宣傳所導致的，克服思想領域裡的衝突，必須為中國社會樹立起符合人性文明要求的價值體系，從而為中華民族確立起正確的世界觀。
   趨勢既是一種現實的存在力量又是比較明顯的動態因素。趨勢的形成是普遍性的社會追求的結果，但是，中國社會要求存在着巨大的差別和不同利益訴求，因此，在所有的社會趨勢中，既存在着積極的因素，也存在着消極的成分，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就是要促進一切積極的、健康的社會元素的生長而克服消極的因素，從而維護整體社會在穩定中發展。
   2008年是中國進入21世紀以來最多災多難的一年，各種自然災難頻發、各類社會事件層出，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社會失業人口達到一個難以容忍的程度。改革開放時期走到2008年，中國的社會治理危機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經濟危機與社會治理危機是中國大陸面臨的兩道檻。在21世紀初，我們必須找到平穩過渡的方法。否則，任何一種社會危機都不可能單獨發生，如果一起爆發，不僅會把30年改革開放取得的經濟社會成就一筆勾銷，而且會直接影響到現實的生活質量，並且會對21世紀中國大陸的長遠發展造成巨大的破壞性。因此，必須從制度建設上為中國社會找到避免經濟危機與社會政治危機爆發的方法。問題的關鍵在於制度設計和建設。共產黨執政的歷史已經說明，沒有一種合理的、公平的制度體系，任何具體的政策都不可能長期發揮良好的效果和作用。
   起源於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開放時期有就走過了整整30年。人民群眾是改革開放的直接受益者。但是，在改革過程中，必須承認，許多具體領域、具體部門的改革失敗了，被人們稱之為“新三座大山”的教育、醫療、住房改革，最直接影響到每個家庭生活，並且對社會的整體改革構成威脅。而問題的積累，有可能導致人民群眾抵制不合理的改革。當具體的改革措施被利益集團所操控後，人民群眾就會起來反對改革。而局部領域改革的失敗也有可能對社會穩定帶來威脅。問題和矛盾就是如此嚴峻。
   2008年發生的一系列社會事件說明：一方面，對於我們的社會來說，基層政權已經沒有能力為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穩定提供可靠的、有效的保證；另一方面，縣級以下（包括縣級政權）對共產黨的執政能力提出了極其嚴峻的考驗，搞不好，就會成為直接威脅到共產黨整個組織的地位。
   在社會治理方面，存在着的嚴重的問題是，基層群眾所面臨的問題根本得不到及時、迅速、公平的解決和處理，基層政權的作為嚴重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和共產黨的形象，同時，對社會生活造成普遍的不公正。因此，共產黨必須對自己的基層政權建設做出有效的修正和加強。
   中國大陸社會的政治制度已經導致整個幹部隊伍同人民群眾的脫節，同時，以人文知識分子為精英的階層也同人民群眾生活相脫節。尤其是各級領導幹部同社會生活實際相脫節，而直接結果則是一系列社會政策同社會實際相背離，政策希望達到的良好目的總是不會出現，甚至南轅北轍。國家機器的不行為和亂作為現象異常嚴重。基層政權的不作為與亂作為現象更是觸目驚心。
   國家機器與社會生活的脫節、政策與實際的脫節、幹部隊伍與人民群眾的脫節。這些都是事實存在。這些事實已經嚴重威脅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和政治體制的安全，但是，我們還看不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方法提出。
    中國大陸社會的政治危機可能通過一兩項具體的社會事件一下子爆發出來，讓各級中共黨委與政府措手不及。這種事實如果發生，又必將為中國21世紀初書寫不光彩的一頁。因此，有條不紊地、按部就班的、扎紮實實的推動政治改革的任務，必須從現在就開始。
    政治改革無非是讓各種各樣的社會力量在公平的法律制度框架內發出聲音、公開訴求、尋找自身利益實現的合理合法的方法與途徑。在一個開放而文明的政治系統中，不同的社會力量間的矛盾、衝突通過和平、理性的方式進行競爭並且得到最後解決。權力是為全體公民服務的工具，不管公權力被什麼樣的具體人所掌握。
   在中國的傳統政治和幹部制度，政府官員無一例外的是通過自上而下的任命完成的。對於平民百姓來說，他們就像無法選擇自己的父母一樣，也根本無法選擇由誰來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務，老百姓在政治上幾乎完全置身於權力之外，與權力沒有任何關係並且聽任權力的擺布。21世紀中華民族政治文明進步，就是要結束這種局面，並且建設一種符合發揚人性光輝制度體系。
   解決中國大陸社會治理危機的根本方法是翻新幹部制度。基本上可以認定的一個真理是，只有通過人民直接選舉出來的領導人，才會真心實意的為人民辦好事。在政治程序中，把選舉官員和任命官員從法律上分開，再由選舉出來的行政領導人通過一定的法律程序任命政府、人大等國家機構的工作人員。
  中國大陸社會治理危機在短時間內將繼續存在，直到全新的幹部制度建立起來為止。當然，任何制度都具有其兩面性，再良好的制度也是由它的具體的執行人操作的。21世紀初的中國大陸，是一個最需要偉大政治家出現和發揮作用的時期。但是，人民還沒有從現行的政治體制內看到這樣的偉大政治家的存在，同樣，由於體制外的政治力量根本不能夠獲得自主發展的條件，在共產黨體制之外，即使存在這樣的力量，也根本無法發揮相應的作用。而這樣的局面又反過來加劇了中國大陸社會的治理危機。
   共產黨必須保證避免社會政治動盪的發生。一方面，共產黨組織內部的民主必須得到切實的貫徹執行，另一方面，共產黨外政治力量的發展必須獲得公平的法律空間。顯然，共產黨高層已經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經過2008年後，《瞭望新聞周刊》在2009年5月以《中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階段，內外形勢嚴峻複雜》為題發表文章。文章中將到——“來自高層的判斷認為，我國社會大局繼續保持穩定，總的形勢是好的。但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我國仍處於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對敵鬥爭複雜的時期。”“
     當今世界仍不太平，西方敵對勢力分化、西化我國的圖謀從未改變，並不斷炒作自由、民主、人權、民族、宗教等議題，利用各種機會搗亂破壞，利用我國人民內部矛盾製造社會對立，對我國安全和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危害；國際恐怖主義抬頭，已對我國構成現實威脅；我國周邊一些國家政局不穩，恐怖活動十分猖獗，恐怖事件頻繁發生。這些都對我國社會穩定帶來不利影響”。“從社會發展階段看，我國目前正處在從溫飽到中等收入水平的社會轉型時期。在這個階段，經濟結構、分配體系的調整，往往會引起社會關係變化和利益格局變動，導致社會矛盾多發，這也是各國發展歷史中出現的共性問題。我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階段，特別是當前經濟比較困難的時候，各種矛盾很容易激化，從而誘發各種群體性事件”。“綜觀之，經濟方面的不穩定因素與政治方面、社會方面的不穩定因素相互影響，短期問題與長期積累的問題相互疊加，國內不穩定因素與國際反華勢力相互交織，這是當前需面對的實際情況和嚴峻考驗”。
   在說到全球金融危機時，文章講道：“特別是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一些企業生產經營比較困難，下崗職工、失業農民工有所增多，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有所增大，勞資糾紛、合同糾紛、債權債務糾紛等新矛盾不斷產生，土地徵用、房屋拆遷、企業改制、涉法涉訴等老問題有所凸顯，如果處理不好，容易引發不穩定事件；一些地方殺人、綁架等嚴重暴力犯罪增多，搶劫、搶奪、盜竊等侵財犯罪上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傳銷、集資詐騙等涉眾型經濟犯罪時有發生，社會治安出現不少新情況。在新形勢下，人民群眾期盼更平安的社會環境，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任務艱巨繁重”。
   但是，這些文章對於真實的社會問題的分析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思維方法，也不切中國問題的根本與要害。不過，可以看到，在經歷了2008年一系列事件後，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已經認識到中國社會問題的嚴重性。
   對於中國問題的分析和認識，回到階級鬥爭的思維和傳統的依靠武力維護政權的思路上是非常可怕的。同樣，依靠製造矛盾和仇恨的方式解決問題也是可怕的。國內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對於中國21世紀的發展幾乎沒有任何幫助，只能繼續導致中國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孤立。並且對中國社會內部造成撕裂般的影響。
   中國大陸社會在政治上的民主化轉型，是21世紀初中國面臨的最大困難。如果這個大陸社會在政治民主化的轉型過程中獲得成功，就會嚴重影響到過去30年取得的經濟成果。如果發生社會內部動亂，“中國模式”就有可能失敗。
   中國在政治上處於嚴重的不成熟的狀態下。傳統的政治理念和落後的權力意識是影響中國大陸社會政治文明的最關鍵的因素。
   中國共產黨如果繼續沿着落後的維護政權的思路走下去，中國發生大規模政治動亂的可能性就會變成現實。執政黨的政治思維應該轉移到為中國設計和建設以個公平合理的國家制度體系方面上來。如此，才會贏得中華民族的長久發展繁榮，也才會使得我們的國家“萬世太平”。
   在中國，仍然崇拜毛澤東的人還很多，這些人大多數是以些不明真相併且缺乏對毛澤東的作為起碼的分析力的人，但是，極少數人卻是極端的毛分子，他們仇恨改革開放時期。這些人是中國文明進步的障礙和價值落後的部分。
   一個社會的運動與發展趨勢並不代表一個社會文明的實質，但是，社會文明的實質卻包含在社會運動的總體的趨勢中。從這個意義上看，對一個社會的整體的發展趨勢的認識，必須着眼於對社會發展文明實質的把握，如果僅僅去揭示一個社會的運動趨勢，哪只能是反映這個社會狀態的表象的東西，而理論研究的目的，則在於通過現象抓住實質。
   中國在21世紀初的社會狀態下，其社會趨勢是錯綜複雜有難以把握的局面。社會內部各階層的矛盾由於長期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官民矛盾的激化而逐漸顯性化，而國內的民族矛盾已經通過西藏的2008年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75事件表現從來。如果中國國內的民族矛盾轉化到其他的社會領域中來，現行的體制就有可能被衝垮，整個國家就存在着陷入一場大規模的混亂局面的危險。
   在歷史上，沒有哪個時代像中國今天的局面一樣如此複雜多變而又難以掌控。一元化的行政決策機制已經根本無法適應豐富多彩的社會需要，而又難於立即轉變成為一種和諧的民主體制。
   在這個關頭，中國需要進行一次最偉大的社會制度的發明實踐。歷史告訴我們，人類文明的成果是需要由制度的力量來保障的。一個符合人性文明發展需要的制度體系，不僅本身就是社會文明的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是促進文明生長的重要力量。

三、社會的城鄉結構矛盾與克服
 
  中國城市與農村二元結構型社會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和在多種經濟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
  無論從哪種社會角度來說，城鄉關係都是研究中國社會一切實現問題以及歷史運動的根本動力的一個必須回答的出發點。中國的工業化首先發源於城市，在1861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中，中國城市工業化的進程開始起步，但是，國內的政治局面已直處於動盪中，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仍然沒有推動中國走上一條產業革命的道路，在1949年10月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建立後，工業化走過了一條結合城市化的同時進行的線路，但是，中國工業化的戰線拉的很長，到現在為止，我們仍然不能作出中國工業化任務已經完成的結論。事實上，中國工業化仍然要走一段科技化的道路。中國工業化遇到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工業化本身不能夠容納過多的勞動力問題，共產黨政權一直強調的政治基礎是“工農聯盟”。但是，工業化本身對農民階級和農村社會的貢獻度卻很小。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有着廣闊的國際階級背景，中國工業化的過程中遇到的國際環境是：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化的使命；另一方面，國內產業分工手到勞動力素質的嚴重製約。中國既要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走完一個工業化的階段，有必須在同時走上一條整體性的超越工業化之路，這是中國社會的真正困境。21世紀初，中國面對的仍然是如此的困境。而沿着超越工業化的方向找到符合中國社會特點的發展之路，正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努力的方向。
  歷史上，在中國的社會範疇中，“城”是一個政治的、軍事的要地並為政治軍事目的而建，而不存在“市”的含義。城可以成為城池但不能叫做城市。在古代，每座城的四周是高高圍起來的城牆，並且修建有叫做護城河的水渠，每座城設有東西南北四個大門，人員的出入要經過嚴格的檢查。因此，城是一種封閉的、為軍事和統治目的而建的要塞，在城裡居住的是官員和守衛城池的軍隊，也有零星的為官僚體系服務的商人，但是，城的作用完全是政治的和軍事性的，商人、企業都不是城所承擔的的功能。
   在中國的話語中，“市”一般是指貨物交換的地點和具有平民性質的概念。在鄉村的口語中，也叫“集”，農民把去市場叫做“趕集”。“市”和“集”才是具有買賣、商業活動的概念。
   城鄉的分隔自古就嚴重的存在着，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國革命。辛亥革命是從城市發起，導致了清王朝的崩潰。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走出的是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既是以農民為基本政治力量的鄉村打敗城市的典型歷史。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事實上表現為整體上處於破產地位的農民在無路看走的境況下，為了尋找未來的歸宿而進行的暴力革命，這是一個沒有走上產業革命的國家的必然之路，但是，也讓自己的民族社會為此付出了無數生命的代價。
   到現在為止，如何解決中國社會的城鄉關係問題仍然是國家政權必須加以深入全面研究的政綱性的問題。
   農業生產是地球人類文明的第一次飛躍。人類在未來生存的過程中離不開農業，農業在未來的人類生活中不僅將存在下去，而且將永遠是人類生存的基礎產業。在農村社會的發展方面，必須為農業生產方式的科技化找到有效地途徑。農業生產方式的轉型是農村社會發展的關鍵。在計劃經濟時期，一個口號是“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但是，在中國工業化基礎本身異常落後的情況下，農業機械化也根本無法得到實現。 因此，必須改變農業生產的方式方法，這便是推動並且完成一次農業生產的科技化轉型，由此再次實現人類農業生產的最偉大的飛躍。
   為中國農業生產方式的全面升級尋找方法和途徑，是解決城鄉關係的根本出路。通過觀察，我認為，溫室種植將是21世紀農業生產方式革命的一個有效的途徑。溫室種植結合高質量的種子培育，高技術的溫室種植與傳統溫室種植的不同之處在於：溫室種植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能夠有效地避免害蟲的侵入，從而減少使得對殺蟲劑的需求大幅度降低，同時也減少對化肥的使用量。溫室種植的專業化，將成為中國農業生產方式規模的一個最明顯的方向，因此，中國的教育需要打造出大批的具有高科技知識和勞動技能的農藝師和農業科學家。
   溫室種植將是人類的農業生產工業化和科技化相結合的成就，從而改變人類自地球上 誕生以來所從事農業種植的方式。歷史上，人類從一開始從事農業耕種，就在露天條件下進行，而且農業生產的科學技術進步速度與規模都異常緩慢。現在看，在經過20世紀百年工業化的成熟過程和全球一體化後，人類仍然需要把自己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並且回歸到農業生產領域上來，用工業化和科技成果，完成一場最偉大、最具有普及性的農業生產革命。而對於中國來說，這場農業生產革命的意義更加艱巨和重要。
    中國從北到南雖然擁有富饒肥沃的東北平原、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但是，事實上中國史一個人均耕地資源非常貧乏的國家。節約土地和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是中國必須長期堅持的政策。通過高技術含量的、專業化的溫室種植，將把土地的利用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為中國農業生產方式的根本改變找到有效的方法和途徑，是21世紀中國農村社會進步的關鍵。首先就是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的種植方式，現在，中國農民對土地的利用基本上還停留在根據季節變化的露天種植上，生態農業是中國農村發展的根本出路。
   政府的推動力、組織力十分關鍵。中央政府必須在中國農村的建設與發展方面，向農民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方法和步驟。
   在推動農業生產方式向科技化轉型的同時，必須制定具體可行的農村社會的信息化的目標和方案。中國農業社會的發展已經不是一種單向度的發展，已經是一個綜合型的發展狀態和局面。而且，農業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各級政策決策層必須充分認識到這種變化。
     必須認識到，起自1978年代農業生產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建立在中國農業生產的最落後的生產力基礎上的政策選擇。哪次政策只是在落後的生產力基礎上改變了農民與其生產資料——土地的關係，從而釋放出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積極性。現在，農業生產家庭聯產責任制的政策依然發揮着成效，但是，農村社會又一次需要進行根本性的改革。
   中國農業生產方式必將走上一條農場型的、高科技的、可持續的溫室種植的方式。用農業科技引導中國農業生產方式進行一場深刻地革命性轉變。從而使得農業生產在環保、灌溉、用水方面實現飛躍性發展，並且，改變對除草劑、殺蟲劑等農藥和化學肥料的使用。
   人類對農業的需要將伴隨這人類在地球上存在下去。中國幅員廣大的農村社會既是中國發展的包袱又可以成為中國發展的動力。這要看政府用什麼樣的政策推動中國農村社會的發展。對於農村社會發展的規劃以及對於農村勞動力的組織，仍然是政府的最薄弱的環節。進行信息時代的農村建設，農民最需要的是有些的組織，組織農村勞動力的生產和學習。農村社會的發展需要農業勞動力文化素質、科技知識水平的提高，需要政府的強有力的組織能力和正確合理的發展規劃。
   農村社會發展取決於各級政府對於農村社會的正確有效的發展規劃和組織引導。農村擁有中國社會勞動力最為豐富的資源。在有效的組織下，農業勞動力也最為吃苦耐勞和勤奮。中國政府解決農村社會的發展問題，需要着眼於全球信息化的宏觀產業背景下。中國農村社會的發展和政策選擇必須是超越性的。
   因此，解決中國城鄉社會二元結構問題，不僅是一種戶籍管理、就業方式、福利保障等制度性問題，最根本的還是如何實現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向科技化轉型的問題。如果沒有整體性的農業生產方式的大規模、普遍性的提高，僅僅試圖從制度方面解決城鄉社會的二元結構問題，只能是一條走不通的線路。
   加大對農村社會基礎設施投入的同時，必須從根本改變農村社會的“軟實力”着手，即從農業生產方式的轉化、教育衛生體系的建設等方面進行。只有着眼於改變農業生產方式，才能夠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農村的面貌。
   為農業生產找到最符合農村社會發展的先進的生產方式，是中國農業發展的關鍵。農村社會的生態保護問題是經歷了30年改革開放後的一個迫切需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的問題。
   中國在21世紀的文明發展，不簡單地是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建築物的越來越高大和工廠的稠密，而是農村生態環境的優美、工業的合理布局、服務業網絡的快捷便利、教育衛生機構的完善高效、文藝娛樂的積極向上。
   一個社會，只要擁有完善的產業結構，就會較好地解決勞動力的失業問題。產業結構的調整是勞動力就業狀態的直接影響力量。中國工業化過程不可能滿足勞動力的充分就業，但是，在農業和工業兩大產業之上拓展起來的其他產業，不僅是農業與工業發展的動力，同時也是整個社會進步的動力。
   中國城鄉關係的對接，是一個綜合型的社會政策問題。從勞動力和社會運動的自然規律出發，才能夠解決好中國面臨的這個最大的社會問題。

四、當代社會發展的動力——智能化與協同性

  首先我們需要探討一下發展的概念與性質。可以肯定，我們時代生活的進步帶有整體性和全面性發展的特點，發展並不是局限於某個領域或產業範圍內。這就使我們的社會發展具有了整體的和綜合的發展性質。
   自從地球上有人類生活以來，每一次重大社會體制變革的主導力量都是一種大規模的產業取代另一種物質基礎落後的產業，而逐步形成並確立起來的。因此，過去的歷史進程在頭緒上顯現的非常單一。在歷史的每個重要轉折關頭，起支配和主導作用的是單一的產業力量帶動下的生產方式的變革，從而導致一種產業替代另一種產業，這是指產業力量對社會人口結構的決定作用和對人們衣食住行的影響。隨着生產方式的變革，勞動力的絕大多數轉移到新的一種單一的產業中。產業分工的發展和豐富是推動生產力進步的動力，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物質財富的創造以體力勞動為主，人類從游牧生活過渡到農業，再從農業過渡到大規模的工業生產，都是以體力勞動對分工的貢獻，封建制度建立在農耕文化的基礎上，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則是由於大工業的出現，可見，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的共性是由於一種單一的產業力量的興起和以體力勞動為主。
   中國是在落後的社會物質基礎上通過國內革命戰爭的方式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時至現在，中國仍然是一個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但是，就21世紀初的形勢來說，在現時代生活的一切領域裡，我們遇到了不同於以往歷史運動進程的各種因素，歷史進步的單一性軌跡被打破了，社會發展的動力己經不再是一種充當主導作用的產業力量和生產方式所決定，發展的因素、條件和前提己經呈現出綜合性的特點，而不是某種占居絕對優勢的一種成份發揮作用。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人類的科技革命，我們獲得的最重要的啟示就是人類社會的發展動力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就此而言，中國社會生活通過短短的3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己經表現的尤為鮮明。對於在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起作用的因素，不僅包涵工業生產的增長和農業生產手段的改善，還包括科學、技術、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所有領域的進步，當然也包括上層建築領域內的一系列進步。諸多因素相互交織，而任何一種單一的產業和力量都不能夠充當整體性社會進步的決定力量，雖然它們在發展方面存在着主次輕重和先後順序之分。可見，單一的社會因素不會成為現時代發展的決定力量。發展必須是全面的和整體性的，在其實質上意味着社會生活智能素質提高。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動力已經以腦力勞動為主。 
   所謂發展首先指人本身素質的文明進步。發展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從社會層面上說，創造社會財富的科學技術水平的廣泛應用以及人們日常生活物質基礎的豐富和擴大；一是從人的勞動技能、教育水平、心理品格的改變和提高。因此，我所理解的科學發展，就是指中國社會生活在物質基礎和全體成員科技素質和人格完善兩個方面的進步。發展動力由各種因素構成，其中經濟增長和科學技術進步的規模與速度、人們普遍的文明價值體系的形成，此兩者最為重要。在同一歷史時期內，各種起關鍵作用的社會力量構成一定的比例狀況，它的發展程度應該協調一致。由於某種要素的落後而影響了整體發展的進程，就必須採取措施使之同整體發展的步伐相適應。
   在我們的時代，幾乎每個人都飽嘗經濟生活的苦頭，不論是平民百姓還是新近出現的百萬富翁，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清楚眼前的事實以及它們的後果。 曾幾何時，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使中國一步步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當“文革”結束後，人們必須重新選擇自已的生活方式，重新確定生活目標和追求，所有的人都不再相信政治運動中樹立起來的偶像，尤其是激進的一代青年人都覺得受了愚弄，從前一系列曾經激動人心的口號不中用了，生活一下子失去了那種轟轟烈烈的景狀，整個社會中的人們一下子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固然，這一切變化既有自然而然發生的因素，也有政治權力對社會生活的一下子失去了引導力的原因。 
   糾正政治運動對中國社會造成的嚴重後果是現時代形成的最初動因。但現時代生活的基礎卻是普遍的和不可逆轉的群眾性生活要求的變化。糾正政治運動的錯誤有必要用政治手段去進行，但任何政治運動顯然都沒有能力使社會本身有個實質性進展。這就需要藉助經濟的力量，這就是使人們看到一種雙重結果：一方面現時代是由政治家們自上而下開闢的，而另一方面，只有經濟增長和科技進步才會促使社會發展最後成功，這種力量完全是自下而上的。目前的狀況是，一些政治策略嚴重落後，有的則同社會普遍的要求相牴觸，一些具體的措施多半因不能推行而中途夭折。這說明，政策的出台缺乏群眾性基礎和不符合社會生活的內在要求。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基層生活的變化最大，但基層生活里存在着大量的不公正的事實，人們的勞動素質沒能得到較大程度的改觀。
  總之，改革開放時代的開闢符合中國社會生活的內在邏輯性，然而,21世紀初的中國又一次面臨着社會生活的重大的裂變期。而對這種局面，任何一個領域的增長和發展都不會幫助我們解決與日俱增的大量社會問題。只有強化整個社會的協同性，才能夠平穩渡過難關。發展在其實質上是勞動力問題，因此，協同性發展的中心任務和根本問題便是勞動者全面素質的提高。勞動力的發展包括許多方面，諸如勞動者的文化水平、科學知識、勞動技能、道德意識等等。經濟制度與教育在勞動力綜合素質的提高方面承擔最重要的職能，經濟無非人類為了解決自己吃穿住等基本需要的配置自然資源的活動，而經濟制度則是保證勞動者自由勞動和全體社會成員生活保障的體系；教育是勞動力素質的培養和滿足新勞動力需求的最重要的方式。
  因此，中國發展的着眼點必須在提高勞動者素質方面。應該制定全國性的教育計劃和科學技術政策，促使生產發展同教育和科技緊密聯繫起來，使生產領域裡的每一進步都依賴於教育和科技，這需要對現行的策略做較大的調整。
  在社會治理方面，不待說，關於權力的觀念已經嚴重過時。目前的情景是，許多黨政部門所承擔着的大量的日常性工作都應交給基層，而有關一系列涉及到全社會公共利益的問題卻需要政府去解決，這類問題包括人口問題、環境問題、重大國際關係，社會道德等等。也就是，在下放權力的時候，政府工作機關應該找到新的工作內容和對象，這是全國性政治策略轉變和調整的基本條件。 
   持久的社會變革趨勢已經發生，20世紀80—90年代20年與21世紀前10年還僅僅是一個短暫的開頭，或者說是中國社會最偉大發展局面形成的一個序幕。發生在我們眼前的事實無不在中國的未來劃上深深的痕跡。在全心全意為了促使勞動力素質提高方面，必須重視社會生活的軟件組織（如教育、文化、基礎科學、文明道德等）的建設。這需要周密的計劃、深刻的智慧和無畏的勇氣。同時還需要從現在起，做好充分的準備，努力制止潛在社會危機的爆發。徹底的社會變革發生在普通人們的生活中，這就要求全部國家機器和上層建築的其它領域適應變革。
   整體發展局面的出現在中國社會內部並以現有的經濟基礎為前提，但卻受到整個世界變革潮流的強烈影響。最明顯的表現為，在我們生活周圍充赤着大量的來自發達國家的商品，既有日用品，也有高科技產品，從家居到轎車，從家電到微電子技術。在一定程度上，它們改變了我們民族的傳統心性和生活方式，並且給民族工業以巨大的衝擊力，但是外國商品根本無法從整體上改變我們的文化。看現實，一方面，中國許多大規模工業產業的發展如日初升，大型鋼鐵廠、大型發電站、汽車製造廠等等頻頻建立。同時，農村中的鄉鎮企業也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成份，另一方面，中國在許多高技術產業方面已經達到國際領先地位，而且發展之勢不可抑制。不過，應當承認，由於受人口因素和傳統心理的制約，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還遠遠沒有直接影響到普通人們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對於落後的道德意識和行為方式還沒有發生根本影響。
   現在，很多人都相信工業化和城市化能夠解決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社會政策也助長了這種信念。然而，工業發展的外在條件發生了實質性變化，要求中國不能再走傳統的工業化道路。中國發展道路現實選擇應該是，以教育、文化和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為基礎，從而帶動工業、農業、交通、通訊、能源的整體性社會進步。總之，如果沒有勞動者自身素質的提高，工業增長只能對社會生活造成不良影響。這也是一切工業發達國家留下的沉重的教訓。
  歷經30年改革開放，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社會現象雖然顯得混亂和難以駕馭，是因為我們還沒有把握目前生活事實的自然規律，正在發生的社會現象有着深刻的內在秩序，但如果治理不好，就會使混亂現象火上澆油，治聾反而治啞。這就需要理清所有的社會關係，任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措施都無濟於事。 
   社會發展要求中國選擇一條以發展勞動者素質為主要目標的道路。從社會變革的意義上說，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必須以大規模的教育和文化創新、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和勞動技能的訓練為主要方法。可見，經濟增長和工業企業的無休止的創建並不是我們時代生活的最實質的問題和任務，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任務是建全經濟增長和工業發展的基礎條件和外在環境，使它們獲得永久性和持續性的動力。但是，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教育界並不是經濟改革的直接獲益者，它們的經費捉襟見肘，教育的內在結構沒有得到改變，教育內容的改革被忽視，教學方法遠遠落後於學生的實際需要，教學組織過程陳舊不堪，其中最主要的是教育內容不合時宜和得不到及時更新。雖然大學也頗頗建立，招生人數也逐年增加，各類成人教育科目與日劇增，我們卻沒有新的適應社會變革的教育原則，依然按着已經過時的社會結構的面貌建設學校，在青年學生中成長着的民主意識和參與要求得不到正確引導，學生們的豐富想象力和獨創精神得不到發揮。他們被封閉在學院中而不了解社會實際生活。無論如何，發展教育和改革教育是綜合發展策略的一個重要內容。 
  我們已經不能根據過去歷史進程留下的經驗來選擇現行的綜合發展戰略。必須從根本上打開認識社會事務的思路，事實上，對於中國社會來說，已經不能製造一個龐大的行業和單一的生活方式，策略的選擇應着眼於發展動力的根本變化方面。
   如果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待中國近代社會進程，那麼，所謂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只是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相互衝突的結果，在這樣的社會裡，城市和農村成為兩種相互對立的力量，從而農業和工業缺乏應有的聯繫，因此，在中國，工業並沒有成為農民解放的因素，它也沒有取得在產業方面的統治地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裡農村和城市相互對立的結果，表現為大規模的連棉不斷的國內戰爭，而戰爭的目的不是爭取國家的統一，它只是軍閥割據的一種工具。
  從社會結構上說，中國的發展經歷了自“五四”運動以來的長期孕育階段，甚至可以追溯到1840年鴉片戰爭外部勢力對中華民族造成的壓力，才在20世紀80—90年代的社會生活中得到爆發式表現。然而，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缺乏前車之簽，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嚴重破壞了社會發展的步伐。所以，政治改革和開放已經成為綜合發展的前提條件。
  中國在21世紀初仍然需要工業和農業的長足發展。但是，工業和農業能否成為我們解脫現實困境的主要力量呢？不能。因為社會生活中已經存在高於工業文明和農業文明的力量，這就是科學、教育、文化和技術的力量，因此，在策略方面必須致力於這些方面的發展。
  總之，中國不能盲目選擇傳統的產業發展戰略。因為現時代的社會發展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發展並不是使某種產業發展到絕對優勢，同時，由於社會經濟基礎的深層結構變化，任何一種產業都沒有在社會生活中占絕對優勢的條件，經濟生活將同整個社會分工一樣的分散化和多元化，人們也將用多種多樣的方式創造自己的生活和獲得收入。顯然，分工不能被消滅，它的實質就在於並存性和結構的不斷變化。 
  另外，我們必須充分地認識如下的事實，社會發展並不是沒有主次和先後的齊頭並進。發展無不從具體的領域起步，因此，必須有主次和先後之分，企圖使社會的所有領域一下子發展起來只能犯冒進的錯誤，那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態，在事實上決做不到。而面對綜合發展，區分發展的主次地位十分關鍵，如果還用傳統的目光和看法確定發展的先後鐵序和輕重緩急，那就有可能使我們的社會陷入新的困境中。此時此刻，我們需要重新考察社會生活中不斷湧現出來的新因素，並正確把握它們對於社會進步的不同貢獻和作用。因此，區分發展的先後次序的問題是一個尋找社會發展新動力的過程。工業作為一種產業曾經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但是，現在這種動力已經由教育、科技和文化等因素形成的力量所代替。
  經濟增長固然是綜合發展的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我們不能從簡單的意義上理解經濟增長，有兩個事實一下子使我國的經濟生活多元化，一是個體經濟的從業人數越來越多和範圍越來越廣，另一個是科技與信息產業的迅猛增長。此兩者已經使我國經濟生活多元化，而且改變着我們對“公有制”的傳統認識和態度，這也說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集體和個體間應該有一個合理的分工。同時，由於經濟生活的繁榮，我國還出現了一個龐大的看不見的被稱為“地下經濟”的現象，幾乎所有的個體經濟和中小企業都用各種不同的方式逃避稅收，事實上這並不簡單的是稅收制度、財務制度不健全的原因，而是社會經濟生活自由性放大後的必然現象。它雖存在着嚴重的不合理成份，然而，既使我國經濟發達後，還會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
   因此，在目前的經濟增長時期，政府必須致力於尋求的一種不同於現行分配製度的全新分配製度。這要求對現行的勞動制度進行較大的調整和改革，必須制定靈活多樣的勞動制度，克服工作上的主觀主義和唯意志論傾向，以尊重勞動者在職業選擇方面的自由，同時建立起富有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 
   顯而易見，對於中國社會來說，整體發展既是一種現象又是一種實質。可見，我們面臨着多重的和多層次的任務，它們異常複雜的交織在一起。由於中國社會發展的特點──沒有獨立的資本主義歷史階段，它是賦於現時代我國社會整體性綜合發展的歷史原因。在解決綜合發展的任務方面，要求我們民族振作精神，最關鍵的是要分清主次，正確選擇發展的入口處和着眼點，既需要執政黨做出正確的戰略決策，也需要各級政府採取正確而具體的建設步驟，也要求人民群眾在必要的時候犧牲一些個人利益以服從於建設的全局利益。在以前，擺在全社會面前的任務還是單調的，群眾也習慣了為一項具體的政治任務而組織起來。而現在，由於經濟生活已經出現了多元化傾向，而且這種趨勢不可逆轉，它使每個人都成為參與者，但卻沒有明確的責任感。眼前的現象固然顯得混亂，事實上，一切現象都依據一個明確原則而發生，也就是說，這些現象都源於個人對自身物質利益的強烈追求。對此，只能順其自然，而不能強行改變。
  整體發展局面不是一下子產生和偶然出現的，在這種局面的背後，穩藏着中國社會將要出現的一個新的模式和結構特點。這種特點從20多年改革中迅速擴大的科技力量和商人階層中已明確表現出來，它要求我們重新認識過去一向遵循的經濟原則──計劃經濟原則。計劃經濟作為一種與自由經濟相對立的原則，不能以壓抑和限制勞動者個人的創造力和經濟自由為代價，相反，它必須成為能夠充分發揮勞動者個人創造性的原則。 
   由此可見，形成整體發展的局面既有中國歷史的原因，也有世界形勢的原因。我們要完成整體發展的任務，就必須在歷史和現實之間架起一條通途。
   在這個時期里，中國既要解決社會工業的任務，又需要解決高技術發展問題和必須與之相適應的教育、科學、文化等等一系列問題。綜合發展就是要改變中國社會的物質技術基礎，而發展任務的完成則要經歷長期的歷史積累過程，而且積之愈久，發之愈猛。 
  整體發展需要找到有效的實破口，在有關中國發展戰略的選擇方面，一個十分著名的戰略原則被稱為國際大循環，其內容是以發展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大進大出的目標。然而，由於當今社會的發展性質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任何一種單一的產業都不能發展到主導社會結構的地位，可見，這種戰略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沿海發展戰略則是一種區域性發展的戰略原則，它付合發展在時間上的先後要求。但是，必須看到，任何社會的發展動力都來自它的內部，而發展戰略的選擇必須着眼於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改進。發展必須首先改變落後的物質因素，從而通過人的改造而改變社會的物質技術基礎，也就是說，發展是改變人同自然界關係的過程。中央政府提出的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思路是正確的，然而，西部開發必須首先選擇優先發展教育、科技和文化的因素，如果僅僅一味強調大規模的基礎建設的作用，只能使西部開發走一種傳統產業變遷的老路。
  我們的時代並不是百廢待舉，但必然百業俱興。整體性的、綜合型的發展是中國現時代文明的最明顯特徵。因此，我們的理論科學就需要為這樣的發展局面尋找動力、方法和方向。
    歷史上，在中華民族的生活中，有如下幾個基本的因素決定着整個社會的生態：1、以家庭為勞動單位的農耕生產方式，導致了人們在社會行為方面的封閉性和認同性；2、完全依靠權力的社會組織，農耕生產方式的自給自足，導致勞動分工不易大規模的產生。在這個社會，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一直就是農民，直到現在，這種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改變；3、以權力為中心的官本位的文化形態，整個社會服務於權力集團而不是權力為民眾服務。
  大自然賦予中華民族的肥沃的土地資源，是形成中國農業文明的地理原因。中國的農業社會狀態，從來就是認識中國問題的一把有效的鑰匙。在中國歷史上，中國大陸內部的民族衝突與戰爭是導致許多王朝覆滅的直接原因。
  那麼，當代中國文明的實質特徵是什麼？有是什麼樣的力量推動和引導着中華民族社會的進步？對現時代文明的認識，註定會存在水火不容般的分歧。
   顯然，我們不能夠沿着固有的思路去尋找人類今天文明的特徵。而必須沿着文明演變的邏輯去探討當代中國與世界文明的形成方式與基本特徵。
   劇變固然是生活在今天的中國人感同身受的事實。但是，僅僅認識到社會生活變化的速度和規模還元元不夠，必須認清和把握變化的方向。變化是形成社會形態多元化的直接導引。
   20世紀具有固定模式的農業文明的全面崩潰、對外部發展成果的接受主要是對西方國家商品的衝擊、內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都是形成現時代文明的因素。
   在對文明的劃分上，在中國的20世紀80年代，曾經提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概念。其實，把文明簡單地劃分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對文明屬性認識的機械化和分裂化。因為文明作為人類自身素質，具有整體性和一致性的存在特性。
   文明就是人類通過創造物質財富的方式，對於蘊藏於自身的一切美好素質的發展和拓展，使之成為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品格。因此，文明具有雙重性，即它既是物質的又是精神的，在文明程度不斷提高與豐富的過程中，人類的科學素質起到了推動文明進步的關鍵作用。在人類有文字可考的大致6000年的歷史生活中，存在着各種不同類型的原始文明，這些文明無不給我們今天的生活留下了寶貴的遺產。但是，人類生活決不可能依靠遺產過日子，人類文明具有無限發展、創造、進步的可能性。 
   任何社會文明的產生、成長與成熟都具有物質生產力主要是生產工具的標誌。歷史上人類的農業文明代替游牧生活，工業文明大規模地替代農業社會，都可以找到典型的生產工具的標誌，這些標誌是實實在在的，不是哲學家和歷史學家憑空臆想出來的。正因為如此，歷史運動才體現着身身的客觀和規律性。新的生產工具是新的生產方式產生的決定因素，並為新的社會結構的產生提供必要的條件。說話之際，當人類踏入一個新的千年即21世紀的關頭，代表未來社會文明及其發展方向的新的生產力因素也已經在生活領域中普遍產生和廣泛應用。我認為，這種標誌有二：其一，從物質生產力的角度來說，人類勞動以及從事活動的全新的生產工具已經普遍出現，即電腦和機器人的普通應用，可能斷言，電腦和機器人是新的生產方式，確立的生產工具的代表者；其二，從勞動構成的不同作用方面來說，人類的腦力勞動已經取代體力勞動的支配作用成為生產過程中最為重要的因素，這將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從而徹底變革社會的組織結構。這兩個標誌如此鮮明地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同時，越來越深刻的影響到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從深遠的意義上改變個人同社會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在於它們從根本上改變着人類同自然物質世界的關係。 
  因此，勞動不是一切社會財富之源，但卻是社會文明之源，勞動的內涵隨着歷史生活的進步得到不斷地豐富與發展。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存在於人體之中的腦力對於社會進步所具的偉大意義。腦力成為社會文明發展與豐富的根本動力，人類依靠自身的體力同自然界打交道的時代已經過去，腦力勞動賦予社會文明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和廣闊空間。同時，腦力是真正的用之不竭的資源，具有永無窮盡的開發利用價值。可以預見，在21世紀的社會文明中，人類解決自身面臨的問題會主要的利用科學技術和經濟的手段，社會文明進步的動力更加分明地來自科技力量。因此，社會文明的永恆動力只能從人類同自然界的關係中去探求。 
   在21世紀，人類社會的矛盾衝突將會隨着新的生產力的普及和廣泛應用而改變其解決方式，人類的視野將會轉移到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方面，這些問題至少包括：全球性的環境保護任務、縮小世界範圍內的貧富差距，對於一些頑固疾病的治療等等。在人類已經走過的20世紀，在改造自然界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偉大的成就。同時也製造過許多歷史性災害，曾經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和更多的民族戰爭以及各個社會內部的階級鬥爭衝突。因此，在人類進入21世紀的時候，人類有必要制定全新的行為準則和認識歷史的觀念。只要人類自覺意識到自身共同利益和存在。那麼，21世紀必定是一個全人類以聯合、團結、互助、新生的姿態共同生活的世界，人類不同的社會文明會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相互融合、交流、促進、理解的前提下成長，人類不同的利益衝突會運用和平的方式得到解決。
   綜上所述，21世紀社會文明同人類以往的文明相比，將具有如下的基本特徵：  第一，人類勞動的智能化程度普遍提高，與此相適應，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會發生根本變化，腦力勞動成為新的生產方式的主導因素，這些將是21世紀人類歷史生活的最重的趨勢，它將改變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和內容，全面取代幾千年來階級社會條件下陳舊的物質生產力形態以及人的擁有價值觀念，人類生活的物質基礎快速地得到普遍的更新，人們的精神文明會得到前所未有的豐富。
   第二，社會結構的變革會在一種全新的組織方式下進行，以電腦和機器人為代表的新的生產工具，不僅會確立起新的生產方式，而且最終會完成社會組織結構的調整，改變社會運行的程序，在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各個方面創造出全新的機制。這個歷程在世界範圍內將會在21世紀上半年完成，因為在20世紀下半年，首先起源於發達工業國家的科技革命已經誕生了新的生產工具，人類也開始意識到自身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裡的劇烈變革，也已經提出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等一系列的新概念，同時開始探尋全球政治文明的新途徑。第三，人類會自覺遵循共同利益的原則解決所遇到的各種問題，不同的政治制度將能夠為着解決人類生活面臨的共同問題趨向於團結與合作，人類將把各種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差視為全人類文明的共同組成部分。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人類將會根據全新的原則找到解決具體利益衝突的方法，和平會比戰爭更重要，團結會比對抗更重要。因此，在21世紀，一切本來存在於人類自身的美好素質必然得到充分的發揚。
   智能化首先是勞動的智能化。勞動的智能化是最實質的特徵並且是最有效的引導發展的力量。
    發展的協同性代表着社會不同力量、不同產業領域、不同社會部門之間為了防止和進步的共同作用。中國在21世紀的社會發展，是一個向智力要發展的過程。而不是向單一的政治、經濟或者文化因素要發展。
   生產工具的進步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主要的標誌，這是被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揭示出來的觀點。耕犁之於小農生產、弓箭之於狩獵、漁網之於捕魚，勞動工具的進步本身就是人類智力發展的證明。
   把勞動的智能化和發展的協同性視為中國21世紀文明的基本特徵，不僅符合現實人類生活的文明實質要求，也適用着21世紀人類文明的最核心的運動方向。中國在制定社會發展戰略和具體的實施方法上，需要牢牢抓住這兩個方向。
   中國社會的運動規律已經通過1978—2008年的改革開放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勞動的智能化和發展的協同性不僅是創造新文明的因素，也是人類文明的成果。社會生活的多元化、差別性，都只是人類社會變化過程的表象，而不能夠代表本次人類文明變革的實質。
   當代文明的智能化的方向要求中國必須極大地改革教育領域。中國國內的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全球化的趨勢，迫切要求中國的教育領域進行一場根本性的變革。必須看到，教育是中國社會組件中最落後於社會發展要求的一個領域，全社會的意識好態度也不利於進行教育改革，而且，政府根本就沒有一整套推動中國教育改革並且使之適應未來需要的改革方案。中國在1978年恢復高考制度後，一考定終身的考試制度是整個社會的一根指揮棒，每年都有數以百萬計的青年學生擁擠在高考的入門處，必須指出，這事實上擁擠形成了中國社會內部勞動力的一種獨特的浪費方式。但是，文明卻又沒有克服這種浪費現象的辦法。
   教育改革要求中國把教育的內容和方向調整為勞動智能化的方向。在中國新文明形成的過程中，教育承擔着重要的和支柱般的作用。
   人類社會發展是一個不斷提高勞動智能化與協同性能力的過程。

五、全球金融危機及後果

   在21世紀初，最深刻的和最直接影響到世界人民日常生活的不是局部戰爭，而是正在我們眼前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但是，就全人類來說，世界各國還沒有找到解決眼前正在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方法，更關鍵的問題是，其實世界各國的經濟學家、金融專家和政治家們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實質仍然認識不清、對其結果也沒有充分的研判。
   為了應對這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世界各個主要國家已經行動起來。各國政治家們更是不辭辛勞，召開各方面的國際會議、發表聲明並且提出各種不同的或者相同的方案。但是，對於問題的解決和影響程度，到目前為止卻仍然十分有限。
   面對全球金融危機，需要改變的是人類300年來工業化進程所使用的傳統的交換方式和分配方式。在文明的社會中，所運用的交換方式和分配製度是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並且確立下來的。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既是對傳統的交換方式和分配製度的衝擊，因此，如果不進行對交換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根本改變，解決全球金融危機的結果也就難以取得任何理想的效果。世界金融體系必須重建，而重建的基礎策略是極大地改革人類現行的交換方式和分配製度，從而解決貨幣對人類生活的不良影響。貨幣是人類為了進行交換和分配財富而進行的一種社會發明，然而，自從貨幣發明並且在人類日常生活中普遍的使用以來，特別是馬克思揭示的當貨幣轉變為資本後，在人類社會中帶來的許多不公平都由貨幣造成。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對貨幣資本進行了最嚴厲的理論批判。但是，在馬克思1883年去世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歷史過程看，人類已經走到了必須根本改變貨幣的職能的關頭。所以，本次全球金融危機有助於人類重新認識貨幣的作用，並且找到貨幣回歸其基本職能——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起自2007年初的全球金融危機告訴我們，人類必須走出以貨幣作為核心資本的發展模式。貨幣表現回歸其基本職能——交換價值和分配手段兩個方面。
   現行的貨幣金融制度是在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確立的。早在1944年7月，在人類20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夜，44個國家或政府的經濟特使聚集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商討戰後的世界貿易格局。會議通過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決定成立一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即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一個全球性的貿易組織。1945年12月27日，參加布雷頓森林會議中的22國代表在《布雷頓森林協定》上簽字，正式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兩機構自1947年11月15日起成為聯合國的常設專門機構。從此，開始了國際貨幣體系發展史上的一個新時期。確立了支撐世界經貿和金融格局的三大支柱關貿總協定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後兩者人們又習慣稱之為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是指戰後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國經過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和二次大戰，登上了世界經濟盟主地位，美元的國際地位因其國際黃金儲備的巨大實力而空前穩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在戰後相當一段時間內，確實帶來了國際貿易空前發展和全球經濟越來越相互依存的時代。但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着無法克服的缺陷。其致命的一點是：它以一國貨幣（美元）作為主要儲備資產，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因為只有依靠美國的長期貿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使其他國家獲得美元供應。 但這樣一來，必然會影響人們對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機。而美國如果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就會斷絕國際儲備的供應，引起國際清償能力的不足。這是一個不可克服的矛盾。
  布雷頓森林體系以黃金為基礎，以美元作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元直接與黃金掛鈎，各國貨幣則與美元掛鈎，並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向美國兌換黃金。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可以兌換黃金和各國實行可調節的釘住匯率制，是構成這一貨幣體系的兩大支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是維持這一體系正常運轉的中心機構，它有監督國際匯率、提供國際信貸、協調國際貨幣關係三大職能。
   從50年代後期開始，美國經濟競爭力逐漸削弱，其國際收支開始趨向惡化，出現了全球性“美元過剩”情況，各國紛紛拋出美元兌換黃金，美國黃金開始大量外流。到了1971年，美國的黃金儲備再也支撐不住日益泛濫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被迫於這年8月宣布放棄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價兌換黃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實行黃金與美元比價的自由浮動。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日本、加拿大等國宣布實行浮動 匯率制，不再承擔維持美元固定匯率的義務，美元也不再成為各國貨幣圍繞的中心。這標誌着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礎已全部喪失，該體系終於完全崩潰。
   自20世紀70年代因石油危機而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世界貨幣體系的重建任務事實上一直沒有完成。現在是必須進行這項工作的時刻了。當20世紀70年代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系解體後，世界範圍內存在着兩個明顯的經濟事實：一是發生在美國的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二是以亞洲國家為主要代表力量（包括拉美國家）的高速經濟增長。現在，這兩股力量已經結合在一起，而目前發生的世界金融動盪也是這兩股經濟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
  目前世界範圍內的貨幣體系危機就表現為多元貨幣體系條件下的貨幣危機。世界上的主要貨幣包括：1、美元、歐亞、日元為第一層次的貨幣，以本國發達的製造業和科技水平為基礎；2、中國人民幣、印度貨幣等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貨幣形成第二層次的貨幣體系；3、其餘國家的貨幣組成第三層次的貨幣。  

在美元持續貶值的情況下，形成的多元貨幣體系的局面中，短時間內根本無法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確立起一個相對穩定的中心貨幣，國際範圍內的貿易爭端和貨幣危機將在較長時間內持續存在，直至世界統一貨幣的形成。
    全球金融危機首先爆發在美國，以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為起點。2007年起自美國而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提出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然後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傳統上，在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中，以列寧主義為代表，認識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後，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美國的大銀行紛紛倒閉、大汽車廠、大鋼鐵廠也紛紛破產，這些破產事件是工業經濟走到頂峰的標誌，而不是美國經濟能力滑坡的標誌。同時，我們卻沒有看到在20世紀中葉以前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景象，沒有看到美國國內的抗議、示威、罷工、遊行等社會現象。經濟危機的確是伴隨着資本主義發展整個歷程的現象。需要重新認識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可以肯定，金融危機嚴重地傷及了美國本土經濟，但是，對於美國來說，仍然是一種外傷而不是內傷，在短時間內，美國在世界格局中會仍然處於領袖地位。
   美國思想家亨廷頓的關於文明的觀點影響了全世界的思想界。就思想家的影響而言，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思想界產生了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一大批被稱為未來學家底思想家，他們認為工業社會已經終結，人類社會走向後工業社會、超工業社會、信息社會。但是，沒有哪為思想家明確指出新經濟必然帶來的金融危機。當然，也會思想家和經濟學家指出了純粹的貨幣貿易的危害。
  全球金融危機對美國製造業的破壞力是嚴重的，但是，並沒有從根本上衝擊美國社會的科技能力。美國霸權地位會出現明顯的下降，但美國作為世界領袖的地位的變更在21世紀上半葉不可能發生改變。本次全球金融危機，會改變人類的生產與交換方式。美國不會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迅速地衰落下去，但是，會極大改變美國的國際地位。美國仍然具有自身的巨大優勢，一是它的起自1787年代的由華盛頓一代政治家確立的良好的政治制度；一是美國的深入人心的自由價值和民主理念。此兩者仍然是美國優勝的法寶。
   從更加宏觀的歷史視野判斷2007年初因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可以判斷，在21世紀初人類所經歷的本次全球金融危機，是人類生產方式的一次重大調整，它將極大程度地改變自17世紀以來的人類社會工業發展模式。同時，也意味着人類的工業經濟在新興的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的影響下，以大規模統一化產生與資本相結合的工業經濟從鼎盛到衰退。美國20世紀工業經濟發展的典型代表和最優秀的部分。在20世紀初，美國經濟發展走上了大工業與貨幣資本相結合的道路，在這兩股力量的推動下，從20世紀初的鋼鐵業、汽車業等行業企業的發展為動力，一直到美國80年代成為高新科技力量的搖籃，從而在現代電子技術的帶動下，互聯網成為經濟社會全球化的支柱力量。這一切都發源於美國。
  中國不會成為全球金融危機中唯一受益的國家。中國在21世紀裡不會迅速成為世界上的領導力量。
  發生在21世紀初的全球金融危機已經向世人宣告：人類已經走到了必須結束以貨幣作為核心資本的經濟增長方式。而目前，所有國家的政治家都在試圖調整本國的金融政策和金融監管體制上下功夫，而認識不到貨幣在人類社會經濟生活中作用研究方式根本的改變。貨幣必須向着公平分配和合理交換兩個方面轉移。
   人類社會經濟的增長的動力，將更多地來源於智力資源。
   200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發表文章《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主張：“創造一種與主權國家脫鈎、並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從而避免主權信用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理想目標”在美國總統奧巴馬則表示，反對建立國際儲備貨幣，認為時機尚不成熟。歐盟的回應也是：目前只能維持貨幣體系現狀。
  超主權貨幣概念的提出，事實上涉及的是國際一元貨幣與多元貨幣之爭。純粹的貨幣貿易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就被東亞政治家所嚴厲指責的問題，但是，卻受到國際金融家的讚揚。
     人民幣的政策導向必須從重點支持第三產業的思路中重新回到以重點支持和完善我國的製造業體系的思路上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許多經濟政策不僅在很大程度上犧牲了農業的利益，也對製造業的發展造成了許多負面的影響。然而，第三產業的發展不是憑空的，它需要堅實的製造業基礎。
    政府在協調第三產業的發展與製造業的關係時，必須着眼於製造業的優先發展。因為群眾的吃、穿、住、行質量的提高首先是由製造業承擔的。從根本上說，人民幣的穩定取決於中國製造和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在世界經濟中的水平。目前，中國製造面臨着一場全球性的信任危機，同時，國內經濟存在着難以在短時間內克服的不平衡：一是城鄉經濟體發展的不平衡；二是在經濟改革以來造成的貧富分化和就業問題，兩者都嚴重威脅到我國經濟的正常運行。而金融領域同時積累了太多的經營管理方面的問題。因此，人民幣穩定主要有賴於國內製造業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
   對於中國，應該說，貨幣在平衡分配方面的職能比作為生產要素的作用更加重要。因此，在中國，把貨幣首先作為一個生產要素或者資本力量是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實際要求的。在我看來，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最重要的問題取決於勞動力質量的提高和對勞動力的有效組織兩個方面。所以，人民幣在國民生產體系中所擔負的分配職能越來越顯現的重要。在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必須把分配製度的創新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結合起來。而且，不僅對於中國，就世界範圍來看，貨幣的根本作用也正在發生轉移，由作為經濟增長的資本因素向着國民分配職能的方向轉型。因為從20世紀60—70年代科技革命發生後，經濟增長與發展的主要動力已經成為科學技術、信息、文化教育等因素。貨幣在經濟發展和創造物質財富過程中的地位越來越弱化。因此，在這樣的趨勢下，人民幣必須在發揮刺激經濟發展的資本的作用與發揮公平分配的職能兩個方面平衡。
  中國人民幣的流通體系雖然存在極大的不平衡現象，但在體制方面基本上得到了完善。商業銀行、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的發育在短時間內成熟起來。不過，我國的金融體系面臨着國內實體經濟發展和世界金融市場的雙重壓力。人民幣同國內實體經濟的平衡以及與世界金融市場的接軌需要中央政府的全力協調，我的看法是：1、加快促成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2、迅速制訂以重點支持製造業和農村社會發展的金融政策，3、採取低利率的信貸政策而不是一味盲目提高利率，4、進行人民幣流通體制與資產價格的重新定位，5、進行貨幣經營的商業化和匯率機制的一攬子改革，6、建立國家支配的獨立於貨幣商業化之外的分配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創新人民幣的分配機制，是中國政府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的經濟政策的重點，人民幣的流通體制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設計和改革，到現在基本確立了比較完備的框架體系，但是，人民幣對社會成員的分配與保障職能卻存在極不完善的方面，並且需要迫切的建立起來。
   在2009年4月2日倫敦G20峰會公告指出：——“目的是：恢復信心，發展和就業機會；修復金融系統以恢復貸款；加強金融監管以重建信任；為國際金融機構積累資金和改革我們的國際金融機構，以克服這一危機，並防止未來危機；促進全球貿易和投資，並拒絕保護主義，以鞏固繁榮；建立一個包容性，綠色和可持續的復甦。我們將通過聯手行動來完成上述承諾使世界經濟走出衰退並防止這樣的危機再次發生。”
     在這次會議上，已經“達成的協議有：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可用資金提高兩倍，至7500億美元；支持2500億美元的最新特別提款權（SDR）配額；支持多邊發展銀行（MDB）至少1000億美元的額外貸款；確保為貿易融資提供2500億美元的支持；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同意的出售黃金儲備的所得資金，為最貧窮國家提供優惠融資。這些協議共同組成了一項1.1萬億美元的扶持計劃，旨在恢復全球信貸和就業市場及經濟增長。”

“金磚四國”一詞最早由高盛證券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在2001年11月20日發表的一份題為《全球需要更好的經濟之磚》中首次提出，2003年10月，該公司在題為《與BRICs一起夢想：通往2050 年的道路》的全球經濟報告中預言，“金磚四國”將於2050年統領世界經濟風騷，其中：巴西將於2025年取代意大利的經濟位置，並於2031年超越法國；俄羅斯將於2027年超過英國，2028年超越德國；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中國可能會在2041年超過美國從而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印度可能在2032年超過日本；BRICs合計的GDP可能在2041年超過西方六大工業國(G7中除去加拿大)，這樣，到2050 年，世界經濟格局將會大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經濟體將變成中國、美國、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羅斯。|
   高盛的這份經濟報告，使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四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和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受到世界更多的關注，由此BRICs（譯稱 “金磚四國”）的稱謂風靡世界。
   2008年6月14—16日，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舉行了首次“金磚四國”外長會議。會議期間四國外長就國際經濟和金融狀況、能源安全和環境問題、裁軍和不擴散核武器問題、國際貿易以及國際組織改革問題進行了廣泛討論。“金磚四國”外長會晤結束後將簽署聯合聲明，表明四國在世界發展和國際安全迫切問題上的統一立場。2009年6月16日，首屆金磚四國峰會在俄羅斯的葉卡捷琳堡召開並且發表《“金磚四國”領導人俄羅斯葉卡捷琳堡會晤聯合聲明》。在聲明第4條中——“我們確信，一個改革後的金融經濟體系應包含以下原則：國際金融機構的決策和執行過程應民主、透明；堅實的法律基礎；各國監管機構和國際標準制定機構活動互不牴觸；加強風險管理和監管實踐。”
    但是，早在2006年6月，印度、巴西、南非三國的對話機製成立，並且效用逐步得到加強，在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的行動中更加協調。這個組織（IBSA）明確表示拒絕中國加入，其原因是：在國際事務中中國自私自利，沒有可信性；還有，中國難以改變，因為它不是個民主國家。
    我們已經看到，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政治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雖然政治家們提出的方案可能並不一定正確、全面和可行。各國政治家在人類解決金融危機之外的其他一系列問題方面同樣發揮着最重要的影響力，因為政治家是掌握國家公權力的一群人，他們最具有組織力量。
    全球金融危機的社會背景：世界經濟一體化是2007年首先在美國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基本經濟條件。21世紀初發生在美國的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經濟一片蕭條。
    人類社會需要根本改變以貨幣為中心的經濟運行方式。貨幣必須向着其基本職能——價值尺度與交換手段回歸。改變貨幣在人類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並且極大改革現行的分配製度，人類才能夠從根本上走出金融危機的周期率。


第四章  宏觀歷史框架下中國

   研究宏觀歷史框架下中國，主要從理論上回答的問題包括：
    過去——中華民族如何走來？
    現在——21世紀處在什麼樣的歷史坐標上
    未來——需要什麼樣的文明？
   當然，習慣上，中國人的思維往往存在着如下的弱點，一是把現在的生活與過去想比較；一是用中國的現狀同外國相對比。其實，中國發展並不需要進行這樣的簡單的比較。人心向背問題是中國自古以來的統治者都十分重視的問題。在現代，人心問題不僅應該簡單地被視為一種統治術的問題，而要把人心問題當成一種社會文化建設的事業。因為一切文化無不源自於“人心”。

一、21世紀中國的發展形態與階段性問題

   中國現時代的成因異常複雜。在形成21世紀初的局面的過程中，各種歷史和現實因素都發揮了作用。然而，此時此刻，我們還沒有形成關於時代生活的一種富於啟發性的觀點和系統的理論，這使得社會實踐在政策選擇方面忽東忽西和無所適從。眾所周知，我們的生活的確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這些變化的實質究竟是什麼？它們究竟循着什麼樣的軌跡而變遷？我們的時代生活具有什麼樣的特徵？對於一系列關鍵性問題，都需做出富有啟發性的說明，以對中國社會建設的行動和政治實踐指明方向。
   當然，現在我們還無法明確地從時間上為21世紀中國的發展劃定各個階段，但是，對於21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形態的認識取決於各種不同社會領域裡的發展任務如何。

我的總觀點是，在經過了1978—2008年30年改革開放時期後，21世紀初的中國正處在中華民族新文明形成的艱難初創時期。新文明不是簡單地由單一的產業力量決定的, 而是在多種產業形態並存的基礎上依靠從未有過的科學技術的推動而形成的，現實的景象是，社會運動不再是一種產業大規模的取代另一種產業,而是各個不同的產業領域賴以生存的條件即科學技術水平的急劇提高。新文明將使社會生活變得五光十色和豐富多彩，而不是單調的和清一色的局面。因此，欲要為新文明奠定基礎和創造生長環境的政治權力必須走向開放，這就是要建立起一整套適應新文明成長的制度。新的文明是什麼？她既是人們的行為準則以物質利益為中心，同時又強烈追求精神生活的滿足；是基層經濟生活的完全自主和自覺自愿的解決尋求發展，同時又需要國家對於宏觀局面和社會共同性事物進行統一協調；是解決一系列社會共同利益成為最重要的問題，同時又要注重和尊重個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 
   可以從如下兩個方面，概括21世紀之初現代中國社會文明的基本特徵：自1978—2008年，改革開放是中國歷史的主要線索。新時代的開闢必然加雜着許多混亂現象，對於時代的認識也就眾說紛紜。我認為，在通過20世紀百年中國歷史的巨大變遷、尤其是通過80—90年代社會生活的全面改革開放之後，到21世紀之初，中國社會生活表現出來的形態，第一的和首要的特點在於它的整體上的文明發展性和社會差別性。
   關於21世紀中國社會運動的階段性問題，我們知道，在已經成為歷史的20世紀中國經歷了大致四個不同的歷史階段。最後，才在世紀末的最後的20年造就出當前的社會局面。現時代文明的根本性質是社會的整體性和綜合性的發展，我們也已經確定這是我們時代生活的最顯著的特徵。那麼，在已經開始的21世紀裡，中國應該又要如何度過這百年的時光？對於此，我們需要進行一個事先的預測，當然，這會帶有很大程度上的主觀性，但是，我們對於中國社會進行的分析可以支持我們預測的結論。起碼來說，這種預測需要符合我的研究的理論邏輯，就像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最後得出“共產主義”的偉大預言一樣。但是，預測不能是憑空的猜測和完全主觀的臆想，預測必須根據現實並且符合生活發展的必然的邏輯。而且，從20世紀中國歷史得到的一個經驗教訓是，對於任何一個民族社會的建設與進步來說，正確的目的必須通過文明的手段才能夠達到。任何不符合人性文明的方式方法都會對社會發展帶來惡果。共產主義是產生在資本主義制度特定的發展階段上的工人階級的偉大社會理想，但是，當世界範圍內各個不同國家的共產黨為這個偉大理想而奮鬥的過程中，卻產生出許許多多的錯誤的實踐，從而不僅導致人們對共產主義理想失去信心和信念，而且還招致許多人道主義的災難。
   中國21世紀初，我們時代文明的最大的特徵是整體性和綜合性的發展，那麼，這也就便是21世紀中國社會經歷的第一個歷史時期，可以預計，這個時期從時間上大致需要30—50年。
   當整體性和綜合性的發展的使命基本完成以後，中國社會將進入一個較發達的多元化的歷史時期。這個階段將在２１世紀的中葉，通過20—30年的時間完成。
   最後，中國社會真正步入發達社會，並且成為引領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支重要的民族和國家形態。
   因此，我們可以做出的一個基本的判斷是，21世紀中國社會以及漢民族發展的形態和主要階段可分為上述的三個基本時期。即21世紀上半葉的整體性和綜合性的發展階段、中葉的多元化文化與科技型社會的形成、末葉智能型社會形態的確立。這三個歷史時期即互為前提又是一個相互過渡的關係。
  在我們探討和關注21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形體與階段的時候，一個假設的前提是世界與中國必須和平即在不發生大規模的、毀滅性的核戰爭的條件的發展與建設。歷史上，人類社會發生過無數次大大小小的戰爭，因此，戰爭工具即武器的發明創造也是人類生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剛剛過去的20世紀，人類經歷了兩次世界性的大戰，而中國又是兩次世界大戰中的遭遇最悲慘的戰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中國的影響尤為明顯。而且，從歷史的角度說，中國事實上失去了1945年二戰後的發展機會，在這裡，國內的不同的政黨力量發揮了各自不同的作用，同時，政黨組織以及意識形態的落後性和整個社會缺乏良好的法律傳統，是中國這個大國失去發展機會的重要的原因。
  當我們研究、分析和預見21世紀中國社會的建設與發展以及新文明形成的問題時，即使在21世紀初國際關係也並不是處在風和日麗的情況之下，所以中國也應該考慮到21世紀的戰爭因素。不僅因為戰爭仍然是人類生活的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而且因為如果爆發大規模的核戰爭，人類就有可能在地球上面臨真正意義上的滅頂之災。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上主要的發達國家，以美國和前蘇聯為首的兩大社會制度體系，不僅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相互對壘，而且也已經把戰爭武器的製造和發明達到了能夠毀滅地球千百次的程度。到20世紀90年代初，以前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為標誌，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間的對抗即“冷戰”被宣告結束。現在，我們可能還不能從最完整的歷史意義上總結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性質與結果。但是，這些事件肯定是20世紀人類社會生活中的最重大的和影響深遠的事件。然而，從理論的高度判斷，這些事件並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失敗的證明，而是從反面證明了社會的上層建築即社會制度體系對於人類生活的影響力，同時，也證明了在原始資本主義發展起來的不斷變革的生活方式的可靠性和物質生產力個運動邏輯。
   雖然人類在什麼時間以什麼方式在地球上產生的問題仍然沒有被科學所全面揭示，但是，自從人類開始用文字記載自身的社會生活起，不同地域、不同種族的人們的社會生活，就存在着和平與戰爭的分別。歷史學更多的記載了人類間的戰爭，因為戰爭是一種破壞的力量和征服的手段。現在看，把戰爭劃分為正義的戰爭和非正義的戰爭不僅過於簡單，也不符合人類戰爭的基本的實質和結果。即使在21世紀初，我們仍然需要從理論的和現實的兩個方面研究21世紀的戰爭，並且為此做必要的準備。
   對於中國社會建設與發展問題的研究，也是建立在一個基本的前提下，這個前提條件就是世界的和平。戰爭會打斷人類歷史運動的邏輯，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戰爭的因素即使在21世紀也會依然存在。自1840年後，中國充當着歷次戰爭的受害者的角色，而且，發自國家內部的改革也都流於失敗。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由鄧小平推動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社會發展才取得了超過中國歷史上幾個世紀總和的發展成果。但是，就21世紀處的現況看，的確，我們仍然沒有充分的把握作出1980—2003年的改革開放時代已經成功的歷史性結論，而且，我們也不能盲目地憧憬21世紀中華民族的長遠的美好未來。一個明確的結論是，社會改革必須深入到國家的一切上層建築領域中去，改革必須符合人類生活所要求的正義、公平、自由、文明的普世原則。
  那麼，21世紀人類存在發生核戰爭的可能性嗎？回答是肯定的。但是，從現實的國際關係來考量，世界主要的大國之間，存在發動和爆發戰爭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擁有核武器的大國，彼此也能夠充分認識到核戰爭將給人類帶來的結果。但是，人類生活還存在另一方面，就是能夠決定核戰爭是否爆發的權力，並不控制在大多數人手中，而是被極少數人所控制。因此，既然發生核戰爭的可能性不能夠被消除，核武器對於人類的威脅也就會始終存在下去。國際社會仍然需要為人類和平利用核能找到最可靠的辦法和途徑。
  在21世紀，如果發生世界大戰，中國肯定不能置身事外。如果發生戰爭，中國的東南部沿海將是戰爭的主要的目標，我們需要具備保護東南沿海的能力，中國的面向海洋的部分，是中國最易受到戰爭威脅和破壞的部分，也是當中國遭到戰爭打擊的軟肋。因此，中國需要制訂避免戰爭和應對戰爭的方法，並且準確判斷中國的軍事能力和戰爭結果。然而，中國也沒有必要為自己的國家預設一個或者幾個戰爭的敵人。經濟手段必將是21世紀國與國之間解決各種矛盾的主要的方式。
  歷史上，對於漢民族來說，由於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心理，漢民族本身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不具有侵略傾向的民族，相反，它卻是一個具有明顯的防禦心理的民族國家。在其經歷的多個封建朝代中，其中的元朝、清朝甚至都是外族對於漢族的統治。1840年後的接二連三的對外戰爭無不是漢民族的具有屈辱性質的事件，從20世紀初期到中期，中國仍然受到來自許多個外國侵略勢力的長期掠奪。對於這些戰爭事件的總結，決不是一句“落後就要挨打”所能夠概括的。顯然，直到現在，我們仍然沒有從理論上、思想上和心理的方面對於20世紀中華民族自身經歷的戰爭作出具有歷史高度的認知。
   21世紀可能發生的戰爭無可置疑的將影響到中國社會的建設和發展事業，在21世紀，中國必須堅定不移地追求和保證自身建設與發展的和平的國際環境。但是，中國也必須使自己比較迅速地具備能夠保持和平的國際環境所需要的武力平衡，不過，中國自身還不具備保持軍事平衡所需要的經濟實力，而對於經濟資源的開發和爭奪又可能成為爆發戰爭的一根十分危險的導火線。這也是中國發展經濟的一個世紀性的難點。

二、中國與亞洲、歐洲、世界
     
   對於亞洲而言，中華文化是亞洲文化的主體內容，無論在東南亞還是在日本、韓國等，歷史上都受到中華文化的直接影響。英美文化與中華文化存在巨大的心理和態度上的差別。但是，人類文化在經過20世紀的巨大衝撞後，在21世紀之初已經表現出了發展方向上的明顯的趨同性。中國的發展需要在儒學文化為代表的中華文化與英美文化為代表的西方文化之間找到融合的途徑與方法。
   （一）、中國大陸與台灣：
    亞洲最大的國家中國仍然屬於分裂的國家——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存在。事實上是中國大陸與台灣的關係。中華民國建立於1912年1月1日，是辛亥革命的具體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於1949年10月1日，在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在中國國內，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又進行了1946—1949年三年內戰，最後的結果是中華民國政權退居台灣，共產黨贏得中國大陸並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是通過內戰的方式實現的國內政權的更迭，因此在兩者間沒有良好的繼續性。中國的台灣社會，從政治角度看，無論在國民黨中還是在民進黨中，已經具備了一大批具有民主政體下執政的優秀政治家。1987年在蔣經國在台灣放開“黨禁”“報禁”後，民進黨迅速發展起來，並且於公元2000年通過台灣大選而成為中華民國的執政黨，直到2008年大選，國民黨重新獲得執政地位。台灣社會實現了兩番政黨輪替執政，台灣社會的民主也隨之成熟起來。同時，在這樣的政黨輪替過程中，國民黨也獲得了新生。
   1949年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從大陸退守到台灣，在台灣，為了保護傳統文化，1966年11月，由孫科、王雲五、陳立夫、孔德成等1500人聯名發起了要求以每年11月12日即孫中山誕辰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的倡議，這項活動得到蔣介石的讚許和支持。1967年7月，蔣介石倡導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文復會”)，並親自擔任總會長坐鎮指揮，全力推動傳統文化復興。可以說，蔣介石既是傳統道德的倡導者，也是文化上的復古者。他在台灣推行的文化復興運動不是第一次，早在20世紀30年代，他即推行以“禮義廉恥”為內容的新生活運動。雖然運動標榜“新”生活，內容卻是“舊”道德。
   幾乎是於台灣的國民黨開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同時，在大陸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1966年8月8日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使大陸進入了一個政治混亂、社會動盪的十年。《決定》中開篇說道——“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作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
展社會主義制度。”馬克思主義在中國20世紀的實踐，從政治上說演變成為一種暴力政治。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代表。
   在改革開放進行了30年的21世紀初，由於改革過程中許多具體領域裡的失敗，而招致普通百姓對改革心存不滿。在社會意識方面，對毛澤東的崇拜又一次興起，並且極端的毛澤東分子成立一種叫中國共產黨毛主義黨的組織。是一種極左思潮的逆流。毛主義的興起，就像中國歷史上明末清初的“反清復明”的組織一樣落後。在中國一部分人的心中，當對社會現實不滿後，總是試圖把思維回到過去的某個年代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正是這個社會落後的表現。
  自2005年開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黨際交往頻繁起來，這是在1949年後兩黨政治關係的新動向。在20世紀裡，國民黨與共產黨兩黨間的歷史恩怨太多。而歷史的真實既不像兩黨間曾經相互謾罵的那樣極端和雲山霧罩，更不像文學作品中那樣簡單和矯揉造作。不論歷史的真實情況如何，在20世紀的兩黨惡鬥過程中，承載着太多的中國人民的血淚與民族的苦難。中華民族要做到真正和解，必須對20世紀中國的政黨政治進行一場思想理論上的清算。
  更迫切的問題是，在21世紀初，中華民族必須在政治上獲得新生。中華民族在20世紀百年裡的最大劫波就是1946年到1949年國共兩黨之間的三年內戰。歷史地說，1946—1949年三年內戰是中國20世紀政黨政治失敗的標誌。內戰的結果是，中國分裂成為兩個國家——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毫無疑問，在大陸的共產黨也是一個迫切需要在制度方面獲得新生的政黨。到2009年，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執政時間已經達60年之久，60年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固然是短暫的一瞬，但是對於個人生命而言則幾乎是漫長的一生，60年的時間是三代人成熟需要的時間。現在，共產黨背負太多的由於執政而造成的包袱。歷史會給共產黨自新的機會，但是這個機會需要共產黨去積極創造，而這要求她必須具有不畏自己失去政權的勇氣去創造。否則，共產黨在大陸就難以或者根本不能夠獲得新生。現實的說，目前共產黨組織的維繫只是依靠權力的的力量，而不是來自先進的世界觀和偉大的政治理想，這種狀況對於任何一個政黨都是可怕的。其實，人民對共產黨的態度的根本轉變已經發生，這是不以共產黨的政黨意志為轉移的。
   國民黨在台灣的新生是從1987年開始的。從2000年到2008年的八年間，國民黨是台灣的在野黨。台灣模式是否適合中國大陸？這是一個有待觀察的問題。但是，中國大陸社會的民主化趨勢已經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政治家的胸懷至關重要。說清過去、面向未來，這是兩岸在國家意義上獲得統一的可行態度。台海兩岸的統一取決於大陸社會的民主化的程度和具備步驟。台海兩岸在國家意義上的統一應該沿着如下的程序和步驟進行：（1）、中國仍然是一個分裂的國家，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為了實現中國的統一，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致統一更改中國的國號，把中國叫做“中華共和國”。同時廢除“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國號，以實現大陸與台灣在國家意義上的統一。兩岸在國家意義上的統一需要更改中國的國號。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屬於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兩個名稱不同的國號。中華民國是1911年10月國民黨通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後於1912年1月1日建立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通過抗日戰爭後1946—1959年國共兩黨之間的內戰於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國家。（2）、在20世紀裡，國民黨和共產黨對於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都做出了自己政黨應有的貢獻。但是，在辛亥革命後，中國政黨政治的形成與發展存在巨大的歷史性缺陷，由於中國沒有民主的傳統與選舉的經驗，政黨間對國家政權的爭奪走上一條武裝暴力和軍事戰爭的道路，對中華民族的發展與文明進步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在20世紀裡，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生存都走上了依靠軍事力量的道路，這是中華民族政治進步的慘痛的教訓。對於國民黨和共產黨在20世紀裡進行的國內戰爭，需要從道義上進行批判。（3）、《中華民國憲法》是1947年國民黨在大陸制定的憲法，現在只在台灣等地區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大陸施行。當中國的國號統一後，兩岸將集中全體人民的政治智慧，為中國制定統一的憲法，並在統一的憲法下推動中華民族社會的整體進步。（4）、政黨只是社會文明進步的工具。政黨取得公權力的渠道必須通過選舉，一切暴力的方式、手段和辦法都不符合人類文明的要求。(5)、兩岸人民的團結奮鬥，是促進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和持久繁榮的巨大力量。也是中國通過21世紀的努力，把中國建設成為世界上一流強國的條件。兩岸的統一，必將極大煥發出中華民族的創造力。
  台海兩岸在國家意義上的統一，是中華民族在21世紀走上新生的一個起點，也是根本改變中華民族傳統的政治文化的起點。兩岸政府在通過充分的政治協商之後，應該按着上述原則與精神向全世界發布聯合公告，宣布中國的統一和新的共和國成立。我相信，兩岸的統一會對中國大陸社會的文明進步起到巨大的推動力和幫助力，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中國大陸社會的許多問題和矛盾，並且避免共產黨被清算的命運。
  可以肯定，共產黨組織內部有着大批的政治英才，他們是具有強烈的民族責任心和遠大的歷史眼光的政治家，然而，對於中國大陸社會來說，我們需要改變的只是僵化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沒有政治制度的再造，中國大陸就存在着陷入社會混亂的危險。因此，同台灣的政治層面的接觸、協商和談判應該儘早開始。利用台海兩岸的政治合作，可以使得大陸社會有效地化解和渡過目前面臨的政治危機，並且有利於為中國確立起一個穩固而永久性的政治制度框架。
  共產黨領袖在對台問題方面，已經持有了十分客觀和公正的態度。這表現在胡錦濤先生最近以來發表達對台問題的觀點上。但是，大陸社會內部還存在着極其複雜的不同立場。但是，只有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對待兩岸關係，才是文明的態度。 以珍惜中華民族的態度對待台海兩岸關係，是中國一切政黨必須堅持的態度。

對於21世紀中華民族的整體文明發展來說，台灣和香港註定是最有力的發展引擎。兩者的社會形態要遠遠比中國大陸社會發達和先進。可以說，在20世紀60-70年代以來，台灣和香港社會同韓國、新加坡等國家一起，是亞洲經濟發展的最初的領導力量。也對世界經濟的增長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客觀地說，中國大陸社會仍然存在着一種的因經濟增長而帶來的負面後果。這是中國繼續前進的負擔。如果解決不好，中國社會就有可能深陷動盪的局面而不能自拔。

（二）、中國與亞洲

    亞洲仍然是一個不團結的大陸。其內部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下。
     1、中國與朝鮮半島：中國與朝鮮具有極其複雜的歷史關係。在20世紀裡，朝鮮屬於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個國家。
    朝鮮半島分裂為韓國與朝鮮兩個國家。朝鮮于2006年10月和2009年5月兩次進行了和試驗。朝鮮曾於2006年10月進行地下核試驗，安理會隨後通過第1718號決議，對朝鮮核試驗表示譴責。在朝鮮進行第二次核試爆後，聯合國安理會於2009年6月12日一致通過第1874決議，對朝鮮5月25日進行核試驗表示“最強烈的譴責”，並要求朝鮮今後不再進行核試驗或使用彈道導彈技術進行任何發射。朝鮮外務省13日“受委任”發表聲明表示，堅決反對和譴責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關於朝鮮核試驗的第1874號決議，並宣布在“與美國開始全面對抗的情況下”，採取3項措施以“捍衛民族尊嚴和國家自主權”。
據朝鮮中央通訊社報道，這3項措施是:新近提取的鈈將全部實現武器化；開始進行濃縮鈾作業；朝鮮將把美國及其追隨者的封鎖視為戰爭行為，並將採取堅決的軍事對應措施。聲明說，朝鮮進行的第二次核試驗是為了對付美國的敵對行為而採取的“自衛措施”，“沒有違反任何國際法”。朝鮮“絕對不會放棄核武器”。
   朝鮮在2009年5月進行核試爆對目的，一方面是由於國內政權更迭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欲迫使國際社會承認是核國家。
   朝鮮行為的惡劣性在於，以其閉關鎖國的方式維持獨裁政權並且使普通朝鮮人民生活在貧窮中。並且，朝鮮事實上成為東北亞戰爭的導火索。中國在1950年6月曾經為了金日成政權而進行過一次“抗美援朝”的戰爭，同樣，中國也在閉關鎖國的狀態下一直持續到毛澤東去世。30萬志願軍的犧牲，是中國人民在極其缺乏國際關係知識的情況下所做出的犧牲。
   朝鮮的統治者走上一條窮兵黷武的道路，並且以此與國際社會對抗，顯然，這個國家的統治者沒有帶領自己的國家走在人間正道上。中國同朝鮮只有一江之隔。朝鮮的核武器對中國構成的威脅不言自明。朝鮮的統治者視美國為敵人的立場，已經導致這個國家成為自己民族發展的敵人，同時也以國家的力量與全人類為敵。
  朝鮮國內是否具備變革的力量，外界還很難對此作出準確的判斷。朝鮮窮兵黷武的作為如果進一步發展，美日韓三國註定在某個時間對其進行軍事打擊。現在看，這是可以招致朝鮮社會發生根本變化的最快捷的方式和途徑。朝鮮領導人錯誤地估計着世界形勢和國家關係。現在的世界與20世紀中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對抗的時代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沒有能夠看到這一基本的事實。可以判斷出，朝鮮是一個正在走向崩潰的國家。這個國家的自新既需要國際社會的幫助又需要內部代表變革的政治力量的興起。而朝鮮卻是一個拒絕國際社會的幫助下進行自身社會變革的政權。
   朝核核問題可能導致戰爭，並且，可能導致人類21世紀的第一場大戰首先在亞洲發生。這是朝鮮核武問題的嚴重性。在21世紀初，以人類可以達到的人類文明的認識標準看，朝核政權具有明顯的反人類、反文明的傾向。中國一個在外交政策上同朝鮮劃清界限。
    2、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
   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前身是馬來亞（現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於1961年7月31日在曼谷成立的東南亞聯盟。1967年8月7－8日，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四國外長和馬來西亞副總理在曼谷舉行會議，發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1976年8月28－29日，馬、泰、菲三國在吉隆坡舉行部長級會議，決定由東南亞國家聯盟取代東南亞聯盟。自2003年以來，中國、印度、日本、俄羅斯、澳洲、巴基斯坦、韓國、朝鮮等國都已陸續簽署。歐洲聯盟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的亞細安—歐盟部長會議上，也已發表宣言，表示願意儘快簽署這項條約。2009年7月22日，美國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並且，國務卿希拉莉高調的想世人宣稱 “美國回到東南亞了！” 表明美國有意主導東南亞事務的態度。
  東南亞最大的國家是越南，傳統上，越南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與越南的關係中的恩怨很多。毛澤東時代中國曾經“抗美援越”。毛澤東向東南亞國家輸出革命，歷史地看是一種典型的對人對己都沒有益處的事情。中國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主要體現在海洋利益方面。海洋問題也是中國與日本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方面。
   在20世紀裡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冷戰時期，越南曾經一度與蘇聯關係密切，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蘇聯核保護傘的保護。1980年代後期中蘇及蘇美關係解凍，蘇聯收回了對越南的核保護，這使得越南開始考慮自行研製核武器。但隨着冷戰後國際形勢日益緩和，戰爭風險的遠去讓越南領導人決定暫緩核武器的研製開發，而是仿照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優先發展經濟。
  1949年後，中越兩國間發生過兩次戰爭。第一次是1974年1月中方稱為「西沙之戰」的海上衝突，雙方激戰一小時，以南越海軍慘敗而結束（其中有美軍顧問被俘）；第二次是1979年2月中方稱為「對越自衛反擊戰」的大規模陸上衝突，以越共陸軍全面潰退為結局。中方兩次戰爭的總指揮均為鄧小平，國際背景則是自一九七一年以來中美關係緩和，給當時的蘇聯造成了巨大壓力。越共長期仇美且一九七一年仍在交戰狀態，中美緩和促成了越共聯蘇反華的政策路線。簡單地說，兩次中越戰爭均有大的國際格局變化為內因。
  繼朝鮮進行核試爆後，在2009年6月12日，越南武裝部隊總參謀部發言人對越南媒體表示，越南將考慮投入巨資開展核武器的研製。越南經濟實力遠遠超過朝鮮，還擁有開採南中國海石油的巨額收入，這些都將使越南擁有核武器變得簡單。2008年，越南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越南開發核武器技術不必像朝鮮那樣收縮經濟投入，隨着石油價格回升，每年超過300億美元的石油收入足以保證越南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研究核武器技術以保障國家安全。
  隨着近年來對於石油資源的爭奪加劇，南海權益變得敏感起來。越南每年依靠其南海各海上油田獲得巨額收入，有力地促進了國家經濟的發展。而開發核武器技術，也將保障越南對南海海上油田的權益。越南人認為：“核戰爭是不可能爆發的，所以每個擁有了核武器的國家都將是安全的，”“這是我們從朝鮮的例子中學到的道理，而我們正打算用這一辦法來保證越南領土的完整。”
   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普遍存在南海島嶼的主權爭議。中國聲稱對南海逾160個島礁擁有主權，但這些島礁目前大部分由越南、菲律賓等國實際控制着。越南2008年開採了4360萬噸海上石油，其中70%以上來自與中國有着爭議的地區。而菲律賓政府也已授權菲律賓國家石油公司與殼牌、俄羅斯石油等大型石油公司商談合作開採南海石油的事宜。
   據香港《大公報》2009年6月18日報道，全國政協常委、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張黎上將今天在全國政協小組會議發言時表示，南海是極重要的戰略通道，對保持國內穩定和長治久安具重要意義。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經略南海，為此，張黎認為，為滿足艦船補給、飛機巡邏、宣示主權管理等需要，應考慮在美濟礁建設機場和港口。
    報道說，南海問題由來已久，但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後，一些周邊國家加快了對我國領海的蠶食。這一系列染指中國領土領海的行為引發國內民眾強烈關注。為宣示主權，中國海軍艦隊近期經中央軍委批准，在南海舉行了大規模現代化艦隊編隊實彈演習，還先後派出多艘漁政船隻赴南海宣示主權，漁業部門並按慣例在南海部分區域實施休漁。
   張黎表示，南海形勢目前非常嚴峻。南沙有五百多個島礁，我國只控制其中四個，越南占了二十九個，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各占了三個以上。中國在南海沒有一口油井，而其它國家卻有一千多口，每年開採石油五千到一億噸。現在這種開發還有加速之勢。越南和相關國家正同美國、英國、俄羅斯等國大型石油公司，聯合加緊勘探打井。美國飛機三到五天就到南海偵察一、兩次。南海水域日益呈現國際化、同盟化的趨勢。
   中國解決南海問題，需要採取開發與軍事手段並重點方式。首先採取以技術為主的優先開發權，輔之以軍事力量。以有效保護在南中國海的地位。
   中國必須極大提高對海洋資源的利用能力。並且充分地發展本國經濟實力，才能夠對東南亞國家構成有效的影響力。中國的東南部實質是海洋問題。

3、中國與印度：印度是亞洲國家的後發國家，也是中國發展的最富有競爭力的國家。中國在21世紀百年裡在亞洲的競爭對手很可能不是日本而是印度。在西方國家，一般認為印度是一個民主國家，較中國具有制度方面的優勢。歷史上，中印關係非常複雜。兩國間的最後一次戰爭發生在1962年，印度叫做“瓦弄之戰”，以中國的勝利而告終。中印之間既有歷史恩怨，又存在領土爭議，而且存在着現實政治爭端，印度稱作的“阿魯納恰爾邦”，即中國的藏南地區超過12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存在爭議，超過9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印度實際占領。藏南谷地擁有巨大資源，是一個能夠養活700萬人的地區。印度是達賴喇嘛的流亡地。因此，與中印關繫緊密相連的是西藏問題。   
  在21世紀的亞洲範圍內，中國面臨的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很可能是印度而不是日本。無論從經濟角度還是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判斷，中印兩國的友好對兩個民族以及亞洲都有好處。但是，在印度國內，是存在着一股反華的勢力的，對此，中國需要做出應有的警惕。美國國會研究服務局發表的“發展中國家常規武器交易”報告數據稱，1999年至2006年間，印度是發展中國家當中最大的武器購買國，武器採購合約總值224億美元。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國，而巴基斯坦則排在第七位，武器採購合約總值109億美元。在2009年，印度國大黨在大選中出乎意料的獲得了壓倒性勝利，與其領導的聯合進步聯盟贏得了議會近半數席位，這使得印度的新政府得以擺脫反對黨的掣肘，集中精力來實施國防現代化，而其中一項主要內容就是在2007年至2012年間斥資500億美元打造一支能夠具備隨時打擊巴基斯坦，並對中國造成長期威懾的現代化打擊部隊。而且，印度在1998年就進行了核試驗，因此印度是一個有核國家。但是，印度的核試驗在當時和之後並沒有像朝鮮一樣，都沒有引起西方國家的強烈的批評和制裁。
   中國需要同西部鄰邦印度友好相處。但是，由於是鄰國，其矛盾也就更複雜和不易調和。從整體上說，中國對印度仍然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兩國間需要加深交往。
    中國和印度的人口家起來超過24億，站到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此龐大的人口理應成為世界發展的原動力。但是，發展根本上取決於一個國家內部的制度與文化因素。
    印度吸引外資的規模增長的十分快速。印度在經濟上、軍事上和科技上，都將作為亞洲範圍內最有競爭力的國家與中國相抗衡。 中國很難從周邊國家中找到真正的朋友。從北部而言，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直接支持了外蒙古的獨立，其目的就是防止強大起來的中國對蘇聯構成威脅。
    4、中國與日本：亞洲的日本、韓國是美國陣營的經濟發達的亞洲國家。但是，在許多歷史與現實問題方面，兩國也存在着深厚的矛盾。日本、韓國在美國核保護之下，其國內對於自主開發核武器存在較大爭議。但越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卻不受此約束。
    日本是亞洲的最強國。從東部看，日本是一個同美國聯繫最緊密的強國。
歷史上，亞洲就不是一個易於團結的大洲。而且，亞洲是一個在經濟上發展極不平衡的大洲。同時，在社會制度上的差異也極其複雜多樣。亞洲是一個沒有能力樹立起領袖的大洲。中國還無法真正承當和扮演亞洲領袖的角色。東方人的仇恨心理和嫉妒心理傳統而固執，不能夠輕易得到改變。
   中國需要以全新的態度看待國際形勢的變化和人類的未來。固然，中國不可自廢武功，中國不可能不需要一個強大的國防力量，但是，中國必須清楚的認識到，強大的軍事力量是建立在強大的經濟基礎和高超的智力基礎上的。
   中國在21世紀的發展任務是，通過21世紀百年的時間，把中華民族社會建設成為一個文化、科技強國。一般說來，現有點理論都從狹隘的範疇上理解文化。但是，文化是一個與社會並行的概念，人類的社會存在無不是文化運動的結果。文化的核心是文明，文化從大的系統分類上說，一是生產力的文明；二是精神素質的文明。
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不利於中國的發展與進步。中國的進步需要廣闊的國際主義視野。而狹隘的民族主義則是傳統的閉關鎖國和夜郎自大的心態的表現。當然，這個房子需要的國際主義同毛澤東所說的國際主義有着本質的差別。
   中國是亞洲最大的國家，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由於亞洲的歷史背景和現實特點所決定，亞洲各國仍然不是一個團結的大陸。中國要想成為世界強國並且分擔世界領袖的責任，就首先需要在亞洲扮演領袖的角色。
   中國在成為世界領袖的地位方面，還要走很長的路。中國必須首先成為亞洲的領袖，由於亞洲各國的不同團結性，由於20世紀歷史原因。
  亞洲是地球上的具有悠久歷史文明的古老的大洲。但是，自近代以來，亞洲整體上的發展落後於歐洲。並且，亞洲本身始終是以個不團結的大洲。在亞洲各國中，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強國，但是，日本自19世紀末葉以來在亞洲扮演着侵略者的角色，日本在20世紀裡對亞洲國家的侵略，使得許多國家深受其害，以中國尤甚。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的台灣地區，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和地區。中國需要向這些國家和地區學習和借鑑。
  在21世紀，中國大陸必須成為一個具有成功的建設與發展經驗的國家。
   亞洲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已經包括中國、印度、朝鮮，如果越南再成為擁核國家的話，亞洲的經濟強國日本、韓國也可能被迫進行核武器研製。這種情況會加劇亞洲的戰爭風險。亞洲是否真的具有美好的未來？這個問題實在堪憂。亞洲各國在短期內很難團結的想歐洲一樣，而四分五裂的亞洲構成世界的不穩定局面，也對人類21世紀的看期未來造成極大的不確定性。
   中國在亞洲的地位和影響力將主要的來自於經濟實力的強大。
   人類發展的動能在亞洲，戰爭的導火索也可能在亞洲。亞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洲，中國和印度兩國的人口加起來，已經達24億，站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強。顯然，一個富強、繁榮的亞洲，是全人類的福祉之所在。但是，人類目前的進化水平還沒有達到徹底超越武力、戰爭的程度。
   從21世紀初的亞洲政治和社會生態看，亞洲是一個地區衝突和局部戰爭不斷的國家。因此，亞洲仍然可能是人類在21世紀的大問題。朝鮮半島的韓朝對立、印巴衝突、中東問題等等，都有可能招致全球性災難。中國應該充當亞洲各國團結的推動力量，並且成為亞洲和平發展的楷模。但是，中國社會內部存在的問題也相當嚴重，從政治說，通過共產黨60年代執政歷程，共產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關係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因此，中國大陸社會保險完成一次政治形態的平穩轉型，如若不然，政治動盪會給中國帶來災難般的後果。
  中國在21世紀百年裡的發展進行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內部局面。這是毫無疑問的。這要求中國領導人在處理國際關係問題時，既要站在國際主流社會的立場上，但又不喪失獨立自主的原則。國內最棘手的問題是政治改革問題，不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21世紀的發展將受到阻礙，而進行政治改革，中國國內的政治格局將將發生實質性的變化，而這又是共產黨所不願接受的結果。
  亞洲的複雜性不僅來自它的歷史，而且來自於它的現實發展性。發展變化為亞洲各國帶來好處，同時也增加未來的不確定性。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亞洲的一些小國仍然試圖在經濟停滯不前的狀態下擁有核武器。因此，亞洲的問題不是源自於它的發展性，恰恰來自於它的社會停滯和落後性。
   亞洲的許多國家受到佛教的深刻影響，而西亞國家多是伊斯蘭國家。兩大宗教起源於亞洲，但是，宗教在歷史上並沒有能夠成為亞洲個民族聚居進步的推動力量。亞洲各國現在仍然對宗教持有不同的看法。
   宗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及其複雜和細緻入微。很難用簡短的論述描繪出宗教在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狀況。
   亞洲的發展需要進行各國聯合起來的宗教改革。而對於中國，則是需要把傳統儒學的思想與價值觀念轉化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原則。中國的文化轉型的任務繁重而頭緒眾多。關鍵的則是改變中國社會的政治制度與權力文化。如此，才能夠形成中華民族在文化上的影響力。並且重新 中華文化對亞洲國家的影響力。
   中國與亞洲關係是複雜的。可能的情況是，中國確立在亞洲的領袖地位甚至比建立在世界範圍內的威信更難。因為亞洲是一個最不具備團結素質的大洲。它不具備統一的宗教精神，也不具備善於團結的政治心理。但是，無論如何，中國的發展都首先是對亞洲發展的貢獻。
   中國在成為全球經濟強國之前，首先成為一個世界軍事強國的可能性不大。一方面，軍事力量直接來自於強大的經濟支撐；另一方面，1991年蘇聯解體後的國際形勢不允許中國首先發展軍事力量。
    世界上兩大宗教起源於亞洲——佛教與伊斯蘭教。中國雖然在晉代就開始受到佛教的傳入，並且受到三大宗教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中國卻是一個沒有宗教傳統的國家。中國自身文化中的百家爭鳴，本身都不具有宗教的性質。中華民族是現實主義的民族。如果從宗教意義上概括的話，屬於拜權力教和拜金錢教的低俗的意識。
    中國自身的發展必須具有特殊的亞洲戰略。

（三）、中國與歐洲

  對於歐洲來來，古希臘文化和基督教是歐洲精神的兩個最重要的源頭。歷史上，歐洲與亞洲走過的道路存在十分巨大的不同。
   亞洲與歐洲走過的是完全不同的歷史，尤其是17世紀工業革命 以來，亞洲和歐洲在整體上的歷史道路是不同的。亞洲在物質生產力方面處於落後的地位，中國在1840年鴉片戰爭尤其是洋務運動後，從普遍的社會心理上開始向西方國家學習。
  亞洲的宗教以佛教為主，但是，事實上，亞洲是一個沒有統一的宗教傳統的國家。佛教起源於印度，對中國的影響巨大。但是，中國文化始終如一的以儒家學說為主流，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歐洲則是一個具有統一的宗教傳統的大洲，以基督教為主。《聖經》是基督教的教旨。宗教與科學的關係是以個需要單獨研究的問題。
  事實上，不僅在19世紀中後期，在20世紀的百年裡，中國都是處於向西方學習的心態進行自身社會建設道路的尋找中。20世紀的兩大政黨——國民黨與共產黨，在關於中國建設方法與發展道路方面，一個接受資本主義制度體系，一個接受馬克思主義主張的共產主義，伊前蘇聯唯自己學習的模式。
  歐洲的聯盟並不是從20世紀開始的，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以後，歐洲各國就致力於組成一個建立世界基督教國家共同體的同盟。所有的國家都被邀請加入這個同盟，只要它宣稱信奉基督教，而不論它們在以前的戰爭中扮演過什麼樣的角色。這個同盟最後儘管土崩瓦解，但是它穩定了歐洲並且建立了具有長期利益的共同安全體系。這就是19世紀的“神聖同盟”。
   1815年9月26日，在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的倡議下，俄、奧、普三國君主宣布成立“神聖同盟”。同盟議定書規定：參加同盟的國家要以基督教教義作為他們行動的唯一準則：“根據聖經訓示，一切人要彼此以兄弟之情相待的教導，三位締約君主將一致以一種真誠的不可分的手足之情互相聯繫，並彼此視同為一國同胞，無論何時何地，均將互相救援”；“他們將根據同樣的友愛精神引導臣民和軍隊保衛宗教、和平和正義”。“神聖同盟”提出的所謂原則並非是各國遵守一定義務的列強協定，但它所表現的強烈的君主主義和教權主義思想，在當時的國際社會仍具有重要影響。1820年代，神聖同盟先後鎮壓了意大利革命和西班牙革命，還曾企圖干涉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後因歐洲革命蓬勃發展，1822年後名存實亡。在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和1848年歐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衝擊下，同盟瓦解。
   事實上，神聖同盟是旨在維護基督教的鬆散的國家聯合體。
   1848年是馬克思主義在歐洲誕生的時代。當共產主義運動在歐洲形成一種社會勢力後，這種政治力量需要自己的組織與綱領。馬克思主義應共產主義運動需要而生。在《共產黨宣言》中的開篇，馬克思恩格斯說道：“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為驅除這個幽靈而結成了神聖同盟。”當馬克思主義在歐洲誕生後，立即成為歐洲工人階級從事社會運動的理論武器。在馬克思的時代，是資本主義成長過程中社會矛盾最激烈的一個時代。主要體現為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勞工衝突、糾紛和矛盾。馬克思把這種現象叫做“階級鬥爭”，並且把階級鬥爭的概念引入到全部人類老師中，認為人類的有階級產生以來的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
   馬克思主義在19世紀40年代歐洲產生後，其影響迅速超越歐洲的範圍。她加劇了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矛盾對抗，並且在世界觀方面給予共產主義實踐以力量指導。終於，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以及尋找不同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力量，在馬克思去世後，通過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宣布在世界上建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用實踐打破了馬克思社會主義不可能首先在一個實現的判斷，最重要的是，由此構成了幾乎貫穿整個20世紀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和冷戰。
   當然，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造就了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運動興起，不如說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馬克思的時代，形成了其社會內部勞動階級與資本家階級的尖銳的社會對立。這種社會矛盾被馬克思主義理論最完整的描繪出來，並且致力於從理論上探討解決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矛盾的方法。馬克思認為公有制是改變社會生產關係的途徑，因此，他把本來存在的社會主義科學化和系統化，並且現實化為一種行動的指南。
   中國為什麼在20世紀初的辛亥革命後沒有真正選擇資本主義制度，首先基於中國社會內部的經濟結構和政治基礎。同時，資本主義的不公平以及社會矛盾也反映到國內的政治力量中。
   馬克思主義對中國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發生了深刻的影響。直到現在的21世紀初，我們仍然要說，中國社會的現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來自於共產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實踐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這個當成了於1921年7月的上海。從1921年7月到1949年10月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數共產黨人歷經了28年艱苦卓絕的奮鬥和流血犧牲。
   到20世紀後期，在1945年人類二戰後，歐洲同盟轉變了形式和內容。到1999年，在新的同盟下，歐元誕生。從國際關係上說，歐盟同美國的關係密切，而且都屬於基督教國家。雖然不能說美國能夠領導歐盟，但是，在美國與歐盟之間，存在着許多相同點。
  在1945年人類20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在1991年代開始成為一個團結的大陸。並且，於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歐元在歐盟各成員國範圍內正式發行，它是一種具有獨立性和法定貨幣地位的超國家性質的貨幣，歐盟根據《馬斯特里赫條約》規定，歐元已於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起正式流通。 目前歐洲貨幣局發布的歐元草樣有７張，面值分別為５歐元（灰色）、１０歐元（紅色）、２０歐元（藍色）、５０歐元（桔黃色）、１００歐元（綠色）、２００歐元（黃色）和５００歐元（紫紅色）。票面由窗戶、大門和橋梁三個基本建築要素構成，分別代表歐盟之間的開放、合作與溝通精神。
   從宏觀歷史的角度看，歐洲在發展方面超越中國的時代起自13世紀末葉。在時間上說，從宋代以後，歐洲通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使得自己在社會發展方面調整了方向，走上了正確的道路。
   世界範圍內，在中國的南宋王朝滅亡之時，幾乎與起自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同時。 中國人不僅沒有能夠在文學藝術方面、而且沒有能夠在思想理論方面，進行一場內源式的創新。而在政治制度方面，更是止步不前。對國家政權的爭奪一如既往的應用戰爭的方式解決。
  以南宋滅亡的1279年看，大致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開始時間相對應。文藝復興時期始於13世紀末期的意大利，大致是指涉歐洲從中世紀到近代之間所經歷的這四百多年時間。牛津大學的第一所學院成立於1264年，到1400年間，歐洲境內便有超過五十所大學。到了1500年代，歐洲國家已經在許多重要科技上領先世界。歐洲人透過對世界的探索、尋找貿易路線、新教徒的宗教改革和歐洲本身不斷的政治競爭等釋放活力，也讓這個區域在幾個世紀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宗教改革發生於1517年的德國。當時的德國仍處於分裂狀態，1517年10月，教皇利奧十世（1513—1521年在位）以封建羅馬聖彼得教堂為名，派特使到德國兜售贖罪券，聲稱：“只要購買贖罪券的錢一敲響錢櫃，罪人的靈魂就可以從煉獄進入天堂。”同年年10月31日，神學家馬丁•路德（1483 —46）在維登堡萬聖教堂的大門上貼出《關於贖罪券效能的辯論》（即九十五條論綱）。在《論綱》中，路德否認教皇擁有赦免任何罪惡的權力，指出：“任何基督徒，只要他能真誠地仟悔，將獲得完全解除罪孽，無須乎赦罪券。”《論綱》雖然並未完全否定教皇和教廷，甚至也未完全否定教皇的其他權力，但由於它表達了人們積壓已久的不滿情緒，因而得到迅速傳播，並成為德國各界反對羅馬教廷的共同綱領。     
   1519年6—7月間，路德與當時著名的神學家艾克在萊比錫舉行辯論。在辯論中，路德公開指出，教皇不是上帝的代表，宗教會議的決議也可能錯誤，從而否定了教皇和宗教會議的無上權威。從這時起，德國的宗教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次年6月，教皇發布開除路德教籍的上通，宣布路德學說為“異端”，並下令焚毀路德的著作。10月10日，上諭在德國公布。但這反而促使路德進一步與教廷決裂。同年8－10月間，路德先後發表了被稱為宗教改革三大論著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書》、《教會的巴比倫之囚》、《基督徒的自由》，猛烈抨擊羅馬教皇和教廷的統治，全面闡發了他的宗教、政治學說。12月10日，路德當眾燒毀了教皇的上諭和大量教會法典。
   革命動爆發不久，在瑞士等地也先後開展了宗教改革。1519年，慈溫黎（1484～1531）在瑞士蘇黎世倡議禁止贖罪券。1522年，他發表《六十七條論綱》，系統闡述了關於改革教會的主張。1536年，加爾文（1509～1964）發表《基督教原理》，系統闡發了關於改革教義、教儀和教會的激進主張。1541年9月，他成為瑞士日內瓦的政治、宗教領袖。在他的領導下，日內瓦逐漸成為以加爾文教義為指導思想的政教合一的共和國。
宗教改革的直接結果是，從天主教內部分裂出了新教。但是，就其產生的廣泛結果看，宗教改革事實上是一場社會變革運動，它進一步引發了西歐政治、社會、文化和教育的全面變革。
   而在中國，從宋代起，程朱理學的興起與巫術的系統化，卻成為漢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拐點。最後被西方甩在後面的原因。歷史地說，中國這個沒有宗教思想傳統的國家本來是一種優勢，然而，當政治權力完全控制社會思想後，反而成為一種劣勢。
   1776年，美國擺脫英國的殖民地而獨立。1787年《美國憲法》制定，從那時起，美國在工業、軍事方面的地位逐步超越歐洲。在20世紀初，已經客觀上成為世界上的領袖國家。
21世紀新文明是由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七國集團而引發？還是由後發的以中國為代表的第三世界國家而引發？這在21世紀的前半葉才能夠見分曉。大致需要30年左右的時間來證明。在這個問題的看法上，對於中國的態度可能存在的分歧最大。有益點可以肯定，中國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走上世界舞台的領袖的位置。不僅因為文化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因為政治、經濟、軍事、技術等許多方面的原因。中國在經濟形態的超越以及技術發明方面，已經有了自1840年以來的對西方的學習、接受的歷程。但是，在政治權力的進步方面卻十分有限。
中國人不存在普遍的宗教情懷，而且高尚的以追求科學真理和社會公平的理念也不普遍存在。

（四）、中國外交政策的宏觀戰略：

   統而言之，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必須面對內政和外交兩條不同的戰線。良好而穩定的內政是在外交上贏得主動性與尊嚴的基礎。對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分析，其最終的落腳點是提出中國在21世紀的外交原則與政策方向。對外平等求和、對內民主求穩將是中國21世紀外交的主調，並且在策略上採取“遠和近爭”的方式。遠和要以文明訴求為基礎、近爭建立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
    中國在外交上的勝利取決於國內建設與發展的成就。歷史上，在太平洋西岸、喜馬拉雅山以東、蒙古大草原以南和南海以北的幅員遼闊的土地上，起源於不同部落的勢力組成國許多個小國，在有記載的歷史中，從春秋戰國起，各個小國之間的相互戰爭、征伐不斷並且十分普遍。最後才於公元前221年形成了統一的專制帝國——秦。即使如此，地處中原的以漢族為主體的王朝與周邊的外族力量主要是來自西部與北部的外族間的軍事衝突和戰爭也不斷。中國的外交在1840年前，幾乎沒有跨出國亞洲的範圍。
  在20世紀，中國的北臨俄羅斯發生了十月革命後，中國走上了一條靠近蘇聯的外交線路，並且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因此，21世紀中國國內的局面始終處於外部力量複雜的影響下。20世紀中國外交曲折而挫折重重。在20世紀裡，《孫中山對外方略》從反霸維和的外交、利用外資進行國家經濟建設、實施對外開放、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聯合亞洲國家抵禦西方列強的大亞洲主義、對“黃禍論”的批判、支持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依靠海外華僑支援國內革命的統戰和“以俄為師”建立新型革命軍隊九個方面，系統、全面地介紹了孫中山先生的對外戰略。
  我們討論中國的外交政策時，我們先把國內社會的狀況放在一邊。我們假定：中國大陸社會在經濟和政治的主要方面是穩定的、健康的和積極發展的。因為只有國內的安定局面才能夠保證中國在外交方面取得成就。人類文明在21世紀的趨同性，應該是中國把握外交政策的基礎價值取向。外交最需要良好的內政做支持，沒有國內的正常發展，便不可能獲得有尊嚴的外交。然而，由於制度設計的問題，中國的國內情況卻給外交帶來許多變數。中國與美國不同，現實的全球金融危機又一次證明，美國是一個具備良好的制度體系去解決國內一切社會問題的國家。在其自2007年的金融危機中，美國國內沒有發生像20世紀上半葉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景——罷工、遊行、示威、抗議等街頭運動。美國國內是安定的，顯然，文明不能再用過去的思維看待資本主義。
  中國在21世紀的外交原則應該是：1、貫徹全人類追求與實現文明的理念。最大限度地爭取中國在人類道義上的認同，並且把文明與幸福的理念貫徹到外交活動的價值體系中。並且，把外交活動中維護國家利益與世界文明的發展方向統一起來。2、推動並且執行世界上大國競爭的文明化，以經濟、技術、科學、知識與優秀價值體係為主要方式的競爭，而主張消弱把軍事對抗的方式進行競爭。3、推動大國間的合作與交流，在和平的條件下共同推動世界範圍內小國的經濟建設和進步。這是21世紀國與過關係中的一個特點，在21世紀初，世界上許多小國和弱國表現出來的局面是政治部穩定、價值體系偏離人類主流和文明尺度，比如洪都拉斯的政變、朝鮮和伊朗的核問題等，都需要大國之間聯手，在聯合國範圍內得到解決。4、中國外交已經走向以種開放的局面。中國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與以美國為首領的西方七國集團建立長期穩固的戰略合作關係。並且在保護環境、氣候以及消除國際範圍內的有組織的恐怖主義勢力、國家不文明行為方面做出中國的貢獻和努力。
   中國堅定地站在人類道義的立場上發言，中國堅定地維護國家利益為外交活動的出發點。從而提升中華民族的文明形象。
   外交活動必須站在人間正道和價值真理的立場上發出自己國家的聲音，其目的是謀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世界上大國間解決利益衝突的方式會是協商、談判、妥協、溝通、讓步等，基本的途徑與方法會沿着經濟的、技術性的路徑解決問題，而不會盲目的採取軍事的方式。主要的大國————美國、俄羅斯、中國等國之間，不存在爆發戰爭的現實性。
    從21世紀初國際關係表現出來的情況看，有如下兩個具體的問題需要解決：1、小國的軍事活動與發展核武器的舉措會不會誘發世界大戰？朝鮮和伊朗核問題；2、聯合國能不能制止小國內部的社會政治動亂。2009年6月28日，洪都拉斯發生軍事政變，總統塞拉亞被軍方扣押，其後流亡。       
   中國國內有一個“反美派”，是基於陳舊而落後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抗的思維，是美帝國主義的宣傳下形成的認識。在起自2007年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中，我們看到的美國國內的情況，完全不同與我們傳統教科書中和列寧筆下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的論述。這說明，通過全球信息化，美國社會已經達到了以個相對穩定的狀態。從20世紀80世紀以來，美國出現了一批叫做未來學家的思想家，比如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他們把美國社會叫做“後工業社會”或者“信息社會”。就美國政治而言，在2008年大選中，年僅47歲的奧巴馬當選總統，他上任便開始尋求與伊斯蘭世界改善關係，並且與俄羅斯改善關係。2009年6月4日，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6月4日在埃及開羅大學發表講話，闡明美國致力於尋求與穆斯林國家關係的新開端。他在演講中說——我來到這裡是要在美國和穆斯林世界之間尋求一種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為基點的新開端──基於美國和伊斯蘭教並不相互排斥、不必相互競爭的真情。不僅如此，它們相互重合，擁有一些共同原則──公正與進步的原則；容忍與全人類都有尊嚴的原則。並且說道——毋庸置疑：伊斯蘭是美國的一部分。我認為美國自身堅信這樣一個真理：我們大家，無論種族、宗教或生活地位，都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平安全地生活；受教育和有尊嚴地工作；熱愛我們的家庭、我們的社區、我們的神主。這些是我們共享的東西。它是全人類的希望。
   美國正在尋求同伊斯蘭國家的和解。並且做出了具體的努力。2009年7月6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俄羅斯，俄美兩國簽署文件同意削減戰略核武器，並且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交流。奧巴馬在演講中說：“在20世紀流行這樣一種觀念，認為美國與俄羅斯命中注定就是死對頭，認為俄羅斯應該通過與美國對抗從而贏得自信，認為我們兩國肯定要相互爭奪勢力範圍，認為大國間為了達到勢力均衡必須競爭。我們雙方都不認同這樣的觀念，在2009年兩國就沒有相互示強。”
   據美國自己的的研究報告認為，至少在2015年以前，美國的世界領袖地位不會動搖。在發生全球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對美國地位的認識當然需要重新審視。全球金融危機將如何影響美國的世界領袖地位問題，是一個有待觀察到問題。
   1993年夏，薩繆爾•亨廷頓在美國《外交》雜誌上發表了題為《文明衝突？》的文章，引起國際學術界普遍關注和爭論。作者認為，冷戰後，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但是，無論從哲學與中國的實現發展需要出發，我們都不可能認同美國思想家的“文明的衝突”的理念，21世紀將是人類走向文明認同的世紀，相對於人類生活而言，文明的實質是相同的，因此，文明的交融與趨同將是21世紀國際社會運動的基本方向。
   1991年冷戰結束和2007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是影響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事件。在意識形態上找到與美國價值相抗衡、相溝通的價值體系和國際話語系統。不要認為國家間的政治制度不同，就會在意識形態方面相牴觸、對立和衝突。完全可以不是這樣。中國在國際關係中，尤其是在同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交往中，使用文明、幸福、真理、正義這樣的概念，同美國的自由、民主等概念相交流、相融和。
   意識形態將不應成為中國與西方發達工業國交流的障礙。中國在意識形態方面事實上一直處於劣勢的狀態下。必須儘快的、有效的改變着種狀態，中國外交才能夠走脫被動。
   只有在同比中國發動國家的交往中，才能夠逐步作到從整體上超越發達國家。在21世紀，中國的外交戰略是同美國在合作中的趕超過程。在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合作過程中超越西方，這才是中國人應該具備的外交智慧。與強國合作超越促使自己發展為強國，這是中國外交的基本方向和正確選擇。
   中國的反霸權和永遠不稱霸的外交思想本身就存在問題。一方面，這種思維是建立在冷戰關係的前途下；另一方面，不是從一個國家發展的內部邏輯出發對待外交關係。因此，外交思維需要從反霸權和不稱霸的思維轉移到更加務實的利益關係分析上來、轉移到國家活動的文明標準上來。
   在21世紀，大國間的合作解決小國的國家制度、國內民生、以及國家行為的過激問題，應該是一個方向。處理這樣的問題，需要在聯合國的範圍內通過協商達成一致的目標。比如2009年7月發生的洪都拉斯的國內正變問題，以及朝鮮核武器、伊朗核武器問題，
   大國有責任促成小國走上發展經濟、改善國內民生問題的道路，也有責任幫助小國實現國內的政治穩定。不應一味的以不干涉內政為由而拒絕人類文明的價值。
   中國與美國和西方國家在環境保護、核不擴散、反對國際恐怖主義、反對國際性走私販毒、在保護世界生態，維護世界局勢的和平與穩定方面，又有重大的共同利益。2009年7月27—28日，首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華盛頓進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特別代表、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國務委員戴秉國與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特別代表、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和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共同主持了為期兩天的對話。通過對話，中美雙方就事關兩國關係發展的戰略性、長期性、全局性問題坦誠深入地交換了意見。雙方認為，對話機製作為獨特的論壇，有助於雙方加深了解、擴大共識、減少分歧、增進互信、促進合作，有助於雙方在解決全球金融危機、地區安全關切、全球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等共同挑戰方面進行合作。這一機制體現了中美關係30年來的成果，表明雙方正共同致力於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關係。
  當然，中國走上世界領袖的地位還十分遙遠，但是，這並不是說在中國還沒有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之前，就不能夠以一個大國的姿態參與世界外交舞台。恰恰在於，在21世紀初，必須讓發動個就聽到中國的聲音、了解中國的立場。
   總之,中國要想成為強國，就必須學會與強國做朋友。從而使得自己的國家富強起來。因此，在21世紀，中國在外交政策的選擇方面，需要在與美國的合作中超越美國，這包括在意識形態方面用文明的理念達到同美國宣揚的自由、民主相同的和異曲同工的效果，在科學成果與制度設計方面採取借鑑、學習和複製，而不僅僅是學習美國的經濟體制。
  中國外交的成就，將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在處理與實踐各國的關繫上，站在人類道義和精神文明的最高峰上提出外交立場；二是國內社會的穩定和諧的持續發展。兩個條件缺一不可。
   中國要想在聯合國發揮更大的話語權和主動性，那麼，就需要制定和提出關係世界局勢的一整套的觀點與解決國際關係問題的方法。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合作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彌合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區，目前看變得可能。
   最後，我要說，中國的問題將不是存在於外交方面，而是來自於內政方面。中國這樣的一個有着13億人口的國家，政治穩定是國內生活的必需。而自2008年表現出來的許多社會現象看，中國國內的政治安定正在經受着嚴峻的挑戰。這需要中國共產黨必須首先為自己的國家找到走向未來的一個平穩的入口。
   即使在21世紀裡，國家也還不會立即消亡，但是，由於信息化和全球化，世界上的一切國家都存在在一種對外界幾乎完全透明的狀態下，這正是人類文明走向最種的一致性的條件。主權觀念讓位於人權第一的觀念，不僅是一種趨勢而且是以種現實。因此，中國作為大國的外交，也必須適應這種趨勢而不是牴觸這種趨勢。人權、人道、人文，這一切概念必須深入到國家內政外交的方方面面。
   
三、21世紀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

  歷史上，中國社會存在是以星羅棋布的自然村莊為基礎的。自然村莊的形成基礎是周邊必須具備肥沃的可耕種的土地和水源。只有具備了這兩個條件，各個彼此獨立的家庭便聚集而居，由此組成一個村莊。村莊的周圍是土地，居住其上的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復始地耕作，他們的勞動從來不會打規模地破壞周圍的自然環境。
   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與文化中，幾乎沒有市場的概念和邏輯。直到現在，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缺乏自由的、公平的交換規則的國家。
   對於21世紀中國的建設與發展來說，可以設定兩個前提：一是21世紀的百年不發生毀滅性的自然災害；二是這百年也不發生毀滅性的人類戰爭。但是，在21世紀，戰爭的可能性確實存在，而且，21世紀的人類戰爭形態將是一種不同於以往人類歷史的常規戰爭。人類自己的製造物——核武器已經具備了毀滅地球的能量。人類在生存過程中來自自身的威脅比任何時期都大。
   必須認識到，中國發展的國際環境並不比20世紀的國際環境更加優越。但是，在21世紀，中國發展註定是以社會的自我創新為中心的世紀，包括科學技術與社會政治制度的發明。而且，符合社會進步需要的政治制度方面，是比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內部改革更重要的任務。從21世紀初表現出來的社會現象判斷，中華民族如果不進行一次偉大的政治制度發明和飛躍，中國社會的長期穩定的發展就是不可期待的。
   在20世紀裡，由於傳統的社會結構從經濟到政治領域的全面崩潰，在外族入侵和內部戰爭的雙重力量作用下，中國的發展和文明進步受到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我們需要從20世紀歷史中學習並且採取正確的態度。
      20世紀中國歷史表現為一個破壞性、暴力性的世紀。由於特殊的國際環境和國內條件，經濟基礎發展的停滯使得我們的民族國家在政治與文化的方面也都沒有能夠實現具備文明性質的轉型。尤其是在制度方面，沒有能夠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公權力的形成方式，同時在文化方面，我們的民族沒有能夠很好的落實20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社會目標。而且，20世紀後半葉開始的社會主義實踐由於共產黨領袖在世界觀的方面錯誤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以及中國封建文化的傳統慣性，加之對於傳統文化的強烈的破壞力，社會主義實踐在毛澤東時代實際上陷入了一個政治運動的泥潭。而作為糾正政治運動錯誤的經濟改革和社會開放時期，整個社會過渡沉溺於對於貨幣的追求和物質財富的享受而忽視了人類生活的實質要義。改革開放時期中華民族仍然沒有完成自己國家的文化轉型的使命。對於西方歷史發展的邏輯，我們往往進行簡單的理解，僅僅看到西方物質文明的表象，而沒有深入理解產生西方物質文明的實質，這就是從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以來在西方許許多多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科學家引導下所奠定的民族精神素質和品格。而由於我國社會的落後的傳統和習慣勢力，奠定中華民族的文明品質的任務仍然需要從頭做起。
   21世紀中國的發展必將對世界帶來錯綜複雜的影響。歷史上，就漢民族本身來說，從來就不是一個具有侵略傾向的民族，但是，這個民族的內部卻常常四分五裂。歷史地看，漢民族不算一個具有博大的精神品質和遠大眼光的民族。黃土地從來就是我們民族生存的基礎，東部漫長的海岸線和西部的崇山峻岭把漢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封閉起來，而從北到南的一望無際的東北平原、華北平原和長江中下游平原的良田沃土，使得生活在其上的人民一般都能夠豐衣足食。但是，在這樣一個民族國家內部的社會生活，卻缺乏科學的品格、民主的素養和公平的制度。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社會的產業分工從來沒有發生過質變。直到現在，農民依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的組成部分。
   就世界範圍內人類社會的發展狀況來看，發生在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是人類生活的一個分水嶺。之後，人類生活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華民族的社會生活就被全球化的浪潮發生錯縱複雜的影響。把中國和世界聯繫起來的不僅是商品貿易，而且是鋪天蓋地的高科技產品和信息，從而引導我們的民族發生一系列價值觀念的改變。而對於中國國內的發展階段來說，1978—2008年3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是一個分水嶺。改革開放已經幫助中國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並且改變了20世紀國際關係的模式和格局，同時，改革開放也使得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同世界經濟和國際社會聯繫在一起。
    改革開放除了體現為一種社會政策，還包括兩個方面：改革是相當於內部社會生活的，開發是相對於國際關係的。改革開放時期使得中華民族認識到了必須首先在物資財富方面富裕起來，才能夠生活的幸福。“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是，我們仍然還沒有能夠從人類文明發展的根本需要出發組織起我們的社會。我們仍然認為經濟建設是一個根本任務，但是，經濟僅僅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一個方面。
  由於20世紀中國極其特殊的歷史經歷，形成了21世紀初的社會狀況。在形成21世紀初特殊的社會局面，各種社會歷史因素都發揮了作用。傳統的農業和工業以及高科技經濟並存，農村社會依然是中國發展的落後的經濟基礎。
  現時代中國處在一個整體性的綜合發展階段。星羅棋布的農村社會以及廣泛的小農經濟基礎是我國發展的歷史負擔，也是一個現實的起點。社會生活的差別同分工的差別一樣巨大。小農經濟與信息產業並存，工業經濟與高科技產品並存，大眾文化娛樂興起與消費觀念的徹底變化，等等。各種產業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最終會達到一定的高度，並且發生質變，把中國社會的物質基礎全面翻新。這個過程取決於農村社會的發展速度和規模，估計應該在21世紀的前30年內完成。
   在21世紀上半葉，我國農村社會的建設與發展是整個國家發展戰略的主戰場。農業勞動力向城市社會的轉化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發生，農村社會的發展必須走一條村鎮之間聯合的道路，各級政府對於農村發展的規劃能力和組織能力起着關鍵性的和主導性的作用。農村社會的文明發展首先需要把基礎設施全面翻新，包括能源、交通、通信等，同樣，在教育、醫療衛生、文化事業等方面不可偏廢。農業生產的效能與質量的提高有賴於農業科學的進步。村鎮的聯合發展將誕生一大批中小城市。
   提高對於農村社會建設和發展的規劃能力和組織能力。是共產黨和各級政府的任務。經過1980年代以來的農村激變，我國農村社會必須走上一條許多經濟發展之路。已經具備向城市社會形態轉化的基本條件。但是，任何一個單獨的村鎮都沒有能力完成這樣的任務，必須在政府的長遠規劃中走聯合發展的道路。強化縣級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農村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是把星羅棋布的農村組織起來的關鍵。星羅棋布的自然村莊面貌的改變和聯合需要政府的長遠規劃。對於中國農村社會的發展來說，最重要的是對於農村勞動力的組織，而不是缺乏資金等問題。
  中國的發展是對於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城市與鄉村的重新設計。
   漢民族自古以來就擁有許多治理國家的方略。從孔夫子到康有為再到20世紀的政黨領袖們，都為中國提出過偉大的社會理想。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現實美好的社會理想的方法和途徑是不斷改善我們同自然界的關係。
  國家是一個組織的工具，最重要的使命是把社會中的勞動力組織起來，從事於改造自然界的勞動創造中，並完成這樣的任務。因此，一個社會才需要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組織系統。一切國家機器都需要成為推動社會生活文明進步的工具。
  分工的不同以及人與人的天然的差別是客觀的存在。分工規律在中國社會呈現出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形態。工業經濟是資本主義對於人類生活的貢獻，但是，它是在國家內部的階級剝削和對外掠奪中實現的。
  中國的發展必須從社會發展的最長遠的角度規劃社會分工，並且從現在開始研究自己在世界經濟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和發展階段。
   就中國大陸社會內部來說，終結起自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事實上，我國社會通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事情，已經走向了一個全面的、整體性的、綜合性的發展階段，因此，我國的社會政策也必須及時地適應這個特點。而不是把政策的思維和發展的着眼點繼續停留在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期。
   計劃經濟時期並不像有些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一無是處。企圖用完全的類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手段完成中國大陸的經濟轉型，事實已經告訴我們是不可能的。我國的經濟改革，是站在計劃經濟為我們創造的分配製度和勞動組織基礎之上的。
   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的建設與發展，是全人類文明進步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不會自覺地認識到中國建設與發展的重要性，而且，解決和推動中國建設與發展的方法和力量也必須來自於內部，開發13億中國人的智慧是中國建設與發展最為重要的途徑。中國的建設與發展必須超越20世紀向其他國家的學習、模仿與探討的歷史狀況。因為，中國的建設與發展既不是簡單的“超英趕美”和照搬“老大哥”的模式，也不能繼續“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頭過河”。中國的建設與發展需要借鑑、比較與學習他國的經驗，同時，更需要總結、認識和回顧自己歷史的教訓。必須相信，中國是世界上擁有最豐富的智力資源的民族國家。只是在歷史上，我們過多的浪費了我們的智慧，才造成了我們歷史上的落後、閉塞和愚昧。中國的建設與發展沒有先例，最可靠的就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智慧以及根源於對自然運動和自身社會規律正確的認識和恰當的把握程度。中華民族的文明崛起也沒有一個先驗的導師，我們必須充分認識自己民族的文化的優點和缺點，從頭開始創造屬於自己民族的文明。
   21世紀百年中國註定是一個以產業革命為進步與發展的基本方法的世紀。勞動組織——企業在社會發展中處於核心的和基礎的位置。
   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仍然是一個沒有能夠進行充分的產業革命的國家。在21世紀初中國發展的靜態的起點上，中國的社會人口構成中的絕大多數仍然是農村人口，但是，社會財富與國民經濟的構成卻與她的人口比重正好相反。
   中國是一個獨特的民族國家，她聚農業社會、工業社會與科技信息社會為一體的複雜構成。
   21世紀發展必須以人類文明為主旨，是一個整體性、綜合性、全面性發展的世紀。
   
 四、中國與世界發展的方向
     
   當全世界人民為21世紀的到來的歡呼聲剛剛落幕不久，在2001年9月11日的美國，便發生了遭劫持的４架民航飛機而撞擊紐約世界貿易中心以及華盛頓附近的五角大樓的事件，自此以後，西方發達國家便籠罩在恐怖襲擊的陰影之下，到2005年7月7日，這是整個英國乃至世界都專注在八國集團的峰會與倫敦獲得2012年奧運會主辦權的時刻，英國首都倫敦的地鐵站和公交車在早晨交通高峰時段相繼發生四起爆炸，致使有52名人員死亡和至少千餘人受傷。除此之外，數十起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襲擊在世界範圍內接踵發生，其中包括2002年10月12日印度尼西亞旅遊勝地巴厘島系列爆炸、2003年5月16日摩洛哥經濟首都卡薩布蘭卡連續5起恐怖爆炸、2003年8月25日印度最大金融商業城市孟買2起炸彈爆炸、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首都馬德里4列旅客列車連環爆炸、2004年10月7日埃及旅遊勝地西奈半島兩個度假村接連3起爆炸，以及在這幾年間發生在俄羅斯、伊拉克等等地方的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從“9•11災難”的紐約到“7•7災難”的倫敦，這兩個在過去四個世紀裡先後的充當世界經濟中心的國家，在21世紀這個新千年的伊始，先後變成了全球性的恐怖襲擊的死難中心。發生在西方發達國家的恐怖襲擊事件的共同特點是自殺式襲擊，這種以自殺而殺人的方式的襲擊，已經對人類文明構成了實在的威脅和挑戰，而且，這種方式是不符合人類生存的公理的現象。當然，就現在來說，我們還不能根據這些事件的發生就判斷恐怖主義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在世界範圍內，人類需要解決的問題仍然是科學處理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國家內部的貧窮問題以及國家之間的和平相處的問題。
   在人類社會中，也許人類永遠無法杜絕個體犯罪，但是，人類必須杜絕有組織性的犯罪，並且同一切形式的組織犯罪作鬥爭。
   與此同時，在世界範圍內，關於中國的看法也彼此水火不容的對立着：一種觀點認為21世紀是中國世紀；另一種則認為中國行將崩潰。而且各自都從多個角度闡明了得出結論的理由。
   那麼，21世紀中國究竟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紀呢？顯然，歷史上中國從來沒有遇到過目前我們所經歷的這些社會變革。因此，也就需要對這些變革做出符合歷史發展邏輯的解釋，更需要我們在事情發生的過程中就充分認識和深刻把握住社會變革的實質、意義與結果。否則，中華民族就不能在世界範圍內的競爭中跟上其它國家的發展潮流和步伐。我希望通過對我們正在經歷的事件的認識，向讀者提供有關當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基本趨勢、大致輪廓和一般結果。固然，這需要對於時代生活的廣博的知識和全面的理解能力。更主要的，還需要運用一個科學的思維方法，它是帶領我們走進正確認識人類社會的最可靠的保證和永不生鏽的鑰匙，正確的理論結論是最需要科學思維方法的引導。否則，我們便不能分辨出隱藏於紛紜複雜的事物背後的本質。在這裡，需要聲明的是，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是馬克思為我們提供和闡明的唯物辯證法。我的結論是，通過20世紀60—70年代的科技革命及其成果在全世界各國的推廣應用。我認為人類社會歷史的腳步正在逐步或者已經邁出馬克思的思想視野。但是，他所運用的思維方法仍然是我們認識現實社會生活唯一的能夠師承的工具，是我們打開現實之門的唯一可靠的方法，我們的任務是揭示中國正在經歷的這場變革的基本趨勢和未來面貌。因此，沒有必要詳細複述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內容，通篇的論述所得出的結論都是試圖運用這一方法的結果。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並不是偶然地遇到目前的這個很難以使我們理解的時代。生活一下子豐富的使人摸不到頭腦，變革來的如此速度迅猛和範圍廣闊，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一切變革的發生尤其是社會變革本身又顯現的如此不協調和不平衡，中國的這場變革是以點帶面的，是擴散型的，它不需要激進的社會政策，因為任何激進的政策措施都有可能給社會的正常運行帶來消極的和不良的後果，但是，對於社會變革來說，肯定需要正確的政治力量的引導、推動和適應。傳統的生活方式一下子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方式，讓我們再也不能回到過去的模式中去。而且，過去的那一整套行為方式、價值觀念統統都已經過時，不能適應和幫助我們找到回答今天面對的問題答案，更不能向我們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和出路。確立起全新價值觀和精神素質，都需要我們站在時代生活的最高度，制定出超越現實生活的政策選擇。
   如果沒有在正確理論指導下的實踐，我們就會只能聽任寶貴的時間白白地流逝掉，就像中華民族自春秋戰國時期形成的農業文明幾千年沒有得到根本的變化一樣。因此，我們應該清楚，時間不會自行幫助我們解決任何社會發展的問題。相反，還只會積累越來越多的矛盾和阻礙進步的因素，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政策必須是正確的並且具備超前的預見性。 
  無疑，我們不僅面臨着一個如何正確對待人類過去歷史的問題，我們也面臨着一個如何正確對待生活的變革和進步的重大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的正確理解有助於我們產生出全新的世界觀，即毛澤東所說的“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對於整個社會及其社會建設的策略來講也是這樣，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沒有那個歷史上的時代像今天一樣如此需要對現實生活提出正確的認識和觀點。否則，舊的意識形態必將成為社會變革過程中的一個阻力。 
   顯然，僅僅看到變革還不夠，必須把握變革背後的真實的原因，把握變革的規律與方向。推動變革正確的進行和獲得健康的社會結果。可以說，人類歷史的每一時期都存在着變革，變革只是一種表象，理論的任務是通過變革去揭開它背後的本質。那麼，現時代社會變革的本質是什麼？依我看，最主要的三個基本方面應該包括：第一個方面，它是中國社會嶄新的運行規則和秩序的確立過程，因此這種變革的初期表現為原有的一切價值觀念和社會控制體系全面迅速崩潰，固然，由於中國社會的巨大的慣性和阻力，力量對比並沒有發生劇烈的衝突。可以認為，30年改革開放時期是中華民族社會商業文明的一個起點，而商業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的基礎；第二個方面：它是中國社會運行基礎形態的重新確立自身起點的過程，在這個起點上，首先表現出來的最清晰的事實是經濟的和對於物質財富的追求已經成為每個勞動者行為的核心和目的，單是這一點，就把傳統的中國社會生活價值原則顛倒了過來；第三個方面：勞動者的解放過程。解放是一個具有進步性和革命性的概念，改革開放是發生在中國社會中的一場偉大的勞動解放過程，不僅使中國人踏上了一個用自己的勞動獲得在經濟領域裡的解放，而且永久性的讓中國人懂得改善生活質量的因素是豐富多彩的商品和高質量的社會服務體系。通過目前的生活現實，我們就會發現，我們今天所自覺或不自覺地從事的實踐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文化、人格與個性，我們將完全不同於從前。另外，我們也不能從傳統的意義上來理解革命，把革命僅僅視為暴力性的，其實，我們應該把革命的品質看成為是任何一種文明形態的形成，看成為是人類對於物質生產力的創造和革新。就革命的本質意義而言，革命所代表的必然是人類一切文明的品格和進步的素質。
   處在如此紛亂和複雜的現時代，可以說，現時代是中國18—20 世紀300年歷史積累和沉淪的結果，從外部環境條件看，它則是20 世紀下半葉科技革命影響和全球化趨勢的結果，中國社會結構明確地處於人類整個產業發展史的各個階段的綜合階段上。因此，發展的任務如此眾多，不僅涉及經濟，同時涉及政治、文化、教育、科技、法律等等一切可以說出的生活領域以及人民群眾心靈的變革，而面對變革，我們沒有任何辦法，唯有發展，因為從普遍的意義上說來，中國社會的物質技術基礎還極其落後、極其貧窮，但同時又異常富有。
  面對我們已經踏進的21世紀，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認真思考我們如何在新世紀裡生活和需要具有什麼樣的作為的重大問題。在這方面，我們社會的政治家、法律專家、經濟學家、思想家、科學家、文學藝術家的責任重大，因為，這些人構成了社會的精英，尤其是中國的政治家們肩頭的責任最為沉重。因為他們手中的權力能夠最直接地影響到未來及人們的生活。而且，我們對於社會發展的許多問題又如此缺乏理論準備。
   為了讓更多的人認識到我們共同生活和創造的這個時代的面貌，並且通過現實生活的趨向探尋屬於中國的共同未來，因為未來是可以通過我們自己的雙手塑造的，但是未來並不一定只是美好的，如果我們現實的行為出現錯誤，則完全有可能毀掉未來。因此，不用過多地敘述和研究歷史，而且，中國人的理論思維能力應該能夠發展到通過現實的研究與觀察而充分認知和把握未來的高度，而不再僅僅通過歷史而窺測一程不變的未來。其實未來的性質會完全不同於現在和過去，通過過去而展望現實與未來只是一種落後的思維方式，是長期停滯缺乏發展社會中的人們的慣用手法。 
   回顧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對於社會建設與規劃治理方面，漢民族並不缺乏理論思維能力，但是，我們的社會卻是一個嚴重的缺乏制度發明能力的社會。在春秋戰國時期封建國家確立之初的“百家爭鳴”中，漢民族在思想史上曾經產生過老子和孔子這兩位以及為數眾多的偉大人物，他們從文化的角度向整個社會提供了治理農業國家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基礎，以至於使漢民族國家一直穩固的停留在農耕生產方式之下。並且不由漢族國家之外的力量的衝擊，它甚至會具有永久的延續力。可見，漢民族是一個極易運用一種理論思維並沿着它所指引的方向行事的社會，在整個20世紀裡，當着以儒家文化為中心的封建的農業文明體系崩潰後，中國人通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痛苦的選擇，思想界高高舉起“民主與科學”的大旗。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先生確立了 “三民主義”和共產黨人繼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都是中華民族在思想領域裡選擇的結果。中國過早成熟的農業文化和文明成為工業體系發展和自由交換的桎梏。
   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從另一個角度說中國缺乏從事現代化社會建設的理論準備，這個事實也通過起源於20世紀70年代末的社會改革開放的實踐歷程所證明。對於一個民族或國家來說，系統的科學理論思維的重要性早就被經典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道破，恩格斯的一句名言便是“一個民族要站在人類科學高峰上，就必須同時站在理論的高峰上”。不論從何種角度說，漢民族是需要系統地為自己的社會建設準備理論的時候了。
   中國20世紀結束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的潮流中，由鄧小平開創和確立的改革開放政策成為社會發展的巨大的推動力，不僅使整個民族迅速地從政治運動的淒風苦雨中走脫出來，而且為整個國家締造了一種陽光燦爛的經濟增長的局面。中國歷史將永遠銘記20世紀的最後20年，這是一個以其發展速度和規模超過20世紀前80年總和的時期，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國家嶄新時代的開始，也應該是漢民族新文明素質形成的偉大開端。當然，同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一樣，改革開放時代同樣存在着巨大而明顯的缺陷，我們無須掩蓋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不足，也沒有必要粉飾太平，但是，我們需要充分的認識到，21世紀之初的這個時代，是我國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各種文明因素最多的時期，因此，我們可以把眼前的這個時代確定為新文明的發端時期。文明的內涵具有多重內涵，不僅經濟文明，更包括政治的、文化的、法律的等一切社會要素的文明。基於此種認識，我認為，在21世紀之初，當中國歷史走到2003年後，以“非典型肺炎”事件的發生以及政治領域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人的和平交班等事件為標準，從整體上說，中國社會已經走出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時代，從此，建設多樣性的、多視角的、多元化的文明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一個比20世紀80—90年代的社會變革更加深刻全面發展的歷史時代已經開始，這是一個以整體性和綜合性發展為基本特色的歷史時期。因此，中國必須科學合理地規劃在21世紀百年的發展藍圖。 
  在這樣的一個史無前倒的大變革時期，我們僅僅認識到變革本身還遠遠不夠，必須對社會變革的實質做出深入的研究和符合規律的分析，同時，中國應該努力探索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和建設的策略，在21世紀初的現時代，中國的建設應該有一幅事先設計好的藍圖，當然，這個藍圖必須既是現實的又是具體的，既符合中國社會文明進步的規律性和必然邏輯，又要結合和適應着全世界發展的潮流。因此，身處21世紀初變革時代的中國人，必須從理論的高度探索我們所處時代的建設的規律和方向，以使得我們對於未來具有正確的選擇能力。中國社會進步的原有的規則已經被完全打破，建設的過程不僅是一個創新社會運行的規則的過程，而且是發明和創建一種全新的文明素質的過程。這需要全社會的奉獻和自我犧牲精神。而現在社會生活的表現，恰恰在於普遍的社會道德意識的淪喪，新的社會公德又一時無法確立並且影響到人們的行為。
  中國的社會建設與文明超越的成功取決於我們心目中具體的對建設藍圖的設計和正確方法的選擇，正如同馬克思的精彩比喻那樣，人類活動同蜜蜂築巢有着根本性質的區別。同時，中國的建設需要勇氣、信念、激情和預見。
   在這裡，文明的發展策略以及對未來的正確設計最為重要。
   中國在21世紀的百年裡不會在整體性的社會發展方面超越美國。中國必須首先在一個方面，比如文化的、某些科技領域裡超越美國。這是能夠做到的並且現實的。中國通過21世紀百年的努力，確立成為亞洲領袖的地位是可能的。本日由於受到國土等客觀因素的制約，在21世紀的發展空間將會極大的縮小。

五、21世紀人類社會的不確定性

   毫無疑問，21世紀人類將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基礎上發展與進步。
   無論從自然規律還是生命規律判斷，都可以做出如下的結論：人類在地球上生存並不是自己命運的最終支配者。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夠完全預見人類智能所能夠達到的高度， 但是，我們必須知道，相對於宇宙的自然力量對人類的影響而言，人類智力微不足道。
   21世紀人類社會的不確定性來自於許多自然和社會因素的綜合。
   截止目前，人類對自己同宇宙時空的聯繫以及自身的生物存在實質的認識非常有限。有可能的是，科學的發展方向是找到解決人類與時空關係問題的突破口，才能夠真正實現人類科學史上的跨越性進步。現代物理科學是建立在愛因斯坦相對論基礎上的。只有超越了愛因斯坦，人類才能夠揭開時空與人類聯繫的核心秘密。
   人類進入21世紀紀元以來，有兩件重大的事件發生並且仍然在眼下發生着影響，一是起自2007年初以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一是2009年爆發於墨西哥的“豬流感”後被世界衛生組織更名為甲型H1N1流感。甲型H1N1新型流感是由三種病毒：豬病毒、人類病毒和鳥類病毒組合而成的新病毒。中國國內的手足口病也在蔓延中。繼2003年“非典”疫情後，中國與世界又一次面臨瘟疫傳播的危機。
   全球金融危機和疫病對21世紀人類各國的發展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
    我們必須知道，貨幣可以擴大交易但並不能創造財富也不是財富本身。全球金融危機的結果還很難預料，但是，危機過後，人類必將改變對貨幣資本的態度和使用方法。1、人類改變貨幣的態度並且重新制定貨幣的發行與流通規則；2、勞動組織的小型化和靈活性；3、社會分配原則的轉變；4、社會生活的國家系統的變革。
   正如全球化改變着人們關於國家的觀念一樣，發生在2007年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會從根本上改變人們對貨幣的認識。如何發揮貨幣的公平分配功能？必將成為全球金融危機過後經濟學家們的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也是各國政治家們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
   在19世紀末期的馬克思看來，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充分必要條件是勞動力成為商品。現在看，馬克思的這一判斷是符合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必然邏輯的。
   人類的災難來自於與其密切相關的自然界與自身疾病。對於這兩方面的災難，無論人類科學的發達程度如何，都具有無法抗拒的災難。人類社會如何通過對自然災害和疾病災難的防範，推動整體社會想着更高文明的程度而努力，這才是人類應該自覺的、不懈去做的工作。除了各種自然災難頻發之外，傳染病在世界各國的發生也將時刻威脅到人類的安全。
   在人類倍受自然災難和疫病流行困擾的同時，2009年 5月25日，朝鮮第二次實施核試爆，當量高達兩萬噸，是上次核試爆（2006年）的20倍，相當於當年美國投在日本長崎的原子彈（1945年）。威力之大，當即引發4.7級地震，而日本專家測定震級達到5.3
級。核試爆之後，平壤又連續試射短程導彈。朝鮮兩次核爆，在同一地點，與各國位置相比，距中國最近，距中國邊境僅137公里，距人口稠密的中國延吉市僅180公里，核試引發的人工地震，震動延邊州，以至於，該州部分學校，以為大地震降臨，緊急疏散師生。核爆一旦失控，中國承受的災難性後果不堪設想。顯然，朝鮮擁核，最受威脅的正是比鄰的中國。如果有朝一日，中朝關係惡化，如果瘋狂的金氏政權以“先發制人”的手段核襲中國，大有可能創下小國毀滅大國的歷史紀錄。朝鮮政權有可能走向崩潰。一方面來自內部的金氏政權的反對勢力；另一方面來自於外部的武裝干預。
   21世紀初世界格局在極其複雜的政治、軍事與經濟因素的相互交織下，比20世紀任何一個時期的狀況都更加複雜和難以判斷。21世紀世界形勢的不確定性，使得未來人類命運充滿了變數。但是，中國社會內部而言，必須堅定不移地朝着文明的方向走下去。
   就人類生活而言，國家間的戰爭是21世紀的最大的不確定性。人類各國已經掌握着足以毀滅地球的核武器。這是人類製造物對人類生活本身構成的威脅。
   從21世紀初顯示出來的情況看，人類在21世紀生存與發展的不確定性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全球戰爭的威脅仍然存在，這是21世紀人類發展不確定性的重要的一環。朝鮮核試爆會成為中朝關係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朝鮮也已經成為國際社會中最孤立的一員。可以判斷，在失去中國直接支持和國家援助的條件下，朝鮮社會內部不可能繼續長久的封閉下去。一個極大的可能性在於，金氏政權的根基已經從根本上動搖。無論金氏第三代由哪個人繼承政權，其內部不發生變革是不可能的。
    總之，大規模的自然災害、流行疾病、金融危機、核戰爭、環境污染等等因素，都對21世紀的人類命運帶來不同的影響和不確定性，因此，人類必須自覺地改變自己生存實踐的方向，並且努力把沿着文明的方向走向未來。


第五章  重建中國文明的途徑與辦法

 1978—2009年改革開放時期的偉大性，在於這是中華民族從整體上的文明覺悟時期。這個覺悟便是：依靠人與人之間的階級鬥爭不可能創造一種幸福的生活，文明必須在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基礎上才能夠達成。
    對21世紀百年中國的歷史進行全面的總結非常重要。

一、20世紀是中國人尋求發展道路的百年

   20世紀中國百年歷史可以劃分為如下不同時期：（1）封建王朝覆滅與軍閥混戰（從1900-1927年）：義和拳運動可以被視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它是繼1851-1864年長達1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後在民間影響最大的農民運動。但是，至此時，這類農民運動不再具有社會進步性和積極意義，相反，它反給屈辱的中國社會帶來更多的混亂：一是農民只能代表落後的經濟基礎與生產力水平；二是農民在歷次起義過程中都不具有進步的思想觀念和理論形式，中國封建社會中歷次農民起義只能充當改朝換代的工具。因此，起義的結果也便只是一個舊王朝覆滅和一個新的王朝又確立起來，農民起義也就在這種輪迴中起滅。不僅用20世紀開始時的世界歷史發展程度來衡量，而且從中國國內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標準而言，此時的農民運動已經不能代表中國社會生活的方向，也不能從根本上推動生產力的發展。
  孫中山是在19世紀末期成長起來的民主革命家，他深刻理解中國農業社會崩潰的現實，並且具有進步的政治意識，但他一直希望通過和平方式而不是通過武裝鬥爭取得革命成功。孫中山於1895年在日本成立興中會，1905年改組為國民黨，1911年的辛亥革命迫使清庭退位，從而結束了自秦朝以來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統治。辛亥革命後，由於袁世凱是擁有重兵的實權人物，孫中山便於1912年2月自願退位，推舉袁世凱做了大總統，之後中國的局面直到1928年之前都處於各地軍閥勢力割據的混亂局面。
   在這27年中，從1900年到1911年是封建王朝統治的結束時期，封建帝國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已經走向崩潰，與此同時，中國城市中的工商業通過自身的發展已經逐步形成了民族資產階級集團。但是，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不能形成對社會生活普遍的和巨大的推動作用。王朝統治即清政府被民族資產階級的優秀革命家孫中山所領導的武昌起義推翻，這是辛亥革命的偉大功績。  

除辛亥革命這一重大事件外，以巴黎和會上軍閥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為直接誘因，1919年在北京爆發了反帝反封建的愛國學生運動，最後，五四運動發展成為一次偉大的新文化運動，這次新文化運動導致中國進步的知識分子直接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組織上和思想上的條件。
這樣，辛亥革命造就的政治力量和五四運動培育起來的政治力量在20世紀開始的時候，就形成了中國社會內部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力量，最終發展為20世紀中葉兩種力量的大決戰。
  從1916年袁世凱死後到1928年的12年間，中國始終處於動盪局面，人民生活在戰亂、兵匪和饑荒的狀態下，中國經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組織和發展，在這個時期，更加劇了國力的衰退，大部分城市面貌沒有任何變化，而農村社會中農民生活更為艱辛。外國入侵和國內戰亂使中國在20世紀初失去了走向現代化的安定的政治環境。
   在這個時期里，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歷史地為20世紀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埋下最深刻、最直接的伏筆。辛亥革命後的軍閥混戰使中國失去了進行產業革命的條件，同時失去了建立法治國家的歷史機遇。直到1928年底，中華民國運用軍事手段結束了辛亥革命後形成的軍閥混戰，中國才開始恢復建立了統一的中央政權。
  （2）1928-1949年的國民黨統治時期：辛亥革命後孫中山一直為實現“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政治理想而奮鬥，直到1925年在北京逝世。繼孫中山之後，蔣介石獲得了國民黨的領導權，他率領捌萬伍千人的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打響了對軍閥的戰爭，最終於1927年前在南京宣布成立國民黨政府，稱為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對中國的統治一直持續到1949年。
   蔣介石的政權從一開始就帶有明顯的軍事政府傾向，在其成立後，國民黨政府實際上也成為一架從事軍事鬥爭的機器，在中央政府內部形成了財閥的控制，而各級官員則繼承着清政府官員的無能及腐敗，導致國民黨完全墮落為一個充赤着腐敗行為的政治利益集團。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一個最重大的事變就是1931年9月18發生的日本人在中國東北發動了侵華戰爭，在不到5個月的時間裡占領了東北全境，1932年日本又進攻上海，挑起第二次戰爭，國民黨政府被逼暫時撤離南京遷至山城重慶。1933年，東北三省及熱河（包括部分內蒙古、河北）均落入日本人手中，在此基礎上日本人扶持傅儀建立了所謂的滿洲國。
   1937年7月7日的“蘆溝橋事變”標誌着日本對華全面戰爭的開始，從而中國人民也開始了長達8年的抗日戰爭。抗日戰爭是20世紀中國的一次時間最長、範圍最廣、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一次民族戰爭，這是一次侵略與反侵略、正義與非正義的戰爭，災害深重的中國人民同時為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貢獻，這場戰爭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而結束。
   1937-1945年的抗日戰爭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給了弱小的共產黨以充分的生存空間，日本投降後，中國究竟何去何從？這是全國人民共同關注的問題。國共兩黨並於1945年10月10日簽訂的《國共雙十協定》，規定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和政治民主化的問題。然而，直到此時，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缺乏法治基礎的國家。因此，和平建國和政治民主化的法律基礎並不具備。而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在政治要求以及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對立的政治實力集團根本不具備在統一的法律程序中和平共處的前提條件，它們只能選擇戰爭的方式打倒或消滅另一方，這是中國歷史的現實邏輯。事實上，國共兩黨的內戰使得中國又一次失去了選擇產業革命方式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歷史機遇。
   八年抗日戰爭和三年國共兩黨領導的國內戰爭，是這一歷史時期的主導性事件，導致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的生存狀況更加悲慘。這一時期直到1949年10月，以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在北京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標誌而結束，同年12月，國民黨政府遷往台灣，並在台灣找到了生存空間。
   （3）1950-1979年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導致中國社會政治領域及其整個上層建築（包括文化和意識形態）發生了根本的變革，共產黨對人民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凝集力。共產黨第一代領袖的理想是把中國建設成為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社會主義在一個落後的農業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國家裡如何實現，這始終是一個探討中的問題，顯然，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決不是能夠通過一種簡單的社會實踐就能夠確立、實現和完成的，它首先需要人民在經濟上及生產方式的各個層次上逐步實現自身的解放。
     從1949年10月到1952年，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完全清除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殘餘勢力。從1952年開始到1956年為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改造時期。共產黨實踐了1921年7月中共一大綱領中規定的“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的目標，共產黨領導人民通過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給農民，在城市工商業中實際公私合營，最後達到剝奪民族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私有財產的目的。從而確立起了生產資料的兩種基本形態——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並於1956年宣布社會主義制度確立。
    從1958年開始，共產黨在經濟建設方面便開始走向冒進，毛澤東提出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1958年的“大躍進”客觀上成為日後中國社會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的開端，給社會發展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其實“大躍進”反映了一個農業社會天真幼稚的經濟觀念和不切實際的心理。從1958年的“大躍進”到1966-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社會一次次陷入政治運動的泥潭中。
   在1949-1979年的歷史階段里，整個社會都圍繞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公有制與私有制的是非標準來判斷社會實踐的正確與否，並且把這種對立的觀念推向極端。
   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經濟方面取得了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輝煌的成就。其顯著的標誌就是建立起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這個過程從時間上可以定為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體制時期即  1956-1978年的22年時間，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體制是從蘇聯學來的，同時，在經濟建設方面也得到了來自蘇聯有限的援助。
  中國社會在屢次遭受政治運動破壞的過程中確立起了完整的工業生產體系，這是這一歷史時期的巨大功績。
  （4）1979-2009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時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社會又經過兩三年的痛苦選擇，最終走上了一條與以前歷史完全不同的道路，這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道路。鄧小平聲言改革是一場革命，而事實上，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是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換代更徹底的事件，改革開放新時期是由鄧小平開闢的，鄧小平本人也因此獲得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崇高聲譽。
     歷史地說，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奠定現代化物質基礎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的綜合國力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更重要的，人們普遍的社會意識得到了最徹底的洗禮，人們的生活一下子豐富起來，政治再也不是衡量人們行為的唯一準則，經濟成為普遍的社會行為的依據，人們在追求物質生活富裕的同時，精神面貌得到了迅速改觀。這是自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又一次跳躍性前進，但這次進步是一場激動人心的實質性的進步，具有不可抗拒的品質，其時代生活的主旨便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扭轉了中國歷史進步的方向，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社會行為方式。這個標準迅速擊跨傳統的政治準則和各種傳統的精神素質，成為中國人世界觀改變的巨大的力量，它使中國社會牢固地確立在正確的發展道路之上。
   改革開放政策是最有效的催化劑，不僅重新塑造了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而且，迅速將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融入到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潮流中。廣泛的經濟交流給中國注入了無限生機，而且迅速地改變着中國人傳統的生存觀念和意識形態，小農意識隨着新一代人的成長而逐步成為被淘汰了的價值觀念。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政策是中國20世紀末社會生活最主要的促進因素，可以肯定，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必然會勢不可擋地繼續進行下去，同時這是一個新文明形態的形成與諦造時期，新文明所需要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準則正在形成，因此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不僅是對歷史上政治運動的超越，更主要的，它是中華民族對於變革現實狀況的一次最偉大的創舉。
  在這個時期，各種產業分工一併出現，它們雖然擁有不同生產力的基礎，但卻成為加劇生活多樣化的前提，不同的產業形態各自擁有不同的發展起點。多種產業力量堆積在一起，相互作用並且相互促進，形成中國社會綜合性和整體性發展的基本特徵。
   因此，眾多的產業力量一齊興起和方興未艾的趨勢是形成中國社會綜合性發展的最主要的源泉，也是影響未來社會面貌的不容忽視的歷史性因素，這種現象的來臨一方面是打開國門後受到發達國家科技革命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社會經歷長期經濟停滯後的產業革命的開端。
  眾多產業力量的並存及發展和相互影響是中國社會變革的風源,也是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社會結構的力量,幅員廣闊星羅棋布的農村是眾多產業環節中的基礎，但這個基礎還相當落後,工業所容納的勞動生產力還遠遠沒有達到成熟的程度,科學技術等第三產業力量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和規模蓬勃興起。
   在改革開放政策推動下，全面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質量，激發了中華民族的創造活力，然而，也最徹底地暴露出一個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國家從事經濟建設的劣勢，包括在經濟交往中缺乏應有的誠信觀念，經濟運行難以形成有效的公平競爭機制，缺乏對勞動價值的認同，從而導致十分普遍而且涉及各個層次的權力腐敗。在政治生活中，整個政治程序尚缺乏法律的支持，各項社會政策和決策過程缺乏廣泛的群眾參與，從而嚴重破壞了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繫渠道。尤其是在20世紀末所表現出來的一系列現象說明，改革成為一種空洞的口號，社會政策成為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工具，而使廣大民眾的直接利益受損，這種現象帶來分配不公以及人文精神中優秀品質的失落，有可能再次引發全面的社會政治動盪。
  自20世紀開始，國際關係中兩種截然對立的社會制度較量直接打造了中國社會內部兩種不同政治力量的較量，從而，中國歷史明顯地受到外部勢力的影響，直到20世紀末期，中國社會又一次最深刻、最全面、最廣泛的接受全球一體化的洗禮。
   20世紀中國歷史的成因與實質包括：1、以權力意志為核心的農業文明全面崩潰過程，從而導致中國走上一條以暴力革命為主導方式的社會道路，這是20世紀中國歷史的基本成因，也是一條基本的主線；2、政黨政治的形成以及它對於社會生活秩序的重建過程，但由於政黨政治缺乏基層民主經驗和法律體系的支持，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對權力制約的失衡，這又是一條主線。   
  20世紀歷史結果必然形成21世紀中國社會演變的主線：一是社會生活整體性的、全面性的向着經濟利益為直接目的的轉型；二是由於社會多元性以及經濟結構的複雜性而逐步改變政黨政治的運行方式，政治生活逐步確立起法治基礎；三是文化形態的豐富、多樣以及充分發展。
  相信社會主流因素的積極向上和文明進步是研究歷史的一個前提理念。但同時，又不能失去對生活本身的科學的和嚴肅的批判精神，否則，一個民族就難以為自己的未來找到正確的方向和合乎文明標準的出路。在20世紀的幾次重大歷史轉折關頭，中國歷史方向的選擇都出現了不可挽回和無法彌補的錯誤，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後沒有建立起立憲政府，二次是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兩黨的大規模內戰，三次是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最終導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生。20世紀百年歷史貫穿始終的主線，從辛亥革命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些事件都沒有能夠予社會生活真正的進步意義，換句話說，單純的政治性事件和上層建築領域的變革不能推動人們真正走上以科學和民主為主要價值導向的道路。
  直到20世紀80-90年代，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才開始逐步走上一條正確的道路，但在現實生活中又很快暴露出更深刻的和難以克服的矛盾：一是權力直接充當了謀取經濟利益的工具，從而導致社會不公平，二是由於權力來源從來就是政治程序中避而不談的問題，由此造成民主政體不能順利誕生，三是經濟資源在國家權力的控制下造成的不平等競爭使貧富差距存在的原因不合理。
   到2008年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刻，中國積20世紀最後20年經濟增長的成就、問題與矛盾為一體，中國需要迅速轉型為以科學、技術、教育、文化、知識為主導發展因素的國家，同時在政治形態的選擇方面，必須解決權力來源的民主化問題，而文化必須倡導公平、民主、城信、寬容的品格，否則，如果政治體系再次發生危機，會將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所取得的全部成就毀於一旦。而且，在強調法治的同時，並沒有兼顧社會生活的公平原則，其實，公平是法治的基本前提和條件。權力依然充當着政治民主的障礙而不能成為促進民主的力量，這是當前中國政治生活面臨着的要害問題。
   20世紀歷史告訴我們，政治權力必須首先為追求社會公平而不懈努力，社會公平的實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同時取決於自由創造和不斷滿足新興需求的企業組織的發展，取決於在追求物質財富過程中對公平競爭的認同和普遍尊重勞動的價值。
   20世紀歷史告訴我們，必須遵循一條產業革命的道路，才能夠真正取得和促進社會生活的進步，政治權力和一切上層建築的力量，必須遵循這一原則，必須給予權力必要的監督和制衡。
   20世紀歷史告訴我們，欲要在現有的物質基礎上實現21世紀的發展，中華民族必須全面繼承和藉助全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使中國社會走上超越性發展之路，並以開放的姿態把我們的民族國家融入到世界歷史發展的主流中，只有如此，21世紀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才能夠比較迅速的得以實現。否則，我們有可能會面對新的失敗和挫折，不僅不能夠有效的擺脫經濟的盲目增長帶來的負效應，而且不能夠理順所面對的其它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和矛盾。
   對於中國20世紀歷史實質的探索，最後的結論應該是：中國社會正面臨着新文明的形成時期，這就需要把社會生活中各種文明因素轉化成為推動物質生產力進步的力量。需要把人類一切優秀成果轉化成現實生活的動力，但完成這種轉化的任務極其艱巨和複雜。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所形成的文化是我們從事社會實踐的寶貴財富，中華民族整體科學思維能力的增強、對現實趨勢的理論探索以及對於自然環境的充分認識，都是形成新文明的基本要素，它們結合在一起，就能夠奠定中國新文明的基礎。
  農業文明全面崩潰構成20世紀中國歷史的基本成因。一般說來，20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內在邏輯和悲劇特徵源自於以權力價值為軸心的農業文明的全面崩潰。這種崩潰直接造成兩種社會後果:一是社會生活在政治、文化及整個上層建築領域裡的斷裂與重建；二是社會經濟基礎的發展與進步失去了應有的內在動力。對於20世紀中國歷史的成因來說，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及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在20世紀始終受到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制度體系對抗的影響；另一方面，其進程的決定和主導因素仍然是由內部各種社會力量相互衝突的結果，由於20世紀初封建政體徹底瓦解後所面臨的國際環境以及國內物質生產力的長期停滯，加之上層建築中幾乎沒有法律制度建設的經驗和準備，中華民族對於社會前途的選擇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在國外樹立一個具體的參照物，二是符合各種封建傳統轉型的自然結果。
  由於中國社會內部運行規律及邏輯的破裂，導致中華民族為主體的國家必須向外部學習和尋求發展的道路與方向。因此，自20世紀初接受西方意識形態到世紀末改革開放過程中接受西方商品潮及企業管理經驗，中國社會都深深打上外部影響的烙印。在事實上，國際環境以及內部條件都不具備促使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從根本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社會基礎，它所選擇的道路是封建制度瓦解的必然結果。但在中國20世紀的歷史生活中，權力所犯下的錯誤要比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過程中資本所犯下的錯誤大的多。
  就中國內部來說，農業文明全面崩潰的標誌性事件有兩類：一類是農民起義和農民運動，從太平天國起義到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和被消滅時，中國歷史從時間上已經進入到20世紀，可以說，義和團運動加劇了國外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就1840年以後中國社會生活而言，農民起義和農民運動已不再具有任何程度的歷史進步意義和價值。另一類是封建統治者內部試圖進行的變革，以戊戌變法為標誌，這次變法事件的失敗不僅表明中國社會不具備向現代化轉型的經濟基礎，同時也不具備上層建築變革的政治環境。當20世紀開始的時候，中國向現代化轉型的內部條件已經全部流產。
  可見，中國農業文明全面崩潰是一幅外族勢力入侵和內部農民運動及封建王朝覆滅相互交錯的歷史景象，然而，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並不是由農民運動推翻的，而是民族資產階級革命家領導的辛亥革命的成果。
  農業文明全面崩潰過程是理解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重要前提，但是，需要對此歷史過程進行徹底的研究，同時需要闡明為什麼中國農業文明不能通過產業革命的方式完成新文明形態的重建。這種原因必須從中國社會經濟基礎中去探尋，而由於農業文明的頑固性和產業封閉性，致使中國沒有實現和完成產業革命的條件、環境和前提，致使20世紀中國主要表現為暴力革命，這是理解20世紀百年中國歷史最關鍵的依據。農業文明全面崩潰導致20世紀的主題是暴力革命，這是打開中國20世紀歷史之門的一把有效的鑰匙。
   農業文明全面崩潰和政治組織體系的分崩離析導致了社會內部經濟基礎及生產方式發展形成斷層，致使中國古老的農業文明失去了產業發展的主線，即失去了由農業為主導的產業向工業文明和科技文明轉型的一系列條件。產業發展的斷裂是由外部侵略勢力以及內部全部生產關係對新興產業力量的禁錮造成的，因此，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一大特徵表現為：雖然經歷了一系列社會關係的重大調整而生產方式和物質基礎卻得不到應有的改善。
     20世紀中國歷史發端於整個中華民族農業文明的徹底瓦解，百年歷史所遇到的一系列事變也正是由此引發的，這種瓦解同時使中國失去了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的經濟和文化條件，因此，如何開闢符合中國歷史內在邏輯的社會前途，就成為各種社會政治力量最為關注的歷史使命。
  列寧領導的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對中國20世紀的影響是繼1840年鴉片戰爭後對中國影響最為深刻的國際事件，俄國毗鄰中國，同中國北疆相連接，十月革命這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革命事件加上中國內部的1919年的五四運動共同促成了中國社會中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政治力量的形成，成為20世紀中國歷史發展的一條主線和軸心，所以說，20世紀中國歷史最直接地受到外部經濟政治因素的影響。俄國“十月革命”直接促使中國社會內部代表社會主義革命力量的因素形成。因此，20世紀中國歷史的內在發展邏輯在於，僅憑其社會內部因素已經沒有辦法為農業文明的發展開闢出一條可行的道路，現代文明社會的各種積極因素（包括教育、科學、技術）以及經濟基礎中的產業形態的多樣化分工、政治生活的民主與法律體系，都不能夠從農業文明的內部自發地生成，也無法衝破農業及封建體制的禁錮。
  中國工業生產體系的建設並未極大地促進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中國社會在人口構成方面始終是農村人口占主要成份，這是20世紀中國經濟及社會進程中一個非常典型的現象。20世紀中國在社會轉型方面的基本任務是由傳統的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和科技文明的轉型，但由於內部農業結構的頑固性及外部侵略勢力的入侵，導致20世紀百年中國歷史的主題以暴力革命為主導，產業革命以及各種經濟因素的發展被淹沒在暴力革命的洪流之中。經濟基礎中產業結構的變革沒有能夠有效地促進政治形態向着民主化和法制化轉型，使得政治權力在整個20世紀始終充當着社會經濟、文化和科技發展的滯後力量和阻力，這種現象直到80-90年代才開始改觀。
   1840年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內在發展受到外部直接影的開始，對於入侵者來說，鴉片戰爭是首先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向一個封閉的東方大國尋求市場的需要。從此，整個20世紀中國歷史都受到外來勢力或小或大的影響，這是中華民族在經濟上失去創造力和發展力的表現，1840年鴉片戰爭標誌着以漢族農業文明為主體的社會形態的徹底失敗，一方面在經濟基礎方面已經沒有力量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與升級，製造業及第三產業都沒有自由發展的內部條件，另一方面，在文化形態方面已經完全失去接受新的科學知識和技術創新能力，除了繼續傳播以價值標準主要內容的觀念外，就是被動接受外來的科技知識，但僅僅限於社會生活中的知識層，廣大民眾根本就沒有接受科技知識的條件和環境。
  中國農業文明在發展中的失敗，直接表現為外部侵略勢力的入侵，但其根本原因則是農業文明自身逐步失去發展能力，即對自身社會生活的各種物質需求的滿足能力和創造能力。人類需求的無限性決定着在處理同物質世界關係方面同樣具有無限發展性。
  從鴉片戰爭開始到19世紀的末期，基本上就是中國農業文明的破產、敗落、混亂時期，除外國勢力的不斷入侵不用說，就內部而言，1850-186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以及1900年興起的義和拳運動則是農業文明徹底失敗的內部標誌，此時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已經不再具有任何進步的價值和意義，無論在其政治思想和社會要求方面都是農民落後性的表現。
   20世紀中國歷史開始於以漢族為主體的農業文明的全面崩潰，而文明的重建對於任何民族、任何國家和社會都是異常複雜、異常繁雜的歷史性任務。對於20世紀中國來說更是如此，究競選擇什麼樣的社會制度與前途？究競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和途徑完成中華文明重建的任務？究競如何實現中國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與科技文明的轉型？這一系列問題是擺在20世紀中國歷史面前的最主要的問題。
   農業文明全面崩潰源於中國內部經濟基礎沒有能力實現農業向工業的轉型，這也從客觀上導致中國社會在文化的、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等諸多上層建築領域不能向着現代國家轉型。在中國，以工業為核心的生產體系的成熟是由社會主義制度推動的，其時間上大約在20世紀的50-70年代，而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力量推動整個中國歷史的經濟結構的轉型和產業形態的升級。
   農業文明最基本的生產資料是土地，而在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皇權專制社會中，土地從來就是皇族的控制物，權力對社會財富及生產資料居於主宰和支配的地位。並且，農業文明是以政治權力與道德倫理為基礎運作的社會，農民同土地的關係並不是純粹的生產資料與其所有者的關係，民間契約雖然充當着各種經濟行為的法律角色，而法的觀念卻不能上升到對社會行為及社會意識的支配地位，尤其不能夠對權力提出任何挑戰。在這樣的生產關係之下，法律成為服從於和服務於權力的工具。
  中國農業文明崩潰後的社會轉型只能選擇暴力革命的道路，而無法選擇走產業革命的道路和方式，以土地為基礎的農耕生產方式向現代工業與科技生產方式轉型的唯一途經是走一條以產業革命為主導的道路，但中國無論從內部與外部都不具備走上產業革命之路的條件，在整個20世紀歷史生活進程中，社會的產業革命力量被淹沒在由內部各種敵對勢力相互間的暴力衝突中，暴力革命成為中國歷史的首選。應該說，在人類歷史上，不同方式的暴力革命對於推動歷史生活的進程都各自起到過不同程度上的推動作用，然而，像中國20世紀歷史進程中這樣運用整個百年時間進行暴力革命，在人類歷史上還是絕無僅有或者獨一無二的，歷史的主導力量幾乎都沉浸在對政治權力的鬥爭中，而無暇顧及到經濟基礎及產業力量的發展與進步。另外，在國家權力的更迭中，始終不能從根本上確定權力來源的法律程序，整個民族對於社會公平的追求意識不斷走向弱化，致使社會權力一直保持自上而下的分封和授予方式，就連生產的發展需要也必須服務於權力意志的要求。
   暴力革命成為20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主題，固然是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與科技文明社會轉型失敗的結果，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各種政治力量都沒有把經濟發展視為自己政治決策的首要選擇，這同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相聯繫。直到20世紀末葉，在經歷了最後一次最大規模、破壞程度最普遍的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後，中國才開始在改革開放政策推動下走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道路，這是中國歷史最正確的選擇，然而，在中國社會20世紀80-90年代的經濟增長過程中，中華民族組織經濟發展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鍛煉。但同時，也表現出中華民族在從事經濟生活中的觀念缺陷以及制度缺陷，而且，到20世紀結束的時候，中國也還並沒有完全找到克服這些缺陷的方法和途徑。
  中華民族通過20世紀百年的奮鬥已經使中國成為一個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這是已經得已解決的最大問題，21世紀中國必須走出一條以“教育---科技---文化”優先發展的道路，從而推動社會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這同樣需要百年的奮鬥和努力。
  發生於1966—1976年長達十年之久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可以被認為是中國農業文明的一次總崩潰的事件，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完全脫離社會經濟基礎的政治運動，是中國社會內在發展進程的一次普遍的、大規模的中斷，它最廣泛地、最普遍地影響到人們的政治心理。中國社會結構的特徵決定着人民大眾的文化心理具有充分的叛逆性和造反性特點。可以說，1949年後，中國仍然處於尋求社會發展道路與方法的狀態，這就天然地在中國存在着兩種社會建設觀念的衝突，那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是“政治掛帥”。“文革”發生的根源來自於中國社會內部社會結構的特徵。在整個過程中，民眾對權力的狂熱推崇以及無產階級造反意識畸形地結合在一起，上演了中國20世紀一次最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這場運動割斷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而且完全割裂了內在優秀的文化品質，反而表現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最醜惡、最卑鄙的一面，那就是把對人性的催殘放在政治運動的光天化日之下。
   然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典型表現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階級鬥爭，而是社會生活中的派別鬥爭，這種鬥爭的雙方事實上都不具備完整的階級意義和立場。因此，“文革”是沒有任何經濟作用的政治運動，它完全脫離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以及階級對於物質利益和現實生活的要求，運動中所表現的各種觀念和思潮都是對於政治權力的盲目崇拜和意識形態的口號式的宣揚，一切社會要求和觀點也都沒有對於經濟利益的追求，把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利益完全放在一邊，最瘋狂地進行奪權鬥爭，一切科學觀念都被殘酷的人性催殘所扼殺。因此，“文革”成為有史以來中國最失敗的社會政治實踐，也是一種政治權力達到宗教般崇拜後的結果。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中國農業文明的一次總崩潰事件，直到現在，中國到底為什麼會發生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運動？這個問題仍然是一個沒有得到完全符合中國社會歷史運動邏輯的回答，我們對這場政治運動的認識，往往簡稱為“文化大革命”，並且認為就是“革文化的命”或“革文化人的命”，但是，對於這場政治運動的認識和理解，關鍵在於對中國社會中的“無產階級”這個政治概念的認識，其實，真實的社會關係也正是在於：沒有“無產階級”也就不會發生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在這場政治運動中，正是所謂的“無產階級”充當了“文化大革命”的社會政治主體，從而導演了一場大規模的歷史悲劇，在運動過程中，其中心活動是“奪權”，用一個虛擬的社會階級——“無產階級”向另一個虛擬的社會階級——“資產階級當權派”進行“奪權”，一切“當權派”都成為革命的對象。而事實上，中國社會在封建制度下，其人口的階級構成是占人口總數90%以上的農民和不到總人口10%的社會管理者，工商業階層從來沒有充分發展的政治空間，而由於土地是國有物，財產權從來沒有確立起來。可以說，中國社會到1966年“文革”開始的時候，雖然社會的工業體系已經基本形成，但農民仍然占人口總數的80%以上，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在1957年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完成的時候就不復存在，社會財富的占有者（城市中的生產資料及農村中的土地）完全歸國家占有。全體社會成員都可以被稱為“無產階級”。從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實質則在於，沒有法律基礎的政治權力鬥爭演變成為沒有任何約束的社會動亂。鬥爭的主要目標是虛擬的“資本階級當權派”，知識分子受到的衝擊只是運動的旁系而已，從經濟角度分析，長達十年之久的（1966-1976）“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階級關係並不存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同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關係以及它同當時國際形勢的聯繫，也是說明這場政治運動基本成因的最關鍵的兩個因素，站在歷史的角度看，形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的內部因素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也並沒有完全根除，根除中國社會內部政治動亂的條件就是在經濟方面逐步確立起明確清晰的財產權，重建“個人所有制”是基本條件，而在政治上則需要建立起致力於推動社會公平及經濟發展的現代國家制度。
  總結起來，中國農業文明全面崩潰的歷史過程從1840年鴉片戰爭為起點，經歷了異常曲折複雜的政治事件和各種現實的選擇，1911年辛亥革命是中國內部為着尋求全新的社會道路的分水嶺，這個事件是中國由封建政治向政黨政治轉型的標誌性事件，最終結束於1966-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總過程從時間歷程上看經歷了大致130多年，也是中華民族作為世界上一個獨立生存了五千年的文明古國的屈辱、挫折、痛苦、奮進的歷史過程，包含着中華民族的血和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歷史已經被徹底改寫。
  必須把20世紀中國歷史視為農業文明全面崩潰後一個以漢民族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不斷探索新文明及社會體系的重建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始終不能確立起產業革命在社會轉型中的核心地位，分工得不到符合社會需求的合理發展，這既是20世紀中國歷史的基本成因，也成為社會動盪和無序的根源。歷史上，一種新文明的形成需要具有兩個基本條件，一個是在經濟基礎方面起主導和支配作用的產業結構形態的出現和不斷完善；一個是與之適應的國家法律制度的形成並確立。由於缺乏這兩個基本條件，20世紀中國歷史也便沒有能夠實現從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及科技文明的成功轉型。同時，社會生活中無法產生出組織大規模工業生產的企業和推動科學技術進步的知識階層。這種轉型始終是百年歷史的最核心的衝突和矛盾，體現着20世紀中國歷史的實質。
    農業文明全面崩潰沒有能夠導致經濟結構轉型與產業革命的成功。因此，20世紀中國歷史的基本特徵是以暴力革命為軸心，其表現形態則以政治運動為標誌，這些事件脫離開社會的經濟形態，因而不能有效推動生產方式的發展。
   政黨政治的形成與發展是20世紀中國上層建築運行的主線。據記載，在中華民國成立之時，中國的政黨多達300多個。從1905年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成立到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的階段，可以視為中國政黨政治從形成到成熟時期，而最後，中國社會中只留下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擁有軍事力量的大黨，其中共產黨自1921年7月成立後，到1936年的延安時期，已經發展成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一個極其完備的富有戰鬥力的政黨。
   政黨政治取代以皇族為軸心的封建政體，成為20世紀中國政治生活的主流，20世紀初兩個典型的代表性事件——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打造和分化出兩支在思想理論和政治追求方面完全對立的政治實體即國民黨和共產黨，由於農業文明的劇烈崩潰，使得中華民族在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根本無法形成以法律為基礎的政治程序，國民黨和共產黨為了獲得全國政權都不遺餘力地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20世紀中國政治生活運行的典型特徵是政黨的成長以及政黨權力對於封建家族政治權力的完全取代過程，政黨的狀態以國共兩黨的軍事對抗為標誌。同時，歷史地說，由於沒有形成政黨間公平競爭的法律基礎，從而導致了政黨領導的大規模內戰，不僅導致政黨政治的失敗，而且在極大程度上導致了中國社會治理的失敗。政治改革關鍵是需要解決權力來源問題和權力的社會監督機制。否則，中國政治改革將不會擁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20世紀中國社會政黨的形成直接受到世界格局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體系的影響，並且，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內政治及文化事件成為國民黨和共產黨成立的直接導因，即辛亥革命培養起的政治力量造就了國民黨組織，五四新文化運動所造就的另一支完全不同的政治力量即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源自辛亥革命，但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95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的興中會，共產黨源自於五四運動，但它卻發端於馬克思主義理論通過俄國十月革命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從這個角度看，五四運動又一次充分顯示了文化因素對於社會文明進步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孫中山開闢了中國歷史進程中政黨政治的先河，國民黨是中國第一個完整意義上的政黨組織，從而決定了20世紀中國政治的基本形式是以政黨領導下的直接的軍事戰爭方式爭奪全國政權的過程，這也標誌着中國家族式的封建王朝治理方式向現代以法律為基礎的政黨政治體制轉型的失敗，從政治經濟關係去衡量，這是沒有完成產業革命的東方大國的必然的政治結果。政黨組織從一開始就具有引進性的特點，但是，中華民族國家的傳統治理方式並不能隨着政黨的成立而迅速建立起社會治理的法律基礎和體系。顯然，法律體系的確立更直接地和深刻地置根於經濟運行的過程之中。
  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大政黨領導的軍事對抗和軍事戰爭，導致政黨在國家法律框架內從事政治活動的可能性不復存在，政黨奪爭政權的唯一渠道就是發展自己的軍事實力並運用武裝鬥爭的方式獲得。因此，共產黨所選擇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是由於中國農業文明徹底瓦解後在一個物質生產力落後的農業國家從事武裝鬥爭的必然渠道。
  自從20世紀初期，政黨在為政權而奮鬥的同時，無論哪個政黨都沒有直接地把國家法律建設視為自身首要的奮鬥目標和活動目的。另一方面，中國是一個不具備基層民主經驗的社會，整個國家也沒有法治的思想準備。20世紀上半葉中國政黨政治不符合建立現代文明國家的要求。因此，在整個社會的物質基礎方面，中國也就從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一切領域失去了由農業文明為現化工業和科技文明轉化的條件。
  在中國20世紀的百年中，從一開始，政黨的活動就缺乏法律的規範，整個封建制度土崩瓦解後，由於社會基礎依然處於農業產業占主導成份的原因，符合現代國家運行的法律不具備迅速完備起來的內部機制，另一方面，在1921年後，當中國社會逐步形成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大的政治實力集團後，政黨的奮鬥目標是維繫和奪取全國政權，政黨活動的直接目的都不是確立起現代國家體系，並且致力於使政黨置根於法律系統的範疇之內，正因為如此，國民黨與共產黨為維持和奪取全國政權而必須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戰爭。由於農業文明崩潰以及中國社會內部缺乏支持經濟結構向工業及科技文明轉型的條件，在政治系統裡，封建的家族政治向政黨政治的過渡也必然缺乏法律體系的支持，政黨為了奪取政權必須獨立領導和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即軍隊，但這同時也是中國20世紀政黨政治的主要表現形式和根本缺陷，當軍隊成為政黨的工具後，國家權力的其它一切方面也就成為黨權的附庸。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中，適應工業和科技文明發展的國家體系便不能夠確立起來。政黨成為一種絕對意義上為權力而存在的工具，這種客觀的歷史事實使得政黨不能成為真正推動和維護社會公平的力量和社會生活的思想庫。
  從20世紀初中國封建皇族政治向政黨政治轉型到現在為止，政黨政治雖然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時間。但政黨在社會生活中地位與作用仍然是一個需要認真探討的問題。20世紀中國歷史在政治方面是確立政黨政治形式的過程。由於缺乏現代法津意識和法律程序的規範，政黨政治的表現形式是落後的，政黨不能夠成為普遍意義上的推動整個社會生活進步和社會物質基礎發生質變的政治工具和組織。縱觀20世紀中國百年政治史以及政黨活動的結果，我們認為，中國要成為一個現代文明的社會，在政治改革方面關鍵在於首先解決政治程序中的權力來源問題，也就是說，權力來源渠道必須通過公平的法律程序確定下來，從而促使整個國家生活由政黨政治向公民政治的現代政治文明轉型。
  政黨政治不能推動中國社會走上一條以資本為核心經濟力量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事實上，伴隨着中國農業文明的崩潰，其經濟基礎表現為產業發展的斷裂，中國這個巨大的農業國家已經沒有能力走上一條資本主義道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所需要的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財產私有制，一是自由交換原則。這在中國農業社會都不具備，政黨只能根據現實情況採取一條以政府支配全社會經濟資源的制度，這個制度就必然不是資本主義的。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社會制度及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矛盾及鬥爭支配了人類20世紀的世界歷史，但是，這兩大國家制度體系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站在21世紀人類歷史的高度，我們必須對於一系列的傳統的社會主義原則與思想觀念做出全新的理解和表述，也必須對於資本主義所推動的現代工業文明和科技文明進行積極的判斷，在這樣的基礎之上，中華文明才有可能超越傳統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固有羈絆，在從事自身社會建設方面創造出符合自身發展邏輯的全新文明形態。這個形態是以物質生產力的高度發達為基礎，以人們精神因素的極大滿足為核心的文明。而傳統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及意識形態間的鬥爭都是選擇了兩個極端，正像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對於所有制關係中“公”與“私”的理解那樣偏激和不切實際。對於中華民族文明的各個組成部分而言，必須充分發揮社會政治權力的巨大的推動力和帶動力，這是農業文明留給我們的政治傳統，但同時，也必須使權力本身始終處於人民的監督之下，從而避免權力對於整個社會生活造成的破壞力。
  在20世紀百年進程中，政黨政治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留給我們一份既豐富又貧困的遺產，中國要發展，就必須處理好這份遺產。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大截然對立的政治力量對20世紀中國社會的影響極其深遠和廣泛，它們分別產生於20世紀之初，並與世界歷史中資本主義陣營與社會主義陣營相對應，但是，這兩股政治力量的存在並沒有起到推動中國向法制社會轉型的作用，原因在於中國不具備基層民主的傳統和法律意識，中華民族對於權力的嶄新的現代觀念、意識以及態度尚未形成，在這種社會環境中，政黨取得國家政權的方式與道路必然以戰爭為主導，並且只有走上暴力革命的路線。
   20世紀歷史進程已經宣告中國政治政黨建設的失敗，封建家族政治沒有能夠順利地轉型成為現代的法制社會，政黨如何推動中國社會走向法治，並且實現民主，這一切仍然是中國政治體製發展的核心任務。對於中國社會來說，政治體制改革的道路尚十分漫長，建設嶄新的政治文明，已經成為以經濟建議為中心的中國的頭等大事，否則，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進程就會遇到來自政治及上層建築方面的阻力，這已經被20世紀最後十年的經濟改革實踐所證明。
  由於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中對於權力的態度，決定了中國是一種具有極強可塑性的社會。中國社會的可塑性以及階級意識的淡薄也可以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956年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改造過程中得到充分印證，在此期間，民族資本家幾乎沒有表現出任何經濟及政治方面的反抗和應有的阻力，這也充分表現出國家政權對於社會財富的支配性特點和中國社會結構的特徵，即在政治權力面前，任何經濟力量和社會階層都不能按着自身的要求和願望達成目標，經濟運行服從於國家政權意志，自秦漢以來的農業社會都是如此。在政治實踐中，國家政權更迭的法律制度必須儘快得到確認和落實，同時，各級權力的來源渠道必須放置在公開、公平的法律程序之內，權力行使也必須放置在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
   1946年6月開始的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全面戰爭，標誌着中國政黨政治的法律基礎和競爭規則的破產。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全面內戰，標誌着中國政黨政治沒有辦法在現代社會需要的法律框架下進行政黨間的合作與競爭，這也體現着中國社會整體發展的落後性和農民國家的鮮明特點。政黨只是政治活動的工具，它是集中代表和體現公共利益的政治組織，具有嚴密的理論基礎（即世界觀）和明確的施政方針、綱領和政策措施。政黨的目的不僅僅是奪取權力，而是在於用政治方式服務於整個社會的文明進步。
  中國的政黨政治必須確立符合現代社會要求的法律體系，社會權力的來源渠道必須多元化和民主化，權力必須得到最大程度的監控和監督。中國社會缺乏基層民主的經驗，也缺乏基層選舉的經驗，選舉往往成為某種權威力量控制下的程序。政黨生存的基礎條件不是權力，而是能否代表社會某個社會方面人民群眾的利益。國民黨和共產黨1946—1949年的全面內戰標誌着中國兩黨政治的失敗，中國的政治傳統和觀念不允許兩黨同時共容與合平競爭，當政黨政治發展到1966—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時期，則標誌一黨治理的失敗，也從歷史的角度證明了不論是封建制度下的家族權力，還是現代社會中的政黨權力，它決不能成為絕對權力的工具。人類歷史發展到現在，政黨政治的組織形式依然是一個最有效的工具和方式。只是需要確立起政黨權力來源的法律渠道。
   國民黨的失敗和共產黨的勝利是同一個歷史進程，因此，對於兩者失敗或勝利的原因也必須放在同一的歷史背景下進行闡述，從根本上說，由於經濟基礎的長期停滯以及由農業向工業產業轉型的失敗，在20世紀，農民始終占全社會人口的絕大多數，這樣的社會結構決定着無論哪個政黨，在從事奪取政權的暴力革命過程中，誰能夠贏得農民的支持，誰就能夠取得全國政權的勝利。甚至，這個問題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必然首先從農村開始，並且選擇“家庭聯產責任制”的方式進行，農村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理所當然是中國最重要的問題，如何把占社會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轉化成為具有科學意識的現代化居民，如何解決農村社會的生存與發展問題，依然是21世紀歷史和現實面臨着的最重要的問題。固然，在現代化建設中，整個農村社會的物質生產力以及眾多的人口已經成為中國發展甚至中華民族文明轉型的最沉重的負擔，在農村社會發展道路的選擇方面，必須採取首先發展“教育——科技——文化”的方式推動經濟的增長，否則，不僅整個農村社會不能實現超越性的發展，而且，傳統的產業發展模式已經無法保證農村社會的穩定。
   對於政黨歷史的研究所得出結論是，政黨政治在奪取全國政權的過程中，運用暴力的手段是唯一的選擇，因為在20世紀初中國政黨政治開始的時候，以中華民族為主體的民族國家既沒有實現和完成工業革命任務，也沒有完成現代國家所需要的法律制度和思想準備。因此，在軍事戰爭中無論哪個政黨取得勝利，中國社會都不可能選擇資本主義制度，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模式在俄國的勝利，使中國選擇了以“公有制”為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制度的歷史意義是，它使得億萬農民為主體的東方大國避免了資本在原始積累時期的經濟痛苦，不過，也為社會生活積累了另一方面的問題。
   作為殖民地的港澳地區以及國民黨領導下的台灣地區的發展對於大陸的政治體系改革具有借簽意義。如果我們把港澳和台灣社會置入整個中華民族國家發展的視野之內，那麼，應該說，中國大陸應該也必須學習和借簽它們的經驗。
   20世紀中國政黨政治的特徵是由極其複雜的社會內部及國際關係影響形成的，中國現實的社會生活依然面臨着新的政治文明的選擇，在21世紀裡，如何完成新的政治文明的建設和政治改革任務，這已經是擺在整個中華民族面前的最為重要的歷史使命。
   歷史上，中國這個古老的統一的多民族東方大國自唐宋時期就達到了農業文明發展的最鼎盛時期，不僅在物質生產力方面，而且在文學藝術（其典型的遺產是唐詩宋詞）也標誌了完整而豐富的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精神世界的成熟。自此之後，在封建王朝統治下物質生產力長期得不到發展，社會分工與需求被嚴格控制在農耕經濟的範圍之內，可以說，自宋朝之後，也就註定以農業文明為主導生活方式的國家將失去物質財富的創造力和基本動力。中國是一個經過了數千年農業文明生存過程的國家，最終的結果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這個東方大國在外來殖民主義打擊下急劇崩潰，致使中國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及科技文明轉型的徹底失敗。從表面看來，農業文明崩潰的導因來自外部，而根源則在於內部。歷史地看，這種轉型失敗的原因中深刻體現着20世紀中國歷史的實質。
   在20世紀裡，中國的人口從世紀初的4.26億（1900年）增長到世紀末的12.7億（1999年），人口數量增加了3倍多，然而，人口結構在百年裡卻沒有太大的變革，農業人口自始至終占社會人口總數的絕大多數，總比例沒有大幅的下降，這不僅表明物質生產力發展的緩慢，同時表明社會在政治及文化方面同樣沒有發生實質性的進步。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中國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東方大國的社會模式，在這種社會模式下，人們具有大致相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時其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念也大致相同，既使當國家的工業生產體系初步形成之後，也沒有像西方工業革命完成後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社會被劃分為兩個截然對立的階級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由於物質生產力發展階段的不分明，致使中國社會的階級成分與階級意識從來都不十分明顯。歷史地考察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以工業為核心的製造業的成熟與發展充當了科學技術發明創造的前提條件和物質基礎，同時在上層建築中，自由交換及其私有財產的法律制度充當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制度環境和支點。同時，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原始積累的殘酷性成為馬克思無情批判這種制度的主要理論依據，人們的全部痛苦來自經濟的壓力，所不同的是，由於中國社會農業文明在產業發展方面不能夠順利完成轉化，而在整個20世紀的進程中，中國人所承擔的苦難與挫折卻主要的是觀念的和政治方面的，直到20世紀最後20年，中國人才開始受到來自經濟生活的各種折磨。
   家庭對於中國社會結構來說具有最為重要的影響力。因為它不僅從根本上形成了中國社會生產關係的特徵，而且從本質上充當了基本的生產單位。人們的全部活動都圍繞着家庭以及家族成員進行，鄰裡間則是“雞犬之聲相間，老死不相往來”。當家庭成為社會最基本的生產單位後，不管它的人數、規模有多大，由於彼此的交往不被重視，它必須生產本家庭賴以維持生計的一切物質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的全部需要）。由此家庭同樣成為一定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幾個或更多個有着血緣關係的家庭集聚而居，便形成了星羅棋布的自然村莊。
  中國的政治結構直接起源於家庭結構，家庭結構的穩固性作為封建政治體制的基礎。因此，中國政治權力實質上是家長式的，然後才是專制的。家長制是中國封建政體的實質和最為典型的特點。一方面，政治權力處處對社會生活的公共建築、重大軍事行動和生產性活動做出決策和政令；另一方面，在每項政策的執行過程中，自上而下一級一級的權力逐級分散，最終到了社會的最基層就完全失去按照原來的政令行動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按着權力最高層意圖從事活動的可能性逐層減弱。中國政治體制在治理社會生活過程中，這種現象鮮明的體現着，這種方式被我們稱之謂人治方式，這是以家庭為主體的生產上的分散性和宗法關係決定的，此種統治方式本身具有極大的伸縮性和靈活性。歷史上，中央集權的政府形式擁有龐大的外殼，但其實質則極為空虛。它的主要作用表現為兩點，一是組織實施大規模的國家工程和軍事工程，如長城的修建、大運河的開鑿以及歷代皇陵的修築等等，都是在這種極端政體的組織下完成的；另一方面是自上而下逐級分封各級官員從而指揮整個國家事務。然而，中國的政治決策權在實質上卻是分散的，這一實質同專制的外殼形成鮮明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存在也正是中國政治之謎。
   由於對自然界的一味適應和缺乏改變周圍環境的能力。我國五千多年來的文明發展並沒有建立起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勞動尊嚴即人的尊嚴。換句話說，人本身存在的價值和尊嚴成為與其本身完全不同的問題，成為一種社會的結果，它附屬於權力、地位、等級和固有觀念等，這也是在觀念和意識形態方面造成人本身落後的重要原因。所謂落後，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人本身的落後，而改變的途徑不是別的，正是改變人們生存的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但改變又必須由掌握變革條件的勞動者自己來實現。
  農民是中國傳統文化生息的最廣泛的社會基礎，知識界在這種環境中則無法跳出這個圈子，而政治權力集團則給予這種文化以特有的支持，中國社會結構內部的文化和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加強了中國社會生活的可塑性，卻抑制了經濟的發展能力。一般說來，社會發展總是首先來自經濟的增長和發展，然而在中國，經濟卻被置於政治和文化的規範之下。因此，農民在20世紀中國社會的幾次大的歷史性的轉折關頭，都不能運用經濟手段從土地的束縛下擺脫出來。
   農業文明全面崩潰表現為社會上層建築的一系列革命、戰亂和動盪，但卻根源於經濟基礎中的產業發展的斷裂，工業作為能夠代替農業生產的經濟力量，在中國沒有找到發展的條件、環境和支點。同時，推動科技發明及應用的教育體系，沒有能夠有效地發展起來，多樣性的文化事業受到傳統勢力最直接的禁錮，這樣，不僅在社會的經濟基礎方面，而且在政治及文化等其它方面也就失去創造力和動力。
   為什麼中華民族在農業文明崩潰過程中不能完成產業革命的任務？與此同時，為什麼中華民族失去了科學發明的動力以及科學理論思維的能力？這些問題昭示着20世紀中國歷史的實質性問題，也是合理解釋20世紀中國歷史實質的最為關鍵的切入點。
   在對於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方面，一個已經定型的結論是中國1840年以後屬於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但是，這種結論究竟能否完整地概括中國農業文明全面崩潰後的社會性質？還從來是一個並沒有引起爭議的問題，然而，這個“半”字僅是從地域的角度來概括的，而且，對於“殖民地”和“封建社會”的基本性質從沒有能夠從經濟基礎方面說明。然而，通過對20世紀百年歷史特質的探尋，這種社會性質的判定對於中國歷史真實面貌的概述具有極大的模糊性，其實，對於中國社會的主體構成而言，在政治經濟的基本形態還是封建性的，而對於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劃定的殖民地區域，其社會形態基本走上了以資本主義經濟為特點路線。從歷史事實方面來說，從1840年鴉片戰爭後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並劃分出的沿海港口城市，以香港和澳門為代表的地區直接成為西方列強統治下的殖民地，在社會治理方面也採取了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模式，而中國民族國家主體在其生產方式及全部經濟基礎方面仍然是農業社會，而在社會的上層建築方面，當封建體制崩潰後，政黨政治發展並沒有能夠打造出社會法治的基礎。
   農民破產後不具備向其它的產業領域轉移的條件，城市的工人階級從一開始就在極其惡劣的勞動環境和政治壓迫下工作，這兩大組成部分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狀況，只能跟隨某個政黨踏上曠日持久的暴力革命之路。
   科學思維在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中並不是突然消失的，而是自春秋戰國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所形成的固有的思維定式的所決定的。此後，通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的文化政策的選擇和推行，中華民族的科學精神便不斷被湮滅，使封閉的農業大國形成了一種以權力意志為中心、以倫理道德為行為規範的社會體系。這樣，科學不僅在人們改造物質世界的活動過程中被排除，而且在人們生活的精神活動方面被普遍的排斥，致使整個社會的公平以及政治領域中的民主也根本無從發展的餘地和空間。這樣，在20世紀，歷史生活本身把過多的能量和精力用於政治鬥爭中，而不是致力於取得在改造與改善同自然界的成就方面，沒有把中華民族固有的聰明才智應用到物質財富的創造方面，這是20世紀中國歷史最具實質性的表現，其中的根本原因也必須從中華文明的傳統中去尋找。
    農耕經濟與其文化一起所形成的政治心理和價值觀念，對經濟行為的態度使得權力一直是凌駕於中國社會生活之上的固有力量，而不能受到任何必要的限制，對政治權力的爭奪始終是20世紀中國歷史的基本狀態，這極大地影響了物質生產力發展動力的形成。經濟因素的發展以及各種物質財富的創新受到政治權力及傳統文化勢力的壓抑，並且由此所形成的大規模的內部動盪貫穿整個20世紀的中國歷史，也體現了這百年歷史的實質性特點。
1978—2008年的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起點，因為這一時期不僅奠定了現代化的物質基礎，而且為現代化建設準備了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條件。這個時期可以被視為中國21世紀發展的序幕。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把經濟當成社會進步的基礎條件實現它的增長與發展，但這並不是說，經濟的增長與發展能夠自發解決其它的一系列社會矛盾，經濟只是人類生活面臨的一個基礎性的問題，決不是所有社會問題的全部，也不代表全部生存問題的實質，比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文化問題，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實現文化的轉型，這才是一個帶有實質性的問題。
   在封建社會裡，國家依靠對土地的控制權來行使自身的行政權，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種政治經濟的關係直接演變成為國家對生產資料的支配權和控制權，企業作為最基本的經濟單位從來沒有獲得任何自由發展的空間，人們的需求也就被國家權力所控制。中國產業轉型失敗的原因根源於獨特的自上而下組織起來的政治經濟結構。自給自足的家庭（或家族）不僅在經濟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沒有轉化為大規模工業生產的社會環境。因此，能夠組織大規模工業生產的企業組織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這在經濟上便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關係的變革。農業文明的崩潰過程同樣是小農經濟的崩潰過程，這就迫使農民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但作為特定的而且是落後的生產力的部分，農民只有跟隨和依附於一個政黨，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和農民結合在一起，最終實現了奪取全國政權的目標。
   在政治方面，以皇族政治權力為核心的國家體制崩潰後，現代國家所需要的法律制度無法在短時間內確立起來，導致政黨間在爭奪國家政權的過程中必然運用軍事戰爭的方式進行，使得政黨的存在始終不能成為有效促進社會民主的工具。政黨政治向公民政治形態的轉型，是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首要的政治使命。
   在文化方面，20世紀中華民族所表現出來的精神力依然是以政治意識為主導的價值觀念體系，並沒有培養和確立起科學的、客觀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由價值標準轉化為科學標準是中華民族文化轉型的基本任務。
     20世紀中國歷史生活的缺陷十分明顯，其主要表現在：1、社會上層建築領域的一系列革命和事變，從而無視經濟的增長與發展，致使生產方式和人民生活質量以及人口結構始終處於農業狀態中；2、政黨政治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並沒有打造出中華民族的民主與法律意識，致使社會運行的法律體系不僅缺乏而且畸形，成為社會不公正的主要原因；3、文化形態中還缺乏嚴密的科學理論思維能力，中華民族仍然是一個缺乏科學技術發明創造和運用能力的民族，嚴重影響和制約着民族社會對於物質財富的創造力。
   20世紀中國歷史仍然屬於軍事、政治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但同時，也是一個農業國家急劇瓦解和不斷尋求新生和出路的歷程。20世紀中國歷史進程及狀況由其複雜的歷史文化因素造成。現在，我們不僅站在已經取得的成就的基礎上，而且背負着歷史遺留下來的一系列缺陷、問題和矛盾，只有克服這些缺陷才能夠開闢出正確道路。
     面對20世紀中國社會進程的實質與缺陷，我們需要認真思考與解決的一個基本的問題便是，中國社會能否在21世紀上半葉實現現化代，或者說，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步驟與策略應該是什麼？截止目前，我們並沒有很好的解決這樣的問題，甚至，對於我們的歷史生活也沒有能夠從理論上進行科學的總結和回顧，對於自身的歷史，我們尚存有很多不正確的認識和偏見，因此，實現中國社會現代化希望，需要全面正確的認識與挖掘中華民族文化的固有缺陷與不足，從而找到實現現代化的條件。
   文化、教育和科技是整個社會建設的關鍵組成部分，在大規模的經濟增長過程中，我們忽視了整個社會的文化建設，以致於經濟增長沒有真正選擇一種最為公平的方式，沒有能夠為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奠定堅實的體制基礎，傳統的經濟發展觀念不僅浪費了大量的資金和無數的自然資源，而且不分輕重緩急，計劃經濟所形成的各部門間的條塊分割和缺乏協調，已經給中國社會造成明顯了的負面影響，這一切都將給中國21世紀的發展留下大量的社會問題和矛盾。

二、經濟：產業體系升級與重建分配製度

  人類的經濟活動是滿足需求為前提的合理的資源配置過程。經濟活動的原則是以耗費最少的資源獲得最大的財富。人類經濟的實質和基本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構成問題；一是勞動者同生產資料的關係問題。前者是經濟的自然狀態，後者是經濟制度的選擇。
   在經濟方面，中國有兩個當務之急，一是全面提升產業技術構成，提升各個產業領域的科技化水平；一是創新和重新設計社會內部的分配製度。
   產業體系升級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將貫徹21世紀中國的建設與發展過程。甚至可以說，中國在21世紀百年裡的經濟發展，事實上就是一個全面提升產業技術構成的過程。
   中國產業升級過程包括兩個方面的問題如下：一是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完善；一是產業科技化。中國經濟在21世紀的百年裡，至少要在21世紀的前50年裡，必須走“以製造業為先導”的產業體系發展與調整之路。中國仍然是製造業基礎相當脆弱的國家。沒有製造業體系的完善與發達，就不會有第三產業發展的健康和優良的前提。
   合理擺布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中國經濟結構的布局，需要按着吃、穿、住、行等四個方面的基本方面規劃。一個擁有13億人的社會需要一個門類健全的食品工業、紡織服裝業和良好的住宅業，在行動方面，需要一個發達的汽車業及相關產品體系。
    在一個完善的產業體系中，包括着社會成員吃、穿、住、行、性的各個方面內容。其中的主要內容包括：1、建設一個全面的、衛生的食品工業體系；2、完善的、專業化的紡織服裝工業；3、高效的、靈活性的住宅業；4、發達的交通、運輸與流通行業；|5、以教育、文化、科學、技術、信息等門類齊全的社會軟體行業。6、人口的生產與再生產制度。
   在未來的產業分工與發展方面，一個可能的情況是，不再是一個產業的人口大規模地替代另一個產業人口，而是在人類智能產品的引導下，不斷地改善一種產業的技術基礎和信息環境，從而極大地改善這個產業在整個產業鏈中的地位與國民經濟中的作用。
   在人類消費中的產業中，事實上存在着一些既無用又製造高產值的行業，比如煙草行業，這是一個對人類健康有害的古老的行業。
    重建分配製度不僅是中國社會內部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21世紀初全球金融危機為中國經濟的繼續增長提出的問題。在1949年後，中國的分配製度確立的是“按勞分配”的原則，即“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的原則。並且，把“按勞分配”與“按需分配”作為社會主義階段與共產主義的最大區別。事實上，按勞分配的原則是沒有錯誤的，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其基礎的因素是勞動者的創造。在1978年後，中國對經濟中的所有制結構進行了改革，同時也對分配製度進行了調整。確定了以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後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樣的分配原則，到現在已經執行了30年，這是中國社會在經濟活動中貨幣資本的作用不斷加大的過程。
   分配製度包括的兩個主要方面：一是勞動者的分配機制；二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這兩方面的問題既是經濟領域的問題，也是社會層面的問題。
    中國仍然是一個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國家。這是中國社會缺乏穩定性的經濟根源。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需要從三部分的社會人口開始：一是60歲以上的老人的養老制度；二是18歲以下的兒童少年的成長與教育保障制度；三是全社會的病殘人口的社會醫療與福利問題。一個功能健全的社會，必須承擔此三類社會成員的生活問題。
    中國經濟在21世紀的百年裡，上述兩個方面的問題是兩條基本的主線。產業結構的調整與產業有機構成的升級是同一個過程。
    中國經濟的幾個具體方面的問題如下：
    （一）、工業化問題：
    人類需要對17世紀以來的工業革命進程做一次全面的總結。在世界範圍內，工業革命是人類完成的第一次偉大的產業革命。工業革命起源於英國，以瓦特發明蒸汽機為標誌性事件，在工業方面則是紡織業在英國的首先成熟。可以說，工業革命是從交通業和紡織業開始的，是解決人類穿與行兩個方面的問題。人類的工業化進程最後在美國達到高峰，紡織業、鋼鐵業、汽車業、銀行業等大的工業部門，家庭手工業和作坊是中國農業社會裡工業的基本景象。
    中國的工業化經歷了如下的四個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是洋務運動，從1861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到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第二階段是中華民國時期的工業化，從1912年至1945年；第三階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工業化，從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開始，中國採用了蘇聯式的粗放增長方式進行國家工業化；第四階段是改革開放時期的工業化，從1980年鄉鎮企業的興起到2008年。
   歷史地說，中國工業化的歷程艱辛而漫長，但是取得的工業化成果並不大。事實上，中國工業化的過程是一個模寫西方發達工業國老路的過程。到21世紀初，中國工業化的任務尚未完成。
  無論從歷史的還是現實的，也無論是從經濟的角度還是單純的產業角度看，外面都不能對中國的工業化道路、進程、方式好結果給予較高的評價。一方面，不僅是因為中國工業化的過程一直是跟在西方國家的後面，沒有多少屬於本國經濟的自主發明；另一方面，國內的產業結構是對國際產業結構的低水平的重複。中國國內的產業結構，仍然處於低科技含量基礎上的與國際分工的重複。這種重複將使中國經濟在未來20年出現嚴重的問題。一般說來，主流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前景多做出樂觀的估計，但是，實際的情況卻往往正好相反。
中國社會自古以來並不缺乏單一的科技型的勞動工具的發明，在勞動工具和科學儀器方面都是如此。但是，中國缺乏的是對發明的應用能力和推廣能力。這是由中國的小農經濟和文化以及家庭為核心的勞動組織決定的。任何發明都不能夠有效的、迅速地實現系統化和產業化。   

工業化沒有改變中國社會的人口結構。中國在21世紀工業化的方向是什麼？
   （二）、金融系統的脆弱性。如果爆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不僅會導致人民幣喪失在國際體系中的威信，而且會從根本上危機到國家政權。
     世界貨幣體系必須重建。在21世紀初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過程中，中國一方面需要調整自己國內的發展戰略，另一方面需要幫助國際社會重新建立以種良好的金融秩序。本次全球金融危機必將極大改變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方式與內容。
    中國至1983年 以前，從來沒有利用過外資，也不允許外國企業來中國投資，但是，到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開始積極引入外資，歡迎外商到國內設立廠房，出口大量工業製品。中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在其加入世貿後，愈趨蓬勃，成為全球工業製成品的生產基地。經過十幾年的招商引資，中國不僅成為利用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而且贏得了“世界工廠”的稱號。然而，到2007年，中國產品的質量問題也不斷暴露出來，首先從玩具、食品等產品中暴露，給中國產品的聲譽造成不良影響。
    全球金融危機時的中國認識到經濟發展不可能繼續依靠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在中國國內，早有經濟學家提出擴大內需的經濟增長方針。
   全球金融危機促使中國必須把經濟發展的戰略做出調整。當然，在改革開放時期里，中國依靠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政策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亞洲四小龍”——台灣、韓國、新加坡及香港的經濟發展，就是貫徹執行了以出口導向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針。而此時，中國國內正在進行一場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至到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而結束。中國領導人意識到，中國欲要進行改革開放，就必須吸收世界先進的思想、技藝等，這才能搞活自身的經濟。中國開始制定和執行“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
   在改革開放的1979—2009年代30年裡，金融發展勢在必行第三產業中十分重要的一個行業——金融業的產業地位得到確立。中央政府在2009年5月宣布，到2020年上海將發展成中國及國際的金融中心。中國的金融業務將來主要為本國的工、農、商服務，不易成為世界金融中心。首先，中國缺乏文化及軍事霸權，很難扮演如倫敦及紐約的環球金融中心，服務全球。再者，中國的經濟規模在2020年時，定會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屆時，中國的金融中心只服務本土，仍會有相當規模的交易量，足夠支持上海及香港兩個金融中心。
   20世紀50至80年代，香港的金融業亦重點服務本土的第二產業，金融市場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貿易融資及廠商借貸服務。中國將來的金融中心亦可以像香港般，以服務中國本土工、農、商業為基本，但工業仍為國家經濟的支柱。
   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必須按着自身社會經濟的規律進行，而在20世紀90年代，事實上中國的金融管理層仍然試圖向美國學習。儘管未來全球經濟將逐漸一體化，但上海不可能像倫敦及紐約的證券市場那樣吸引環球資金。故此，中國應發展有其特色的金融業，不應照抄西方那套。國內有一金融方面的官員曾說道，中國不用照抄西方國家那些過度複雜的金融工具。
   中國21世紀初的經濟發展需要回歸以國內需求為主導的製造業優先發展之路。這不僅是發生在2007年美國次債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也是中國國內經濟發展提出的問題。
   中國潛伏着發生全面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中國在20世紀裡的金融危機都是由政權危機引發的，其實，中國經濟發展緩慢並且從來沒有出現一場持續的、打規模的產業革命的原因之一，是同中國政治專制條件下形成的沒有這樣交換的法則、財富的權力支配以及不存在獨立發揮作用的貨幣體系相關。在20世紀中國的貨幣史上，清政府滅亡後，袁世凱政權發行的貨幣是以鑄幣為主的貨幣，1928年國民政府發行的紙幣，消亡在1946—1949年國共兩黨內戰的炮火中，共產黨政權從1984年底成立中國人民銀行後，逐步發行並且使用人民幣為國內流通貨幣，這是一種純粹的國家信用貨幣，它的發行既不與貴金屬相聯繫，也不與任何外國貨幣掛鈎。
   人民幣在1980年代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隨着中國經濟地位的提升得到全世界的認可。但是，截至到2009年，支撐人民幣成為一種國家貨幣的基礎還不健全。不僅從經濟的角度，從政治的角度看中國。
   人民幣的穩定性來自於國家政治的穩定性。中國人民銀行在2009年2月公布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稱這是中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西方的外匯專家認為中國此舉實質上是為了跳出“美元陷阱”而採取的措施的一部分。
   中國能否成為首先從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中復甦的國家，現在還難以判斷。但是，中國必須避免的一種情景是，當世界各個主要的經濟大國的金融危機過後，中國又發生一場內源性的國內金融危機。現在看，這種情況極有可能出現，其理由如下：1、中國的國外投資虧損嚴重；2、國內的信貸量急劇上升；3、金融體制依然落後而僵化；4、實體經濟的技術升級難以在短時間內完成。這些因素都對形成國內的金融危機製造着可能性和準備着條件。
    （三）、 失業問題：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0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藍皮書》稱，2009年中國的就業壓力將進一步加大，實際失業率可能接近10%。摩根大通日前發表研究報告表示，經濟下滑已對中國的勞工市場增添明顯壓力，2009年實際失業率預期將升至10%以上(估計現時的失業率介乎8%至9%，官方公布的登記失業率為4%)。失業率上升可能引起部分人士對社會及政治不穩的憂慮。這一輪失業的影響將集中於兩類，包括沿海的流動工人及新畢業生，他們都屬於組織性較低的類別，且某程度上分別獲得農田擁有權及家庭支持的庇護。
    從2008年開始，商務部、財政部、全總等三部門表示，實施一項“家政服務工程”， 對待就業人口進行培養，並將其引入家政服務業。據說主要是考慮到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就業形勢非常嚴峻，因為“預計2009年全國待就業人口將超過4000萬人”，其中約60%為“4050”下崗失業人員、農村富餘勞動力。
    失業問題將是中國社會長期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也是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最大的難題之一。中國失業是由體制性和結構性兩個方面的主要原因造成的。
   根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21世紀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林毅夫等主編）一書中的數據：“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形勢非常嚴峻緊迫，預計本世紀中葉前，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4億多，占那時中國總人口的1/3，占全世界老年人口的1/4。”人口的老齡化將在2030年左右到達一個高峰。人口老齡化問題將如何影響中國大陸社會的經濟運行，是一個值得現在就開始研究的課題。我們不能躺在“中國是世界上勞動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這一觀點上，必須看到中國人口結構變遷的未來趨勢。
   中國是世界上勞動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這是毫無問題的事實。但是，中國同時有是一個嚴重缺乏人才的國家。如何把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轉化成為人才？這是中國面臨着的最緊要的社會問題。
     中國經濟最嚴重的問題表現在勞動力失業方面。而發生在2007年的勞動力失業既是中國內部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性導致的，也是外向型經濟政策的結果。
   中國以其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的優勢，以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比如服裝、製鞋、玩具等行業，為美國、歐洲提供價格低廉的產品，以最基礎的和低端的產業環節為他國市場服務。當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的長三角、珠三角等以國際市場為依託的企業首當其衝收到金融危機的衝擊，使得中國飽嘗外向型經濟的苦果。
   中國的經濟政策還處於及其缺乏遠見的狀態下。從中國人總是試圖從成熟的行業里發展企業的思維中即可以看出。中國試圖依靠房地產、汽車業等傳統工業產業繁榮自己的經濟，其實，這是根本不可能長久的方法。
   中國經濟領域存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我認為，是中國社會內部創造的有效需求勞動的不足。我們都說中國是一個勞動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但是，我們並不知道中國同樣是一個勞動力資源浪費最嚴重的國家。
    社會制度為勞動者提供的自由空間很小。這是中國社會有效勞動不足的根本原因。有效勞動不足的結果是勞動力的浪費和內耗。導致社會成員的行為不以勞動創造財富為標準來衡量自己對社會的貢獻度，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經濟觀念的扭曲和錯誤。
    中國經濟問題的實質是制度性的，即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是對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掛帥”的否定，但是，單一的經濟力量根本不會自行幫助一個國家解決發展面臨的最根本的問題。發展是文化、科技、教育為一體的人大素質提高的過程。
    在經濟領域，生產—交換—分配是經濟的三個主要的環節，而節約、競爭、誠信則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原則。而在中國的經濟政策中，講到經濟就是國內生產總值即GDP。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代價是嚴重的資源浪費和不可遏制的自然環境污染。這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已經明顯的顯現出來。
   在2008年，一系列經濟領域裡的問題通過微觀企業而暴露出來，典型的以“三鹿毒奶粉”事件為標誌。產品質量、工程質量是與社會道德問題同時存在的問題。
   勞動的有效供給不足與資源分配的權力化，此兩者，是中國經濟運行過程中存在着的最大問題。而擴大內需的政策，是對需求的片面認識。企業制度和分配製度，是中國經濟的重點。
   服務業、房地產業等第三產業的發展與繁榮對中國固然重要，但是，這些產業決非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柱，而且，中國社會發展的動力也不會來自於這些產業。在通過1978—2008年3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後，中國的第三產業，如高科技、創意工業、文化產業等，從整體上說還無法在國際上與西方七個工業發達的國家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中國必須在繼續推動第三產業發展的同時，把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落實到第一產業的科技化和第二產業的信息化方面，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必須繼續以農業與工業的發展為支柱。
     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走過來一條以“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發展，到2008年止，為中國積累了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額度，在美國“次貸危機”導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在西方國家的眼中被刮目相看。但是，就中國國內經濟運行的態勢而言，仍然存在着許多困難和矛盾。而且，從2008年開始，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正在暴露和顯現出來，並且給社會的政治穩定造成巨大的不利影響。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在經濟政策方面力主以出口為導向的路線，並且逐步擴大基建投入，在土地政策、信貸政策和技術引進方面做工作，這些對於中國的成功發展，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作用。但是，對於中國這個有着13億人口並且內部社會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來說，中國自身的生產力發展不僅根本無法依靠大量依賴進口初級產品、工業製品、糧食等來解決內需，而卻這也不符合國家安全的要求。
   中國必須在初級及二級生產上儘量自給自足，並大力發展工業及農業作為國家經濟的基本方向。實際上，國內市場對工業製成品需求甚殷，很多省份只是追求溫飽，他們需要實用而非高質量的製品。中國的製造業在滿足龐大內需的同時，出口工業製品到國外，賺取外匯。故此，展望未來一段很長的時間，農、工業仍會是中國經濟的命脈。
   中國要提升整個製造業的產業技術水平，還有很長度路要走。恢復中國製造業的活力，是21世紀初的基本經濟政策選擇。
  中國作為一個獨特的發展中國家，並且以其特殊的方式補貼世界。導致中國國內經濟存在着嚴重程度的虛假繁榮的後遺症。而且每逢貿易摩擦，發達國家還一股腦地把禍水潑向中國，要求人民幣升值和進行反傾銷。
   在1997年，中國有了充當世界工廠的提法。而發生在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致使中國沿海的以對外出口企業經受重創。顯然，中國急劇增長的良性循環必須依賴於擁有13億人口的國內市場。
   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國內經濟結構問題、社會不公平問題、政治權力腐敗問題、企業界內部的貪污問題以及文化機制落後問題等等都被暫時的掩蓋着。因此，我們必須清楚，經濟系統僅僅是人類社會中的一個分支，它不可能自覺地解決國家生活中的根本問題和矛盾。
   在經濟改革過程中的政策選擇上,我國逐步走過一條從計劃到承認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道路。但是，對於市場經濟的理解上，我認為無論是主流經濟學家還是政治家，都存在着明顯的誤區。市場經濟的實質應該是一種以人們的有效的社會需求為基礎的經濟，建立在勞動者的公平競爭和交換自由的前提下。但是，我國市場經濟的制度建設，還缺乏這樣的明確無誤的理念。
   從自然界中轉化創造社會需要的物質財富的力量正在發生迅速的轉移，因此，在經濟生活中，資本的範疇也在不斷的擴大中，
   在社會生活方面，從現在開始，中國政府就必須設計出能夠覆蓋全民的社會福利體系。在計劃體制下，生產資料所有制被機械地劃分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態。國有部門的職工是國家通過計劃管理的，而為數重多的農民則只有通過土地獲得生活來源和保障。現在，在通過20世紀80—9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對於社會福利體系的重新設計已經是中國穩定和政治進步的關鍵條件。
   歷史上，中國從來就是缺乏整體性的社會福利體系建設的國家。封建政府把全部負擔都轉架給農民，而農民的全部希望是風調雨順的年景獲得好的收成。在西方，國家第一社會福利制度的建設從俾斯麥時代就開始了。
   中國必須建設一整套完備的社會福利體系。以保證社會的穩定和生產方式在存在巨大差別層次的情況下的生產力進步。社會福利知道的建設首先要覆蓋三部分人口：一是沒有勞動能力的老人，二是兒童少年的教育，三是社會傷病殘疾人群的基本生活。中央政府應該在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方面有大的作為。發生在2006年的上海社保基金案，說明了我國社保體系建設尚存在制度和監督管理的缺陷。但是，也應該看到20世紀90年代後開始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成績。
   我把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看成為是實現政治民主的最重要必要條件之一，是比經濟增長更加重要的條件。因為經濟增長的巨大不平衡性和市場經濟的特點，會天然地不斷拉大社會成員間的收入距離。
   在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同時，在經濟領域，一個最重要的制度建設任務是分配製度建設。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的分配製度是“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現在看來，這是一種極其簡單的分配思想。在勞動力就業異常困難的今天的經濟升活的運行狀況下，基本上，這樣的分配思想已經過時。
   對於具有勞動能力的社會成員的保證，通過經濟領域解決問題。從產業結構、交換方式與分配製度入手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三個最重要的選項。分配製度建設必須創新。
   由於中國社會的特點所決定,一個事實是，社會的穩定並不直接取決於經濟的增長速度和規模，在很大程度上，我國社會的穩定取決於國家福利體系的建設。可以肯定，在中國全面推動和實行社會政治民主之前，必須把國家福利體系和社會保障制度建立起來並且建立完備，否則，政治民主就有可能或者必然演變成為為了奪取權力的內亂。因此，覆蓋全民的福利制度建設必須在政治民主之先和之前建立起來。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中國實行政治民主的最重要的條件，它比經濟的增長更為重要。
   在世界範圍內的發達國家而言，政治民主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是同步的或者政治民主在先的，但是，對於中國，由於社會人口眾多，必須選擇社會保障體系先行的方法，在比較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起來後，絕大多數普通的人民群眾在能夠享受社會保障而沒有生活的後顧之憂時，中國大陸的政治民主才能夠順利的推進。
   失業成為一個世界性的難題，意味着人類社會必須改變貨幣分配的方式和交換方式。

三、改變政治生態的方法

  就中國而言，政治制度改革的任務最繁重和最迫切。因此，中國必須為政治改革找到和確立起一個明確的方向和具體的方案，才能夠走好21世紀百年。
     為中國的長遠發展和進步確立永恆的價值體系和保證萬世太平的穩固的制度狂架。此兩者是開闢新文明的前提和充分必要條件。價值體系的核心概念是文明與幸福,而穩固的國家制度必須經過充分的全民性的討論設計、執行和確立。
   中國的發展穩定在全球範圍內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具有典範的意義。中國的優勢必須首先通過文化表現出來，並且通過制度體系釋放出去。
    中國21世紀的政治形態,註定是一個基層直選與高層間接選舉以及精英政治的有機結合。單一的選舉、多黨制都不會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
    （一）、中國的政治的演化邏輯
   中國政治模式的家天下，最早可以從堯舜禹三代之後的周朝算起，直至1911年10月清朝被辛亥革命推翻。20世紀中國政治模式轉型為“黨天下”。“黨天下”的政治範式本身就是一個過渡，21世紀中國政治的模式註定是“民天下”。“家天下”—“黨天下”—“民天下”，是中國政治演化的必然邏輯。
   家天下和黨天下的一個典型的政治特徵是，國家軍事力量的家族化和政黨化。軍隊與國際的關係是考察中國政治的最明顯的和不可繞過的一對關係。傳統上軍隊是國家的柱石，既是從現代國家來說，軍隊也是國家的最具有象徵意義的組成部分。在中國歷史上，軍隊是導致政治動盪根源之一。
   20世紀裡，中國的主要政黨的存在與發展都依靠於自己組織的軍事力量。這樣的政黨的生存狀態決定了20世紀中國的基本的政治面貌，也歷史地證明了中國政黨的失敗性。軍隊的政黨屬性是中國政治範式由家天下轉型為黨天下的典型標誌，也是中國社會發展失敗的證明。國民黨和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爭奪，採取了武裝戰爭的方式。這是20世紀中國政黨政治導致中華民族社會發展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國民黨通過黃埔軍校建立自己的軍隊，而共產黨則在基層建立自己的工農武裝力量，兩者都發展為正規的軍事集團。歷史地看，政黨的軍事化是中國20世紀前半也社會動亂的根源。
   在軍隊國家化方面，中國已經沒有任何拖延軍隊國家化的理由。唯一存在的，就是政黨的一己私利。但是，為了中華民族社會的長遠未來繁榮與穩定，軍隊國家化的制度改革刻不容緩。
   中國的政治改革仍然需要從基礎做起。中國共產黨領袖的理論思維，從第一代領袖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到第四代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已經走過60年的執政時期。共產黨領袖已經從思想上完成了從階級鬥爭到關注民生的轉型。但是，中國政治進步，還需要從關注民生到進行具體的公平制度設計的轉型。也就是說，以人為本的思想在政治上必須通過設計和確立公平的制度體系得到體現。一切政治活動都是為了保證公民在平等的制度體系下最大程度地發揮勞動的熱情和積極性。
   中國21世紀初的政治改革必須確定提綱攜領的方法與入口。中國共產黨仍然是中國的執政黨。因此，21世紀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和政策決策的正確性。
   共產黨的價值觀，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比如以人為本、科學發展、和諧社會等等概念的提出，已經標誌着在政黨的宣傳層面上同人類普世價值的接軌。但是，在對歷史問題的態度和現代現實問題的處理方式上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還沒有能夠真正成為一個民主的政黨。目前，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社會的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事實上，可以認為，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從1976年“文革”結束，就標誌了共產主義實踐在中國的失敗。
    中國的政治進步，首先需要設計出和確立起一個永久性的完整而合理的制度框架。這個框架有助於中國實現從“黨天下”到“民天下”的轉型。在國家政權的形成機制方面，實現由“打天下”到“選天下”的轉變。
   從宏觀歷史的角度看，中國政治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1911年清朝被推翻，屬於“家天下”的狀態，而在19世紀末以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興中會”為標誌，20世紀中國的政治舞台是“黨天下”的狀態，但是，中華民族在20世紀百年裡所經歷的一系列歷史悲劇也是由於從“家天下”向“黨天下”的政治轉型不成功導致的。
   社會公權力的家族所有在中國持續了兩千多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才被徹底廢除，但是，代之的政治制度卻是一黨所有。家天下和黨天下對中華民族的文明發展不僅充當絆腳石的作用而且貽害無窮。
   21世紀的中國政治，註定是一個由“黨天下”到“民天下”的轉型過程。由“黨天下”到“民天下”的轉型，需要一系列社會條件、制度設計、思想理論準備和朝野雙方的和解共識。
   從“黨天下”到“民天下”的實現，由執政黨共產黨組織、領導最為快捷，但是，這取決於共產黨內部各種政治派別的平衡，就中國民間和知識層來說，民主黨訴求是一直的。2008年，以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劉曉波寫出的《零捌憲章》為標誌，說明知識分子的民主意識已經開始轉向制度建設方面的考慮，因此，也是比較成熟、溫和、理性的。健康的、積極的、公開的民間力量與民間組織，是中國大陸社會文明進步必不可少的條件。如果限制了民間文明力量的發育，也就阻礙了整個中國的進步的腳步。
   21世紀中國的文明進步和建設發展需要新的政治力量和政治組織、政治制度的形成。 

   （二）、政治改革的外部條件已經具備：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客觀上為中國社會形成新的政治思維準備了條件。
    1、到2008年，改革開放時期建立起來比較完整的企業制度，企業成為社會生活中的最活躍、最積極的力量，創造者物質財富和改善這群眾的生活質量。
    當然，在30年裡，各行各業的企業的生存狀況異常艱難。企業力量成為社會進步的基本的推動力，這是改革開放的歷史性的成就和偉大貢獻。
    2、社會多元化局面的形成，教育體制的改革、
   3、人們思想觀念的根本變化，家庭關係和性解放態勢的形成。

  良好的政治制度是中國社會得以持續發展和進步的首要條件。一個社會，只有在穩固而堅實的政治制度框架和良好的精神風貌的條件下，才能夠具有健康的經濟增長能力和其他領域裡的軟實力建設，諸如提升教育水平與科技水平、改善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強化社會安全等各方面取得平衡發展。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暴露出來了許多缺點，比如，領導幹部一成不變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有此產生了太多的貪污腐敗現象，在現性的政治體制下，難以產生強有力的政府系統，政府工作與決策越來越不能夠滿足民眾的期望和要求，但同時，公務員的職業卻又以此成為新的年輕人追求的目標，的確，中國需要一種良好的制度，以吸引和保證有能力的和有獻身精神的年輕人投身於政治工作中，並且帶着非凡的才智為人民群眾服務。但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一成不變，而是要順應社會的要求而發展和公民的文明意志來演變。
  可以說，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在20世紀百年的一黨體制下，從來沒有那個產生出一個持續不斷為人民群眾利益而工作的政府系統，國民黨政府在1928—1949年對中國的統治，已經達到來自於共產黨在內的許多黨派的批判，但是，對共產黨政權在1949—2009年60年的治理中國大陸社會的歷程，還不能夠從歷史哲學和政治學的角度進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固然，任何民族的文明進步都需要有一個過程。
    （三）、在現行的憲法結構中改組國家機關的職能：
    中國政治改革必須在現有點國家機構的框架上進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包括中共黨委、政協、政府和人大等四個主要的國家機關。在憲法的框架內和憲政條件中,充實人大、政府以及共產黨委和政協的職能最為可行。
   把人大建設成為一個獨立的立法機關，通過立法質量是中國社會面臨着的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必須切實落實人民代表的選舉制，通過法律規定全國人大代表和各地方人大代表的人數比例是一個關鍵性問題，而有效地組織選舉則一個是更加重要的問題，同時，明確人大代表的工作職能，是一個尤為重要的問題。在全國人大代表的選舉方面，按中國總人口的13億計算，如果按着百萬分之一的比例，全國人大代表大致應該有2600名，也就是說，每100萬人口中，應該有一名全國人大代表；地方人大代表的比例，可以逐級擴大到一個合理的程度，比如一個人口30萬的縣級人大，如果需要500名代表的話，則為千分之二的水平。在中國大陸現行的政治體制內，人大代表的作用必須得到良好的發揮，否則，中國的許多社會問題尤其是基層的社會矛盾，就根本難以得到及時公平的處理。
   應該賦予政協發揮獨立的政黨的作用和職能，向各級政府推薦政府的候選人。共產黨要以與政協平等的地位和資格參與中國社會的政治活動與選舉，而不是繼續以國家勞動者的角色在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這樣，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正常的權力形成和更迭程序的國家。
   把“政協”改造為獨立的政黨聯盟，這是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一個實際需要。理論上，政協的主要職能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據說，這三項主要職能是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人士在中國政治體制中參與國是、發揮作用的重要內容和基本形式，體現了人民政協的性質和特點，是人民政協區別於其他政治組織的重要標誌。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隆重舉行，宣告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式成立。自哪時起，政協的領導人無一例外的都是由共產黨人擔任。
在目前中國大陸的政治框架內，“政協”被認為是花瓶似的機構。這是國家機構職能設計不合理所形成的局面。對於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問題已經提出。而政治改革必須站在現有的國家機構的基礎上進行，在國體設計方面，中國大陸不可能進行另起爐灶式的改革。這就要求必須重新合理的劃分人大、政府、中共、政協四大國家機構的職能。否則，中國政治文明的真正進步就邁不開步伐，也達不到預期的目標。
   在政協職能的改造和加強方面，需要賦予政協如下的職能：1、第一步是把政協機構改造為一個獨立發揮作用的政黨聯盟；2、通過平等公開選舉產生出政協領導人；3、在解決中國大陸社會的一系列國計民生的問題方面，能夠提出自己的政策措施和方法；4、有權向各級“人大”推薦各級政府的候選人；5、充當中國社會發展的智囊機構。
  良好的立法機構和機制健全的政黨制度，是保證我們的社會擁有一個好政府的政治基礎。
  （四）、設計符合中國實際的選舉制度
   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是否具備進行普選的社會基礎和文化環境？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但是，為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設計出公平的選舉制度，符合中華民族長遠未來的需要。歷史上，中國社會的公權力從來都是經過各式各樣的武裝的暴力獲得並且更迭的，國家政權的維護也通過暴力。
   就中國大陸社會的整體狀態而言，不可能在一個短時間內實現普選制。但是，卻可以通過必要的行政區劃改革和制度設計，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實現縣級政府的普選。如果在縣級政治機構的框架確立後，在縣級政府推行直接選舉，那麼，我認為應該取消鄉級政府。在選舉制尚未成熟的時期里，行政領導人的任命制與問責制可以先行分開。把問責制度權力交由人大來行使。
   對於選舉，不僅我們社會的政治家，而且包括許多普通的民眾也心存畏懼。但是，在社會公權力的形成方面，中國大陸社會需要進行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對於自上而下的官員任命制，人們已經習以為常，並且感覺順理成章。中國人被動地接受任何來自上級的任命官員，從來沒有獲得過在公平、公開的情況下進行選舉的權利。
   改變了社會公權力的形成規則和法律制度，也就極大地改變了中華民族的政治生態與文化。選舉制度的設計、制定和落實，需要對社會公權力進行合理的分工。行政區域的劃分必須合理。
   在選舉制度中，理當包括兩個系列的選舉。一是對行政領導人的公開民主的選舉；一是對立法機關組成人員（中國大陸稱為人大代表）的選舉。兩個不同的選舉應該統一立法，在任職期限方面，人大代表的任職期限可以長於行政首長的任期。這樣選舉就可以分開進行。使選舉活動成為中國大陸社會政治生活中國中的常態，這是政治文明的需要。
  權力產生制度的不合理是中國社會存在的最大問題，也是社會不穩定的根源。共產黨至今仍然未能夠自覺地進行改變社會公權力的產生制度，這是中國政治文明進步遲緩的真正原因。從現在起，中國社會又以次處在一個驚險而劇烈的轉型的期。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各種因素都在發揮作用。在這些領域中，健康的和不健康的、正義的與邪惡的、力量也都同時存在着，政治家的責任重大。為了使得我們的社會發展的能量不是去平衡並且持續的發揮作用，首要的任務是改變我們社會的政治。
  據報道，在2008年美國卡特中心組織中國觀摩團第四次考察美國選舉，前三次包括1998年的中期選舉、2000年總統大選和2002年中期選舉。觀摩美國選舉過程，起碼可以對中國人起到民主選舉的教育作用，但是，在中國國內，卻是缺乏對美國選舉制度和選舉過程的介紹。
   中國在1948年首次進行立法委員選舉的直接選舉。以中國3.7億人口來計算，平均60萬人選出一名實為中國國會議員的立法委員，選出了760名立法委員。該次國會選舉的舉行，也讓中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實際上，1948年中國立法委員選舉不但是中國有史以來的首度全國性民意代表的民主選舉，也成為迄今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全國性的國會議員普選。
   1947年12月25日，中華民國三千多名制憲代表（即國民大會代表）所訂定中華民國憲法開始施行，依照憲法，立法院立法委員必須由人民以直接選舉方式選出，因此，中華民國於隔年的1948年舉行了中華民國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由於幅員廣闊，該選舉各省並不完全相同，約略是在1948年的1月21日－1月23日期間舉行。
     中國共產黨的拒絕參與此次選舉，因此，僅有中國國民黨、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國青年黨及無所屬特定黨籍或小黨參與。在選舉方式方面，經過公民登記的年滿25歲的中國公民均可以以單選、無記名、秘密的方式參與投票。其中除了少數的職業團體人士與自治民族之外，全國皆於設籍住所附近的選務所參加，以各省平均三成的公民登錄率來換算，該選舉據估計至少有1億5000萬人參與。另外，因為有兩處直轄市於中國共產黨實際統治下，無法進行投票。因此名額原定773名的立法委員，最後選出了760名。
     1949年國共內戰失利的中華民國政府遷徙台灣，760名立法委員當中，僅有380餘名隨之前往台灣。該380餘名立法委員的任期，原應於1951年5月屆滿，但是國民黨政府為了政權合法性，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1號解釋，讓其380餘名立委繼續行使職權。直到1991年年底才結束任期，期間長達43年。
   在1949年10月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大陸社會再沒有組織進行過任何一次全國性的選舉活動。
    １９５３年２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選舉法》頒布後，通過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國規模的普選，選出了基層代表５６６•９萬人、全國人大代表１２２６人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但是，在中國大陸。選舉活動始終缺乏強有力的、系統性的組織管理。致使選舉流於形式。中國鄉村選舉問題很多。據了解，自從中國舉行鄉村選舉以來，選民的投票率高達80％，這在全世界來說都算高水平。不過，這次觀摩團有成員透露，內地的投票率是有水分的，為了吸引更多人參加選舉，有些地方以金錢或物品吸引選民投票。   
    中國的選舉需要建立起統一的自上而下的選舉組織機構：負責選舉的組織機構要遵循統一、常設、中立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1953年的選舉法有中央選舉委員會的設置，但在後來修改選舉法時取消了這個設置，選舉組織機構中不再有中央選舉委員會。在1953年的選舉法中，中央選舉委員會也是臨時性的機構，選舉結束後就撤銷。
   由於沒有統一組織選舉活動的中央選舉委員會，因此，在中國大陸社會的選舉方面，民政部門和人大系統各自管轄不同的選舉，由於在我們的國家機關的設置中，沒有一個統一的、權威性的選舉活動的組織機構，不僅不能有效地推動社會生活中政治選舉活動正常化，還阻礙着實現社會民主化的步伐。因此有必要成立一個中央選舉委員會來負責主持與選舉活動有關的工作，統一主持基層的直接選舉和人大代表的選舉。無論是中央選舉委員會，還是民政部內的選舉委員會都應該是常設的行政組織機構，統籌計劃和管理與選舉有關的行政組織工作，法律法規的制定，選舉有關的研究等等。這種辦法也可以推動中國選舉制度改革的進一步發展。待中國的選舉制度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可以在民政部的這個選舉機構之上成立獨立的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委員會的中立是由選舉委員會的構成而定的。保持選舉委員會的中立有兩種做法。一是選舉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保持政治上的均衡；另一是由中立的人士來組成選舉委員會。必須杜絕選舉成為單一的政治力量操縱的工具。
  在正常的憲政體制中，政黨只是提出各種社會政策的思想庫和向選舉機關推薦候選人的工具。中國大陸政治的進步，需要政黨逐步回歸其正常的地位，在未來的政治制度框架中，各個政黨也必須發揮社會政策思想庫的角色，並且向選舉機關推舉自己政黨的各級政府候選人。
   中國的選舉制度的改革需要建立真正中立的選舉委員會。近來年在中國許多地方所進行的基層選舉中，2003年初於寧波海曙區進行的社區選舉中，就嘗試在社區設立由街道選舉委員會成立的選舉辦公室，辦公室工作人員由非本社區的社工擔任，不再由本社區居民擔任。由這些社工來負責具體的選舉事務就避免了社區居民在選舉中的迴避問題。在2003和2004年的村委會換屆選舉中，吉林省開始在一些地方實行由學校的老師們組成村選舉委員會組織選舉，不再由村民們來爭奪選舉委員會的職務。2004年夏天在湖北宜昌西陵區進行的一系列社區選舉中，採用了由社區內的單位成員出任社區選舉委員會主任和部分成員的辦法，這個辦法也減少了社區成員自身對選舉過程的干預，增加了選舉委員會的中立程度。這些例子表明，在基層選舉的實踐中，許多地方已經在考慮找到一個讓選舉委員會中立的辦法。這些基層所實行的辦法都是非常有益的，只有這樣的選舉組織機構的安排才能有利於建立一個統一的規範的選舉標準。
  建立統一的選舉標準和選舉常設機構是推行和開展選舉活動的基礎性工作。中國大陸沒有常設的選舉委員會，沒有自上而下權威的選舉行政機構，也就不可能建立一個統一的選舉標準。在建立統一的選舉標準的同時，中國大陸社會必須建立規範的共同遵守的選舉辦法。在中國，1949—1987年根本不存在像樣的選舉活動，選舉制度改革從1987年開始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幫助，並且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這個過程不僅過於緩慢，而且受到來自落後的政治觀念的阻力。中國大陸社會至今仍然沒有一個統一的全國性的選舉制度，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常設的選舉行政組織機構。因此，選舉在中國大陸還沒有形成一種自覺地政治制度。
   關於如何推動中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的問題。在具體的方案制定方面，以王力雄先生的“遞進民主”最為著名。王力雄先生於2004年寫的一部政治制度設計專著叫做《遞進民主——中國的第三條道路》。參考了主流學術界的行文方式，重新詮釋了「逐層遞選制」，並對中國當前的經濟、生態、社會、政治危機進行了深入剖析。
   王力雄所謂的遞進民主制包括兩個構成部分：逐層遞選制和遞進委員會制。以現在中國社會組織的模式來看，自然村按照每個家庭一個代表的方式組成該自然村管理委員會，負責制定本村管理的大政方針並選舉產生該自然村的管理委員會主任（類似現在的村民組長），各自然村當選的村管主任自動成為所隸屬的行政村管理委員會的成員，並負責所在自然村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行政村管理委員會負責制定該行政村的大政方針，並選舉產生行政村管主任，負責該行政村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各行政村管主任組成鄉鎮管理委員會，負責制定本鄉鎮的大政方針，並選舉產生鄉鎮長，負責該鄉鎮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依此類推，逐層遞進選舉組成遞進委員會。最後，31個省的當選省長組成國家管理委員會，負責制定國家的大政方針，並選舉產生國家元首。關於城市居民，情況複雜些，他提出了項目單位制的概念，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實際活動範圍，具有明確的經驗身份，因而可能在多個遞進委員會的層塊管理下，具有多個選舉身份。這些就是遞進民主制的基本內容。
   王力雄闡述的遞進民主制的基本理念，大概包括如下內容：第一，按照遞進民主制，所有選舉和決策都在經驗範圍內。我國傳統的選舉之所以被認為是虛假的，就是因為它規模過大，超過了人們的經驗範圍，對候選人不了解，且不允許競選。西式民主也存在規模過大的問題，但由於允許競選，稍微好些。儘管如此，西式民主又要受到知名度和金錢力量的制約和決定，媒體導向的背後是金錢在發揮作用。第二，遞進民主制堅持隨時選舉的原則，隨時可以罷免撤換當選人。現今各國實行的定時選舉都變成了定時表演，選舉時好話說得天花亂墜，當選後背棄承諾，犧牲選民利益，臨近再次選舉時又包裝自己，製造虛假政績，通過各種力量操縱選舉，從而使得選民對當選人失去應有的制約。而在遞進民主制之下，當選人在做出決策時都要在自己頭腦中進行模擬選舉，考慮自己的決策和行為將帶來的後果，因而遞進民主制能夠強有力地約束當選人按照選民的意志行事，這樣也使得隨時改選在實際上很少發生。第三，遞進民主制實行議行合一的原則，從而產生高效率，避免西式民主的低效弊端。第四，遞進民主制充分體現了高度自治和聯邦主義的理念。傳統的自治被認為是虛假的，因為它實際上是自己的精英統治，不是人民自己的自治，不代表人民的利益。遞進民主制建立在地方人民高度自治的基礎之上，每個層塊的委員會都對本層塊的管理全權負責，並對上級委員會構成強大的制約，根本上它是個遞進自治結構，也就是遞進聯邦結構。在每個層塊的委員會內部，都是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是一票否決的邦聯原則，從而有利於發揮委員會制的長期交易互相補償的原則優勢。第五，在遞進民主制之下，理性能夠得到逐層提煉，從而形成隔層保護。現實社會中每個人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這在根本上是無法擺脫的，這樣民眾直接表達民意會顯得比較局限，不利於形成理性的決策。在西式民主下，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範圍內不具有任何民主，比如承受着嚴重的企業專制，可是在超過個人經驗的宏大層面卻要對不了解的事情表態，比如選舉總統，這是很成問題的。遞進民主制就克服了這個問題，它使人們在自己的經驗範圍內實行民主，通過層層遞進，形成越來越理性化的決策，從而使得理性能夠得到逐層提煉，形成保護隔層，保證決策理性。第六，遞進民主制是無黨政治，在遞進民主制下不需要任何政黨。現代政治是政黨政治，是基於多黨競爭的思想，其結果走向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悖論，在特殊情況下成了極端比賽，不是給人民帶來幸福而是帶來災難。  
   王力雄認為中國現在面臨着轉型困境，也即四大僵局：第一，大壩僵局。中國現行的體制大壩是剛性的，它跟西式民主體制互相都不存在對方的因子，任何一個地方的開口，都將導致“千里之堤，潰於蟻穴”的結局。第二，多黨亂政僵局。中國一旦搞西式民主，馬上會產生無數個政黨，陷入黨爭的混亂局面。第三，勝負定局。一旦實行西式民主，現行執政黨必定失敗，被人民拋棄，丟掉權力。第四，清算結局。中國一旦實行西式民主，就意味着共產黨對傳統意識形態的徹底拋棄，等於承認其自身的失敗，那麼其他政黨和人民群眾必定要起來清算他們在執政過程中的腐敗和造成的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問題。由於這四個僵局的存在，現行執政者不可能轉向西式民主。在這種情況下，遞進民主制可能緩和甚至避免這四個僵局。在王王力雄的設計中，按照遞進民主制，人民將會自下而上地替換舊政權，每次替換後新產生的當選人都跟舊政權的上級保持合作。比如，行政村的管委會主任召開聯席會議，組成鄉鎮管理委員會，選舉產生鄉鎮長，大家都聽從這個當選的新鄉鎮長，並通過他保持跟縣政府的合作，而不再理會原來的鄉鎮黨委和政府班子，其他依次類推，逐層遞選，層層上進。由於這是一個妥協、折中的方案，因而可能會得到縣政府的接受，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如果他們不接受就可能面臨群眾暴動的結果，使得他們自身的利益嚴重惡化。在這個過程中即使在局部遭到鎮壓逮捕，也要堅持非暴力不合作手段，借鑑印度甘地的“填滿監獄”的原則，除非人民全都被抓進監獄，否則這套遞進民主制還可以存續。另外，如果共產黨內部高層出現聖人，自覺超出個人利益和狹隘的執政集團利益，也可能上下配合推動，將是人民的大幸。而這種聖人的出現，需要中國獨立思想家集團的出現，為中國的未來獨立思考，尋求方向，產生歷史影響。這裡的獨立思想家集團不是幕僚群體，而是一大批遠離官場的獨立思想家。這是王力雄自覺努力的方向。這樣看來，遞進民主制就可能是中國未來的一條出路，是一種值得人們認真對待的政治道路和民主模式。
   在王力雄倡導遞進民主制的同時，官方學者也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我認為，對民主問題的研究，應該從理念與制度兩個層面的區分。一方面，我們需要關於民主問題的正確的思想觀點；另一方面，一個社會必須具備保障民主的制度體系。因此，民主建設需要在制度層面上進行，中國人對民主問題的研究恰恰在於缺乏關於公平合理的制度設計。
   中國社會缺乏的是制度的設計。一般說來，在世界範圍內都把1787年美國憲法視為最偉大的社會制度發明。中華民族社會缺乏這樣的社會發明。民主即使以種政治狀態也是一種經濟狀態。民主即使社會發展的結果有充當社會進步的前提。民主既來自於人民群眾的歷史經驗又來自於人民群眾的理性的心靈。民主是關於政治活動的基本規定。但是，民主就像自由一樣，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民主的基礎是文明自由的秩序。
   民主在政治上必須包括的如下的內容：公權力的形成法律體系、權力行使的原則、對權力的監督機制等三個方面的內容。中國21世紀的社會民主就是要解決這三個方面的問題。
  中國社會的民主方式和內容是參與者民主。參與者民主將是中國社會在21世紀裡的基本的民主形式。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民主》1848年第12版序言中說——“美國的各項制度所依據的原則，即遵守紀律的原則，保持政權均勢的原則，實行真正自由的原則，真誠而至上地尊重權利的原則，則對所有的共和國都是不可或缺的。它們是一切共和國都應當具有的，而且可以預言：不實行這些原則，共和國很快就將不復存在。”
   總結的說，中國大陸社會的選舉制度首先需要立法，設計出符合中國實際需要的制度體系，成立全國統一的負責組織選舉的機關，分別組織行政系統和立法系統兩個不同的選舉。
 

（五）、政黨制度：
   
     在20世紀中國政黨制度的發展中，從國內來說，是以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間對國家政權的爭奪為主線的；就其外部的國際關係層面而言，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借鑑和接受中國的北臨即前蘇聯的政治制度模式。真實的歷史是，對蘇聯的學習從孫中山先生就開始了。孫中山在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便提出了“以俄為師”的主張。中共把“聯俄、聯共（應為容共）、扶助農工”這“三大政策”說成是“新三民主義”。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無論新舊，都是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其意識形態主調沒有變化，變化的只是其組織策略。可以說，當時國民黨只是有條件地接受了蘇聯經驗，因為國民黨從來不承認其國民革命是共產主義的。1924年1月22日，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聘任俄人鮑羅廷為政治顧問，國共開始進行第一次合作，共產黨員得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參加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
     新三民主義的核心內容並非所謂“三大政策”，而是“以俄為師、黨在國上、以黨建國、以黨治國”。如果說舊三民主義是西式的，新三民主義則是俄式的。孫中山採取了列寧的組織策略，拋棄了歐美政黨模式，採用俄式科層制集權管理：總理制與委員制結合，在各地普設黨部，軍隊設政治部，派黨代表，各地黨組織選派代表到中央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當選者”也包括諸多共產黨人，實際上是事先協商好了任命的。1924年7月11日，國民黨又在中央委員會之上設立中央政治委員會，筒稱“中政會”，成為實際上的權力中心。隨即又設中央軍事委員會，即中央軍委，中央軍委主席逐漸成為最有權力的人。這完全是從移植蘇聯而來的。後來成立的廣州國民政府，它與黨的關係同蘇聯一樣，是黨在國上、黨政不分、黨在政府之上。國民政府組織法中確定“以黨治國”原則，即國民政府必須接受國民黨的指導和監督，一切施政方針及立法原則均由“中政會”提出，經由中央執委會審議後，以政府名義執行。在這種制度下，以黨代政，黨領導一切，政府官員也由黨任命，黨管幹部，成立黨的組織部，主管黨政幹部任免；又設宣傳部，宣傳黨的主義，孫中山說，“革命成功全賴宣傳主義”，其主義當然是三民主義；黨政其它部門也陸續設立，政府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包括司法機關在內，一律接受國民黨中執委的政策性指導。黨的組織延伸和滲透到社會、產業、文化、教育各個部門和組織中去，直達基層，形成龐大的科層制官僚體系，黨政軍合一，高度集權。雖然北伐成功後，蔣介石“清黨分共”，南京國民政府採取“五院制”，但蘇聯的黨政模式並未廢止，仍然是黨在國上，五院制政府只是個花架子，在黨中央總裁的領導支配之下。國民黨還按蘇聯共青團的形式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以培養黨政後備幹部。1924年國民黨“一大”時，在蘇聯政治顧問鮑羅廷指導下，國民黨即已確立民主集權制的組織原則，建了各級會議、代表、表決及集中執行機制。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被蔣介石實際控制後，民主集權制在實際運用中更強調服從中央，服從領袖，被歸結為“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
      中共黨章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專門提到民主集中制，此項制度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直延續着，“是黨和國家的根本制度”。
      一般說來，對中國政黨制度的描述如下：“中國實行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以下簡稱中國多黨合作制度），它既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兩黨或多黨競爭制，也有別於有的國家實行的一黨制。這一制度在中國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是適合中國國情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的論述見於2007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中。這本白皮書全文近1.5萬字，分為前言、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體現、多黨合作制度中的政治協商、多黨合作制度與國家政權建設、多黨合作制度與人民政協、多黨合作制度與現代化建設、結束語、附錄等部分。這是一個較為系統地闡述中國現時代政黨制度的文獻。
     民主集中制的首創者是列寧。列寧認為，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1920年列寧寫了《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他認為，自私有制產生之後，群眾就劃分為階級，階級鬥爭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形成政黨，政黨在鬥爭中產生自己的領袖；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能取得統治地位；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也必須有自己的領袖，否則就無法奪取勝利，必須強調服從領袖。
     由此可見，在中國，政黨是20世紀初才通過辛亥革命而正式登上中國歷史舞台的。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政黨政治的開闢者。但是，在20世紀，中國的政黨政治延續和繼承了“家天下”政治的基本內核，其表現如下：1、政黨的存在、發展、壯大依靠武裝力量；2、對國家政權的爭奪依靠軍事戰爭的方式進行；3、一黨專政貫穿了20世紀的始終。在20世紀裡，前蘇聯的政治模式直接影響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政黨制度的模式。這個模式現在仍然延續着，但是，它的生命力已經走到了盡頭。然而，中國仍然還沒有勇氣根本改變它。
     中國需要一部完善的政黨法，中國需要一種富於活力、結構合理的政黨制度。中國共產黨不是要為自己的政權尋找歷史的合法性，而是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在21世紀，中國必須首先解決政黨制度問題，才能夠為21世紀中國開闢初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治文明發展的順利的通道。
    在解決政黨制度之前，中國必須首先解決一個具體的政治關係問題，這就是軍隊與政黨的關係問題。“黨指揮槍”是共產黨堅持的一個基本原則。但是，這卻是一個已經不適應21世紀政治文明要求的原則。在中國，軍隊國家化的問題是在國民黨與共產黨1945年《雙十協定》中規定的原則，但是，在之後沒有得到執行。
     標誌20世紀中國政黨制度發展失敗性的事件是1946—1949年國民黨與共產黨兩黨之間的內戰。其實，自從共產黨在1921年7月成立後，國民黨對共產黨的鎮壓、迫害與殺戮一直進行着。國共兩當間的聯合一是在北伐時期，一是在抗日戰爭的八年中。
      對於中國來說，必須進行一次有效的政黨制度改革，才那個保證中國在21世紀的政治文明得到順利的發展。

（六）：公權力的合理分工體制
     在政治制度的框架中：社會公權力的分工、選舉制度與公權力間的相互制衡機制三方面最為重要。在西方國家的政體中，表現為普選制、（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多黨制。
     中國政治中最落後的部分不僅是政府系統，而且還包括立法和司法系統。當然，最需要進行改革的是政府系統。在歷史上，中華民族是一個曾經有過無數好官而從來沒有一個好的政府系統的社會。我們的公權力的起源完全模仿家庭中的父親，就像任何子女都不可能擁有選擇父母的權利一樣，中國的人民也根本無權公開的、自由地選擇誰來為我們掌權。
     中國有記載的歷史，是一部依靠武裝戰爭而爭奪勢力範圍的歷史。從春秋五霸開始一直到20世紀裡的國共兩黨。中華民族社會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們，從來沒有試圖設計一種以限制權力為目的的制度和規則。因此，官本位的狀況一直持續到現在。
     在改革開放的30年裡，政府機構進行着不斷的變化，往往是以項工作被提到議事日程上後，就單獨設立一個機構管理這項工作。結果是，政府的機構總是變來變去，而且越設越多，政府工作人員的隊伍也越來越擴大，但是，卻仍然是許多該管道社會公共事務沒有人來管理或者缺乏管理。這樣的結果是，官民矛盾越來越激化，社會衝突越來越不可調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政府機關林立而解決社會矛盾的無效，機關工作完全失去了解決問題的公平性、能動性和靈活性。
     中國必須設計和確定固定的政府機構框架，而不是總是進行機構改革。在固定的機構框架中不斷完善和充實機構的工作職能，這才那個使政府工作走上正途。政府是一個解決和處理社會公共事務的系統，它必須是一個能動的、積極的為社會服務的機關。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認為公社是“勞動者的解放組織”。顯然，公權力的最大的職能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不受侵犯，而在中國大陸，公權力卻往往充當一種限制人民群眾自由的機構。
     政府系統的落後性要求中國大陸社會必須進行一場無私的、公開的政治改革。把一切公權力置於人民群眾公開監督之下。
     無政府主義是一種不可取的思潮。對於中國如此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無政府主義的思潮更不可行。
     為中國大陸社會設計一種符號發展需要的政治制度體系，是21世紀初中華民族的當務之急。沒有一個能夠“為萬世開太平”的政治制度，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也就沒有可靠的保證。
     中國的政府建設在1980年改革開放時期，走過的是以機構改革為主線的路子，後來，也轉向職能的調整，但是，由於政府系統的建設缺乏系統的、完整的制度設計和合理的體制框架，政府改革總是以調整機構為主。使得政府自身成為“恐龍般”的體系，當有一項工作需要管理時，便從原有點機構中分立和分設出一個新的機構，比如，政府各個部門的設立就走過來這樣的路線。
       在公權力合理分工基礎上，必須設計一種公平的、具有永久性法律前提的體制框架。機構的設置再不那個隨着領導人的變化而變來變去和隨意增減。這就是一般人們所說的憲政。當國家機構的永久性的體制框架規定後，公務員的數量應該根據所轄行政區域的人口數量來決定。具體比例定為多少，應該又立法機構牽頭進行一次全民性的討論。
      在政治上，在2003年共產黨政權實現了從第三代到第四代的交接。共產黨第四代領袖提出了以人為本、“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和諧社會、科學發展等一系列概念，標誌着中國社會的一個人文主義時代的興起，說明共產黨政治家開始注重社會公平。當然，真正的實現政治文明還要走很長的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於2009年4月13日發表了《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可以說，這是自1949年10月以來的一個最富意義的文獻，也是一份最富有人性和個性的官方文件。但是，在民間，卻沒有能夠聽到肯定的評價。
執政黨共產黨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並且自覺地努力把中國帶上正道，但是，龐大而落後的體制已經成為中國政治文明進步的巨大障礙，不衝破這個體制之殼，任何個人的力量，哪怕是具有最傑出才華政治家，也沒有能力真正發揮作用。中國大陸社會的政治制度必須進行一場飛躍性的再造。
     在現行的國體基礎上進行改革，無疑是一種代價最小的改革。這在很大程度上取得於中國共產黨的態度、立場、勇氣和智慧。
     公平立法、理性選舉、合理分權、有效監督是中國新政治文明形成的基本原則。在中國大陸的憲法中，國家機構的構成包括：人大、政府、中共黨委和政協在內的四大班子。在改革開發時期，通過幾次修改憲法，這個體製得到了一些改進。但是，在這樣的國家體系中，由於權力分配和職能設計的不合理，不僅因政策問題造成了許多的社會不公平，而且導致了社會公權力的普遍腐敗，我認為，腐敗從來都不是一種個人行為，而是基於不合理制度條件下的對人民生活的漠不關心、無所作為以及謀取部門利益。因此，解決中國大陸社會的權力腐敗問題，只有從公平制度的設計和確立入手。
      合理分權是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重要環節。中國大陸社會已經站在新型政治文明的入口處。中國必須有能力順利通過邁向全新的政治文明的這扇門，既不被其高高門檻絆倒，又不能在這道門檻之前畏首畏尾、徘徊不前。
 

   （七）、中國憲政的歷史
      中國憲政的歷史從清政府1908年第一部憲法開始，到2008年已經走過一百年的時間。在如此漫長的一百年歲月中，20世紀中國的政黨，並沒有從真正意義上為中華民族完成民主憲政的政治要求。在20世紀裡，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其成立和成長的過程中，都發展成為一種以軍事力量為生存基礎的武裝集團，並且用戰爭手段爭奪國家政權。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國是一個沒有基層選舉經驗的社會，另一方面，中國是一個沒有法律傳統的國家。
     從1921年3月20日孫中山提出“五權憲法”到1947年國民黨憲法，歷經26年的時間。《中華民國憲法》於1946年12月25日經“制憲國民大會”議決通過，於1947年1月1日由國民政府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在台海兩岸分裂的狀態下，《中華民國憲法》僅於台灣、澎湖、金門、馬祖等地施行。內容除前言外，全文共一百七十五條條文，計分十四章。憲法本文的主要特色為揭示主權在民的理念，明定人民自由權利的保障，規定五權分立的中央政府體制及地方自治制度，明示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採取均權制度，並明列基本國策等。在20世紀中葉，這樣就是一部很好的憲法。但是，由於國共兩党進行的內戰，不僅導致這部憲法得不到在全國範圍的有效執行，而且至今中國仍然屬於一個分裂的國家。
      五權憲法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憲法創見，於1906年12月2日始正式見於文字。五權憲法是指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監察權、考試權，各自獨立運作並互相監督制衡。在1921年3月20日（中華民國十年三月二十日），孫中山發表演講五權憲法，說“五權憲法是兄弟所創造，古今中外各國從來沒有的”。他認為傳統西方憲法在政府機關採取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三權分立的制度仍有流弊，因此認為應該再加入考試權與監察權。他說這是“破天荒的政體”。1947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大致採取了這種政治體制。五權制學說基礎是孫中山的“權能區分”學說，即是“人民有權，政府有能”。政權歸於人民，但中國國情不便全面行使直接民權，由國民大會代表人民行使政權。國民大會可以選舉並罷免總統，對監察與考試兩院院長行使同意權，另有修憲權。
      政府只能行使“治權”，設置總統，作為元首，由國民大會選出。總統提名行政院長，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對立法院負責。行政院長之提名需要立法院投票，由總席次超過二分之一的多數可決為同意，總統才能正式任命。總統發布政令必須經由行政院長副署。立法院近似西方國會，行使立法權與預算權。另外將西方國會的調查權分出，由新設的監察院行使，並賦予監察院中國古代的彈劾權，以及現代國會的審計權。監察委員類似古代的御史，由各省與各直轄市議會間接選舉產生。另外把政府公務員考試與人事考核權由行政權分出，另設考試院，主管全國公職考試命題典試等業務。司法院則仍行使司法權，內設大法官會議，專司解釋憲法。司法院下另有最高法院，為三級三審的終審機關；以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監察院通過彈劾之公務員的懲處，由此委員會主管。司法院也負責管理各級法院。
     目前的中華民國憲法歷經多次修改，總統由公民直選產生，國民大會被廢除，行政院長近似總統之幕僚長，早已與原始的五權設計相去甚遠。主要政黨民主進步黨基本反對五權憲法制度，認為是在中國大陸所制訂，不適合台灣政情之現狀，多數傾向全面修改或制訂新憲，具體落實美式的三權分立總統制。
      在20世紀裡，孫中山為中國政治制度設計了“五權憲法”，但是，中國在這一整個世紀裡也沒有能夠從完整的國家意義上走上憲政的道路。蔣介石政權和毛澤東政權都延續了一黨專制的外殼與內涵，甚至毛澤東比蔣介石要走的更遠，在毛澤東哪裡“工農商學兵政黨，黨是領導一切的”。其實無非是他自己是領導和決定一切的。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在1954年憲法之前，共同綱領其這臨時憲法的作用。可以說，這部《共同綱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性的基礎。共同綱領是一部粗線條的臨時憲法，但是，其許多原則並沒有得到良好的執行。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０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1954年憲法的序言中：“中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英勇奮鬥，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因而結束了長時期被壓迫、被奴役的歷史，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此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幾經修改，但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原則卻成為一種法定慣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於１９７５年的第一次修改。條文從１０６條，縮減為３０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１９７８年的第二次修改和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０年兩次局部的修正。１９８２年的第三次修改，於１９８８年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１９９３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１９９９年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和2004年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先後四次對１９８２年憲法的部分條文進行了修正。
      我們現在看到的最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即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對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進行了第四次修正。憲法共分為四章138條。

憲法的修改必須遵循推動社會民主化和國家政治生活透明化的方向進行。從根本上說，憲法是一部用來管理國家一切公權力的法律。而且，中國大陸憲法包含着的意識形態內容已經過於陳舊和不合時宜。此外，法律只有在被認真執行的情況下才有意義和能夠發揮作用，如果一部法律不能得到執行，那麼，不管法律規定的多好或者多正確，對於社會生活的進步卻沒有意義。中國大陸社會的問題仍然是一個如何認真執行法律的問題。
     中國憲法的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很多慘痛的教訓。在中國，法律文化與法律心理的確立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而法律起到對公權力的限製作用，更需要整個社會民主意識的進步和政治制度本身的變革。最需要變革的是權力意識和權力文化，權力不是任何個人或者組織的私有物，在人類社會中，只有權力才是徹頭徹尾的公共品。因此，為中國大陸社會確立其權力產生的選舉規則和公開、公平競爭的機制，是生活在中國大陸這部分的人民的共同福祉。
     歷史上，在中國，國家政權的形成是征服式的，無論是通過國內戰爭還是民族戰爭，國家政權的更迭都依靠武力和流血來完成。當儒學被確定為統治者的學術體系後，政治文化的基本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維護統治服務。政治文化缺乏依靠法律程序和制度體系的能力。
     權力的腐敗是中國社會最大的公害。共產黨一再強調反腐敗的重要性，同時在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中，也想盡方法向腐敗宣戰，但是，執政黨至今並不試圖改變現有的制度本身。
      中國的腐敗是文化上與制度性的腐敗。可以說，在我們社會的意識形態中，許許多多觀念既陳舊不堪又滋生腐敗，但是，人們卻渾然不覺。而在涉及到社會公權力的制度設計方面，從設計理念到實際執行都存在嚴重的不合理性。
      根本改變中國社會的文化與制度，才是中華民族走上新生和文明升華的關鍵。
 

（八）、科舉制與任命制
      歷時彌久的科舉制，是形成中國社會精英政治結構的主要原因。從經濟基礎上分析，以家庭為基本生產單位的農業耕種，造就的是一種父權文化，而家庭父權狀態又是造成國家權力模式的主要原因。中國人在自己社會中的權力形成方面，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為止，從來沒有試圖尋找其他的途徑和方式。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權力的基本走向是官僚階層與社會生活實際的嚴重脫節。秦朝以前，政治權力採用分封制，選士也依靠世襲制度。西周時，天子以及諸侯分封天下。周禮之下，社會等級分明。管理國家由天子、諸侯、卿、士分級負責。而各階層則按倫常，依照血緣世襲。到了東周，穩定的制度開始崩潰，於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為各國的國君服務。
      到了漢朝，分封制度逐漸被廢，皇帝中央集權得以加強。皇帝為管理國家，需要提拔民間人材。當時採用的是察舉制，由各級地方推薦德才兼備的人材。由州推舉的稱為秀才，由郡推舉的稱為孝廉。察舉制缺乏客觀的評選準則，雖有連坐制度，但後期逐漸出現地方官員徇私，所薦者不實的現象。
      魏文帝時，陳群創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員，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間人才，分為九品錄用。晉、六朝時沿用此制。九品中正制是察舉制的改良，主要分別是將察舉之權，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員負責。但是，這制度始終是由地方官選拔人才。魏晉時代，世族勢力強大，常影響中正官考核人才，後來甚至所憑準則僅限於門第出身。於是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不但堵塞了民間人材，還讓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響皇帝的權力。
       有研究表明，中國科舉制度最早起源於隋代。隋朝統一全國後，隋文帝為了擴大參與政權的範圍，以更有效地加強中央集權，於是把選拔官吏的權力收歸中央，用科舉制代替九品中正制。據史載，開皇三年（公元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詔舉“賢良”。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七月，又令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隋煬帝大業三年（公元６０７年）四月，詔令文武官員有職事者，可以“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結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饒”“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膂力驕壯”等10科舉人。大業五年（公元609年）正月，又詔令諸郡以“學業該通，才藝優洽”“膂力驕壯，超絕等倫”“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強御”等4科舉人。
     這些雖都是臨時取人之法，尚未形成制度，但分科舉人的特徵，以具科舉制的雛形。大業年間，隋煬帝還曾設置明經，進士二科，並以“試策”選士，這標誌着科舉制已經誕生了。
  科舉制從隋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開始實行，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１９０5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
      在1911年辛亥革命後，政黨取代家族而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但是，政黨的幹部制度基本上繼承了自上而下的幹部任命制和通過組織進行選拔的內核。在20世紀裡，中國民黨與共產黨兩黨的幹部制度，在事實上是沿用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

四、發揮教育—科技—文化的先導作用

       1978—2008年30年的改革開放，其主要的政策取向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30年高速的解決增長化解了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造成的社會危機，為中國人帶來了富裕生活的同時，也帶來了社會生態的極大的不平衡性。改革開放走到現在，一個嚴峻的問題擺在了全體中國人尤其中國的各級決策者們的面前，這個問題就是：中國未來要以什麼樣的方式發展？克服中國社會整體的不平衡和結構的不合理，必須從政策上轉向以“教育—科技—文化”三者為一體的發展之路。
     21世紀中國文明再造首先需要從制度與文化兩個層面進行。在19世紀末期，以官僚為主要推動力的洋務運動最後歸與失敗，而五四運動的推動力量的先進知識分子的新文化運動也沒有徹底的取得成功，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發動的基層群眾的以奪權為目的的造反運動，更對中國社會帶來數不清的災難。可以說，從洋務運動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百年時間裡，中國社會都走在極端的道路上。但是，有一點已經明確，僅僅由社會上層和精英集團的作為，中國的發展實踐肯定會導致失敗。歷史已經說明，對於中國社會的整體文明發展，任何單一的力量都不會推動成功，無論是社會上層的統治者還是普通的群眾力量。
      經典馬克思主義是否已經成為中國現實社會文化中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的問題，仍然需要衡量與觀察。中國的思想理論界是否存在一批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並且運用她所提供的方法論研究、分析現實中國問題與前途的思想家集體？這也是一個難以確定的問題。不過，基本上判斷，在改革開放時期成長起來的經濟學家、法學家或者思想家，並不是通過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中國社會建設尋找方法的，他們更多地史向現代西方經濟學學習，並且試圖把許多西方企業的管理方法借鑑到中國來，但是，在實踐上卻是不成功的。
     有一部分思想家試圖恢復儒學的活力。然而，在中國身處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國際環境中，任何恢復儒學對現代社會生活的影響力？這仍然是一個來自意識形態方面的嚴峻的考驗。固然，儒學的確是中華民族在春秋戰國時期為人類提供的最優秀的價值體系，但是，這個價值體系卻從來就被強權所壟斷，最後隨着中國農業文明體系的全面崩潰而破產。農業文明是一整套體制、制度、思想觀念，包括國家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在經濟思想方面，“以農為本”，在政治組織和思想方面，自上而下的權力分封、君權神授、以及文官政治是主要特徵。
      中國的發展需要有一大批富有社會責任感的政治家、思想家、企業家、科學家的引導。一個現代社會，如果缺乏這四方面的傑出人才，可以想像，這個民族國家的發展動力就會出現問題。而這四種人才的成長和出現，都需要公平制度的保證和良好的文化氛圍。
公平正義的政治制度建設並不直接來源於社會的經濟基礎，而是取決於我們所持有的文明的、先進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因此，在社會制度的建設方面，決策者首先應該檢驗自己的立場和持有的觀念。政治開放是激發中國社會內部活力的最有效的工具。思想理論與整個意識形態已經為此做了許多準備。對於自然規律和社會運動認識的缺乏知識、對權力的盲目崇拜和神秘化、長期封建文化形成的對於人類生命價值的藐視，都是漢民族在政治文化心理不理性的原因。
      以1991年前蘇聯解體為標誌，人們認為“冷戰”時代已經結束，形成了美國主導世界形勢的單級格局。但是，通過1991年後到2008年的世界軍事外交表現判斷，世界並沒有因前蘇聯的解體而轉變的比“冷戰”時代時代更加美好。當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軍事爭霸和意識形態對決結束後，國際形勢經過了一個短暫的轉折期，以2001年發生在美國的911事件為標誌，世界又開始進入到一個不穩定的局面中。而核競爭與核戰爭的危險又重新通過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即通過小國諸如朝鮮和伊朗這些國家進行核武試驗與研究的方式表現出來。顯然，在21世紀，人類依然生活在核戰爭的威脅下。小國和經濟上的弱勢國，諸如朝鮮和伊朗，都表現出對於核武的不可扼制的研製熱情。在經濟上獲得穩定的俄羅斯也在尋求同美國相抗衡的方法。亞洲有可能成為世界戰爭的爆發地，對於中國來說，東面的日本、西邊的印度都是中國的事實上的對手。
      在歐洲組成大聯盟的情況下，亞洲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團結，亞洲國家的分裂、對抗與矛盾相互交織的表現着。
     中國在21世紀的上半葉，其主要的任務是解決國內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問題。 21世紀文明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農業文明的轉型出路和方法的問題。農業文明仍然是困擾着中國的發展的最大問題。在對於漢民族自己的文明特徵、性質的認識方面，我們仍然存在着太多的誤區。
     21世紀是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大融和與最劇烈轉型的世紀 。
  從社會政策上，推動中國走上一條以教育—科技—文化三個主要因素為先導的發展之路，這是中國21世紀發展與進步的最要害的選擇。用教育、科技、文化的創造力激發全民族的勞動熱情和發明能力，
       必須認識到，教育—科技—文化三個因素不僅是影響未來的重要力量，也是改善我們現實的生活方式的關鍵力量。一個民族的創造力、發展力，主要地來源於何體現在教育、科技、文化為一體的社會構成方面，同時，三者也是一個社會形態文明程度的最具代表性的標誌。中國21世紀發展的動力將主要的來源於以教育—科技—文化三者的聯盟力量。
      教育—科技—文化三者能夠激發中華民族的智慧。教育—科技—文化三個因素是中國發展的最重要的內源力， 中國教育需要在管理體制、教學內容、教育結構等方面進行實質性的變革，否則，中國勞動力資源的浪費與內耗問題就將嚴重阻礙整個社會經濟的進步。現在，教育對社會經濟的不適應症已經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而各級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門對此卻毫無有效的對策，教育的陳舊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方方面面和長遠性的，因此，教育必須致力於培養具有未來意識的勞動者和文明新人。21世紀初的教育對中國發展和整個中華民族的未來承擔着重任在肩。
      教育不是一種封閉的社會系統，相反，教育是最開放的社會領域值一。中國教育與勞動組織的關係十分疏遠，這是導致教育在培養新型勞動力方面的能力不足和落後的根源。同時，在教育體制內部，落後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也抹殺着學生們的創造能力、創新思維和潛在才能。教育的內容和體制必須在傳授科學知識、傳播人類文明價值和創新能力培養三個方面進行根本性的突破，否則，中國教育的產品——受教育者就將是落後的。
     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在2005年以後，在網絡世界裡，進行着關於“中國科技20年能否趕上美國”、“看看中國的科技水平”、“20年科技趕美，如何做才不會痴人說夢”等一系列關於科技創新的話題的一次廣泛深入的大討論。“科技創新”一時間在政府機關、科研單位、高校以及企業界等領域，引起了強烈反響，由此也在全國範圍內引發了又一個大話題運動。中國科技發展的方向和未來如何？這個問題同教育領域的問題一樣，深刻影響到中國的未來。
      人類科學技術面臨的任務眾多而繁雜。但是，我認為，在21世紀，人類包括中國的科學技術必須在生命科學和時空科學兩個方面進行突破，這是關繫着人類科學研究最實質的問題，而且也是人類科學研究的方向。
     文化發展是一個文化繁榮的問題。我們經常說，中國沒有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在1840年後，中國屬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中國的歷史看，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我們從人類生活的實質需求判斷，就會發現這些觀點的缺點和成長的片面性。從文化上說，20世紀初的五四運動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一次最重要的啟蒙和最偉大的覺醒。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以1915年9月《新青年》的創辦為標誌。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陳獨秀個人主編改為同人共編。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都參加到編輯部來並成為主要的撰稿人。這樣就以“新青年”為中心大體上形成了一個新文化陣營。《新青年》提出兩大口號，一是民主，二是科學。新青年》明確宣布：“我們現在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到1949年10月的30多年時間裡，中國人的民主與科學意識有了一場最廣泛的覺醒和普及，但是，中國政治在這個時期仍然沒有走上憲政的道路，卻處於一個軍閥混戰的時期。在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後，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成為一種站統治地位的話語，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其標杆是北臨的蘇聯，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其實並不是繼承經典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偉大思想體系，卻是在同資本主義制度的對立中走向極端的社會形態。而中國在1949年10月到1976年9月的毛澤東時代，事實上也使自己的國家走在一條極端的路線上。
      21世紀的發展，從文化上，漢民族需要徹底地貫徹一種人類普世的價值觀念和文明標準，我們或者並不需要創造美麗的詞彙。建立適應新文明需要的意識形態，中國的思想家們可謂任重道遠。但是，經過30年改革開放時期的中華民族，已經具有了在文化上轉向文明價值體系的強烈的自覺性。因此，中華民族的文化形態，必然為21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做出獨特的貢獻。
      教育—科技—文化三者為一體的聯盟，是中國社會在21世紀發展的必須，也是再造中國文明的根本需要。

五、21世紀中國的發展方略問題

       在20世紀的開端，中華民族社會面臨着自秦漢王朝統治以來最大的機遇，那次機遇以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引發和勾起。在辛亥革命期間，孫中山先生便提出了中國建設的方略問題。並且把這種思想行著於文字，這便是他的《建國方略》。《建國方略》是孫中山於1917年至1920年期間所著的三本書——《孫文學說》、《實業計劃》、《民權初步》的合稱。
   《孫文學說》是《建國方略》的“心理建設”。於1918年底完稿，次年6月正式出版。是孫中山的哲學代表著作。其中集中討論了認識論問題，以大量事例證明“行易知難”的觀點，提出：“此為救中國必由之道”。《實業計劃》是孫中山為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共和國而勾畫的藍圖，於1919 年2月完稿，發表於1919年6月號《遠東時報》。這部著作集中體現了孫中山對中國工農業、交通等實現現代化的宏大設想，第一次提出把經濟建設放到首位，第一次提出對外開放的經濟戰略思想。在《實業計劃》的龐大的總體構思中，發展交通和通訊是孫中山關注的重點。他提出：修建10萬英里的鐵路，以五大鐵路系統把中國的沿海、內地和邊疆連接起來；修建遍布全國的公路網，修建100萬英里的公路；開鑿、整修全國的水道和運河，大力發展內河交通和水力、電力事業；在中國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個“如紐約港”那樣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並且，在《實業計劃》中提出修建三峽大壩的理想，“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資其水力”。關於發展經濟和實業的所有制問題，孫中山主張個人經營與國家經營並行不悖，相輔相成。他主張鼓勵發展個體經濟，並為之提供各種便利條件，例如要改革稅制，統一貨幣，排除各級官吏的種種壓制等等。《民權初步》則是一本關於民主政治建設的論著。於1917年完稿，包括結會、動議、修正案、動議之順序、權宜及秩序問題等內容，敘述了政府管理和群眾在社會生活中應掌握的民主原則、程序和方法，是孫中山對民主政治的設計方案。《建國方略》是孫中山為中國國民黨制定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是孫中山先生在20世紀初為中國構建的一個共和國的藍圖，也是他一生為之追求的政治理想和具體目標。
      可以說，孫中山先生是從經濟、政治等制度方面認真規劃中國社會未來的第一人。孫中山先生不愧為以思想家的稱號昭著於世，但是，他已經因辛亥革命的業績而光耀千秋。
孫中山已經告訴我們，中國必須沿着創造物質財富的道路走下去，才會實現文明。然而，在20世紀的中國，中華民族仍然是利用戰爭的方式對國家政權進行爭奪。權力爭奪的沒有法律規則，是中國內亂不斷和經濟發展停滯的根源，反過來說，為社會公權力的產生、執行和更迭制定出合理的法律規則，是中國政治文明得以實現的關鍵。
      為中國設計與確立起一種完備而穩固的政治制度框架，不僅是21世紀中國發展與進步的需要，而且是更長遠的中華民族繁榮之必須。
      基層民主的缺乏是造成許多社會問題積累和不得解決的重要原因，基層民主的缺乏也造成了整個社會對於行政體系的依賴，如果說在美國一切社會問題都會轉化為法律問題的話，那麼，在中國，一切社會都會轉化為政治問題。推進基層民主和增加行政權力的透明度是中國大陸政治發展的關鍵。基層社會生活的真實面貌一方面同官方的宣傳不想符，另一方面也同新聞媒體的宣傳相脫節。中國大陸尚缺乏官方和民間的有效的溝通渠道和方法。
      從21世紀初的現在開始，中國需要進行一場覆蓋全民的社會文明運動。中國社會文明運動的構成大致包括：自然生態保護和利用運動、勞動與勞動組織的保障與福利運動、科學技術發明和應用運動、政治制度與文化改造運動等四個部分和主要內容。
      文明是科學技術能力的提高、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自由民主的生活理念，文明意味着人類同自然界的和諧相處， 文明是人類自身關係的關愛、幫助、寬容， 文明標準是高於傳統道德保證的人類活動準則。
     通過文明教育運動，使中國成為一個服從於真理的社會。 因此，21世紀初必須制定一整套全國性的智力開發計劃，中國需要改變教育的固定模式。
      中國在21世紀的上半葉，其主要的任務是解決國內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問題。21世紀文明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農業文明的轉型出路和方法的問題。農村社會仍然是困擾着中國的發展的最大問題。在對於漢民族自己的文明特徵、性質的認識方面，我們仍然存在着太多的誤區。
     對於農村社會發展的規劃以及對於農村勞動力的組織，仍然是政府的最薄弱的環節。農民最需要的是有些的組織，組織農村勞動力的生產和學習。信息時代的農村建設需要有超實現的遠大眼光和規劃。農村社會發展取決於各級政府對於農村社會的正確有效的發展規劃和組織引導。農村擁有中國社會勞動力最為豐富的資源。在有效的組織下，農業勞動力也最為吃苦耐勞和勤奮。中國政府解決農村社會的發展問題，需要着眼於全球信息化的宏觀產業背景下。中國農村社會的發展和政策選擇必須是超越性的。
     公平制度是中華民族社會文明的根本保障。中國大陸政治文明的基礎構件必須從選舉開始。中國是一個沒有選舉傳統和習慣的國家。因此，政治家表現的害怕選舉和拖延並且抑制選舉的發展。選舉可能看上去是混亂的，但去存在內在的秩序，對社會文明進步的推動作用也最為有效。任何社會制度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都會存在缺陷，但是選舉至少存在兩個好處：一是可以使權力向人民低頭並且真正關注民生問題；二是使權力分散並且公開監督。因此，最壞的選舉也比最好的專制要好。
      在社會方面，中國需要認真反思兩個主要的問題,一是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保護自然環境的問題,一是漢民族國家的人文精神如何健全的問題。在可以預計,在21世紀初,中國有望迎接一次政治開放的浪潮到來。中國大陸必須推動和形成一種理性的政治開放態勢。首先在現行的體制基礎上修正、完善符合中國大陸特點的國家體制和政府體制。
     對大自然的熱愛、關注與研究，對人類生命的尊重、敬畏與呵護，是中華民族從文化到心理轉向文明的起點。在理論建設方面，堅持人類思想史上已有的一切符合人類文明生活的價值和準則。我們認為，對於一切社會現實存在的不良現象的批評是社會進步和文明發展的促進力量。讓社會在批評聲中進步，才會形成人們之間的平等、寬容並且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真理的標準。正像任何一個政黨都必須具備自己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形態一樣，作為整體的民族社會的發展、進步，則必須接受、灌輸人類普遍的文明價值原則和精神品質。
     現在，中華民族必須具體兩點基本的文明覺悟，一是以產業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為前途的社會經濟的增長和發展，才是人民群眾生活質量改善的根本；二是一切政治活動必須緊緊圍繞和牢牢抓住建設公平制度的要點，人類政治活動的根本目的和正確選擇是一步不推動社會公平和實現上社會正義。
      社會文明不是天然的，她必須從人類創造物質財富的過程中成長。人類自身社會關係的進步，是深刻基於這一點的。而適合於人類自由創造的制度體系，是人類生活的一個主要的方面。
      貧窮之下無文明。貧窮既是社會問題的結果也充當所有社會問題的原因。貧窮告訴我們，人類必須走一條以產業革命為根基的社會建設之路。所謂產業革命，就是人類在不同的社會勞動分工下創造自己的需求並且不斷從自然界中轉化財富。自然界蘊涵着的物質元素是人類文明生活的基礎。貧窮、疾病、愚昧、野蠻、強權等是破壞人類幸福生活的因素，因此人類必須把這些社會因素視為共同敵人與之鬥爭。
      民主與科學是文明的兩翼，而自由勞動和公平制度則是文明的雙足。沒有人類的自由勞動和社會的公平制度，民主科學也就無所附麗。
      制定涉及13億人口的智力開發計劃和具體實施方案，是中華民族在21世紀發展的需要。這需要中國社會進行一場教育領域的革命性變革，包括教育思想、政策、內容與體制四個方面。教育不僅是一個人的終身事業，也是一個社會文明的基石。
     進行智力開發是21世紀中華民族最迫切的事業。關繫着中國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的進步和未來的命運。

第六章 新文明的確立與前途問題

     新文明是以認識自然界運動規律為首要目的的文化形態，在人類自身關係方面，則是貫徹符合美好人性需求的價值理念。中國新文明的形成於確立過程至少需要21—22世紀大致200年的時間。其中21世紀上半世紀的50年最為關鍵，存在的這回問題與矛盾最多、最複雜，因此轉型的任務也最繁重。相對於中華民族21世紀的發展來說，復興、崛起等詞彙都不能很好地概括和表示中國社會現階段的實質，而最能夠代表21世紀中國社會運動實質的概念應該是“文明重建”。當然，文明重建首先需要牢固地站在原有的人類文明成果的基礎之上。
     中國是否擁有一個長遠的美好未來？這取決於中華民族是否具備了建設自己社會的文明覺悟和建立起發展需要的牢固的制度體系。一個民族國家的進步，需要長期不懈地堅持、貫徹符合人性文明的價值，並且為社會建立起義種能夠有效控制人性弱點的制度系統。中華民族具有自己的優秀的價值體系，但是，卻缺乏在社會制度方面的設計與建設力度。由此中國被稱為一種“人治”的國家，這是中國必須克服的缺點。
      一個民族社會整體上的新文明的確立，是一個艱苦而自覺地勞動創造發明過程。中華民族必須向智慧要發展。


一、新文明確立需要的時間
     
      從21世紀算起，就歷史的經驗判斷，中國的發展與新文明體系的形成、確立與成熟至少要經歷大致21—22世紀200年的時間。從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看，中國農業文明的思想體系與制度框架的形成經歷了大致550年的時間，西方代表資本主義制度興起的文藝復興運動也歷經了300年的時間，從13世紀到16世紀。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可以被我們看做是導致西方工業化產業革命的基石般的運動。然而，人類的進步從來就不是單一力量的結果，而是各種綜合性因素促成的結果，在人類西方，與文藝復興運動同時，還有宗教改革運動（1520—1570年）和哥倫布的地理大發現。
     從宏觀歷史的角度看，20世紀百年是中華民族經歷的一個過渡性的世紀。從整體的狀態上看，20世紀中國是一個貫穿着農民起義、暴力革命、軍事戰爭、政治運動的世紀，因此，20世紀是一個破壞性、割裂性和覺醒性的世紀。在最後20年，中國走上了一條“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之路，第一次明確無誤地把經濟建設當做社會的中心任務，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整個社會完成了一次中國有史以來的最實質的轉變。
     1978—2008年30年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給社會生活造成的問題，從解決問題的複雜性和問題的嚴重性而言，並不比毛澤東的1949—1976年代27年更小。經濟增長與發展不可能自行的解決其他領域裡的社會問題。如果一味偏重使用經濟的方式處理問題，甚至會導致社會存在與社會發展的巨大不平衡。
    在西方，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地理大發現，三大歷史事件成為奠定西方國家發展的前提性的事件。文藝復興運動的意義在於為西方社會找到並且確立了自由、民主、博愛、平等的價值體系，宗教改革則使得宗教適應了科學的發展要求，而地理大發現為西方向外擴張打下了基礎。可以說，此三者並舉，才為西方發展成為發達的工業社會準備了條件。
     在中國，鄭和(1371—1433)航海的事業發生在1405—1433年之間，一般說他總共有七次率領中國的船隊航行於東南亞、印度、西亞之間，最遠到達非洲的東岸。鄭和下西洋事件就像歷朝歷代對長城的修建一樣，是毫無增加社會財富與認知世界意義的浪費工程。而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政治權力自從秦漢到清朝都充當着統一人們思想的工具，權力使用的是儒學，在這樣的社會政治結構下，根本不會出現發生一場打規模的文化科技革命的條件。因此，在西方通過13—16世紀的一系列社會事件走上產業革命的道路時，中國還處於一成不變的封閉狀態下。
     中國的以家庭手工業為主的製造業由於缺乏社會聯合與勞動組織的創新而始終不能夠有效地走出家庭。中國工業化在1949年後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也是依靠政府的力量組織與推動的。然而，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時間戰線由於社會政治與文化的原因拉得太長，如果從1860年代算起到2008年，已經走過了整整150年的時間卻沒有能夠完成歷史性的使命。致使在21世紀的前30個年代，中國工業化的任務依然相當繁重。
    在21世紀的百年裡，中國將處於一種緊張而多樣的綜合型的社會發展的局面中和狀態下。當然，在每一個不同的歷史階段，都會有不同的核心性的任務。不過，綜合型的社會發展局面肯定會是貫穿整個21世紀的一種常態。中國對於在人類範圍內已經成熟的產業，比如鋼鐵、汽車、家電產品等等，中國必須改變現有點政策方式。中國政策的力量需要着眼於科技與農業的方面上來，一方面從社會政策上自覺扶持科技與農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從制度上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     
     中華民族的進步最需要政治家的有效的推動、引導和組織。在不發生自然力毀滅地球的條件下，人類不爆發國家間大規模的毀滅性的核戰爭，中國政治家的智慧是最關鍵的力量。
    我們必須承認，自20世紀60—70年代的以電子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革命以來，人類的進化速度和規模都在加快。
    從21世紀初開始，中華民族需要進行200—300年的文明運動。20世紀最後20年代改革開放是一個開端。春秋戰國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為農業文明奠基的一個特殊的階段，從時間上則經歷了5個半世紀左右的時間。
     在地球上的中國時代到來之前，中華民族必須從文化創新、思想、理論思維、哲學等意識形態以及社會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進行一場自覺的飛躍式發展。為社會經濟與技術的創造發明奠定文化與制度方面的基礎。在21世紀，中華民族必須在精神的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如此在能夠贏得持久的發展和進步動力。
      新文明的成長、成熟與確立，關鍵是需要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可以把起自1978年代的改革開放視為中華民族新文明的一個開端性的過程。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意義是推動中國走上了一條自覺地以創造物質財富的道路，這個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但是，從事物質財富的創造，需要一整套的社會價值體系、制度模式。因此，在改革開放時期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的21世紀初，中國需要自覺地審視我們的價值體系和制度體系，並且在這兩個方面進行一次偉大的社會發明，以為中國今後的社會發展與進步奠定良好的永久性的基礎。
     
二、偉大復興、和平崛起還是文明再造？

      對於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發展來說，實質上一種文明再造的過程。而所謂的“偉大復興”、“和平崛起”等概念，都僅僅是一種表象。偉大復興的思維是以過去的歷史為依託的概念，認為中國曾經輝煌過，只是在近代以來才落後了，所以我們的民族需要一場偉大復興。把中國21世紀的社會發展視為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理論思維的起點就是落後的，它是試圖站在與過去歷史的對比度前提下看現實社會運動的形態；而和平崛起只是對中國發展狀態的一種理想化的訴求，認為中國的發展是一種在和平團結下和環境中的發展。真實的情況是，中國的建設與發展既不是簡單地站在過去歷史基礎上的復興，也不是一廂情願式的和平崛起，而是站在自身社會一切文明成果基礎上的，並且接受全人類的文明成果的文明再造過程。中國的發展既不能簡單地從過去歷史中尋找前進的方法，也不能機械地通過與西方工業發達的國家進行對比來確立自己社會建設的方向。
      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是一種客觀存在。但是，在文明進步的道路和方法的選擇方面，中國決不能以強調這樣特殊性而拒絕人類文明的普遍性。所以，中國在21世紀的發展既不能以過去為參照物，也不能與其他國家的狀態進行簡單地對比。中國的發展本質上是一種內源性的創造，也就是傳統上說的“自力更生”和“自強不息”，但是，其含義與傳統的辦法又完全不同。
     中華民族是一個最迫切的需要重新樹立自己的歷史觀的民族。這需要文化創新、教育內容的變革、政治制度的發明等一系列的配套的實踐來完成。一個民族國家的文明進步，需要一系列的內因與外因的結合。應該說，中國的發展永久遇上了這樣的局面。
     中華民族的政治家們究竟希望自己的民族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他們到底有沒有關於中國未來的清晰可見的藍圖？中國歷史告訴我們，一個民族的生命延續與這個民族社會的發展是兩回事。中國發展需要有關於21世紀百年的長遠藍圖，又需要對眼前正在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後的世界格局有益種正確的判斷。這需要深刻理解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力和對社會經濟變化的必然邏輯。
     必須把中國21世紀的發展視為一種中華文明的再造過程。在過去，漢民族文化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表現為極端的特徵，比如在對待一般的行為而言，分為是與非、對與錯、好與壞，經濟領域對於所有制的劃分為“公與私”，對於人則劃分為君子和小人、善人和惡人、好人和壞人等等，但是，人類生命的存在狀態，決不是簡單的二分法所能夠概括的。
    科學思維的產生是需要人類面對自然界運動規律的思考。這才是人類思維活動的根本點。
    中國在21世紀的發展，其支柱的精神力量是什麼？或者說，21世紀中國發展的成因究竟是什麼？這是一切研究中國發展問題和關心21世紀百年中國命運的人們必須正確回答的問題。
     眾所周知，中國屬於世界上的第三世界國家，即是一個後發國家。 可以肯定，21世紀中國的百年，註定走出一條以本國自主創新為核心的發展之路。中國在21世紀百年裡的任務，仍然必須是解決本國社會的發展問題。
     以漢民族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國，在21世紀的發展不是簡單意義上復興而是文明的重建。進入21世紀後，中國人對自己社會的發展提出了許多新的口號——偉大復興、和平崛起等等。經歷着改革開放中國仍然愛聽讚美的語言，不知究竟是不是西方人首先提出了“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我們社會中的許多人仿佛也相信“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然而，無論如何，這都是以居輕飄飄的口號和及其淺薄的思想，因為即使21世紀真那個成為中國人的世紀，我們也沒有必要總是喊着這樣的話語，更何況，要使得21世紀真正成為中國的世紀，需要許多條件和我們自己的艱苦卓絕的奮鬥。但是，中國的建設與發展是建立在自身歷史的前提下、並且在全球社會經濟一體化的環境中進行是。
      中國註定要承擔起探索人類新文明形態發展的重任。人類存在的生態環境有社會生態和自然生態兩大類型。工業文明時代，人類在改造自然和社會的實踐中，過分強調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將自然界和其他“非我”存在物置於服從和被動地位，從而造成了生態結構的失衡和社會結構的斷層。隨着人類活動方式從古代主客未分的樸素形態向近代主客二分的理性形態的邁進，人類改造自然的活動進而把人與自然的對立推向極端。隨着人類對工業文明的歷史超越，人類活動方式亦將從“主客二分”的理性形態向現代“主客統一”的實踐形態轉型，人類的自然生態環境也必將從人與自然的對立型關係向人與自然的統一型關係轉化，使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構成社會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崇尚“天道圓圓”，講求自然與人的“生生不息”的傳統中國文化看來，資本主義的無限擴張和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都是以無邊的人類欲望消耗有限的自然資源的自我實現。而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理念，也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保護自然環境的意識，而是一種強調以自然法則維護社會狀態的文化，這卻成為中華民族賴以國家形態傳承幾千年的重要支撐。1840年以來，工業文明憑藉經濟的強勢和在世界範圍開闢市場的戰爭軌跡與經濟手段，徹底導致中國人失去了對固有傳統的文化自信，起自鴉片戰爭後的洋務運動，便開始向西方學習，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但是，到了20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卻表現出兩個方面的不良現象：一方面是全面否定中華民族的以儒學為傳統的現象；另一方面是一味把西方的理念生搬硬套到中國，希望通過克隆西方的發展模式而達到發展自己的目的。這兩種情景在20世紀的百年裡一直延續着，即使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也是如此。
    在西方，文藝復興運動可以被看作是歐洲工業化的奠基性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之於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影響巨大而複雜。1840年後，中國人就以學習西方為從事自己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但是，唯獨在政治制度的框架方面不去學習、借鑑和移植。洋務運動是在專制的皇權體制下的中國工業化的運動，而社會主義也是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進行的。全球化中的人類必須學會正確的鑑別、比較和借鑑。
      21世紀人類文明的核心概念可能是在人權、保護自然環境等觀念下產生的一系列概念。在21世紀裡，人類有可能會找到國家消亡的正確的途徑與方法。單一國家的主權將不會被認為是高於人權的概念，國家消亡理論曾經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進行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國內的理論界卻很少提及和研究國家消亡的理論。而人類社會形態的全球化趨勢，卻恰恰為人類提供了國家消亡的基本線路和方式。
      在傳統上，國家是一個特定點地域、擁有自己的軍事力量、行使獨立的外交權力、具備完善的政府系統。在未來，國家的實力固然也會主要的體現的軍事力量方面，但是，軍事手段和武裝戰爭肯定不會再充當國與國之間關係的主要方法。外交的方式與內容也隨之發生重要的轉化。
    中國如何創造屬於自己的新文明？這是一個嚴峻的大的歷史問題。在歐洲，科學、藝術與宗教的結合，被視為是推動新文明產生的重要支柱。但是，在中國，並不存在這三者的緊密結合。中國社會的宗教不僅在歷史上，在我們今天的現實中仍然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宗教在中國的存在從來都受到來自政治權力的直接影響。國民黨領袖蔣介石由於婚姻需要而皈依基督教，並且在其後半生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事實上，在中華民國時期，基督教在中國曾經得到過大規模的發育。馬克思著作中有過一句“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的話語，以此，在1949年後，在毛澤東執政時期，宗教在中國處於被清理和受批判的狀態。
    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不僅是共產主義實踐在中國失敗的標誌，而且成為中國內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的直接成因。
     根本改變中國文化，使之以文明為核心，並且引導中國人民從權力中心和金錢第一的世俗觀念中逐步走脫出來。把人民的行為導向以文明、幸福和追求科學真理唯首要的方向和價值取向。這是中國政治的任務。
      中華民族的以文明為核心的文化、科技創造力，才是21世紀中國發展與進步的最關鍵的因素。在一個沒有宗教傳統的社會裡，創造力必然來自於優秀而良好的政治制度，以追求和實現社會公平為原則的實踐。

三、中國新文明的主要標誌

     以保護自然環境為首選的發展理念、以人類共同利益為前提的價值取向，此兩者是21世紀中華民族文明的核心理念。
     中華新文明的主要標誌是人類共同利益是高於一切的原則。人類認識到自身生存共同利益的存在，標誌着人類在思想上一次巨大的飛躍。
     其實，自古以來的一切偉大思想，都包含着對人類共同利益的揭示。因為人類一經在地球上誕生，就面臨着處理與自然界和社會本身的關係。人類生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空氣、陽光、水分等自然物質本身就是人類生命的必需。人類意識需要從認識生活的物質基礎入手，從而解釋自己的現實生活和一切歷史現象，馬克思主義把人類的自然需求即生存前提視為從事全部社會活動的基礎，也就是說，人類首先必須吃、穿、住才能夠從事自身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藝術等等一切活動。人類生活具有共同的需求，並且，人類生活的基本需求具有一致性。以往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研究，沒有正視和充分認識到這個重要的方面，甚至更多地片面強調馬克思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然而，事實上，只要正確地認識了馬克思主義的全貌，就會發現，馬克思並不認為階級鬥爭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唯一方法和行動方式，而恰恰相反馬克思的全都理論正是試圖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鬥爭和階級矛盾的分析，為人類社會找到更加有效地進步與發展的出路，即找到克服人類處於階級鬥爭和階級矛盾狀況的措施與方法。 
      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中，始終存在着一個能動的創造歷史的主體，這個主體同特定的物質生產資料相結合，並以此為前提從事社會勞動，創造着超出自身勞動力價值的剩餘價值，這個階級在馬克思時代便是工人階級，或者叫做無產階級。馬克思的揭示符合當時歷史條件下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狀況和最顯著的特點，這個特點便是，當經過掠奪性的、粗暴的、血腥的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社會財富變得相當集中。因此，社會結構的基本狀態被分割成為兩個相互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這兩個階級的利益衝突和矛盾鬥爭成為國家生活的焦點，馬克思經過青年時代長期的理論探索，使他的理論從一開始便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堅定不移地代表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並為着這個階級的經濟解放和政治解放而不懈地奮鬥。在這種立場上，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規律即剩餘價值規律，並且客觀地闡述了資本家剝削工人階級的全部秘密。《共產黨宣言》標誌着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在這個宣言中，馬克思對於社會階級的分化做出了最明確的分析。
     固然，階級鬥爭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的組成部分，然而，階級鬥爭在馬克中主義的世界觀中決不是一種無休無止的行為，而只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中才存在的現象，任何對於階級鬥爭理論的簡單理解都是錯誤的。
       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包含了有關人類共同利益存在的理論前提，這不僅可以從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前途的認識中表現出來，同時，唯物史觀以及唯物辯證法本身就包含着人類共同利益的哲學基礎。唯物史觀正是揭示了人類生存的基本事實。可見，唯物史觀說明了人們從事一切活動的基本前提是人們的自然物質需求，從而揭示了人類生存的共同基礎。因此，馬克思主義中包含着關於人類共同利益存在基礎的最明確的表述，雖然馬克思沒有把人類共同利益的概念表現在文字上，但卻認識到了人類共同利益的存在基礎。
     既然馬克思主義學說中包含着對於人類共同利益的哲學前提，同時，歷史也已經證明，只要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依然存在，那麼，社會就具有無限發展與進步的可能性，因為人類生存的需求處於不斷的豐富與變革中。而且，人類天賦的智力具有無限拓展的空間，智力為人類改善同自然世界的關係不斷提供新的方式和方法，而且作為依附於人類身體的部分與人類一起存在，只是由於物質生產力發展程度的制約以及人類自身認識能力的局限，人類共同利益的存在基礎與方式才沒有從理論被明確的揭示出來。
     既然人類共同利益是一種客觀現實，那麼，人類共同利益的存在基礎是什麼？它又以怎樣的方式表現出來？闡明這些問題有利於人類開闢解決一系列重大社會歷史問題的新思路。
     首先，人類同自然物質世界的關係是一種永恆的和即與的關係，自然物質世界不僅是人類生存的基礎，同時也是人類生存的勞動對象。人類的一切活動都必須在這個基礎上展開，人類要生存，就必須首先處理同自然界的關係，通過改善自然世界的面貌而改善自身的生存狀況。可見，自然世界中包含着人類滿足自身需求的一切潛在的物質財富，人類擁有的全部物質財富都是從自然界通過生產實踐轉化出來的。因此，自然世界構成人類共同利益存在的首要基礎，人類同自然界的關係是全部歷史活動展開的前提。同時，人類的生產實踐也證明，對自然界的開發的利用不能夠無限制的進行，人類需要節制自己的行為，自覺地保護自然界，保護大自然是人類共同利益的體現。
     在改善同自然界關係的同時，人類自身的社會關係也時刻需要進行調整。事實證明，歷史發展到今天，人類在處理自身社會事務方面的發展程度遠遠落後於同自然界關係改善程度，原因在於，自然界是一種既與的對象和沒有思維力的永恆客體，而人類在自然界中生存，既充當着主體同時又是客體，具有雙重屬性。因此，人類自身社會關係的改變甚至要比改造自然界困難的多，人類自身落後的心理素質、習慣勢力、傳統的價值觀念都構成固有的行為方式阻礙社會的變革。 
     第二，人類自身生存的相同的物質需求是構成人類共同利益存在的另一方面的基礎。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告訴我們，人們要生存，必須首先要滿足自身的生物需求。人類是自然界的組成部分，人類具有相同的生物意義上的共同的需求，而這種需求是形成人類共同利益的基礎。
     第三，在社會領域中，人類的生產活動已經進步到這樣的程度，使得人類的勞動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這個變化就是腦力勞動已經取代體力勞動的重要性成為生產過程中的第一的和決定的因素。在以往的歷史中，人們在生產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自身的體力，而現在，在世界範圍內，勞動的智能化程度普遍提高，從而改變着人們的經濟環境和社會人文形態，腦力再也不是依附於人體中的一種生命的自然組成部分，而成為自覺地支配生命以及勞動過程的素質，這種勞動性質的變革成為人類共同利益存在的最具有典型意義和決定作用的原因。
     因此，人類共同利益證明為一種客觀存在，同時人類共同利益的存在並不否認人類生活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以及人類個體需求的重大差異。而是說，人類應該容忍自身社會內部存在的一切重大差異，並且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找到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人類共同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然而利益永遠是具體的和個體化的。因此，局部和個別利益主體間的矛盾衝突仍會存在，最根本的在於解決這些矛盾衝突的方式應該服從於人類生活共同利益的要求。所以，共同利益的原則應該成為人類處理一切事務的最高準則。
      為了生存的更高標準，人類不斷變革着自身社會的物質基礎，社會生活的每一進步都體現為人類在自身共同利益基礎上的進步。在過去的歷史生活中，由於社會物質基礎的貧脊以及科學技術的落後，才使得人類在解決自身各種事務中產生戰爭和其它形式衝突的根源。在過去幾千來階級社會的歷史中，人類不斷運用着戰爭、階級鬥爭、民族衝突以及國家間的軍事對抗等方式解決所遇到的不同利益要求，說到底，這是人類在尚未得到充分發展條件下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和方法，當着人類同自然物質世界的關係得到了根本改善，當着人類對自身生存的共同利益基礎有充分的認識，人類對於解決自身的不同和利益需求就會採取完全不同的方法。
      人類生活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並不是產生矛盾衝突的必然原因。相反，差異正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素質。隨着科學技 術的進步和人文知識的不斷拓展，人類終久會自覺地尋求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法和途徑，人類不會再局限於以往的定式思維和習慣勢力，而是將注意力更多地面向未來，把未來作為歷史的自然必然的組成部分，按着未來的要求從事社會實踐。
     人類需要為自己創造美好的生活，在這一過程中，不僅需要人類用自己的雙手去勞動，更重要的，需要開發蘊含於自身的無窮的智力。人類的腦力不僅是自然科學的源泉，而且已經成為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因為它是一種對於人類一切活動起着支配和主導作用的因素。所以，人類共同利益的存在特別強調腦力勞動的重要意義，把腦力勞動視為人類生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腦力已經不再是依附於人體中的潛在成份，而是成為一種用之不謁的無形資源。從這種角度講，人類利益的實現有利於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並且取決於科學技術的發展程度和規模。
      人類處理自身事務的方式必須得以改變，社會內部的矛盾衝突並不是人類生活中永遠不可改變的素質。然而，人類共同利益的存在並不是否定社會矛盾的普遍性，而是認為社會內部的各種矛盾衝突處於一個更加廣泛的共同利益基礎之上。因此，人類共同利益的客觀存在以及現實社會中形形色色的矛盾衝突構成同一問題的兩個不同方面，人類共同利益的存在並不否定社會內部普遍存在的矛盾現象，相反地認為社會運動過程中的不同利益間的矛盾是在更大範圍內人類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產生存在的，這就要求人類按照共同利益的原則解決自身所面臨的一切問題。
      無疑，經濟方式是體現人類共同利益的最有效的尺度，因為構成經濟運行的要素是創造和滿足人類共同需求的條件。人類需求的無限性為社會生活的更新和生產力的進步提供了無限發展的空間。正因為人類需求具有無限發展的特徵，才使得社會文明具有無限發展的廣闊前提。人類永遠不會滿足已有的物質財富以及科學知識成果，因為人類的智力具有無限擴展的能力。目前人類運用的生產工具已經不再是簡單的體力勞動的結果，電腦和機器人已經成為未來社會生產力的最典型的代表，這兩種勞動工具的廣泛應用極大的改變着人類的生存基礎和從事社會活動的方式。
      經濟活動客觀上充當着人類生活的最為重要的方面，它為人類解決一系列重大的社會問題提供着方法和出路，人類共同利益也在經濟生活中得到最全面的體現。當然，經濟並不是人類需要解決的最終問題，而是構成現時代人類社會實踐的最為重要的綜合性問題。在現時代，世界上60億人的生活以及各自的發展程度還存在着極大的甚至是難以逾越的差距，而縮小發展的差距只能依靠發展經濟的手段來完成。同樣，經濟活動又是銜接人類社會同物質自然界的最直接的鈕帶，因為經濟活動能夠不斷激發人類充分地利用自身的體力與智力資源，從而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最為有效的工具。
      總之，揭示人類共同利益的存在基礎是為了使人類重新認識同自然界以及自身社會的關係，重新認識人類生活的未來面貌以及運動規律。人類不能夠一味地從不可改變的歷史生活中去認識現實和未來，過去的歷史僅僅是人類生活的一個不可更改的方面，是人類活動受到較大的客觀環境限制的條件下從事的社會實踐。而且人類的生存狀態已經昭示出，現在決不是過去的簡單的重複和延續，物質財富的增加以及一系列科技成果將人類生活座落在全新的起點上，它徹底改變了人類同自然界以及同自身的關係特點，再用過去的眼光認識現實以及尋求未來的面貌，不僅不能夠為走向未來開闢道路，而只會阻礙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四、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前提與條件

     從18世紀中葉開始，英國是世界上的領袖國家，以它的工業力量與海軍實力為標誌。到20世紀中葉，美國通過人類20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世界領袖，同時以其科技力量直接推動和完成了全球一體化的過程。直到現在，由英美兩個國家構成的聯盟仍然是牢不可破的。
      中國自19世紀洋務運動以來到整個20世紀的150年時間裡，基本上處於學習與借鑑、接受與對抗西方的狀態。無論在經濟、文化還是政治方面。但是，經過如此漫長的歲月，直到20世紀末，中國仍然不能算是世界強國，也沒有能夠走入成功的發達國家的行列中。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麼？這的確是一切人文理論需要認真回答的問題。
       事實上，自北宋時期後，在公元13世紀到19世紀的長達600年代時間裡，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幾乎都在原地踏步、徘徊不前，中國失去了從自身社會內部產生文明進步力量的能力。具體地說，從南宋南宋王朝在1279年被元攻占臨安滅亡到1860年洋務運動開始的大致6歌世紀裡，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幾乎是停滯的。洋務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對外開放，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尋找世界市場的炮火中被迫進行的一次學習工業化的實踐，其理論基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是，由於複雜的政治與文化因素，洋務運動最終以辛亥革命的爆發而結束，歷時半個世紀之久。中國在辛亥革命後，進入到現代史的階段，但是，20世紀中國的現代史卻是一部農業文明的全面徹底崩潰的過程，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推翻了家天下的皇權政府，卻沒有能夠按着孫中山的理想建立起一個共和國。而通過辛亥革命興起的國民黨和接受馬克思主義成立於1921年的共產黨，由於整個中國社會根本沒有良好的法律基礎和法治傳統，更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以及權力觀念的愚昧，以國民黨和共產黨為代表的兩股政治力量，不僅在自身發展中走上了以軍事為支柱的方向，而且在國家政權的爭奪方面，採取以武裝戰爭的方式解決問題，從而導致中華民族喪失了20世紀的法治機會。毫無疑問，中國政治制度的從“家天下”到“黨天下”的轉型失敗，是導致中國20世紀社會發展失敗的根源。中國落後的一個未被指出的原因是，從1840年後，我們就開始試圖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忽視從文化、教育、制度等社會上層建築的構成方面進行激發民族自身創造力的變革。
     在20世紀，政黨組織是來自對西方國家學習的結果。孫中山開闢了中國政黨政治的先河，1905年組織成立了興中會。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7月，共產黨從理論到組織都是接受前蘇聯和馬克思主義的結果。
      在20世紀，中國社會的具有標誌性歷史意義的變革事件是從政治和文化領域開始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是典型的事件。20世紀中國結束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中，歷史走過了她的自然而必然的輪迴。從文明進步的實質意義上判斷，20世紀中國的暴力革命、新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都沒有能夠解決漢民族國家的根本的社會發展問題，80—9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促使社會經濟發生了甚至超越農業經濟2000年時間的成就。但是，也必須看到，在這個時期，中國社會經濟內部結構的不平衡以及日常生活的先導性的商品無不來自於發達的國家，從家用電器到汽車飛機、從電腦的硬件軟件到航天航空技術，中國仍然是一個缺乏自主創新能力的國家，在21世紀，漢民族國家必須站在現有的世界經濟基礎之上，走出簡單的模仿、學習、借鑑的局面，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達到超越和領先的位置。因此，中國發展必須確立一個和幾個正確的突破口，首先實現自我超越。
      經濟領域的學習、接受對於社會生活的改變來的如此之快和迅猛。但是，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永遠來自於自身。中國不可能總是處於學習他國的地位上。
      起自1978年代的經濟改革與社會開放，不僅是中國法治的一次機會，而且為新世紀中華民族文明的重新起步奠定了比較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準備了較為充分的經濟條件。
     30年改革開放時期已經開啟了中華民族新文明的序幕。30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客觀上形成了中國社會的多元化的特點。在這方面，甚至對外開放比國內改革的推動力更大、作用更加充分。但是，1978—2008年30年改革開放時期自始至終是由上而下主導的。改革開放是共產黨對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的一種救贖，也為中國社會民主準備了條件。
      在中國歷史上，由於產生於自身機體內部的文明力量很容易被壓制、破壞和約束，中國人在北宋後就失去了產生新文明的能力。
      中國是以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也就是世界上擁有最豐富的智力資源的國度。如何開發13億人口的智力，是中國政府面臨這段一個最大的和最首要的問題。
     整體性社會發展與三個產業形態的並存：中國社會內部，存在着傳統小農經濟、大規模工業體系形成的市場經濟和在20世紀80年代後由高科技帶動產生的信息經濟，中國經濟即使扁平型的有是金字塔形的。可以肯定，21世紀中國發展的局面是最複雜的局面。
      奠定中國的世界強國地位，從內部上說，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符合人性文明的制度體系，一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價值體系。中國大陸與台灣島的關係發生了實質性的利好轉化，兩岸戰爭的可能性正在減小為零。這將推動中國外交的巨大進步。
      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歷程將及其漫長而艱辛。中國的古訓是“自強不息”。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前提與條件，必須在兩條戰線上實現一次偉大的飛躍。一條戰線是教育—文化—科技的聯盟，同時，在組織體系方面，實現企業—政府—民間組織三者的聯盟。中國成為一個教育大國，既是中國成為強國的條件，又是中國發展自身的迫切要求。中國勞動力資源的開發是一項以普及教育為基礎的工作。
      第二條戰線是實現中華民族價值體系與政治制度的實質性轉型。中國政治必須完成一次從維護權力為目的的政治向公平政治的轉型。公平政治是一種建立在公平制度前提下的政治活動。
      發展的“軟實力”的問題已經被人們廣泛的討論。說到底，所謂軟實力無非是來自於人類美好心靈中的道德意識和頭腦里的智慧因素。必須認識到，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文明發展與進步，必須通過這個民族自身的力量來完成。
     在21世紀初，中國仍然是一個各種社會子系統極不健全的社會。這是中國社會的政治總是處於不穩定狀態的根源。因此，健全中國社會的權力產生制度，才那個為中國的長遠發展奠定一種永恆的條件。
       在21世紀的百年中，中國在成為世紀經濟強國之前不可能成為世界軍事強國。中國不可能走“先軍”的發展之路。這不是所謂的“自廢武功”的表現。而是21世紀中國面臨的內外環境決定的。因為中國史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站到世界總人口的21%強，這樣的一個人口大國，歷史上沒有得到物質生產力和經濟方面的充分發展，軍事力量的發展既不能給予整體社會發展有效的推動力，也不能真正樹立起中國的國際形象。中國需要強大的國防能力，而國防能力必須通過自身的社會經濟實力得到充分發展後獲得。

五、中華民族文明的長遠未來

       通過對20世紀中國歷史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凡是採取以產業革命為主導性方式的民族國家，都能夠在物質生產力的進步方面走在其它國家前面，並且普遍形成的人文精神也基本符合人類文明的要求與標準。直到21世紀初期，這種局面依然維持着，西方發達國家仍然不容置疑地充當着世界經濟的領導者和扮演着支配角色，自20世紀中葉以來，美國主導的以電子技術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動了全球一體化的進程。至此，以工業為主導力量的產業革命首發於歐洲的英國，完成於二戰後的美國。目前，現代化更加成為一個綜合性的概念，但是，不容置疑的事實是，誰能走在科技發明創造與應用的前頭，誰就能夠站在人類文明發展的潮頭並且成為引領人類文明的力量。
     固然，縱既在21世紀的今天，人類文明的基礎依然十分脆弱，並且不斷受到自身某一部分不文明因素的衝擊。各種暴力因素也在同人類文明一起生長，如果聽任其發展，有可能會給現存的人類文明以致命的打擊。現代文明固然已經具備豐厚和堅實的物質基礎，但是，由於人類所特有的人文精神發展的不平衡和純粹的價值觀念衝突，致使以科技為核心的人類文明正經受着嚴峻的考驗。或許，人類歷史永遠不會在一種理想形態下運行，但是，人類卻永遠不能失去對理想社會的設計和追求。隨着科技手段的提高，人類將會越來越關注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即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解決自身面臨的問題。
      在20世紀，由於中華民族社會自身的特徵以及國際局勢的影響，中國走過的是一條以暴力革命的主要方式的道路，發生在20世紀裡的一系列事件說明，中國社會由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與科技文明轉型的歷程異常艱難。其原因不能完全歸結為外力的入侵，應該從本民族的自身成長邏輯中去尋找。這個原因及是，由於權力形成制度的始終如一的採取以暴易暴的方式，社會公權力充當了壓制新文明的最直接的工具。
     在21世紀之初，中國社會面臨的產業發展任務千頭百緒，在生產方式方面，中國同時生活在幾個不同的世紀中，既有幅員遼闊的農村社會，還有以大中城市為基地的工業社會和現代知識經濟，層次如此分明地體現在現實生活當中。因此，產業發展的任務是多層次和綜合性的，在這方面，中國幾乎沒有別的選擇，必須通過發展自身的教育、科技、文化、體育以及醫療衛生等等產業力量，促進和推動中國社會走上一條超越性的發展之路。而且，對於中國社會來說，不僅在產業方面必須實現超越，而且在文化方面也必須實現超越。
      文明的超越是一個腳踏實地創造物質財富的過程，必須採取適當的社會策略，而不能採取像20世紀50年代末“大躍進”的方式。超越性發展是指站在人類的科技與文化的至高點上完成對中國社會產業技術升級以及精神力的創造。通過20世紀百年的生存狀態，中華民族所固有的文明形態固然已經斷裂，但是，在21世紀之初，中國社會仍然具有很強的可塑性，但塑造中國社會必須符合其內在規律的要求。
      中國需要認真而且科學地反思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和生存本質，只有這樣，才能夠正確而合理地繼承自身優秀的遺產，包括遠自春秋戰國的思想遺產，也包括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果以及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議全過程的成果。新文明建設成功的一個重要切入點仍然取決於人們對權力的正確態度和社會心理，取決於權力產生制度的開放、公平與透明，同時取決於權力運用的公正的法律程序設計與確立。
      在21世紀之初，中國的文明轉型面臨着三大任務，一是必須為自身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尋找和奠定一個完備的經濟體制，促使經濟運行走上一條以滿足需求為中心的增長之路；二是創建一個適應新文明潮流和保持社會公平的政治制度，在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有步驟地推動政黨政治向公民政治的轉型，從而徹底改造中華民族傳統的政治模式；三是努力進行文化及意識形態的創新，從而形成整個社會的文明價值體系。這個任務在21世紀初顯得尤為重要，最關鍵的切入點在於從傳統的價值標準轉化成為客觀的、科學的認識標準，從而追求中華民族生存狀態的多樣化，這同樣是自五四運動以來一直追求但卻始終沒有完成的使命。在中國歷史開始20世紀百年航程的時候，中國的社會精英們曾經有過深刻而全面的思索和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問題與主義”的爭論即是關於中國如何選擇發展道路的爭論。
      中國人通過十月革命以及五四運動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同是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但是，由於歷史生活的慣性特點，20世紀百年中國依然表現為連綿不斷的戰亂與政治動盪，沒有成為致力於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國家。所以，20世紀中國依然是軍事性和政治化的社會。而在21世紀裡，中國需要成為一個以發展經濟為主要使命的國家，整個社會已經完成了這樣的轉變過程，可以預見，企業組織必將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越來越獨立的作用，企業家正在成為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的一支最主要的力量，這種結果將帶來社會政治的透明與公開，並且成為推動整個國家民主進程的動力。
       自由勞動創造的企業組織和上層建築中民主的法律制度創新將是21世紀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兩個主導因素，這兩股力量將成為中國新文明形成的推動性和引導性因素。因此，企業組織與法律制度是21世紀中華民族文明的兩個起主導作用的體系。在經濟生活中必須以企業為核心不斷滿足各種健康的社會需求，在政治程序中必須通過法律制度為核心的建設完善社會運營系統。
      另外，可以肯定地說，新聞界同樣是一支最主要的力量，它們肩負着十分重要的社會責任，對於新文明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促進和催化的作用。但是，新聞界作用的發揮有賴於得到政治領域的支持，同時也需要社會的監督。新聞作為現代社會中傳播資信以及先進價值觀念的主要渠道。這個渠道的暢通和有效性可以在政治方面起到對權力的監督，能夠有利於消除各種腐敗現象，現代社會必須是新聞界高度發達的社會。
文明的生長與成熟需要特定土壤，伴隨着經濟的快速增長，政治權力必須成為推動和培植新文明形成的最可靠的工具。
      新文明的形成有賴於新的經濟形態的快速成熟，它將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生產、交換、分配與收入的機制。在中國內部，思想界也在熱烈地討論着知識經濟。但是，就普遍的社會發展程度而言，中國經濟還只是站在知識經濟的圈子之外，但是隨着大規模的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潮流，中國新的經濟將以催枯拉朽的速度快速成長，並且破門而入。
     在新文明形成的過程中，沉舊的傳統觀念和意識形態以及落後的政治態度依然是阻繞新經濟形態成長和新文明形成的最大阻力。因此，我們很有必要在文化領域做一次普遍的反省，以開放的、科學的、批判的態度對落後的觀念進行一次滌盪，使新文明的因素能夠快速生成和成長起來。
      文明的生長以社會物質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並通過先進文化素質帶動人們的精神品格，只有當科學成為一個民族最直接的行動依據的時候，這個民族才會走向真正的文明。文明並不簡單地同經濟形態的發展程度相聯繫，當然，經濟生活構成人類社會文明的最基礎的部分，是推動文明進步的最有效的手段與工具，它是解決人類生存一系列問題的前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才重視經濟對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作用和在社會運行過程中的地位。但歷史發展的結果告訴我們，社會普遍的文明程度的提高決不是某一產業因素或其它幾個社會因素決定的，它涉及到人們普遍的精神素質。
      文明標準需要從歷史發展的主流中去探索：第一，從人類生存所特有的物質生產方式中去衡量；第二，從社會生活中人與人的關係特點去衡量；第三，從普遍的社會觀念及意識形成中衡量。對人類文明發展程度的衡量極易陷入認識錯誤，但是，我們處於人類及中國的重大的轉折關頭，需要對中國社會文明發展程度做出一個簡潔而確定的回答。
       總體上說，就20世紀中國歷史進程而言，其主導性事件不符合人類生活文明標準。它由一系列的暴力革命、軍事戰爭、政治動亂所構成，現代社會運行所需要的經濟體系及其法律制度始終沒有牢固地確定起來。人們觀念的產物（包括社會中主要的思想家和理論家們的一系列觀念）還沒有能夠給予中國歷史與現實真理般的論述，還受到傳統觀念與文化方面的最嚴重的制約。
       因此，21世紀中華民族文明的前景取決於各種新文明因素的增長速度與規模，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中國社會自秦漢以來就形成了具有獨特魅力的東方社會模式，這種模式向來注重人們生活的道德倫理和價值觀念的培育，因此，中國民族文明前景同樣取決於嶄新的人文精神風貌的形成，否則，文明體系就不僅殘缺不全，而且也難以持續。
       現在，中國社會處在一種多重生產方式並存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我們必須分辨出哪些社會因素才是形成新文明的主導力量，哪些是新文明形成的羈絆和累贅。在發展過程中，中國必須避免社會的政治動盪，保證社會生活的隱定與繁榮。從2008年西藏發生的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發生的75事件中，可以知道，中國內部的民族矛盾處於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下，中國的執政黨必須找到合理解決民族矛盾的方法，同時避免民族矛盾的激化轉移為國內的其他社會矛盾上來。
       創建新文明的過程，中華民族必須合理繼承並超越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留給人類20世紀歷史生活的全部遺產。在20世紀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政治集團的對抗開始於資本主義初期社會生活發展起來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從而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推動了世界範圍內共產主義運動實踐，其實，從20世紀人類歷史發展的結果來看，人類共同利益才是人類生活的至高準則，當然，在人類生活中完全消除戰爭、對抗、鬥爭、以及各種利益衝突是不可能的。但是，也必須懂得，人類站在相對正義和公平的立場上處理問題同樣是可能的。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社會現實生活中成長起來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的階層能否對推動中國政治文明的進步起到強大的推動作用，這依然是有待觀察的問題。自古以來，中國在社會結構方面即是一個官民對立的國家，一個事實是，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存在了一個被稱為“社會精英”的集團，這個集團的成分複雜而政治態度也及其善變，不過，中國社會真正的先進的生產力首先是從企業界、科研部門和各行各業的掌握科技知識和勞動技能的成員。這種力量在迅速地成長中。
     顯然，中國必須要在21世紀的百年裡對人類文明進程有所貢獻，這取決於中華民族恢復自身在科學技術方面的發明力、創造力和想象力。可以肯定的是，人類通過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以電子技術為主導力量的科技革命之後，21世紀的發展能力將來源於人類自身的科技發明創造，中國不能在這百年裡依然充當後進者和使用者的角色，它必須走到科技發展的前列，充當科技發明和大規模應用的排頭兵，然後才有可能全面帶動和順利實現中華文明的整體性飛躍，同時更加合理地解決自身社會所面臨的一系列實現問題。
      因此，談論21世紀中華民族文明的前景問題，就必須研究如何使中國走上一個以科學技術發明為主導因素的國家，沒有這一點，單純的經濟增長也將沒有質量和持續力，對於整個國家的文明進步將不會起到根本性的推動作用。
   中華民族必須成為一個善於學習的民族。但是，也必須克服那種傳統的簡單的對比觀念，在同西方發達國家的比較中，我們持有的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那就是要趕超他們，或以這些國家為一個參照係數來制定自己的目標，然而，事實上這是一個既不正確也不可行的做法。
      21世紀人類歷史發展的主流必然是以科技發明、應用及普及的方式推動各個民族國家和社會生活進步的百年，也是依靠科技力量同自然界和諧相處的百年。因此，提高中華民族的科學技術發明創造和應用能力是中國新文明形成的首要條件，在所有新文明的因素中，教育、科技、文化、體育、醫療衛生等對於人們的生活充當最為重要的方面。中國的社會建設必須採取超越的策略，不能繼續簡單地學習、接受和應用現代工業及科技文明的成果，中華民族必須成為首創者，不僅在經濟增長方面，而且在社會制度的創新方面，都需要充分運用中華民族的勇氣和智慧。世界上還從來沒有存在過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這個國家在物質財富方面還異常貧窮，但在中國哲學中，有一句關於人類歷史與社會生活的最高認識，這就是《易經》中的一句話，叫做“天下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

後記 

    我們把自己的國家叫“中國”，其實還沒有多長的時間。歷史上，中國成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是從公元前221年秦朝開始的。從公元前221年到1911年10月清朝垮台，專制的家族皇權統治在中國歷經2132年。辛亥革命後的1912年1月1日，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人為中國建立了國號叫“中華民國”的共和國。在20世紀初，中國存在過許多政黨，據統計當時有300多家政黨組織，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7月的上海，由於及其複雜的歷史和現實原因，中國20世紀的政黨走上了進行武裝鬥爭的路線，主要表現為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國內戰爭。在20世紀人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946—1949年，國共兩黨間進行了有史記載以來的最大規模的內戰，最終共產黨贏得了中國大陸政權，於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建立了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
     在清朝結束之前，人們所說的“中國”，是指“中央之城”或“中央之國”的代名詞。在文獻中，“中國”一詞大概包含着六種含義：１、指皇帝所在的都城。２、指天子直接統治的王國。因天子直接統治的王國，一般都處在各諸侯國的中間，所以叫“中國”。後來又發展為凡是皇帝直接統治的地區都叫“中國”。３、指中原地區。４、指國內、內地。清朝就把內地叫“中國”。５、指諸夏族居住的地方。諸夏地區不僅居住着漢人，也住着許多少數民族，人們把這個地區叫“中國”。６、指諸夏族或漢族建立的國家。從漢代起，人們常把漢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稱為“中國”。歷史上“中國”的範圍，除了王朝之外，還應包括各民族建立的政權和部落。１９世紀以來，“中國”則指我國的全部領土，與古代的不同。歷史上，中國的國號一般都用國王或者皇帝的姓氏來命名，比如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等，國家的名稱都是用政治首領的姓氏命名的。
      “中國”一詞的由來，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一個王朝——商朝。由於商朝的國都位於它的東、南、西、北各方諸侯之中，所以人們稱這塊土地為“中國”，即居住於中間的王國，它同時又是政治、經濟中心。但是，“中國”並沒有作為正式的國名出現，因為那時的王朝或政權，只有國號，而沒有國名。他們所說的“中國”，是指地域、文化上的概念。在漢語中，“中”是一個具有十分豐富的含義和優美的詞彙：中和、中正、中庸等等，都是體現人類搞修養的表述。
     真正以“中國”做為正式國名的簡稱，是從中華民國開始的。從那時起，“中國”才成為具有國家意義的正式名稱。今天，“中國”仍然是以個分裂的國家，中國的國號仍然包括兩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人類範圍內，中國的發展沒有固定的參照物。自1840年以來到整個20世紀的百年中，中國的精英集團總是試圖以西方工業國為參照物來規劃自己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許不是最好的表述，但是，卻是共產黨對中國歷史經驗的一種概括。
      在深刻的社會危機背後，事實上隱含着中華民族深刻而全面的精神危機。因此，中華民族需要進行一場涉及文化與制度的變革。文化創新是制度創新的先導，制度創新是文化發展的保證。新文明的形成與確立要繼承1919年五四運動倡導的“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同時要接受來自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中提出的自由、博愛、平等的理念，更重要的，要注入文明、幸福與真理的思想概念。
     在社會建設與發展過程中，沒有文明的方式方法，就沒有幸福的結果。任何違背人性文明的社會實踐，不僅註定會走向失敗，而且會對人類日常生活造成痛苦。
    在中國歷史上，自秦始皇后，尤其是漢武帝採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後，由政治權力與文化形態構成的固有範式，造成了漢民族為主體的中國在產業經濟發展方面的長期停滯不前。即使在1840年資本主義戰爭炮火的衝擊下，中國社會內部的產業革命也沒有那個成為不間斷的發展力量。而政治與軍事的不可分離的關係，則是造成中國社會內部動亂的根源。在權力的形成機理上始終如一的以征服者的姿態而存在，整個社會生活中缺乏協商、溝通、妥協等民主與平等的理念。
      21世紀中國發展，需要超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私有制與公有制、左與右，並且能夠從世界各民族的發展經驗中吸取教訓和經驗。導致中華民族長期不得發展的原因是由於我們的歷史觀以及在這種歷史觀下形成的權力與社會生活的關係。中華民族在21世紀初必須進行一次歷史觀的革命，首先是權力觀點革命和權力形成制度的再造。
      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如此廣袤而肥沃的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繁衍到今天，然而，在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裡，我們仍然面臨着許多基礎性的制度問題、道德問題與經濟問題需要解決。我們仍然需要面對中國想何處去的問題需要回答。
      在21世紀的關頭，中華民族必須把自己面對的一系列問題解決好。每一個中國人都不應該允許自己的祖國繼續處在沉淪的狀態中。中國的沉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我們對中國的崛起在時間上也不應持有過急的心態。很可能的結果是，20世紀的百年尤其是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人從思想意識上覺醒的一個世紀，21世紀是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國家從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社會領域裡獲得新生的百年，21世紀的主題是以勞動價值為核心的文明的建設與發展的世紀，有了21世紀百年文明再造的基礎，中國才能夠在22世紀裡成為地球人類進步的標杆。我相信中華民族有着這樣的未來，但是，究竟需要多少時間中國才能夠成為世界生產力發展的領導力量，這不是任何人都主觀意志所那個決定的。但是，中華民族必須成為一個心存偉大理想的民族。
     對人類歷史的進程不能操之過急。人類歷史的運動與發展有着自身的邏輯，當然，歷史是人類的歷史。人類文明的程度與人類智慧所達到的高度相一致。
     從政治範式上說，中華民族國家必然走出一條“家天下—黨天下—民天下”的軌跡。我們可以肯定地把21世紀中國的政治進步軌跡視為一個由“黨天下”想“民天下”的轉型過程。這個過程不會太快，但也不會拖延的太長。
     對於“民天下”的政治範式究竟是什麼？這是一切關注中國未來命運的人都應該思考的問題。在西方，以洛克和孟德斯鳩等政治思想家為代表，提出的推動西方社會發展的政治框架，其內容包括：多黨制、普選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這樣的政治制度最終在美國取得了全人類公認的偉大成果。
    對文明的渴望、對幸福的追求，必須建立在對人類公理的認同基礎上。
    中國的發展最需要政治家的帶動力。在中國20世紀，孫中山和鄧小平是20世紀中國開端和結束時期產生的兩個偉大政治人物。從20世紀初孫中山的把中國建設成為“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到世紀末鄧小平的一句“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人在20世紀同樣經歷了許許多多社會災難。
   中華民族在21世紀確立的思想方向和實踐目的是：以勞動至上的文明和幸福。用我們的方式方法和具體手段達到幸福的目的。這才是人類應該去努力的方向。
      比西方文藝復興運動中提出的自由、民主、博愛、平等更高層次的思想概念是：人類共同利益基礎下的文明與幸福。伴隨着這樣的思想，產生的是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和生活方式，現在，自由、民主、博愛、平等等思想觀念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的組成部分，而相比只下，建立在對資本主義批判基礎上的共產主義思想，在20世紀裡無論在思想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都經受了嚴重的挫折。與共產主義相對應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也遇到嚴峻的來自實踐和理論發展方面的挑戰。
      通過20世紀世界範圍內的發展，人類必須找到打破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不同制度體系的壁壘。在這方面，人類21世紀有許多重要的工作和不可迴避的歷史問題需要解決，可以是，在1991年12月前蘇聯解體後，世界形勢的發展研究向前進了一大步。固然，自由、民主、博愛、平等的意識形態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最基礎的話語權。
     可以這樣認為，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瓦解，並不能被看作是共產主義社會理想的全面失敗，在未來的人類生活中，我們就永遠不再需要共產主義理想。未來也將證明會不是這樣的。
      歷史已經明確告訴我們，人類對自身新的社會形態的設計和建設，不能夠依靠暴力的、打粹式的重起爐灶。人類生活的進步必須建立在對過去歷史的正確的繼承基礎上。人類的本性與本能具有相同的特點，人類社會無論在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各個系統中，都不可能存在非此即彼的極端選擇，正像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不同的制度體系不能夠成為人類對抗的必然條件一樣。
      21世紀的建設，必須是一種懂得未來的建設，而未來的面貌取決於我們的選擇。而正確選擇未來的能力需要我們的高貴的智慧和偉大的胸懷。未來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豐富多彩的。
     在美麗的地球上，我們把自己的民族叫中華民族。我們的民族已經擁有13億人口。不難想象，13億人口的智慧如果能夠得到良好而正常的發揮，會煥發多麼巨大的文明進步的力量。對中國21世紀的未來，我們既要堅定信心又不能繼續用玫瑰色的夢幻來描繪。我們只有選擇文明的具體方法，一步一步地做下去。空懷理想而又不知道如何用文明的實踐實現理想是極其可怕的。
     在中國從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體系以來，有許多王朝是外來民族的統治。在這個13億人口的國家中，漢族從來都是這個多民族國家的主體。人口占絕對優勢，並且以農耕為主業。在漢族的歷史上，這個民族是一個極具韌性的民族，她不具備對外的擴張和侵略性。她的性格是忍耐。歷史上中華民族是一個劫難不斷的民族。而在20世紀的百年裡，中華民族同樣經歷了種種形式的劫難。中華民族必須進行一次精神世界中的劫後重生，使得我們的民族文明得以發揚光大。
      漢族文化的優勢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而確立的。漢族是易於統治的一個民族。事實上，在科學技術上的創造力是傑出的，但是，卻缺乏公平制度和自由交換的經濟原則。科學技術的發明從來沒有那個成為改善人民大眾生活質量的工具和途徑。
      用符合人性文明的方式方法和手段，達到社會發展、進步和幸福的目的。這是21世紀中華民族的責任。要這樣做，中華民族就必須向智力要發展，向公平要幸福。
      中國必須走依靠智能推動社會發展的道路。這是人類社會存在與發展的最偉大而又最節約的方式。智能是人類天賦的資源。但是，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人類的智能由於生物的自然本性，卻把自身智能這個天賦的資源白白地浪費掉了很大部分。人類在尋找自身的幸福過程中，僅僅把目光盯在眼前的物質利益和權力方面，而不去顧及和動員蘊含於自身頭腦中的無窮無盡的智能。因此，中華民族社會在21世紀的進步，必須走上以開放13億人口的智力資源的道路，如果不是這樣，中國社會也就不會贏得21世紀的最後成果。
      人類共同利益是人類與自然界的和諧相處，是人類自身間的相互尊重與愛戴。
      在人類精神中最可寶貴是正確的智慧。正確的智慧來自於人類對自然界的科學認知、來自於我們在自身社會生活中對人類生命的愛戴和尊重。
      中華民族在21世紀面臨着一場文明飛躍。這場飛躍是一次從整體上超越農業文明、工業文明而利用科技文明進入全新社會的飛躍。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社會進步，中華民族的發展、建設與進步，必須穩固地站在本民族的文明傳統以及他國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礎上。
      文明與幸福、自由與真理、民主與科學、誠實與寬容、公平與仁愛等等，這些概念以及在這些概念指導之下的解決社會建設與發展問題的方式方法，必然的也必須的成為全人類共同遵守的價值原則。人類在前進的道路上遇到的羈絆將越來越少、越來越小，人類進步的腳步將越來越快、越來越順利。
       我想，在這本書後，如果需要續篇的話，應該叫《人類文明論》。一層意思是說，在未來時代，寫作不僅更加方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消遣，而不再是一項十分高貴的事業。電腦使得記錄思想變得簡單，因此也使得知識的傳播變得更加便捷。二層意思是說，就整體中國社會而言，一個自覺的文明時代正在來臨並且急速形成中。中華民族在經歷因劇烈社會轉型而帶來的苦痛時，整個民族的思想也處於極其矛盾混亂的狀態中，我們的社會必須找到賴以前行的價值體系，如若不然，中華民族就存在着失去21世紀初的發展機會的危險。 為中國文明發展探尋正確的方法，是擺在整個民族面前的最迫切的任務。                                                 



                                                     徐國進
                              200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