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看到世界各地都有无情的风雨和灾难，住在南加州的我们是何等幸运，少有风雨的威胁，当然加州人对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地震，也是不敢小觑。洛杉矶很少下雨乾旱了好多年，常想到以前一首70年代的歌：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还真的是有那么回事，南加州到处不是缺水就是限水，但是日子还是在过，前后院的水还是得浇，只是从秋天起，Sprinkler system的timer已经调到每星期两次了，可是这几天偏又来了秋老虎，只好又将它调回到三次。每次听到要有雨来，心中总有一份久违的期待，感觉很好。想到小时候就爱下雨，穿了雨衣和黑色橡皮的雨靴，踢着水在雨中走着，那份喜悦至今仍在心头。记得当年还在追现在的老伴儿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两人在雨中从台北罗斯福路耕莘书院附近她住的天主教女生宿舍走到台大，左转走过了新生南路，在国际学舍那里右转到信义路，再顺着信义路一直往西走，走到了三张犁还要过去一点，那时我的住处就在光复南路的市民住宅。我俩走了好久好久，雨也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两人都没有说累，也没有要搭公车或叫计程车，当年Gene Kelly在唱Singing in the rain时的心情也不会比我那时好，雨停了，我们也到了，那是我第二个美好的雨夜（第一美好的写在最后）。

但是“雨”也不一定都是快乐的，我大女儿出生的前一天早上，正逢一个来势凶凶的大颱风，我才到办公室就接到了妻子忽然大出血的电话，大雨中，骑了我的摩托车飞速赶回家，也不懂要找救护车，找来一辆计程车，两人在狂风暴雨中进了医院，全身都湿透了。后来才知道是前置胎盘，但当时的医生却以为是碰到难产，让可怜的妻子流了好多血，在医院熬了一天一夜。由于医生经验不足，在她受尽了折磨，失血过多后才决定要C-section手术。那次她输了2000 cc 的血，受的苦让她的身体一直虚弱到中年后才得以慢慢好转起来，想起来我就会忏悔当年没能好好多爱护她，多疼惜她，让她少受一点罪，所以，“雨”也给我们带来过苦难的洗礼，实际上是我的罪过，而非“雨”的罪过。

更远一点，1949年我随了国民党的父母从上海搭轮船“逃”往台湾，当船驶入基隆港的情景一直留在我那幼小的心里。基隆是个有名的雨港，在小雨绵绵不断中，我们下了船，有熟人带了我们到港务局的餐厅里吃过了午饭才搭卡车前往台北。在雨中，我虽年幼，仍能感觉到我们已经远离了故乡来到了天边，来到了一个完全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开始了我较有记忆的日子。我从小记事很早，但是却不记得那天的午饭是些什么菜。写到这里讲个题外话，那就是先父安排我们一家搭乘“中兴轮”，却将他变卖所有值钱物品换成的“西药”装上“太平轮”，本来准备靠这些“西药”在台湾重新起家的，那知“太平轮”竟沉没了，连带这我们这一家的生计一起沉入了太平洋（不知道是不是算东海）。也就是因为这缘故，本来在洋行工作不愿当老师的父亲，在台湾一直在教育界服务，在大学教授的职务上退休，是他在离开上海时所始料未及的。

还有比较印象深一点的“雨景”是1968年在黎巴嫩的贝鲁特，那是我婚后第一次出远门，一个人远在异乡，二十多岁的我，在那里参加一个联合国办的航空安全研习班，爲期一个月。远离了家乡，十分想家，在结训前一个星期我已将行李打包好，准备要回家了。我住在欧化的天主教徒区Hamra Street，租了一间公寓房间，房东是位巴勒斯坦老太太，管两顿饭，和不少阿拉伯房客一起吃了一个月的饭。临行前，想要到贝鲁特郊外阿拉伯区Bourj的一个市集，去买一块阿拉伯的地毯带回家去。在市集里，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久久不停。我只好躲在一个棚下，看着雨点打在地上，想起小时候在台湾南部乡下一个叫虎尾的小镇住的时候，有位乡下同学曾教过我，如果看到雨点打在地上有水泡的话，那雨就有得下了，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了的。我马上低下头来好好看一看，不看则已，一看大吃一惊，那雨点打在地下，遍地都是小小的水泡。我想这下惨了，再晚就要回不去美丽的Hamra Street而要困在有一点怕人的阿拉伯区了，心里一急，不管雨再大，我就淋了大雨一直跑了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计程车，才回到了住处，后来雨是在什么时候停的，我记不得了，但是那场冒泡的雨，一直都留在我心里。

第一个最美好的“雨”的故事，是发生在一个晴朗的下午，而故事却是在微微夜雨中结束而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底，直到半个世纪过后的今天, 因爲那是我追我妻子最早的故事。当我大学毕业后刚从预备军官役退伍下来，我意外地见到了她。我真的是惊为天人，费尽苦心地想要约她出来，但是她对我却不理不睬，一则她的大学是台湾的名大学，而我却是从排名在后的私立大学毕业的（在台湾和在美国相反，私立学校是比不上公立学校的），更何况她又是她们学校的高材生。二则，我在高中时的名声不太好，她从小就听说了我许多不爱读书和爱玩的事，所以就铁了心地不理睬我。由于她是我妹妹的同学，我只能等她开学到了台北后，用了一切威逼利诱的法子让我妹妹去帮我把她约出来。我妹妹答应后，我信心满满地如期在指定地点等她们，结果一直等了六个小时也没有人来。当晚我气急败坏地找到了我的妹妹，她说我未来的妻子说什么都不肯出来，她也没有办法，我妹妹没有来通知我是因爲她想我不可能会在那里傻等的，谁知道我会等上六个小时。我又塞给了我妹妹一些钱，逼了她再回到我未来妻子住的女生宿舍去，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得帮我把她“押解” 出来，我只要求跟她稍稍谈一谈。我妹妹在那里爲我磨了她一宿，第二天中午带了她来跟我见面，我妹妹答应她绝对不会留下她而离开，只要跟我谈十分钟。那里知道等见到了我，我没给她们机会就让我妹妹先行离去，跟她两人坐了下来，开始对话。我坦诚地对她说道了许多自己不好的事，也告诉了她许多自己以爲自己有的优点，更表达了我对她的爱慕并不是只想要交女朋友，我是真诚地想要跟她交往，因爲我想要跟她结婚。她可以很自由地做出任何决定，我不会勉强她或爲难她，我比她大好几歳，她很紧张的神情，至今都仍能现在我的眼前。我那时虽已是个失落的青年，也许天可见怜，我确有十分的真诚实意，她竟意外地留了下来，跟我聊了一个下午。晚上我请她在长春路台湾大饭店的义大利餐厅吃晚饭，那时台湾刚有观光饭店，西餐仍是新鲜事。那时台湾还没有信用卡，我却在那里可以"签字"摆个谱, 因为那老板的儿子是我同学。后来我妻子跟我说, 她根本不知道"签字"是有什么了不起，她根本没有注意，我真是白摆谱了。 吃了晚饭出来，我们在后巷找了一家咖啡厅，我仍记得名字，叫“紫烟庄”，我们都很高兴地坐到了很晚，出来后发现“下雨”了。 我叫了一辆计程车，一直将她送回郊区的女生宿舍，到了宿舍门前，雨下得不大也不小，她不要我下车，她自己下车走向宿舍大门，计程车的灯照着她，在雨中，她回过头来对着我挥了挥手跟我道别，那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景象和时刻，我醉了。我的高兴感染了那位计程车司机，他也爲我高兴，我跟他一路聊回了台北。就在那晚的初次见面，我俩今生的姻缘竟然定了下来。到如今半个世纪都过去了，我的妻子跟着我吃了不少苦头，一直到中年学佛后，我才慢慢有了反省能力，肯认错，肯改过，肯听她的话后才有了一些事业，才肯努力配合她，一起栽培我们的三个孩子，直到孩子们都在美国成了专科医生，我只能衷心地对上苍感恩天赐我今生的伴侣。

没想到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场大雨小雨，我们竟然已经老去。“雨水”养大了我们，滋润了我们，给了我们许多许多不同的回忆，我们在雨的洗礼中学习成长茁壮而老去，我们除了感恩以外也只有感恩了，我这个老人，信手拈来些回忆和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