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左翼反共人士 写于 二零一九年

中国特色的共产专制

共匪对中国人的掠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毛时代的极权计划经济，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建立的党国资本主义。先说毛时代，在极权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三个经济问题都是由政府决定的。所谓的三个经济问题是指：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国家大部分资源由政府拥有，并且由政府指令来分配资源，而不是由市场价格来决定。举例来说，政府认为国家需要苹果，在计划经济下，被政府选中的个人集体（壹般为符合该类生产的要求）都要按政府指示进行种植苹果的工作，但事实上实际生产的产品可能不符合实际需求。在没有民主制度的共产极权国家，计划经济的结果就是共产党根据自己的意志支配经济社会。

在实行极权计划经济的国家，政府不仅控制国营产业，连私人企业也要受政府指示运作。私人企业要生产什么，由政府作主；私人企业以什么方法生产，由政府决定；生产出来的东西又如何分配，也是政府决定。国家操控著生产的供应、价格以至销售渠道，都是由政府决定。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中共仍然对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拥有绝对领导权，中共可以通过政府文件与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内部的党组织直接支配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生产 供应 价格 销售 分配。

极权计划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常见的属性之壹，因此极权计划经济又常被解释与共产主义相通，但又与共产主义无政府、无国家的特性向矛盾，随著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扩大，受到苏联影响的地区都或多或少的实行极权计划经济政策。

如果有某个人或者相对小规模的机构，能完全知道社会中每个人对所有物品的需求强度，然后根据这些强度总和迅速反应，精确的分配所有资源、人力、财力进行各种所有物品生产，这样理想状态下的计划经济，的确是所有经济形态中最高效的。但当然，显而易见的，这个人或者这个小规模机构在人类可预见的将来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算上家庭这种极小的人口经济体才可以勉强达到极权计划经济的理想状态，甚至许多父母对家庭成员都做不到这样的分配，而且家庭团体扩张下会更困难，而社会也是如此。所以现实上的极权计划经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低效率社会资源分配，与造成显而易见的产能失调。而这还是私有化的状态，如果资产在社会还没有建立民主制度的情况下彻底的国有化更会导致生产力大幅下降与资源的过度浪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大跃进就是生产力下降与资源浪费的最好证明。

微观资源无法有效分配，是极权计划经济里最受批评的要点。因为国家所有资源都由政府决定，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于是乎国家可以罔顾私人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经济计划。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路德维希 冯 米塞斯主张极权计划经济在经济上必然会失败，因为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政府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只要缺乏了价格机制，社会主义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计划的失败和经济的彻底崩溃。

举例而言，当国家要求全国广种苹果时，事实可以是民众对芒果需求高于苹果。如是者，多种出来的苹果就会形成浪费，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政府却没有合适的机制（取代货币机制）可以准确而迅速的知道民众对芒果或苹果的正确需求。这便是说，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较高，政府仍不知道应该少种多少苹果，多种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现在少种了多少芒果，多种了多少苹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后芒果成熟时，广大人民的需求有没有转变。这可能导致浪费和短缺。毛泽东时代的物资短缺就是极权计划经济造成的，共产党根据自己的意志调节生产与分配。

微观资源无法有效分配，是极权计划经济里最受批评的要点。因为国家所有资源都由政府决定，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于是乎国家可以罔顾私人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经济计划。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路德维希 冯 米塞斯主张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必然会失败，因为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政府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只要缺乏了价格机制，社会主义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计划的失败和经济的彻底崩溃。

举例而言，当国家要求全国广种苹果时，事实可以是民众对芒果需求高于苹果。多种出来的苹果就会形成浪费，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是政府却没有合适的机制取代货币机制可以准确而迅速的知道民众对芒果或苹果的正确需求。这便是说，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较高，政府仍不知道应该少种多少苹果，多种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现在少种了多少芒果，多种了多少苹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后芒果成熟时，广大人民的需求有没有转变。这可能导致浪费和短缺。

即使政府有效率的分配了资源，但是极权计划经济的效率通常还是低落的，主因是经济决策缺乏私人参与，而是由政府壹个全权决定，极权计划经济缺少私人竞争。缺少私人竞争，就难以有效提高效率，以至价格也不能通过竞争而有所调整，个人的收益或物质回报也无从改变。个体的努力并没有相应的物质回报，反而个体的怠惰无能的经济仍然能得到整体平均的物质回报，由整体来共同承担怠慢，共同享受努力的成果，从而演变成为平均主义。这便使得极权计划经济制度之下的微观个体缺乏积极进取、争取效率的诱因。因此发展缓慢，如苏俄开始在1980年代技术落后美国，尽管武器产量差不多甚至更高，却无法带动足够的创新，庞大的总体国力也停滞不前了，直到21世纪后才开始复苏成长。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没有办法自由的运用工资购买自己需要的生活物资，极权计划经济意味著经济活动多由政府决定，而不是个人决定，个人的经济决策自由就被牺牲。对于重视个性化的消费者，这造成负效用。经济决策上的个人自由被压抑有可能进壹步导致其他领域的自由被破坏。1980年代，左翼理论家麦可 阿尔伯特和经济学家罗宾 汉内尔为了平衡这个缺点便提出参与型经济的设想，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

极权计划经济制度之下的政府拥有管制生产活动的权力，官员便因此得以利用管制权力从中获利。这种获利的型态，有的是非法贪污、有的是合法但不合理的规费税捐，也有的是政策选定重点发展的对象以外被牺牲的弱势者的利益。这些原本应属于社会大众的共同利益，因为计划管制的关系而落入政府或官员私人的手里、或是不公平的剥削。这不但妨碍了资源的公平运用、扭曲经济发展的规律，也形成特权阶级，产生社会矛盾，甚至冲突。 市场经济体制的合法剥削和高层腐败也因为类似的原因产生。发生在中国社会的贪污腐败与权力寻租，就是极权计划经济制度造成的。即使中国已经建立了市场机制，可是极权计划经济本质上还是凌驾于市场机制之上的。

谈完毛时代再谈谈改革开放时期，我认为改革开放不是共匪现实合法性的来源，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并非是共匪的功劳，更不是一党专政的功劳。

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飢荒，并非是因为共匪给了中国人多少物质财富。

更不是因为一党专政的优越性所带来的，中国人之所以能吃上饭了，那是因为传统的共产专制，全盘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的路线走到了尽头，让中国的经济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共匪为了保住政权被迫放弃全盘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一些经济自由 恢复私有制 恢复雇佣劳动制度 把当年推翻国民党统治时期所主张要消灭的资产阶级法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係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用资本主义社会中传统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取代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按劳分配，在农业方面结束了传统的农奴制，恢复了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佃农制度，农民虽然还是为土地所有者创造地租的佃农，但是比起计划经济时代的纯粹的农奴地位多少有了一点经济上的自由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务农的时候要生产哪些农产品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拿去市场上进行买卖了。

中国人在得到了这一点仅有的经济自由之后，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温饱，但是因为一党专政没有改变，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无法充份的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共匪掠夺的状态。

他们可以得到温饱不应该感谢共匪，更不必感谢一党专政，相反的如果没有共匪，没有一党专政，他们根本不必经历毛泽东时代那种几乎完全失去经济自由权的灾难，或许早就得到温饱了。

之前共匪为了发展传统的共产专制，不给他们经济自由权，让他们没有办法自由的选择工作，不能让他们有机会做生意赚钱，只能在共匪的国营工厂中做工奴，只能在共匪的生产队裡边做农奴，只能按照共匪制定的生产指标生产，只能在共匪根据他的权力意志建立的分配制度底下得到共匪分配给他们的微薄收入，造成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共匪为了避免因为经济全面崩溃而失去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中国人自由的选择工作 允许中国人做生意赚钱，允许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为共匪工作，可以为自己工作，可以为自己讨生活，让中国人自己去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然后中国人凭借著血汗经济得到了温饱。

所以中国人就应该感谢共匪了吗？如果没有共匪几十年瞎折腾，如果中国人很早以前就可以生活在有经济自由权的社会裡边，会有大跃进吗？会有大飢荒吗？会有饿死几千万人吗？会拖延那麽久才得到基本的温饱吗？一个恶霸因为不善待自己的奴隶，把自己的奴隶打成重伤，后来因为担心自己的奴隶因为伤势过重而死去 ，因为担心自己的奴隶再也没有办法再被他驱使，所以把他的奴隶送去医院接受治疗，让他的奴隶活了下来，恢复了基本的劳动能力，因此那个奴隶要感谢那个恶霸吗？中国人要感谢共匪吗？ 除了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中国人以外，应该没有人会感谢共匪吧！

共匪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用新的掠夺制度取代了旧的掠夺制度，共匪的土匪本质是没有变的，共匪只是一个政治流氓，当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失势的时候就用共产主义去推翻资本主义，当他发现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更方便掠夺，他就马上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从毛泽东建政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不过就是一个耍流氓的过程，共匪之所以改革开放复辟资本主义，无非是因为以前那种全盘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社会难以维持，显然不如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更方便也更加能够充份的掠夺一般民众。

在计划经济时代，共匪要亲自参与宏观经济的具体治理，比如整个国家生产什麽，如何生产，如何分配，都是要共匪亲自去统筹。

儘管在那种全盘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的社会裡边，共匪可以通过建立特供制度来掠夺一般民众，但是由于那种制度太过于僵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会让共匪不得不亲自参与宏观经济的部署与治理，全盘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统治方式显然不如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负担更小更便于掠夺一般民众。

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没有了市场经济，商品经济 ，没有一种自然形成的供需关係帮助共匪分析社会上到底需要什麽，不需要什麽，所以共匪的经济计划常常因为严重偏离经济发展的起码需要而造成大飢荒。

而且由于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失去了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又没有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给出能够做到合理分配的尺度，所以在全面共产专制的社会裡边，人们渐渐发现作为有权阶级的共匪不会跟作为没权阶级的他们均贫富，所谓的平均主义不过是一般民众普遍的一样贫穷，吃一样的大锅饭，而掌握权力的共匪却享受各种特供待遇，住别墅，坐豪华轿车，吃各种一般民众根本吃不到的东西。

后来共匪实行了工分制度，表面上看上去似乎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事实上工资等级的划分只是共匪根据人们权力地位大小来确定的，出身成份比较好的小孩可能是八级工人，出身成份比较坏的小孩可能只是六级工人，甚至更低。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无法找到个人投入与集体生产成果之间，既客观又可量化的因果联繫，所以所谓的工分制度沦为了彻头彻尾的权力分配。

由于计划经济只能带来平均主义和权力分配，所以对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极大的破坏，人们基本上没有生产积极性，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共匪也越来越不能从那种制度裡边获取他所需要的经济利益。

而且那种制度需要供养一整套庞大的行政体系来指挥经济生产，这就使得共匪早期根据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制度越来越难以维持，共匪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与其说是他为了顺应民意不如说他是在大环境的逼迫下不得不做的一种决定，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共匪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建立的一种新的掠夺制度而已。

因为资本主义要走向正常化人性化，就不可能离开民主制度 共匪一方面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却在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不放弃垄断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可以直接介入市场运作的基础上，在不放弃垄断土地 国营企业 金融 行政审批权力的基础上，允许市场经济 商品经济存在，这样只能带来最坏的资本主义也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制度。

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一般民众来讲绝对是灾难，但是对于共匪来讲是最好的最方便掠夺一般民众的制度。

恢复了市场经济 商品经济共匪就不必亲自参与宏观经济的具体治理了，供需关係会自然的主导社会的生产，还能帮共匪分析出哪个领域最赚钱，然后共匪就可以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介入那个领域进行掠夺，不必再向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辛苦了，当共匪看到人们购房需求高涨的时候，就去圈地炒地，掠夺买房者，农村的土地再也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只是生产公粮的工具，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农村的土地多了一层商品属性，农村的土地成为共匪用来赚取地租的寻租工具，在中国农民不可以拥有私有土地的情况下，共匪作为拥有国有土地的地主，就去利用对国有土地的佔有去向农民收取耕地佔用税 生猪税 车船税 公积金 公益金 行管金 教育费附加 计划生育费 民兵建设训练费 乡村道路建设费 优抚费 村提留乡统筹赚取地租掠夺农业收益，并利用土地流转，通过各种侵害农民权益的投机行为谋取暴利，当共匪看到某一个工业领域发展的好，就马上让他的党营事业进入到那个领域进行垄断经营谋取暴利，当共匪发现股民投资很积极的时候，就马上利用对金融系统的控制去圈股民的钱，当地方政府没有钱挥霍积累了巨大的债务的时候，共匪就利用对金融系统的垄断滥发货币，缓解地方债务，当共匪发现市场上借贷充足的时候，就利用对金融系统的垄断，利用没有利率市场化的优势对借贷者进行掠夺，当共匪发现某一个行业很热门要投资的人非常多，就马上加强行政审批利用行政审批的权力去敲诈去勒索准备要投资的人，当中国人手头上有一点钱的时候，共匪就马上制定一系列的所谓税收政策来洗劫中国人的财富。中国人长期过著高税收低福利的生活，税收是中共捞钱的工具。共匪垄断了电力 石油 水资源，中国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必须忍受高电价 高加油费 高水费。

改革开放之后的共匪利用教育产业化 医疗市场化 房屋商品化疯狂的掠夺广大中国人民的血汗，这从根本上证明了改革开放只是共匪换了一种掠夺广大中国人民的方式。

至于思想控制方面，邓右共匪与毛左共匪只是形式上有区别，本质上都是在钳制思想，都是在输出愚民宣传。毛左时代的钳制思想，主要是为了维护传统专制计划经济，所以主要针对的是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邓右时代的钳制思想，主要是为了维护权力市场经济，所以主要针对的是主张实行民主制度反对权力寻租的民运人士。在愚民宣传方面，毛时代主要是宣扬毛个人的人格魅力以及共产主义理想，毛时代的人虽然反智倾向很严重，平庸的邪恶很严重，可是毕竟没有邓右时代那种深受极端实用主义 极端功利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 厚黑文化熏陶的人那麽厚黑。邓右时代因为共产主义理想已经因为毛时代的经济崩溃失去了公信力，所以邓右乾脆直接让中国社会在极端实用主义 极端功利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 厚黑文化的环境中彻底道德沦丧，让大多数人只信权钱色，这样就没有人关心公共事务了。邓右长期让中国人在温饱中挣扎，在险峻厚黑的人际环境中生活，除了没有时间与空间思考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之外，更收穫了人格的谎言化与奴性化。

中国社会就是上层是一小撮独立人格跟灵性很强可是却没有良知的恶人，中层是一群有独立人格然后灵性差一点的已经奴性化不敢反抗强权的人，基层就是一群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灵性的工具人，这种社会形态如果永远不改变肯定对共匪最有利，开放言论自由就意味著思想的解放跟这种社会形态的复灭，这正是共产畜牲否定言论自由的原因。

共匪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并没有变得多善良，反而比以前更坏了，共匪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让共匪掠夺中国人的方式变得更精緻化了。

一旦失去了一党专政，共匪所建立的那一套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制度就必然会失去生存的土壤。

共匪为了保护他的专制利益，自然在政治上会反对自由民主，压迫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诉求，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共匪必然会与自由民主为敌，拒绝自由民主自然会成为共匪在政治上所必须要坚守的原则，中国人千万不要指望共匪会主动的给你们自由民主。

只是反毛左不反邓右的人是假反共人士，真正的反共应该是反对一切共产极权主义统治对人的压迫，无论是来自于官僚计划经济的压迫还是来自于权力市场经济的压迫。

改革开放之后的共匪恨透了左翼民运人士，他们经常从中共背叛社会主义的目标的角度批判共匪，共匪是伪左所以怕左不怕右，共匪不怕右翼民运攻击共匪没有充份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右翼民运对共匪的攻击根据中国人目前普遍的思想倾向很难促进中国人对共匪的离心离德，右翼民运很多都是强调效率 淘汰 竞争的，中国境内很多反共人士之所以反共就是因为难以忍受共匪过度追求效率牺牲公正，过度讲究淘汰的逆淘汰机制，以及党国资本在经济领域带来的恶性竞争。

某些反左不反共的花瓶民运，很有可能是共匪特务。共匪长期用花瓶民运边缘化真民运，在民运内部搅浑水，让花瓶民运垄断海外异议人士对中国的解释权，

中国境内的反共人士，至少我接触过的普遍都是从左的角度走上反共道路的，他们是觉得共匪压迫人的自由跟全面发展，觉得共匪扼杀民主垄断社会财富背叛社会主义的目标所以才反共，右翼民运对他们根本没有思想启蒙意义。

至于那些依附于共匪体制内的权力寻租者发财，发财之后害怕被共匪清算，希望移民海外，他们希望离开中国也是出于自身趋利避害的考虑，与右翼民运的宣传无关。

何况这些人本质上嚮往即可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同时又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右翼精英专政雅痞统治国家，所以这些人即使移民海外也不可能跟中国民运人士结盟，因为他们也不喜欢自由主义。

某些右翼阵营裡边的所谓民运人士，最近竟然公开鼓吹精英专政，为右翼极权专制辩护，我觉得右翼阵营裡边那些只反左不反共的人才是共匪的同路人。

只批判毛左同时肯定与邓右殊途同归的政治势力跟统治方式的结果只能是从侧面巩固邓右共匪在中国的统治合法性，共匪在海外早就开始採取牺牲毛左形象间接为邓右树立正面形象的搅浑水战略了。

某些坚持右翼立场的民运人士无论他们主观上是不是支持共匪，客观效果上都在帮现实层面的共匪进行思想维稳。

毛左共匪已经在野四十年了，毛左共匪的罪恶当然需要反思，避免历史重演。

可是只是批判毛左共匪并不能促进中国人民对现实层面的共匪的离心离德，毕竟现在是邓右共匪在执政，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的苦难是邓右共匪造成的，一边批判毛左共匪一边鼓吹跟邓右共匪相似的意识形态跟统治方式，或者一边批判毛左一边肯定邓右共匪的人，只能是在客观效果上发挥维护邓右共匪统治的效果。

在我看来毛左共匪跟邓右共匪都批判，反对一切形式的共产极权主义的人才是真正的反共人士，经常批判自由主义左派很少批判共匪特别是邓右共匪的右翼花瓶民运是共匪特务。

习包子根本没有准备朝著民运人士所希望的方向在改革，五毛说习包子放权了，纯属胡说八道。

习包子上台之后共匪国存在的共匪党政军一把抓，行政 立法 司法三权合一的极权专制政体，根本没有改变，否认这一点的人除非根本没有生活在中国，或者极端泯灭良知，至于温家宝曾经主张过的政企分开跟县政府普选更没有实现。

习包子一上台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强调教育界应该抵制西方民主思想，并且要求文艺界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以及号召党员干部学习如何专政人民枫桥经验，在参观共匪央视的时候积极肯定共匪央视工作人员关于央视姓党的表态，修改教科书在官方史观层面肯定文革，在意识形态斗争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大搞大外宣，强调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要敢于採取主动。

习包子在经济上大搞党进民退，制定不利于私营企业生存的政策压迫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甚至要求在私营企业裡边充份发展党组织，并且在关于土地政策的讲话中谈到要坚持土地党有，坚持拒绝自由市场经济，坚决不放弃权力寻租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

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任命坚决反对司法独立的人负责司法部门的工作，大搞选择性反贪腐，整肃敌对阵营的官员，放任自己阵营的官员贪腐。

中国的社会建设本质上工程师完成的，中国的社会建设规划本质上是社科院学者制定的，共匪官员并不负责具体的社会建设，共匪官员主要负责人事任命与行政审批，很多共匪成员刻意模糊工程师与社科院学者以及共匪官员三者之间的界限，把共匪的贪腐美化成在潜规则层面的合理劳动报酬，事实上共匪官员本质上是瓜分别人创造的剩馀价值的寄生虫，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贪腐本质上就是剥削，共匪如果信奉马克思主义就应该反对贪腐，事实上共匪的反贪腐是选择性的，站错队就要被整肃，没有站错队就可以继续捞钱。贪腐有理论在中国很流行，可是鼓吹贪腐有理论的人忽略了民主国家搞薪养廉的基础是民众有选举权，民意代表有立法权，人民根据政绩决定官员的薪水，而且很多民主国家的官员本身并不是单纯的行政官僚，很多民主国家的官员拥有工程师与社科院学者的社会角色，共匪本质上是壹个剥夺人民选举权罔顾民意而且不从事具体的社会建设的强盗集团，根本没有资格享受各种特权。有人说不让共匪贪腐共匪就不做事了，如果完成政府的本职工作就有资格谋取特殊利益，马路上的清洁工人也可以在完成了本职工作之后谋取特殊利益，别人都必须在法律的压迫下自我约束，只有共匪可以在法外之地自由的掠夺，这不合理。贪腐会对社会福利造成掠夺，因为贪污公款本质上就是把原本属于社会福利的开销变成了贪官的财产。

虽然习包子不断的巩固个人权力，共匪内部终归还是群体分赃的结构，只有得到共匪内部各派系或者最大的派系认可，让共匪内部的各派系或者最大派系认为可以巩固党国权力寻租制度，可以最大的限度的维护并增进党国整体利益的人才能成为共匪国的国家元首，习包子如果真的想改革早就被别人拉下来了。

上述这些状况可以证明习包子从上台以来的各种倒行逆施都是朝著民运人士所希望的方向的反面在努力，这说明习包子根本不是民运人士所指望的开明派领导人。

散布习包子可以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化，号召中国人民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託在独裁者的良心发现上边，让基层民众放弃反抗等待独裁者施捨民主的人，不是思想上糊涂就是帮共匪搅浑水的五毛。

共匪体制内的开明派与保守派都不会支持民主化，因为民主化之后无论是实行左派的民主公有制，还是实行右派的休克疗法与自由市场经济，共匪都会成为利益受损者，民主公有制会充份的剥夺共匪的经济优势，休克疗法虽然可以让党营企业被红顶商人收购，共匪可以暂时成为民主化之后的经济寡头，可是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经济无法消灭左派政党与独立工会以及自由竞争，失去一党专政的共匪终归是不安全的，无法轻鬆捞钱，无法轻鬆镇压别人的反抗，共匪体制内开明派与保守派的意识形态斗争是党国资本主义与极权计划经济之间的斗争。

共匪统治之下的私营企业的负担是很重的，除了需要缴税之外，还要对共匪官员分红，这是维持生存必要的人际成本。我反对在自由世界逃税，我支持在中国逃税，因为自由世界的高税收可以换来高福利，在自由世界缴税之后会得到私有财产保障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选举权 社会福利，缴税之后可以获得权益，缴税是必要的义务，在中国缴税之后依旧得不到私有财产权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选举权 社会福利，依旧是可以随便被共匪宰割的韭菜，缴税之后无法获得权益，没有必要履行缴税的义务。

改革开放不值得被肯定，改革开放造就了私有财产缺乏保障与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压迫精神自由与个性的解放的社会环境。中国是一个让活在形而上与活在形而下的人都有压迫感的国家，中国即不允许活在形而上的人自由的生产意识形态又不允许活在形而下的人自由的享受低级趣味。富人没有私有财产保障，穷人没有社会福利保障。活在形而上的人无法拥有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结社自由 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 创作的自由，活在形而下的人无法获得情色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赌博合法化 大尺度的暴力美学的收视权。中国根本不适合生活，有机会移民应该赶快移民。

共产专制对私有财产的侵犯

毛左共匪与邓右共匪都侵犯私有财产，毛左共匪不止是实质上侵犯私有财产，在形式上也消灭了私有财产，比如实行配给制就是在形式上对私有财产的消灭。邓右共匪虽然形式上保留私有财产，可是实质上并不保护私有财产。在中国赚了钱之后，很快就会面临共匪的公检法税各种部门的敲诈勒索，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敲诈勒索，他们就会对妳罗织罪名，把妳连根拔起。所以妳要被迫应酬他们，在饭局中把自己的身体搞坏，在精神上忍受著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被侵犯的痛苦。邓右共匪本质上只是在壹定程度上为中国人民创造讨饭空间，当中国人民赚到钱的时候再掠夺他们。

在民主国家壹个人如果赚了很多钱，最多是面临左翼政党建立的高税收制度，交完税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提升了整体的社会福利，自己也受益之后私有财产是安全的。如果为富不仁会受到言论自由环境中出现的批判的围剿，被边缘化。在中国赚到钱，结果就是面临共匪的公检法税单位的掠夺，这种掠夺不会促进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最多就是把民间的资本家的财富转移到官僚资产阶级那边。如果得罪了共匪，即使没有为富不仁，也会遭受被共匪控制的媒体对妳进行的人格谋杀，因为妳没有言论自由，妳没有公共舆论空间可以为自己申辩。

在民主国家即使某些地方存在个别官商勾结，可是因为民主国家存在言论自由 司法独立 新闻自由 在野党 公民团体，任何壹方都不敢太侵犯另外壹方，于是官商双方会形成恐怖平衡，官员如果长期敲诈商人不为商人办事，如果商人很少对官员行贿又总是让官员为他办事，因为存在言论自由 司法独立 新闻自由 在野党 公民团体，壹方很容易用同归于尽来威胁另外壹方迫使对方收敛，所以不会出现类似中国那种官员可以把商人随便连根拔起的情况。中国是壹党专政的国家，商人即使对索贿的官员行贿也得不到恐怖平衡的保障。在民主国家即使与执政党关係不好也不至于被迫害的很惨，很多民主国家的商人都是在野党的支持者。

反共对于中国的富人实际上也是必要的，中国人的消极自由依靠共匪施捨，没有制度保障，积极自由根本没有行使的空间，只要是找回独立人格，精神上正常的人应该不会愿意接受这种压迫。

在共匪国再厚黑再低调行事，最多就是在民间人际活动中避免壹些人际衝突。可是避免不了被共匪的掠夺，因为中国人赚钱需要通过共匪，共匪知道他们的虚实，共匪搞市场机制就是为了先让中国人赚钱，再掠夺他们。而且共匪本身就精通厚黑那壹套，而且共匪是即邪恶又有独立人格的，妳在共匪面前玩厚黑玩低调也不能让妳矇混过关。所以再低调，共匪该掠夺妳还是会掠夺，所以很多人选择移民。

邓右共匪上台之后所主导的政治迫害，已经与毛左共匪时代的政治迫害不一样了，毛左共匪时代的政治迫害是真的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划分阶级敌人，邓右共匪上台之后的政治迫害，主要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原理，在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下，针对被迫害的一方进行断章取义式的人格谋杀，塑造一种不利于被迫害的一方的社会情境 社会知觉 情绪效应 人际知觉，从而达到损害被迫害的一方的名誉的目的，即使对方并不是大奸大恶的人。对于邓右共匪准备吹捧的人，邓右共匪同样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原理，在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下，用粉饰美化的方式针对被吹捧的一方进行造神，塑造一种有利于被吹捧的一方的社会情境 社会知觉 情绪效应 人际知觉，从而达到为被吹捧的一方造神的目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是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是有压迫感的。只要共匪需要财富挥霍，只要你的人格特质与积累财富的历史进程不符合共匪官员的个人好恶，即使你是懂得玩厚黑玩低调的人，你还是随时可能会被共匪官员掠夺。

共产专制对人权的侵犯

共匪没有资格批判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权状况，在西方民主国家不存在来自于政治制度与法律层面的不平等，共匪所列举的所谓证明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权状况恶化的事件，大多都是一般民众之间个别的民事纠纷，这种民事纠纷在分配日益不公的中国根本就是见怪不怪了。

在中国更多的人权灾难来自于政治制度与法律层面的不平等，更多的来自于国家机器对一般民众的人权的侵害。

首先中国的法律体系就不是约束共匪的而是约束一般民众的，比如规定共匪对中国的绝对领导权，比如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比如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比如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比如所谓的扰乱公共秩序罪。

这些罪名缺乏具体的司法解释，所以在实践中成为共匪用来镇压一般民众的工具。

骂政府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行使结社自由的权利组建政党参与公共事物的管理叫阴谋颠覆国家政权，通过集会游行示威的方式进行抗议叫扰乱公共秩序。

虽然中国的废纸宪法中国的选举法规定中国应该是实行委任直选的民主国家，应该採取选举人团制度选举国家元首，人民有权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人大代表，然后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组建政府，拥有最高的立法权，可是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必须坚持共匪对中国的绝对领导。

所以中国的选举法基本上处在一种被冻结状态，人民实际上不可以自由选举的，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出来参选人大代表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国不存在真正的经过民意授权的立法机构，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只是代表共匪的意志并不能真正的反映民意。

因为中国人与共匪在政治层面上在法律层面上的不平等，让中国人的人权根本得不到来自于制度层面上的保障，所以中国每年才会发生几十万起的大规模的群体性抗争事件。

当然了，参与抗争的只是比较勇敢的一部份人，很多人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之下变得人人自危。

中国根本不存在司法独立，当发生一般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的衝突的时候，司法基本上会沦为迫害一般民众的工具。

在西方民主国家就算偶尔会出现暴力执法，因为有一人一票因为有三权分立还有舆论监督，人们还可以上街抗议，基本上来自于国家机器对人的迫害会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而且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

在西方民主国家发生的贪污腐败案件大多都是个别人的瑕疵，而发生在中国的贪污腐败大多是制度性的瑕疵，而且大多都是大规模的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对一般民众的掠夺行为。

共匪控制著中国的经济命脉，共匪在土地 金融 国企 行政审批等领域大肆的掠夺一般民众。

没有正常的公民权利的中国人只能选择忍受，实在无法忍受也顶多就是去上访维权，只有期待共匪的善意。

中国没有军队国家化，一般民众根本没有充份参与公民运动的机会。

中国人基本上就是政治奴隶，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资格批评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权状况。

共匪说西方民主国家对弱势群体缺乏保障更是胡说八道，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还是住房方面的保障，中国的所谓社会保障体系根本就没有办法与西方民主国家比。

看看中国那些留守儿童，看看那些中学就没有上完就出来打工的人，看看那些因为看不起病而自焚的穷人，看看那些因为买不起房子，或者租不起象样的房子而只能住在地下室或者一居室裡边的劳苦大众，实在不觉得共匪有什麽资格去批评西方民主国家。

至于就业与失业的问题，西方民主国家的失业者大多是根本不愿意出来工作，因为西方民主国家有比较完善的失业救济制度，即使父母不管了也不一定要出来工作，因为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会照顾他们。

可是在中国，为什麽没有那麽多所谓的草莓族，那是因为很多人必须出来工作。

共匪不会藏富于民，中国人也没有正常的公民权利，根本不能决定政府税收的使用。

中国的失业者如果不出来工作，除非家裡边有积蓄，除非他们的父母还会继续养他们，政府是不会保障他们可以继续维持基本生活的。

中国的劳资分配比例是严重失衡的，工资性收入在劳资分配比例中所佔的比例远远低于西方民主国家。

至于所谓的种族歧视问题，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所谓种族歧视大多是来自于观念上的歧视，真正公民权利上的不平等是不存在的。

在中国大多是政府对一般民众的歧视，大多是公民权利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歧视，共匪是上等人一般民众是政治奴隶。

至于共匪说西方民主国家是金钱政治是家族政治更是胡说八道，西方民主国家有完善的民主制度，富人要随便贿赂政府是不可能的，不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会因为选举而失去执政权。

所谓的金钱政治不过就是说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偶尔会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可是这个对经济发展有利，哪一个要发展经济的国家不会这样做。

可是共匪与资本家勾结在一起压迫工人，或者联合起来通过垄断市场的方式掠夺一般民众，不算金钱政治吗？至于所谓的家族政治无非就是说西方民主国家曾经出现过父亲那一代做过总统，然后儿子那一代也做过总统的现象，这很正常，人家是民主选举上台的 又不是来自于专制权力的任命所带来的。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是共匪内定出来的，根本没有经过民意授权，所以根本没有合法性，共匪有什麽资格批判西方民主国家？共匪对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权状况的批判根本没有正当性，中国根本还是权力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专制权力，不是依靠建立在自由与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本身，更没有民主制度，所以缺乏财富的再分配。

实际上中国社会比美国要不平等的多，官僚计划经济时代在分配的时候根本不用丝毫在意市场的供需关係。

复辟了资本主义之后因为没有政治配套，没有自由民主，权力寻租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比起以前更容易掠夺一般民众了，国企 土地 金融 行政审批 教育 医疗 基本上都成了共匪掠夺一般民众的工具。

国企垄断市场，土地掠夺城市买房者还有农民，金融成为圈钱工具，行政审批勒索小业主，教育榨乾国民储蓄，医疗让工薪阶层破产。

共匪统治的中国根本不允许华人争取人权，根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公民运动存在，弗洛伊德事件在中国根本就是稀鬆平常的事情，没有权势 没有金钱 缺乏人缘 偷盗 拘捕的边缘人被警察虐待的事件在中国是稀鬆平常的事件，参与虐待的警察根本不会受到处份，也不可能允许老百姓上街控诉警察滥用暴力，更不会形成同情被虐待者的社会氛围，甚至歧视被虐待者与为虐待者发声的人。

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公民在自由世界缴税之后可以获得私有财产保障 社会福利 言论自由 选举权，共匪统治之下的东亚大陆人缴税之后还是政治奴隶，共匪统治之下的东亚大陆人根本没有国家。

共匪去批判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权状况，根本原因还是希望转移视线，通过放大西方民主国家的阴暗面，通过无限上纲的方式来塑造一种好像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感觉。

无非是打算告诉中国人，西方民主国家也不是人间天堂，在中国，让你们有口饭吃就不错啦，中国人那麽多哪有那麽多福利可以给你们啊，无非就是让中国人接受没有人权的生活。

说白了就是为了巩固统治，共匪批判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权状况绝对不是因为他多麽有正义感，完全是为了对中国内部被他统治的人进行统战。

因为遭受政治迫害所以罹患抑鬱症很容易发展成重度的精神分裂症，长期无法摆脱抑鬱的心境结果就是衍生出罹患创伤症候群与被害妄想症，创伤症候群会引发抑鬱心境，被害妄想症容易引发思维破裂，中国民主化之后关于因为遭受共匪政权的政治迫害所以获得精神创伤的精神损失费赔偿应该成为转型正义的一部份，共匪政权是很多中国人罹患精神疾病的心理社会因素。

延伸阅读 法学教授谈中共政权的专制恶法

口袋罪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壹些界定不清、外延模糊以至于难以界定有罪与否的罪名。司法机关在使用这些罪名的时候，有时会对法条所述情形进行拓展来贴合实际情况，于是便有了“壹个大‘口袋’，什么都能装”的“口袋罪”。兜底性条款、对罪名定义不清、对情况描述不明是口袋罪生成的重要来源。

常见的口袋罪

反革命罪

1951年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反革命罪是处治最严厉的法律罪名，又是壹顶最随意、最泛滥、最令人恐惧的政治污名。1950年代初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共捕了262万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万余人。根据《争鸣》杂志引述“内部调查”结果，文革期间“十三万五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为死刑”。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反革命罪的罪名细分，反革命罪开始指代壹类罪名。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

反革命罪被细分后，产生的口袋罪的罪名，主要有颠复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两种。

颠复国家政权罪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被规定。其问题在于：颠复形式包括暴力和非暴力、公开和秘密；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指以各种方式改变人民民主专政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的行为；该罪属行为犯，但其构成，又不要求有颠复政府的实际危害结果，只要进行了组织、策划、实施颠复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不管其是否得逞，颠复国家政权罪依然可以成立。

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2条第2款被规定。其问题在于：颠复国家政权的定义壹样不明确；煽动则可以以传单、T恤衫、社交媒体、意图联署、著说评论等各种形式。

流氓罪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60条规定有流氓罪。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取消流氓罪罪名，并将罪名细分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

流氓罪被细分后，产生的口袋罪的罪名为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罪的行为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规定如下：

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
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其问题在于：寻衅滋事行为规定过多，诸如追逐、拦截、辱骂、殴打、起哄闹事只要被认定为情节恶劣或严重，都可以被认为是壹种寻衅滋事；由于可以认定为寻衅滋事的行为较多，导致许多难以归罪的危害行为被归于寻衅滋事罪。

投机倒把罪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7、118、119条规定有投机倒把罪。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罪名，并将罪名细分为合同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强迫交易罪、倒卖文物罪、“倒卖车票、船票罪”、非法转让罪和“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等。

投机倒把罪被细分后，产生的口袋罪的罪名为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罪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5条被规定。其问题在于：存在兜底条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规定不明，从高利贷、套路贷到哄抬紧急性物资的价格都可以被该条款“击中”。

玩忽职守罪

玩忽职守罪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7条被规定。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其改为第397条，即“渎职罪”的第壹条，并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初步解决了玩忽职守罪口袋罪化的问题。但目前该罪仍有成为口袋罪的趋势。其问题在于：将玩忽职守罪中的职责等同于滥用职权罪中之职权，并进而将其范围理解为“不仅包括法定的职务权限，而且包括根据惯例、基于国情等形成的职务权限”，且没有认定限制。

流氓罪、投机倒把罪、玩忽职守罪曾被合称为“三大口袋罪”；1997年刑法修正案中，将流氓罪拆分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六种罪名，撤销了投机倒把罪，然而寻衅滋事罪成为了新的口袋罪，其与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称为“新三大口袋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106条被规定。其问题在于：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四种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外的兜底条款，包含什么全依释法和判例，从醉酒驾车到传播新冠病毒都可以被认定是“其他危险方法”。然而该种危险方法，必须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毒四种方法有近似危害性，例如醉驾与传播新冠病毒可以被认为是“其他危险方法”，但是醉酒驾驶自行车、人力三轮车或者故意在小区里放壹千只兔子以求兔子咬人显然就不属于“其他危险方法”。

提供侵入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 工具罪

提供侵入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 工具罪是由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增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3款被规定。其问题在于：构成该罪名的两个要件是专门性和非法性，即某种工具是专门用来违反法律，而且这个法律条文的存在与法律或行政法规相违背；而VPN等工具既不是专门用来违反法律（例如公司员工使用VPN等工具访问公司内部网络），又不与法律或行政法规相违背（仅与某些行政规章相违背），而却常常被作为该罪的工具而定罪；许多无法认定为其他犯罪的行为，只要与计算机有关，常常被论以计算机犯罪，以至理论界将其戏称为“计算机流氓罪”。

只要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只要中共还可以运用有罪推定原则与口袋罪随便迫害别人，在中国即使拥有很多物质财富，也是不安全的。

党国资本主义的本质

中国实行的所谓改革开放政策只是让一小部份人富裕了起来，这一小部份人除了共匪体制内的人就是依附在他们周围的人，大部份中国人根本没有因为共匪的所谓改革开放政策变得富裕啊。下面我们就来整理一下，中国都有哪些人富裕了啊。

壹，国企改制，侵吞国有资产。这部份人多数是太子党或者其他高层的政府官员，利用国家政策变化，国企改制，政企分开的机会，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亏了社会，肥了个人。他们财富暴涨的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

二，从地方官员那裡得到矿产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开发权的私营老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本来属于公有的由国家开发的各类矿产自然资源被壹些人的私有财产了，地方官员利用权力进行权力寻租，商人用行贿等不正常手段得到大量国家贷款，进行资源开发，以降低安全投入和降低工人工资为代价获得大量非正常暴利。不但造成矿产等自然资源的不合理的开发，也是矿山事故频发的罪魁祸首。

三，建设行业的工头。建设行业是政府资金投入大，吸收劳动力多的行业，同时也是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合理的行业。中国各类大小建设工程，本应有规范的集体性质的建筑工程公司承建，建筑工人，劳动待遇，劳动时间，安全技能培训，财务管理等都应有明确的规范和监管。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因为只是恢复了市场经济却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工程的发包和承建壹直存在不合理、不规范的现状。很大壹部分是县市级挂牌国家承建公司，他们承揽到工程项目后，获取壹层利润后发包给多数没有资质和技术的农村的工头，很多工程项目甚至是层层发包，转包壹次就要获取壹层利润。而最后壹级的工头通过降低工人工资、提高劳动时间、降低安全投入、几乎没有福利待遇为手段大量榨取农民工的血汗，同时造就了很多劣质工程。近些年曝光的此类工程也不少，“峻工之日也是倒塌之日”，好像是笑话，又确实存在的现象。这些工头财富积累的速度也是非常惊人，壹年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很正常！而工程质量问题多现，安全事故频发，农民工的血汗钱难要等不正常的问题几乎年年都有。

四，地方官员以及房地产开发商。地方官员依靠对土地的垄断把土地高价出让给房地产开放商，房地产开发商多数利用银行的资金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为了弥补征地成本，为了赚取暴利，用高房价掠夺买房者。而买房的市民多数要依靠银行信贷买房。不合理的高房价和百姓有限的收入把银行推向风险的位置，也即次贷现象，最终必然引发国家大的危机。因此中国民主化之后与基本居住需要有关的房地产最好由国家计划建设开发，以保障大部分老百姓的居住为目标，辅之以部份比例的商品房作补充，作为部分高收入群体的需要。

五，市场经济中新兴的资本家。这部分人大部分头脑市场意识较强、敢于冒险、敢于开闢市场。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创造了壹定的社会材富。他们主要是壹些各类特色种、养、殖、加工专业户，及壹些酒楼、饭店、商贸、工厂等私营企业主，他们主要依靠利用市场经济中的机遇发材，但由于资本的趋利性，他们当中也有壹些人走向努力压榨他们的雇工的去增加自身的财富的行列。黑煤窑事件、黑工厂现象等大量曝光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对于这部份人必须制订合理的用工政策和税收政策并加强对其生产的监管，尽量平衡财富的分配，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广大工人阶级的权益。如果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基本上不可能落实。

六，贪污腐败的壹般官僚权贵阶层。这部人是历代深恶痛绝却又难以根治的群体。权力的特殊性和人趋利性总是会让壹部分官员置国法和人民的利益的不顾，挺而走险，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权钱交易，获取大量不义之财。中国的腐败问题也已成为广大中国人民呼声最强烈的问题。除了建立民主制度在制度上的规范、监管外没有别的办法，把官员的收入、工作能力放到广大中国人民的监督之下才可以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

七，金融机构的无低押贷款，不正常贷款。这壹部份人多数和官员有壹定的特殊的利益关系，利用政策的不完善，获取大量巨额国家贷款，最后无力偿还。也是造成很多金融坏账的主要原因。

八，进出口资源、商品的操控。这壹部份人数不多，但赚取的暴利也是非常惊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高官的特殊的利益关系，龚断性的特点，大肆为个人敛财，贪心无尽。

九，证券市场的操控。这部份人数也不多，也多是具有官员背景的人物。利用媒体，造假信息，虚推股市，暗箱操作，获取大量不正当财富。他们的财富增长率也许让多数国人叹为观之。

说完富人再说说穷人。城市的穷人主要是国营企事业单位改制，政府官员，利用国家政策变化，国企改制，政企分开的机会，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亏了国家，肥了个人。无故解雇不同意见的人员，而致其失业、失去社保。

穷人大多数集中在农村，约有3亿外流就业赚钱养家糊口。赚钱的主要手段是依靠双手劳动，集中在建筑、工业品制造、私营小贩、服务业。在工头、资本家、腐败官僚的压榨、欺压下换得收入很有限和微薄，还要负担养老、养小、住房、上学、就医、高物价和各类必须的生活消费，因此大多没有多少的储蓄！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中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可是因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制度抉定了他们无法充份的分享所谓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中国社会的社会危机

中共已经进退失据了，如果让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再是必修课，让右派经济学成为必修课，中共会失去历史合法性，如果继续让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为必修课，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工人阶级就会要求共同富裕，中共会因为无法完成共同富裕的目标失去现实合法性，中共要化解统治危机必须塑造争取共同富裕的形象，必须让工人阶级认为中共最终会完成共同富裕的目标，于是才有了一系列的针对特定商业资产阶级的批判。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本质是一切关系的总和，人本质上是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个别人依靠个人奋斗成功完成阶级流动的案例无法改变人是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的普遍规律，从观察半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以及大资产阶级的历史社会条件还有人生的角度可以论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正确性，论证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人的本质是个人自由意志的总和，人本质上是个人自由意志的产物，个别人依靠个人奋斗成功完成阶级流动的案例可以证明人不是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的右派社会学的错误，从而论证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个别的阶级流动的背后本质上还是历史社会条件支配的，从上层进入基层的人通常都有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比如因为基因突变无法遗传父母优质的基因，比如因为从幼儿到成年经历了父母从半无产阶级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奋斗过程所以没有得到好的培养，比如成长过程中因为遇到恶人的伤害所以身心健康受到负面影响。从基层流动到上层的人通常都有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比如因为基因突变获得良好的天赋，比如父母不惜从半无产阶级降级为无产阶级也要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比如成长的过程中遇到因为贵人所以获得良好的启发。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可以论证历史社会条件对人的支配作用，论证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的本质。一个阶级要翻身得解放必须对社会进行革命，而不是让组成阶级成员的个人相信资本主义的阶级流动理论然后在个人奋斗的过程中消耗生命。

中国的贫困线标准太低了，只要经济水平超越了低端的乞丐，在中共的分类法裡边就已经不属于贫困人口了，中共所谓的扶贫工作取得重大成就指的是脱离特色党制定的贫困线，也就是年收入高于两千三百元，事实上即使年收入高于两千三百元的人，很多还是处在贫困的状态，被中共树立为扶贫宣传的样板人物充当群众演员的人无法代表广大实质上还处在贫困状态的劳苦大众，这些人属于农村裡边的少数。可以被中共树立为样板人物充当群众演员的人是有机会脱贫的，没有机会被中共树立为样板人物充当群众演员然后又不是村主任的家属的人是不容易脱贫的，大部份人只是因为中共修改了贫困线的标准名义上脱贫外加在中共的压迫之下口头上宣佈脱贫，根本没有实质上摆脱贫困的状态。空谈艰苦奋斗与共同富裕是违反人性的，中共是违反人性的，在没有合适的经济利益与精神利益作为诱因，没有生活所迫，没有合适的社会角色，或者因为被社会环境祸害所以仇恨社会环境的情况下人是不愿意劳动的，人通常只会希望自己看著顺眼的人发财，希望自己看著不顺眼的人社会性死亡，空谈艰苦奋斗与共同富裕是违反人性的，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党国资本主义造成的，不结束党国资本主义就不会缓解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根据中共定义的贫困标准，年收入低于两千三百元才属于贫困人口，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年收入有两千四百元，虽然名义上已经脱贫，但是实际上还是贫困人口，而且贫困人口不仅存在于农村，城市也有大量的贫困人口，在中国，即使月收入有两千三百元，在城市还是贫困人口，根本无法拥有体面的生活。中国社会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五千元，根据最新的中共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全国纳税人数只有六千四百万人，根据最新的中共的官方统计数据可以得出中国只有六千四百万人的收入达到了五千元以上的结论。商业资产阶级鼓吹的市场自发秩序与官僚资产阶级维护的党国资本主义根本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建立无产阶级民主与民主计划经济才可以让大多数人摆脱贫困。

我可以理解躺平的人，或许对于无法离开中国的人来讲躺平是最好的选择。人类社会本来就不存在根据劳动的质与量进行分配的按劳分配，人类社会本来就不存在一份耕耘一份收穫，蓝领工人与粉领工人以及白领工人的总收入不如资本家与政府官员的收入的零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长的蓝领工人收入最低，分配社会角色的竞争过程本质上是在因果链条 认知节奏 话语权 平檯 天赋 历史社会条件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竞争形成的差异本质上是建立在不公平的基础上的，特别是在中国，这种不公平是非常明显的。中国根本不适合生活，中国是一个私有财产缺乏保障与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压迫精神自由与个性的解放的国家。中国是一个让活在形而上与活在形而下的人都有压迫感的国家，中国即不允许活在形而上的人自由的生产意识形态又不允许活在形而下的人自由的享受低级趣味。富人没有私有财产保障，穷人没有社会福利保障。活在形而上的人无法拥有思想自由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结社自由 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 创作的自由，活在形而下的人无法获得情色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赌博合法化 大尺度的暴力美学的收视权。在中国缴税之后依旧得不到私有财产权 言论自由 信仰自由 选举权 社会福利，依旧是可以随便被共匪宰割的韭菜，缴税之后无法获得权益。综上所述，中国人有充份的理由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