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有位donau網友八卦了一番優生學的創始人，鈎起了我的一些想法，正好就此發揮一番。

年紀稍大一點的人都記得，當年中國宣傳獨生子女政策的時候，有一個口號就叫：少生優生。這應該是國人第一次聽說優生這個概念。當然，這裡的優生和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高爾頓的想法有點南轅北轍。這裡宣傳的優生基本上不過指做一些簡單的家族性遺傳病的篩選，避免生出基因缺陷的後代。與高爾頓的通過優生，產生優秀的後代還是不可同日而語。

其實早在高爾頓提出優生學的概念之前，人類就開始了優生的實踐。最有名的應該就是古希臘的斯巴達人，因為他們沒有手段可以在產前決定後代的好壞，所以將生下來的嬰兒從小就生長在嚴酷的自然條件下，讓那些瘦弱，或者換句話說就是基因不夠優秀的被淘汰，只有最強壯的嬰兒才能生存長大，從而培訓出最優秀的戰士。這是一個以戰爭為職業的民族的優生學實踐。雖然他們是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戰士，但最終結果顯然並不美妙，這些最優秀的戰士並沒有讓斯巴達人站上世界的巔峰。

當現代遺傳學建立後，高爾頓想到既然一切都是基因決定的，那麼為什麼不可以讓人類群體中最優秀的個體之間交配讓這些優秀的基因都集中在後代身上，從而篩選出最優秀的後代?古人沒有理論的指導，今天有了遺傳學的指導,那麼應該可以取得很好的結果。不過這個理論並沒有引起預想的轟動效應，反而因為與種族理論有了牽涉，後來在西方有點談優生而色變.

不過即使純粹從科學的觀點探討，其實優生學在實踐上也不那麼可行。首先人並非完全理性算計，大家都認為這兩個人在一起很好，但這兩人卻有很大可能不願意在一起生孩子，對一個自由社會來說，自由選擇是一個比優生重要得多的問題。所以根本就沒有實際可行的辦法像人類育種一樣，將選好的優秀親本來作雜交產生優質後代。除非完全剝奪人類的自由，像對待牲口一樣對待人類。其次，根據群體遺傳學的研究證實，比如像智商這樣的性狀，兩個高智商的人在一起生的孩子其實呈現回歸曲線現象。就是說如果一對平均智商顯著高過群體平均的夫婦生的孩子平均智商會比他們低一些，比如智商為160的夫婦生的孩子平均智商只有140，而140的夫婦生出的孩子平均智商只有120，這樣下來，幾代之後，一對天才夫婦的孩子最終平均智商又回歸了群體的平均智商。而低智商的婚配產生的後代也有類似的回歸現象。所以通過讓高智商的人群之間婚配其實並不能讓整個群體變得更聰明。這裡僅僅就智商一個性狀的討論，如果想讓所有的優秀性狀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那就更不可能了，除非將人像實驗動物一樣隨便操縱他們的交配，那樣下來，人也就不成其為人了.

今天我們談到優生實踐其實就是篩查群體中已知的家族性遺傳缺陷，但其實這種篩選也面臨很多倫理和社會問題。如果篩查發現嬰兒攜帶了致病基因，到底是否將孩子流產就是一個大的倫理學問題。比如有的病，可以通過嬰兒早期發育期間的藥物或者其他處理，讓這種病不發作。這樣看起來是一個很好的結果，不過長期在群體中做篩查讓大量本來應該傳不下去的缺陷基因傳到下一代，可以說顯著增加了群體的遺傳負荷。還有些缺陷基因由於表達不完全，並不一定患病，可能有一定機會得病，所以對家長或社會也是一個考驗。如果有一點風險就流產，好像有些違背人類基本倫理。再說了，一方面，不讓生下有遺傳缺陷的嬰兒，另一方面卻鼓勵正常孩子變性，是不是有些不和邏輯？其實如果認為男女性別的迷失是基因決定的話，那麼某種程度上這也可以看做一種基因缺陷。當然，還有更多的出生缺陷實際上我們在出生前不可能知道的。所以這種篩查其實從人類遺傳學的角度並沒有多大意義，只是某種程度上宣傳社會文明，尊重科學而已。

其實這優生學本身某種程度上不過是人類自作聰明的一個產物。今天我們每一個人平均下來都帶有4-5種基因缺陷，當然大多數人是隱形攜帶者，沒有性狀。或者有些缺陷產生的性狀輕微，如果不是在極端條件下基本上對生存沒有大的影響。這就稱為群體的遺傳負荷。相對於幾千年前的人類，如果從基因上看，今天的人類群體的基因缺陷遠遠超過以前的人類，就是遺傳負荷高。所以人類的傳宗接代不是優生，而是一代不如一代。因為每傳一代，群體就增加了更多有害突變，導致群體的遺傳負荷越來越高。那麼這麼看來，人類群體的遺傳負荷是否會高到導致人類的滅亡？其實並非如此，自然選擇在某種程度上淘汰了那些有害突變，從而使得人類群體的遺傳負荷不至於過高。如果檢查早期自然流產的胚胎，可以發現非常高的比例有嚴重的遺傳缺陷。而大多數嚴重危及生存的疾病都沒有辦法將有害的基因傳到下一代。所以我們的優生篩檢不過是自然選擇的部分複製，因為總有很多的疾病我們不知道怎麼怎麼篩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