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著《晚年所思2》部分赏析】

　　　　晚年所思第一辑：闲谈过往

百岁忆

　　我们这一代青年

　　我们这一代青年有几个特点：当时并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参加共产党。但思想倾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因为共产党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都是宣传民主的。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任之一。

他常常说：我们共产党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青年一代就是讨厌国民党的专制。我们这一代都是这样的思想。

　　蔡元培在坏的时代能做好事

　　蔡元培在北洋政府时期就提出来：“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蔡元培是我丈人的朋友。在苏州的时候，我见到蔡先生面。

　　晚清下来是军阀时代。后来是国民党、共产党。最自由的是军阀时代。军阀时代做了很多好事情。军阀怎么会做好事情呢？那时候是民主制度，国会育，请蔡元培做教育部长，做了很多好事情。注音字母就是军阀时代提出来的。

军阀不垄断整个政府。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让进步的人来做。所以做出好事情。因此，最坏的时代做了很多好事情。

　　胡适建议把国民党一分为二

　　胡适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国民党时期，他批评蒋介石。他劝蒋介石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两个党就可以互相监督。我的老伴张允和是胡适的学生。胡适是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与我丈人都是安徽人。我的丈人办教育，请他提意见。

　　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

　　我认识爱因斯坦是何廉先生介绍的。抗日战争结束了，何廉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是同事。

　　有一天，何廉对我说：“爱因斯坦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跟他聊天，你愿意去吗？”我说：“当然愿意。”于是，我就去和爱因斯坦聊过两次。

　　爱因斯坦的理论，我不懂。我们在一起，主要聊报纸上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我的印象，爱因斯坦非常友好。我们聊天时，真像聊家常。他穿的还不如我讲究，没有一点架子，给我的印象好极了。

爱因斯坦有句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人的差异在业余。”据计算，一个人到60岁，除吃饭睡觉，实际工作时间不很多，而业余时间倒是更长。通过业余学习，你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

　　卜舫济校长

　　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校长卜舫济，美国人，能说一口浦东腔上海话。有一次，他用上海浦东话对学生说：你们离开房间的时候，要把电灯关掉，否则浪费电力，电厂就要发财，学校就要发穷！学生大乐！卜舫济校长亲自授课，教哲学史。枯燥乏味的课程，他教得生动活泼。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的传授：尼采说，不要生气，生气是把别人的错误来责罚自己。

卜舫济担任校长已经近四十年了，大家对他很尊重。但是，这一次(“五卅惨案”)，我们学生去游行的时候，他阻拦我们，不让我们出校去。圣约翰大学及附属中学的学生宣布永远脱离圣约翰。学生的行动得到中国老师们的支持。中国老师们和学生，排好队，拿了铺盖就离开学校。社会各界支持我们，南洋公学也支持我们，后来办了一个光华大学。

　　与邹韬奋百乐门跳舞

　　邹韬奋是我在圣约翰大学的前辈同学。我妻子张允和的姑夫刘凤生，跟邹韬奋同班。邹家穷，刘把家里给的钱分一半给邹，助邹上学，两人的关系很好。抗战前夜，我们都在上海，一起玩。他们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约好在礼拜六晚上去百乐门舞厅跳舞，度过非常快乐的时光。那在当时是高尚娱乐。我们都是埋头苦干的工作者，也要轻松一下。

当时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黄炎培，他联络开明士绅，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发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经济。他有两位高级秘书，一位是王志莘，另一位就是邹韬奋。

　　徐志摩家一层楼一个样

　　徐志摩是光华大学聘请来教文学的。他也是北京大学教授，所以经常在北京、上海飞来飞去，结果飞机掉下地，去世了。很可惜。

　　他家里我去过。他住在一个很普通的三层楼房上。第一层布置英国式，第二层布置中国式，第三层布置日本式。一层楼一个样子。

中国的白话文诗歌到徐志摩成熟了，小说到沈从文成熟了。他们两个标志着白话文的成熟。徐志摩了不起。

　　赵元任来信四年后才收到

　　赵元任先生在学术上是了不起的。赵元任在美国教书，我的夫人上过他的课。我常常拜访他，请教他问题。中国语文现代化，是他开头的。

　　回国后，20世纪50年代，我们要设计拼音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早在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是黎锦熙先生他们搞的，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赵元任制订国语罗马字，不用中国汉字式的符号，而是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可是推广上发生了困难。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拼音方案时主要参考了他的学术成果。

后来我在北京大学上课，出版了一本《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就从美国写信给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封信我在四年后才收到。

　　老舍喜欢讲乌龟王八的趣事

　　老舍跟我是很好的。在美国常常跟老舍在一起。老舍爱讲笑话，每个礼拜天到我家吃饭，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喜欢吃中国菜，我的老伴买菜自己做菜。

老舍很有趣味。他喜欢讲乌龟故事，他讲了很多乌龟王八的趣事。有朋友对他说，你老是讲乌龟，今天就不要讲了吧，你唱一个戏吧。老舍就唱戏，结果还是唱钓金龟。

　　小丁的“左倾幼稚病”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笼络许多党派。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在重庆参加政协，长驻重庆。周恩来每月举办小规模的座谈会，聚集一二十人，商谈国家大事。他的秘书许涤新是经济学家。我每次都参加他们的座谈会，所以周恩来一早跟我相熟了。周恩来常说，我们共产党主张民主。大家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共产党宣传要民主，所以知识分子向左转。

我家发生过一个笑话。抗日战争时期，漫画家丁聪常来我家。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小丁。我6岁的儿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闲谈，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我的儿子向他告密：“爸爸说你‘左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年以后，我的儿子到了70岁的时候，对我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陈毅的几句话，我一直记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章乃器担任粮食部的部长。他曾问我是否愿意去粮食部工作，我说我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还是回到教书兼银行的老本行。

　　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

　　陈毅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他很好，很看重我对上海经济建设的见解。在上海，与陈毅常常见面开会。后来，北京成立一个中央普通话推广委员会，陈毅做主任，我做委员，又在一起了。我觉得与陈毅很谈得来。

陈毅很幽默，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有几句话，我一直记着。他说他到非洲的摩洛哥去，摩洛哥国王请他吃饭。一个客人后面站一个人，叫调味师。国王讲笑话：我们每个人前面都有一盘菜，都是社会主义。但是调味，各人不一样。

　　与林汉达看守高梁地

　　五七干校在宁夏平罗的远郊区种了一大片高梁，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我和林汉达两人奉命看守高梁。

　　林汉达原来是教育部副部长，年龄比我大。他七十多岁，我六十多岁。我们两人得到的命令是：要不停地到处去走，不允许我们站着不动，不允许聚在一起。连看守三天后，没有一个人影。十几里路以外都没有人家，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什么人管我们两个。所以，第四天，我们就聚在一起，还躺下来聊天。

　　我们聊的是语文大众化的问题，聊得很开心。

　　他问我：“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我开玩笑：“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他大笑起来！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问一位扫盲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回答：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

　　他就问：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

　　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汉达笑着补充：普通词典里没有“遗孀”这个词，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我问：“你查过词典了吗？”

　　他肯定地告诉我：“查过，好几种词典都没有。”(多年后才加入。)他提倡语文大众化的认真态度，很令人钦佩！

我们聊了很多，很尽兴。傍晚了，我们走回去。林汉达边走边说：“教育不只是把现在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

　　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关于张允和的生平和写作，亲戚们、朋友们经常有许多谈论。

　　一位亲戚说：张允和的笔墨，别具风格。浅显而活泼，家常而睿智，读来顺溜而愉快。你不停地阅读下去，有如对面闲聊，不知不觉忘掉自己是读者，好像作者是在代替读者诉说心曲，读者和作者融合一体、不分你我了。

　　一位亲戚说：张允和不是人们所说的“最后的闺秀”。她是典型的现代新女性。她的思想朝气蓬勃，充满现代意识。她学生时代的作文，把凄凉的“落花时节”，写成欢悦的“丰收佳节”；秋高气爽应当精神焕发，为何“秋风秋雨愁煞人”？她参加大学生国语比赛，自定题目“现在”；劝说青年们“抓住现在”，不要迷恋过去。她编辑报纸副刊，提出“女人不是花”，反对当时把女职员说成“花瓶”。

　　一位朋友说：张允和既是五四前的闺秀，又是五四后的新女性。她服膺五四，致力启蒙，继承传统，追求现代。不幸生不逢辰，遭遇乖张暴戾。一代知识精英惨被摧残。无可奈何，以退为进，岂止是她一人？

　　政治运动像海啸一样滚滚卷来。张允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不得不避乱家居，自称家庭妇女。她研究昆曲，帮助俞平伯先生创办北京昆曲研习社。她八十六岁学电脑，利用电脑编辑一份家庭小刊物，名叫《水》，后来出版集刊《浪花集》。她九十三岁去世那天的前夜，还同来客谈笑风生。来客给她拍了最后一张照片。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门头沟观涧台一棵花树根下，化作春泥更护花。

　　张允和受到人们爱护，不是因为她的特异，而是因为她的平凡，她是一代新女性中的一个平凡典型。

　　曲终人不散，秋去春又来。

张允和呈献俞平伯先生伉俪的贺寿诗：“人得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情更好。”这就是张允和的乐观人生。

　　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就有坏处。

　　我年轻的时候是搞经济学的，我们学经济的时候，也是一阵风。1955年，中国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成立一个新机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要我到这个新机构来做语言文字工作，我就改行了。既然改了行，我就专心一致，我的工作主要放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上。

　　我在欧洲的时候，看到欧洲人很重视字母学，就买了很多字母学的书，自己看，觉得很有趣味。想不到隔了许多年有用处。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你不懂字母学是不行的，而当时这个学问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就写了一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引导大家对于字母学有一点了解。想不到这本小书出来以后，很风行，一下子印了几版。这项工作在今天发挥了作用了，大家都要用手机，发短信都是用拼音嘛，所以，拼音推广了手机，手机也推广了拼音。我买了个手机，现在耳朵不灵了，眼睛也不灵了，用手机也不方便了。我跟外面联络还是用电脑。我是最早用电脑写文章的，那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大家用电脑。我一早就提倡用电脑来处理汉字，当时有的人不赞成，后来大家都用电脑了，也用不着我提倡了。

　　电脑当然是好东西了，可是好东西都是有坏处的，坏处就是小孩子现在不会写字了。外国也有这个问题。外国人原来也讲究字写漂亮嘛，现在无所谓了，现在连美国总统都不会写字了，你看奥巴马，都是随便写的，这就是电脑的坏处。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就都有坏处。网上有人写文章骂我，我看了，骂我的文章我最喜欢看，好玩得很。讲得对我就改正，讲得不对我笑笑就完了。譬如我说“世界观没有阶级性，说世界观有阶级性是错误的”，有人就写文章骂我了：“社会有阶级，人当然是有阶级性，世界观当然有阶级性。”我觉得他的话不对，不理他就算了，我不跟他辩论，很好对付的。

我不是新潮。因为我长期在美国，受美国的坏影响太多，美国的坏影响当中有一个，就是喜欢新的。美国没有“新潮”这个词，因为大家都是新潮；在中国，就反对新的，要保留老的，所以就有“新潮”这个名词了。我无所谓新潮，我觉得生活要发展嘛，信息化跟电脑是分不开的，每个国家都要进入信息化，所以每个人都要新潮，这样才行。

　　不是很好玩吗？

　　我下放宁夏的时候，有一天通知说：明天清早5点要开会，重大的会。因为宁夏那个地方，早上很冷，中午很热，我一看天气很好，中午一定很热，就戴了一个大草帽。开会开到10点钟，大雁飞来了，不是几千只，是几万只，像乌云一样过来了。千千万万的大雁，飞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有一只大雁突然发命令，一声怪叫，大家下大便。大便像雨一样下来，我戴了大草帽，没有多大问题，人家是满头大雁的大便，狼狈不堪。他们说这是一万年才碰到一次的——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上海解放了才回国的，然后30年跟国外不往来。可是到了1979年年底，领导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下礼拜代表中国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去了，你看我带回来的，用了30年的西装，都穿破了。领导说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新的，从袜子到大衣，都做新的带去，开了会回来，一概交给国家。开了会回来，我仍旧穿破衣服——不是很好玩吗？

　　更有趣的，是上飞机的时候。领导派了一个人，陪我到飞机旁边，他告诉我：你是联合国请的，联合国给你很多钱，所以我们就不给你美元了，还有，你的皮夹子要拿出来，人民币不能带到国外去。我把皮夹子交给他，联合国给我的钱我要到巴黎才能拿到，我口袋里一分人民币都没有，一分美元也没有。人家后来问我：你怎么敢上飞机的？人已经到了飞机门口，你不上也得上，可是我不心慌，因为真正没有办法，我在国外还是有点关系的。上飞机口袋里面一分钱都没有——不是很好玩吗？

我的生活的确是经历了大风大浪，最困难就是八年抗战、十年文化大革命。我给你讲个笑话，那个时候我家里有母亲，还有姐姐，有孩子。家里的粮票不够用，我就同老伴到政协楼去吃饭，不在家里吃饭。到政协吃饭，每天都碰到一个人，什么人呢？溥仪！皇帝的粮票也不够用——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相信进化论的

　　我是乐观主义者。古书中有两句话，一句叫“猝然临之而不惊”，一句叫“无故加之而不怒”，这两句话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对我用处很大。什么叫“猝然临之而不惊”呢？人家来打击你，毫无道理地突然来打击你，你不要惊慌；“无故加之而不怒”，人家说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都是瞎讲的，毫无道理的，你不要生气。我又不惊慌，我又不生气，那么我就可以渡过这个艰难了。我认为坏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好的事情一定会来的。

　　我跟沈从文的交往非常多，我们两个人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大家都是乐观主义者。他不是很有名的文学家吗，解放以后叫他去做故宫博物馆的解说员，人家以为他很不高兴，但是他一点也没有不高兴。他说，本来我要看故宫的古董很不容易，现在我不是方便了吗？他这一点跟我一样，坏事情要看到好的一面。

　　我们常常在一起，考古的东西我不懂就问他，外国的东西他不懂就问我。我们经常出去旅游，很有意思的。有一次到了云南，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到一个庙里面，收拾得很干净，年轻的和尚来给我们冲茶，我们就问他：你年纪轻轻怎么做和尚呢？他说：我是考上来的啊，考上来做和尚，工资比外面加一倍。我问他：那你吃不吃肉？他说：当然吃啊，每天回家，可以结婚，可以吃肉，就是白天来上班。这叫“工资和尚”，现在的和尚都是这样了。本来和尚是靠庙宇的独有财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庙宇财产都归公了，和尚没有财产，不就没有饭吃了吗？就靠工资了。现在的和尚都是假的。

　　我是相信进化论的，不仅动物在进化，作为动物的人在进化，同时人的社会也在进化。假如你相信人类社会是进化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假如今天还是落后的，明天会一步一步走上去的，那么你就能变得乐观。

　　周有光答问

　　问：能说说你和妻子张允和的感情吗？

　　答：我们是结婚以后，共同生活70年，家庭生活非常愉快。我们只根据一个原则：夫妇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相互尊重就不会吵架了，这个是中国古代的教训，现在许多青年一吵架就离婚，其实离了婚，精神生活并不愉快。他们之间只有“爱”，没有“敬”。不尊重对方，所以离婚了。

　　问：听说你们从来不吵架？

答：许多人说我们从来不吵架，其实我们也有矛盾的时候，但是我们吵架两三句就吵完了，不会吵几个小时，哇啦哇啦讲话的。一同生活有意思，她喜欢昆曲，我喜欢西洋音乐，所以她要听昆曲，我跟着她走，我要听西洋音乐，她跟着我走。这叫互补，互相补充，就不矛盾了。

　　变阴暗为光明

　　当我无力改变环境的时候，我就改变我自己，去适应环境。

　　如果既不能改变环境，又不能适应环境，我就不可能愉快。虽然不能改变环婉，可是能够适应环境，我也就愉快了。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从1955年到1985年，在长长的30年中间，我住在两间情朝建筑、年久失修的破旧房屋中。屋陋墙裂，难邀瓦雨。有地板，轻轻走，地板就跳舞，重重走，地板耽唱歌。这是坏是好呢？是坏，也是好。客人踏进前间的门槛，地板就立刻通知在后间的我：客人来了。地板有自动化的通报功能，不是有趣的事情吗？这一想，我就愉快了。

　　我终于乔迁，搬进新造的简易楼，有屋子4小间之多。我的书架多，而房间都很小，只能把书架拆开，分散塞进每一间房子里。查看一本书，要行走串门，来回寻找，很不方便。这是坏是好呢？是坏，也是好。我伏案过多，运动太少。串门找书，是一种工间运动，大有益于健康。这一想，我就愉快了。

　　我下放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只许劳动，不许看书。我的长期失眠症就此不治自愈了。这更明显地证明：有利必有弊，有弊必有利。人患其弊，我乐其利。

　　这种生活方式，古人说是“知足常乐”，今人叫它“阿Q精神”，我称之为“变阴暗为光明”。事物都有阴暗和光明两面，好比一张纸有正反两面。避开阴暗面，迎向光明面，我就有勇气“知难而进”了。

　　十几年前，我写了一篇《新陋室铭》，表白我的生活方式，曾用笔名刊登在某刊物上，现在抄录如下：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徊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

　　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

　　爱看素不相识钓朋友寄来文章。

　　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

　　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

　　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笑谈高干的特殊化。

　　赞成工人的福利化。

　　同情农民的自由化。

　　安于老九的贫困化。

鲁迅说：万岁！阿Q精神！

　　我的离休生活

　　离开办公室

　　我85岁离开办公室。

　　我这个人糊涂得不得了，我不知道哪一年退休。我们单位人事处送给我一个离休证，我一看，前几年我就应当离开了。他们说，我们不好意思送给你，送给你不就等于要把你赶走嘛。

　　离开以后，我就不做专门问题的研究了。到家里后，有什么看什么。香港的、美国的朋友，来的时候就买书给我。我能够看到很多很新的图书，看史问题的书，文化问题的书。他们拿来什么我就看什么。

　　现在都是手机、电脑。手机要保姆打，电脑屏幕我看不清楚。保姆代我到电脑上查。

　　199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中国儒学百科全书》。我自修儒学，目的是想知道儒学在21世纪有点什么用处。我觉得孔子、孟子都是真正了不起的。

　　恬静的晚年

　　离开办公室，我就回到家里，在这间小书房看报、看书。这个房间只有九平方米，放上书架后，再放一张小书桌、两把椅子、一个茶几，余下的空间就很少了。两椅一几，我和老伴每天并坐，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就这样度过我们恬静的晚年。

　　从来北京开始，我和老伴都是每天上午10点喝茶，有时也喝咖啡。喝茶的时候，我们“举杯齐眉”，这是互相尊重的一种表达，当然也是好玩的。记者来了，见到我们这样，觉得有趣得不得了。

张允和的眼晴不好，看不见了。她是中国第一批换晶体的。我后来也患了白内障，也换了晶体。

残酷的自然规律

　　张允和享年93岁。她在2002年8月14日忽然去世，去世前一天晚上还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

　　她的骨灰埋在北京门头沟观涧台的一棵花树根下。“化作春泥更护花”。张允和的去世，对我是晴天霹雳。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人。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有位哲学家说过：“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会进化。”残酷的进化论！

　　我在100岁以后，耳朵听不见了。记忆力会突然断掉。就像电流一样忽然会断掉。

　　我的作息饮食跟普通人一样。7点左右起身，下午要睡觉。晚上10点、11点、12点睡觉。牙不太好，吃一些软的东西。每天都吃水果。这两天吃草莓。这两天草莓好得很。

编者按：2006年11月，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一行人晋京采录“常州吟诵”的音像资料，于24日下午拜访了年逾百岁的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先生。面对乡亲，周老充满睿智和风趣地侃侃而谈，不仅对于吟诵艺术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还涉及文化与其家史等较宽泛的内容，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现经秦德祥老师据周老谈话录音记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吟诵·文化·家史

　　一

　　我对于吟诵是这样一个看法：语言变成音乐，是一步一步上升的，大概可以分四五层，吟诵是初步的音乐，和尚念经也是音乐，它的水平比吟诵要高一点，最高层是新式的音乐。

　　古代人很早就会吟诵，例如唱山歌。男的女的在山上唱歌，有的时候是抒发某种情绪，不是恋爱，恋爱的时候就唱情歌。山歌主要是恋爱的，古代人在野外的时间多，在房间里的时间少，唱山歌远远可以听到，男的女的就慢慢走近了。现在少数民族还有这种风俗。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银行里面工作，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日本人压过来，重庆也有点害怕守不住，局面越来越紧张，需要开辟新的战区。当时的后方，实际上主要只是四川、贵州、云南三省。日本人没有去西北，为了开发西北，扩大后方，要派人去调查，最重要的是调查那里的金融、经济，就组成了一个五人专家小组，我是其中的一个。最后到河西走廊，今天的河西走廊放宽了，当时没有这么宽，一面是山，一面是蒙古人的牧场。我们的汽车慢慢地开过去，我向牧场那边看去，走一段路就能看到男的女的在放羊。一群羊通常是一个人放的，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互相距离很远。他们的恋爱怎么办呢？就唱歌。他们的眼睛比我们好，男的能看到那边是男的还是女的，假如远远看到一群羊是一个女的放的，他就唱歌，慢慢地把羊赶过去……很有趣味。后来我在四川西康，也听到他们本地人唱山歌。

　　唱歌是很天然的，所有的民族都会唱歌。现在的许多歌唱家是少数民族的，他们的歌唱得比我们好。

　　读书自然就会产生一种音乐感，没有人教的，从小听到大人唱，也就跟着念、吟，的确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

　　吟诵一方面跟文学有关系，另外一方面跟音乐有关系，它是文学的一个表达方法，同时又走向音乐。今天读书都跟讲话差不多，旧时代读书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比如读古文、有韵的文章，像讲话这样就不能表达感情。吟诵的时候，特别是有韵的文章，就可以把感情表达出来。吟诵的事情，不一定是许多人在一起，一个人读书也总是吟诵的，自己吟诵自己听，这是一种愉悦、享受，比今天默默看小说更有意思。

　　吟诵可以增加文学的气氛，另外它可以说是一种“原始音乐”。这个“原始”不是坏的意义，是好的意义。它是一种最天真的、最自然的音乐，是音乐发展的初始状态，是一个有趣味的事情，现在的确是慢慢地要消失掉了。

　　电影《红楼梦》里的诗词，是用朗诵的方法念的。朗诵的方法声音小，里面是听不到的。古代人一定是吟诵的，因为吟诵跟唱歌一样，很远就能够听到。所以，当时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这个地方不对。不但是古代，就是解放前，也是这样子么，清朝当然更是这样子了，《红楼梦》里的诗词肯定是吟诵的。

　　吟诵很有趣味，它是每一个地方有一个调子，大体相同，可是各地都有变化，那时没有五线谱的记录。我大概十岁左右就到苏州去住了，苏州也有吟诵。苏州的吟诵跟常州的吟诵，调子差一点点，差不多的。江南好几个地方，我比较熟悉的几个县，都是差不多的。

　　我因为离开常州太久，已经有90年了，所以常州话也就不纯粹了，我的讲话叫“南腔北调”。我给你们讲个笑话，我的老伴是安徽人，合肥人，我呢，是常州人，我们两个人都住在苏州，后来我们结婚了，她的普通话叫做“半精(京)半肥”，一半是北京，一半是合肥，我的普通话叫“南腔北调”，呵呵……听常州话我能懂，但是我讲就不自然了。今天这个嗓子又不行，声音要提高提不起来，所以今天这个录音的效果一定很不好。

　　以前录过一个录音带，不知道放哪里去了，那是十年之前，那个时候喉咙好，上次有一个学会也录过音。我不会整理东西，老伴去世以后，找东西很困难，假如找到了，我可以给你们。不是一下子能找出来的，因为东西很乱。

　　我想，吟诵在今天还是可以有用处的。文言是从古代的语言来的，现在的白话跟古代的语言，语音里面的变化很大。吟诵能不能用在今天白话文的诗呢？我想是可以的，可是它要求这种诗在韵律上面要有点讲究，有的时候我也琢磨今天白话文的押韵。白话诗的时代比较短，它要慢慢地发展。

　　二

　　现在因为年纪大，出去听唱歌不行，在电视里面听唱歌，我觉得这个味道都是从美国来的，“Popular Culture”，大众文化。本来，艺术都是上层分子、知识分子的事情。美国的这种新式唱歌、跳舞，都是从黑人、美洲土人、太平洋里面的人那里来的，起初上层人是看不起的，认为太粗俗，是很低级的，或者是野蛮的。人们的音乐欣赏水平不一样，古代就有“阳春白雪”跟“下里巴人”，“阳春白雪”的人是看不起“下里巴人”的。可是，时代不一样，情况不对了，社会的文化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了，劳动人民、下层社会、下层群众也需要文化。“下里巴人”的人数多，水平也提高了，他们起来了，对于文化提出了跟上层人不一样的要求，慢慢地，高层的人就去研究它，帮助它。

　　帮助很重要。我们唱的那些歌，有的文句，拿白话的角度来看也太差了一点。什么道理呢？我们的文学家没有去帮助他们。古代的诗和词，也是从群众里面发展起来的么。所以我想，要去帮助他们，使他们唱歌的文学水平能够慢慢地提高，当然不是文言的文学，是白话的文学。

　　白话文学大有发展余地，今天白话文学的水平，我看应当说是初步的。你看，今天搞来搞去还是搞的《红楼梦》，还没有一部书能超过《红楼梦》，这表明我们的努力不够。后代应当超过前代，假如永远超不过《红楼梦》，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不能进步了。当然，一方面它会自然发展，整个社会在变，全球化时代的变化非常大。

　　我起初不是挺注意文化问题，我是搞语言学的，大概改革开放以后，开头好像是《光明日报》，它搞一个栏目，叫做《龙吟》，目的是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要我写稿，我起初没有工夫写。有好些人写中国传统文化，有些人写的我看看不对，什么道理呢，因为文化也是一门学问。中国没有“文化学”，我在国外看到许多有关文化学的书，就照新的观点来写，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就是全世界的文化不是分西方文化、东方文化，这样来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那是因为从前我们不了解国际的情况。

　　文化发展到今天，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不仅有地区的分别，还有层次的分别。主要是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我叫它“国际现代文化”，是国际性的，还有地区性的，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有四个区域，不是东方西方。西方起初是西欧，后来扩大到美洲，特别是美国，这是西方文化。东方有东亚，这是以中国为中心；有南亚，以印度为中心。印度文化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的文化许多都是从印度来的；还有西亚，主要是阿拉伯、伊斯兰教的文化。所以，东方文化有三种。

　　文化的两个层次，国际现代文化，是高层的文化，第二层是传统文化。国际现代文化哪里来的呢？起初，各个文化区大概来往很少，相互影响很少，后来影响越来越大，全世界从古到今所有文化的精华、优秀的文化，都在国际现代文化里边。这个“文化”是广义的，不但是艺术，也包括科学。国际现代文化里最重要的是科学，当然也有各地的文化。国际现代文化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不可能不接受的，譬如说电灯是美国人发明的，你假如反对，你不点电灯行吗，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因为今天的电灯不是美国的，是世界的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当然有中国的文学，中国的音乐，吟诵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项目。每一个地方都有传统文化，不是说国际现代文化发展了，传统文化就没有了，不是这回事。文化不是死的，是活的，好的东西会发展，会保留下来，不好的东西慢慢地会被淘汰。

　　其他的方面，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各方面，我们现在吸收得比较快。西方的社会科学也比较发达，很多好东西我们还没有吸收。社会科学发展得晚，各方面吸收得慢。

　　我退休很晚，85岁才离开办公室。退休以后不写学术论文了，就写那种杂文，每月至少发表一篇文章。上海最近给我出了一本书，他们选了我有关文化的一些文章，搞成一本书，书名叫做《学思集·周有光文化论稿》。我说，我是不搞文化学的，这些东西是写着玩儿的，不成东西的，他们说虽然是随便写的，但是里面有些新的东西，中国还不大了解。这个书出来，很快就卖完了，现在买不到了。最近我叫他们买几十本来，他们说一本都没有了，后来只搞来七本，要等到重新印就慢了。既然你们谈到文化，我就送一本给你们。

　　三

　　我们这个家，原来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家。我的曾祖父他做了官，回到常州，就办工厂。那是太平天国之前，他办的什么工厂呢？是纱厂，织布厂，还有当铺。那个时候没有银行，当铺就是银行。他非常有钱，太平天国长毛打来了，常州守城的军费主要是他一个人拿出来的。我只是小时候听说过这个故事。太平天国打常州，打不进来，就撂开常州打南京，打下来了，在南京成立了政府，回过来又打常州，城破以后，我的曾祖父就投河而死，我听说在常州府志里有这个记载，可是我没有看见过。

　　由于这个关系，太平天国平了以后，清朝政府认为我的曾祖父是有功的，就封了我们一个世袭的官，叫“世袭云骑尉”。这“云骑尉”三个字怎么写，起初我弄不清楚，后来问了历史学家才知道的。“云骑尉”是跟军队有关系的一种官，世袭的，因为我的曾祖父是支持守城而死的，跟军队有关系，所以得了这个官。

　　我的曾祖父死了，我的祖父逃在外面，太平天国平了以后，他回来了，当铺、工厂都被打光了，没有了，我的祖父很灰心，觉得太平天国动乱，家破人亡，可是住的房子还基本上保留着。“世袭云骑尉”，皇帝是要给我们家钱的，每年给的钱相当多，可以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我很小的时候在常州，家里面已经穷了，可是这个架子还有，还维持着从前封建绅士家庭的那种生活，荒唐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单是为了送礼，要用一个男工，这个男工有一个里面放帖子的“拜盒”，每天拿着它出去送礼。

　　后来辛亥革命，这个“云骑尉”的钱就没有了，我们这个家就很困难了。怎么办呢，当铺、工厂、房子没有了，土地还有，就把地卖掉，可以用几年，用掉了，就再卖一块地，后来地都卖光，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家原来在青果巷，大概靠西头，是叫“礼和堂”，坐南朝北，是靠在河旁边的，街的对面有一个叫“贞和堂”，比我们的房子大，可能姓张，我记不清楚了，还有“八桂堂”。“贞和堂”和“八桂堂”都在青果巷的北面，是坐北朝南的，他们两家都是清朝造的房子，比较讲究。因为是历史传统，“礼和堂”这个堂名跟做官有关系，认为住在这里边是光荣的。我们的房子比较老，是明朝的，大门里面有个空地，就在那里造了新房子，跟老房子接在一起，新房子外面看不出来，进到里面去才看得出来，我们住的是新房子。

　　过年的时候，家里挂着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的像，人像很大。大厅、里厅，还有我妈妈住的一个小楼，旁边有一个大房间，也等于是一个厅，接待客人的。这种地方都要把人像挂起来，曾祖父、曾祖母的一辈是挂在大厅的，祖父、祖母是挂在里厅上面，还有挂在小厅里面的。我们只知道祖父、曾祖父的号，不知道大名。因为小的时候不许讲大人的名字，要避讳的。我记得我的曾祖父叫润之，叫润之公，我的祖父叫逢吉公，怎么知道的呢？过了年，要把人像卷起来，上面要写号的，不然你找不到的。

　　我的父亲在中学里面教书，那个时候是没有大学的。我小的时候，家里就发生了矛盾：我的父亲有姨太太，姨太太有孩子。我的母亲说常州的亲戚太多，过的都是封建的奢侈生活，受不了，我们是坐吃山空，再多也要吃光的，所以搬到苏州去了。在常州我们是大家，在苏州完全不一样，只有一所房子，破破烂烂的，就把房子卖掉，我们租房子住，变成了小户人家。开头我母亲用各种办法维持这个家庭，后来我的姊姊从学校出来工作了，工资可以补贴家里。我的父亲和姨太太留在常州，从我读中学的时候就分开了。

　　我是常州中学毕业的，在常州中学，有一个碑。我读常州中学的时候，我的家已经搬到苏州了，可是那时候觉得常州中学办得比旁的中学好，所以还在常州读书。那时候都住在学校里面，礼拜一到礼拜六都不许出去，只有礼拜天可以出去。所以，虽然在常州读书，学校的一些事情我知道，学校外面我不知道。有许多亲戚，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因为我很小的时候，都是按号叫什么伯伯、什么叔叔的，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我的父亲和姨太太家里的情况，我也不了解。抗日战争，我跟我母亲逃难到四川重庆，听说我的父亲跟姨太太逃到乡下，消息都完全隔断了。我是1949年回国的，回国以后，才慢慢地知道有个弟弟在上海，这个弟弟是姨太太生的，后来找到了弟弟，联络上了。我的弟弟前两年去世了，弟媳妇还在上海，他有几个孩子，有的在上海，有的在香港。

　　因为我们走出去了，我从常州到苏州，到上海，到国外，越走越远，没有机会到常州去，我跟常州很隔膜，记忆很少，就是这个道理。一直到纪念瞿秋白逝世60周年，在常州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我去了，呆了三天，我去看看青果巷还有没有，去一看，找不到了。怎么找不到呢？青果巷原来很小，现在路放宽了，把前边的房子拆掉了。后来我就打听了，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就是从前周家的老房子，大门都被拆掉了，我就去问问这里住的是什么人家，他们说这里住了十几家人家。后来就没有机会再回家乡。

　　对于我们家庭，太平天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辛亥革命又改变了它，还有不断的革命……

我的健康。其他方面都很好，就是耳朵背得不得了，看人要戴眼镜，看书要戴看字的眼镜，老了，就麻烦在这些地方。人过了90岁，什么都退化，我80岁一点没有老的感觉，90岁的时候就感觉到了。注：本文由秦德祥记录整理，并于2009年2月4日经周有光先生亲自审读过。

　　巧遇空军英雄杜立德

　　汽笛长鸣

　　二次大战时候，1942年春天，我路过浙江金华，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等待长途汽车回重庆。一天晚上，汽笛长鸣，警告敌机来轰炸了。电灯全部熄灭。可是等了一晚，没有听到炸弹声。

　　隔了一天，我的同事的女婿，一位驻金华的青年军官，匆匆忙忙地来看我。他的丈人托他帮助我设法购买长途汽车票。他原来说，此事没有十分把握。这时候他告诉我：“好了，准备行李吧，明天你大致可以动身了。”我喜出望外！可是他说：“要请你帮一个忙。”“帮什么忙呢？”我等待他的下文。

　　他说：“前晚，来的不是敌机，而是美国飞机。轰炸东京之后，飞来中国的轰炸机。这一批美国飞行员，今晚我们要宴请。没有合适的翻译，不得已想请你当个临时翻译。明天他们坐吉普车去桂林。你可以乘车同去，一路上为他们当临时翻译。可以吗？”

　　他深恐我不肯。我呢，觉得机会好极了。当天晚上我坐在贵宾的旁边，担任翻译，吃了一餐意外的晚餐。主人欢迎，客人答谢，都由我翻译。这时候，我弄清楚了，美军的领头人叫杜立德。第二天，我和杜立德一同坐一辆吉普车，一路担任翻译，开向桂林。

　　五十年后

　　这件事，过去了刚好五十年。那天第一次轰炸东京是1942年4月18日。最近，《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报道：“昔日营救结厚谊，今朝异地喜重逢，五位中国老人在美受热烈欢迎”；“布什总统祝贺中国老人和美飞行员重逢”；“美国防部长会见五位中国老人”。五位老人是当时曾营救跳伞落地的美国飞行员的中国老百姓。这些新闻使我想起五十年前我跟杜立德和美国飞行员巧遇的往事，依稀似梦。

　　我记得，杜立德告诉我，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身体强壮。像小孩一样，他当我的面，蹦了两蹦，证明他的身体健康。我们一起拍了照片，在“文革”中遗失。

　　我记得，敞篷的吉普车，在崎岖的道路上奔驰，风沙很大。我吹了风，咳嗽起来了。杜立德脱下他身上的皮夹克给我反穿，以便挡风。

　　我记得，车队一路走了大约三天，经过的尽是小城镇，只有一个地方有小规模的招待所。其他地方都借住在天主教堂里。

　　他们告诉我：美国一艘小型航空母舰，载十六架轰炸机，每机五人，偷偷地开进东京湾。飞机起飞后，航空母舰就开走了，飞机不复飞回航空母舰。事前同中国约好，对东京轰炸后，飞到金华，降落机场，把轰炸机全部送给中国。不幸中国方面把“时差”算错了。友机当做敌机。灯火管制，无法降落。不得已放弃飞机，人员用降落伞下地。所幸人员全部安全，只有极少几个人降落时受点轻伤。(当时是这样说的。)

　　杜立德的全名是James　H.Doolittle，现在报纸翻译为“杜利特尔”。我曾同他开玩笑说：你的名字叫“做得少”(do　little)，可是你却“做得很多”(doing　much)。

　　一到桂林，好像长夜漫漫，忽然天亮，什么都不成问题了。他们乘军用飞机去重庆(然后回美国，去欧洲)。我这个临时翻译也就向他们辞别，另乘长途汽车回重庆。

　　纽约重逢

　　战争胜利结束后，我到纽约。杜立德复员后在纽约壳牌石油公司当董事长。我打电话给他。他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叙旧，热情招待我。他的办公室用软木装饰墙壁，气派豪华。他对我说：“时间真快，你见到的那些小伙子们，现在都秃顶了。”

　　第一次成功地轰炸东京，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不久，他晋升为地中海联军空军总司令。五十年后的今天，他以九十五岁的高龄，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我向他遥祝：万寿无疆！

　　三老闲谈窗外事

　　两位老友来京旅游，同我三人共作一夕谈；野老放言，定多乖谬，姑妄摘记如下。

　　谈金融

　　甲：金融大海啸，去年有人预言美帝即将像苏联那样瓦解成为几个碎片，最近新闻忽然改变口气：只是大病一场，即将九死回生。这是什么一回事？

　　乙：资本主义像“破车走上戈壁滩”，一路颠簸晃荡，不足为奇，上一次经济大恐慌(1929—1931)，梁启超在欧洲看到惨状，认为资本主义到了末日。可是罗斯福实行“新政”，挽狂澜于既倒，风波过去，资本主义居然“更上一层楼”。这次金融大海啸是又一次周期性的危机爆发，经过急救手术，就会转危为安，而且再次会出现“更上一层楼”。

　　丙：一位美国学者说：资本主义没有完结，可是经济学完结了。美国至少有一万五千职业经济学家，这次能预见金融大海啸的不过十几人，或许只有两三人。经济学破产了，需要从头重建。

　　甲：马克思不是一早就预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可救药的死症吗？

　　乙：可惜马克思没有预言资本主义在危机过后还能“更上一层楼”。

　　谈世贸

　　甲：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世贸”)，被说成“入世”。中国“入世”，谈判了15年之久，那时中国离开世界有多远呵！这15年，中国“委屈地”接受了“世贸”的启蒙教育，于是一只脚试探踏进世界市场，居然成为“世界工厂”。

　　乙：市场经济不分姓社姓资，WTO只有一个。外国人问，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丙：你可以告诉他，这是中国的礼貌语言，不必“打破砂锅问到底”。

　　甲：苏联时期，把世界分为两个市场，社会主义市场实物交换，资本主义市场货币交易。社会主义反对货币，我百思不得其解！

　　乙：俄罗斯至今还没有“入世”呢！

　　丙：叶利钦宣称：“结束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实践的统治”。普京重建伟大强国，需要借助斯大林的威望，不怕再—次冷战。“入世”好处不大，俄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何必委屈求全。

　　甲：俄罗斯的变化最难捉摸，请你读点历史，看看地图，或许会多一点儿明白。毛泽东“一边倒”，结局如何？

　　乙：我们的国家名称来自老大哥呀！

　　丙：中国有“特色”，“特色”就是“不同”，请你等待“特色”的发展吧。

　　甲：“世贸”是全球化的重要措施，对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无视“世贸”，不利于世界，也不利于本国，这点不能糊涂。

　　乙：“世贸”对经济危机也有责任吗？

　　丙：“世贸”应当研究“危机预警”，协助供需调和，防止危机出现。

　　谈外包

　　甲：据说，俄罗斯曾警告中国，“外包”(outsourcing)就是剥削，中国得到利润少，国外和境外得到利润多，不公平。

　　乙：“外包”的利润按照劳力质量和技术精度来分配。你贡献的劳力或技术水平低，你就拿到较少份额；我贡献的劳力或技术水平高，我就拿到较多的份额。劳力或技术，在你处价格低，在我处价格高，这个“差价”就是“外包”的基础。“外包”不是“等价交换”，而是“差价交换”。“外包”不是慈善事业，实际是“剥削性的合作”。“双赢”吗，你方落后，应当“少赢”，我方先进，应当“多赢”。你能接受这个“不平等的双赢”吗？

　　丙：这不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吗？

　　甲：有一点不同：过去“我赢、你不赢”，现在“我多赢、你少赢”。

　　乙：谁愿意接受这种剥削？

　　丙：劳力多余的国家，都愿意接受。中国体力多余，接受体力“外包”，成为“世界工厂”，清末洋务运动的工业化梦想初步实现了。印度脑力多余，接受脑力(软件)“外包”，成为“世界办公室”，班加罗尔等软件城市一举成名！

　　甲：“外包”其实早已广泛推广，只是到了最近，两个人口大国接受了“外包”，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11亿人口的种姓制度大国印度成为“世界办公室”，这才引起全世界的惊奇！

　　乙：中国和印度一早都想工业化，可是缺少起动力量，无法起飞。“外包”提供了起动力量，两个大国一齐起飞了。

　　丙：“外包”是不断转移的，由工资较高地区转移到工资较低地区。美国是产棉大国，纺织工业从美国转移到工资较低的欧洲，又转移到工资更低的亚洲。玩具工业原来美国是名牌，从美国转移到日本，转移到台湾，转移到香港，转移到广州，转移到东莞。“外包”提高了后进地区的生活水平，“外包”不断转移使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不断上升。“外包”的确是剥削，但是这个剥削又的确提高了后进地区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充满矛盾的全球化！

　　谈世界观

　　甲：常常看到“世界观”三字，不懂什么意思。查看《现代汉语辞典》：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也叫宇宙观”。啊！人人观点不同，一人一个世界观，那不成“万花筒”了吗？

　　乙：另有说法，世界观分为：1自然世界观，人对天体构造的理解，古代认为天体是神，神有人性，主宰人类；现代科学证明天体的客观存在和宇宙的物理运行规律。2社会世界观，人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核心问题是统治制度；古代认为君主和贵族统治人民的专制模式是永恒不变的；现代社会学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步骤和统治制度的逐步演进。

　　丙：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要求理性化，客观化，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两次世界大战，你爱你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哪能不打得落花流水？在全球化时代，狭隘的爱国主义变成了人类的公害，不再是崇高的道德；人类需要爱人类，不需要爱国，必须开创切实可行的和平保障制度，否则另一场世界大战就在眼前。

甲：新闻说，近来波兰等二战受害深重的国家，把苏联红军的纪念碑，从市中心移到红军墓地，引起俄罗斯的抗议：“无视红军的解放功勋”！波兰等国说：在二战中，德国是侵略者，苏联红军也是侵略者，德苏两国不是订有瓜分波兰的密约吗？波兰等国，正在重新编写二战历史，纠正过去的歪曲记述，这又引起俄罗斯的抗议：“严重的不友好行为”！全球化时代，人类要求有一部客观的世界史。这是奢侈的希望吗？

　　谈阵营

　　甲：原来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有38国，现在只剩6国。“社会主义阵营”盛极而衰了。

　　乙：哪有38国？

　　甲：苏联集团23国：包括苏联加盟共和国15国、华沙条约国7国，起初有阿尔巴尼亚；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1国。南斯拉夫7国(包科索沃)。东亚6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柬埔寨红色高棉、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包括蒙古)。拉美1国：古巴。北非1国：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群众国。不是38国吗？

　　丙：剩下6国(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利比亚)，还成什么“阵营”？

　　甲：“福利”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共同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使用了100年，“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使用时期更短，这两个“冷战名词”还要使用下去吗？

　　乙：现在明白，社会发展，不是两营对敌，而是多国竞赛。世界跑道，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只有一条。

　　谈发展

　　甲：苏联瓦解，俄罗斯从社会主义进入资本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社会)，要重新研究了。

　　乙：有一种“三面三层”说：经济：1农业化(田地、石油、天然气)，2工业化(体力、机械化、电气化)；3信息化(脑力、电子化、智能化)。政治：A神权(宗教、封闭)；B君权(专制、垄断)；C民权(竞争、开放)。思维：1神学(天意、迷信)；2玄学(经典、推理)；3科学(实证、创造)。此说方便自己编码定位。例如，伊朗1A1；俄国1B2；英国3C3。

　　丙：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国家建设的一面镜子，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编码定位吧！

　　我的生死观(2009-06-12，时年104岁)

　　2002年8月14日，我的夫人张允和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了，享年93岁。半年后，2003年2月16日，三妹张兆和，沈从文先生的夫人，也突然去世了，享年也是93岁。93岁，是人生的一个难关吗？

　　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张允和的去世，对我是晴天霹雳，我不知所措，终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懒得动。她的身体虽然一直不好，但生命力却很旺盛，那么富有活力，如今走得这么突然，谁也没想到。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我在纸上写：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那是唐朝诗人元稹的诗，现在真的都来了。

　　后来，我走出了这次打击和阴影，是因为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然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所以，我接受了这一切，不管有多残酷。很多事就是这样，你往伤心处想，越想越伤心，我和允和结婚70年，婚前做朋友8年，一共78年。老了在9平方米的小书房里，一个桌子，两把椅子，两个人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大家都说我们是“两老无猜”，多好。现在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受得了？但是换一个想法，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对人生，对世界，既要从光明处看到黑暗，也要从黑暗处看到光明。事物总有正反两面，同时存在。盛极必衰，否极泰来。道路崎岖，但前面一定有出路。我妈妈常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孩子的天真，就是告诉我们，未来是光明的，我又何必整日凄凄苦苦呢？

　　“四朝元老”

　　允和火化那天，我听从了晚辈们的话，乖乖地待在家里，没有去送葬，我只是吩咐孩子们，天气太热，不要惊动高龄亲友，简单处理了一切就好了。我想，形式不重要，对张允和最好的纪念，是出版她的遗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记》。我编辑好了她的书，又用两年的时间，使两本书得以出版，我很欣慰。

　　对亲人的死如此，对自己的生命我也用这样的态度：一切顺应自然。85岁那年，我离开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读报、写杂文为消遣。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应该反过来想，我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每天都是赚的。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我92岁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写道：“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我生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过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被有人戏称为“四朝元老”。这一百多年，我遇到许多大风大浪，其中最长的风浪、也是最艰难的时候，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20年。但不都过去了吗？我年轻时候，身体不好，健康不佳，得过肺结核，也患过忧郁症。结婚的时候，算命先生说，我们婚姻不到头，我活不过35岁。我不信，结果早就活过两个35了。可见生死不要太在意，每一天好好活着就好。

　　回眸百年

　　吕叔湘

　　吕叔湘是我的中学同学，我的好朋友。他比我大一岁。

　　吕叔湘的哥哥吕凤子，是有名的画家，也是我父亲的朋友，我两个姐姐的老师，我在认识吕叔湘之前，先认识凤子先生。

　　在常州中学时，吕叔湘比我高一班。我发现那时候他能背《诗经》，很是钦佩他。上大学后，我在上海，他去南京。

　　后来吕叔湘成了语言学家，我们在北京合作得很好。1955年，我从上海调来北京文改会，因为工作的缘故，有机会跟吕叔湘经常接触。在语文观点上，我跟他完全一致，他是我的益友和良师。我常常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几乎每次都表示同意，并补充我的不足。

　　圣约翰大学

　　中学毕业，我报考了两个大学，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两个大学都考取了。

　　为什么考圣约翰大学？几个比我大的同学都劝我去考，说那是个很好的大学。我就到上海去考。我家当时很穷，圣约翰学费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们家交不起。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于是我就准备到南京去。

　　我的三姐当时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知道了我的情况，对我三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上了不去，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她妈妈很喜欢我，对我很好，就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皮箱里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大学，它是一座横跨太平洋的中美文化桥梁。第一次到学校，我是从上海静安寺坐独轮车去的。一路上，吱嘎吱嘎，独轮车在田埂上慢慢地前进。回头一看，后面还有四五辆独轮车。独轮车的工艺水平，与历史博物馆里的指南车相似。中国900年前就有了。它代表的是古代文化，圣约翰大学代表现代文化。

　　我坐独轮车上学，就是跨越900年的文化时间奔向现代。

　　校园很美，现在上海的中山公园就是我们原来校园的一部分。校园的人行道以外全是绿色草坪，有许多参天大树。当时这个校园，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优美校园媲美。在两座楼房之间，学生抄近路不顾规定，践踏草坪来去。校方因势利导，在这踏坏的草坪上铺上石板，使不合法的过道变成合法的过道，而且显得更加优美。

　　圣约翰大学注重基础教育，教学效果很好。学校实行学分制，班级可以略有伸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二年级开始分专业，专业可以更换。专业主要分文科理科，分得极粗。学校手册上说，大学培养完备的人格、宽广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去选择专业。这是欧美式教育。欧美式教育，称博雅教育。要给孩子自由，培养自学能力；知识基础要广，便于将来发展。

　　学文科

　　我的数学成绩比较好，老师希望我选择数学为专业，我的同学一致反对。他们说，圣约翰的长处在文科，来圣约翰而不读文科，等于放弃了极好的机会，于是我选择文科。

　　圣约翰大学以英文为校园语言。入学第一件事是付费注册。首先领取一张姓名卡片，上面用打字机打上我的姓名罗马字拼写法。学校规定，一切作业和文件，都要按照这样拼法打上我的姓名。学校档案都用这种字母顺序来处理。我开始看到了字母顺序的科学管理。这种管理，方便得不得了。我就觉得：我们要用一种字母帮助汉字。

　　《不列颠百科全书》

　　在圣约翰大学，老师讲了一课，要指定课外读物。首先要看百科全书。这样子，《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成为我大半生的知识伴侣。里面的文章，叙述全面、扼要，常使我茅塞顿开。

　　解放初期，我从国外回来，身边就带了一部《不列颠百科全书》。我的屋子小，无处放书，但还是把百科全书放在身边。写文章的时候，遇到问题，我翻阅百科全书。想自学新的课题，也是首先查阅百科全书上的有关介绍。

　　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工资减少到一月只有35元。不得已，家里卖掉了《不列颠百科全书》，补贴生活。事有凑巧，后来我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编审和顾问，参与了百科全书译本的编译出版工作。

　　我一生受益于百科全书，所以我总是不断宣传百科全书的功用和好处，建议中国的大学和中学都把百科全书当作首选藏书。

　　看报有门道

　　老师还教我们看报。

　　我课余常到阅报室看报。一位年轻的英国老师问我和另两位同学：“你们怎么看报的？”他说：“看报有门道。第一，看完报，要问自己，今天的哪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二，再问自己，为什么这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三，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首先查《不列颠百科全书》。”

　　我按照老师的吩咐去做，看报兴趣马上就提高了，觉得知识有所长进，同时锻炼了独立思考。

　　圣约翰的校友们

　　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很受社会欢迎，都在好的行业里工作。

　　我的许多校友在外交界工作。我去意大利的米兰旅游，到领事馆登记，出来的领事是我的同班同学。外交是圣约翰校友的拿手好戏。

　　很多校友在海关、邮局、银行、盐务等事业中就业。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汉口的民生轮船公司售票处买票，要去重庆。售票处挤得不得了，无法插足。这个时候，我遇到了圣约翰的同学童少生。他问我来干吗。我说来买票，去重庆。他说你跟我来，给我一张大菜间的票，还说你一家在这个小房间里挤一挤吧。这在逃难的当时，是天大的奇遇。

　　名作家林语堂就是我的同学，比我早几班。他研究新型的汉字机械打字机。林语堂长住在美国。我到了他家，他的女儿表演给我看。可是很快电子打字机就出来了。

　　邹韬奋是我在圣约翰大学的前辈同学。我妻子张允和的姑夫刘凤生，跟邹韬奋同班。邹家穷，刘把家里给的钱分一半给邹，助邹上学，两人的关系很好。

　　抗战前夜，我们都在上海，一起玩。他们二位、我和我妻子，多次约好在礼拜六晚上去百乐门舞厅跳舞，度过非常快乐的时光。那在当时是高尚娱乐。我们都是埋头苦干的工作者，也要轻松一下。

当时上海有位教育家叫黄炎培，他联络开明士绅，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发展上海和江南的文化和经济。他有两位高级秘书，一位是王志莘，另一位就是邹韬奋。王志莘还按照黄炎培先生的计划，创办一个刊物叫《生活周刊》。北京一家私营的新华银行倒闭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共同集资把它买下来，彻底改造，重新开张，改名为“新华商业信托储蓄银行”，简称“新华银行”。黄炎培先生推荐熟悉银行业务的王志莘担任总经理。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办成影响巨大的启蒙刊物，唤醒了一代青年。生活书店是《生活周刊》的延伸，由新华银行担任信用后勤。我后来任职新华银行，直至新中国成立。

　　我的恋爱三阶段

　　我老伴张允和出生在一个大家族。她的曾祖父张树声是清朝大官，做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她父亲张武龄受了新思想的影响，离开本乡，在苏州办了一个乐益女子中学。他跟蔡元培、蒋梦麟做朋友，帮助他把学校办好。别人办学都是想办法找捐款，他有捐款也不要。他的本家就嘲笑他：“你这个人笨得要死，自己的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却花给别人。”他的钱用来办学校，不给儿女。他对下一代，只给儿女教育。

　　张允和的兄弟姐妹一共十个，四个女的，“张家四姐妹”，受到当时比较好的教育。张允和很小的时候就读古书，《孟子》能背出来。叶圣陶先生在我岳父的学校教书，他讲过一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我和张允和从认识到恋爱，长达八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苏州。

　　我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子中学读书，跟张允和同班。张允和常到我家里玩，我们很早就认得。苏州最好玩的地方是从阊门到虎丘，骑驴到虎丘很好玩的，好多人一块去玩。

　　第二阶段在上海。

　　我在光华大学读书时，她考上中国公学。我的一个姐姐也在上海教书。我写了一封信给张允和，内容大概是她们家托我姐姐带什么东西给她，我写信问她收到了没有。很普通的一封信。可是她收到第一封信，很紧张，就跟她一个年纪大的同学商量，她的同学一看，这个信是很普通的，你不复他反而不好，就开始通信。

　　第三阶段在杭州。

　　那时候我在杭州的民众教育学院教书；她呢，也因为战争的缘故不能到上海读书，转到之江大学借读。我们常在一起，感情自然发展，是“流水式”的恋爱。杭州风景好，是恋爱最好的地方，我们周末到西湖去玩。那个时候恋爱，路上走，要离开一尺，不能搀手。男女自由恋爱的开头，很拘束的。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从山路步行上去。灵隐寺在当时规模很大，环境优美，现在只剩下了当中几间房子。有一个老和尚跟在我们后边听我们讲话，我们走，他也走，我们停，他也停。我们走累了，就在一棵树旁边坐下来，和尚也跟着坐下来，听我们讲话。听了半天，和尚问我：“这个外国人到中国几年了？”他以为张允和是外国人，可能因为张允和的鼻子比普通人高一些。我就开玩笑说：“她来中国三年了。”和尚说：“怪不得她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

　　幸福靠自己

　　我给张允和写信，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她回了10页纸，说，幸福是要靠自己创造的。女人要独立，不能依靠男人。张允和是典型的现代新女性。她是中国第一批进大学的女子。

　　1933年，我们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结婚。仪式很简单，我们提倡结婚不要乱花钱。

　　我和张允和，结婚70年。人家问我们保姆：“他们吵架吗？”保姆说不吵架。其实也吵，但都是两三句就结束了，不会大声让保姆听见。都是为别人的事，不是为两个人的事。我认为，夫妇既要爱又要敬。

　　沈从文与张兆和

　　在张家四姐妹中，张允和是最早披上婚纱的。我们结婚刚3个月，沈从文与三妹张兆和也结婚了。

　　我跟张允和的恋爱是流水式的。沈从文不一样，他是冲击式的。

　　沈从文是张兆和的老师。沈从文写信追求张兆和。张兆和就拿着信向校长胡适告状：“你看他还是我的老师呢，写这样的信！”没想到胡适说：“沈从文没有结婚，他追求你很自然的。”胡适另外还讲了一句：“我跟你爸爸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爸爸去讲。”张兆和气得不得了，站起来转身就走。

沈从文本事大，你不理我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地写。后来，他们到了山东大学才慢慢好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哈哈。

　　新华银行派我去美国

　　农本局之后，我到新华银行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我被新华银行派往纽约。

　　我是1946年去美国的。我没有钱去美国读书，银行派我到美国是工作的。

　　当时中美之间只有军用飞行，还没有民用航空。我从上海到旧金山是坐轮船去的。在太平洋上航行了14天。很有趣味的是，过子午线后要重复一天，前一天是我的生日，后一天又是我的生日，我接连过了两个生日。

　　到美国后，我业余读了很多书。工作很轻松，我一面工作，一面读书。主要是读经济学和语言文字学。我在美国非常用功。

　　美国的教育条件好得不得了。在美国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太多了。许多大学都有公开的讲座。谁都能听讲座。要付点钱，很少，象征性的。最好的教授，最好的课程。我没有取得学位。因为我是业余读书。图书馆也是很好的学习地方。图书馆好得不得了。纽约有一个公共图书馆，是老百姓办的，不是政府办的。

　　图书馆的人看我常去，他问，你是做研究工作？我说是。他给我一个房间。图书馆有很多小房间，分上午、下午、晚上。他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我下午、晚上。我借多少书都可以。他给我两个书架。一个书架放我看过的，有人拿走。一个书架放我正在看的。

　　这些都不要钱。他们就是给你读书方便。根本不要什么证件。图书馆也经常开讲座。名人讲座。实际上是最好的大学了。还有许多博物馆，为青年读书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纽约大学也经常有讲座，我经常去听。在美国的工作也很轻松。我上午是要办公的。下午晚上我都是空的。

　　张允和在美国，经常到图书馆帮助我整理抄写资料。我写的《汉字改革概论》中的部分资料就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收集的。

　　读书按比例

　　在美国，我看到报纸上的新书广告分为“虚构类”和“非虚构类”，就问美国朋友：“为什么要这样分？”朋友回答：“‘虚构类’是文学类，‘非虚构类’是知识读物类。”美国教育家提倡：既要读文学方面的书，培养形象思维；又要读知识理性的书，培养逻辑思维。偏食病不利于保护健康，偏读病不利于发展思维。这就是“读书按比例”。

　　往来好朋友

　　罗常培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

　　我在纽约银行界工作的时候，罗常培在耶鲁大学讲学。耶鲁所在的新港跟纽约交通方便，我们不时往来。当时老舍也在纽约。他们二人是从小同学，经常一起到我家。

　　有一次，罗常培和老舍来到我家。吃完饭后，罗先生无意看到我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就问这是什么。我说：“闲来无事，以玩弄速记为消遣。”他问：“谁的设计？”

　　我告诉他，我想用同一种Gregg式的速记符号，记录几种不同的中国主要方言，不一定有实用，只是作为消遣而已。

　　他一听，来了兴趣，告诉我，他年轻时候从事速记，做过国会的速记员，是速记引起他研究语言学的兴趣，后来走上了语言学专业的道路。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聊天题目。

　　我告诉他：“还有一件事，我害怕贻笑大方，一直不敢告诉你。我有一个洋人朋友，要我教他一点儿中文，只要一点儿，不要多。为了教他一点儿中文，我编了一本微型讲义《中文十课》。用简易的拉丁化新文字，不用方块字。读了五课以后，才开始学几个方块字。这也是闲暇无事的玩意儿。”我不好意思地拿出那本用打字机打的以英文解释中文的讲义，补充一句：“这是洋涂鸦！”没想到，罗先生认真地说：“让我拿回去看看。”

　　不久，他把讲义还给我，在我错误的地方，详细地用铅笔作了改正，并对我说：“有一点意见：不标声调，不好。”他的诚挚态度，给了我深刻印象。想不到以他这样一位国际有名的语言学者，竟对我的消遣的玩意儿毫无轻视之意，反而主动给我帮助。

　　我听了他的话，不再赞成当时“拉丁化运动”反对标调的主张。从此，我对中文的拼音化问题，继续作一些业余的研究，不再把它看作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赵元任先生在学术上是了不起的。赵元任在美国教书，我的夫人上过他的课。我常常拜访他，请教他问题。中国语文现代化，是他开头的。

　　回国后，20世纪50年代，我们要设计拼音方案。事实上，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两代人的努力。早在中华民国成立第二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就开始制订注音字母方案。是黎锦熙先生他们搞的，这是中国语文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步。赵元任制订国语罗马字，不用中国汉字式的符号，而是用国际通用的字母。赵元任的方案，从学术角度讲是很好的，可是推广上发生了困难。赵元任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们设计拼音方案时主要参考了他的学术成果。

　　后来我在北京大学上课，出版了一本《汉字改革概论》，赵元任看了以后，就从美国写信给我。可是碰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封信我在四年后才收到。

　　在纽约，我认识了刘尊棋。一天晚上，杨刚女士同一位朋友来到我家。她介绍说：“这是刘尊棋先生，大名鼎鼎的新闻记者。”来到我家，他是“宾至如归”，我是“一见如故”。

略事寒暄之后，杨刚和我就向他请教许多国际局势问题。他对当时的世界变化了如指掌，细细分析，娓娓道来，我们静静倾听，把思虑伸展到世界和中国的明天。那一晚成为“难忘之夜”。后来，我去欧洲，跟刘尊棋失去了联系。再次见面，是在香港。

　　漫游世界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环游世界很重要。到世界各国，眼界开阔了，了解到与外界传说不一样的真实情况，这很重要。

　　银行不断派人到世界各地了解情况，主要是经济情况，经济情况与政治、历史背景分不开。

　　1948年，我在美国的工作结束了，就和张允和一起绕世界一周。出发时，我们乘坐的是当时最豪华的“伊丽莎白皇后号”客轮。我们的路线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埃及—缅甸—香港—上海。

　　到英国火车站的时候，有件有趣味的事情。我把行李交给行李房，对方连收据、条子都不给我。我就问：“条子呢？”他说：“什么条子？”我说：“我的行李怎么拿？”他说：“你不是告诉我你到哪个旅馆了吗？”路上，我很不放心，东西丢了怎么办？可是等我到了旅馆后，行李已经放在房间里了。

　　在香港

　　上海快要解放的时候，我回到香港，等待机会重回上海。在香港，我见到了章乃器。我还意外地与刘尊棋相遇了。他在香港办一个小型的英文刊物《远东公报》，新闻报道几乎全是刘尊棋一人所写，把远东和欧美所发生的时事，用简单而明了的文笔，一针见血地说明原委。

　　我常在晚上去看他，他总是在他的小得可怜的办公桌边，一直工作到深夜。见到他，我同样是开口就问世界和中国的局势，几乎没有谈过生活和家常。

有一次，他忽然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他曾经被关在监牢里，他的一条右腿跟一位有名人物的左腿用链条锁在一起。讲了这句话之后，我们默默相对了几分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回到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香港《大公报》租用一艘轮船，名叫盛京轮，专门运送留港人员回上海。我由许涤新介绍乘坐这艘船，于6月3日回到上海。临行匆匆，没有跟任何亲友打招呼。这艘轮船一到上海，上海港就被水雷封锁。一下轮船，看到久别了的上海，心中的感触无法形容。

我看到许多在香港的熟人。杨刚女士，她是我下了码头看到的第一个熟人。但是，我想找章乃器，没有找到。我也想看看刘尊棋有没有同船回来，也没有看到他。

　　在上海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章乃器担任粮食部的部长。他曾问我是否愿意去粮食部工作。我说我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还是回到教书兼银行的老本行。我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并在新华银行兼职。

　　陈毅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他很好，很看重我对上海经济建设的见解。

　　不久之后，金融业就开始了全面的公私合营，我供职的新华银行也并入了公私合营银行。

　　建国初期，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资本家最多。

在上海，与陈毅常常见面开会。我觉得陈毅很好。后来，北京成立一个中央普通话推广委员会。陈毅做主任，我做委员。又在一起了。我觉得与陈毅很谈得来。陈毅很幽默，他是一个有趣的人。

　　我的家庭

　　建国初期，张允和在上海光华附中教书。她教历史课。全国的历史教科书都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她发现了一些问题，就很认真地写了两万字的文章寄到人民教育出版社，阐述自己的观点。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回答各界人士对教科书的质询，有五次提到张允和的名字，她很得意。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请她到北京工作。那时候我们家在上海，孩子由保姆来管，她就到了北京，我留在上海。

　　张允和到北京不久，就碰上了“三反”、“五反”。她乖乖地把我和她的私人信件交了出去。信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有个男性的老朋友写信给她，说：我们现在都老了。其实我从前很爱你，爱了你十九年，后来你结婚了，这些事情就不谈了。张允和就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我，让我猜这个人是谁。我就回信，这个人可能是C吧，可能是L吧，可能是D吧。这是有趣的事情，可是搞运动的人看了后，就觉得不得了，觉得这一定是反革命的密码，把她打成了“大老虎”。她以前没经过这种运动，就很紧张，生病发烧，得了“牙周神经炎”。当时我还在上海，她就跟领导讲好回上海治病。没想到治这个病要几个月时间，她就写信给人民教育出版社想继续治。结果出版社给她回信：你就不要回来了。

　　这样子，张允和就很受打击。不过，张允和的情况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对建设中国还是抱有信心的。

　　我调到北京后，张允和也来了。当时文化部的部长、副部长都是我的朋友，他们知道张允和有能力，单位正缺少这样的人，就要安排她工作。我们研究了好久，没敢让她去。后来，她就一边搞她喜欢的昆曲，一边读书。

俞平伯搞昆曲，组织北京昆曲研习社。俞平伯当社长，张允和参加。俞平伯不当社长后，让张允和当。俞平伯跟我们非常好。

　　张充和与傅汉思

　　1978年，四妹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与另外几个大学的教授组成访问团来到中国。余英时是访问团的团长，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傅汉思是副团长，代表耶鲁大学。他们来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来了以后，他们通过关系找到我们，我和张允和就去看傅汉思。以后我们就又可以来往了。

　　张家四姐妹，由大到小，依次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张元和与顾传结婚；张允和与我结婚；张兆和与沈从文结婚；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后来，大姐张元和、四妹张充和，她们都去了美国。

　　傅汉思出生在德国，他到中国讲学，与张充和认识了。他和张充和在一起，与沈从文有关系。沈从文、傅汉思都在北京大学教书。傅汉思很佩服沈从文，经常去找他。张充和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找沈从文的时候，经常能见到张充和，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解放前他们去了美国。

　　有一次，我与张允和一起去了美国，张允和先到旧金山的大姐家住，几天后又到四妹家住。我要到几个大学讲课，讲完后就到耶鲁大学旁边四妹的家中。胡适到美国讲学时也住在四妹家。胡适跟傅汉思是老朋友，我在这儿看到很多重要的书，了解到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四妹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多年，傅汉思在耶鲁大学教授中国诗词。现在傅汉思已经去世了，四妹仍在美国，100岁了。

　　张元和与顾传玠

　　张家四姐妹都喜欢昆曲。大姐张元和还与顾传玠结婚。顾传玠是昆曲演员，演小生风度很好。在他演出的那个时代，昆曲很受知识分子重视，但是昆曲演员还是不被看重。张元和嫁给顾传玠，上海的新闻界起哄得很厉害，他们在报纸上用大标题写上“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他们是在抗战后期结婚的，他们在上海，我们在四川。解放后，他们去了台湾，顾传玠得了急性肺炎去世了，大姐就到了美国。

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大姐一个人住在旧金山。她入了美国籍，有养老金，待遇挺好。她一个人在公寓里太孤独，于是住在一个朋友家，帮着照顾朋友的孩子。大姐与四妹一起出演过昆曲《游园惊梦》，大姐演的是小生，四妹演的是旦角。

　　国际标准化组织

　　1979年，领导忽然来通知我，下个礼拜你要到巴黎去开会。巴黎开一个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ISO)，讨论把中国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花了三年时间，汉语拼音方案才变成国际标准。

　　原来中国运动员跑到外国去打球，到一个国家一个拼法，人家以为是好多个人，不是一个人。一个鲁迅就有二十多个拼法，外国人以为有二十多个人。英文有英文的拼法、法文有法文的拼法、德文有德文的拼法、西班牙文有西班牙文的拼法。还有其他的拼法。开会开了三年哪。开了好多次会，大都在外国开的，只有一次在中国南京开。最后，要由全世界投票，要四分之三通过才算，成为国际标准。

　　中国的人名地名等等原来都是乱搞的。到这个时候有了国际标准，那就方便了。否则航空就不好办嘛。航空地名乱写是不行的，要出事情的。ISO是世界组织，规模大得不得了。1982年，国际投票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开会的时候，也很有趣味。法国人、日本人是支持我们的，旁的国家都不支持我们。日本人要我们支持他，他支持我。法国人，他们懂一些中国的情况。开头只有两个国家支持我们，其他国家提出许多问题，我要说服他们，给他们讲道理。

　　英国、美国另外有一个用了100年的方案，用得很广。他们说，我们要改不方便。美国说，我们单是一个国会图书馆改一改就要花2000万美元。我们没有钱。我说，你没有钱，你就慢慢改。后来他们改了，花了三年工夫，花了2000万美元。法国是一早就用了，其他国家也是慢慢有了条件再用。大概经过了三年时间，全世界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