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的故事 (2)  --  送禮

       我在編輯部的工作，一度負責聯繫北京地區作者，看稿、改稿、組稿，出差去京是常有的事。到了北京，我從來不住正規酒店，一頭扎進學校，在兩個研究生同學住的宿舍安頓下來。北京同學見我來了，陪我說會兒話，收拾洗漱用品，暫時挪回到家裡去住，床鋪讓給我。家裡如果挪不開，我就住學校小招待所，順便到旁邊的老師家裡串門。現在算算，我給編輯部可是省下老鼻子的錢了！

       到了北京，該捉摸的就是送禮這件事情了。

       編輯部有一筆開銷，專門用作出差送禮，拿回發票，實報實銷，從來不質疑你的報銷數額。現在想想，我從來也沒有虛報過一次數字。

       從小長到大，我不習慣送禮，不記得給誰送過禮。但是，這筆錢不花出去，或者花得少了，主編老劉就會不高興，認為你工作不賣力，或者沒有賣死力氣工作。為作者服務，給作者送禮，投作者所好，是當好編輯一門必修的學問。我們給有實力的作者送禮，我們是孫子，沒有實力的作者給我們送禮，他們就是孫子了。初學寫作的人把文學想象成神聖的事業，尤其窮困地區的寫作者們，眼裡閃爍着炙熱的火苗，送客送到長途汽車站。長亭外，古道邊，一方朝車窗里使勁塞，一方往車窗外拼命推，汽車開動，“嘩”地一下，紅棗茶葉還是枸杞什麼的撒了一地。

       有時我也苦惱，編輯這一行，是不是還得學會給孩子換尿布？轉瞬又一遍一遍地安慰自己，不就是送點禮品什麼的嘛，就當老劉托我送的！讓老劉背起這個鍋，心裡多少舒坦一些。

       但是該送什麼禮呢？我又為難，比如說女人們後來喜歡的 LV 包包，我看不出什麼好來。於是問妻子，妻子認真想一下，果斷做出判斷：蜂王精。對，就是那種玻璃紙包裝、大紅顏色、北京出產的蜂王精，買兩盒，塑料繩捆上，養生保健，不俗氣，同時也氣派。

       就是這種跟糖水味道差不多的東西，我提溜着，走過北京的大街小巷和千陌胡同，走到寫《班主任》的劉心武、寫《黑駿馬》的張承志、寫《人到中年》的諶容、寫《沙家浜》和許多優秀作品的汪曾祺 ...... 等等大作家們的住處，敲開門，輾轉開口，給我們雜誌寫一篇文章吧，求求你了！

       大作家們名作傍身，偶然能夠感受出他們的不屑和勉強，但面子上說得過去，“官不打送禮的”，起碼一杯茶水還是不吝賞賜的。

       讓我始終難以忘懷的，是那次到寫作《愛，是不能忘記的》張潔家裡去送禮。

       從學校到和平里，先拐進一家商店，買兩盒蜂王精，五塊三毛多一盒，加一起，十塊錢多一點。我請售貨員姐姐捆紮實了，找回的零錢和發票掖好，按照門牌號碼，七拐八拐，拐到和平里一棟灰色的樓房跟前，準確無誤摸到了張潔的家裡。

       敲門。一陣窸窣，有腳步聲移近。門開了，一張老太太的臉出現在眼前。

       “您找誰？”老太太說北京話。

       “我找張潔。”我說帶南方口音普通話。

       “張潔她不在家。”老太太說，堵在門口，似乎不太願意放我進去。

       “我，能在這裡，等她，一會兒嗎？” 這時我想張潔小說那個題目，一句話分成幾段，中間加上逗號，適當停頓，有了詩朗誦的效果，語調頓顯輕柔懇切。

       老太太猶豫一下，轉身向屋裡走去。我跟她身後，躡手躡腳，像一隻大的貓。

       走到一張桌子前面，老太太大大咧咧指一下椅子，示意我可以坐在那裡，提起桌上的暖水瓶，倒一杯水，擱在我面前，又坐回桌子旁邊的一張小板凳上。

       我把帶來的兩盒蜂王精放在桌子上，這才注意到，老太太給我開門前，正坐在那裡剝豆子。一顆一顆毛豆從碧綠的豆莢里跳出來，跳進一隻粉色塑料編織框裡。

       我心裡突如其來湧起了感動，想起我自己的母親。眼前這個皮膚白皙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太像我的母親了！

       這樣想着，不知不覺從椅子上移動下來，蹲在老太太身邊，跟着她一起剝毛豆。老太太見狀，起身去到裡屋，拿出另一張小板凳，讓我坐下。

       老太太一邊剝着毛豆一邊跟我聊天，聊張潔小時候的生活，聊北京近十幾年的變化。

       毛豆剝完。老太太把剝好的豆子歸置到一塊兒，送進廚房，回來繼續跟我聊天。

       一個時辰過去，張潔仍然沒有回來。我看看表，想起還有些事情要辦，不能久等下去。

       我對老太太說：“我得走了。這是送給您和張潔的禮物，一點心意，請您收下。”

       老太太看了一眼禮品，說：“嗨，怎麼又是這些東西？昨天剛有人來過，也是送的這些東西。”說着，抬手指了指屋裡的五斗櫥。

       五斗櫥上一袈正在“嘀嗒”行走的台鐘，旁邊整整齊齊摞着一堆吃的用的養生保健的東西，海參，人參，還有五六盒蜂王精，大紅顏色，玻璃紙包裝，跟我送來的禮品一模一樣。

       我有點失魂落魄。《十月》、《收穫》還是《花城》？他們捷足先登，他們和本刊競爭激烈，在國內大型文學期刊里並稱“四大花旦”。

       我，來得，有點，晚了！

       而且，我連自己是幹什麼的，從哪裡來，為什麼來？都沒有向老太太細說 ......

       後來，我辭去編輯部的工作，移居海外，到了一個完全陌生但不需要送禮不需要多少人情關係的地方。

       十幾年之後某一天，我坐在國外某市圖書館的大廳里，翻閱國內最近報紙期刊，讀到著名作家張潔追憶母親的文章：《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該文行雲流水，寄託了作者對母親去世的沉重悼念，十幾萬文字、七十餘幅圖片，詳盡記錄了母親生命中最後的八十多個日夜。與《愛，是不能忘記的》一樣，它講述生命、愛和靈魂的故事刻骨銘心，在讀者中間引起巨大反響。

       我心裡又是一動：那個曾經和我一塊兒剝毛豆的老太太，去了。

       我把這個故事說給一個台灣出來的長輩，他做我的移民經濟擔保人。長輩聽完，沉吟片刻，說台灣從前也這樣，八月十五中秋節送禮，開始在月餅盒裡塞禮品券，後來塞鈔票，再後來，塞金條了。

       長輩問我，大陸有這麼腐敗嗎？

       我搖頭，沒有。

       那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事了。海峽兩岸，恍若隔世，千里之堤，潰於蟻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