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父親和我 九歲那年，祖父去世了。 放學回家，看見父母親端坐屋裡，氣氛異常。父親的眼鏡摘下來，擱在桌子上。 父親近視，給人看病，上課教書，從來離不開那副戴了多年的淺灰色眼鏡。父親戴眼鏡跟他做人一樣，中規中矩，一絲不苟，從來不從鏡框旁邊斜着瞅人。早上起來洗臉，父親把眼鏡摘下來，摺疊一下，兩腿交匯，放在不易讓人碰到的地方。摘下眼鏡，好像摘下面具，父親就變成另外一個人，突然聽見有人推門進來，嚇了一跳，伸手去摸眼鏡，同時迅速轉身。 父親這個轉身有些突兀。他在哭泣，摘下眼鏡擦拭眼淚，兩眼潮紅，氣喘不勻。 母親騰地一下站起來，驚慌擋在我和父親之間。看清不是外人，松出口氣，拉我進了另一個房間。房門掩上，母親悄沒聲地告訴我，你的爺爺昨天去世了！ 我的爺爺！幾十年裡，我一直掂量這幾個字的份量。 頭一次碰到家裡有人去世，經驗不足，反應遲鈍，一點兒都不知道如何悲痛，也不懂得父親幹嗎要那麼悲痛。既然悲痛，何不痛痛快快大哭一場，把心裡的事兒徹底抖落出來呢？ 許多年以後，父親也快要死了，躺在病榻上總結一生，慢慢地將心思透露給我。他一輩子兢兢業業，但受祖父牽連，又有海外關係，經歷複雜，一直被當成異己分子控制使用。他這麼一說，我才知道父親這一輩人活得有多麼沉重和屈辱。 九歲那年還發生了另外一件事。一天下午，我在院子裡玩耍，一輛汽車開過來，停在樓前。車上跳下三五個武裝員警，腰間別着武器，衝進藝術學院宿舍樓里。那個畫畫的教授被帶了出來，武裝警察大聲喝斥，當着院中蹦蹦跳跳兩個幼小女孩的面，給她們的父親上了手銬，拖上汽車絕塵而去。 我跟觸電一樣，心神不定站在那裡，直到父親下了班，戴着那副淺灰色近視眼鏡，慢悠悠地邁着方步，逢人便打客氣的招呼，晃過小橋走近我，問為什麼還不回家，我的那顆心才放了回去。 我很尊重父親，他膽小謹慎，不善言辭，別人說什麼都好，經常被當作白專典型批判，一次次在政治運動中成為驚弓之鳥。為此我得感謝他，感謝他從不血氣方剛，為人謙和，在大風暴刮來的時候苟且偷生，以懦弱給我們這個家換來一個比較平靜和溫暖的生活。父親去世，我在千里之外，當着弱冠的兒子，也是迅速地轉過身去，拼命抑制住山崩地裂般的悲慟，聽任男人的熱淚大滴從臉上流淌下來。 五六歲時住在濟南，父親母親帶我乘夜車沿膠濟鐵路東去，摸回老家，找到一個叫沙梁的鄉下。莫言在《紅高粱》裡寫的就是我們老家那塊兒的故事。進了村，家家戶戶的房子既矮又破，圍在一個個土院子裡。父親當時還在部隊，但他不穿軍裝，和母親低了頭只顧着趕路，不願被路上的鄉親們認出來。 敲開一間小院的門，有人低聲應着，從屋裡直迎出來，母親讓我喊“三叔”。那人把抄在袖子裡的手抽出來，摸在我的腦袋瓜上，冰涼的手掌沒有一點熱氣，連聲說道“好，好，進屋，進屋”。 屋裡很黑，又臭又髒，一屋子嗆人的煙味。祖父半倚在炕上，好似一具骷髏，炕頭放着長長一根煙杆和癟癟一個煙袋。看見我們進屋，祖父掙扎着起身，爆發出劇烈咳嗽，山羊鬍子直打哆嗦。他想下炕，叫人給他穿鞋。父親快步上前，一把接住了他。 我驚愕地站着，不知所以。母親說：“站着幹嗎？叫爺爺啊！” “爺爺！”我低低叫過一聲。 母親說：“這是小三，不懂事，帶過來讓你老人家看看。” 祖父的老臉上淌下鼻涕和眼淚，顫抖着手向我伸過來。 我不由自主往後退縮。母親喝道：“磕頭，還不給爺爺磕頭！” 我哪裡懂得下跪磕頭，倔倔地站着，膝蓋不打一個彎兒。母親賞了我一耳刮子，打得我牙花子生疼。祖父連聲說算了算了，不磕頭不磕頭，別讓孩子犯難。母親朝我一瞪眼睛，什麼東西，還不快滾！ 祖父又說不打不打，三叔把我往外面支楞，帶我來到院子裡，趴在一棵老槐樹下面看螞蟻打架。等了半個多時辰，母親先行出來，留下父親一個人在屋子裡跟祖父說話。 我繼續趴在地上看螞蟻打架。母親走過來，摸着我臉看打腫了沒有。 過一會兒，螞蟻的架打完了，父親的話也說完了，由三叔和四叔陪着從屋裡退了出來。 三叔相貌清秀，說話做事透着周到機靈，六零年鬧饑荒時餓死了。四叔比他們差不少歲數，比我只大十幾歲，在縣裡念中學。他們都跟父親長得不像。後來母親告訴我，除了二叔，他們跟父親不是從一個女人的肚子裡生出來的。祖父開過小油作坊，生意好的時候，討過兩房小老婆，生意敗落，小老婆們丟下男人和孩子，跟着有錢的人跑了。 母親還拿出來過一張照片，祖父安坐當中，身邊坐了三個難看的女人，其餘的人都站在旁邊和身後。這一大家子人土洋結合。父親跟二叔從日本留學回來，西裝領帶，神氣活現。母親一襲旗袍，端重大方。祖父和他的三個女人、其餘的叔叔和姑姑們，穿着中國北方農村印花土布袍衫，有的腿上還扎了綁帶，女人們頭上一律盤髻。長槍短炮，花花綠綠，義和團不像義和團，叫花子不是叫花子。 父親那次回鄉，大概是給祖父偷偷送錢去的。父親在家鄉出名的孝順，老大，從小不干農活，書卻讀得好，縣中學聯考回回第一。後來進入北大，書仍然讀得好，被國民政府保送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學醫，隨後又把二叔接出去念農學。父親三十歲回國做了教授，給國民政府高層和文化名人看病。1949年青島局勢緊張，國民政府敗退之前送來去台灣的船票，共產黨也派人找他。父親想想，國民黨腐敗，共產黨廉潔，決定留下來參加共產黨的軍隊。祖父不願瞎了那兩張船票，讓二叔帶上二嬸跑了。 二叔和二嬸跑到台灣，後來又跑到加拿大，成了我們的海外關係。 父親為什麼要偷偷摸摸給祖父送錢？祖父過世，父親為什麼要偷偷摸摸地抹淚？這個問題困惑了我一輩子。老一輩人一直偷偷摸摸地活着。 父親去世以後，膠東老家找到在加拿大農業部供職的二叔，寫信給他，說縣裡要出一部地方志，父親和他做為當地文化名人要被寫進書裡。鹹魚翻身，祖父跟着搖身一變，從一個猥瑣破落的鄉村小地主小工商業者，肉眼可見地進步成李鼎銘先生(*1)那類受人尊敬的愛國民主人士。 二叔很拿這當回事，特地把我叫過去商量。我看完信，隨手扔在旁邊，說一錢不值，跟擦屁股紙一樣，很可能跟着就會向你索要贊助，最好贊助他們美金或者加元。 二叔狐疑，不完全信，給老家寫了封措辭謹慎的回信。老家再給他來信，果然提出贊助問題，不多，一萬美金。 二叔說：“操！有這樣向人要錢的嗎？” 二叔跟父親一樣，有時也會蹦出個把膠東方言。這個“操”字，鄉音醇厚，如同一壺釀了多年的老酒。 “這些年我可沒少寄美金給你爺爺，每月一百二百，不像你父親，大教授當着，一毛不拔，不管你爺爺。” 二叔也是一個孝子，說着說着，說到了父親的身上，對父親不能照顧好祖父耿耿於懷。我不做辯解，由他數落。他說得沒錯，句句在理，照顧老人，無論做人還是做事，都是最起碼的道理。解釋了沒用，他不知道過去大陸生活的環境有多麼不容易。那一年，他拿着父親讓給他去往台灣的兩張船票，拍拍屁股走人，把麻煩很多的海外關係都給我們留下了...... 習總書記讓我們講好中國故事。祖父、父親和我正是三代中國人的故事。寫到這裡，我真想罵人，字正腔圓也說一句：操！ (*1) 李鼎銘，陝西米脂人，當地著名鄉紳，熱心教育事業，開辦醫館 。抗戰時期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提出了“精兵簡政”倡議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裡稱其為開明的黨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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