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我的“信仰崩塌”经历（一） 作者：编程随心 这是一篇写于一年多以前的旧文，现在重新贴出来，纪念八九六四民主运动３４周年。 按照我的理解，“信仰崩塌”是指自己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突然发生的事件中受到极度的冲击或毁灭，由此产生了若干种负面情绪的过程。 我的“信仰崩塌”发生过几次，基本都是对于这个国家、政党、军队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的破灭，故事有点儿长，我就慢慢回忆、按照时间顺序慢慢写几个帖子吧。 １９８９年４月到６月，北京发生了学生为主体的公开抗议和被血腥镇压的事件，当时是北京某大学学生的我，自然也参加了这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我已经从天安门广场返回家中，正在休整。从下午开始，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所有的电台、电视台逐渐中断了所有节目，只播放戒严公告，以及北京戒严指挥部劝导北京市民留在家中，不要上街的公告。我万分担心留在广场的同学们，但什么都做不了——家里距离市区太远，没有交通工具。 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不知道天安门广场会发生什么。那时候没有什么消息传递的渠道，虽然大家知道电台和电视台里面说的都是假话和废话，但有消息总比没有消息强，哪怕是假的：在我的家里，电视就这么一直是开着的，只是没有音量；收音机音量调到很小，放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晚饭以后，街坊邻居在屋子外面的道路上三三两两地聚众聊天，传递消息，但谁也没有心情聊什么，基本上就是说几句话，然后就散开，把自己听到的消息扩散出去，所有人都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们担心不已。 晚上九点多钟，爸爸的一个同事来到我家，在门口说了几句话就匆匆走了，爸爸神情严肃地回来告诉我和妈妈：接到电话，消息确切——城里开枪了！但是传递消息的人也不知道实际情况如何，只是住在长安街延长线附近，听到了断断续续的枪声。爸爸妈妈都是老“运动员”了，他们再三提醒我：不准离开家；不要打电话给同学们；不要和家庭以外的人讨论这件事情——现在不知道这件事情如何定性，所有参与者（主要是大学生和其他上街游行的北京市民，以及上街阻拦军车的人们）会受到哪一种惩罚。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一定非常庆幸自己的儿子侥幸躲过了第一劫，没有在广场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而他们也不会夜不能寐地担心我的安危。 我心中万分焦急，呆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走来走去，不知道做些什么：想写点儿东西记录一下自己的心情吧，但又不知道写一些什么。无奈之下，我翻出了大学班级的同学名单（通讯录），在纸上一个一个地抄写他们的名字：一张张熟悉的面庞浮现在脑海中，他们的笑容、动作、生活习惯，是如此地清晰地浮现。我所在的大学全体学生都住校，宿舍按照班级分配，都挨在一起（呃，女同学在女生宿舍楼），大家在一起学习、参加集体活动、晚上宿舍夜谈，几年的共同的生活下来，不知不觉中，我已经把他们当作了家庭成员。也不知道以后是否还能和他们再次相见？到时候会少了谁？——这次学生运动并没有人组织，同学们在广场上全凭热情，呆不住了就回家休整，休息好了就回广场继续抗议，所以我也不知道哪几位同学当时在广场面对这生死考验。抄着抄着，眼泪逐渐模糊了视野，劈里啪啦地落在纸上。 是谁，下了这个该死的开枪命令？怎么可以用人民军队射杀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连国民党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共产党怎么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做？这个“人民政府”还是代表人民的政府吗？毛主席说过：“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北京大学学生在广场拉的横幅）。 人民子弟兵来自人民，怎么可以把枪口对准老百姓？在受调进京的戒严部队里面，有若干和我们在军训中结成友谊的班长和排长们，在他们被北京市民围堵在六里桥的时候，我们还曾经给他们送过水和食物（因为他们有命令，保持建制不能下军用卡车）。那时候的北京市民素质可真高呀：他们知道这些士兵并不知道民众抗议的真相，给这些被堵在军车上的当兵的讲解事情的来龙去脉，送水送吃的给他们。那今天晚上，在他们向人群射击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枪口有没有抬高一寸？ 无数念头纷至沓来，我一会儿想：也许事情没有那么糟糕，开枪只是对天鸣枪示警。一会儿又在想：广场上面无遮无拦，这一发子弹过去能至少击中两人，武器弹药充足的部队射击老百姓，现在广场上还有活人吗？ 睡不着觉的我，只好打开收音机，调到短波频段，一点一点地搜索国外的电台：其实我当时不怎么收听“敌台”，因为当时的新闻管控没有那么严格：国内的事情自以为都知道；国外的大事情国内都有报道，CNN之类的外国新闻台以及HBO电影频道在涉外的饭店里面都能看到。可在当时的环境下，收听国外电台成了我的唯一独立获取新闻的途径。怎可惜共产党比我更清楚这些，当晚的无线电干扰火力全开，没有任何一个电台能清晰的收听：美国的美国之音，苏联的塔斯社（记不清台名了），台湾的对大陆广播，通通地被滋滋啦啦的噪声所掩盖。这帮狗日的！我只好气哼哼地躺回床上，在床上胡思乱想，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早晨起来，戒严指挥部宣布：成功“收复”天安门广场，期间没有人员伤亡！这是骗谁呢？！爸爸妈妈出去上班（因为没有接到停工通知）。我继续守在家里看电视，那时候大部分人家里都没有固定电话，手机更是天方夜谭。但是父母单位里面有电话呀，虽然他们知道电话一定会被监听，但传递个伤亡数字还是小意思：都是在文革期间的高压统治下过来的，通话双方心知肚明的暗号根本就不需要事先约定！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爸爸妈妈开始交流：在北京海淀区的这个关联单位有几个人牺牲，有几个人受伤，有几个人失踪；那个某某某单位有什么多少多少人出状况；谁谁谁的家里死了人，可根本不敢声张。 在吃饭的时候，虽然他们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情绪，但我知道他们心里一定和我一样，充满了悲愤：这个国家这个党，怎么变成了这个鬼样子？！对于我参加学生运动，父母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我知道他们是支持我的——这个国家需要改变，社会不公需要被纠正，而我上街游行，就是代表他们发出民众的声音。每次我出发去广场，包里总是装满了吃的喝的——广场上的战友们非常辛苦，在抗议后期全靠市民送捐款送饭支持，我带去的馒头包子烙饼之类的都是妈妈做的。 晚上吃饭的时候，照例把电视调到六频道看六点半的北京新闻，新闻中拍摄了“收复”后的天安们广场的样子，我睁大了眼睛，仔仔细细地寻找任何伤亡的证据，当然，电视画面经过了仔细的审查，里面没有任何血迹。不过在镜头扫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底座的时候，上面的几个弹孔清晰可见！后来再看重播，这些弹孔的画面就被删除了，但是所有看电视的北京人都看到了这一幕！现在想来，应该是在北京电视台的某几位义士特意放给大家看的，事后恐怕会受到处分。 在那个时候，整个北京的市民都充满了愤懑的心情，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政府偏偏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把动乱和暴乱的帽子扣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头上！这些支持学生的人，也包括在报纸、电台、电视台、公安甚至国安领域工作的北京人，我认识的一些人在当时愤而退出了共产党。很多年以后，我看过某人写的回忆文章，当时他为在京的外国媒体工作，帮助他们将拍摄六四的原版录像带在六四那天白天从北京饭店送到首都机场，然后随便托一个面善但不相识的人将录像带带往香港（他们内部术语叫“放信鸽”）。他在出北京饭店的时候受到了国安人员的目视检查，但被放行了。从他描述的情况看，当时国安人员应该知道他可能是干什么的，但并没有检查他，而是放行，这其实这就是想让全世界知道，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六四到复课的这一段时间，是我人生中非常灰暗的一段时间：虽然知道自己看不到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但从小被洗脑的我当时依然坚信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和未来，需要献出自己的一切让这个国家和人民过得更加美好。但铁一样的事实教育了我——你为这个国家更加美好而上街奔走，迎接你的却是扑面而来的子弹！从此我再也没有了报效祖国的念头，对“人民子弟兵”也是远远地避开。其实那时候的反思依然是单纯和朴素的，由于没有更多的信息和资料来源，我对共产党本质和他们统治的国家的方式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其实共产党对掌握政权的决心是极度疯狂的，只要有一丁点威胁到它政权的可能性，它就一定会把苗头扼杀掉，即使搭上千万条性命也在所不惜！之所以民众和平示威能持续两个月时间，那是因为中共在高层内斗。所以和平示威的民众的结局早已经注定，即使当时学生和市民在抗议中期撤出天安门广场，他们依然会被共产党秋后算账，等待他们的恐怕依然是不怎么好的结局。 多年以后，为了查找六四的资料，我通过谷歌找到了“编程随想”的博客，并在此受到了更多的教育，了解了更多的有关国家、政党、军队的知识，以及这帮红色权贵统治中国的内幕。“编程随想”已经把六四事件的过程梳理了一半，可惜未能及时完成，其他完整描述六四事件的来源，可以参考维基百科条目。 六四事件结束，大学复课以后，我终于知道全班近三十名同学都全须全影地活着，没有人牺牲，没有人受伤，后来也没有人被因为暴乱而受到刑事处分，大家平平安安地一起走到了毕业的那一天。但是其中的几名同学真的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延长线上接受了生死考验，可惜他们的故事至少在系里面广为人知，如果我写出来恐怕会暴露他们的身份，等有时间我给虚化一下，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给大家看。 共产党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抹除六四事件，试图修改全体民众的历史记忆，当时的高层领导也不断地出回忆录试图撇清自己的责任。但这段历史不应该被忘记，总有一天六四会得到平反，共产党和手上沾有和平示威民众鲜血的杀人凶手也必然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一部分结束 本文作者编程随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