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闯荡宁沪

清末民初，在专制皇权大厦坍塌引发的剧烈的社会大动荡中，“救国”是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政治救国，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等社会思潮各领风骚，吸引着形形色色的青年才俊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父亲从来没有和我们谈过他青年时代的理想与奋斗，也没留下写着片语只言的文字。只有在他去世之后，我们根据长辈亲友在和我们閒谈时透露的信息，再根据父亲讲叙的只言片语象拼图一样拚凑出他青年时代的生命轨迹。

他肯定没有政治救国的抱负。当时北洋政府的政府首脑像走马灯似地“你方唱罢我登场”；孙中山为再造共和在广州“联俄联共”、招兵买马。我曾经寄养过的黄家干爹与父亲年龄相仿，他年轻时从贵州西部山沟里的家乡“平坝”跑到广州，进了黄埔军校。后来成为抗战时国军某骑兵独立旅的少将旅长，再后来在北京磨豆浆、卖豆付，再后来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打个半死赶回了平坝老家。父亲也没有像我儿子的外公那样，扔下锄头、当兵吃粮，跟随彭德怀在平江起义，从此投身赤色革命，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作为九死一生的胜利者进了北京，当了京城某科研机关的党委书记。终其一生，父亲也没有搞懂什么是政治，或者说在政治方面他始终是“迟钝”的。否则，他不会在1957年末反右运动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还跳出来给教育部长写信，为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同事鸣冤。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在49年之前曾担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辕驻北平办事处少校文书的“历史污点”；完全不明白自己在新社会永远是贴着标签的异己分子；完全不顾及自己只是个代课的临时工，学校的反右运动本来与他没有任何瓜葛；他也完全想不到他虽然因为是体制外的临时工“不配”占单位的名额当右派，但无产阶级专政的“恢恢天网”是不会放过他的。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1958年结结实实地扣在了他的头上，因言获罪的他不仅丢了饭碗，还因此被永远地打入了“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另册，直到生命的尽头。

他不可能选择“科技救国”的道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里就找不出科技的因子，五四运动前的中国人根本不知科技为何物。甚至连“科技”这个词儿都是二十世纪之后从日本“出口转内销”的日文外来语。这样的日本外来语海了去了，比如物理原来不叫“物理”，叫“格物”，后来才引进了日本的汉字表达，改称“物理”。建造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是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像他那样能在19世纪赴美留学的幼童全中国只有三十几个，真能学成回国有所贡献的只有三、五人。父亲的启蒙读物是四书五经，大学学的是欧美的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跟科技实在不沾边。他的DNA里没有发明创造的基因，让他像同辈人李四光那样“科技救国”，无异于赶鸭子上架。

他也不会被“实业救国”的口号所吸引。因为“实业救国”的口号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实业就是做实事，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创造就业，服务社会。实业跟民生息息相关，跟“救国”不搭界。实业救不了国，国家的命运永远被政治家所左右；如果中国的实业家以为自己的能耐大了就可以越界政治，指点江山，救民于水火，那就注定会碰个头破血流。被誉为中国船王的企业家卢作孚曾经是“实业救国”的一面旗帜，在抗战初期的危急关头，他以一已之力率民生公司船队实施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为国家民族作出了卓越贡献。抗战胜利，内战再起，政权更迭。在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关头，卢作孚选择了共产党。他拒绝去台湾，1950年毅然率领公司船队从香港返回内地。此后，他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甚至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然而过了不到两年，三五反运动还没开始，卢作孚就因为不堪形形色色的压力，在重庆家中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28年后的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作孚平反昭雪，作出的结论是：“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卢作孚的命运是二十世纪中国实业家整体命运的缩影。一九五二年，规模空前的“五反”运动在中国启动。“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第一场短兵相接的政治清算。收拾农村地主阶级的土改经验被推广到城市。政府抽调城市干部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组成“五反”工作队，经短期培训，进驻私营工厂、商店，发动群众，严打严查资本家的不法罪行。仅上海一地，这样的五反工作队就有一千多个。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跳楼、投江、上吊、服毒等各种样式的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千人以上，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街头巷尾每天都有资本家自杀身亡的消息在传说。为防止自杀风潮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的楼顶派上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派兵巡逻；黄浦江口岸偏僻之处有解放军值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靠近江边。面对如此情景，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用他的四川乡音不解地说：“搞不懂嘛，为什么那么许多资产阶级，宁可跳楼也不肯坦白？！”据说，当时陈毅会经常问他的秘书：“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当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走笔到此，忽然想到：在这些‘空降兵’当中，又有多少个五四时代矢志‘实业救国’的热血青年？

     岁月递邅，半个世纪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企业家当中又出现了不少愿意效仿卢作孚，越界政治，指点“朝政”的人。时光荏苒，又过去了二十年，他们要么已经进了班房，要么就是走在通往班房的路上。

做实业需要勤奋，更需要天分（商业头脑）。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样条件，父亲都不具备。他甚至连做实业的兴趣都不曾有过。如果有，我们的爷爷奶奶一定会拍着手儿乐，因为家里的小商业实体正愁着没人“接班”呢。小商店也是商业企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如果一百年前父亲能从一个实体店起步，发展联锁经营，那绝对是领先全球的超前意识。1930年8月，世界上第一家联锁店在纽约皇后区开张。半个世纪之后的1981年，中国内地第一家联锁超市“广州友谊超市”正式对外营业。一种全新的购物方式提升了地球人的生活品质，成就了N多个世界五百强。这是题外话。

在家境比较优渥的原生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比较自由、率性，父亲应该也不会例外。有“恋母情结”的孩子一般都比较乐观、开朗、有点小任性 喜欢随意而安；这些，也能从父亲的性格中发现端倪。

父亲踌躇满志地离开家乡后抵达的第一站是上海。凭着年轻，有知识和文思敏捷的优势；他做过律师，出庭为委托人争取权益；当过记者，眼疾手快抢新闻。一个来自外省的小年轻，在没有任何背景也不投靠任何政治势力，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干着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并且在大上海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父亲在上海、南京闯荡了十多年，从“五四运动”到“七七事变”，那是他职业生涯的黄金时间，也是他生命的黄金时段。我想父亲在那个年代是惬意的、自由的、踌躇满志的。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父亲在当时即便谈不上出类拔萃，也应该不会是一个平庸之辈。然而，他没有留下与这个时期有关的任何文字，比如日记、书信或文稿。后来也不愿跟我们谈及当年的往事。那十多年中国经历了北洋政府的破产、瘫痪，到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后的攘外安内、励精图治。外敌步步紧逼，内患此起彼伏。父亲不是弄潮儿，但也不是旁观者。他是局中人，是参予者，是见证人。虽然他无党无派，对政治不感兴趣，可他干的职业就是“政治”。他服务过哪家新闻机构？是否报道过重大新闻事件？是否与别的律师合伙办过律师事务所？是否代理过比较有社会影响的案件？身处风云激荡的年代，他一定有自己的苦乐，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看法。但这些都被他自己带走了。我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度过了自己的成长期，那时只想着和父亲划清界限，连在街上走个对脸都避之唯恐不及，哪里会想到问他什么陈年旧事？五十年过去了，我只能凭多年前长辈亲友关于父亲年轻时代一鳞半爪的描绘，拚凑出朦胧的印象：当时父亲在上海的事业干得有声有色，家乡安庆比他年轻的亲友还记得，在大上海闯荡江湖的邵家二少爷虽然谈不上发家致富、耀祖光宗，但见多识广的谈吐和潇洒的风度总会让家乡一起长大的伙伴眼前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