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背影

                 邵晓龙

                     写在前面的话

      之一：慈母仙逝十年，天人永隔，隔不断儿女无尽的思念。年初，84岁的大姐提议我们姐弟几个动笔写下各自心中的母亲，放到云端做一个永恒的纪念。我深以为然。家族叙事没有正史的重量，却有着正史没有的真实、生动与温度。回忆是温暖的，也有泪水和心痛，经过了几个月的辗转反侧，夜不成寐，久疏文墨的我终于完成了献给母亲的文字：《妈妈是天上最亮的那颗星》。

之二 ：回溯慈母的生平，父亲的身影总在脑海中时隐时现。我生也晚，从记事起，“家”就被一贫如洗的匮乏和如影相随的歧视所围绕。我三岁那年（1958年），父亲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判管制三年（管制是中国刑法中的一种最轻的刑罚。案犯不用关押，但限制其自由，由公安机关和社区群众监督改造），同时还失去了在教师进修学院的代课教师工作。面对一家老少七口无米下锅的生存困境，父亲每天承受的压力得有多大？所以，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和已经年迈的父亲实在是没有过什么温暖的亲子互动。长大成人、特别是自己也做了父亲之后，常常感念父母在那样一个极端困苦、极端压抑的境况中，拚尽全力把我们几个孩子拉扯着养育成人；同时也有过困惑：即无论日子过得多么艰难，母亲与年长她十七岁的老伴 ——我的父亲从来没有绊过嘴，没有红过脸，甚至从不在儿女面前大声地讨论生计的艰难。他们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从1930年代的全民抗击日寇的战乱到1970年代全民“造反”的动乱，拉扯着五个儿女，在苦难中踉跄前行，互相搀扶、互相支撑了四十年。

撰写怀念母亲的文章，追忆母亲一生的足迹，我忽然有一种顿悟：作为上个世纪上半叶占中国人口比例极少数的知识女性，母亲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家人的吃饱穿暖；以她老人家的学识和素养，她更需要精神世界的安全与充实。

父亲后半生沦为政治贱民，空有满腹才学，却得不到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工作，到最后只能靠沿街叫卖和捡拾废品谋生，成了当代“灵活就业”和“地摊经济”的“先驱”。我至今还记得他在叫卖冰棍儿时吆喝的那两嗓子自创的京城“冰棍儿小调”，如果当时能有智能手机拿来录像，放到今天的“抖音”上，也是具有历史认知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后辈看来，父亲当时那种苦中作乐的自我陶醉和那种贫贱不能移的“穷欢乐”很像一个现实版的“济公活佛”，在化解自己痛苦的同时也幽默了众生。

大姐曾说：这个家能一直坚持着不散架，就得益于父亲的乐观天性伴随着母亲的坚韧。父亲母亲用自己勤劳、善良、诚实、正直的人格，激励我们姐弟五个和命运抗争，不服输、不放弃、最终都能在逆境中学有所成。母亲自己也跟着大姐“润”（RUN）到美国，得享平静幸福的晚年。坊间有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少年夫妻老来伴”。这句话用在我的父亲母亲身上也是合适的。父亲在屈辱与贫穷的重压下，表现出来的那种与生俱来、特立独行的乐观与豁达，无形中成了母亲的靠山和精神支柱。父亲其实是矗立在母亲心中的一座别人看不见的山。虽然父亲在动乱中早早地辞世，但我相信，父亲的在天之灵一直在冥冥中护佑着母亲，陪伴着母亲。现在，我比以前更深地理解了他们，也因此更深地怀念他们，感恩他们。

               一、从安庆出发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在安庆怀宁出生的父亲应该算二十世纪的同龄人。二十世纪的人类多灾多难，破天荒的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数以亿计的生灵涂炭。中国呢？惊涛拍岸，内忧外患，一百年都不得消停。父亲在战乱与动荡中走过一生，多灾多难的年代决定了他多舛的宿命。但上个世纪中国发生的所有重大的灾难与动荡，包括外敌入侵、江山易帜以及文革浩劫，都没能把他击倒，让他沉沦。他以自己特有的“认命而不认输”的乐观主义直面苦难、化解压力，这应该既是天性的流露，也是环境的逼迫吧。     

　　 安庆坐落在八百里皖江之滨，是安徽当时的首府，也是近代政治风云际会的舞台。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策划反清武装起义。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打响了反清革命的第一枪。起义失败，徐锡麟、秋瑾英勇就义，全国震动。作为后辈，我无法揣测那场轰轰烈烈的事变对当时9岁的父亲有过怎样的震撼。但事变在中国引发的后续反应却和父亲的命运发生了密切的关联。第二年（公元1908年），迫于压力，内外交困的大清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十年后实行立宪”。作为预备立宪的配套措施，直隶、安徽等省率先组建官办的“省立法政学堂”，为中国未来的“行宪”培养专才。三年后，辛亥革命暴发，清王朝垮台。安徽“省立法政学堂”在民国初年几经併撤、在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更名为“省立高等法律专门学校”，招收新式中等学校的毕业生。校内预科、本科的组成及科目的设置与日本的法政专门学校基本相同，是安徽省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次年，父亲成了这所“省立高等法律专门学校”的学生。

法律在当时是新学，也是显学。虽然当时绝大多数的国人不知道“宪法政治”为何物，（现在知道的也不多）；虽然“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的现代法制观念在中国至今也不曾深入人心。但在民初那个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群雄并起、群英纷争的“北洋乱世”，却出现了近代中国思想界难得一见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成就了诸多承上启下、名垂青史的大师。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在北京横空出世（几年后陈参予创建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第一任总书记），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开宗明义地说：“国人欲摆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族，则急起直追，当经科学与人权并重。”他给人权下的定义是：“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解放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力，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新青年》吹响了新文化运动暨启蒙运动的集结号。两年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博士的胡适应陈独秀之邀从美国“海归”到北大当教授。三年后，湖南的师范毕业生毛泽东也到了北京，托他岳父的关系，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了半年助理馆员。

父亲在清末民初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度过了自己的成长期和青春期，他的观念、他的行为习惯不可能没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旧学、新学和五花八门的社会思潮影响着他、塑造着他。

攻读法律无疑是父亲自己的选择，而不会是爷爷的越俎代庖。我没有见过爷爷，我的大伯母说过（她在爷爷身边侍奉了近五十年）：爷爷是个特别亲切随和的人。做生意老实厚道，童叟无欺，坊间口碑特好。既然爷爷在当时能容忍大儿子(父亲唯一的哥哥、我的伯父）把妻子和幼子丢在家里，自己去北京闯荡。就不大可能做出干涉小儿子求学的事情。父亲的旧学功底很深，他和我们谈话时，孔孟的“圣人之言”经常脱口而出。但回头看看父亲一生走过的路和他有过的坚持，发现“个性之解放发展、法律之前的个人平等”才是他终生不变的向往。

我想，父亲选择修读法学，就是相信宪法政治是国家强大、人民幸福的根本。小时候，我曾经在他保存的旧书中翻到过一本介绍美国的民国版书籍的残本。我当时识字不多，随便翻了翻，只记得在扉页上写着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名字的地方用毛笔小楷划线并注了一行小字“真伟人也”。可见，他对华盛顿早就怀有那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景仰。

华盛顿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外国政治家。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任闽浙总督和总理衙门大臣的徐继畬就在他记述西方诸国的《瀛寰志略》一书中盛赞美国的国政民风之美。徐继畬是中国最早的“中式民主主义者”，他评价美国的共和制是：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对于华盛顿本人，他更是大加赞赏：“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上面这段话后来被刻成石碑，作为大清国宁波府1864年赠给美国人民的礼物，镶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最高的建筑物——华盛顿纪念碑上，是纪念碑上唯一的中文石碑。在徐继畬眼里，美国的共和制是真正贯彻了传统儒家“天下为公”的理念，而创立这一制度的华盛顿更是堪比周公、孔子的西方第一圣人，也是开创“公器付之公论”的异议政体的世界第一伟人。和今天还在期盼圣主、明君、救星、领袖的国人相比，徐继畬的认知超前了近两个世纪。

美洲大陆被欧洲的探险家发现之后，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受到迫害的欧洲新教徒（主要是英国清教徒）前仆后继地移民北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在乔治·华盛顿的带领下，北美英属殖民地的人民在反抗宗主国英国的独立战争中赢得胜利。由13块英国殖民地联合组成的新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宣告诞生，英国国王的统治权被废黜。大家拥戴华盛顿做新国家的国王，这是“循世及之规”的舆情、民意，却被他断然拒绝。作为殖民地联军的总司令，他遣散军队、解甲归田、回到家乡继续做他的农场主去了。此后几年，美利坚合众国曾短暂地处于没有国家元首，也没有能有效施政的联邦政府的状态。于是，历史给了这块美洲土地上的清教徒精英们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实现“上帝在人间的目标”，建造一个全面超越旧世界的的“山巅之城”。（“山巅之城”一词出自《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山巅之城’就是激励清教徒用自己让世人看得见的德行，给世人做出榜样的意思。）

1787年5月，美利坚合众国制宪会议在费城举行。乔治·华盛顿受代表们推举来主持这个会议。来自十三州的55名代表在会场认真地争吵了3个多月直到9月17日（美国宪法日），他们谁都不曾想到，他们正在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实验。他们正在创造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主权在民的社会治理模式；一个“开天辟地”的、崭新的现代政治文明将因他们的“争吵”而诞生。

我们习惯于把人类有文字记录的信史称为文明史，其实呢，人类走出丛林后从来没有停止过自相残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始终左右着人类的行为和命运，古代史如此，近、现代史也是如此（最远的大约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共工与颛顼争帝”，失败的共工绝望地头撞不周山，把天撞塌了一角。最近的则是正在进行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这场战争正在把世界拖进经济衰退的深渊、拖到核战争的边缘）。而美国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呢，在二百年前（中国的乾隆年间）就要挑战人类亘古不变的社会“丛林法则”，并且反其道而行之！作为胜利者的代表，制宪会议的代表们没有像以往所有国家改朝换代时的胜利者那样“赢家通吃”，谋划着怎样垄断权力，怎样压榨人民；怎样名正言顺地剥夺失败者的生命和财富；怎样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传之万世。他们最为关心并且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应该制定怎样的契约，才能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平等的尊严和权力不被他人特别是政府所侵犯。他们一心一意想的是：从所有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实际需要出发，设计出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确保人们不被自己让渡出部分权利所孵化的公权力所反噬。美国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对人性的洞察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会议代表、宪法的撰稿人之一詹姆斯.麦迪逊（美国的第四任总统）说的很明白：“如果人都是天使，那么我们连政府都不需要；如果我们的官员都是天使，那么我们也不需要在政府设计中加入种种的内外制衡。”美国独立运动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说的更直白：“政府哪怕是在最好的状态中，也不过是个不得不接受的魔鬼。而在最坏的状态下，则是难以忍受的魔鬼。”于是，以限制“人性恶”为目标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费城诞生了。它奠定了美国政治制度“三权分立、宪法至上、人人平等”的法律基础。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划时代的“主权在民”的国家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已经高度成熟的欧洲文明，特别是那个早在13世纪就以“王在法下”的“大宪章”约束君权的英国法制传统在美洲落地生根之后结出的硕果。

人类从部落聚合成国家之后，几大文明古国陆续发明了文字，记录了所有前现代国家的“文明史”。在前现代的历史叙述中。所有国家其实都不过是人类在弱肉强食、打打杀杀的“丛林竞争”中胜出的王者用武力夺取，再用武力加以控制的地盘。国家也因此成了王者的私产，包括供他们奴役、盘剥的臣民。国家的设立和运转都是以帝王个人及其家族的利益为核心，为帝王个人的意志所左右。东、西、南、北、中，帝王是主宰一切的，帝王的权力从来不受任何制约，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说：“朕即国家”！

美国宪法把以往的“国家”概念来了个底儿朝上的巅覆；给了“国家”一个崭新的、文明的，反“丛林法则”的，因而也是“现代”的诠释：国家不是统治者的私产。国家是生活在历史形成的国家疆域内（如北美13州）的人们基于某种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利益（主要是安全保障和协调经济发展）所结合成的社会共同体。国家存在的的唯一理由就是保障公民个人的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受侵犯；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人民提供保障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公共服务。

美国宪法的序言只有一句话：“我们合众国人民（We the people），为建立更完善的联盟，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We the people！我们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美国，人人生而平等。平等和民主，是这个新国家建立的基石。“以人为本、拿人当人”，还是“以权力为本，只拿自己当人，不拿别人当人”，是民主和极权的分野，也是文明和野蛮的分野。美国的宪法二百多年没改过一个字，弱小的美国也逐渐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成了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也是最吸引人、最富创新活力的国度。用全球性和大历史的视野看美国的崛起，你就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民主本身就是生产力，就是人民幸福、国家强大的制度保障。

华盛顿在1789年经过选举团投票全票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总统）。四年后，尽管华盛顿相当不情愿，他还是被选为第二任总统。两届总统任期届满后，华盛顿坚决拒绝连选连任，他说：“我走在尚未踏实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为将可能成为以后历届总统的先例。”他苦口婆心地向拥戴他的美国人民解释：“你们再继续选我做总统，美国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了。”华盛顿是只做不说的“行为艺术家”。他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也没有留下任何豪言壮语。华盛顿在费城主持制宪会议时总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用他的威望维持会议的秩序，让代表们能专注于讨论问题而不是关注他本人的立场和态度。他凭着自己的洞察力，看准了就做。他坚信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没有任何人可以在美国凭着暴力、或只因为“血统纯正”就可以垄断权力的继承。

华盛顿对人性的理解特别透彻。他知道人的七情六欲中权力欲是社会性危害最大的“动物性欲望”，是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曾领略过的春药，毒品和致幻剂。华盛顿之前和他之后的人类历史证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长期把持权力必然会损害当权者本人的智力，摧毁当权者原本正常的思维逻辑、情绪管理及更重要的认知能力。当权者一旦变身独裁者，其愚蠢、邪恶与疯狂都将是无止境的，对人类的危害也将是难以防范、难以遏阻的，因为你永远无法预测一个疯子握有绝对权力时会做干出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儿。很不幸，二十世纪的人类（包括中国人）付出了相当惨痛的代价之后才开始明白华盛顿早就提醒过人类的、如此浅显的道理。

限制当权者的任期就是对人性恶的防范，而当时制定美国宪法的精英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任期是一个问题。但华盛顿在实践中感觉到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并且用拒绝连任和有条不紊地和平移交最高权力的行动、为解决这个问题贡献了自己的方案。总统是代表国家执行公权力的首席执行官，任期制是为防范总统个人权力欲膨胀所设的时间控制阀，是确保国家公权力失序时能及时纠错的制度性保障。任期制是人类自有文明史以来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制度设计！这是华盛顿个人的超凡创举，是华盛顿对人类进步事业的杰出贡献！

二百多年过去，任期制已经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标配！也是检验民主制度真伪的试金石！任何“民主政治”，一旦没有了任期限制，那就一定会蜕变为假民主、真独裁的法西斯！如果这个独裁者是通过民主程序上台并且在开头几年的施政成绩特别“靓丽”、那么当他变身独裁者之后，他的能力和执念对人类的祸害将会大的难以想象，难以置信。这样的典型有两个，一个是二十世纪德国的希特勒，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恥辱柱上；另一个是二十一世纪俄罗斯的普京，正以独裁者特有的疯狂和执拗绑架着俄罗斯向着末路狂奔，戕害着欧洲和整个世界。多行不义必自毙，他的下场和希特勒不会有两样！

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废黜专制王权，实现“主权在民”的国家。美国有华盛顿这样德才兼备的人作为第一任总统是幸运的。它颠覆了人类自有文字以来如天经地义般存在的王权世袭的专制模式，“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或者如徐继畬所说：“创古今未有之局”。（在我们从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个词组一直是形容苏俄“十月革命”的专用词组。这个关于历史的弥天大谎终于被历史啪啪打脸。现在的俄罗斯，“十月革命”被正名为“十月政变”）美国宪法的签署意味着现代政治文明蕴育成型。标志着人类从此步入了由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艰难转型。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在立宪之后的160多年一直都是未写进宪法的“萧规曹随”。直到1947年3月21日由美国国会批准了美国宪法第二十二修正案，并于1951年2月27日得到多数州的批准生效，才使华盛顿的创举正式成为美国联邦宪法的法条。

美国宪法诞生两百多年了，目前，在全球192个公认的国家中，民主国家已经由当年的1个发展到123个。此道不孤，民主转型的世界大潮浩浩荡荡；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几个专制的极权国家总要喊几句民主的口号，贴几张民主的标签给自己作包装了。  

华盛顿拒当国王和拒绝连任第三届总统的“政治行为艺术”让民主在美国扎根，并逐渐培育了稳定有效的权力交接模式和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文化心理。华盛顿用他自己做而不述的“行为艺术”为人类跨入现代文明做出了独一无二的、无人能与之媲美的伟大贡献！

父亲对华盛顿的景仰，印证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如春风化雨般地播撒着新思想、新观念，开阔了那一代中国青年的格局和情怀，也印证了父亲年轻时选读法学的初心。

我还猜想，父亲选择修读法学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因为“省立高等法律专门学校”离家近，他可以在安庆本城住家走读。家族的人丁不旺是爷爷的心病，他是独苗，下一代也只有伯父与父亲两个儿子。大儿子去了北平，小儿子自然该留在身边。学成后既能用所学的法律匡扶正义、报效国家，又可以就近照顾家人。

父亲很少跟我们说及他的家世。唯一一次说及家世是听他念叨他的祖父（我的曾祖父）。他说我们的曾祖父能双手同时打算盘，是个特有本事的人。长毛（太平天国）起事，祸害了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曾祖父只身从江西原籍避难到北方，定居在淮军驻守的天津卫。恰逢淮军第一名将、直隶陆路提督刘铭传招募管理军队财务的干才，他的能力被人发现并引荐给刘铭传，从此成为刘提督麾下清军“后勤部”的官员。光绪十年，刘铭传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台湾首任巡抚，负责台湾的行政与军务。曾祖父同年随刘铭传到了台湾。又过了十年，清国甲午战败，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已经辞了军职在家养老的曾祖父不愿留在台湾当亡国奴，率全家老小十余口渡海回归大陆。为什么偏偏选择到安庆定居呢？我想，因为他的淮军伙伴都是安徽人，或者我曾祖母的老家干脆就在安庆？

在省立高等法律专门学校的学习提升了父亲的眼光和能力，但他毕业后并没有留在安庆，因为安庆的发展空间毕竟逼仄了些。和他的兄长一样，父亲不想在家子承父业，守着爷爷的店铺当掌柜。近在咫尺的南京，顺江而下乘船两天即可到达的上海都有安庆无法比拟的开阔，都是当时让自己所学的“法政”施展拳脚的大舞台。父亲说服了双亲，选择到离家乡不远的上海、南京去闯荡，这个新世纪的知识青年从此踏上了追寻自由、实现自我价值的荆棘之路。他没有去北京投奔他的哥哥，那里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也没有选择出洋勤工俭学，他没有那样的远见和魄力。如果他那样做了，他的命运将会改写。去上海是他长大成人后第一次为自己做出的人生选择，这当中有他的自由意志，但其中可能也包含了某种无奈和妥协，因为当时他是家中唯一留在父母身边的儿子。“父母在，不远游”，他理当离家近些，方便在父母亲需要时回到他们身边。父亲深爱着他的母亲。我记得在头发胡同家里糊着旧报纸的南墙上，永远挂着家里唯一的镜框，已经看不出木框颜色的镜框内镶着奶奶一张发黄的照片和父亲为奶奶写的悼文。那时，奶奶辞世已经几十年了。悼文是用文言文写的。我至今还记得悼文的开篇是：“贤哉，吾母！------”。镶着父亲《悼母文》的镜框一直挂到1966年的八月，红卫兵抄家后才不知去向。父亲的童年应当是快乐的。除了衣食无忧，还有奶奶的惯和宠。还是听大伯母说的：父亲小时吃饭总喜欢在饭碗下再垫一个碗，没有就闹。奶奶就惯着他，直到十来岁才改掉这个习惯。借用二十一世纪的一个“网络新词”，成长期的父亲也许可以算作典型的“妈宝男”，一百二十年前的“妈宝男”。心理学家说“人在０——13的成长期的个体经验塑造了人的个性，影响人的一生”。此话在理，父亲的“乐观”和“短视”，都有他童年经历的影子。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城市，也是当时东亚最繁华最有国际范儿的大都市。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是西方列强送给中国人的礼物。没有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就没有上海这个城市。1842年初冬，一艘英国轮船停靠在黄浦江出海口，一名英国上尉下船后骑马找到上海县衙门（在今天的城隍庙），他拿出清政府的公文和《南京条约》的中文译本要县知事根据条约划个地块做租界。县知事大笔一挥，在黄浦江边划了一块无主的滩涂地。几年后这片长满芦苇的滩涂地建起了成片的高楼，起名“外滩”。外滩是上海现代化的名片，外滩这个街名也在不经意中讲述着上海的前世今生。所以人们说，先有租界，后有外滩；先有跑马场，后有南京路。欧风美雨的浸润让上海最先“现代化”，上海，也因此成为中国最具契约精神和市民意识的“魔都”，没有之二。

父亲开始“沪漂”的时间应当是五四之后。当时，他那大名鼎鼎的怀宁同乡陈独秀和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正在上海为筹建中国共产党（也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忙得不可开交。父亲说过他和同乡陈独秀有交集。为什么交集，如何交集，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陈独秀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共产革命主张”没有引起父亲的兴趣。父亲一生无党无派，在他看来，信奉“主义”、组团结社和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相互矛盾的。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和胡适想到一块儿去了。

                        二、闯荡宁沪

清末民初，在专制皇权大厦坍塌引发的剧烈的社会大动荡中，“救国”是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政治救国，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等社会思潮各领风骚，吸引着形形色色的青年才俊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父亲从来没有和我们谈过他青年时代的理想与奋斗，也没留下写着片语只言的文字。只有在他去世之后，我们根据长辈亲友在和我们閒谈时透露的信息，再根据父亲讲叙的只言片语象拼图一样拚凑出他青年时代的生命轨迹。

他肯定没有政治救国的抱负。当时北洋政府的政府首脑像走马灯似地“你方唱罢我登场”；孙中山为再造共和在广州“联俄联共”、招兵买马。我曾经寄养过的黄家干爹与父亲年龄相仿，他年轻时从贵州西部山沟里的家乡“平坝”跑到广州，进了黄埔军校。后来成为抗战时国军某骑兵独立旅的少将旅长，再后来在北京磨豆浆、卖豆付，再后来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打个半死赶回了平坝老家。父亲也没有像我儿子的外公那样，扔下锄头、当兵吃粮，跟随彭德怀在平江起义，从此投身赤色革命，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作为九死一生的胜利者进了北京，当了京城某科研机关的党委书记。终其一生，父亲也没有搞懂什么是政治，或者说在政治方面他始终是“迟钝”的。否则，他不会在1957年末反右运动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还跳出来给教育部长写信，为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同事鸣冤。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在49年之前曾担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辕驻北平办事处少校文书的“历史污点”；完全不明白自己在新社会永远是贴着标签的异己分子；完全不顾及自己只是个代课的临时工，学校的反右运动本来与他没有任何瓜葛；他也完全想不到他虽然因为是体制外的临时工“不配”占单位的名额当右派，但无产阶级专政的“恢恢天网”是不会放过他的。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1958年结结实实地扣在了他的头上，因言获罪的他不仅丢了饭碗，还因此被永远地打入了“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另册，直到生命的尽头。

他不可能选择“科技救国”的道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里就找不出科技的因子，五四运动前的中国人根本不知科技为何物。甚至连“科技”这个词儿都是二十世纪之后从日本“出口转内销”的日文外来语。这样的日本外来语海了去了，比如物理原来不叫“物理”，叫“格物”，后来才引进了日本的汉字表达，改称“物理”。建造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是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像他那样能在19世纪赴美留学的幼童全中国只有三十几个，真能学成回国有所贡献的只有三、五人。父亲的启蒙读物是四书五经，大学学的是欧美的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跟科技实在不沾边。他的DNA里没有发明创造的基因，让他像同辈人李四光那样“科技救国”，无异于赶鸭子上架。

他也不会被“实业救国”的口号所吸引。因为“实业救国”的口号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实业就是做实事，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创造就业，服务社会。实业跟民生息息相关，跟“救国”不搭界。实业救不了国，国家的命运永远被政治家所左右；如果中国的实业家以为自己的能耐大了就可以越界政治，指点江山，救民于水火，那就注定会碰个头破血流。被誉为中国船王的企业家卢作孚曾经是“实业救国”的一面旗帜，在抗战初期的危急关头，他以一已之力率民生公司船队实施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为国家民族作出了卓越贡献。抗战胜利，内战再起，政权更迭。在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关头，卢作孚选择了共产党。他拒绝去台湾，1950年毅然率领公司船队从香港返回内地。此后，他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甚至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然而过了不到两年，三五反运动还没开始，卢作孚就因为不堪形形色色的压力，在重庆家中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28年后的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作孚平反昭雪，作出的结论是：“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卢作孚的命运是二十世纪中国实业家整体命运的缩影。一九五二年，规模空前的“五反”运动在中国启动。“五反”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新政权对资产阶级展开的第一场短兵相接的政治清算。收拾农村地主阶级的土改经验被推广到城市。政府抽调城市干部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组成“五反”工作队，经短期培训，进驻私营工厂、商店，发动群众，严打严查资本家的不法罪行。仅上海一地，这样的五反工作队就有一千多个。

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现了资本家跳楼、投江、上吊、服毒等各种样式的自杀高潮，也出现了资本家中风、发神经病的高潮。短短几个月，被逼自杀的上海资本家竟然多达千人以上，整个上海滩一片恐慌，街头巷尾每天都有资本家自杀身亡的消息在传说。为防止自杀风潮蔓延，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马路两侧的高楼的楼顶派上人站岗；在公园及僻静处派兵巡逻；黄浦江口岸偏僻之处有解放军值守，黄昏之后即不准行人靠近江边。面对如此情景，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有一次在广播里用他的四川乡音不解地说：“搞不懂嘛，为什么那么许多资产阶级，宁可跳楼也不肯坦白？！”据说，当时陈毅会经常问他的秘书：“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当天又有多少资本家跳楼自杀）。走笔到此，忽然想到：在这些‘空降兵’当中，又有多少个五四时代矢志‘实业救国’的热血青年？

     岁月递邅，半个世纪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企业家当中又出现了不少愿意效仿卢作孚，越界政治，指点“朝政”的人。时光荏苒，又过去了二十年，他们要么已经进了班房，要么就是走在通往班房的路上。

做实业需要勤奋，更需要天分（商业头脑）。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样条件，父亲都不具备。他甚至连做实业的兴趣都不曾有过。如果有，我们的爷爷奶奶一定会拍着手儿乐，因为家里的小商业实体正愁着没人“接班”呢。小商店也是商业企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如果一百年前父亲能从一个实体店起步，发展联锁经营，那绝对是领先全球的超前意识。1930年8月，世界上第一家联锁店在纽约皇后区开张。半个世纪之后的1981年，中国内地第一家联锁超市“广州友谊超市”正式对外营业。一种全新的购物方式提升了地球人的生活品质，成就了N多个世界五百强。这是题外话。

在家境比较优渥的原生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比较自由、率性，父亲应该也不会例外。有“恋母情结”的孩子一般都比较乐观、开朗、有点小任性 喜欢随意而安；这些，也能从父亲的性格中发现端倪。

父亲踌躇满志地离开家乡后抵达的第一站是上海。凭着年轻，有知识和文思敏捷的优势；他做过律师，出庭为委托人争取权益；当过记者，眼疾手快抢新闻。一个来自外省的小年轻，没有任何背景也不投靠任何政治势力，天马行空，独来独往，靠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在大上海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干着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父亲在上海、南京闯荡了十多年，从“五四运动”到“七七事变”，那是他职业生涯的黄金时间，也是他生命的黄金时段。我想父亲在那个年代是惬意的、自由的、踌躇满志的。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父亲在当时即便谈不上出类拔萃，也应该不会是一个平庸之辈。然而，他没有留下与这个时期有关的任何文字，比如日记、书信或文稿。后来也不愿跟我们谈及当年的往事。那十多年中国经历了北洋政府的破产、瘫痪，到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后的攘外安内、励精图治。外敌步步紧逼，内患此起彼伏。父亲不是弄潮儿，但也不是旁观者。他是局中人，是参予者，是见证人。虽然他无党无派，对政治不感兴趣，可他干的职业就是“政治”。他服务过哪家新闻机构？是否报道过重大新闻事件？是否与别的律师合伙办过律师事务所？是否代理过比较有社会影响的案件？身处风云激荡的年代，他一定有自己的苦乐，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看法。但这些都被他自己带走了。我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度过了自己的成长期，那时只想着和父亲划清界限，连在街上走个对脸都避之唯恐不及，哪里会想到问他什么陈年旧事？五十年过去了，我只能凭多年前长辈亲友关于父亲年轻时代一鳞半爪的描绘，拚凑出朦胧的印象：当时父亲在上海的事业干得有声有色，家乡安庆比他年轻的亲友还记得，在大上海闯荡江湖的邵家二少爷虽然谈不上发家致富、耀祖光宗，但见多识广的谈吐和潇洒的风度总会让家乡一起长大的伙伴眼前一亮。

               三、挈妇将雏，半生艰难

父亲在沪宁两地之间奔波，是南京外婆家多年的租客，凡到南京办事，必定到外婆家的房子落脚。未婚时的父亲母亲应当彼此熟络，且有足够多的好感。他们或许会成为朋友，或许会擦肩而过，或许却未必一定能结成连理，因为横亘在他们之间有一条年龄差距的沟。但是，战争改变了一切！

“‘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国土遭沦亡，尸骨成堆鲜血淌，满目焦土遍地火光。’’这是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沙奶奶的一段唱词儿。文革十年，这唱词儿响彻神州每一个角落，到了耳熟能详、人人会唱的地步。很多“红旗下长大”的那一代中国人也因此知道了在“地道战”、“地雷战”和“平型关大捷”之外，还有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938年8月13日在上海爆发的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73个师75万人的国军精锐和9个师团30多万人的日军进行了持续三个月的殊死较量，参战军民面对强敌，浴血拼杀，以25万伤亡的高昂代价，打死打伤9万敌军，粉碎了日本三个月亡我中华的狂妄野心，为国捐躯的英雄惊天地，泣鬼神，然而上海还是失守了。然后是南京沦陷，30万生灵涂炭。日军沿江长驱直入，直逼华中腹地------

中国转型期的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儿，用我们熟悉的历史教科书上的说法是“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淞沪会战让全世界看到了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一盘散沙的中国在名义上的统一因此升格到救国理念的统一。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抗日救亡”成了中国各阶层、各党派、各路军阀、各种政治势力的共同立场、共同担当！至少在发表公开声明时都这样说。

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的历史转型到今天已经走过了180多年。鸦片战争之前，这块土地上的国族命运被自己的“窝里斗”（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所左右；鸦片战争之后，则是被外部因素（国际政治角力）所牵引。历史无法割断。艰难的转型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与本土历史沉疴的搏奕。一个吊诡的现象是，有三个国家的国家行为影响、干涉、甚至左右了转型期中国的国运，其它国家的影响力则很有限，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三个国家是日本、俄罗斯、美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影响这里暂且略过不提，甲午战争和1931年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可都是日本人干的。这两场战争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在事实上影响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感受这个影响的“痛”。

“尸骨成堆鲜血淌，满目焦土遍地火光。”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普通百姓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战争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父亲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好日子”结束了。战争促成了父亲与母亲的婚姻急就章。新婚燕尔，他们就要准备逃难。或者说，为了逃难，他们用婚姻的形式把自己交托给对方，结成了战火中的命运共同体。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克劳塞维茨的话没有错。古代不去说了，近代，所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是国家统治者实现其政治意志的手段（内战则是交战双方的老大实现政治目标的血腥伎俩）。德国作家雷马克在他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能像在赛场看斗牛那样，让交战国双方的领袖们在己方观众的助威声中，赤膊上阵，徒手搏斗，分出个你死我活的胜负该有多好！为什么非要让无辜的、素昧平生的年轻人在战场上互相杀戮呢？！

雷马克憧憬的场景有点魔幻，不可能成为现实。但我相信人类文明的发展终将消灭一切战争；不过也不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人类被自己发明、自己发动的高科技战争所毁灭。

但我还是乐观地相信人类的明天会更好。理由是，二战结束后，在实现了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之间所有的争端都是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的，从未发生过战争。战后所有已经发生的局部战争都是独裁专制国家之间或独裁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发生的。比如金日成发动的侵略南韩的战争；比如萨达姆发动的呑併科威特的战争；比如普京发动的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所有的战争都是由独裁者凭一己的执念发动的。极权专制是现代战争的祸根，独裁者是人类和平的死敌。

炸弹不长眼睛，战火最是无情，战端一起，最惨的是平民百姓。为了活命，逃难是妇孺和男性非战斗人员不二的选项。80年前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但也有不同。今天的战争难民（比如说乌克兰的战争难民）的生命安全系数比过去有了几何级的提升。不是因为现代可供逃难的交通工具与80年前有了天壤之别。而是因为现在的国际社会、国际法不容忍、不姑息任何交战方对平民的暴行。

父母亲85年前的逃难是在日本飞机投下炸弹的爆炸声中开始的。原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迅速转换身份，负起了男子汉大丈夫的责任。从南京出发，父亲带着新婚的妻子，加入到难民的苦难行军。这也是父亲母亲的蜜月旅行。他们从结为伉俪的第一天起就经受了战火的洗礼，经受了生死与共的考验，从东到南、从沿海到内地；步行、乘车、坐船；被日寇的炮火追赶着又从内地奔向香港。这一路上，战胜了多少困难，克服了多少绝望；经历过多少危险，目睹了多少死亡？从来没有听他们念叨过逃难的经历，这也难怪，谁愿意把不堪回首的苦难老挂在嘴上呢。但我知道，在这样的时刻，男人一准是女人的主心骨，父亲必定是母亲的护身符。在惨烈的岁月里经历过战火考验的父母感情是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我们难以体会的。他们怎么能不终身厮守、相濡以沫；他们的婚姻怎么能不坚如磐石、风吹不倒、雷劈不断呢？

客居香港的日子是艰难的。大量难民从内地涌入香港，日军占领了与香港毗邻的广东沿海，隔着深圳河与英军虎视眈眈的对峙。但父亲母亲的适应力强，他们不怕吃苦，又有各自在香港谋生的专业技能，所以生活应当还过得去。1938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姐）降生了，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危险，他们大概率会留在香港。然而，战争的黑云正逼近香港，战事随时可能爆发。这时，在北京的伯父向父亲招手了。奶奶去世后独居的爷爷已经被伯父接到北京。如果去了北京，也算邵家大家庭的团聚。到北京去，这个决策肯定是父亲做的。于是乎两口变三口的一家人又千辛万苦的从香港一路奔到北京，投奔他的大哥（我的大伯）。这是父亲人生漂泊的最后一站，他的这个决定让我们姐弟五个（我是其中最后一个）成了地道的北京人。

从“单身贵族”变身为拖家带口的逃难者。父亲肩上的负担和责任越来越重了。角色变化让父亲失去了往日的潇洒，为稻粮谋，他不得不放下律师的身段，做任何能养家糊口的工作。

 1940年，中国的抗战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包括东三省伪满州国在内的沦陷区的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近一半。北平是沦陷区，平民百姓在日寇统治的铁蹄下苟活。80年代，一部根据老舍小说《四世同堂》拍摄的同名电视剧红透了大半个中国。这部现实主义佳作真实地再现了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后整个社会的畸形和不堪。脑补父亲母亲当时的生存状态，感叹上一代中国人生逢战乱，活得太不容易！屈原的诗句涌上心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我不确定父亲在那年月怎样谋生，我只知道那年月他的三女儿（我不曾谋面的三姐）有病得不到医治死在了母亲的怀里。

对于父亲说来，抗战胜利的喜迅也许来得太突然了。虽然日军主力已经被美军消灭在南太平洋，但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仍不甘失败到处扩充兵源，准备本土决战。两颗掉在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让大日本帝国的狂热戛然而止。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百姓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中。

人们殷切地期待着国家开启和平建国的新时代。这时的父亲已经快五十岁了，我想他一定会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从“高等法律专门学校”毕业后晃荡了近三十年的他，一定期待能用自己所学的“宪法政治”为民主建国一显身手。

机会来了。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为便于处理东北各省收复事宜，在长春设立了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简称“东北行辕”，负责整个东北地区军政事务。东北行辕需要在北平设一个办事处，负责与统管华北地区军政事务的北平行辕做日常的协调、联络。经在北平军调处的友人引荐，父亲应聘到东北行辕驻平办任职，为工作方便，还授予了少校军衔。

从1946年初到1948年末，父亲一生中仅有这近三年的时间在“体制内”工作。做了几十年“自由职业者”的他能接受体制的约束吗？他和自己的上下级能处好关系吗？他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吗？这些都是只有他自己才说得清的个人体验。我们现在只知道，他的工作与他所学的“法政”不能说没有联系，但也算不上“学以致用”；只知道这三年是他后半生生活状态最稳定的三年。

这三年也是国共之间爆发全面内战的三年。二战后美国凭实力成了世界的老大。美国人雄心勃勃地打造着他们想要的新世界，构建一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国际新秩序。“联合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倡导成立的。罗斯福还力排众议，让实力不济的中国做了联合国发起国和常务理事国。说句老实话，在联合国另外四个常务理事国当中，美国是唯一真不希望中国打内战的国家。（斯大林的苏俄心怀鬼胎；丘吉尔的英国傲慢无礼；戴高乐的法国自顾不暇。）美国真心希望中国能组成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真心希望中国快点强大起来，朝东可以看住日本，别让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朝北可以防住苏联，别让赤色帝国在亚洲扩张。日本投降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1946年1月24日《解放日报》刊印）。一週之后，中华民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十次会议全体一致通过了这个“和平建国纲领”。多好的纲领啊！放在今天也是满满的“正能量”（也有满满的倡导普世价值的敏感词）。转型期的历史给了中国人一次民族复兴的机会。如果这个纲领能执行，那么战后亚洲的历史将改写；世界的历史将改写；中国也早就是民主富强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了，决不会当老二！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更因为中国人的吃苦耐劳和勤奋好学。

但中国人没有这个命！因为中国有着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大一统皇权专制传统，这个源远流长的极权制度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直截了当地说吧，中国不是美国，这里没有诞生“华盛顿”的文化土壤；所以，内战不可避免地打起来了。美国总统派出五星上将马歇尔带着一个强大的团队来到中国，目标是：制止中国内战。于是由美国牵头，由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参加的军事调停委员会组成了。这种大规模的、深度介入的、长达一年多的军事调停在世界近代史上是找不到第二例的，足以证明美国的诚意。美国支持国民党，但似乎更同情非常“通情达理”的共产党。比如美国政府自1946年7月以后就开始对国民政府实行汽油禁运、武器禁运，逼着蒋介石停止军事进攻、与共产党和谈。共产党一面和谈，一面高谈美国人最爱听的普世价值；一面稳扎稳打地扩充实力和地盘。出乎当时所有人的预料（包括蒋、毛两位当事人），战后在国际声望和军事实力都达到历史巅峰的国民党政权在短短的3年内土崩瓦解，跑到了海峡对岸；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赢了内战。其时间之短、效率之高，令人错愕！这是个带有神奇色彩的故事，让后来的史家嗟叹。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1日，解放军兵不血刃地开进北平。北平也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北京”。这一天，父亲会站在街边欢迎解放军入城的人群中吗？他应当记得辛亥革命时从前线溃败的朝廷兵勇在安庆街头哄抢造成的混乱；他亲眼看见国民革命军攻进上海，把军阀孙传芳的军队打得满街乱跑；他忘不掉在逃难时，日本鬼子的炮弹呼啸着从头顶上掠过时身边妇女儿童的尖叫；战争他见过多了，吓不倒他；北平的“和平解放”避免了流血，让他高兴。但当解放军的雄壮队列带着胜利者的骄傲从他面前走过时，他会作何感想呢？恐怕很难“一言以蔽之”。他经历过好几次“城头变幻大王旗”了。不管谁在台上当权，都挡不住老百姓吃饭过日子。他和国民党没有什么瓜葛，在东北行辕做事时有人拉他填表加入国民党，他委婉而坚定地拒绝了。他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也有所了解，“和平建国纲领”作为共产党提出来的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顺应了世界宪政民主潮流，他是真心赞成、衷心拥护的。他对国共两党的恩恩怨怨不感兴趣。他只想凭自己的本事吃饭。既然大清皇帝都要顺应潮流搞宪政，如今“共和”好几十年了，总不会有谁再学袁世凯，开历史的倒车。中国正在走向“民主建国”，他相信自己所学的“宪法政治”在共产党治下也会有用武之地。

古老的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以中共领袖毛泽东名字命名的时代。毛泽东以“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气魄和智慧乾纲独断、运筹唯握，给超稳定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一次次惊天动地的变革和震荡，以至于我们今天还生活在它的余震当中。

此时的父亲刚好年届半百。20年前，鲁迅在半百的时候曾写过如下诗句表达五十岁男人的焦虑和愤懑：“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像大多数饱经战乱的民国知识分子一样，父亲对新政权有着本能的期待。他努力地拥抱新时代；他认真地学习新知识，他渴望用自己的所学报效国家，当然，也为了能养家糊口。

民以食为天，“糊口”既是平民百姓生存的头等大事，也是政府的头等大事。联合国有个世界粮食计划署，就是为了管全世界的头等大事而设立的。“挈妇将雏鬓有丝”的父亲此时已经是六口之家的一家之主，四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几个月（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六口人的“嚼谷”是他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家里能卖的都卖了；亲友的接济救得了急，救不了穷。父亲惶惶然、淒淒然地奔波着，为一份能养家的工作。但他在所熟悉的法律或新闻领域除了碰壁还是碰壁。在教育或者文化行业偶尔有一两份短工也仅限于短工。有个什么运动，先把他震出局。他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永远是别人眼中的“外人”。但他从不气馁，每天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早出晚归。这么说吧，父亲在政治上一辈子都没开窍。他永远想不到马、恩、列、斯、毛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民主宪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他所学的“宪法政治”，已经沦为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废学”。律师这个职业在“新中国”已经被废除；新闻机构也一概成为共产党的喉舌，不可能成为他这个“前朝余孽”的安身之地。在新时代，父亲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废人”，而他自己却完全无感！回到家里，还总是检讨自己“思想守旧，跟不上时代；乡音难改，造成了语言交流障碍”等等。他更想不到，他在合法的民国政府体制内工作经历本身就是新政权不能容忍的罪恶。在新时代，他永远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政治贱民。

他在寻找存在感的煎熬中熬到了60岁，这当中，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洪流扑面而来，他被浪花拍打得晕头转向。但他一点也不害怕，他很想融入社会，所以总是认真学习、积极投入。结局来了，他终于被洪流吞没。前面说过，因为替右派分子鸣冤，父亲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判管制三年。他也因此丢了在体制内最后一份临时工作（代课教师）。从那以后，他彻底的放下身段，脱下“长衫”，以“认命不认输的”乐观主义，干起了当时政策允许的所有能挣饭吃的工作。从卖各种小商品到捡废品。他的“灵活就业”差不多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天。即便在1966年8月被红卫兵批斗之后，一旦监管的人撤了，他又会背起冰棍儿箱沿街叫卖。

这么说吧，如果他所学的专业不是“废学”，比如说他学的是历史、经济、社会学或者文学，他或许可以在体制内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不笨，更不懒，作为老知识分子、毕竟有扎实的专业功底。然而，倘真如此，他就能过上有尊严、有安全感的正常生活吗？NO！“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如果他真在体制内讨生活，凭他那历史“污点”，凭他那口无遮拦、喜欢抱打不平的个性，新政权发动的每一次运动、每一次斗争，他都是当然的重点、当然的靶子，都会受到特别的关注。别忘了，在那个年代，那些死于非命的老知识分子，都在体制内有个差使、有个职务。比如，在1966年的“红八月”，和父亲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被同一所学校（北京市女八中）的红卫兵批斗的作家老舍，就是在其所在单位，六部口的“北京市文联”被残酷批斗之后的，投太平湖自尽的。

我想，游离于体制之外，对父亲未必不是一种幸运、一种保护。

父亲从年轻时就向往着“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并以此为终生的向往。

人权的本质是自由和平等。

父亲是不幸的，因为自由和平等与他的生命无缘；特别是后半生，他在战乱和动乱中为一家人的生存奔命，没过上一天能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舒心日子。

父亲是幸运的。在他经历所有的不幸的时候，他的妻子、我的母亲都在身边默默地陪伴着他，关怀着他，温暖着他。

                            四、父亲的背影

      我猜想我的出生应当是一次意外。当时家里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大的（我的大姐）还在唸高中，小的（我的二哥）只有四、五岁，正需要大人照看。我的降生使家中的光景雪上加霜，如果再加上我这个新生儿嗷嗷待哺的哭嚎，父母的心揪得该有多紧？！后来听家里的长辈亲朋透露，我出生后不到一岁，为了全家人的生存，母亲必须要到宣武门外的庞大妈（京剧演员）家里做住家保姆。一些好心人就撺啜父母把我送人。是父亲力排众议，把“送人”策划成了送到黄姓干爹家寄养（每月象征性地给干爹家送去8块钱），邵家这一脉因此才保下了我这个男丁。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可在我的早期记忆中，我所要依靠的这座大山却总是弥漫着冰冷的阴霾，使我不能、不敢、也不愿靠近他。父亲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之后，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常使他触景伤怀，不能自己。积郁于中总要发泄于外，家庭琐屑也往往触他之怒。家中常伴他左右的只有我这个老圪垯，他待我就不免时晴时雨，时好时坏了。好在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两个姐姐大学毕业之后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父亲与生俱来的“认命而不认输”的乐观主义让他的生活渐渐地回归了常态。从而我也慢慢地感受到了来自父亲的关爱。

忘不掉我小时候，父亲为了多挣点零钱贴补家用，即使在冬季的三九天也要到大街上卖烤红薯；夏季的三伏天也要在在脖子上挂着保温箱走街串巷叫卖冰棍儿，甚至捡拾废品。多少年如一日，从没见过他叫苦、叫累。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我的耳朵感染了“米粒炎”，必须去医院看病；为了省四分钱的公交车费，老父亲带我徒步从宣武门走到位于复兴门外的儿童医院。天热，在走回家的路上，父亲破例给我买了一根冰棍儿，我举起冰棍儿让他先唆一口，他摆摆手说：“三小儿吃、三小儿吃，这是给三小儿买的”，一口也不肯唆。初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安门内的交通技校住读，由于离家较近，每次去西单那边办事儿都会绕道宣武门回家看看。如果赶上吃饭点儿，父亲总是放下筷子，把盛好的饭让我先吃；而他自己则是随便再熬点玉米糊充饥。如今想起这些，总让我百感交集、心头酸楚！

不过，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那年夏天，老父亲为我跑去买水果时的背影 。

那是1972年的夏天，我就读的交通技校组织我们到位于河北的北京交通局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期半年（那个年代，学生经常到农村和工厂参加劳动，谓之“学工学农”）。那时，二哥已经去了东北吉林插队，我平常住校也很少回家。家里平时只有父母两个老人。我需要让母亲帮助清洗住校时的衣被，就在出发前把衣被抱回了家。可能因为我是长大后第一次离家长时间出远门，出发那天，二老在为我整理行囊时都显得甚不放心，都提出要在出发当天送我一下。我不想让他们送。那时我已经十七岁了，初中时也曾参加学校组织的学农，在“三夏”时到农村帮助夏收，现在自己都这么大了，怎么父母还不放心呢？

     出发那天，母亲听了我的话（不值得为这点事请假扣工资）一大早就上班去了。临出门时还不忘嘱咐父亲说：“三小儿已经大了，不送也行。听孩子的，别让他别扭。”吃罢早饭，父亲一边用油布给我包裹衣被(那个年代，塑料布和塑料雨伞都还很稀少而且也很贵。一般家庭是买不起塑料布的），一边抬起头看着我，用试探的口气说：“太沉了，要不然我送你一段吧？”。在父亲说话时，当我与他双眼对视的一刹那，我低下了头，露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这时，父亲又急忙改口，讨好地说：“不送 不送了。你坐公交车到学校，行李别散了就行——要不，我只帮你拿到下了公交车？”我低下头没吭声，不善辞令的我，不知道该如何拒绝父亲而选择了沉默，虽然我从内心深处是极不情愿父亲送我的。在那个时期，哪怕是出门买东西，我都不愿和他一同在胡同里走。一则因为“黑五类”的成分歧视在当时还很普遍，二则我是家中的老疙瘩，父亲快60岁时才有了我，他的岁数都快赶上同学的爷爷了。然而父亲以为我的“不做声”就是默许了。我看着他匆匆换上早已准备好的蓝布衣裳，戴上那顶帽檐已经有些磨破的深青色帽子（这两件“行头”是父亲在家里来人或出远门，才肯翻出来穿戴的），提着行李就出门了。我不敢拂他的好意，就故意在屋里磨蹭了一会儿，才极不情愿地低着头也迈出了家门。在宣武门 109路电车站等车的时候，父亲看见马路对面水果店摆着有我从小就喜欢吃的北京“沙果 ”，忽然就放下了行李，迈着碎步往马路对面赶去；他在车流中左顾右盼，还不时回头摆手，好像在示意我，站在原地不要动。看着父亲过马路时佝偻着背的瘦小背影，我两眼发呆，愣在那里。当时我的心里还在埋怨他为什么没事找事非要送我，神情自然是有点不高兴的。但父亲那戴着深青色布帽，穿着那件套在消瘦的身体上略显宽大颇不合体的旧蓝布上衣，驼着背，跑去为我买沙果的背影却永远地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如今，年过花甲的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总是忘不掉父亲那天的背影，因为那是父亲在用自己74岁老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意，表达他心里有、嘴上却从来说不出口的对儿子的牵挂。平常看上去冷若冰霜的父亲其实也有一腔滚烫的父爱！

      到站下了车，正好碰到另一个班上的同学扛着行李跟我打招呼，互相问候了两句。我转身寻找父亲时，他不见了，可油布行李却放在了站牌下面。我明白，父亲是怕他那年迈的形象和“黑五类”的名声影响我在学校的进步悄悄地离开了（文革中，我在学校或工厂上班后，为了表示彻底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每逢要在批判大会上发言时，都会把“牛鬼蛇神，黑五类”作为我原生家庭的“标签”，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牛鬼蛇神”的父亲）。伴随着敲锣打鼓的欢送声，汽车启动了。在后排座上，我漫不经心地扭头看着窗外前来送行的家长们，不经意中突然发现父亲站在一颗大树后面，正伸着头，向汽车行进的方向张望。原来，他一直在暗处默默地注视着行进中的客车，注视着他的“三小儿”。当时我心里忽然有点酸酸的，想起在父亲送我的这一路上，不管是走路，还是坐车，父子之间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跟陌生人一样，非常默契地保持着距离和沉默。甚至于在分手的时候，连一句告别的招呼都不打。如今回想起来，这种无声的默契包含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长辈对晚辈无须言说的体谅与关爱。可我在当时怎么就体会不到呢？甚至心里还在为此埋怨年迈的父亲。那时的他会不会因为我这一路上满是嫌弃的神情而伤心呢？现在的我知道一定不会的，因为父子的心是相通的，他早就原谅了他那不懂事的“三小儿”。

五十年过去了，每每在和亲友谈到父亲时，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父亲身穿蓝布褂，头戴深青色帽，佝偻着背，碎步穿过马路，为我去买沙果的“背影”。

                                       五、父亲的LOGO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是我在家和父母共同生活，那时文革还在“进行时”。我一天天长大，父亲一天天衰老，父子之间的疏离感也在一天天的消弭。但父子俩还是不能坐下来推心置腹，敞开心扉地沟通。因为当时被阶级斗争扭曲的“人整人、人防人、人歧视人”的社会大环境并没有改善；也因为在畸形的年代被大环境所扭曲的家庭相处模式阻碍了我们之间的交流。简单说吧，父子俩压根儿就没有走进对方内心世界的意愿。

由于各种环境的限制，我们这个家的家庭成员没有聚在一起交流的条件与习惯。在我的印象中，全家两代七口人从来没有照过一张全家合影；全家从来没有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地吃过一顿年夜饭。对我们兄弟姐妹说来，家是出发的起点，却不是可以经常回来停靠的港湾。每一个姐姐、哥哥有了单飞的条件立即展翅单飞；一家人固然也会心往一处想，但大家习惯于单打独斗，不在乎抱团取暖。互动联系全靠单线，而所有孩子的心灵终端都有一个线头在母亲手里牵着。母亲是这个家的中枢，母爱让这个家“形散而心不散”。在同一个原生家庭长大的我们姐弟五个，年龄跨度有十七岁，和父亲在一起相处的年代不同，相处时间的长短不同，亲疏亦有差异。人的心智成熟程度和情绪应对方式总是随着年龄的变化而不停地变化；年龄差距越大，越不容易共情。兄弟姐妹相处尚且如此，父子之间50多岁的年龄差无疑是始终横亘在我和父亲之间的心理障碍，同样的道理，今天的我们也没有理由抱怨下一代总和我们说不到一块儿，想不到一块儿。

但这不等于说父亲是与我们成长无关的局外人。他的存在永远是家庭的LOGO（品牌），LOGO的生命力是超越时空限制的传承。借用圣经的比喻：父母对下一代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如今，五姐弟当中最小的我也已经六十有七了。暮然回首，发现父亲其实一直在影响着我们，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LOGO。

首当其冲的影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父亲虽然大半生穷困潦倒，但他笃信“知识改变命运”，家里再穷、也决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习！

记得，1965年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从报纸上看到北京外国语学校从小学招生的消息，就自作主张带我去外语学校报考；印象最深的是，那天下雨，中午考完试，天放晴了，为了省点车费，父亲就带着我从阜城门外白堆子徒步走回家(大约有7公里)，我的腿因此疼了好几天。后来才明白，在文革前夕，中国社会已经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了。外国语学校这样涉外的学校不可能不考虑生源的家庭出身。这些是当时的父亲想不到的。

听母亲说，1953年大姐初中毕业时，西郊几大棉纺厂刚刚建成，面向社会招工，待遇颇为优厚。当时家里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寅吃卯粮，度日艰难。在亲友的撺掇下，母亲有些心眼儿活泛了。大女儿如果能出去工作，家里的经济状况立刻就能有所改善。不过，母亲的想法被父亲断然否决了。因此之故，十年后，朝阳门外的纺织城少了一个优秀的挡车女工，海淀中关村的地球物理所多了一位富有开拓精神的青年科研骨干。

父亲对“读书”的推崇、对教育的重视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我们姐弟五个都因此受益。继两个姐姐在50年代分别考上北大、清华之后，我们三兄弟也都在文革后上了大学，学有所成。父亲的五个儿女都是大学毕业，孙子辈当中还有美国名校的博士、硕士、教授。倘若父亲有知，定会含笑九泉。

父亲酷爱读书，嗜书如命。父亲仙逝后，我整理了父亲的遗物。他的“遗产”可以说除了书籍还是书籍（仅在书堆中发现了一个活期存折，大概有20多元，交给了母亲）。他的存书古今中外，文理医农，无所不包。有铅印的现代书，也有线装蓝皮儿、内页泛黄的古书。不少书页上还有父亲用毛笔小楷写下的批注。（父亲写一手漂亮的毛笔草书。我小时候，他还教过我练习毛笔书法），其中，有两本“宋子文”在首页签名的赠书（书名忘记了），当时被来家里找我玩的在中医研究院工作的赵姓同学一眼认出，借走后至今下落不明。现代版图书则大多是从旧书店淘来的二手书。记得每当父亲卖完冰棍儿有了点余钱，就会带上我去西单或琉璃厂的中国书店翻找旧图书。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文革是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图书被称为“封、资、修”的糟粕（封资修即指：封建社会 资产阶级 修正主义）。我当时不敢保留这些“糟粕”，两天之内就卖掉了几三轮车的书籍。现在想起来，很是惋惜。父亲的遗物中，我仅保存了两本医书（其书内还夹着有购书的发票），一直带在身边，以誌记念。父亲给我的文化熏陶是无形的。比如说我至今还保留了一个习惯，不管到什么城市旅游，酒店总要选在在图书馆或书店附近，以备读书之需。比如说在儿子小时候，经常带他到海淀街上的书店淘书，或者到北大，清华的校园“游园”，让他从小就感受大学校园的学习气氛。

父亲留给我们的另一种无形资产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善良、正直、自强、自立、自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出自《孟子·滕文公下》)孟夫子在两千五百年前提出来的“男子汉大丈夫”三大标准中，“贫贱不能移”最为重要。孟夫子的教悔，父亲大概从开蒙识字就会背会写，然后身体力行了一辈子。

从我有记忆开始，家里就穷得叮当响，父亲就是被打入另册的“政治贱民”，但无论经济上怎样的艰难窘迫，政治上怎样的惊涛骇浪，父亲总是能淡定从容、气定神闲地面对。几年前，我故地重游头发胡同，和老街坊叙旧，他们都记得父亲乐观、豁达、勤劳，乐于助人的往事。说他看似不拘小节，待人却礼貌可亲；知识渊博，每每与街坊四邻探讨问题，总是侃侃而谈。父亲虽然经常身无分文，却挡不住他助人的热忱。记得小时候的某一天，我和小伙伴们在院门口玩，一对衣衫褴褛的父女俩拿着破碗来要饭，我们吓得尖叫着跑回了院子里。可父亲却闻声走出了院门，不但送去了一些食物（大概是烤白薯之类），还和他们攀谈了许久。有几年，警察会时不时来家里找他谈话，他礼貌相待，有问有答，不卑不亢。在他的神态表情中看不到在这种“规定情景”下常见的奉迎和谄媚，明显地有别于那些习惯于对权势奴颜卑膝的国人。当然，这是文革前的事情，那时，整个社会的氛围还保存了一些民国余韵，警察的作风应当说也和文革后迥然有别。

  在贫与贱的包围中，父亲从哪里来的“气定神闲”的底气呢？我想，来自他的“读书”，来自他的阅历，也来自他“中西合璧”的价值取向。“礼、义、廉、耻”在民国时称为国之“四维”（四根支撑中国人精神大厦的柱子）。 孙中山又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称为“八德”， 两者合在一起的“四维八德”是民国政治的深层逻辑，也是民国文人的精神底蕴。（附带说一句：包括北洋军阀那些头面人物，比如那个做了一辈子皇帝梦的袁世凯在临死前以遗书的方式向国民谢罪，称：“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又比如残酷镇压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军阀吴佩孚，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之后，秉持民族气节，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终被日本人所杀害。可见，大清国栽培的旧军阀虽然也贪、也坏、也歹毒，但他们还知道羞耻，还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底线。)

父亲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接受过“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训练，再加上五四时代的社会历练。自然不会被权力的淫威所吓倒。“腹有诗书气自华”，他的自信和自尊是从骨子里流出来的。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耳濡目染他来自“四维八德”的“气定神闲”。因此，即使在成分歧视最疯狂的文革时期，我在学校也从来都是埋着头学习，挺着胸做人。在同学堆里不比吃穿比成绩、比劳动。初中三年，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文革时伟大领袖给所有‘黑五类’后代御赐的‘别名’）在北大附中上初中的时候还当了两年班长。

我还想说：父亲的吃苦耐劳，独立自强的生活态度，勤于动手、求人不如求己的生活习惯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记得，那时候每到雨季或冬季下雪，父亲都会搬来他自己用铁丝、麻绳捆绑的梯子，爬上去清扫雨水和积雪；有时还要登上房顶，用油毡、灰膏、麻絮、白灰和瓦片等在布满裂纹的屋顶上修修补补。近七十岁高龄的父亲，冒着登高摔伤的危险，独自一人爬上爬下，干这种又累又脏又危险、不该他干而他又不能不干的活儿。在我稍大一点后，跟着父亲爬上爬下地干了几回。向父亲学到了不少水、电、砖瓦、管工等技术活。后来，我一个人在改建头发胡同小屋和翻盖枣林斜街的厨房时，就用上了跟父亲学到的十八般手艺。感恩父亲不仅给了我独立自强的精神，还教会我独立自主地改善生活环境的观念和技能。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半个世纪了，写这篇文字，仿佛看到他的身影在混沌中逐渐变得清晰：光绪年间那个脑后垂着根细辫子，喜欢缠着妈妈撒娇的熊孩子；五四时代初出校门，年少轻狂的知识青年；抗战前穿梭于南京上海，在法庭上夸夸其谈的法学才俊。抗战后，携妻带女，在战火中疲于奔命的中年苦命男；1949年后与时代环境格格不入，风流尽失却能苦中作乐的卖冰棍儿老汉。历史的大潮裹胁着他走过跌跌撞撞的一生------这就是父亲，我生命的起点。他来自尘土又归于尘土；他从历史深处走来，又消失在历史深处。

从远古到如今，无法计数的人类生命个体以亲子关系的方式实践着人类的世代交替，它承载了物种延续的自然需要，也承载了文明传承的社会责任。

岁月留不住，聚散总是缘。父亲母亲与子女的遇见其实也是一种缘分。

  缘分是什么？那是一种与生命个体的自主选择无关，却必然会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某种特殊的关系连结。“法不孤起，必仗缘生”。“缘”本是佛家的理念，佛家的智慧，佛家的专有语汇。它表达了佛家对世间万物互联、互通、互动的规律性的一种解释；它其实也是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哲学概括，“缘分”和命运在英语中是同一个单词（fate）。

每个人来到这世间走一遭都是挺不容易的事儿。你左右不了自己的出生，而你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子、未来将会发生什么样儿的改变也永远由不得你。

胡适有个比喻说的特别好：朋友是你自己选的兄弟，而兄弟是上帝为你选的终生的朋友。由此引申开去，我想这样的比喻应当是合适的：母亲是遵照上帝的旨意把孩子带到人间的天使。父亲呢？是上帝派到孩子身边的守护神。

守护神，太不容易当了。作为过来人，我懂。

                              后面的话

非常感谢大姐给了我一次追思父母的机会。半年多来，父亲母亲的养育之恩每每涌上心头。回忆起的事情越多，心情有时就越发沉重。回忆母亲的过往，有时候痛得揪心，感觉她老人家时时都在忍辱负重、都在默默地承担与付出；追思父亲的一生，则有一种史海觅踪、探隐寻微的艰难与困顿。我们是血脉相连的父子，但他在世的时候，我们并不试图相互接近。我不知道他心中的苦，不知道他真实的烦恼与快乐。他也不知道我心中的纠结、失落和抱怨 。今天我试图走近他，像试图走近一位熟悉的陌生人。虽然晚了，但值得。因为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都有他的DNA传承。

生逢乱世，众生皆苦。父亲和母亲所经历的的苦难已经汇入民族的苦难之河，流向远处，渐渐地被历史的黑洞呑没。

世界只为生者存在，鲜花只为活着的人绽放。为已经成为历史的事情纠结、痛苦、追问有意义吗？有！因为人是有情感、有思想的智慧生命。步入了人生的晚景，年青时有过的激情已经让位于老年的淡定。但不妨留一点温度情系明天。谁不希望人类的明天会更好？尽管我们不一定看得到。

活着的人每时每刻都在创造历史，我们的生活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包括我们的回忆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