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挈婦將雛，半生艱難

父親在滬寧兩地之間奔波，是南京外婆家多年的租客，凡到南京辦事，必定到外婆家的房子落腳。未婚時的父親母親應當彼此熟絡，且有足夠多的好感。他們或許會成為朋友，或許會擦肩而過，或許卻未必一定能結成連理，因為橫亙在他們之間有一條年齡差距的溝。但是，戰爭改變了一切！

“‘八一三’，日寇在上海打了仗，江南國土遭淪亡，屍骨成堆鮮血淌，滿目焦土遍地火光。’’這是京劇樣板戲《沙家浜》中沙奶奶的一段唱詞兒。文革十年，這唱詞兒響徹神州每一個角落，到了耳熟能詳、人人會唱的地步。很多“紅旗下長大”的那一代中國人也因此知道了在“地道戰”、“地雷戰”和“平型關大捷”之外，還有蔣介石領導的抗日戰爭正面戰場。1938年8月13日在上海爆發的淞滬會戰是中國抗日戰爭中第一場大型會戰。也是整個中日戰爭中進行的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一場戰役。73個師75萬人的國軍精銳和9個師團30多萬人的日軍進行了持續三個月的殊死較量，參戰軍民面對強敵，浴血拼殺，以25萬傷亡的高昂代價，打死打傷9萬敵軍，粉碎了日本三個月亡我中華的狂妄野心，為國捐軀的英雄驚天地，泣鬼神，然而上海還是失守了。然後是南京淪陷，30萬生靈塗炭。日軍沿江長驅直入，直逼華中腹地------

中國轉型期的歷史在這裡拐了一個彎兒，用我們熟悉的歷史教科書上的說法是“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淞滬會戰讓全世界看到了蔣介石領導國民政府抗戰到底的決心，一盤散沙的中國在名義上的統一因此升格到救國理念的統一。在民族危機深重的時刻，“抗日救亡”成了中國各階層、各黨派、各路軍閥、各種政治勢力的共同立場、共同擔當！至少在發表公開聲明時都這樣說。

如果從鴉片戰爭算起，中國的歷史轉型到今天已經走過了180多年。鴉片戰爭之前，這塊土地上的國族命運被自己的“窩裡鬥”（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的衝突)所左右；鴉片戰爭之後，則是被外部因素（國際政治角力）所牽引。歷史無法割斷。艱難的轉型是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與本土歷史沉疴的搏奕。一個弔詭的現象是，有三個國家的國家行為影響、干涉、甚至左右了轉型期中國的國運，其它國家的影響力則很有限，甚至可以忽略不計。這三個國家是日本、俄羅斯、美國。俄羅斯和美國的影響這裡暫且略過不提，甲午戰爭和1931年開始的全面侵華戰爭可都是日本人幹的。這兩場戰爭深刻地改變着中國，在事實上影響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直到今天，我們還在感受這個影響的“痛”。

“屍骨成堆鮮血淌，滿目焦土遍地火光。”這是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國普通百姓悲慘命運的真實寫照。

戰爭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父親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好日子”結束了。戰爭促成了父親與母親的婚姻急就章。新婚燕爾，他們就要準備逃難。或者說，為了逃難，他們用婚姻的形式把自己交託給對方，組成了戰火中的命運共同體。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克勞塞維茨的話沒有錯。古代不去說了，近代，所有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都是國家統治者實現其政治意志的手段（內戰則是交戰雙方的老大實現政治目標的血腥伎倆）。德國作家雷馬克在他的小說《西線無戰事》中發出這樣的感慨：如果能像在賽場看鬥牛那樣，讓交戰國雙方的領袖們在己方觀眾的助威聲中，赤膊上陣，徒手搏鬥，分出個你死我活的勝負該有多好！為什麼非要讓無辜的、素昧平生的年輕人在戰場上互相殺戮呢？！

雷馬克憧憬的場景有點魔幻，不可能成為現實。但我相信人類文明的發展終將消滅一切戰爭；不過也不完全排除另一種可能，就是人類被自己發明、自己發動的高科技戰爭所毀滅。

但我還是樂觀地相信人類的明天會更好。理由是，二戰結束後，在實現了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之間所有的爭端都是通過協商和談判解決的，從未發生過戰爭。戰後所有已經發生的局部戰爭都是獨裁專制國家之間或獨裁專制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發生的。比如金日成發動的侵略南韓的戰爭；比如薩達姆發動的呑併科威特的戰爭；比如普京發動的入侵烏克蘭的戰爭------所有的戰爭都是由獨裁者憑一己的執念發動的。極權專制是現代戰爭的禍根，獨裁者是世界和平的死敵。

炸彈不長眼睛，戰火最是無情，戰端一起，最慘的是平民百姓。為了活命，逃難是婦孺和男性非戰鬥人員不二的選項。80年前是這樣，今天也是這樣。但也有不同。今天的戰爭難民（比如說烏克蘭的戰爭難民）的生命安全係數比過去有了幾何級的提升。不是因為現代可供逃難的交通工具與80年前有了天壤之別。而是因為現在的國際社會、國際法不容忍、不姑息任何交戰方對平民的暴行。

父母親85年前的逃難是在日本飛機投下炸彈的爆炸聲中開始的。原來“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單身漢迅速轉換身份，負起了男子漢大丈夫的責任。從南京出發，父親帶着新婚的妻子，加入到難民的苦難行軍。這也是父親母親的蜜月旅行。他們從結為伉儷的第一天起就經受了戰火的洗禮，經受了生死與共的考驗，從東到南、從沿海到內地；步行、乘車、坐船；被日寇的炮火追趕着又從內地奔向香港。這一路上，戰勝了多少困難，克服了多少絕望；經歷過多少危險，目睹了多少死亡？從來沒有聽他們念叨過逃難的經歷，這也難怪，誰願意把不堪回首的苦難老掛在嘴上呢。但我知道，在這樣的時刻，男人一準是女人的主心骨，父親必定是母親的護身符。在慘烈的歲月里經歷過戰火考驗的父母感情是在和平環境中長大的我們難以體會的。他們怎麼能不終身廝守、相濡以沫；他們的婚姻怎麼能不堅如磐石、風吹不倒、雷劈不斷呢？

客居香港的日子是艱難的。大量難民從內地湧入香港，日軍占領了與香港毗鄰的廣東沿海，隔着深圳河與英軍虎視眈眈的對峙。但父親母親的適應力強，他們不怕吃苦，又有各自在香港謀生的專業技能，所以生活應當還過得去。1938年，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我的大姐）降生了，如果沒有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危險，他們大概率會留在香港。然而，戰爭的黑雲正逼近香港，戰事隨時可能爆發。這時，在北京的伯父向父親招手了。奶奶去世後獨身生活的爺爺已經被伯父接到北京。如果去了北京，也算邵家大家庭的團聚。到北京去，這個決策肯定是父親做的。於是乎兩口變三口的一家人又千辛萬苦的從香港一路奔到北京，投奔他的大哥（我的大伯）。這是父親人生漂泊的最後一站，他的這個決定讓我們姐弟五個（我是其中最後一個）成了地道的北京人。

從“單身貴族”變身為拖家帶口的逃難者。父親肩上的負擔和責任越來越重了。角色變化讓父親失去了往日的瀟灑，為稻糧謀，他不得不放下律師的身段，做任何能養家糊口的工作。

 1940年，中國的抗戰進入到戰略相持階段。包括東三省偽滿州國在內的淪陷區的人口占到全國人口的近一半。北平是淪陷區，平民百姓在日寇統治的鐵蹄下苟活。80年代，一部根據老舍小說《四世同堂》拍攝的同名電視劇紅透了大半個中國。這部現實主義佳作真實地再現了抗戰時期北平淪陷後整個社會的畸形和不堪。腦補父親母親當時的生存狀態，感嘆上一代中國人生逢亂世，活得太不容易！屈原的詩句湧上心頭：“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我不確定父親在那年月怎樣謀生，我只知道那年月他的三女兒（我不曾謀面的三姐）有病得不到醫治死在了母親的懷裡。

對於父親說來，抗戰勝利的喜迅也許來得太突然了。雖然日軍主力已經被美軍消滅在南太平洋，但狂熱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仍不甘失敗到處擴充兵源，準備本土決戰。兩顆掉在日本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讓大日本帝國的狂熱戛然而止。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飽受戰爭蹂躪的中國百姓沉浸在勝利的狂喜中。

人們殷切地期待着國家開啟和平建國的新時代。這時的父親已經快五十歲了，我想他一定會有一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從“高等法律專門學校”畢業後晃蕩了近三十年的他，一定期待能用自己所學的“憲法政治”為民主建國一顯身手。

機會來了。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為便於處理東北各省收復事宜，在長春設立了國民政府主席東北行轅，簡稱“東北行轅”，負責整個東北地區軍政事務。東北行轅需要在北平設一個辦事處，負責與統管華北地區軍政事務的北平行轅做日常的協調、聯絡。經在北平軍調處的友人引薦，父親應聘到東北行轅駐平辦任職，為工作方便，還授予了少校軍銜。

從1946年初到1948年末，父親一生中僅有這近三年的時間在“體制內”工作。做了幾十年“自由職業者”的他能接受體制的約束嗎？他和自己的上下級能處好關係嗎？他對自己的工作滿意嗎？這些都是只有他自己才說得清的個人體驗。我們現在只知道，他的工作與他所學的“法政”不能說沒有聯繫，但也算不上“學以致用”；只知道這三年是他後半生生活狀態最穩定的三年。

這三年也是國共之間爆發全面內戰的三年。二戰後美國憑實力成了世界的老大。美國人雄心勃勃地打造着他們想要的新世界，構建一種符合美國的價值觀和國家長遠利益的國際新秩序。“聯合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美國總統羅斯福倡導成立的。羅斯福還力排眾議，讓實力不濟的中國做了聯合國發起國和常務理事國。說句老實話，在聯合國另外四個常務理事國當中，美國是唯一真不希望中國打內戰的國家。（斯大林的蘇俄心懷鬼胎；丘吉爾的英國傲慢無禮；戴高樂的法國自顧不暇。）美國真心希望中國能組成一個民主的聯合政府，真心希望中國快點強大起來，朝東可以看住日本，別讓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朝北可以防住蘇聯，別讓赤色帝國在亞洲擴張。日本投降之後，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由毛澤東修改審定的“和平建國綱領草案”（1946年1月24日《解放日報》刊印）。一週之後，中華民國政治協商會議第十次會議全體一致通過了這個“和平建國綱領”。多好的綱領啊！放在今天也是滿滿的“正能量”（也有滿滿的倡導普世價值的敏感詞）。轉型期的歷史給了中國人一次民族復興的機會。如果這個綱領能執行，那麼戰後亞洲的歷史將改寫；世界的歷史將改寫；中國也早就是民主富強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了，決不會當老二！因為中國的人口基數，更因為中國人的吃苦耐勞和勤奮好學。

但中國人沒有這個命！因為中國有着世界歷史上最悠久的大一統皇權專制傳統，這個源遠流長的極權制度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天無二日，國無二君”。直截了當地說吧，中國不是美國，這裡沒有誕生“華盛頓”的文化土壤；所以，內戰不可避免地打起來了。美國總統派出五星上將馬歇爾帶着一個強大的團隊來到中國，目標是：制止中國內戰。於是由美國牽頭，由國民黨、共產黨、美國三方參加的軍事調停委員會組成了。這種大規模的、深度介入的、長達一年多的軍事調停在世界近代史上是找不到第二例的，足以證明美國的誠意。美國支持國民黨，但似乎更同情非常“通情達理”的共產黨。比如美國政府自1946年7月以後就開始對國民政府實行汽油禁運、武器禁運，逼着蔣介石停止軍事進攻、與共產黨和談。共產黨一面和談，一面高談美國人最愛聽的普世價值；一面穩紮穩打地擴充實力和地盤。出乎當時所有人的預料（包括蔣、毛兩位當事人），戰後在國際聲望和軍事實力都達到歷史巔峰的國民黨政權在短短的3年內土崩瓦解，跑到了海峽對岸；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取得了內戰的勝利。其時間之短、效率之高，令人錯愕！這是個帶有神奇色彩的故事，讓後來的史家嗟嘆。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31日，解放軍兵不血刃地開進北平。北平也恢復了它原來的名字——“北京”。這一天，父親會站在街邊歡迎解放軍入城的人群中嗎？他應當記得辛亥革命時從前線潰敗的朝廷兵勇在安慶街頭哄搶造成的混亂；他親眼看見國民革命軍攻進上海，把軍閥孫傳芳的軍隊打得滿街亂跑；他忘不掉在逃難時，日本鬼子的炮彈呼嘯着從頭頂上掠過時身邊婦女兒童的尖叫；戰爭他見過多了，嚇不倒他；北平的“和平解放”避免了流血，讓他高興。但當解放軍的雄壯隊列帶着勝利者的驕傲從他面前走過時，他會作何感想呢？恐怕很難“一言以蔽之”。他經歷過好幾次“城頭變幻大王旗”了。不管誰在台上當權，都擋不住老百姓吃飯過日子。他和國民黨沒有什麼瓜葛，在東北行轅做事時有人拉他填表加入國民黨，他委婉而堅定地拒絕了。他對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也有所了解，“和平建國綱領”作為共產黨提出來的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政治主張，順應了世界憲政民主潮流，他是真心贊成、衷心擁護的。他對國共兩黨的恩恩怨怨不感興趣。他只想憑自己的本事吃飯。既然大清皇帝都要順應潮流搞憲政，如今“共和”好幾十年了，總不會有誰再學袁世凱，開歷史的倒車。中國正在走向“民主建國”，他相信自己所學的“憲法政治”在共產黨治下也會有用武之地。

古老的中國進入一個新時代，以中共領袖毛澤東名字命名的時代。毛澤東以“秦始皇加馬克思”的氣魄和智慧乾綱獨斷、運籌唯握，給超穩定的中國社會帶來了一次次驚天動地的變革和震盪，以至於我們今天還生活在它的餘震當中。

此時的父親剛好年屆半百。20年前，魯迅在半百的時候曾寫過如下詩句表達五十歲男人的焦慮和憤懣：“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像大多數飽經戰亂的民國知識分子一樣，父親對新政權有着本能的期待。他努力地擁抱新時代；他認真地學習新知識，他渴望用自己的所學報效國家，當然，也為了能掙口飯吃。

民以食為天，“吃飯”既是平民百姓生存的頭等大事，也是政府的頭等大事。聯合國有個世界糧食計劃署，就是為了管全世界的頭等大事“吃飯”而設立的。“挈婦將雛鬢有絲”的父親此時已經是六口之家的一家之主，四個孩子最大的13歲，最小的只有幾個月（那時我還沒有出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六口人的“嚼穀”是他每天必須面對的問題。家裡能賣的都賣了；親友的接濟救得了急，救不了窮。父親惶惶然、淒淒然地奔波着，為一份能養家的工作。但他在所熟悉的法律或新聞領域除了碰壁還是碰壁。在教育或者文化行業偶爾有一兩份短工也僅限於短工。有個什麼運動，先把他震出局。他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他想不明白為什麼自己永遠是別人眼中的“外人”。但他從不氣餒，每天都把自己收拾得乾乾淨淨，早出晚歸。這麼說吧，父親在政治上一輩子都沒開竅。他永遠想不到馬、恩、列、斯、毛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民主憲政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他所學的“憲法政治”，已經淪為與新時代格格不入的“廢學”。律師這個職業在“新中國”已經被廢除；新聞機構也一概成為共產黨的喉舌，不可能成為他這個“前朝餘孽”的安身之地。在新時代，父親已經成了地地道道的“廢人”，而他自己卻完全無感！回到家裡，還總是檢討自己“思想守舊，跟不上時代；鄉音難改，造成了語言交流障礙”等等。他更想不到，他在合法的民國政府體制內工作經曆本身就是新政權不能容忍的罪惡。在新時代，他永遠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政治賤民。

他在尋找存在感的煎熬中熬到了60歲，這當中，運動一個接着一個，鬥爭一浪高過一浪。洪流撲面而來，他被浪花拍打得暈頭轉向。但他一點也不害怕，他很想融入社會，所以總是認真學習、積極投入。結局來了，他終於被洪流吞沒。前面說過，因為替右派分子鳴冤，父親被戴上“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並判管制三年。他也因此丟了在體制內最後一份臨時工作（代課教師）。從那以後，他徹底的放下身段，脫下“長衫”，以“認命不認輸的”樂觀主義，干起了當時政策允許的所有能掙飯吃的工作。從賣各種小商品到撿廢品。他的“靈活就業”差不多一直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天。即便在1966年8月被紅衛兵批鬥之後，一旦監管的人撤了，他又會背起冰棍兒箱沿街叫賣。

這麼說吧，如果他所學的專業不是“廢學”，比如說他學的是歷史、經濟、社會學或者文學，他或許可以在體制內找一份穩定的工作。他不笨，更不懶，作為老知識分子、畢竟有紮實的專業功底。然而，倘真如此，他就能過上有尊嚴、有安全感的正常生活嗎？非也！“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如果他真在體制內討生活，憑他那歷史“污點”，憑他那口無遮攔、喜歡抱打不平的個性，新政權發動的每一次運動、每一次鬥爭，他都是當然的重點、當然的靶子，都會受到特別的關注。別忘了，在那個年代，那些死於非命的老知識分子，都在體制內有個職務，有個工作。比如，在1966年的“紅八月”，和父親差不多在同一時間，被同一所學校（北京市女八中）的紅衛兵批鬥的作家老舍，就是在批鬥會之後的當夜，投太平湖自盡。

我想，游離於體制之外，對父親未必不是一種幸運、一種保護。

父親從年輕時就嚮往着“主權在民”、“天賦人權”，並以此為終生的嚮往。

人權的本質是自由和平等。

父親是不幸的，因為自由和平等與他的生命無緣；特別是後半生，他在戰亂和動亂中為一家人的生存奔命，沒過上一天能免於恐懼,免於匱乏的舒心日子。

父親是幸運的。在他經歷所有的不幸的時候，他的妻子、我的母親都在身邊默默地陪伴着他，關懷着他，溫暖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