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父亲的背影

      我猜想我的出生应当是一次意外。当时家里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大的（我的大姐）还在唸高中，小的（我的二哥）只有四、五岁，正需要大人照看。我的降生使家中的光景雪上加霜，如果再加上我这个新生儿嗷嗷待哺的哭嚎，父母的心揪得该有多紧？！后来听家里的长辈亲朋透露，我出生后不到一岁，为了全家人的生存，母亲必须要到宣武门外的庞大妈（京剧演员）家里做住家保姆。一些好心人就撺啜父母把我送人。是父亲力排众议，把“送人”策划成了送到黄姓干爹家寄养（每月象征性地给干爹家送去8块钱），邵家这一脉因此才保下了我这个男丁。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可在我的早期记忆中，我所要依靠的这座大山却总是弥漫着冰冷的阴霾，使我不能、不敢、也不愿靠近他。父亲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之后，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常使他触景伤怀，不能自己。积郁于中总要发泄于外，家庭琐屑也往往触他之怒。家中常伴他左右的只有我这个老圪垯，他待我就不免时晴时雨，时好时坏了。好在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两个姐姐大学毕业之后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父亲与生俱来的“认命而不认输”的乐观主义让他的生活渐渐地回归了常态。从而我也慢慢地感受到了来自父亲的关爱。

忘不掉我小时候，父亲为了多挣点零钱贴补家用，即使在冬季的三九天也要到大街上卖烤红薯；夏季的三伏天也要在在脖子上挂着保温箱走街串巷叫卖冰棍儿，甚至捡拾废品。多少年如一日，从没见过他叫苦、叫累。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我的耳朵感染了“米粒炎”，必须去医院看病；为了省四分钱的公交车费，老父亲带我徒步从宣武门走到位于复兴门外的儿童医院。天热，在走回家的路上，父亲破例给我买了一根冰棍儿，我举起冰棍儿让他先唆一口，他摆摆手说：“三小儿吃、三小儿吃，这是给三小儿买的”，一口也不肯唆。初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安门内的交通技校住读，由于离家较近，每次去西单那边办事儿都会绕道宣武门回家看看。如果赶上吃饭点儿，父亲总是放下筷子，把盛好的饭让我先吃；而他自己则是随便再熬点玉米糊充饥。如今想起这些，总让我百感交集、心头酸楚！

不过，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那年夏天，老父亲为我跑去买水果时的背影 。

那是1972年的夏天，我就读的交通技校组织我们到位于河北的北京交通局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期半年（那个年代，学生经常到农村和工厂参加劳动，谓之“学工学农”）。那时，二哥已经去了东北吉林插队，我平常住校也很少回家。家里平时只有父母两个老人。我需要让母亲帮助清洗住校时的衣被，就在出发前把衣被抱回了家。可能因为我是长大后第一次离家长时间出远门，出发之前，二老在为我整理行囊时都显得甚不放心，都提出要在出发当天送我一下。我不想让他们送。那时我已经十七岁了，初中时也曾参加学校组织的学农，在“三夏”时到农村帮助夏收，现在自己都这么大了，怎么父母还不放心呢？

     出发那天，母亲听了我的话（不值得为这点事请假扣工资）一大早就上班去了。临出门时还不忘嘱咐父亲说：“三小儿已经大了，不送也行。听孩子的，别让他别扭。”吃罢早饭，父亲一边用油布给我包裹衣被(那个年代，塑料布和塑料雨伞都还很稀少而且也很贵。一般家庭是买不起塑料布的），一边抬起头看着我，用试探的口气说：“太沉了，要不然我送你一段吧？”。在父亲说话时，当我与他双眼对视的一刹那，我低下了头，露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这时，父亲又急忙改口，讨好地说：“不送 不送了。你坐公交车到学校，行李别散了就行——要不，我只帮你拿到下了公交车？”我低下头没吭声，不善辞令的我，不知道该如何拒绝父亲而选择了沉默，虽然我从内心深处是极不情愿父亲送我的。在那个时期，哪怕是出门买东西，我都不愿和他一同在胡同里走。一则因为“黑五类”的成分歧视在当时还很普遍，二则我是家中的老疙瘩，父亲快60岁时才有了我，他的岁数都快赶上同学的爷爷了。然而父亲以为我的“不做声”就是默许了。我看着他匆匆换上早已准备好的蓝布衣裳，戴上那顶帽檐已经有些磨破的深青色帽子（这两件“行头”是父亲在家里来人或出远门，才肯翻出来穿戴的），提着行李就出门了。我不敢拂他的好意，就故意在屋里磨蹭了一会儿，才极不情愿地低着头也迈出了家门。在宣武门 109路电车站等车的时候，父亲看见马路对面水果店摆着有我从小就喜欢吃的北京“沙果 ”，忽然就放下了行李，迈着碎步往马路对面赶去；他在车流中左顾右盼，还不时回头摆手，好像在示意我，站在原地不要动。看着父亲过马路时佝偻着背的瘦小背影，我两眼发呆，愣在那里。当时我的心里还在埋怨他为什么没事找事非要送我，神情自然是有点不高兴的。但父亲那戴着深青色布帽，穿着那件套在消瘦的身体上略显宽大颇不合体的旧蓝布上衣，驼着背，跑去为我买沙果的背影却永远地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了！如今，年过花甲的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总是忘不掉父亲那天的背影，因为那是父亲在用自己74岁老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意，表达他心里有、嘴上却从来说不出口的对儿子的牵挂。平常看上去冷若冰霜的父亲其实也有一腔滚烫的父爱！

      到站下了车，正好碰到另一个班上的同学扛着行李跟我打招呼，互相问候了两句。我转身寻找父亲时，他不见了，可油布行李却放在了站牌下面。我明白，父亲是怕他那年迈的形象和“黑五类”的名声影响我在学校的进步悄悄地离开了（文革中，我在学校或工厂上班后，为了表示彻底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每逢要在批判大会上发言时，都会把“牛鬼蛇神，黑五类”作为我原生家庭的“标签”，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牛鬼蛇神”的父亲）。伴随着敲锣打鼓的欢送声，汽车启动了。在后排座上，我漫不经心地扭头看着窗外前来送行的家长们，不经意中突然发现父亲站在一颗大树后面，正伸着头，向汽车行进的方向张望。原来，他一直在暗处默默地注视着行进中的客车，注视着他的“三小儿”。当时我心里忽然有点酸酸的，想起在父亲送我的这一路上，不管是走路，还是坐车，父子之间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跟陌生人一样，非常默契地保持着距离和沉默。甚至于在分手的时候，连一句告别的招呼都不打。如今回想起来，这种无声的默契包含了那个特殊的年代长辈对晚辈无须言说的体谅与关爱。可我在当时怎么就体会不到呢？甚至心里还在为此埋怨年迈的父亲。那时的他会不会因为我这一路上满是嫌弃的神情而伤心呢？现在的我知道一定不会的，因为父子的心是相通的，他早就原谅了他那不懂事的“三小儿”。

五十年过去了，每每在和亲友谈到父亲时，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父亲身穿蓝布褂，头戴深青色帽，佝偻着背，碎步穿过马路，为我去买沙果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