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背影

              邵 曉 龍

                        寫在前面的話

   之一：慈母仙逝十年，天人永隔，隔不斷兒女無盡的思念。年初，84歲的大姐提議我們姐弟幾個動筆寫下各自心中的母親，放到雲端做一個永恆的紀念。我深以為然。家族敘事沒有正史的重量，卻有着正史沒有的真實、生動與溫度。回憶是溫暖的，也有淚水和心痛，經過了幾個月的輾轉反側，夜不成寐，久疏文墨的我終於完成了獻給母親的文字：《媽媽是天上最亮的那顆星》。

之二 ：回溯慈母的生平，父親的身影總在腦海中時隱時現。我生也晚，從記事起，“家”就被一貧如洗的匱乏和如影相隨的歧視所圍繞。我三歲那年（1958年），父親被戴上“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並判管制三年（管制是中國刑法中的一種最輕的刑罰。案犯不用關押，但限制其自由，由公安機關和社區群眾監督改造），同時還失去了在教師進修學院的代課教師工作。面對一家老少七口無米下鍋的生存困境，父親每天承受的壓力得有多大？所以，在我兒時的記憶中，和已經年邁的父親實在是沒有過什麼溫暖的親子互動。長大成人、特別是自己也做了父親之後，常常感念父母在那樣一個極端困苦、極端壓抑的境況中，拚盡全力把我們幾個孩子拉扯着養育成人；同時也有過困惑：即無論日子過得多麼艱難，母親與年長她十七歲的老伴 ——我的父親從來沒有絆過嘴，沒有紅過臉，甚至從不在兒女面前大聲地討論生計的艱難。他們相敬如賓、相濡以沫，從1930年代的全民抗擊日寇的戰亂到1970年代全民“造反”的動亂，拉扯着五個兒女，在苦難中踉蹌前行，互相攙扶、互相支撐了四十年。

撰寫懷念母親的文章，追憶母親一生的足跡，我忽然有一種頓悟：作為上個世紀上半葉占中國人口比例極少數的知識女性，母親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的不僅僅是一家人的吃飽穿暖；以她老人家的學識和素養，她更需要精神世界的安全與充實。

父親後半生淪為政治賤民，空有滿腹才學，卻得不到一份能養家糊口的工作，到最後只能靠沿街叫賣和撿拾廢品謀生，成了當代“靈活就業”和“地攤經濟”的“先驅”。我至今還記得他在叫賣冰棍兒時吆喝的那兩嗓子自創的京城“冰棍兒小調”，如果當時能有智能手機拿來錄像，放到今天的“抖音”上，也是具有歷史認知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我們後輩看來，父親當時那種苦中作樂的自我陶醉和那種貧賤不能移的“窮歡樂”很像一個現實版的“濟公活佛”，在化解自己痛苦的同時也幽默了眾生。

大姐曾說：這個家能一直堅持着不散架，就得益於父親的樂觀天性伴隨着母親的堅韌。父親母親用自己勤勞、善良、誠實、正直的人格，激勵我們姐弟五個和命運抗爭，不服輸、不放棄、最終都能在逆境中學有所成。母親自己也跟着大姐“潤”（RUN）到美國，得享平靜幸福的晚年。坊間有一句流傳千古的話，“少年夫妻老來伴”。這句話用在我的父親母親身上也是合適的。父親在屈辱與貧窮的重壓下，表現出來的那種與生俱來、特立獨行的樂觀與豁達，無形中成了母親的靠山和精神支柱。父親其實是矗立在母親心中的一座別人看不見的山。雖然父親在動亂中早早地辭世，但我相信，父親的在天之靈一直在冥冥中護佑着母親，陪伴着母親。現在，我比以前更深地理解了他們，也因此更深地懷念他們，感恩他們。

一、從安慶出發

   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在安慶懷寧出生的父親應該算二十世紀的同齡人。二十世紀的人類多災多難，破天荒的兩次世界大戰造成了數以億計的生靈塗炭。中國呢？驚濤拍岸，內憂外患，一百年都不得消停。父親在戰亂與動盪中走過一生，多災多難的年代決定了他多舛的宿命。但上個世紀中國發生的所有重大的災難與動盪，包括外敵入侵、江山易幟以及文革浩劫，都沒能把他擊倒，讓他沉淪。他以自己特有的“認命而不認輸”的樂觀主義直面苦難、化解壓力，這既是天性的流露，也是環境的逼迫使然。   

 安慶坐落在八百里皖江之濱，是安徽當時的首府，也是近代政治風雲際會的舞台。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革命黨人徐錫麟、秋瑾策劃反清武裝起義。徐錫麟在安慶刺殺安徽巡撫恩銘，打響了反清革命的第一槍。起義失敗，徐錫麟、秋瑾英勇就義，全國震動。作為後輩，我無法揣測那場轟轟烈烈的事變對當時9歲的父親有過怎樣的震撼。但事變在中國引發的後續反應卻和父親的命運發生了密切的關聯。第二年（公元1908年），迫於壓力，內外交困的大清朝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宣布“十年後實行立憲”。作為預備立憲的配套措施，直隸、安徽等省率先組建官辦的“省立法政學堂”，為中國未來的“行憲”培養專才。三年後，辛亥革命暴發，清王朝垮台。安徽“省立法政學堂”在民國初年幾經併撤、在民國四年（公元1915年）更名為“省立高等法律專門學校”，招收新式中等學校的畢業生。校內預科、本科的組成及科目的設置與日本的法政專門學校基本相同，是安徽省第一所具有現代意義的高等學府。次年，父親成了這所“省立高等法律專門學校”的學生。

法律在當時是新學，也是顯學。雖然當時絕大多數的國人不知道“憲法政治”為何物，（現在知道的也不多）；雖然“主權在民”“天賦人權”的現代法制觀念在中國至今也不曾深入人心。但在民初那個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群雄並起、群英紛爭的“北洋亂世”，卻出現了近代中國思想界難得一見的“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成就了諸多承上啟下、名垂青史的大師。1915年，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在北京創刊（幾年後陳參予創建中國共產黨並擔任第一任總書記），在創刊號上，陳獨秀開宗明義地說：“國人慾擺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族，則急起直追，當經科學與人權並重。”他給人權下的定義是：“思想言論之自由，謀個性之解放發展也。法律之前，個人平等也。個人之自由權力，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是也。”《新青年》吹響了新文化運動暨啟蒙運動的集結號。兩年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哲學博士的胡適應陳獨秀之邀從美國“海歸”到北大當教授。三年後，湖南的師範畢業生毛澤東也到了北京，托他岳父的關係，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了半年助理館員。

父親在清末民初那個風雲激盪的年代度過了自己的成長期和青春期，他的觀念、他的行為習慣不可能沒有那個時代的烙印。舊學、新學和五花八門的社會思潮影響着他、塑造着他。

攻讀法律無疑是父親自己的選擇，而不會是爺爺的越俎代庖。我沒有見過爺爺，我的大伯母說過（她在爺爺身邊侍奉了近五十年）：爺爺是個特別親切隨和的人。做生意老實厚道，童叟無欺，坊間口碑特好。既然爺爺在當時能容忍大兒子(父親唯一的哥哥、我的伯父）把妻子和幼子丟在家裡，自己去北京闖蕩。就不大可能做出干涉小兒子求學的事情。父親的舊學功底很深，他和我們談話時，孔孟的聖人之言經常脫口而出。但回頭看看父親一生走過的路和他有過的堅持，“個性之解放發展、法律之前的個人平等”才是他始終不變的嚮往。

我想，父親選擇修讀法學，就是相信憲法政治是國家強大、人民幸福的根本。小時候，我曾經在他保存的舊書中翻到過一本介紹美國的民國版書籍的殘本。我當時識字不多，隨便翻了翻，只記得在扉頁上寫着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名字的地方用毛筆小楷劃線並注了一行小字“真偉人也”。可見，他對華盛頓早就懷有那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景仰。

華盛頓是最早被介紹到中國的外國政治家。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任閩浙總督和總理衙門大臣的徐繼畬就在他記述西方諸國的《瀛寰志略》一書中盛讚美國的國政民風之美。徐繼畬是中國最早的“中式民主主義者”，他評價美國的共和制是：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對於華盛頓本人，他更是大加讚賞：“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上面這段話後來被刻成石碑，作為大清國寧波府1864年贈給美國人民的禮物，鑲嵌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最高的建築物——華盛頓紀念碑上，是紀念碑上唯一的中文石碑。在徐繼畬眼裡，美國的共和制是真正貫徹了傳統儒家“天下為公”的理念，而創立這一制度的華盛頓更是堪比周公、孔子的西方第一聖人，也是世界第一大聖人。和今天還在期盼聖主、明君、救星、領袖的國人相比，徐繼畬的認知超前了近兩個世紀。

美洲大陸被歐洲的探險家發現之後，在宗教改革運動中受到迫害的歐洲新教徒（主要是英國清教徒）前仆後繼地移民北美。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在喬治·華盛頓的帶領下，北美英屬殖民地的人民在反抗宗主國英國的獨立戰爭中贏得勝利。由13塊英國殖民地聯合組成的新國家“美利堅合眾國”宣告誕生，英國國王的統治權被廢黜。大家擁戴華盛頓做新國家的國王，這是“循世及之規”的輿情、民意，卻被他斷然拒絕。作為殖民地聯軍的總司令，他遣散軍隊、解甲歸田、回到家鄉繼續做他的農場主去了。此後幾年，美利堅合眾國曾短暫地處於沒有國家元首，也沒有能有效施政的聯邦政府的狀態。於是，歷史給了這塊美洲土地上的清教徒精英們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實現“上帝在人間的目標”，建造一個全面超越舊世界的的“山巔之城”。（“山巔之城”一詞出自《馬太福音》第五章：“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山巔之城’就是激勵清教徒用自己讓世人看得見的德行，給世人做出榜樣的意思。）

1787年5月，美利堅合眾國制憲會議在費城舉行。喬治·華盛頓受代表們推舉來主持這個會議。來自十三州的55名代表在會場認真地爭吵了3個多月直到9月17日（美國憲法日），他們誰都不曾想到，他們正在做一件前無古人的實驗。他們正在創造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先例可循的、主權在民的社會治理模式；一個“開天闢地”的、嶄新的現代政治文明將因他們的“爭吵”而誕生。

我們習慣於把人類有文字記錄的信史稱為文明史，其實呢，人類走出叢林後從來沒有停止過自相殘殺。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始終左右着人類的行為和命運，古代史如此，近、現代史也是如此（最遠的大約可以追溯到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共工與顓頊爭帝”，失敗的共工絕望地頭撞不周山，把天撞塌了一角。最近的則是正在進行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這場戰爭正在把世界拖進經濟衰退的深淵、拖到核戰爭的邊緣）。而美國制憲會議的代表們呢，在二百年前（中國的乾隆年間）就要挑戰人類亙古不變的社會“叢林法則”，並且反其道而行之！作為勝利者的代表，制憲會議的代表們沒有像以往所有國家改朝換代時的勝利者那樣“贏家通吃”，謀劃着怎樣壟斷權力，怎樣壓榨人民；怎樣名正言順地剝奪失敗者的生命和財富；怎樣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並傳之萬世。他們最為關心並且爭論不休的問題是應該制定怎樣的契約，才能保障每一個社會成員平等的尊嚴和權力不被他人特別是政府所侵犯。他們一心一意想的是：從所有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和實際需要出發，設計出一個全新的社會制度，確保人們不被自己讓渡出部分權利所孵化的公權力所反噬。美國制憲會議的代表們對人性的洞察超越了他們所處的時代。會議代表、憲法的撰稿人之一詹姆斯.麥迪遜（美國的第四任總統）說的很明白：“如果人都是天使，那麼我們連政府都不需要；如果我們的官員都是天使，那麼我們也不需要在政府設計中加入種種的內外製衡。”美國獨立運動的思想家托馬斯·潘恩說的更直白：“政府哪怕是在最好的狀態中，也不過是個不得不接受的魔鬼。而在最壞的狀態下，則是難以忍受的魔鬼。”於是，以限制“人性惡”為目標的人類歷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憲法：《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在費城誕生了。它奠定了美國政治制度“三權分立、憲法至上、人人平等”的法律基礎。創造了一種嶄新的劃時代的“主權在民”的國家治理模式。這種模式是已經高度成熟的歐洲文明，特別是那個早在13世紀就以“王在法下”的“大憲章”約束君權的英國法制傳統到美洲落地生根之後結出的碩果。

人類從部落聚合成國家之後，幾大文明古國陸續發明了文字，記錄了所有前現代國家的“文明史”。在前現代的歷史敘述中。所有國家其實都不過是人類在弱肉強食、打打殺殺的“叢林競爭”中勝出的王者用武力奪取，再用武力加以控制的地盤。國家也因此成了王者的私產，包括供他們奴役、盤剝的臣民。國家的設立和運轉都是以帝王個人及其家族的利益為核心，為帝王個人的意志所左右。東、西、南、北、中，帝王是主宰一切的，帝王的權力從來不受任何制約，如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所說：“朕即國家”！

美國憲法把以往的“國家”概念來了個底兒朝上的巔覆；給了“國家”一個嶄新的、文明的，反“叢林法則”的，因而也是“現代”的詮釋：國家不是統治者的私產。國家是生活在歷史形成的國家疆域內（如北美13州）的人們基於某種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利益（主要是安全保障和協調經濟發展）所結合成的社會共同體。國家存在的的唯一理由就是保障公民個人的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權利不受侵犯；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為人民提供保障社會正常運轉所必需的公共服務。

美國憲法的序言只有一句話：“我們合眾國人民（We the people），為建立更完善的聯盟，樹立正義，保障國內安寧，提供共同防務，促進公共福利，並使我們自己和後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本憲法。”

We the people！我們人民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在美國，人人生而平等。平等和民主，是這個新國家建立的基石。“以人為本、拿人當人”，還是“以權力為本，只拿自己當人，不拿別人當人”，是民主和極權的分野，也是文明和野蠻的分野。美國的憲法二百多年沒改過一個字，弱小的美國也逐漸由小變大、由弱變強，成了世界上最富裕、最強大也是最吸引人、最富創新活力的國度。用全球性和大歷史的視野看美國的崛起，你就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民主本身就是生產力，就是人民幸福、國家強大的制度保障。

華盛頓在1789年經過選舉團投票全票當選美國第一任總統（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總統）。四年後，儘管華盛頓相當不情願，他還是被選為第二任總統。兩屆總統任期屆滿後，華盛頓堅決拒絕連選連任，他說：“我走在尚未踏實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為將可能成為以後歷屆總統的先例。”他苦口婆心地向擁戴他的美國人民解釋：“你們再繼續選我做總統，美國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了。”華盛頓是只做不說的“行為藝術家”。他沒有留下任何著作，也沒有留下任何豪言壯語。華盛頓在費城主持制憲會議時總是一言不發地坐在那兒，用他的威望維持會議的秩序，讓代表們能專注於討論問題而不是關注他本人的立場和態度。他憑着自己的洞察力，看準了就做。他堅信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的授予，沒有任何人可以在美國憑着暴力、或只因為“血統純正”就可以壟斷權力的繼承。

華盛頓對人性的理解特別透徹。他知道人的七情六慾中權力欲是社會性危害最大的“動物性慾望”，是絕大多數人根本不曾領略過的春藥，毒品和致幻劑。華盛頓之前和他之後的人類歷史證明了一個簡單的事實：長期把持權力必然會損害當權者本人的智力，摧毀當權者原本正常的思維邏輯、情緒管理及更重要的認知能力。當權者一旦變身獨裁者，其愚蠢、邪惡與瘋狂都將是無止境的，對人類的危害也將是難以防範、難以遏阻的，因為你永遠無法預測一個瘋子握有絕對權力時會做干出什麼喪盡天良的事兒。很不幸，二十世紀的人類（包括中國人）付出了相當慘痛的代價之後才開始明白華盛頓早就提醒人類的、如此淺顯的道理。

限制當權者的任期就是對人性惡的防範，而當時制定美國憲法的精英們可能並沒有意識到任期是一個問題。華盛頓卻在實踐中感覺到這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並且用拒絕連任和有條不紊地和平移交最高權力的行為、為解決這個問題貢獻了自己的方案。總統是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的首席執行官，任期制是為防範總統個人權力欲膨脹所設的時間控制閥，是確保國家公權力失序時能及時糾錯的制度性保障。任期制是人類自有文明史以來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制度設計！這是華盛頓個人的超凡創舉，是華盛頓對人類進步事業的傑出貢獻！二百多年過去，任期制已經成為現代民主制度的標配！也是檢驗民主制度真偽的試金石！任何“民主政治”，一旦沒有了任期限制，那就一定會蛻變為假民主、真獨裁的法西斯！如果這個獨裁者是通過民主程序上台並且在開頭幾年的施政成績特別“靚麗”、那麼當他變身獨裁者之後，他的能力和執念對人類的禍害將會大的難以想象，難以置信。這樣的典型有兩個，一個是二十世紀德國的希特勒，他已經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另一個是二十一世紀俄羅斯的普京，他將走向何方？我們且拭目以待。

美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廢黜專制王權，實現“主權在民”的國家。美國有一位華盛頓這樣德才兼備的人作為第一任總統是幸運的。它顛覆了人類自有文字以來如天經地義般存在的王權世襲的專制模式，“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或者如徐繼畬所說：“創古今未有之局”。（在我們從小學的歷史教科書中，“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這個詞組一直是形容蘇俄“十月革命”的專用詞組。這個關於歷史的彌天大謊終於被歷史啪啪打臉。現在的俄羅斯，“十月革命”被正名為“十月政變”）美國憲法的簽署意味着現代政治文明蘊育成型。標誌着人類從此步入了由古代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艱難轉型。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總統任期不得超過兩屆，在立憲之後的160多年一直都是未寫進憲法的“約定俗成”。直到1947年3月21日由美國國會批准了美國憲法第二十二修正案，並於1951年2月27日得到多數州的批准生效，才使華盛頓的創舉正式成為美國聯邦憲法的法律條文。

美國憲法誕生兩百多年了，目前，在全球192個公認的國家中，民主國家已經由當年的1個發展到123個。此道不孤，民主轉型的世界大潮浩浩蕩蕩；否則，也不會有那麼幾個專制的極權國家總要喊幾句民主的口號，貼幾張民主的標籤給自己作包裝了。

華盛頓拒當國王和拒絕連任第三屆總統的“政治行為藝術”讓民主在美國紮根，並逐漸培育了穩定有效的權力交接模式和與之相匹配的社會文化心理。華盛頓用他自己做而不述的“行為藝術”為人類跨入現代文明做出了獨一無二的、無人能與之媲美的偉大貢獻！

父親對華盛頓的景仰，印證了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如春風化雨般地播撒着新思想、新觀念，開闊了那一代中國青年的格局和情懷，也印證了父親年輕時選讀法學的初心。

我還猜想，父親選擇修讀法學的另一個原因，可能因為“省立高等法律專門學校”離家近，他可以在安慶本城住家走讀。家族的人丁不旺是爺爺的心病，他是獨苗，下一代也只有伯父與父親兩個兒子。大兒子去了北平，小兒子自然該留在身邊。學成後既能用所學的法律匡扶正義、報效國家，又可以就近照顧家人。

父親很少跟我們說及他的家世。唯一一次說及家世是聽他念叨他的祖父（我的曾祖父）。他說我們的曾祖父能雙手同時打算盤，是個特有本事的人。長毛（太平天國）起事，禍害了長江以南的半個中國，曾祖父隻身從江西原籍避難到北方，定居在淮軍駐守的天津衛。恰逢淮軍第一名將、直隸陸路提督劉銘傳招募管理軍隊財務的幹才，他的能力被人發現並引薦給劉銘傳，從此成為劉提督麾下清軍“後勤部”的官員。光緒十年，劉銘傳臨危受命，被任命為台灣首任巡撫，負責台灣的行政與軍務。曾祖父同年隨劉銘傳到了台灣。又過了十年，清國甲午戰敗，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已經辭了軍職在家養老的曾祖父不願留在台灣當亡國奴，率全家老小十餘口渡海回歸大陸。為什麼偏偏選擇到安慶定居呢？我想，因為他的淮軍夥伴都是安徽人，或者我曾祖母的老家乾脆就在安慶？

在省立高等法律專門學校的學習提升了父親的眼光和能力，但他畢業後並沒有留在安慶，因為安慶的發展空間畢竟逼仄了些。和他的兄長一樣，父親不想在家子承父業，守着爺爺的店鋪當掌柜。近在咫尺的南京，順江而下乘船兩天即可到達的上海都有安慶無法比擬的開闊，都是當時讓自己所學的“法政”施展拳腳的大舞台。父親說服了雙親，選擇到離家鄉不遠的上海、南京去闖蕩，這個新世紀的知識青年從此踏上了追尋自由、實現自我價值的荊棘之路。他沒有去北京投奔他的哥哥，那裡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他也沒有選擇出洋勤工儉學，他沒有那樣的遠見和魄力。如果他那樣做了，他的命運將會改寫。去上海是他長大成人後第一次為自己做出的人生選擇，這當中有他的自由意志，但其中可能也包含了某種無奈和妥協，因為當時他是家中唯一留在父母身邊的兒子。“父母在，不遠遊”，他理當離家近些，方便在父母親需要時回到他們身邊。父親深愛着他的母親。我記得在頭髮胡同家裡糊着舊報紙的南牆上，永遠掛着家裡唯一的鏡框，已經看不出木框顏色的鏡框內鑲着奶奶一張發黃的照片和父親為奶奶寫的悼文。那時，奶奶辭世已經幾十年了。悼文是用文言文寫的。我至今還記得悼文的開篇是：“賢哉，吾母！------”。鑲着父親《悼母文》的鏡框一直掛到1966年的八月，紅衛兵抄家後才不知去向。父親的童年應當是快樂的。除了衣食無憂，還有奶奶的慣和寵。還是聽大伯母說的：父親小時吃飯總喜歡在飯碗下再墊一個碗，沒有就鬧。奶奶就慣着他，直到十來歲才改掉這個習慣。借用二十一世紀的一個“網絡新詞”，成長期的父親也許可以算作典型的“媽寶男”，一百二十年前的“媽寶男”。心理學家說“人在０——13的成長期的個體經驗塑造了人的個性，影響人的一生”。此話在理，父親的“樂觀”和“短視”，都有他童年經歷的影子。

上海是當時中國最年輕的大城市，也是當時東亞最繁華最有國際范兒的大都市。從某種意義上說，上海是西方列強送給中國人的禮物。沒有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就沒有上海這個城市。1842年初冬，一艘英國輪船停靠在黃浦江出海口，一名英國上尉下船後騎馬找到上海縣衙門（在今天的城隍廟），他拿出清政府的公文和《南京條約》的中文譯本要縣知事根據條約劃個地塊做租界。縣知事大筆一揮，在黃浦江邊劃了一塊無主的灘涂地。幾年後這片長滿蘆葦的灘涂地建起了成片的高樓，起名“外灘”。外灘是上海現代化的名片，外灘這個街名也在不經意中講述着上海的前世今生。所以人們說，先有租界，後有外灘；先有跑馬場，後有南京路。歐風美雨的浸潤讓上海最先“現代化”，上海，也因此成為中國最具契約精神和市民意識的“魔都”，沒有之二。

父親開始“滬漂”的時間應當是五四之後。當時，他那大名鼎鼎的懷寧同鄉陳獨秀和共產國際的代表正在上海為籌建中國共產黨（也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忙得不可開交。父親說過他和同鄉陳獨秀有交集。為什麼交集，如何交集，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陳獨秀的“階級鬥爭理論”和“共產革命主張”沒有引起父親的興趣。父親一生無黨無派，在他看來，信奉“主義”、組團結社和個人的自由發展是相互矛盾的。胡適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和胡適想到一塊兒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