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學領的“勇敢”和趙紫陽的失策

作者:曾節明

“六四”學領的勇敢，和高智晟，彭立法，方斌，黃琦，郭飛雄們的勇敢是不一樣的，後者是真勇敢，前者卻不一定勇敢。

因為，高智晟，彭立法，方斌，黃琦，郭飛雄，秦永敏。。。們所處的社會，是共產黨極權重新大幅強化的高壓社會，敢於在這樣的社會裡堅持抗爭，證明了他們的勇氣；

而六四學領當年的抗爭，並不能證明他們的勇氣，因為他們抗爭的年代（趙紫陽時期），中國社會是政治環境相當寬鬆的開明社會（中共建國以來迄今最開明的時期），彼時的新聞出版，結社組黨，舉辦“沙龍”，甚至遊行示威示威，事實上已相當自由，只需要出台“新聞法”等法律來保障；那時候從事和平政治反對活動，並沒有鎮壓的風險，甚至監控，騷擾都很罕見。。。總的來說，趙紫陽時期政治“自由化”是流行色，參加示威遊行是時尚，而並非勇氣的體現。

當時相當多的人，是眼見沒有鎮壓之危，才出來參加學運的（當然不是個個）。

誠然，並非所有的“六四”之名人物都沒有勇氣，劉曉波就是“六四”參與者勇氣的代表，他在“六四”屠殺後放棄出國機會，堅持留在國內，合理非抗爭到生命最後一刻。但劉曉波不是學領，且象他這樣的“六四”參與者很少。

“六四”學領之參與“六四”，不一定出自勇氣，而且，“六四”大規模遊行示威的形成，並非突破了專制國家機器的結果，而是中共趙紫陽當局有意放縱的結果：

  實事求是地說，“六四”學運就是趙紫陽政治改革精神的產物，趙紫陽的政改精神鼓舞+對學運的刻意優容，是“六四”運動能夠形成數百萬人規模的主因。趙紫陽一阻止了李鵬對學生對胡耀邦的自發悼念的禁止，二阻止了李鵬對4.27大遊行的鎮壓。

  當然，作為一個政治家，趙紫陽故意縱容學潮，有着政治上考慮：他想藉助學潮的聲勢，逼退以陳雲，李鵬為代表的中共頑固派，加快政治改革的進程（如出台新聞法，人大代表真實選舉）。趙紫陽竟沒料到，學領恃寵而驕，得寸進尺，悍然把學運升級為不可控的“布朗運動”（天安門大絕食），反而送給中共頑固派把體制內外政改派一網打盡的口實。

具體地說，在學生響應自己“五四”講話的號召，退場複課後，趙紫陽沒有及時調集解放軍，武警部隊，進駐天安門廣場，以防止學生重新聚集，是巨大的失誤。

趙紫陽本可以將處理“六四”運動主導權抓在自己手中，一方面防止示威重新聚集，一方面保護高校的“自由化”成果。

而學領方面，則更是錯得離譜，而且不僅是錯誤，還有嚴重的品質問題：柴玲就在其自傳中承認：她和張伯笠逆趙紫陽五四講話而動，發起5.13天安門絕食，初衷是害怕自己作為學領，在學潮退潮後會遭中共清算。也就是說，出於自己的私心，不顧大局與手握軍權的鄧小平死磕到底，敲鑼打鼓地去把正在趙紫陽和平演變催眠曲中酣睡的共產黨專政的魔性，再次喚醒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