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泛濫猛於洪水—尋找中國人的神（二） 玄野 莊子有一篇寓言《倏忽鑿竅》，原文如下：“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倏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倏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時下人們將愛強加於自然界，正是倏忽鑿竅的現實版。 當代文化界學術界和文藝界，尤其是以社會科學為主導的領域，其推理過程因為過於宏大而難以用數理分析來證明，其實際效果因為無法重複也難以用實驗來嚴格驗證。這些領域有一種思潮是將愛無限拔高，認為這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妙藥。更有甚者，因為人類社會有愛，而動物界卻沒有，所以人類興盛而許多動物卻瀕臨消亡，於是就如同倏忽鑿竅般要把人類的愛移植到動物世界中去，其結局可以預料：只能是“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近千年來人類迅猛發展的歷史中，人類活動的超級擴張導致了其他生物的苦難，而且已經直接導致了大量物種的滅絕。顯然，當代知識界學術界面臨着嚴重的自然倫理難題，就是以愛為核心要素的人類活動的擴張是好是壞？人類的哪些需求是正當的，哪些需求是錯誤甚至罪惡的？老子曰：美之為美斯惡已。如果我們站在人類自身的利益上考慮，我們無法準確判斷自己行為的善與惡。繁衍眾多是善還是惡？從現實角度看，如今人口爆炸，生養眾多不是好事。然而，繁衍後代是自然法則賦予人的本性，人違背本性而考慮那些超越自己本性的東西可能也不合適。既然人類的文明發展已經使得人的能力完全超出一個生命攫取個人利益的範疇，那麼人自我檢視時也當然不能再以生命的本性來為自我放縱的合理性張本。原因在於平衡是永恆的法則。當人的攫取能力變得超級強大時，人必須啟動一個同樣強大的智慧與理性來制衡，否則就會有一系列的苦難出現以使得世界的整體收斂到平衡狀態。智慧與理性為我們帶來了強大的滿足個人需求的力量，當然我們絕不可以迴避這些智慧與理性為我們帶來控制這些欲望的能力。 把家庭搞得一塵不染是善還是惡？提高人生存空間的衛生條件當然是好事，但是力圖將人從一個本充滿微生物的環境中隔離出來，那應該是一個違反自然法則的事情。人是地球生態系統的一環，而不是脫離開生態圈的獨立存在。人與大量的互惠的微生物共生，人也和大量有害微生物互相對抗而將自身的各種保護機制激勵起來，從而使得自身機體的每個環節都不退化。而這種共生是完全出於人的意識之外，是徹底由上帝賦予的機制，是重要性遠高於農作物和家禽家畜的共生模式。近百年來衛生條件提高使得人類平均壽命大幅提高，而過猶不及的潔癖也成為人類的流行病。而衛生習慣應該掌握在什麼尺度上是一個關繫到每一個人日常生活的事情，可以說是天大的事情。人們往往習慣於只從定性角度來論斷衛生問題。然而，拋開具體的量去討論衛生問題是教條的做法，往往會得出違背常識的結論。例如大腸桿菌是致病的，但食物中只有到達一定的量才會引發問題，所以食品衛生標準全部都是規定菌落數量的標準而不是要求完全沒有這種菌類。所以那種希望把大腸桿菌絕對排除在自己生活之外的做法就是錯誤的。而這種思路卻時普遍存在而耗費巨大的。另一個情形是，討論衛生必須基於食品流程所歷經的環境，拋開環境談衛生都屬於紙上談兵的思路。比如在處理食料時是否要保證儘量少的細菌，所以木製菜板就因為吸水從而給細菌保留了生存空間，這是否可以結論說我們應該用塑料菜板才衛生？這種結論就是脫離環境談衛生了。如果食材準備好以後還要經過高溫烹炒，那麼木製菜板上的那點細菌會有啥危害嗎？至於那個塑料菜板，水和細菌的確不會滲透進去，但是刀的接觸也會導致許多小塑料顆粒附着在食材上而進入滾熱的油鍋，其中所產生的有毒物質難以預測。而這就是當今世界的幾乎無解的塑料公害。之所以有這一困局，首先是因為塑料在遇熱後的特殊變化，同時人類高溫烹調習慣也是關鍵因素之一。所以如今都在倡導低溫烹調，儘量避免油炸。實際上人如果不對食材加熱的話，塑料並不構成顯著危害。所以隨食材的處理環境不同，那麼塑料與細菌是否對人構成健康威脅的結論也各異。 人的需求是正當的，但是放縱慾望則是錯誤的。愛是一個偉大的感情，但是愛的泛濫則是一個極其深遠而危險的錯誤。愛本身是基於自己極其有限的感情閱歷，很多愛沒有道理，只是人自我肯定的一個道具而已。愛的無序泛濫將導致自然秩序的混亂。人終究不是自我生命的設計者，也許人與世界本沒有一個設計者。人生存於自然界的狀態終究要在永無止息也永無止境的試探自省與改進的過程中不時調整。 人們判別善惡的標準是看一個人的行為是否對全體人有益。然而以人們在某一時段的理念判斷為善的事情在更長的歷史尺度看時，會發現這坑害了所有人。比如一個先進的捕魚方法應該是有益於所有人的，但過度捕撈導致漁業資源的枯竭，從而導致所有人都沒魚吃了。現實的例子如紐芬蘭的拖網漁船造成鱈魚的險些滅絕。而信仰層面“人法地”的一些指引使得人們不會過於自負。古人從經驗抽象的哲學角度來規正人類行為的一些理念就十分智慧，例如論語有“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的說法。人可以從邏輯演繹的角度出發而推斷出結論，其過程中所依據的信息相對於自然世界而言是十分匱乏的，其結論往往也是錯誤的。從解析出發來規定的對所有人有益的行為往往會最終坑害了所有人。 愛的泛濫，其本質在於人的驕傲。人錯誤地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以自己良好的願望和自我犧牲的精神就可以構建一個美好的世界與未來。就像耶穌基督拯救大家那樣。然而現實是人類很渺小，不過是在自然的縫隙中苟且偷生而已，不是每個時代的困境都在呼喚耶穌式的拯救。人的各種妄圖改造世界的做法都是自殘。人既不可以為了眼下縱慾的方便而妄為，也不可以自命不凡來按自己的意願改造世界。自然界是複雜精妙而又渾沌般運作的，人的作為應當順應自然的法則，人在達成自己的短期或者長期利益的時候首先必須考慮的是自然法則如何，人如何在順應自然規律的前提下實現自己的需求與利益。 中國的傳統信仰與基督教信仰在頂層認識方面是一致的，比如一神論思維，比如人面對世界時的渺小和謙卑的態度。中國的問題是自秦漢始信仰層面就被禁錮了，人的精神被要求為社會利益服務。六朝時代士人多有叛逆，即所謂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實際上那個時代的精神成就是後代無法超越的。唐代雖已是大一統為主流，但老子卻因為巧合的李姓而被尊為皇，那麼道家理念在社會中的分量自然就依然很重。儒道並重也是唐代強盛的主要原因之一。宋代以降就不再有這個幸運，從北宋五子開始便是在宗教信仰層面的徹底現實利益化。你可以悲天憫人，你可以心系蒼生，胸懷天下，但人在世界中的定位錯誤了，人類的利益上升到了神聖層面，人的驕傲使得自己已經在信仰上迷失了方向。而這也就直接導致中華文明的千年遞降。 因為這樣一個信仰層面的錯誤認知，那麼如今愛人這個第二法則就凌駕於神這第一法則之上了。當然這依然是一個理想的情況，就是在君主聖哲，政治清明的時代。大家的努力方向實際上是愛人而已，就是把社會的最廣泛最長遠利益當作宗教的終極目標。這個目標看似簡明理性，實則不過海市蜃樓而已。因為人的預見能力是極其有限的，五十年以後會發展成什麼樣都很難預測。所以基於人類自身的局限，我們當下為後代嘔心瀝血建造的基業，在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後很可能會變成子孫們所承受的災難。物質建設尤其如此。 廣泛的仁愛或者說對不分種族的仁愛幾乎是世界所有主要宗教的核心價值理念。近百年來，尤其是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訂立的普世價值以來，人們更是清晰明確地總結了道德黃金律。有人羅列出十幾個世界主要宗教，儒釋道，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等全部在列。各宗教的表述基本一致，大家比較熟悉的表述方法如：愛人如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人，等等。同時與這樣的最高道德理念相矛盾的是，各大宗教都在斥責人們的貪婪放縱，認為人心都是敗壞的。既然普羅大眾如此之腐朽墮落，那麼為什麼還要宣揚人們必須無私地愛這些墮落的人呢？這豈非愛的錯付？疑人不愛，愛人不疑，既然愛了，就要尊重他們的意志。否則愛他做甚？ 人受欲望驅使而墮落是確鑿而真實的，過度繁殖過度索取是人性的本質。人為了墮落的人性而奉獻了自我，顯然是不應該的。我們當下為後代嘔心瀝血建造的基業，在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後很可能會變成子孫們所承受的災難。同時那些因為你而獲益的許多人們，可能過着舒適的生活，但這些輕易被滿足的欲望也養成了他們驕奢淫逸的生活習慣。一個富裕的家族往往如此，而中國歷史上的諸多朝代也是如此。那我們的仁愛的價值到底在哪裡呢？那為了自己的後代和其他人的幸福生活，我們堅忍且創造。這些的實際效果就是為後代的墮落積累物質條件嗎？我們在道德黃金律上的善就是為了後代有放縱的資本嗎？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羅馬五賢帝中的哲學家馬可奧勒留終結了前幾任選擇義子的傳統，而把皇位傳給了自己深愛的兒子，那就是荒淫無道且墮落無恥的康茂德。 愛家是一個家族的最有效的自私，愛國是一個國家最有效的自私，而仁愛則是人類整體的最有效自私。片面的愛家會造成對其他人群的傷害，狹隘的愛國會造成對其他國家的傷害，而基於物質利益的仁愛則會導致對其他物種和自然環境的傷害甚至毀滅性打擊。那麼為防止這樣的不堪結局，在人類有文字記載開始，各聖哲就告誡後人，無論是從人自身的利益而言，還是從生態環境的整體利益而言，都要避免對物質利益的重視，而要更加重視人的精神修行。更進一步的是，因為人的預見能力的渺小可憐，人從自己能預見到的最長遠最廣泛的人類利益出發所作的事情，往往在百年甚至數十年以後成為人類自己的災難，那麼人必須選擇的哲學策略就不能在局限在愛人這個窠臼里了，必須是也只能是愛神。如果說愛神這種說法相對容易錯愕的話，用老子的話可能更加具備清晰的路徑，那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們必須依據自然世界的運行規範來界定人類自己的行為方向。 人在社會化以後，追求一個社會整體的精神價值有着重大的意義。人無法脫離社會而獨立存在，社會的成功當是個體最大的理想。將自己發現的確鑿清晰的理念樹立為社會的共識或者精神價值，應該是一個靈魂最重大的成功。無論是聖賢對大眾精神墮落的痛斥，還是為換取他人的幸福而做出的自我犧牲，其根本追求就是要將自己發現並堅守的理念納入到社會共同精神價值中去。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精神追求。基督教等宗教往往以愛籠統地概況這一複雜的過程，當然將親人之間的感情假借過來會具有超強的感染力，但是這種將理性過程情緒化的操作更大的效果是造成人們在思辨上的迷失。蘇格拉底泰然飲鴆時的對話錄《斐多篇》裡表達得比較清晰。一方面他論證了精神不朽的原理，另一方面他也用生命向世人展示了如何用自己必將朽壞的肉體來達成那個永不朽壞的精神。而這樣一個過程放在中國的禪宗里當是最能令人醒悟的接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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