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大蕭條將至？

—--資金繼續大規模流入美國的災難性後果

鄭棟才

（本文寫於武漢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前，疫情爆發時正作最後修改，見http://blog.sinovision.net/home.php?mod=space&uid=78063。         疫情爆發無疑改變了蕭條發生的進程，但沒有改變蕭條發生的理論本身。本文沒有談及疫情導致進程的改變）

    設市場只有兩種產業：食品業和製衣業。當食品生產供不應求而製衣生產過剩時，食品的價格將上升到投資有利，而服裝價格會跌到投資無利可圖甚至蝕本的程度，於是大量資金將從製衣業流向食品業。食品增加直到某一拐點，因食品過剩而價格下降到投資無利可圖，於是資金又從食品業流出，流向因產量減少而出現供不應求的製衣業。市場中這種現象不斷發，這是一種趨向供求平衡的市場自發調節過程，但與此同時也對經濟造成一定的破壞，只是破壞力有限。市場有1億個消費者，就會有1億種不同的效用偏好和消費結構，我們不能用一種計劃、用統購統銷來取代這種市場調節，否則後果是災難性的。當經濟趨向全球化時，我們看到一種類似的現象：當一個國家或地區投資不足、產能落後並不足、失業嚴重、勞動及其他成本低下，在市場體制下開始復甦時，大量的國際資金、資本會源源不斷流入，與該國的高積蓄高投資一道，推動經濟高增長，直到某一拐點，資本投資已無利可圖，資本開始流出，流向別的亟需投資、有利可圖的地方。國際市場不斷發生這樣的波動和資金流動，它本身也是一種恢復全球經濟均衡的過程。但這種波動發生的機理，與上述資金在生產部門間的流動是不同的，不加控制，破壞力巨大。不同囯家之間，無論社會勞動生產率高低、技術先進或落後，只有各國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才能實現相對穩定的貿易平衡，維持全球經濟的均衡，克服國際資本過度流動帶來的災難性後果。這就是本文要慢慢說明的問題。

    2007年4月，筆者在北京參加了“第九屆全國政治經濟學研討會”，宣講了“經濟均衡的理論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實際”一文，並發表於《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一書中，直指中國經濟非均衡（大比例投資小比例消費）高速增長的畸形和不可持續性。同年年中又撰寫並於2008年初在《廣東商學院學報》第1期上發表了“我國經濟是否會出現滯脹？”一文。文章標題之所以打上問號，是因為如果能調整好投資和消費的比例、供需的平衡和增長速度，經濟還有機會趨於均衡，可見當時提到的“滯脹”並非即時面臨的危機。可惜那四萬億救市及其後一次又一次的高投資，終使十多年前所指出的“滯脹”，被今天的現實所證實。2008年危機前，正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最火紅的時期，似乎永不受經濟規律的約束。當時，人們除了對經濟的高速增長叫好外，沒有人會關心經濟均衡和滯脹這類問題。現在中國經濟的滯脹已既成事實，就讓那些占有話語權的一流學者們淋漓盡致去描述滯脹現象的細節吧。我還是想用我的均衡理論，去說明將來可能發生的危機。

    為了簡化深刻的理論問題，我們從一個假設的例子說起。設在一個原始落後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中，他們把勞動力都不斷地用在鋤頭、鐮刀的生產上，而不顧家庭勞動力自然增長是否用得了這麼多。與此同時卻投入很少勞動力或勞動時間，用鋤頭、鐮刀去生產糧食。結果是一方面大量的生產工具閒置在那裡，另方面家庭成員在挨餓。由於生產規模狹小，這樣的失衡一目了然，出現的可能性極微，因為他們清楚生產生產工具的目的和需要的數量，其花費的勞動與直接生產生活用品的勞動必須保持一個合理的比例，才能在當時低勞動生產率下，滿足生活最大化的需求。自給自足家庭生產工具與生產生活用品這種比例均衡，在大規模的近現代生產中，從上游到下游整個產業結構均衡的原理是一樣的、不可改變的，但人們完全不認識這個原理，而把精力集中在細枝末的研究上。因此，上述家庭生產那種荒謬的現象，卻在現代生產中屢屢大規模發生，表現為一次又一次的產能過剩和經濟危機。因為在現代生產中，生產生產資料與生產消費資料的比例，不再由社會生活能獲最大滿足為出發點來控制，而是直接由投資需求與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的比例來決定，而投資需求與有購買力的消費需求的比例由收入分配關系所決定，常常是極不均衡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關係，常常把最廣大生產者的收入壓制在很低的水平，壓制在類似上述自給自足家庭不合情理的“挨餓狀態”，導致社會的消費總需求被壓制在不均衡的低水平，而不是當前社會勞動生產率水平所決定的最優狀態，亦是經濟能均衡運行的狀態。消費是從國民收入中、從資本中分出去，不再體現私人擁有資本的增長和積累的部分，因此事情的另一面則是投資超越均衡狀態高增長，通過生產資料的高速增產去實現的資本高速增長。生產者收入被壓低，意味着勞動成本過低和投資收入過高，又刺激着人們投資的欲望，其中還包括普通工薪收入者也節衣縮食去參與投資，使投資需求高企，出現類似那種拚命生產鋤頭、鐮刀而不顧勞動者人數對工具的需要量的怪現象。而生產這些過剩的工具的勞動，本應用來生產更多的糧食等消費品，使社會的消費總量，達到當前生產力所決定的最大化狀態。偏離這一最大化狀態，就是偏離經濟的均衡，並導致消費不足和產能過剩。而偏離的程度，將決定危機的深度。這樣的危機常常是在非賞隱蔽，以一種貌似均衡的狀態下積累到很高程度時才突然爆發的。我們再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種似乎不可能出現的失衡，在大規模的社會化生產中是如何隱蔽地發生、發展和突然顯現的。

    設當前社會有大量失業者；再設一製衣廠有300個工人。該廠老闆為賺更多，利用失業者就業競爭的有利條件，壓低工人工資，用更多收入去擴建廠房、買設備、購進布匹，使企業收入中的更大比例用於擴大投資，包括部分工人也節衣縮食入股投資，工人和老闆的收入儘可能少地用於消費。第二年，工人增加到330人，加上技術提高，產出增加15％。第三年失業的情況一樣，生產規模繼續擴大，產值又增加14％。企業一直以兩位數高速增長，且一切正常，因為年年都能招到足夠的人手。十多年後，企業規模達千多工人，之前每年產值都雙位數增長，年年增加的生產資料與年年招收的勞動者人數之間是匹配的、協調的。這年他還在擴建廠房、增購布匹、更換並買進更多更先進的設備。但突然出現“民工荒”，只請到兩個新工人，而計劃增加百多人的廠房已建好、布匹和設備已購進，企業產能過剩了。這，就是中國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不公，導致節衣縮食去擴大投資，產能畸形膨脹經濟非均衡高速增長的一個縮影。社會上不只是一個企業的產能過剩，而是所有企業、產業，特別是許許多多原材料等上游產業的產能都過剩了，但通過它已能看出中國經濟由畸形高增長到失速危機的一些最根本因素，它與前述一個拼命生產鋤頭等工具而少生產糧食的例子，是完全同一性質的經濟失衡。前一例子我們一眼就看出它的荒謬性，但對後者，我們不但沒有看出其中的荒謬，反而認為周期的危機是一種不可克服的規律。我們將此過程作一個梳理：

    1.在同一初始條件下經濟增長的速度，與國民收入中用於投資和消費的比例相關。消費所占的比例越高，經濟增長的速度越慢，反過來，消費所占的比例越小，投資占的比例越高，經濟增長的速度越快。經濟學對此早有證明，毋須贅述。從一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也能看出其國民收入中投資與收入的比例關係，一個高速增長的經濟體，決不會是一個高消費低投資的經濟體。

    2.經濟畸形高速增長得以實現的必要條件，是大量的失業人口和產能的嚴重不足，二者缺一不可。當經濟高投資高增長時，有大量的失業者投入去推動、匹配高速的產能增長，而產能相對於總勞動人口的嚴重不足，又可以使經濟增長主要實現在勞動工具、生產資料、資本品的畸形高速增長上，而不是消費的合理增長上。據世界銀行資料，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期的最終消費率，從1977-1983年的均值65.4％，一直下降到2008-2014年的均值50.3％，而同期的世界均值分別達到是75.9％和75.4％，而同期可比的中低收入國家均值，也分別達到75.1％和75.3％。投入產出動態分析也說明，只要勞動能大量不斷地供給去匹配高建增長的資本品，投入產出主要反覆實現在中間產品（鋤頭鐮刀）的增長上而不是最終消費品生產上是可能的。或者說，在每期的最終產品中，擴大投資的資本品（類似淨增的鋤頭鐮刀）與消費品（類似糧食）之比是可調、可以以前者為主的。

    3.有了以上兩個先決條件後，推動高投資、高增長的，就是不公平的收入分配。過低的勞動成本和過高的投資收入剌激着投資欲望，又抑制着消費。中國改開前，實行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政策，抑制了投資和勞動積極性。改開後，在官僚資本主義體制下，又突然走向另一極端，出現類似西方資本主義早期收入分配那種惡劣的不公現象，加上改開前巨大的顯、隱性失業人口和產能的落後與不足，這就是中國改開後畸形高增長的基本因素。

    4.經濟存在一個靜態的潛在產出上限和動態的潛在增長可達上限（不是經濟增長速度上限），亦是均衡的、實現充分就業的靜態與動態的產出上限，它決定於勞動人口及其自然增長，以及技術進步決定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均衡增長的的結構性要求是，收入中的投資消費比，因而也是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的產業比，必須是導致生產資料的淨增長正好匹配勞動人口的自然增長，這是社會能獲最大效用的經濟增長，就象上述自給自足的家庭，生產鋤頭、鐮刀等工具的數量正好滿足勞動力增長的需要，其他勞動都用於生產生活消費用品的效果那樣。這種經濟增長可用一條向上的斜線來描述，它是經濟不可逾越的。

    5.但實際的經濟常常在此斜線下方運行。如“2”、“3”所指，失業率越高、產能越不足，經濟的實際產出離潛在產出的距離就越大，因此高速向均衡增長上限運動的空間也越大；收入分配向資本投資收益傾斜越是不公，增長速度超越均衡增長速度的程度會越大。作為落後的追趕型經濟，要實現充分就業的均衡增長，這樣的高速增長在起飛階段是必要的，但重要的是它如何與充分就業均衡的經濟增長相銜接。一定經濟增長速度總是對應着一定的收入分配、一定收入中的投資消費比與一定的產業結構。當經濟在均衡增長線下方高速向上沖時，人們只會歡呼，並讓其保持超高速度，沿着一條高斜率直線硬生生地撞擊在均衡增長線上。這時，實現超高速增長的兩個必要前提突然消失了，同時也形成與此超高速增長、高投資低消費相對應的產業結構，即那種過量生產鋤頭鐮刀而極少生產糧食的結構，它與均衡增長所要求的產業結構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產業結構。產能嚴重超越了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的需要，它是為永遠都有大量失業者投入生產而準備的，但這是不可能的。

     6.經濟在撞擊自然經濟增長上限之前，是完全接收不到自然經濟增長的信號的，因為大量失業者投入生產就象有大量自然增長的勞動力投入生產一樣，似乎是無限供給的，畸形高增長給人一切正常的假象。直到今天，那些大學者、大經濟學家們還在津津樂道地吹噓我國改開後的經濟高增長如何舉世矚目，並引以為傲，完全看不到那畸形的高增長與今天經濟下滑的因果關係。失業者突然消失，經濟必須按勞動人口自然增長與有限的技術進步來降速，但在高速增長時已經形成的從上游產業到下游產業的縱向產業結構，與經濟自然增長所要求的產業結構是完全不同的。產能大量過剩，這時，也只有這時，人們才恍然大悟，看到那種現代版的“不按勞動力增長大量生產鋤頭…而不用合理的勞動用鋤頭去生產糧食的荒謬現象”。在經濟高增長中，我們浪費了大量的人力去發展過剩的產能，而不是均衡地按社會生產力最大可能去提高全社會的生活水平。經濟下滑的另一表現是失業重新增加，使已經低微的消費進一步萎縮。經濟超高速增長的的兩個必要條件，其中一個即產能不足的條件已經消失，記往，這是一個必要條件。再現的高失業所面對的已不是產能不足，而是產能對勞動總量的絕對過剩，以及整個縱向產業結構的失衡，失業已無法成為推動經濟高增長的力量，因為失業人口的高投入，必須同時匹配着產能高增長。要想再現的失業者突然全部轉到消費品的生產，而不是產能的增長、生產資料的增長上，除非勞動收入突然提高到能購買這大量增產的消費品的程度，與此同時，光有消費品生產，從總量去分析，投資的回報也必然降到無人願投資的程度，這就是企業家們無路可走，只有脫實向虛的原因。

    7.長遠來看，經濟必須轉型，減少投資，增加消費，為提高全社會的生活水平進行結構性調整。但當前，在大規摸市場條件下又談何容易。已經形成嚴重失衡的產業結構豈能說變就變，那些原材料、鋼鐵、煤炭、機械製造、廠房等等企業，其大量過剩部分，是無法轉化為生活資料生產企業的，沒有破壞性力量如何消化嚴重的上遊行業產能過剩。而且產業結構調整還涉及收入分配、投資消費需求比例，產能過剩後的資本過剩等一個完整結構調整的問題，也不是說變就能變的。這是一個完整體系的調整，任何一個局部性調整都沒有任何意義，調整必須耐心等待破壞性地去產能過程完成後才能進行。產能過剩，實業投資萎縮；失業增加，消費萎縮；走投無路的過剩資本，只有轉向股市、債市和房地產的投資，在那裡吹起一個個泡沫。這些泡沫之所以是泡沫，就因為它們的價格是人為推高的、不真實的，就象曾經出現過的蘭花、紅木價格泡沫一樣，用一種虛假的價格升值，把廣大民眾引入這個壓榨機中，用一種賭博的方式，把民眾手中僅剩不多的可支配收入進一步榨乾，使社會的總需求加速萎縮，在一種虛假價格的繁榮中等待着危機暴發的終結。這就是所有追趕型經濟畸形高增長的必然結果。我早就指出，發展就是硬道理一說是錯誤的，對我國經濟產生了極大的誤導作用。只有趨近均衡的、民眾所獲效用最大化的經濟增長才是硬道理。�P

    我在《我國經濟是否會出現滯脹？》中繪有如下一圖，圖中的上循環所描述的，就是以上7點。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趨勢已越來越明顯，中國作為一經濟大國，

其超高投資超低消費的畸形高速增長，不可能不對世界經濟的均衡產生惡劣的影響。就象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關係一樣，被破壞的世界經濟均衡必然反向作用於中國經濟，這就是圖中下循環所描述的，我們梳理為第8條。

    8.中國經濟高投資低消費的畸形高速增長，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它所引起縱向產業結構失衡，決不僅僅體現在中國國內，同時也體現在全球化經濟中，於是出現一種非常奇特的現象：國際分工中，一些以原材料等上游產業為主導的國家出現了，並得到迅猛的發展，澳大利亞、德國…就是例子；而另一類以高科枝高附值產業為主，同時又是低投資高消費的國家也出現了，卻不斷被削弱，如美國。前者為中國提供原材料和先進機械，助力中國的高投資高產能增長，後者為中國大量的過剩產品提供市場，這是一個不均衡的全球性縱向產業鏈結構。事情總是這樣，當不均衡還沒有達到臨界點時，一切正常，甚至表面欣欣向榮。中國自認為是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全世界都用羨慕的眼光看着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有多少人看到，正是這種嚴重壓低國內消費、嚴重壓低勞動成本、嚴重收入分配不公所產生的經濟高速增長，正拖着全球經濟走向災難，無論從國內經濟還是國際經濟來看，都是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當中國的企業以極低勞動成本生產時，國內供給早就超過國內的總需求，這種過剩經濟就越來越依賴國際市場，如果沒有經濟全球化，沒有國際市場，中國經濟不是近期，而是早就過剩而崩潰了。為了占有更大國際市場，避免崩潰，除企業壓低勞動成本外，國家還要從居民血汗中所得的財政收入中，抽出一部分來補貼出口產品、補貼資本的利益，減少社會福利，從收入分配與再分配兩個層面，壓低居民和社會的消費購買力和進 

                                                                          圖1

口消費外國商品的能力，使出口產品能以極低價格傾銷國際際市場。但是在中國如此傾消產品，持續大規模貿易順差的同時，也在逐漸消滅自已在國外市場的生存空間，過剩危機必然反向回輸中國。這就是上圖下循環所引發的美國等國經濟陷入困境，國外市場購買力弱化，終使國際的貿易平衡保護和貿易戰，或所謂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以及必然的經濟全球化大倒退。

    前7條描述在上圖的上循環中，第8條描述在下循環中。上下循環的起點都是收入分配不公，一方面導致高投資低消費非均衡的經濟高速增長，另方面是內需不足而產生對外需的高度依賴。它們都是不可持續的，現在這兩個不可特續的上下循環正同時夾擊中國經

濟，前者滅掉中國投資需求高增長之火，後者滅掉中國過剩產出的外需之火，兩者之後的失業大增與吹起的泡沫榨乾居民收入，又滅掉中國國內本來就十分微弱的消費之火，三大需求同時息火。需求無可挽回地息火了，簡單化的大腦又想出一個供給側改革的方案，這是一個多麼混亂的思路，需求沒了，供給側還改什麼改，往那裡改。

    中國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從一開始就決定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不可持續性，決定了中國的虛假繁榮、不以最大可能提高社會福祉為目的的繁榮必然走到階段性的盡頭。美國總統最近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中指出，中國的好日子結束了。但這並非川普的“功勞”，也不完全是當朝中國政府的失誤，這是中國持續多年收入分配嚴重惡化積累的結果。估計川普並沒有完全明白自已這句話的深層意義，也沒有準備好如何應對中國好日子結束對全球化經濟的衝擊。從20世紀下半葉至今，類似中國這種經濟高增長隨後又必然結束的，在亞洲是一波接一波出現。第一波是日本，第二波是亞洲四小龍，第三波是中國，接下來就應該是印度、越南、馬來西亞…了。下一波能否走上均衡之路，關鍵就看它們能否實現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否很好地理解我十多年來一再反覆強調的經濟均衡的原理了。

    收入分配對經濟能否實現均衡的作用如此重要，那麼，怎樣的收入分配才是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呢？收入分配涉及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再分配通過稅收和財政支出的形式，對初次分配作出複雜的調整，最終改變了個人參與投資所得的收入、以及從勞動和從社會福利等所得的非投資收入，我們把分配問題，簡化為投資收入和非投資收入中主要部分的勞動收入（代表了全部非投資收入，下同），最終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的問題，或用投資收入與勞動收入的此消彼長去反映投資收入與非投資收入此消彼長關係。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就是投資收入與勞動收入的比例關係，導致人們對未來投資收入的預期，能產生適中的投資欲望，使國民收入中投資的占比和總量，正好與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的總量相匹配；或在失業嚴重與產能不足狀態下，在逐漸實現充分就業時，收入分配引導着投資也正好逐漸降低到與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相匹配，經濟增速逐漸下降到經濟自然增長的水平。這樣的收入分配，就是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下圖我們看到，合理保護勞動收入的分配公平（非絕對平均），與投資消費比的均衡，與經濟自然均衡的增長，與社會消費的最大化和最優化，與社會總供求平衡的持續性，是一個完整的、內在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整體。

    收入分配的問題，就是分蛋糕的問題，此消彼長，你多我就少，你少我就多。不公平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有兩種：一種是過高的投資收入（高社會平均利潤率）及對應過低的勞動收入（低勞動成本）。我們用了極端化的例子來說明：假設投資利潤占了國民收入的90％，那麼居民只要可能都會拼了命去投資，消費會少得非常可憐，甚至有人會餓死凍死，當然這只是一個說明問題的假設；另一種是低投資收入及高勞動收入的分配，在極端情況下，甚至不會有投資而只有消費了，當然，沒有投資最後的結果，一定是消費也消失了。在這兩種收入分配之間是可調的，當高投資收入低勞動收入的分配向低投資收入高勞動收入的分配方向調節時，投資會逐漸減少；相反方向調節時，投資會增加。因此在這兩者之間，總有一個區間（x）的投資，使資本存量的增長正好或趨近於正好滿足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的需要，從而使消費最大化。因此收入分配公平的實質，就是它所決定的社會消費力、消費總量與結構，正好是隨社會勞動生產力提高所能達到的最大化狀態，這是至今未被經濟學界認識的、決定經濟是否均衡的最甚本的原理。我有另文曾這樣描述這一原理：社會需求和供給的總量與結構，決定於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水平，受其約束，並隨之提高而向高端運動。當社會從中所獲總效用，達到當前社會勞動生產力所決定的最大值時，經濟才是均衡的，否則就是失衡的，失衡及其引發危機的程度，取決於所獲總效用偏離最大值的程度。這是一個概括經濟所有層次結構，包括消費均衡…在內的均衡原理。相信經濟學界最終一定會承認這一原理及其重要性。本文討論的，僅是這一原理其中一個層次的均衡。當經濟達到這一均衡時，個人收入的差別仍存在，特別是勞資之間的收入差別還會很大，但並非不公平。因為一，投資的收益率已下降到和勞動收入已提升到這樣的程度，再提高勞動成本、降低投資收益率，必然導致投資不足而損害經濟，相反又必然導致投資過度，前後兩者的結果都必然使社會的消費總量減少，包括勞動者的消費量減少，因此經濟均衡時的收入分配，，是能使勞動者消費最大化的合理的收入分配；二，假設這種均衡恆久實現，那些富人與普通居民，也是恆久地自動拿出部分收入進行正好是社必要的儲蓄和投資，這也是他們恆久地還於社會的財富，直到永遠，而他們的消費量，也是一個完全合理的數量。形象點來說，我們假設李嘉誠為一個恆久存在的資本管理者代表，那麼李嘉誠恆久的遠遠高於普通居民的收入或財富中，有一個巨大的部分將恆久地用於社會必要的生產投資中，而永遠不會用在他的消費上，他為社會籌集、營運着這部分資產，並為之承擔風險。市場篩選出來的資本家，就象一個個工程師，為社會設計並建立起一座座企業大廈。李嘉誠與普通居民持久的消費差別，才真正反映了他經營資本為社會所創造的財富，與普通勞動所創造財富的差別，是合理的差別。這種永遠的均衡是一個假設，我們無法完全實現，卻可以越來越趨近這種均衡，經濟危機以巨大的破壞力，最終也是指向這一均衡。在x區，收入分配已被調控到公平合理的程度，全體居民不會被高利潤刺激而拿出更多收入來儲蓄和投資，去

                                                                       圖2

破壞經濟的均衡，使經濟持續穩定地實現充分就業的增長。當然，這裡所指的富人，不包括那些既不勞動又不投資，以非法手段至富的人。在早期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幾乎控制了全部收入分配權，收入分配多如圖中左邊的狀態。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民主立法取得部分收入分配權後，勞資雙方博亦的結果，收入分配可能出現圖左邊狀態，也可能出現圖右邊的狀態。美國就常常出現圖左邊的狀態，導致儲蓄投資不足與消費過度。可見在左邊狀態與右邊狀態之間是可調的，那麼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的中間狀態就是可實現的、可趨近的，經濟均衡也是可接近的，並非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其引發的周期經濟危機是不可克服的。事實上，部分資本主義國家的收入分配已做得非常公平合理，從而克服了經濟危機的周期發生。也許下面這個模型，能更直觀地了解這種合理的收入分配、經濟均衡與社會所獲消費總量最大化的內在關係，它與上面分析的原理是

                                                                                                            圖3

一樣的：不同的國家或民族，在相同收入和分配比例前提下，對當前消費和投資獲得未來收入的選擇時，會有不同的偏好。例如中國人比起美國人，在相同收入和收入分配情況下，可能有更高的投資率，在圖3中，假設那條實際投資線是美國的，那麼更傾向於儲蓄和投資的中國。其實際投資線就應該在美國實際投資線的左邊，因此中國實際投資線與均衡增長所需投資線相交的均衡點O也會向左移動，也就是說，中國的投資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應更低，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應更高，才能實現投資與消費比例的均衡。無論一國或一民族的收入儲蓄、投資傾向有多高，只要投資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到位，都能把儲蓄、投資壓縮到均衡的位置。圖3中的經濟均衡增長所需投資線，是與勞動人口自然增長和技術進步相關的。勞動人口自然增長如果是零，它的高度就只是由技術進步決定。而當今世界各國勞動人口的自然增長是很不相同的，有的甚至是負數，而中國由於計劃生育更是發生突降。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率越高，經濟均衡增長所需投資線的位置就越高，從圖3可知，要實現經濟均衡的收入分配，就要更傾向提高投資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來增加投資以滿足勞動人口較快增長的需要。反之，經濟均衡增長所需投資線下移，就應該提高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說明勞動人口自然增長率低，能節約出更多社會勞動直接用於提高社會的生活水平。由於世界各國的經濟和文化的差異，各國的實際投資線與經濟均衡增長所需投資線，及其相交的均衡點的位置是不同的，甚至差異很大的，必須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來決定。而判斷是否達到均衡的重要依據，是觀察勞動失業率曲線是否能穩定在充分就業的狀態，或勞動失業率曲線從高失業向低失業狀態下降時，能否平穩地、漸進地與充分就業相銜接，有如飛機平穩降落而不是硬着陸在機場跑道上那樣。適當運用好財政稅收和貨幣政策，根據失業狀態不斷微調國民收入分配關係，不斷微調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和經濟增長的速度，能很好地實現這種均衡。

中國改革開放前的30年，實行公有制和絕對平均的收入分配，私人不允許投資，也沒有投資的欲望，公有的投資缺乏動力，投資既不足又無效率，情況類似於圖2、3中左邊的不均衡狀態，經濟增長緩慢，遠低於經濟均衡增長的速度，產能落後且嚴重不足，顯、隱性的失業越來嚴重。改革開放後，收入分配關係來了個180。大轉變，成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從圖2、3中左邊的不均衡狀態，一下子跳到右邊且非常靠右的不均衡狀態，與早期資本主義的狀態相似，加上失業大軍的存在，這就是經濟畸形高速增長的原因。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狀態已不同程度向均衡的X區間靠近，少數已進入X區間，這是民主立法（特別是勞動法）和適當運用財政、金觸政策的結果。

中國在改開後如果能逐步實現這一整體性的均衡，那麼中國經濟就可以持續穩定地向前走很遠，而不會中途夭折、未壯先衰，避免數量巨大的無效勞動（拼命生產鋤頭），把生產過剩產能的勞動，用在提高中下層民眾的生活上，社會的總體生活水平會提高好很多很多，去到社會總消費量曲線的最高點A。但中國缺的，就是公民能通過民主立法從資本家手中取回部分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權的機制，更不要說對官商勾結利益集團控制收入分配權的制衡了。上述模型，必須把不勞動也不投資的利益集團，用非法手段大規模豪奪社會財富的現狀排除後才有意義，只要前仆後繼的貪官污吏、官商勾結利益集團及其產生的人治制度土壤存在，就不會有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也不會有經濟的均衡和民眾收益的最大化。當世界經濟走向全球化的時候，上述經濟均衡的基本原理也在全球範圍發生作用了。全球化經濟的均衡，各國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要求每個國家都要根據本國生產力水平進行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任何國家，特別是一些經濟大國，如中國（低收入國的低勞動成本）、德囯（高收入國的相對低勞動成本）的收入分配不公，都會通過市場競爭對他國的收入分配造成壓力，導致全球性的收入分配不公和全球性的經濟失衡。

    有了以上的鋪墊，該回本文的主題了。由於發展中國家一波又一波不可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帶出一種周期性經濟現象，就是資金大規模在發展中國家（主要是高速增長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之間周期性的來回流動。這種流動說明，在經濟走向全球化時代，投資與消費比例均衡的問題，在不同程度上也國際化了，不僅國際資本總量有均衡與否的問題，國際資本在國際間流動導致其國際分布均衡與否的問題，還有各國收入分配互相影響相互協調的問題。資金在國際間大規模、不正常、不合理的流動，無論對美國或其他單個國家，還是對全球性的經濟都帶來極大的破壞作用。我們先看看它對美國經濟的負作用，再談它對全球經濟持續、穩定、均衡發展的負作用。

    筆者在2003年出版的《勞動價值、邊際效用與經濟均衡》（廣東科技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ISBN 7-5359-3475-7）一書中，曾用下圖（第147頁表3-4-3）來說明，在條件滿足前提下，經濟總是會在高速增長中，使美國的失業率規律性高速下降，直致經濟危機，  並用以下文字予以說明：“圖3-4-3描

繪了美國1946～1978年失業率波動的情況。為了簡化問題，我們用虛線- - -畫出一個水平的，達到充分就業的區域。我們看到，失業率曲線在每一次下降期，幾乎都以相同的斜率下滑（這是一種能使資本如意高速積累的斜率），說明勞動實際投入生產的增長，除了勞動人口的自然增長外，還有失業勞動者的高速投入。…當失業率下降到充分就業的區域時，無論資本家的意願還是兩部類產業結構，都要求失業率繼續沿着曲線下降段的延長線（虛線所示）下降，以實現經濟繼續高增長。但這是不可能的，於是出現反向的運動，為下一次資本滿意的經濟高增長作準備。”現在，可以把這條失業率曲線沿

長到2019年初，(新加入的圖5再延長至2021年,可見疫情後期已基本修復被意外破壞的波動狀態)我們看到，這種周期性運動的規律一直不變。現在，美國的失業率又從2009年高達10％，迅速下跌到可認為已實現充分就業的4％以下，可見這近10年的經濟增長，平均每年都有大量失業者的投入，否則就不可能有這個時期的快速增長。這次快速增長，並非由美國國內收入分配不公、投資收入占比過大、投資與消費及相應產業結構比例失衡所引起。統計資料說明，在中國經濟高增長時期，與中國的高儲蓄高積累低消費相反，美國是高消費低儲蓄。而在近年美囯的經濟增長中，工資收入、勞動成本也在快速上升，消費者支出始終都維持在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說明美國投資的高速增長另有原因。除了美國經濟自身有大量資本積累外，能使美國投資超高速增長的，主要是由於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高速增長期結束，產能嚴重過剩，大量資本過剩，加上貿易戰引發資金外逃，以及美國低利息、減稅等吸引資本回流的政策，使大量海外資金流入美國的結果。這種海外資本的流入，雖然沒有嚴重影響美國產業自身的縱向結構，但畢竟使流入的資本與產能的增長速度，超過美國經濟均衡、自然增長的需要，使美國的失業率直線下降，至2019年9月已下降到50年來新低的3.5％，勞動力緊缺的現象正在出現。特別是由於美國生育率下降，勞動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從上世紀70年代的2.6%，現在已下降到約為0.2%，加上川普收緊了的移民政策，使海外流入和美國本土積累的資本增長量，遠遠超過美國匹配勞動力增速下降所需的數量。圖4中的失業率曲線走向面臨三種選擇：一，OA走向，失業率向0甚至以下的方向運動，它適合美國目前的經濟政策和本囯資本積累加國外資金繼續快速流入的勢頭，但現實說明，失業率這一走向是非常困難或完全不可能的，並挑戰美國繼續快速引入外國資金的政策。二，OB走向，也就是持續實現充分就業的走向，這當然是最理想的，條件是資本積累和海外資本流入、包括產能流入的產能增長速度，必須與勞動人口自然增長和科技進步對資本積累的需要相匹配，因此在短時期內必須對經濟政策作大幅度調整，使經濟增長速度適應勞動力增長的速度，達到均衡的、自然增長的水平。美國要實現這一調整，比起中國來難度會小很多，因為它的收入分配關係、投資與消費比例和縱向產業結構沒有中國那樣的嚴重失衡，實際的經濟增長速度高於均衡增長速度的程度，也遠遠沒有達到中國的程度，要控制的，主要是資金、資本和產能流入的速度。但要在短時間實現政策大幅調整，難度仍然存在，特別是在急速調整時，人們對經濟未來發展預期的不穩定，可能引發經濟的強烈波動。如果能提早開始，使調整期拉長，使資本流入速度和經濟增長速度逐步趨緩，平穩過度到均衡增長，就業曲線平穩實現持續充分就業的OB走向就更好了。三，OC走向。OA走向不可能，如果決策者又沒有那樣的智慧去實現OB走向，在產能充足的情況下，國外資金繼續大量快速流入美國，即一種世界性的資本高速積累過於集中地實現在美國，而失業人口又基本消失，那麼為尋找高利潤的過剩資本，就必然在證券、房地產和債券這三大市場反覆吹起越來越大的泡沫，美國發生經濟危機，失業率大幅回升，圖4中失業率曲線的OC走向就是遲早必然發生的事了。美國政府貿易顧問納瓦羅在美國廣播公司的《本周》（2019.8.18）節目上說，美國的經濟是世界上最強的，錢正在投向我們的股市，錢也投向我們的債券市場追求收益。美國經濟的強勁，吸引資金政策不變，大量湧入的全球積累的資本，下一步很可能會流入房市。只要這種勢頭不改，吹起的泡沫最終必然擠爆美國的金融。

    我們再看看資金大量流入美國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資金、國際貨幣，目前特別是美元，就是全球經濟的血液，它運載着國際間商品和資本的流動，滋養着全球所有的經濟體和全球經濟本身。沒有這種血液，商品、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將停止，就象人體失去血液，各種養份、水份和氧氣，就無法在各器官間輸送一樣。可見它在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我們都知道，一個高級的生命體中，不但要有一定數量的血液，而且血液的流動、循環必須保持一種均衡狀態。就拿一個人來說，如果腦供血受阻而不足，久之會導致腦萎縮，反過來由於支體運動不當，又可能導致腦充血溢血。我們蹲着時，血液流入腿部受阻後會麻木，突然站起，血液大量流入腿部又使腦部容易失血而暈倒。可見血液在身體各部位、各器官的均衡流動和分布的穩定性，對身體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血液流入某一器官過多或不足，最終影響的也不僅是這一個器官，而是整個生命體的健康。全球性經濟，作為一個有機的生命體，情況也一樣。全球的資金量，國際貨幣量是一個既定的有限的量，但由於全球化經濟的制度不完善和各國間的惡性競爭，資金、國際貨幣儲備在各國際間的流向和分布常處於不均衡狀態，導致時而這些國家國際貨幣流動性不足、資本不足，時而另一些國家資本過量增長，壓爆經濟。產生的原因除本國資本積累不均衡外，還有兩個影響國際資本流動不穩定的原因：一是貿易的不平衡，導致國際流動性在貿易順差大國集聚，同時又從持續貿易逆差國流失；二是資本逐利性地直接在各國間的流動，不均衡地流向勞動成本被過度壓低的國家。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畸形、非均衡，一定程度也與此有關。    

    隨着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經濟的發展及其對全球化依賴的提升，因而全球經濟對國際貨幣的需要量是逐年增加的；通過貿易順逆差和國際性資本逐利的自發流動，致使國際流動性時而在某些區域、時而又在另些區域過度集中，導致經濟不穩定。因此需要一種機制來控制國際貨幣發行的數量和調控國際流動性的全球分布。美國作為國際貨幣的主要發行國，有義務、有責任也有能力在這兩項調控中作出貢獻。但實踐證明，它總是按本國的需要來進行調控，常常與全球性經濟的均衡背道而馳。

    美元，作為主要的國際貨幣，除了美國自身經濟的發展對其需要量不斷增長外，全球經濟的增長及其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對國際貨幣的需要量也在不斷增長，美國必須通盤考慮國內國際對美元的需要量來確定美元（基礎貨幣）的發行量。美國的貿易逆差作為國際貨幣流向各國的方式之一，只要數量合理，它與國際貿易平衡保護的理論是不矛盾的。美國適度的逆差，不僅有利於全球經濟的均衡和繁榮，而且也不會損害美國的經濟利益，恰恰相反，只要逆差導致美元流出海外的數量正好就是海外的需要量，那麼紙印的這種符號的逆差所換得的商品的順差，就是一種白白獲得的利益。適度增加各國的外匯儲備對美國有利，還因為美國需要這個不斷擴大的海外市場。最後，適量的美元供給還有利於美元國際地位的鞏固。相反，美元超過或不足於國內國外需要量的發行，將不僅損害全球經濟，也損害美國的經濟和美元的地位。

    合理的國際貨幣、國際流動性數量，是實現全球經濟均衡的一方面，國際流動性的合理分布是均衡的另一面。資金大量回流美國，給美國經濟帶來繁榮，但如果不加控制，必將對美國及全球經濟帶來災難。這些在國際上亂沖亂闖的資金並非哪一國的財富，總體來說是全球經濟共同積累的資本。它流往哪裡，就會推動那裡的經濟增長，因此是世界各國都想爭得的，並採用各種不同的引資政策，例如稅收優惠等，其中特別是低勞動成本。國際資本並不會根據各國經濟均衡與否來確實流向，它是逐利性的。因此只要有利可圖，它就會順勢推高那國的經濟增長，直致把該國從繁榮送到衰退，然後抽身離去。在中國是這樣，在美國也將會是這樣，這不是什麼道德問題。它的流入本身，就是那裡的資本不足，是國際經濟均衡的一種需要，至於國際資本流入後的均衡增長，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的問題，就是資本流入國自身要解決的問題了，與國際資本的流入流出無關。這類似於一個生產部門如製衣業，生產不足時有資本流入，隨後又生產過度資本流出，是同一道理，不過前者的破壞力就巨大多了，也許我們也只能熨平其波動的幅度。漫罵國際資本的經營者，漫罵李嘉誠沒有任何意義。

    川普上台後，退出了一些國際貿易協議，開始單對單與各國簽訂新的貿易協定，這對實現國際貿易的公平和平衡是有利的，也有利於對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適度增加和國際流動性的合理分布的調節。美國經濟的國際地位，使它有能力成為世界各國經濟實現均衡的一個外部因素。但不了解經濟均衡的原理，就無法把握調控的尺度和關節點，甚至連自身的經濟失衡都認識不清。美國單對單與各國簽訂貿易協議時，關稅和匯率都是協議的重要內容。三十多年前美日簽訂《廣場協議》時，美國面對日本的巨額貿易順差，準備對日本的進口實施全面高關稅，終於迫使日本同意日元兌美元大幅升值。今天美國面對中國的巨額順差，匯率的情況不同，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不是過低，而是過高，匯率並非美中貿易失衡的真正原因。而在人民幣匯率過高的情況下，中國對美國仍有巨額的貿易順差，說明中國國內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比想象中還要嚴重，它用壓低勞動成本來占領市場，實現順差，為資本謀利。而關稅的不對等，也只是中國收入分配不公的一部分。因此美國放棄推高本已過高的人民幣匯率來削減逆差的做法，甚至取消中囯為操控匯率國的定性，把談判的籌碼放在提高從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上。由此可見，關稅和匯率都只是手段，其直接目的，是實現貿易平衡，最終目的，是迫使雙方的收入分配都必須公平合理。美囯單對單與各國簽訂協議，要重點規範的地方，還是協議雙方的收入分配，只有雙方的收入分配都是公平合理的，才會有貿易的相對平衡，才會有雙方利益的最大化。而只有各國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國際貿易平衡得到保護，國際流動性、國際資本在各國才能較均衡的分布，才能避免國際資本在各國間大規摸地來回流動，才能避免全球性投資過度消費不足的危機。

    歐元區是一個內部緊密度比全球化經濟更高的經濟區，其貿易不平衡、囯際流動性和歐元的分布不均，對整個歐元區經濟的破壞作用也更加明顯。自單一貨幣歐元制度建立和歐元區內部市場形成以來，真正最受益的只有德國，價廉物美的德國商品暢銷歐洲和世界，一度成為歐洲乃至世界第一的貿易順差國。貿易順差被看作德國經濟實力強勁的表現，沒有多少人認為是一種經濟不均衡的表現。但經濟均衡的實質就在於生產力發展了，生活水平、消費能力也必須同步地最大化的發展，才能實現總供求的平衡。在對外貿易方面，則表現為你對外部市場的總供給、總出口，必須與你對外部市場的總需求、總進口保持相對平衡，你的國際貢獻與你的國際需求基本平衡。一個實力強勁的經濟體，必須同時也是比他國消費力更強勁的經濟體。如果一個國家長期實現大規模貿易順差，例如德國，說明這個囯家的收入分配是長期嚴重不公平的，至使它的勞動成相對於本國生產力過低而對外國產品沒有足夠的消費力，是該國供過於求的一個組成部分。不錯，德國有很多優質的產品和比其他歐元區國家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但這不應該成為打擊他國經濟的理由，而應該體現在德國相對於他國，有更高的勞動成本、更高的消費力、更低的勞動強度和相對更少的勞動時間（據報道，從2019年4月起，德國工人一年有雙休日102天，40多天的帶薪年假，加一起差不多150天，此外他們還有20多天的節假日。按照每天5.6個小時、每周28小時工作制，德國人年工作約1047.5個小時，已是世界個人勞動時間最短的國家。這是一個新的調整，方向是對的。筆者在《勞動價值、邊際效用與經濟均衡》一書中有專門一章討論隨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時間與休閒時間比的調整，是社會獲效用最大化的經濟均衡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經濟整體達到均衡的一個重要的層次），去反映德國勞動者比他國勞動者有更高勞動生產率和更大的貢獻，從而降低其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和提高對外國產品的消費力，使他們對外輸出多少也從國外購入多少、消費多少，使貿易基本達到平衡。顯然，德國的收入分配，遠沒有使德國的經濟達到圖2、3的均衡區間，使德國民眾的消費水平達到最大化的均衡點O。我們先不要指責其他歐元國如何如何，你德國必須首先要做到貿易平衡，才不至於去傷害別國的經濟。在此前提下，才能正確地去對他國經濟作出判斷，因為他國經濟的弱化可能是被你所害，你的錯在先。與此同時，歐洲經濟實力較弱的如一些南歐國家，則由於單一貨幣制而失去利用匯率調整對本國經濟進行保護的機制。如果希臘等歐洲國家與德國各自使用不同的本國貨幣，當面對實力強勁的德國經濟，而德國勞動成本、民眾收入又不相應提高到位，至使德國不斷對歐洲各國貿易順差時，在市場調節下，德國馬克對歐洲各國貨幣就會升值，使德國產品更貴，外銷價格更接近勞動成本高於其他各國的合理價格，使貿易回復平衡，而希臘等國貨幣貶值又降低對德國產品的消費力。這樣，不管你德國怎樣不公平地壓低勞動成本，達不到本國的生產力水平的相應值，這種低勞動成本低消費（相對德國社會勞動生產率而言的）所造成的過剩經濟和危機，將由德國自已去解決，迫使德國處理好國內的收入分配問題，無法通過貿易順差將危機輸出國外。希臘等國也可以在沒有德國過剩危機輸入的情況下，去解決自已的問題。德國總理默克爾一定強烈反對，她會說，不是德國的勞動成本和社會福利相對德國的生產力過低，而是希臘等國的勞動成本、社會福利和消費相對於本國的生產力過高。不加思索，初初一看希臘的財政，覺得也很有道理。那麼好吧！我們假設希臘等國也跟着壓低其勞動成本和福利，減少消費，向德國看齊，使他們在歐元區內與德國恢復貿易平衡，這就意味着整個歐元區將成為一個更大規模的過剩經濟體，一個更嚴重收入分配不公、低勞動成本、低消費經濟區，一個能以低勞動成本（我們所講的低勞動成本，都是指相對本經濟體生產力水平而言的）的商品價格向世界輸出過剩危機的大經濟體，加大對美國等他國經濟的破壞，這是德國無法實現在歐元區內的貿易順差額能找到的唯一出路。這時默克爾又會說，美國貿易逆差，這不是歐元區的問題，而是美國的問題。聽起來也有道理，那麼好吧！吸納了中國、歐元區…大量過剩產品的美國，也要降低勞動成本和社會福利來參與競爭，不再消化中國、德國…的過剩產品，而且也要向國外輸出過剩，不就形成了全球性的經濟過剩嗎？大量過剩產品又向那裡輸出呢？就象現在，外需的萎縮，中國過剩的產品向那裡輸出呢？輸往火星嗎？問問火星人要不要！而事實上用不着默克爾去要求，為了應對不公平的貿易競爭，中、德等國相對本國生產力的低勞動成本，通過市場競爭，正無聲無息地迫使全球的勞動成本相對下降，一場巨大的過剩海嘯正向全球經濟襲來。由於制度的不完善，歐元區的單一貨幣顯然掩蓋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德國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導致其他歐元國家的經濟危機。其表現，即歐元這一歐元區的經濟血液、歐元區的流動性、歐元區積累的資本，大量流入、過量集中於德國，而其他歐元區國家則不同程度地失血、貧血，經濟萎縮。當其他國家經濟萎縮達到一定程度後，過剩危機就必然反向回輸德國，就象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一樣，事實上德國經濟也必然地正在下滑。為了抗衡這種資金、資本的非均衡流動，2013年塞浦路斯成為歐元區首個限制資本流動的國家，2015年希臘則成為第二個限制資本流動的國家。但這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無法從根本解決歐洲的危機。只有各國都實行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才是根本的解決辦法。只有在歐元區內實行保護貿易平衡的制度，例如我早就提出的由歐元區統一財政機構，對德國這類持續貿易順差大國的出口產品徵收關稅，直致貿易恢復平衡為止，才能迫使其實行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因為這類國家會自動考慮，如其白白被抽走關稅好呢？還是這筆關稅留在國內去提高勞動成本、提高民眾的生活好呢？是被抽走關稅後被動提高出口商品價格和國內消費力來均衡歐元區的流動性分布好呢？還是實施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主動提高出口商品價格來恢復歐元區的流動性均衡分布好呢？國際貿易中的自由競爭與貿易平衡保護並不是對立的、互不相容的。國際貿易必須同時高舉自由競爭與貿易平衡保護兩面大旗，而歐元區應該而且很有條件，在高舉這兩面大旗上做出榜樣。

    當然，並非單一貨幣條件下才會出現經濟強國持續貿易順差的局面，在非單一貨幣的國際貿易中，也會出現經濟強國持續貿易順差的局面，甚至剛好相反，會出現經濟弱國對經濟強國持續貿易順差的局面，只要其勞動成本相對過低，如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其原因的根本，都是不公的收入分配，過度壓低的勞動成本；其手段，都是操控匯率，破壞匯率的市場調節機制。中國改開以來，特別是中國加入WTO的近十幾年，中國對美國和全球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其原因，經濟學家們可以找出一大堆，但都沒有明確地把根本原因確定在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上。我國經濟學者對改開後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有大量不同的研究，但一個共同的結論是，這一比例一直維持在低水平，遠低於世界多數國家占55-65％的水平。這就是中國供需之間存在一個巨大的缺口，需要一個巨大的外需量去消化，一旦失去這個巨大的外需量，中國經濟將陷入崩潰狀態的原因。中國人看不到這一實質，改革就失去方向；美國等外國人看不到這個實質，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貿易順差的問題，貿易越戰中國順差越大，靠強迫中國購買定額商品，並非好的解決辦法。更要緊的是，為了與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中國、德國…進行市場競爭，正把世界經濟拖入全球收入分配不公的深淵。因此長遠來說，唯有用經濟手段，如提高關稅等，迫使中國提高勞動成本，才是根本出路。但目前，要求中國提高勞動成本為時已晚，那是十多年前應該做的事，強迫中國購買定額商品，又勉為其難，現在美國想的，就只是逐漸與中國經濟脫勾一條路了。一個過剩性全球經濟，是無法將過剩危機外輸的，危機必然在全球範圍內爆發。因此，必須在過剩經濟在任何國家出現的最初階段，由國際社會授權的有關國際機構去收取保護貿易平衡的順差稅，去阻止勞動成本過低的全球性過剩危機發展。

    除了貿易順差把大量的資金吸入中國外，低勞動成本高投資利潤，也使大量逐利的國際資本湧入中國。整個改革開放期，就是國際資金、資本流入、囤積，並與中國國內高速積累的資本一道，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高鋒期。但這個時期己經結束，一個相反的，資金、資本流出，經濟萎縮、崩潰的時期開始了。無論你經濟改革也好，不改革甚至退到公有制計劃經濟也好，無論你政冶體制政革也好，還是向毛時代倒退也好，都無可避免要進入這個時期，這是分配不公經濟失衡長期積累的必然結果，只能在經濟崩潰後或崩潰過程中去尋找出路。

    危機過後，擺在中國面前的路有三條：一是走鄧小平經濟向右、利用市場效率，政治維持向左、維持專制的路線；二是回到毛時代計劃經濟加獨裁專制政治的路線；三是經濟向市場化深入改革，政治向民主法治方向改革的路線。第一條路線，經過三十多年的實踐，已經證明是一條死路，它已走到死胡同的盡頭。這是一條永遠都無法改變官商勾結，腐敗和殘酷剝削，貧富懸殊，導致國民收入的投資消費比例嚴重失衡，經濟危機頻發的死路。這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最惡的一種資本主義，是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過渡，嚴重帶有封建色彩的資本主義。正因為如此，中國人無論左派或右派都在反思、否定改革開放所走過的歷程，為什麼不可逆地越來越腐敗？貧富差別越來越惡化？經濟發展的路子越走越窄？有人開始懷念毛時代，特別是那些沒有在毛時代生活過的中青年，以及忘記那個時代的飢餓貧窮和殘酷鬥爭的過來人，他們幻想着今天的虛假繁榮能與過去那個虛假的平等、虛假的絕對平均的結合，他們想走第二條路。實踐證明這也是一條經濟上死氣沉沉、政治鬥爭轟轟烈烈，一條使中國閉關自守永遠處於落後挨打狀態的死路，既不會有今天的畸形繁榮，甚至過去的虛假平等都不可再現。只有第三條路，即民主法治體制下的現代資本主義之路，才是中囯唯一的活路。一說到資本主義，人們立刻想起馬克思關於資本對勞動創造剩餘價值的剝削和資本主義周期經濟危機的理論，其實這是馬克思為其階級鬥爭和空想共產主義理論服務而提出，誤導整整一個時代的謬論。隨着民主法治制度的完善，通過民主議會的立法，己從資本家手中奪回很大部分收入分配權，從而使收入分配趨於公平合理，體現為投資消費比例的均衡。三條道路中，這是唯一一條能使收入分配不斷趨於公平合理的道路。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大量資本流入中國，全球性資本積累，主要實現在中國，加上中國自身資本高速積累，造成結構性嚴重失衡。中國經濟失速，又導致大量資金、資本流出中國，很大一部分流入美國。由於美國實行的各種政策，失血而資金流入美國的，除了中國還有許多發展中囯家，全球性資本積累轉向並大量實現在美國，推動美國經濟高速增長，失業率大降。這一過程也走到了盡頭。現在要考驗的就輪到美國了，你是繼續維持高速引入大量資金、資本的政策呢？還是適度減少國際資本流入，使之與本國資本積累共同維持投資的均衡增長，剛好維持持續充分就業的經濟增長呢？如果是前者，那麼很快就會出現產能和資本的過剩，被迫流向房地產、股市、債市…等領域，在那裡吹起一個個泡沫。這些泡沫的連鎖破滅，最終必然擠爆美國的金融，那麼很快就會發生經濟危機。有人批評中國經濟脫實向虛，他們不知道脫實，是高投資低消費、經濟畸形高速增長、產業結構嚴重失衡、產能大量過剩的必然。權貴和民營資本在實體經濟都已無利可獲，向虛是經濟危機前過剩資本之間的搏殺，大資本滅掉小資本和散戶，進而滅掉經濟所剩最後一口氣的消費的過程。美國總統川普就特別喜歡那個股市泡沫，似乎股票價格越高越好，他沒有看到泡沫破滅後就是危機。川普特別欣賞美國經濟的高成長，他為失業率的步步新低而沾沾自喜，吹為自已的重大成就，而沒有看到面臨的危機。成功的商人並非經濟學家，他看到更多是當前的經濟運行和利益，他兩眼放光地渴望着資金更多更多地流入美國，因此美國發生經濟危機的可能性非常大。國際的資金、資本，曾大規模地依次流入、流出日本、德國、亞洲四小龍、中國，同時又反覆流入、流出美國，時而這邊失血，時而那邊失血，總是處於一種不均衡的狀態，對世界經濟穩定和均衡發展都造成極大的危害。當美國經濟又發生危機時，走投無路、無利可圖的過剩資本又要流出美國了，但流向何方呢？在地球東部一極的中國，產能已嚴重過剩，美國通過貿易戰把它的產能鎖死，不准輸出，讓中國自已去消化。然後在西半球另一極的美國，資本的大規模流入，又迅速重複再造一次資本過剩。過剩的資本會再流入日本、德國…或中囯嗎？不可能了。流向東南亞、南美等的發展中囯家嗎？它們國內的收入分配也已嚴重不公和失衡，其經濟增長也需要大規模產品淨輸出的海外市場，沒有巨大的海外市場，資本就不會流入。經過中國、德囯…的過剩輸出和市場競爭對全球性勞動成本的壓制後，這樣的海外市場還有嗎？沒有了。那麼，這些國家能大規模吸收美國過剩的資本嗎？不可能，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困局。繼2008年後，如果美國在一兩年內再次發生危機，而中國經濟又遠遠沒有從谷底走出，甚至還沒有跌到谷底，加上歐盟、英國經濟的不景氣，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國際流動性不足及內部收入分配不公決定的購買力低下，對過剩資本的承接力有限。也許印度能成為重要的接力者，它人口年青，數量巨大，科教文發展迅速。但它如果要走一條均衡發展的道路，就不應該走中國畸形高速增長，壓抑國內民眾消費、壓抑勞動成本，不顧一切去追求更高資本積累和投資的發展之路，就不需要大規模的國際過剩資本去取代本國的資本積累（發展初期不妨可多吸收一點），成為一種依賴，最後擠爆印度經濟又迅速撤離而陷入困境。印度如果能以本國民生最合理的提高為甚礎來發展經濟，由本國的儲蓄和投資作投資主力，適度吸收外資並着重於技術引進，讓經濟一步一步穩健地增長，在接近充分就業前逐步將增長速度降低到自然增長速度的水平，與自然增長平穩銜接。這樣的經濟增長，避免了中國式急功近利、拔苗助長、不可持續、提早衰老的增長模式，使印度能持續更長更長時間的均衡增長，為追趕型經濟增長創造一個全新的模式。就且前印度的情況來看，實現這樣的經濟增長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是，印度就不會成為規模承接美國經濟回落而溢出的大量過剩資本。全球性過剩資本、過剩產能將大規模浮現，這就決不是1998、2008那種全球經濟中的局部危機了，也不會再有一個象中國那樣巨大的經濟體，自殺式地去承托起全球經濟，用4萬億投資向史無前例規模的產能過剩經濟拐點狂奔而去了。它將是全球性經濟危機災難性的總爆發，是將全球性收入分配不公、全球性消費不足投資過度導致全球性經濟失衡的總爆發。現在就看美國如何拿掐了，我們拭目以待

    武漢新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可能加速資本從中囯流出，某程度上又抑制國際資本向美國流入。但這些資本總是要找出路的，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有能力將其引向落後，亟需資本和枝術的發展中國家，而這些國家也獲得極好的發展機會。但重要的是，這些國家的發展，必須建立在本國發展的基石之上，而不是外向型，以持續低勞動成本、低出口商品價格，為資本搶占國際市場並獲取巨額利潤，破壞國際貿易平衡的模式。非常穩健地逐步提高它們的勞動成本和民眾生活水平，控制好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速度，最後平穩地與均衡的、持續充分就業的、使國民獲最大效用的經濟增長相銜接。這樣的追趕式增長模式的優長之處是：一，維持互補的國際貿易平衡；二，發展中國家實現持續均衡的經濟增長和民眾所獲效用最大化，生活水平最大可能不斷提高；三，發達國家獲相對價廉且合理的進口產品，同時優質產品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會不斷擴大；四，國際資本遊走於發展不平衡的各國經濟間，並從中適度獲利但不至過度，避免大量湧入、過量投資、產能過剩，最後又不得不突然大量流出，使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突然失血而空洞化；五，發展不平衡的國際經濟在在國際資本流動的滋潤下逐漸趨於平衡。接受我的均衡理論，世界經濟就象一匙密糖放入一杯清水中，開始只有部分水是甘甜的，但隨着密汁的流動，最後整杯水將不斷趨向一樣的甘甜。經濟全球化必須走這條路，必須按均衡理論進行改革。否則，水杯將破碎，經濟全球化必將失敗。

文後語：本文除說明全球性經濟所面臨的困局外，更重要是通過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社會所獲效用（生活水平）最大化與經濟均衡三者的內在統一，再次引出我多年一直強調，但致今仍未被經濟界認識的一條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社會需求和供給的總量與結構，決定於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水平，受其約束，並隨之提高而向高端運動。當社會從中所獲總效用，達到當前社會勞動生產力所決定的最大值時，經濟才是均衡的，否則就是失衡的，失衡及其引發經濟波動或危機的程度，取決於所獲總效用偏離最大值的程度。這個原理涵蓋經濟領域的方方面面，本文所討論的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消費與投資的比例和縱向產業結構均衡、社會所獲效用最大化，只是該原理在經濟一個層次上的體現。此外的層次還有：一，個體的消費者均衡及其組合而成的社會消費結構均衡；二，勞動（工作）時間與休閒時間比例的結構均衡；三，產品生產、消費與環境保護所用時間比例結構的均衡。所有這些層次的結構均衡，都是以社會所獲效用是否最大化為標準的，都是社會所獲效用最大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那一層次偏離效用最大化、偏離這一均衡原理，都會引發不同程度的波動和調整、不同程度的經濟危機和災難。包括多層次結構均衡的這一整體，是隨各種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向前運動的。這個重要的經濟學原理，相信總有一天會被經濟學界所認識。此外，本文沒有對財富擁有貧富差別與收入分配不公這兩個既不相同又相互關聯的概念進行討論，因為它涉更多理論問題，需另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