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大萧条将至？

—--资金继续大规模流入美国的灾难性后果

郑栋才

（本文写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前，疫情爆发时正作最后修改，见http://blog.sinovision.net/home.php?mod=space&uid=78063。         疫情爆发无疑改变了萧条发生的进程，但没有改变萧条发生的理论本身。本文没有谈及疫情导致进程的改变）

    设市场只有两种产业：食品业和制衣业。当食品生产供不应求而制衣生产过剩时，食品的价格将上升到投资有利，而服装价格会跌到投资无利可图甚至蚀本的程度，于是大量资金将从制衣业流向食品业。食品增加直到某一拐点，因食品过剩而价格下降到投资无利可图，于是资金又从食品业流出，流向因产量减少而出现供不应求的制衣业。市场中这种现象不断发，这是一种趋向供求平衡的市场自发调节过程，但与此同时也对经济造成一定的破坏，只是破坏力有限。市场有1亿个消费者，就会有1亿种不同的效用偏好和消费结构，我们不能用一种计划、用统购统销来取代这种市场调节，否则后果是灾难性的。当经济趋向全球化时，我们看到一种类似的现象：当一个国家或地区投资不足、产能落后并不足、失业严重、劳动及其他成本低下，在市场体制下开始复苏时，大量的国际资金、资本会源源不断流入，与该国的高积蓄高投资一道，推动经济高增长，直到某一拐点，资本投资已无利可图，资本开始流出，流向別的亟需投资、有利可图的地方。国际市场不断发生这样的波动和资金流动，它本身也是一种恢复全球经济均衡的过程。但这种波动发生的机理，与上述资金在生产部门间的流动是不同的，不加控制，破坏力巨大。不同囯家之间，无论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低、技术先进或落后，只有各国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才能实现相对稳定的贸易平衡，维持全球经济的均衡，克服国际资本过度流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就是本文要慢慢说明的问题。

    2007年4月，笔者在北京参加了“第九届全国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宣讲了“经济均衡的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一文，并发表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一书中，直指中国经济非均衡（大比例投资小比例消费）高速增长的畸形和不可持续性。同年年中又撰写并于2008年初在《广东商学院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我国经济是否会出现滞胀？”一文。文章标题之所以打上问号，是因为如果能调整好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供需的平衡和增长速度，经济还有机会趋于均衡，可见当时提到的“滞胀”并非即时面临的危机。可惜那四万亿救市及其后一次又一次的高投资，终使十多年前所指出的“滞胀”，被今天的现实所证实。2008年危机前，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最火红的时期，似乎永不受经济规律的约束。当时，人们除了对经济的高速增长叫好外，没有人会关心经济均衡和滞胀这类问题。现在中国经济的滞胀已既成事实，就让那些占有话语权的一流学者们淋漓尽致去描述滞胀现象的细节吧。我还是想用我的均衡理论，去说明将来可能发生的危机。

    为了简化深刻的理论问题，我们从一个假设的例子说起。设在一个原始落后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中，他们把劳动力都不断地用在锄头、镰刀的生产上，而不顾家庭劳动力自然增长是否用得了这么多。与此同时却投入很少劳动力或劳动时间，用锄头、镰刀去生产粮食。结果是一方面大量的生产工具闲置在那里，另方面家庭成员在挨饿。由于生产规模狭小，这样的失衡一目了然，出现的可能性极微，因为他们清楚生产生产工具的目的和需要的数量，其花费的劳动与直接生产生活用品的劳动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才能在当时低劳动生产率下，满足生活最大化的需求。自给自足家庭生产工具与生产生活用品这种比例均衡，在大规模的近现代生产中，从上游到下游整个产业结构均衡的原理是一样的、不可改变的，但人们完全不认识这个原理，而把精力集中在细枝末的研究上。因此，上述家庭生产那种荒谬的现象，却在现代生产中屡屡大规模发生，表现为一次又一次的产能过剩和经济危机。因为在现代生产中，生产生产资料与生产消费资料的比例，不再由社会生活能获最大满足为出发点来控制，而是直接由投资需求与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的比例来决定，而投资需求与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的比例由收入分配关系所决定，常常是极不均衡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常常把最广大生产者的收入压制在很低的水平，压制在类似上述自给自足家庭不合情理的“挨饿状态”，导致社会的消费总需求被压制在不均衡的低水平，而不是当前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所决定的最优状态，亦是经济能均衡运行的状态。消费是从国民收入中、从资本中分出去，不再体现私人拥有资本的增长和积累的部分，因此事情的另一面则是投资超越均衡状态高增长，通过生产资料的高速增产去实现的资本高速增长。生产者收入被压低，意味着劳动成本过低和投资收入过高，又刺激着人们投资的欲望，其中还包括普通工薪收入者也节衣缩食去参与投资，使投资需求高企，出现类似那种拚命生产锄头、镰刀而不顾劳动者人数对工具的需要量的怪现象。而生产这些过剩的工具的劳动，本应用来生产更多的粮食等消费品，使社会的消费总量，达到当前生产力所决定的最大化状态。偏离这一最大化状态，就是偏离经济的均衡，并导致消费不足和产能过剩。而偏离的程度，将决定危机的深度。这样的危机常常是在非赏隐蔽，以一种貌似均衡的状态下积累到很高程度时才突然爆发的。我们再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似乎不可能出现的失衡，在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中是如何隐蔽地发生、发展和突然显现的。

    设当前社会有大量失业者；再设一制衣厂有300个工人。该厂老板为赚更多，利用失业者就业竞争的有利条件，压低工人工资，用更多收入去扩建厂房、买设备、购进布匹，使企业收入中的更大比例用于扩大投资，包括部分工人也节衣缩食入股投资，工人和老板的收入尽可能少地用于消费。第二年，工人增加到330人，加上技术提高，产出增加15％。第三年失业的情况一样，生产规模继续扩大，产值又增加14％。企业一直以两位数高速增长，且一切正常，因为年年都能招到足够的人手。十多年后，企业规模达千多工人，之前每年产值都双位数增长，年年增加的生产资料与年年招收的劳动者人数之间是匹配的、协调的。这年他还在扩建厂房、增购布匹、更换并买进更多更先进的设备。但突然出现“民工荒”，只请到两个新工人，而计划增加百多人的厂房已建好、布匹和设备已购进，企业产能过剩了。这，就是中国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公，导致节衣缩食去扩大投资，产能畸形膨胀经济非均衡高速增长的一个缩影。社会上不只是一个企业的产能过剩，而是所有企业、产业，特别是许许多多原材料等上游产业的产能都过剩了，但通过它已能看出中国经济由畸形高增长到失速危机的一些最根本因素，它与前述一个拼命生产锄头等工具而少生产粮食的例子，是完全同一性质的经济失衡。前一例子我们一眼就看出它的荒谬性，但对后者，我们不但没有看出其中的荒谬，反而认为周期的危机是一种不可克服的规律。我们将此过程作一个梳理：

    1.在同一初始条件下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和消费的比例相关。消费所占的比例越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慢，反过来，消费所占的比例越小，投资占的比例越高，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经济学对此早有证明，毋须赘述。从一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也能看出其国民收入中投资与收入的比例关系，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决不会是一个高消费低投资的经济体。

    2.经济畸形高速增长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是大量的失业人口和产能的严重不足，二者缺一不可。当经济高投资高增长时，有大量的失业者投入去推动、匹配高速的产能增长，而产能相对于总劳动人口的严重不足，又可以使经济增长主要实现在劳动工具、生产资料、资本品的畸形高速增长上，而不是消费的合理增长上。据世界银行资料，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最终消费率，从1977-1983年的均值65.4％，一直下降到2008-2014年的均值50.3％，而同期的世界均值分別达到是75.9％和75.4％，而同期可比的中低收入国家均值，也分别达到75.1％和75.3％。投入产出动态分析也说明，只要劳动能大量不断地供给去匹配高建增长的资本品，投入产出主要反复实现在中间产品（锄头镰刀）的增长上而不是最终消费品生产上是可能的。或者说，在每期的最终产品中，扩大投资的资本品（类似净增的锄头镰刀）与消费品（类似粮食）之比是可调、可以以前者为主的。

    3.有了以上两个先决条件后，推动高投资、高增长的，就是不公平的收入分配。过低的劳动成本和过高的投资收入剌激着投资欲望，又抑制着消费。中国改开前，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抑制了投资和劳动积极性。改开后，在官僚资本主义体制下，又突然走向另一极端，出现类似西方资本主义早期收入分配那种恶劣的不公现象，加上改开前巨大的显、隐性失业人口和产能的落后与不足，这就是中国改开后畸形高增长的基本因素。

    4.经济存在一个静态的潜在产出上限和动态的潜在增长可达上限（不是经济增长速度上限），亦是均衡的、实现充分就业的静态与动态的产出上限，它决定于劳动人口及其自然增长，以及技术进步决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均衡增长的的结构性要求是，收入中的投资消费比，因而也是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产业比，必须是导致生产资料的净增长正好匹配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这是社会能获最大效用的经济增长，就象上述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锄头、镰刀等工具的数量正好满足劳动力增长的需要，其他劳动都用于生产生活消费用品的效果那样。这种经济增长可用一条向上的斜线来描述，它是经济不可逾越的。

    5.但实际的经济常常在此斜线下方运行。如“2”、“3”所指，失业率越高、产能越不足，经济的实际产出离潜在产出的距离就越大，因此高速向均衡增长上限运动的空间也越大；收入分配向资本投资收益倾斜越是不公，增长速度超越均衡增长速度的程度会越大。作为落后的追赶型经济，要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这样的高速增长在起飞阶段是必要的，但重要的是它如何与充分就业均衡的经济增长相衔接。一定经济增长速度总是对应着一定的收入分配、一定收入中的投资消费比与一定的产业结构。当经济在均衡增长线下方高速向上冲时，人们只会欢呼，并让其保持超高速度，沿着一条高斜率直线硬生生地撞击在均衡增长线上。这时，实现超高速增长的两个必要前提突然消失了，同时也形成与此超高速增长、高投资低消费相对应的产业结构，即那种过量生产锄头镰刀而极少生产粮食的结构，它与均衡增长所要求的产业结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产业结构。产能严重超越了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需要，它是为永远都有大量失业者投入生产而准备的，但这是不可能的。

     6.经济在撞击自然经济增长上限之前，是完全接收不到自然经济增长的信号的，因为大量失业者投入生产就象有大量自然增长的劳动力投入生产一样，似乎是无限供给的，畸形高增长给人一切正常的假象。直到今天，那些大学者、大经济学家们还在津津乐道地吹嘘我国改开后的经济高增长如何举世瞩目，并引以为傲，完全看不到那畸形的高增长与今天经济下滑的因果关系。失业者突然消失，经济必须按劳动人口自然增长与有限的技术进步来降速，但在高速增长时已经形成的从上游产业到下游产业的纵向产业结构，与经济自然增长所要求的产业结构是完全不同的。产能大量过剩，这时，也只有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看到那种现代版的“不按劳动力增长大量生产锄头…而不用合理的劳动用锄头去生产粮食的荒谬现象”。在经济高增长中，我们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去发展过剩的产能，而不是均衡地按社会生产力最大可能去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经济下滑的另一表现是失业重新增加，使已经低微的消费进一步萎缩。经济超高速增长的的两个必要条件，其中一个即产能不足的条件已经消失，记往，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再现的高失业所面对的已不是产能不足，而是产能对劳动总量的绝对过剩，以及整个纵向产业结构的失衡，失业已无法成为推动经济高增长的力量，因为失业人口的高投入，必须同时匹配着产能高增长。要想再现的失业者突然全部转到消费品的生产，而不是产能的增长、生产资料的增长上，除非劳动收入突然提高到能购买这大量增产的消费品的程度，与此同时，光有消费品生产，从总量去分析，投资的回报也必然降到无人愿投资的程度，这就是企业家们无路可走，只有脱实向虚的原因。

    7.长远来看，经济必须转型，减少投资，增加消费，为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进行结构性调整。但当前，在大规摸市场条件下又谈何容易。已经形成严重失衡的产业结构岂能说变就变，那些原材料、钢铁、煤炭、机械制造、厂房等等企业，其大量过剩部分，是无法转化为生活资料生产企业的，没有破坏性力量如何消化严重的上游行业产能过剩。而且产业结构调整还涉及收入分配、投资消费需求比例，产能过剩后的资本过剩等一个完整结构调整的问题，也不是说变就能变的。这是一个完整体系的调整，任何一个局部性调整都没有任何意义，调整必须耐心等待破坏性地去产能过程完成后才能进行。产能过剩，实业投资萎缩；失业增加，消费萎缩；走投无路的过剩资本，只有转向股市、债市和房地产的投资，在那里吹起一个个泡沫。这些泡沫之所以是泡沫，就因为它们的价格是人为推高的、不真实的，就象曾经出现过的兰花、红木价格泡沫一样，用一种虚假的价格升值，把广大民众引入这个压榨机中，用一种赌博的方式，把民众手中仅剩不多的可支配收入进一步榨干，使社会的总需求加速萎缩，在一种虚假价格的繁荣中等待着危机暴发的终结。这就是所有追赶型经济畸形高增长的必然结果。我早就指出，发展就是硬道理一说是错误的，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极大的误导作用。只有趋近均衡的、民众所获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增长才是硬道理。�P

    我在《我国经济是否会出现滞胀？》中绘有如下一图，图中的上循环所描述的，就是以上7点。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已越来越明显，中国作为一经济大国，

其超高投资超低消费的畸形高速增长，不可能不对世界经济的均衡产生恶劣的影响。就象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一样，被破坏的世界经济均衡必然反向作用于中国经济，这就是图中下循环所描述的，我们梳理为第8条。

    8.中国经济高投资低消费的畸形高速增长，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它所引起纵向产业结构失衡，决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国内，同时也体现在全球化经济中，于是出现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国际分工中，一些以原材料等上游产业为主导的国家出现了，并得到迅猛的发展，澳大利亚、德国…就是例子；而另一类以高科枝高附值产业为主，同时又是低投资高消费的国家也出现了，却不断被削弱，如美国。前者为中国提供原材料和先进机械，助力中国的高投资高产能增长，后者为中国大量的过剩产品提供市场，这是一个不均衡的全球性纵向产业链结构。事情总是这样，当不均衡还没有达到临界点时，一切正常，甚至表面欣欣向荣。中国自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全世界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多少人看到，正是这种严重压低国内消费、严重压低劳动成本、严重收入分配不公所产生的经济高速增长，正拖着全球经济走向灾难，无论从国内经济还是国际经济来看，都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当中国的企业以极低劳动成本生产时，国内供给早就超过国内的总需求，这种过剩经济就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没有国际市场，中国经济不是近期，而是早就过剩而崩溃了。为了占有更大国际市场，避免崩溃，除企业压低劳动成本外，国家还要从居民血汗中所得的财政收入中，抽出一部分来补贴出口产品、补贴资本的利益，减少社会福利，从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两个层面，压低居民和社会的消费购买力和进 

                                                                          图1

口消费外国商品的能力，使出口产品能以极低价格倾销国际际市场。但是在中国如此倾消产品，持续大规模贸易顺差的同时，也在逐渐消灭自已在国外市场的生存空间，过剩危机必然反向回输中国。这就是上图下循环所引发的美国等国经济陷入困境，国外市场购买力弱化，终使国际的贸易平衡保护和贸易战，或所谓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必然的经济全球化大倒退。

    前7条描述在上图的上循环中，第8条描述在下循环中。上下循环的起点都是收入分配不公，一方面导致高投资低消费非均衡的经济高速增长，另方面是内需不足而产生对外需的高度依赖。它们都是不可持续的，现在这两个不可特续的上下循环正同时夹击中国经

济，前者灭掉中国投资需求高增长之火，后者灭掉中国过剩产出的外需之火，两者之后的失业大增与吹起的泡沫榨干居民收入，又灭掉中国国内本来就十分微弱的消费之火，三大需求同时息火。需求无可挽回地息火了，简单化的大脑又想出一个供给侧改革的方案，这是一个多么混乱的思路，需求没了，供给侧还改什么改，往那里改。

    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中国的虚假繁荣、不以最大可能提高社会福祉为目的的繁荣必然走到阶段性的尽头。美国总统最近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指出，中国的好日子结束了。但这并非川普的“功劳”，也不完全是当朝中国政府的失误，这是中国持续多年收入分配严重恶化积累的结果。估计川普并没有完全明白自已这句话的深层意义，也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中国好日子结束对全球化经济的冲击。从20世纪下半叶至今，类似中国这种经济高增长随后又必然结束的，在亚洲是一波接一波出现。第一波是日本，第二波是亚洲四小龙，第三波是中国，接下来就应该是印度、越南、马来西亚…了。下一波能否走上均衡之路，关键就看它们能否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否很好地理解我十多年来一再反复强调的经济均衡的原理了。

    收入分配对经济能否实现均衡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怎样的收入分配才是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呢？收入分配涉及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再分配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形式，对初次分配作出复杂的调整，最终改变了个人参与投资所得的收入、以及从劳动和从社会福利等所得的非投资收入，我们把分配问题，简化为投资收入和非投资收入中主要部分的劳动收入（代表了全部非投资收入，下同），最终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的问题，或用投资收入与劳动收入的此消彼长去反映投资收入与非投资收入此消彼长关系。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就是投资收入与劳动收入的比例关系，导致人们对未来投资收入的预期，能产生适中的投资欲望，使国民收入中投资的占比和总量，正好与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总量相匹配；或在失业严重与产能不足状态下，在逐渐实现充分就业时，收入分配引导着投资也正好逐渐降低到与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相匹配，经济增速逐渐下降到经济自然增长的水平。这样的收入分配，就是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下图我们看到，合理保护劳动收入的分配公平（非绝对平均），与投资消费比的均衡，与经济自然均衡的增长，与社会消费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与社会总供求平衡的持续性，是一个完整的、内在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收入分配的问题，就是分蛋糕的问题，此消彼长，你多我就少，你少我就多。不公平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有两种：一种是过高的投资收入（高社会平均利润率）及对应过低的劳动收入（低劳动成本）。我们用了极端化的例子来说明：假设投资利润占了国民收入的90％，那么居民只要可能都会拼了命去投资，消费会少得非常可怜，甚至有人会饿死冻死，当然这只是一个说明问题的假设；另一种是低投资收入及高劳动收入的分配，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不会有投资而只有消费了，当然，没有投资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消费也消失了。在这两种收入分配之间是可调的，当高投资收入低劳动收入的分配向低投资收入高劳动收入的分配方向调节时，投资会逐渐减少；相反方向调节时，投资会增加。因此在这两者之间，总有一个区间（x）的投资，使资本存量的增长正好或趋近于正好满足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的需要，从而使消费最大化。因此收入分配公平的实质，就是它所决定的社会消费力、消费总量与结构，正好是随社会劳动生产力提高所能达到的最大化状态，这是至今未被经济学界认识的、决定经济是否均衡的最甚本的原理。我有另文曾这样描述这一原理：社会需求和供给的总量与结构，决定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受其约束，并随之提高而向高端运动。当社会从中所获总效用，达到当前社会劳动生产力所决定的最大值时，经济才是均衡的，否则就是失衡的，失衡及其引发危机的程度，取决于所获总效用偏离最大值的程度。这是一个概括经济所有层次结构，包括消费均衡…在内的均衡原理。相信经济学界最终一定会承认这一原理及其重要性。本文讨论的，仅是这一原理其中一个层次的均衡。当经济达到这一均衡时，个人收入的差别仍存在，特别是劳资之间的收入差别还会很大，但并非不公平。因为一，投资的收益率已下降到和劳动收入已提升到这样的程度，再提高劳动成本、降低投资收益率，必然导致投资不足而损害经济，相反又必然导致投资过度，前后两者的结果都必然使社会的消费总量减少，包括劳动者的消费量减少，因此经济均衡时的收入分配，，是能使劳动者消费最大化的合理的收入分配；二，假设这种均衡恒久实现，那些富人与普通居民，也是恒久地自动拿出部分收入进行正好是社必要的储蓄和投资，这也是他们恒久地还于社会的财富，直到永远，而他们的消费量，也是一个完全合理的数量。形象点来说，我们假设李嘉诚为一个恒久存在的资本管理者代表，那么李嘉诚恒久的远远高于普通居民的收入或财富中，有一个巨大的部分将恒久地用于社会必要的生产投资中，而永远不会用在他的消费上，他为社会筹集、营运着这部分资产，并为之承担风险。市场筛选出来的资本家，就象一个个工程师，为社会设计并建立起一座座企业大厦。李嘉诚与普通居民持久的消费差别，才真正反映了他经营资本为社会所创造的财富，与普通劳动所创造财富的差别，是合理的差别。这种永远的均衡是一个假设，我们无法完全实现，却可以越来越趋近这种均衡，经济危机以巨大的破坏力，最终也是指向这一均衡。在x区，收入分配已被调控到公平合理的程度，全体居民不会被高利润刺激而拿出更多收入来储蓄和投资，去

                                                                       图2

破坏经济的均衡，使经济持续稳定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增长。当然，这里所指的富人，不包括那些既不劳动又不投资，以非法手段至富的人。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几乎控制了全部收入分配权，收入分配多如图中左边的状态。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立法取得部分收入分配权后，劳资双方博亦的结果，收入分配可能出现图左边状态，也可能出现图右边的状态。美国就常常出现图左边的状态，导致储蓄投资不足与消费过度。可见在左边状态与右边状态之间是可调的，那么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的中间状态就是可实现的、可趋近的，经济均衡也是可接近的，并非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引发的周期经济危机是不可克服的。事实上，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已做得非常公平合理，从而克服了经济危机的周期发生。也许下面这个模型，能更直观地了解这种合理的收入分配、经济均衡与社会所获消费总量最大化的内在关系，它与上面分析的原理是

                                                                                                            图3

一样的：不同的国家或民族，在相同收入和分配比例前提下，对当前消费和投资获得未来收入的选择时，会有不同的偏好。例如中国人比起美国人，在相同收入和收入分配情况下，可能有更高的投资率，在图3中，假设那条实际投资线是美国的，那么更倾向于储蓄和投资的中国。其实际投资线就应该在美国实际投资线的左边，因此中国实际投资线与均衡增长所需投资线相交的均衡点O也会向左移动，也就是说，中国的投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应更低，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应更高，才能实现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均衡。无论一国或一民族的收入储蓄、投资倾向有多高，只要投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到位，都能把储蓄、投资压缩到均衡的位置。图3中的经济均衡增长所需投资线，是与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和技术进步相关的。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如果是零，它的高度就只是由技术进步决定。而当今世界各国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是很不相同的，有的甚至是负数，而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更是发生突降。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率越高，经济均衡增长所需投资线的位置就越高，从图3可知，要实现经济均衡的收入分配，就要更倾向提高投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来增加投资以满足劳动人口较快增长的需要。反之，经济均衡增长所需投资线下移，就应该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说明劳动人口自然增长率低，能节约出更多社会劳动直接用于提高社会的生活水平。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差异，各国的实际投资线与经济均衡增长所需投资线，及其相交的均衡点的位置是不同的，甚至差异很大的，必须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而判断是否达到均衡的重要依据，是观察劳动失业率曲线是否能稳定在充分就业的状态，或劳动失业率曲线从高失业向低失业状态下降时，能否平稳地、渐进地与充分就业相衔接，有如飞机平稳降落而不是硬着陆在机场跑道上那样。适当运用好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根据失业状态不断微调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不断微调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和经济增长的速度，能很好地实现这种均衡。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30年，实行公有制和绝对平均的收入分配，私人不允许投资，也没有投资的欲望，公有的投资缺乏动力，投资既不足又无效率，情况类似于图2、3中左边的不均衡状态，经济增长缓慢，远低于经济均衡增长的速度，产能落后且严重不足，显、隐性的失业越来严重。改革开放后，收入分配关系来了个180。大转变，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从图2、3中左边的不均衡状态，一下子跳到右边且非常靠右的不均衡状态，与早期资本主义的状态相似，加上失业大军的存在，这就是经济畸形高速增长的原因。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状态已不同程度向均衡的X区间靠近，少数已进入X区间，这是民主立法（特别是劳动法）和适当运用财政、金触政策的结果。

中国在改开后如果能逐步实现这一整体性的均衡，那么中国经济就可以持续稳定地向前走很远，而不会中途夭折、未壮先衰，避免数量巨大的无效劳动（拼命生产锄头），把生产过剩产能的劳动，用在提高中下层民众的生活上，社会的总体生活水平会提高好很多很多，去到社会总消费量曲线的最高点A。但中国缺的，就是公民能通过民主立法从资本家手中取回部分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权的机制，更不要说对官商勾结利益集团控制收入分配权的制衡了。上述模型，必须把不劳动也不投资的利益集团，用非法手段大规模豪夺社会财富的现状排除后才有意义，只要前仆后继的贪官污吏、官商勾结利益集团及其产生的人治制度土壤存在，就不会有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也不会有经济的均衡和民众收益的最大化。当世界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时候，上述经济均衡的基本原理也在全球范围发生作用了。全球化经济的均衡，各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要求每个国家都要根据本国生产力水平进行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任何国家，特别是一些经济大国，如中国（低收入国的低劳动成本）、德囯（高收入国的相对低劳动成本）的收入分配不公，都会通过市场竞争对他国的收入分配造成压力，导致全球性的收入分配不公和全球性的经济失衡。

    有了以上的铺垫，该回本文的主题了。由于发展中国家一波又一波不可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带出一种周期性经济现象，就是资金大规模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高速增长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周期性的来回流动。这种流动说明，在经济走向全球化时代，投资与消费比例均衡的问题，在不同程度上也国际化了，不仅国际资本总量有均衡与否的问题，国际资本在国际间流动导致其国际分布均衡与否的问题，还有各国收入分配互相影响相互协调的问题。资金在国际间大规模、不正常、不合理的流动，无论对美国或其他单个国家，还是对全球性的经济都带来极大的破坏作用。我们先看看它对美国经济的负作用，再谈它对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均衡发展的负作用。

    笔者在2003年出版的《劳动价值、边际效用与经济均衡》（广东科技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ISBN 7-5359-3475-7）一书中，曾用下图（第147页表3-4-3）来说明，在条件满足前提下，经济总是会在高速增长中，使美国的失业率规律性高速下降，直致经济危机，  并用以下文字予以说明：“图3-4-3描

绘了美国1946～1978年失业率波动的情况。为了简化问题，我们用虚线- - -画出一个水平的，达到充分就业的区域。我们看到，失业率曲线在每一次下降期，几乎都以相同的斜率下滑（这是一种能使资本如意高速积累的斜率），说明劳动实际投入生产的增长，除了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外，还有失业劳动者的高速投入。…当失业率下降到充分就业的区域时，无论资本家的意愿还是两部类产业结构，都要求失业率继续沿着曲线下降段的延长线（虚线所示）下降，以实现经济继续高增长。但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出现反向的运动，为下一次资本满意的经济高增长作准备。”现在，可以把这条失业率曲线沿

长到2019年初，(新加入的图5再延长至2021年,可见疫情后期已基本修复被意外破坏的波动状态)我们看到，这种周期性运动的规律一直不变。现在，美国的失业率又从2009年高达10％，迅速下跌到可认为已实现充分就业的4％以下，可见这近10年的经济增长，平均每年都有大量失业者的投入，否则就不可能有这个时期的快速增长。这次快速增长，并非由美国国内收入分配不公、投资收入占比过大、投资与消费及相应产业结构比例失衡所引起。统计资料说明，在中国经济高增长时期，与中国的高储蓄高积累低消费相反，美国是高消费低储蓄。而在近年美囯的经济增长中，工资收入、劳动成本也在快速上升，消费者支出始终都维持在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说明美国投资的高速增长另有原因。除了美国经济自身有大量资本积累外，能使美国投资超高速增长的，主要是由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高速增长期结束，产能严重过剩，大量资本过剩，加上贸易战引发资金外逃，以及美国低利息、减税等吸引资本回流的政策，使大量海外资金流入美国的结果。这种海外资本的流入，虽然没有严重影响美国产业自身的纵向结构，但毕竟使流入的资本与产能的增长速度，超过美国经济均衡、自然增长的需要，使美国的失业率直线下降，至2019年9月已下降到50年来新低的3.5％，劳动力紧缺的现象正在出现。特别是由于美国生育率下降，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2.6%，现在已下降到约为0.2%，加上川普收紧了的移民政策，使海外流入和美国本土积累的资本增长量，远远超过美国匹配劳动力增速下降所需的数量。图4中的失业率曲线走向面临三种选择：一，OA走向，失业率向0甚至以下的方向运动，它适合美国目前的经济政策和本囯资本积累加国外资金继续快速流入的势头，但现实说明，失业率这一走向是非常困难或完全不可能的，并挑战美国继续快速引入外国资金的政策。二，OB走向，也就是持续实现充分就业的走向，这当然是最理想的，条件是资本积累和海外资本流入、包括产能流入的产能增长速度，必须与劳动人口自然增长和科技进步对资本积累的需要相匹配，因此在短时期内必须对经济政策作大幅度调整，使经济增长速度适应劳动力增长的速度，达到均衡的、自然增长的水平。美国要实现这一调整，比起中国来难度会小很多，因为它的收入分配关系、投资与消费比例和纵向产业结构没有中国那样的严重失衡，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均衡增长速度的程度，也远远没有达到中国的程度，要控制的，主要是资金、资本和产能流入的速度。但要在短时间实现政策大幅调整，难度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急速调整时，人们对经济未来发展预期的不稳定，可能引发经济的强烈波动。如果能提早开始，使调整期拉长，使资本流入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平稳过度到均衡增长，就业曲线平稳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OB走向就更好了。三，OC走向。OA走向不可能，如果决策者又没有那样的智慧去实现OB走向，在产能充足的情况下，国外资金继续大量快速流入美国，即一种世界性的资本高速积累过于集中地实现在美国，而失业人口又基本消失，那么为寻找高利润的过剩资本，就必然在证券、房地产和债券这三大市场反复吹起越来越大的泡沫，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失业率大幅回升，图4中失业率曲线的OC走向就是迟早必然发生的事了。美国政府贸易顾问纳瓦罗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2019.8.18）节目上说，美国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强的，钱正在投向我们的股市，钱也投向我们的债券市场追求收益。美国经济的强劲，吸引资金政策不变，大量涌入的全球积累的资本，下一步很可能会流入房市。只要这种势头不改，吹起的泡沫最终必然挤爆美国的金融。

    我们再看看资金大量流入美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资金、国际货币，目前特别是美元，就是全球经济的血液，它运载着国际间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滋养着全球所有的经济体和全球经济本身。没有这种血液，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将停止，就象人体失去血液，各种养份、水份和氧气，就无法在各器官间输送一样。可见它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一个高级的生命体中，不但要有一定数量的血液，而且血液的流动、循环必须保持一种均衡状态。就拿一个人来说，如果脑供血受阻而不足，久之会导致脑萎缩，反过来由于支体运动不当，又可能导致脑充血溢血。我们蹲着时，血液流入腿部受阻后会麻木，突然站起，血液大量流入腿部又使脑部容易失血而晕倒。可见血液在身体各部位、各器官的均衡流动和分布的稳定性，对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血液流入某一器官过多或不足，最终影响的也不仅是这一个器官，而是整个生命体的健康。全球性经济，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情况也一样。全球的资金量，国际货币量是一个既定的有限的量，但由于全球化经济的制度不完善和各国间的恶性竞争，资金、国际货币储备在各国际间的流向和分布常处于不均衡状态，导致时而这些国家国际货币流动性不足、资本不足，时而另一些国家资本过量增长，压爆经济。产生的原因除本国资本积累不均衡外，还有两个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不稳定的原因：一是贸易的不平衡，导致国际流动性在贸易顺差大国集聚，同时又从持续贸易逆差国流失；二是资本逐利性地直接在各国间的流动，不均衡地流向劳动成本被过度压低的国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畸形、非均衡，一定程度也与此有关。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全球化依赖的提升，因而全球经济对国际货币的需要量是逐年增加的；通过贸易顺逆差和国际性资本逐利的自发流动，致使国际流动性时而在某些区域、时而又在另些区域过度集中，导致经济不稳定。因此需要一种机制来控制国际货币发行的数量和调控国际流动性的全球分布。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国，有义务、有责任也有能力在这两项调控中作出贡献。但实践证明，它总是按本国的需要来进行调控，常常与全球性经济的均衡背道而驰。

    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货币，除了美国自身经济的发展对其需要量不断增长外，全球经济的增长及其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对国际货币的需要量也在不断增长，美国必须通盘考虑国内国际对美元的需要量来确定美元（基础货币）的发行量。美国的贸易逆差作为国际货币流向各国的方式之一，只要数量合理，它与国际贸易平衡保护的理论是不矛盾的。美国适度的逆差，不仅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均衡和繁荣，而且也不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恰恰相反，只要逆差导致美元流出海外的数量正好就是海外的需要量，那么纸印的这种符号的逆差所换得的商品的顺差，就是一种白白获得的利益。适度增加各国的外汇储备对美国有利，还因为美国需要这个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最后，适量的美元供给还有利于美元国际地位的巩固。相反，美元超过或不足于国内国外需要量的发行，将不仅损害全球经济，也损害美国的经济和美元的地位。

    合理的国际货币、国际流动性数量，是实现全球经济均衡的一方面，国际流动性的合理分布是均衡的另一面。资金大量回流美国，给美国经济带来繁荣，但如果不加控制，必将对美国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这些在国际上乱冲乱闯的资金并非哪一国的财富，总体来说是全球经济共同积累的资本。它流往哪里，就会推动那里的经济增长，因此是世界各国都想争得的，并采用各种不同的引资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其中特别是低劳动成本。国际资本并不会根据各国经济均衡与否来确实流向，它是逐利性的。因此只要有利可图，它就会顺势推高那国的经济增长，直致把该国从繁荣送到衰退，然后抽身离去。在中国是这样，在美国也将会是这样，这不是什么道德问题。它的流入本身，就是那里的资本不足，是国际经济均衡的一种需要，至于国际资本流入后的均衡增长，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的问题，就是资本流入国自身要解决的问题了，与国际资本的流入流出无关。这类似于一个生产部门如制衣业，生产不足时有资本流入，随后又生产过度资本流出，是同一道理，不过前者的破坏力就巨大多了，也许我们也只能熨平其波动的幅度。漫骂国际资本的经营者，漫骂李嘉诚没有任何意义。

    川普上台后，退出了一些国际贸易协议，开始单对单与各国签订新的贸易协定，这对实现国际贸易的公平和平衡是有利的，也有利于对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适度增加和国际流动性的合理分布的调节。美国经济的国际地位，使它有能力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实现均衡的一个外部因素。但不了解经济均衡的原理，就无法把握调控的尺度和关节点，甚至连自身的经济失衡都认识不清。美国单对单与各国签订贸易协议时，关税和汇率都是协议的重要内容。三十多年前美日签订《广场协议》时，美国面对日本的巨额贸易顺差，准备对日本的进口实施全面高关税，终于迫使日本同意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今天美国面对中国的巨额顺差，汇率的情况不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不是过低，而是过高，汇率并非美中贸易失衡的真正原因。而在人民币汇率过高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仍有巨额的贸易顺差，说明中国国内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比想象中还要严重，它用压低劳动成本来占领市场，实现顺差，为资本谋利。而关税的不对等，也只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一部分。因此美国放弃推高本已过高的人民币汇率来削减逆差的做法，甚至取消中囯为操控汇率国的定性，把谈判的筹码放在提高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上。由此可见，关税和汇率都只是手段，其直接目的，是实现贸易平衡，最终目的，是迫使双方的收入分配都必须公平合理。美囯单对单与各国签订协议，要重点规范的地方，还是协议双方的收入分配，只有双方的收入分配都是公平合理的，才会有贸易的相对平衡，才会有双方利益的最大化。而只有各国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国际贸易平衡得到保护，国际流动性、国际资本在各国才能较均衡的分布，才能避免国际资本在各国间大规摸地来回流动，才能避免全球性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的危机。

    欧元区是一个内部紧密度比全球化经济更高的经济区，其贸易不平衡、囯际流动性和欧元的分布不均，对整个欧元区经济的破坏作用也更加明显。自单一货币欧元制度建立和欧元区内部市场形成以来，真正最受益的只有德国，价廉物美的德国商品畅销欧洲和世界，一度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第一的贸易顺差国。贸易顺差被看作德国经济实力强劲的表现，没有多少人认为是一种经济不均衡的表现。但经济均衡的实质就在于生产力发展了，生活水平、消费能力也必须同步地最大化的发展，才能实现总供求的平衡。在对外贸易方面，则表现为你对外部市场的总供给、总出口，必须与你对外部市场的总需求、总进口保持相对平衡，你的国际贡献与你的国际需求基本平衡。一个实力强劲的经济体，必须同时也是比他国消费力更强劲的经济体。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实现大规模贸易顺差，例如德国，说明这个囯家的收入分配是长期严重不公平的，至使它的劳动成相对于本国生产力过低而对外国产品没有足够的消费力，是该国供过于求的一个组成部分。不错，德国有很多优质的产品和比其他欧元区国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这不应该成为打击他国经济的理由，而应该体现在德国相对于他国，有更高的劳动成本、更高的消费力、更低的劳动强度和相对更少的劳动时间（据报道，从2019年4月起，德国工人一年有双休日102天，40多天的带薪年假，加一起差不多150天，此外他们还有20多天的节假日。按照每天5.6个小时、每周28小时工作制，德国人年工作约1047.5个小时，已是世界个人劳动时间最短的国家。这是一个新的调整，方向是对的。笔者在《劳动价值、边际效用与经济均衡》一书中有专门一章讨论随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比的调整，是社会获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均衡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经济整体达到均衡的一个重要的层次），去反映德国劳动者比他国劳动者有更高劳动生产率和更大的贡献，从而降低其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和提高对外国产品的消费力，使他们对外输出多少也从国外购入多少、消费多少，使贸易基本达到平衡。显然，德国的收入分配，远没有使德国的经济达到图2、3的均衡区间，使德国民众的消费水平达到最大化的均衡点O。我们先不要指责其他欧元国如何如何，你德国必须首先要做到贸易平衡，才不至于去伤害别国的经济。在此前提下，才能正确地去对他国经济作出判断，因为他国经济的弱化可能是被你所害，你的错在先。与此同时，欧洲经济实力较弱的如一些南欧国家，则由于单一货币制而失去利用汇率调整对本国经济进行保护的机制。如果希腊等欧洲国家与德国各自使用不同的本国货币，当面对实力强劲的德国经济，而德国劳动成本、民众收入又不相应提高到位，至使德国不断对欧洲各国贸易顺差时，在市场调节下，德国马克对欧洲各国货币就会升值，使德国产品更贵，外销价格更接近劳动成本高于其他各国的合理价格，使贸易回复平衡，而希腊等国货币贬值又降低对德国产品的消费力。这样，不管你德国怎样不公平地压低劳动成本，达不到本国的生产力水平的相应值，这种低劳动成本低消费（相对德国社会劳动生产率而言的）所造成的过剩经济和危机，将由德国自已去解决，迫使德国处理好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无法通过贸易顺差将危机输出国外。希腊等国也可以在没有德国过剩危机输入的情况下，去解决自已的问题。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定强烈反对，她会说，不是德国的劳动成本和社会福利相对德国的生产力过低，而是希腊等国的劳动成本、社会福利和消费相对于本国的生产力过高。不加思索，初初一看希腊的财政，觉得也很有道理。那么好吧！我们假设希腊等国也跟着压低其劳动成本和福利，减少消费，向德国看齐，使他们在欧元区内与德国恢复贸易平衡，这就意味着整个欧元区将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过剩经济体，一个更严重收入分配不公、低劳动成本、低消费经济区，一个能以低劳动成本（我们所讲的低劳动成本，都是指相对本经济体生产力水平而言的）的商品价格向世界输出过剩危机的大经济体，加大对美国等他国经济的破坏，这是德国无法实现在欧元区内的贸易顺差额能找到的唯一出路。这时默克尔又会说，美国贸易逆差，这不是欧元区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听起来也有道理，那么好吧！吸纳了中国、欧元区…大量过剩产品的美国，也要降低劳动成本和社会福利来参与竞争，不再消化中国、德国…的过剩产品，而且也要向国外输出过剩，不就形成了全球性的经济过剩吗？大量过剩产品又向那里输出呢？就象现在，外需的萎缩，中国过剩的产品向那里输出呢？输往火星吗？问问火星人要不要！而事实上用不着默克尔去要求，为了应对不公平的贸易竞争，中、德等国相对本国生产力的低劳动成本，通过市场竞争，正无声无息地迫使全球的劳动成本相对下降，一场巨大的过剩海啸正向全球经济袭来。由于制度的不完善，欧元区的单一货币显然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德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其他欧元国家的经济危机。其表现，即欧元这一欧元区的经济血液、欧元区的流动性、欧元区积累的资本，大量流入、过量集中于德国，而其他欧元区国家则不同程度地失血、贫血，经济萎缩。当其他国家经济萎缩达到一定程度后，过剩危机就必然反向回输德国，就象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一样，事实上德国经济也必然地正在下滑。为了抗衡这种资金、资本的非均衡流动，2013年塞浦路斯成为欧元区首个限制资本流动的国家，2015年希腊则成为第二个限制资本流动的国家。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无法从根本解决欧洲的危机。只有各国都实行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在欧元区内实行保护贸易平衡的制度，例如我早就提出的由欧元区统一财政机构，对德国这类持续贸易顺差大国的出口产品征收关税，直致贸易恢复平衡为止，才能迫使其实行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因为这类国家会自动考虑，如其白白被抽走关税好呢？还是这笔关税留在国内去提高劳动成本、提高民众的生活好呢？是被抽走关税后被动提高出口商品价格和国内消费力来均衡欧元区的流动性分布好呢？还是实施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主动提高出口商品价格来恢复欧元区的流动性均衡分布好呢？国际贸易中的自由竞争与贸易平衡保护并不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国际贸易必须同时高举自由竞争与贸易平衡保护两面大旗，而欧元区应该而且很有条件，在高举这两面大旗上做出榜样。

    当然，并非单一货币条件下才会出现经济强国持续贸易顺差的局面，在非单一货币的国际贸易中，也会出现经济强国持续贸易顺差的局面，甚至刚好相反，会出现经济弱国对经济强国持续贸易顺差的局面，只要其劳动成本相对过低，如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其原因的根本，都是不公的收入分配，过度压低的劳动成本；其手段，都是操控汇率，破坏汇率的市场调节机制。中国改开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的近十几年，中国对美国和全球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其原因，经济学家们可以找出一大堆，但都没有明确地把根本原因确定在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上。我国经济学者对改开后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大量不同的研究，但一个共同的结论是，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在低水平，远低于世界多数国家占55-65％的水平。这就是中国供需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需要一个巨大的外需量去消化，一旦失去这个巨大的外需量，中国经济将陷入崩溃状态的原因。中国人看不到这一实质，改革就失去方向；美国等外国人看不到这个实质，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贸易顺差的问题，贸易越战中国顺差越大，靠强迫中国购买定额商品，并非好的解决办法。更要紧的是，为了与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中国、德国…进行市场竞争，正把世界经济拖入全球收入分配不公的深渊。因此长远来说，唯有用经济手段，如提高关税等，迫使中国提高劳动成本，才是根本出路。但目前，要求中国提高劳动成本为时已晚，那是十多年前应该做的事，强迫中国购买定额商品，又勉为其难，现在美国想的，就只是逐渐与中国经济脱勾一条路了。一个过剩性全球经济，是无法将过剩危机外输的，危机必然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因此，必须在过剩经济在任何国家出现的最初阶段，由国际社会授权的有关国际机构去收取保护贸易平衡的顺差税，去阻止劳动成本过低的全球性过剩危机发展。

    除了贸易顺差把大量的资金吸入中国外，低劳动成本高投资利润，也使大量逐利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整个改革开放期，就是国际资金、资本流入、囤积，并与中国国内高速积累的资本一道，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高锋期。但这个时期己经结束，一个相反的，资金、资本流出，经济萎缩、崩溃的时期开始了。无论你经济改革也好，不改革甚至退到公有制计划经济也好，无论你政冶体制政革也好，还是向毛时代倒退也好，都无可避免要进入这个时期，这是分配不公经济失衡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只能在经济崩溃后或崩溃过程中去寻找出路。

    危机过后，摆在中国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是走邓小平经济向右、利用市场效率，政治维持向左、维持专制的路线；二是回到毛时代计划经济加独裁专制政治的路线；三是经济向市场化深入改革，政治向民主法治方向改革的路线。第一条路线，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是一条死路，它已走到死胡同的尽头。这是一条永远都无法改变官商勾结，腐败和残酷剥削，贫富悬殊，导致国民收入的投资消费比例严重失衡，经济危机频发的死路。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恶的一种资本主义，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严重带有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无论左派或右派都在反思、否定改革开放所走过的历程，为什么不可逆地越来越腐败？贫富差别越来越恶化？经济发展的路子越走越窄？有人开始怀念毛时代，特别是那些没有在毛时代生活过的中青年，以及忘记那个时代的饥饿贫穷和残酷斗争的过来人，他们幻想着今天的虚假繁荣能与过去那个虚假的平等、虚假的绝对平均的结合，他们想走第二条路。实践证明这也是一条经济上死气沉沉、政治斗争轰轰烈烈，一条使中国闭关自守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状态的死路，既不会有今天的畸形繁荣，甚至过去的虚假平等都不可再现。只有第三条路，即民主法治体制下的现代资本主义之路，才是中囯唯一的活路。一说到资本主义，人们立刻想起马克思关于资本对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剥削和资本主义周期经济危机的理论，其实这是马克思为其阶级斗争和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服务而提出，误导整整一个时代的谬论。随着民主法治制度的完善，通过民主议会的立法，己从资本家手中夺回很大部分收入分配权，从而使收入分配趋于公平合理，体现为投资消费比例的均衡。三条道路中，这是唯一一条能使收入分配不断趋于公平合理的道路。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大量资本流入中国，全球性资本积累，主要实现在中国，加上中国自身资本高速积累，造成结构性严重失衡。中国经济失速，又导致大量资金、资本流出中国，很大一部分流入美国。由于美国实行的各种政策，失血而资金流入美国的，除了中国还有许多发展中囯家，全球性资本积累转向并大量实现在美国，推动美国经济高速增长，失业率大降。这一过程也走到了尽头。现在要考验的就轮到美国了，你是继续维持高速引入大量资金、资本的政策呢？还是适度减少国际资本流入，使之与本国资本积累共同维持投资的均衡增长，刚好维持持续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呢？如果是前者，那么很快就会出现产能和资本的过剩，被迫流向房地产、股市、债市…等领域，在那里吹起一个个泡沫。这些泡沫的连锁破灭，最终必然挤爆美国的金融，那么很快就会发生经济危机。有人批评中国经济脱实向虚，他们不知道脱实，是高投资低消费、经济畸形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产能大量过剩的必然。权贵和民营资本在实体经济都已无利可获，向虚是经济危机前过剩资本之间的搏杀，大资本灭掉小资本和散户，进而灭掉经济所剩最后一口气的消费的过程。美国总统川普就特别喜欢那个股市泡沫，似乎股票价格越高越好，他没有看到泡沫破灭后就是危机。川普特别欣赏美国经济的高成长，他为失业率的步步新低而沾沾自喜，吹为自已的重大成就，而没有看到面临的危机。成功的商人并非经济学家，他看到更多是当前的经济运行和利益，他两眼放光地渴望着资金更多更多地流入美国，因此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非常大。国际的资金、资本，曾大规模地依次流入、流出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中国，同时又反复流入、流出美国，时而这边失血，时而那边失血，总是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对世界经济稳定和均衡发展都造成极大的危害。当美国经济又发生危机时，走投无路、无利可图的过剩资本又要流出美国了，但流向何方呢？在地球东部一极的中国，产能已严重过剩，美国通过贸易战把它的产能锁死，不准输出，让中国自已去消化。然后在西半球另一极的美国，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又迅速重复再造一次资本过剩。过剩的资本会再流入日本、德国…或中囯吗？不可能了。流向东南亚、南美等的发展中囯家吗？它们国内的收入分配也已严重不公和失衡，其经济增长也需要大规模产品净输出的海外市场，没有巨大的海外市场，资本就不会流入。经过中国、德囯…的过剩输出和市场竞争对全球性劳动成本的压制后，这样的海外市场还有吗？没有了。那么，这些国家能大规模吸收美国过剩的资本吗？不可能，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困局。继2008年后，如果美国在一两年内再次发生危机，而中国经济又远远没有从谷底走出，甚至还没有跌到谷底，加上欧盟、英国经济的不景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国际流动性不足及内部收入分配不公决定的购买力低下，对过剩资本的承接力有限。也许印度能成为重要的接力者，它人口年青，数量巨大，科教文发展迅速。但它如果要走一条均衡发展的道路，就不应该走中国畸形高速增长，压抑国内民众消费、压抑劳动成本，不顾一切去追求更高资本积累和投资的发展之路，就不需要大规模的国际过剩资本去取代本国的资本积累（发展初期不妨可多吸收一点），成为一种依赖，最后挤爆印度经济又迅速撤离而陷入困境。印度如果能以本国民生最合理的提高为甚础来发展经济，由本国的储蓄和投资作投资主力，适度吸收外资并着重于技术引进，让经济一步一步稳健地增长，在接近充分就业前逐步将增长速度降低到自然增长速度的水平，与自然增长平稳衔接。这样的经济增长，避免了中国式急功近利、拔苗助长、不可持续、提早衰老的增长模式，使印度能持续更长更长时间的均衡增长，为追赶型经济增长创造一个全新的模式。就且前印度的情况来看，实现这样的经济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是，印度就不会成为规模承接美国经济回落而溢出的大量过剩资本。全球性过剩资本、过剩产能将大规模浮现，这就决不是1998、2008那种全球经济中的局部危机了，也不会再有一个象中国那样巨大的经济体，自杀式地去承托起全球经济，用4万亿投资向史无前例规模的产能过剩经济拐点狂奔而去了。它将是全球性经济危机灾难性的总爆发，是将全球性收入分配不公、全球性消费不足投资过度导致全球性经济失衡的总爆发。现在就看美国如何拿掐了，我们拭目以待

    武汉新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可能加速资本从中囯流出，某程度上又抑制国际资本向美国流入。但这些资本总是要找出路的，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有能力将其引向落后，亟需资本和枝术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也获得极好的发展机会。但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本国发展的基石之上，而不是外向型，以持续低劳动成本、低出口商品价格，为资本抢占国际市场并获取巨额利润，破坏国际贸易平衡的模式。非常稳健地逐步提高它们的劳动成本和民众生活水平，控制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最后平稳地与均衡的、持续充分就业的、使国民获最大效用的经济增长相衔接。这样的追赶式增长模式的优长之处是：一，维持互补的国际贸易平衡；二，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和民众所获效用最大化，生活水平最大可能不断提高；三，发达国家获相对价廉且合理的进口产品，同时优质产品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会不断扩大；四，国际资本游走于发展不平衡的各国经济间，并从中适度获利但不至过度，避免大量涌入、过量投资、产能过剩，最后又不得不突然大量流出，使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突然失血而空洞化；五，发展不平衡的国际经济在在国际资本流动的滋润下逐渐趋于平衡。接受我的均衡理论，世界经济就象一匙密糖放入一杯清水中，开始只有部分水是甘甜的，但随着密汁的流动，最后整杯水将不断趋向一样的甘甜。经济全球化必须走这条路，必须按均衡理论进行改革。否则，水杯将破碎，经济全球化必将失败。

文后语：本文除说明全球性经济所面临的困局外，更重要是通过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社会所获效用（生活水平）最大化与经济均衡三者的内在统一，再次引出我多年一直强调，但致今仍未被经济界认识的一条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社会需求和供给的总量与结构，决定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受其约束，并随之提高而向高端运动。当社会从中所获总效用，达到当前社会劳动生产力所决定的最大值时，经济才是均衡的，否则就是失衡的，失衡及其引发经济波动或危机的程度，取决于所获总效用偏离最大值的程度。这个原理涵盖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本文所讨论的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和纵向产业结构均衡、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只是该原理在经济一个层次上的体现。此外的层次还有：一，个体的消费者均衡及其组合而成的社会消费结构均衡；二，劳动（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比例的结构均衡；三，产品生产、消费与环境保护所用时间比例结构的均衡。所有这些层次的结构均衡，都是以社会所获效用是否最大化为标准的，都是社会所获效用最大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那一层次偏离效用最大化、偏离这一均衡原理，都会引发不同程度的波动和调整、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和灾难。包括多层次结构均衡的这一整体，是随各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向前运动的。这个重要的经济学原理，相信总有一天会被经济学界所认识。此外，本文没有对财富拥有贫富差别与收入分配不公这两个既不相同又相互关联的概念进行讨论，因为它涉更多理论问题，需另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