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生存方式衝突理論比修昔底德陷阱和歷史終結論更強大 生存方式衝突事關國家利益的衝突。但是國家利益的衝突可以分為生存方式同質國家間的低烈度的利益衝突,這種衝突甚至在霸權爭奪中也不一定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質,可以求同存異。例如美國與英國的霸權爭奪中也並不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質。這種生存方式同質國家之間國家的低烈度利益衝突理論,將修昔底德陷阱理論分解成兩類不同的修昔底德陷阱。一是生存方式同質國家間的低風險的,不具你死我活性質的修昔底德陷阱(例如民主國家間無戰爭理論),二是生存方式異質國家間高風險的。具你死我活性質的修昔底德陷阱。 生存方式衝突理論對歷史終結論也具有更強大的解釋力。生存方式衝突理論下的歷史終結與何種生存方式沒有必然的關係。例如大中國地區的春秋戰國歷史上的生存方式大一統和歷史終結,就是由現代性所認為獨裁專制的秦政所達成。秦政大一統的結果終結了大中國地區歷史兩千多年。 國家利益的衝突還有另一種方式。如果兩個國家間的制度不但存在異質的衝突,還是國家舍此無以生存的制度,使得國家的生存方式轉型成為不可能的事情,由此造成兩國家間的基本利益高烈度的,你死我活的衝突。這樣的國家不可或缺的異質生存方式的衝突,就不可避免的演變成為國家間的生死存亡的衝突。前蘇聯崩潰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異質生存方式衝突的你死我活性質的兇險性,本來就存在,只是在前蘇聯崩潰之前深藏水下,沒有完全浮出水面而已。 前蘇聯的崩潰將異質生存方式的你死我活性質大白於天下,也震驚了全球,也把與前蘇聯生存方式同質的國家嚇壞了,引以為戒,警鐘長鳴(特別是新中國)。俄羅斯更是不惜以死抗爭,以核戰爭相威脅。現在美中俄都都感受到其致命的威脅。 這導致全球國家(特別是美中俄)都在不予餘力的維護國家生存方式安全。從俄羅斯崩潰中分裂出來的普丁的俄羅斯,更是不惜發動俄烏戰爭,以維護俄羅斯的生存方式的安全。 國家間的異質的制度衝突,是否演變成你死我活的異質生存方式衝突,取決於衝突雙方的國家,能否在生存方式大一統之下生存下來,如果能,就不會演變成異質生存方式衝突。例如,前華約國家的東歐國家很大的一部分,成功完成了異質國家制度的轉型而生存了下來,避免了東歐國家與西歐國家間的異質國家制度,演變成你死我活的異質生存方式衝突。當年葉利欽的俄羅斯也曾經試圖走東歐國家以制度轉型,作為化解你死我活的異質生存方式衝突的出路。但是葉利欽發現對於俄羅斯來說,國家制度轉型之路越走越兇險。終止了轉型的進程。 以長期專政為標誌的俄羅斯的國家制度,雖然在歐洲看來是獨裁專制的長期專政制度,但是對俄羅斯來說,卻是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最後葉利欽不得不借用普丁之手終止制度轉型,然後不得不在全國普選的名義下維護一黨長期專政,以維持國家的長久治安。至此,俄羅斯與歐洲不可避免的陷入你死我活的異質生存方式衝突,成為俄烏戰爭的根源。 其實俄烏戰爭不在於土地,而在於歐洲和俄羅斯都在極力維護自身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這呈現為不可雙贏的異質生存方式衝突,結果只有你死我活,猶如美蘇冷戰。 因此我可以理解,由於中美兩國的國家制度都是中美兩國生存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因此,這意味着中美之間衝突,並不僅僅是自由民主制度和獨裁專制制度衝突那麼簡單,還上升成為不可雙贏的,你死我活的異質生存方式衝突。而大中國地區的春秋戰國歷史證明,異質生存方式衝突,最終都走向生存方式大一統,歷史的終結。 當年的五百年春秋戰國戰亂衝突,主要是分封制諸國和長期專政的中央制的衝突,最後演變成了大中國地區的生存方式大一統,歷史的終結,結果眾所周知,是秦始皇的秦朝秦制勝出。這說明,秦政在大中國地區也曾經有着推動生存方式大一統,終結歷史的能力。 現在回頭看來,秦始皇秦政的成功標準,不在於秦始皇的秦政獨裁專制與否,而在於其是否能解決當初中國地區春秋戰國的五百年動亂。 秦始皇的大一統戰爭很殘酷,大一統的結果也很專制很獨裁,但是相對於五百年的春秋戰國動亂而言,也許還是小巫見大巫。 春秋戰國時期的大中國地區也是承受了五百年的戰亂,才能接受秦始皇的秦政大一統,歷史的終結。所以,你可以指責秦政獨裁專制,殘酷血腥,但是你無法否認只有秦政才可以順應春秋戰國時期的生存方式大一統的歷史潮流,終結中國地區春秋戰國時期的五百年動亂。因此,就算是秦朝因為殘酷無情二世而亡,也阻擋不了分分合合的大中國地區,百代皆行秦政,終結中國生存方式歷史兩千多年。 如果制度的衝突事關國家生存 ,就變成了多重的衝突-制度的衝突,支撐制度的文明文化衝突,國家的生存方式的衝突。生存方式的失敗,就意味着文明文化的困境,民族的災難和國家的崩潰。 所以,我理解中美之間的民粹主義的憤怒和仇恨。儘管從自由民主生存方式的價值觀來看,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獨裁專制,萬惡不赦。但是,在很大一群中國人看來,當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成為中國賴以生存的制度-生存方式,當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給中國帶來了統一和強大的時候,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的獨裁專制,那就成為生存不可擺脫的代價,相當的一部分中國人也願意挖空心思為獨裁專制的長期專政生存方式尋求正當性。因為他們只能生活在中國,僅僅是為了生存,他們也不希望國家因為亡生存方式亡國。 你們說他們不嚮往自由民主的生活?他們當然嚮往。自從1840年他們知道了有自由民主制度這一個神奇的東西,百年來都在不斷地追求。問題是他們發現(以毛澤東和鄧小平為首),自由民主制度有很大的可能會毀掉他們國家的生存方式,導致國家崩潰。求生存的願望高於他們對獨裁專制的長期專政生存方式的恐懼,他們心中對自由民主生存方式的恐懼越來越大,仇恨的烈火就會越燒越旺。因此,哪怕是只有一線希望,也希望通過維護國家不可或缺的長期專政生存方式以保家衛國。斯大林、毛澤東、習近平、普丁因此成為他們心中保家衛國的英雄。在他們看來,如果中國只能以秦政-長期專政制度為國家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那麼擁抱自由民主生存方式不過是擁抱死亡,無異於如前蘇聯那樣自取滅亡。 但是現在世易時移,能否適應當今時代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發展趨勢,是考驗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是否可以存續的關鍵中的關鍵。新中國的長期專政府也在不予餘力通過力保國家的可持續高質量經濟和平發展,來證明獨裁專制的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之合法性。他們甚至不惜重塑勝利者歷史記錄(例如不再出版柏楊白話資治通鑑,不再提孟姜女哭長城),試圖在中國人的歷史記憶中抹去天價周期律政權更替的巨大歷史陰影。 生存方式衝突也可以解釋大國爭霸的修昔底德陷阱結果的為何存在兩種結果。生存方式同質國家之間的大國爭霸的結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例如生存方式同質的美英的大國爭霸,就沒有走向你死我活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困境。但生存方式異質的美蘇爭霸就沒有那麼幸運,結局是陷入了你死我活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困境。 歐俄在歐洲地區的爭霸,也是異質生存方式衝突,也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質,必然在修昔底德陷阱中越陷越深。普丁就認為,俄烏戰爭的勝負事關俄羅斯的生死存亡,勝即生,敗即亡。 也許我們不能確定美國是否能在長期專政制度下生存,也不能確定中國能否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生存。但是,前蘇聯已經證明其既不能在長期專政生存方式下長治久安,也不能在自由民主生存方式下長治久安。從這個視角來看,前蘇聯是亡生存方式而亡國,生存方式轉不轉型都絕對是失敗者,無可救藥。 在生存方式衝突理論看來,修昔底德陷阱和歷史的終結不是取決於何種制度,而是取決於何種制度和何種歷史趨勢的共鳴。 秦政在大中國地區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大一統中的成功證明,就算是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獨裁專制的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如果與歷史的趨勢共鳴,也可以成為生存方式大一統勝出者。 秦政在戰國時期的生存方式大一統中勝出的結果,是大中國地區百代皆行秦政,終結中國地區生存方式爭霸歷史兩千多年(前221-1840),直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才受到致命的挑戰。 由於1840年的鴉片戰爭強行將生存方式異質的東西方匯合在一起,將全球變成一個世界(天下),大中國地區兩千多年的生存方式大一統,歷史的終結的天下,才遇到兩千多年未有的,全球性的生存方式大一統和歷史終結的全新挑戰(例如分裂出生存方式異質的自由民主的台灣)。 我們甚至無法想象,如果沒有1840年的煙片戰爭強行將東西方連成一個世界,引發數千年未有的全球性生存方式大一統和歷史終結的新挑戰,兩千多年在大中國地區所向無敵的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還會終結大中國地區的歷史多少年。 但是歷史沒有如果。真實的歷史是,在東西方隔絕的年代,大中國地區就是中國人眼中的全天下,而秦政就是唯一可行的生存方式,是大中國地區歷史的全部。 但是1848年的鴉片戰爭改變了這一切。大中國地區天下的大一統,歷史的終結,遇到了全球性(全天下)的大一統,歷史的終結的挑戰。這是從大中國地區的歷史終結向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歷史終結的歷史性大跳躍。對大中國地區的歷史來說,絕對是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 中國人曾經躺在秦始皇秦政所創造的,大中國地區的生存方式大一統的成果中長達兩千多年,長期與世隔絕,不思進取。不知道中國地區的歷史只是世界歷史的一部分,不知道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之外還有另類的生存方式。中國人的大中國地區的歷史終結,終於要面對數千年未有的世界性的歷史終結的終極挑戰。 問題來了。中國人身不由己的被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連推帶打,身不由己的從自我感覺良好的中國地區的歷史的終結,連滾帶爬的進入世界性歷史的終結的進程。那麼兩千多年前一統中國地區的秦政-長期專政生存方式,是否還可以與當今可持續高質量和平發展的世界趨勢產生終結歷史的共鳴呢? 生存方式衝突理論,是歷史現實主義的理論。它對任何人類世界曾經出現,和將會出現的生存方式沒有成見,其對生存方式和生存方式轉型的最重要,最關鍵的關注點,就是是否與世界的發展趨勢產生共鳴,這決定了是何種生存方式可以在當今全球性生存方式大一統和歷史終結中勝出。 人類歷史上的社會、國家都曾經在所謂的原始社會、奴隸社、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中掙扎求生,建立賴以求生的制度,追求更強大的生存方式大一統(如大帝國,如大一統)。從原始社會的生存方式大一統和歷史終結,到一個大地區的生存方式大一統和歷史終結,再到世界性的生存方式大一統和歷史終結。其中,生存方式和歷史發展趨勢的共鳴是決定性的因素。 生存方式的勝出,只與結果有直接的關係,與是否民主自由獨裁專制,是否野蠻,是否道德沒有直接的關係。殘酷無情,如狼似虎,曾經坑殺40萬趙兵秦朝秦政,最終在大中國地區的生存方式大一統和歷史終結中勝出證明了這一點。 當年希臘的民主之失敗也證明了這一點,血跡斑斑的世界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什麼樣的時代需要什麼樣的生存方式,什麼樣成功的國家,什麼樣的歷史的終結。如狼似虎,殘酷無比的秦政對於中國人來說不是問題,因為秦始皇以秦政實現大中國地區大一統,成為終結大中國地區歷史的千古一帝。 生存方式衝突理論是現實主義理論,儘可能避免先入為主,意識形態偏見。為不同的生存方式提供可供共用的理論框架。既可以解釋秦始皇的成功,也可以解釋戈爾巴喬夫的失敗。可以理解毛澤東的憤怒,也可以理解普丁、習近平,甚至是川普的民粹主義的回歸。因為他們都在為國家生存,為國家的生存方式而鬥爭。 中國歷史上有春秋戰國無義戰的說法,但是在大一統中勝出的就是千古一帝。什麼驪山宮,什麼陳勝吳廣起義,孟姜女哭破長城,只是歷史枝葉,不是歷史主幹。主政者想提就提,不想提就埋起來。無法無天的毛澤東一樣是開國功勳。四個偉大。 生存方式上的道德差異並不構成生存方式的失敗。坑殺四十萬趙兵的秦朝,餓死三千萬中國人的新中國都可成為成功的國家。僅僅是因為它們通過生存方式大一統的方式,一統了大中國地區。不管是以什麼生存方式,用什麼樣的手段。 在生存方式衝突理論看來,張維為的文明型國家有其合理之處。所謂文明的國家,也就是一個足夠大的,能夠駕馭和統合多民族的,多宗教,生存方式大一統的國家。據此,張維為說中國不是一個民族的國家,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是有其道理的。 張維為也曾經給歐洲一個忠告,歐盟的前途應該是建立一個駕馭和統合多民族,多宗教的生存方式同質的文明型歐洲大國,而不是生存方式同質的,眾多民族國家間的聯盟。 按照當前的全球性生存方式大一統的趨勢,歐洲的前途不在於歐盟式的多個民族國家的聯盟,而在於多民族結成的,生存方式大一統的文明型大歐洲國家。歐盟入盟的條件是生存方式同質,這是對於建立一個生存方式大一統的文明型的大歐洲國家一個很好的方向。 文明的衝突實質上是生存方式衝突。要解決文明衝突,首先就要解決生存方式的衝突,文明型國家的建立,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生存方式大一統的問題。 當初中國地區的春秋戰國時期,秦始皇遇到的問題就是多民族國家和生存方式大一統的問題,並強行給出自己解決的方案-以秦政實行生存方式大一統。從此大中國地區的各民族通過分分合合的生存方式大一統過程,成為文明型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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