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的第三個秘密：為什麼當年西方左派熱烈支持霍梅尼？

作者.   草頭大將軍，仁義勇公子

回顧1979年的伊朗神棍革命，有一個歷史現象至今令人感到困惑：

除了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為什麼當時許多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媒體和政治活動家，竟然對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表示讚美甚至大力支持？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似乎是完全不可思議。因為伊朗革命建立的是一個極端的退化的落後的宗教神權體制，而不是真正現代民主制度。

但在1978—1979年間，這種支持卻真實存在。

理解這一現象，有助於理解當時西方政治思潮的一個重要特點。

一、在很多西方人眼裡，革命是一場“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

當時的國際背景是冷戰。

在很多西方左派的意識形態框架中，世界政治被簡單地分為兩類力量：

1，反帝國主義陣營（包括社會主義陣營）

2，帝國主義陣營

伊朗國王

Mohammad Reza Pahlavi

被普遍視為美國在中東的重要盟友。

因此，在很多左派看來：

推翻王朝，就等於反抗帝國主義。

這種思維方式導致一個簡單的邏輯：

凡是反對親美政權的力量，都被視為進步力量。

二、許多人誤以為伊朗宗教革命會帶來自由

當時很多西方觀察者對伊斯蘭政治幾乎沒有深入了解。

流亡法國的宗教領袖

Ruhollah Khomeini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往往使用一些模糊而富有吸引力的語言，例如：

反對獨裁

支持人民參與政治

建立公正社會

這些表述很容易被理解為民主政治的承諾。

許多西方媒體因此認為：

伊朗革命可能會建立一種“宗教背景的民主制度”。

三、法國思想界的浪漫化想象

當時法國一些著名思想家甚至對伊朗革命產生了濃厚興趣。

其中包括

Michel Foucault

他曾兩次前往伊朗採訪革命。

在他的文章中，他把伊朗革命描述為一種新的政治現象——一種“精神性的政治運動”。

在他的理解中，宗教動員似乎能夠為現代政治提供一種新的可能性。

然而，革命成功後不久，伊朗迅速建立了嚴格的神權統治。

這一現實與許多西方知識分子的想象形成了巨大反差。

四、左派內部的嚴重誤判

後來許多學者反思這一歷史現象時認為，當時西方左派存在三個主要誤判。

第一，過度浪漫化群眾運動。

他們認為任何反抗現有政權的群眾運動都具有進步性。

第二，低估宗教政治的力量。

很多人把宗教看作傳統社會的殘餘，而沒有意識到宗教可以成為強大的政治動員工具。

第三，用意識形態框架代替現實分析。

當“反帝”成為唯一標準時，複雜的政治現實就被忽略了。

五、革命之後的現實

1979年革命成功後，伊朗迅速建立了新的政治結構：

宗教領袖擁有最高權力

政治反對派被清洗

嚴格的宗教法律體系建立

許多最初參與革命的世俗自由派人士反而成為第一批受打壓的對象。

這讓不少曾經支持革命的西方知識分子感到震驚。

六、歷史留下的深刻教訓

回顧這一歷史，人們逐漸意識到一個重要問題：

政治運動的性質，並不能僅僅通過它反對什麼來判斷，更重要的是看它要建立什麼。

如果只看到“反對誰”，而忽視“要建立什麼制度”，就很容易產生嚴重誤判。

1979年的伊朗革命，正是這樣一個典型例子。

七、歷史的複雜性

歷史往往比意識形態想象更加複雜。

當年的伊朗革命既包含社會不滿、政治鬥爭，也包含宗教動員和國際因素。

正因為如此，它不僅改變了伊朗，也深刻影響了此後幾十年的中東政治。

而那些曾經把這場革命視為理想化運動的人，後來大多不得不重新思考他們當初的判斷。

至此我的【1979伊朗革命三部曲】基本結束

一，《伊朗革命其實差一點失敗》

二，《CIA的致命誤判》

三，《為什麼西方左派曾支持霍梅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