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身为进攻方的伊朗花了多少钱呢?据伊朗媒体统计,由革命卫队发射的约110枚弹道导弹、45枚巡航导弹和170架“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的总价仅为6200万美元。一边是一夜“烧”了十几亿美金的以色列,另一边则是花了不到1亿美金的伊朗,这波较量究竟是谁赚谁赔,各位的心中都有数了吧?这么一想,要是伊朗多来几轮类似的攻击,那以色列怕是要因此类不对等消耗而“赔到裤衩都不剩”。
对于我们来说,吃瓜看戏固然过瘾,但也不能忘记居安思危。如果在未来某天的潜在军事斗争中,中国可能也会面临来自敌方各类低成本弹药的“饱和打击”,那又该怎么办呢?会像以色列这样陷入只能用高成本弹药拦截低端来袭弹药的困境吗?对此,笔者的态度还是相对乐观的,这种乐观一方面源于中国与以色列截然不同的地缘战略环境,另一方面也与我们自身的军工技术实力有关。
在地缘环境上,中国与以色列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即前者有着后者所不具备的广袤领土。以色列领土面积十分有限,国内几乎没有人口稀少的地区,很多易遭打击的重点设施更是只能布置在人口稠密的平民居住区内。受此影响,以色列军方几乎无法用电子干扰等“软杀伤”手段拦截自杀式无人机和导弹。因为即便来袭弹药受电子干扰的影响而中途爆炸或偏离目标,落下的弹药破片或完整战斗部也有很大概率会击中平民区,造成巨大的损失,故只能选择技术难度高且成本花费大的“硬杀伤”拦截。
相比之下,中国不仅可让许多易在战时被瞄准的重点设施远离人口稠密区,就连城镇与城镇之间,都存在诸多人烟稀少(甚至是无人居住)的地域。这样一来,中国就在反导/反无人机一事上有了更加丰富的选择,起码不用像以色列那样只能使用“硬杀伤”手段。
得益于国内在电子工业领域的持续发展,中国已经列装有多款对空探测范围远、目标跟踪能力强且定位精度高的防空雷达,也装备了很多具备远程强电子干扰能力的定向/全向电子干扰系统。在面对来袭的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和低端巡航导弹时,我们可在远程预警雷达的帮助下尽早发现威胁,并在来袭弹药尚未接近之时就启动强电子干扰,诱使其自毁或偏离目标。无论是取得了哪种效果,只要这些弹药所产生的杀伤仅局限于远离人口稠密区的郊外或无人区,那敌方的打击行动基本就可被视作是无效的,我们也根本不用向空中倾泻大量的防空反导类弹药。
当然,来袭的敌方弹药虽然可能在技术和价格上很低,但威胁程度并不低。无论是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还是老式的亚音速巡航导弹,只要在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那破坏力仍是巨大的,对抗起来也很难,故我们不应将“低端装备带来的威胁”混淆为“低烈度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仅依靠强电子干扰这一种手段肯定是不够的,解放军需要列装多种“低价格但高效能”的武器,以“低端装备饱和式运用”来应对敌方的“低端装备饱和式运用”,且要做到拦截手段的“软硬兼施”。
笔者以为,二战时期德国在本土防空作战中打造的专用防空塔,或在今天有了越来越大的“复活”可能性。如果在城市或重点设施的外围布置一定数量的防空塔,并在塔上集中部署强电子干扰系统、发射成本低的激光照射武器、低成本反火箭弹拦截弹和速射炮等,就能以防空塔为圆心,构筑起一道可覆盖一定范围空域的防空反导火力网。在这个火力网内,根据上述装备发挥效能的距离远近不同,我们可对敌方海量来袭的低端弹药实现多梯次拦截,尽量提高拦截成功率。
面对弹道导弹等高端来袭弹药,防空部队自然要以同样昂贵且先进的导弹,去实施末段反导和中段反导。但在面对低端来袭弹药时,就该轮到防空塔及塔上部署的种种低端防御装备登场了。所幸的是,国内军工业在诸多领域都有很多性能优秀的货架产品,如JN1199大功率电子对抗干扰系统、“寂静猎手”激光反导/反无人机系统和“1130”近防速射炮等。无论是“软杀伤”还是“硬杀伤”,我们均可做到游刃有余。
不仅要“以高打高”,更要做到“以低打低”,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种种未来战争的需求。以色列这种“以高打低”的玩法,这无疑是反面教材,我们绝不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