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情报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进入权问题：中国在全球安全研判中的结构性劣势
近年来，从俄乌战争爆发前的误判，到印度洋地区对美军航母战斗群的近距离尾随却未能同步识别伊朗危机的临界性，再到美军迅速控制马杜罗并导致中国在委内瑞拉巨额投资遭受实质性损失，一系列事件表面上看，似乎揭示出中国对全球军事与安全态势研判能力的不足。
然而，如果仅将这些现象归因于分析失误或判断水平问题，反而低估了问题的深度。真正值得关注的，并非中国是否“会分析”，而是其在当代全球安全体系中，是否真正掌握了与自身军事实力和国家体量相匹配的关键信息进入权。
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情报体系的资源配置具有高度一致的优先顺序：其一，围绕西方工业体系、关键技术与军事装备的情报获取；其二，对前沿军事技术与作战体系的持续追踪；其三，服务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沿线国家政治协调与安全保障。这一取向在中国高速追赶技术、快速扩展海外经济利益的阶段，并非非理性选择，甚至可以说具有现实必然性。
但代价同样清晰。中国在真正的地缘政治与高烈度军事冲突热点地区，长期处于结构性被动位置。缺乏稳定的同盟网络、前沿军事存在与深层情报协作渠道，使其情报工作并非“失职”，而是在客观条件下无从入手。结果并不是信息真空，而是更为关键的缺失——无法持续掌握那些发生在战争爆发、政权更迭或突袭行动之前的内部决策信号。
这一结构性劣势，在俄乌战争前夕表现得尤为明显。2022年初，美军与美方情报机构在战争爆发前一个多月，即开始高频、公开地释放俄罗斯即将全面入侵的预警信息。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与分析者，仍将这些表态视为心理战、舆论操控或政治施压，甚至公开加以嘲讽。事实证明，美方并非在推测俄罗斯“是否会打”，而是在确认一个已经完成、且不可逆的内部决策过程。
这种能力并非来自单一技术优势，而是源于美欧长期构建的立体化全球信息结构。美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七百余个军事基地，构成持续运转的前沿感知网络；其在轨卫星数量与功能类型保持压倒性优势；而所谓“五眼联盟”，仅仅是这一体系最内核的一环，其外还叠加着多层正式与非正式的情报共享网络，纵横交错，覆盖盟友军队、情报机构、外交体系乃至部分非国家节点。
相比之下，中国在军事平台层面并不缺乏存在感，但在情景级与后果级判断上，仍难以及时进入关键时间窗口。这解释了为何中国往往能够在事件发生后迅速理解局势逻辑，却难以在事件发生前完成有效的风险规避与战略对冲。问题不在于“看不见”，而在于进入得太晚。
归根结底，这并不是能力问题，而是结构问题；不是分析方法问题，而是地缘地位与信息主权的问题。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大国竞争的核心已不再是信息总量的堆积，而是谁能够更早触及那些决定行动是否不可逆的决策节点。在这一点上，中国仍未建立起与其全球利益规模相匹配的情报进入权，而这，才是近年来一系列战略被动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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