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情報不是能力問題,而是進入權問題:中國在全球安全研判中的結構性劣勢
近年來,從俄烏戰爭爆發前的誤判,到印度洋地區對美軍航母戰鬥群的近距離尾隨卻未能同步識別伊朗危機的臨界性,再到美軍迅速控制馬杜羅並導致中國在委內瑞拉巨額投資遭受實質性損失,一系列事件表面上看,似乎揭示出中國對全球軍事與安全態勢研判能力的不足。
然而,如果僅將這些現象歸因於分析失誤或判斷水平問題,反而低估了問題的深度。真正值得關注的,並非中國是否“會分析”,而是其在當代全球安全體系中,是否真正掌握了與自身軍事實力和國家體量相匹配的關鍵信息進入權。
在過去二十年中,中國情報體系的資源配置具有高度一致的優先順序:其一,圍繞西方工業體系、關鍵技術與軍事裝備的情報獲取;其二,對前沿軍事技術與作戰體系的持續追蹤;其三,服務於“一帶一路”框架下的沿線國家政治協調與安全保障。這一取向在中國高速追趕技術、快速擴展海外經濟利益的階段,並非非理性選擇,甚至可以說具有現實必然性。
但代價同樣清晰。中國在真正的地緣政治與高烈度軍事衝突熱點地區,長期處於結構性被動位置。缺乏穩定的同盟網絡、前沿軍事存在與深層情報協作渠道,使其情報工作並非“失職”,而是在客觀條件下無從入手。結果並不是信息真空,而是更為關鍵的缺失——無法持續掌握那些發生在戰爭爆發、政權更迭或突襲行動之前的內部決策信號。
這一結構性劣勢,在俄烏戰爭前夕表現得尤為明顯。2022年初,美軍與美方情報機構在戰爭爆發前一個多月,即開始高頻、公開地釋放俄羅斯即將全面入侵的預警信息。當時,包括中國在內的多數國家與分析者,仍將這些表態視為心理戰、輿論操控或政治施壓,甚至公開加以嘲諷。事實證明,美方並非在推測俄羅斯“是否會打”,而是在確認一個已經完成、且不可逆的內部決策過程。
這種能力並非來自單一技術優勢,而是源於美歐長期構建的立體化全球信息結構。美軍分布於世界各地的七百餘個軍事基地,構成持續運轉的前沿感知網絡;其在軌衛星數量與功能類型保持壓倒性優勢;而所謂“五眼聯盟”,僅僅是這一體系最內核的一環,其外還疊加着多層正式與非正式的情報共享網絡,縱橫交錯,覆蓋盟友軍隊、情報機構、外交體系乃至部分非國家節點。
相比之下,中國在軍事平台層面並不缺乏存在感,但在情景級與後果級判斷上,仍難以及時進入關鍵時間窗口。這解釋了為何中國往往能夠在事件發生後迅速理解局勢邏輯,卻難以在事件發生前完成有效的風險規避與戰略對沖。問題不在於“看不見”,而在於進入得太晚。
歸根結底,這並不是能力問題,而是結構問題;不是分析方法問題,而是地緣地位與信息主權的問題。在當今國際體系中,大國競爭的核心已不再是信息總量的堆積,而是誰能夠更早觸及那些決定行動是否不可逆的決策節點。在這一點上,中國仍未建立起與其全球利益規模相匹配的情報進入權,而這,才是近年來一系列戰略被動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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