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上书中央

“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约伯记》5:8）

1978年开春后不久，《人民日报》报道了高教部选拔留学生去美国攻读学位的消息。这是1949年10月1日以来当代中国史上第一次向美国派遣留学生。

1979年春，我欣喜地收到美国威克·弗莱斯特大学鲍曼•格雷医学院（Wake Forest University，Bowman Gray School of Medicine）院长签发给我的IAP-66文件，标明该医学院向我提供全年六千美元的研究基金。我报到日期为1980年6月30日。必须持有IAP-66，外国访问学者才有资格向美领事馆申办赴美签证。我把这份文件译成中文后，连同我写给豫北医专领导的信，亲呈校党委，请求准许我申办赴美手续。

当年我这有似“天方夜谭”的奇闻迅速传开后，听到的人无不震惊。有人说：“这可能吗？他吃了豹子胆啦？”还有人为我的大胆行动深捏一把汗，只怕我会“羊肉未入口，先惹一身羶”。八年前“文革”（1971年）时，我这“骨子里也反动”的人，被人“批斗”，说我有“投敌叛国”思想。万一“文革”突然还魂，届时去美未成，我将会面临何等逆境，无人能料及。

我的弟弟妹妹，只因出身“反动阶级”，入学及就业均屡遭坎坷，困难重重；而我在多次政治运动中都是被整肃的对象，竟还想去美国，真是谈何容易。

母亲和我的其他亲人为我申请去美的大事专心祷告。我结婚才四年，儿子刚三岁，妻子佑安给我倾心支持。我们没有可依靠帮忙的人，但心中平安，因为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若是出于神，就必亨通，因为“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创世记》18:14）。

校领导看了我的申请报告后，正色对我说：“你想去美国学习，一年还能有六千美元资助，合人民币九千元，是你现在工资的十倍，这可真是好事。可是，谁知道在这大洋彼岸，是否真有这么个鲍曼•格雷医学院？万一是美蒋特务设的圈套，把你骗走，佑安跑来找我要人，我可上哪去找你啊？”领导这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

他吸了一口烟，又对我说：“这样吧，想办法叫他们寄点有文字根据的材料来，可以确证真有这个大学和医学院。最好也和我们在华盛顿的大使馆联系一下，请他们查一查是否有这么个大学。”这番话说得我口服心服，哑口无言，可是要我写英文信和美方联系，还真有些困难。

在此关键时刻，神为我预备了和我妹妹结婚未久的曹又霖弟兄，他是上海复旦大学英语系教授。又霖十分热心地为我写英文信联系了鲍曼•格雷医学院等处。

一个多月后，我收到了鲍曼·格雷医学院寄来的大包校刊等材料，而我苦候我国驻美大使馆的回应，却似“泥牛入海无消息”。

校领导看了美方寄我的材料后对我说：“看来这大学医学院倒是真的。你自己去省里跑一趟，问问高教厅等有关部门，该怎么办理去美国的事”。

我很快就去了，但是白跑一趟。因为这些部门告诉我，他们“管不了有关出国的事情”。我向校领导汇报以后，他说：“你干脆直接上北京找卫生部和高教部等问问他们的意见。”

我带着校办公室盖了大印的介绍信，连夜进京。我走遍了高教部、教育部、卫生部等处，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高校教师赴美深造，目前只有‘公派’一条路。中科院刚向美国派了第一批留学生。像你这情况，美方直接发IAP-66给你，我们还从未听说过，更不知道如何办理。”在高教部时，我见到几位即将赴美的公派留学生，他们兴高采烈，喜形于色，令我十分羡慕。

我精疲力竭，十分失望地回到豫北医专，虽然自己专程到北京上访，但转了一大圈，但如何申请去美之事，依然一无所知，而Bowman Gray School of Medicine医学院规定我的报到日期是1980年6月30日。

时间过的很快，已是1979年秋，我心中突然产生一个意念，“为何不直接上书中央？”我很快地写了一封简要的信，附有IAP-66译文，分别寄给华国锋、邓小平及方毅三位国家领导人。

我在信中首先清楚写明我的家庭出身、海外关系、社会背景，以及“划右”、“劳教”、平反和“文革”中的遭遇以及再平反等复杂经历。我请党中央明确告诉我，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在新形势下是否符合出国条件，如不符合，务请明示，我一定安心在国内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

我向神日夜祈求，我深信若神许可并看为好，申办赴美的大事就绝非“不可能”。大约一个多月以后，党委组织部长对我说：“方毅副总理给你申请去美的事发了一个批文，你去保卫科看吧。”这位组织部长不是1962年我第一次平反时的那位组织部长。

我心怀忐忑，在万分惊喜中又有几分紧张的心情下去了保卫科。这份“红头文件，发自国务院，上面只有简单数语：“如无其它问题，可以准许李同光赴美”。我内心兴奋极了，但组织部长又对我说：“这事还不能定论，‘如无其它问题’究竟是指什么而言，我们还要搞清楚，但你的正式申请赴美报告，可以尽快交上来”。